旧站文章

 

编者按：2007年的李敖，这位中文圈子的明星学者、台湾政坛的老顽童，似乎要谢幕了，继他高调参选台北市长一无所获之后，在凤凰卫视开设了两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也宣告停播，有网友说，李敖已经“廉颇老矣”、“江郎才尽”。然而，李敖不会退出江湖，他表示，“决定在我的余生里面再次维护中华文学的尊严，去整理一些中国好的文字方面的东西。”英雄迟暮，壮怀不已。日前，李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起华语文化界，李敖不改狂狷本色，语言依然泼辣呛人。

我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您自己，现在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李敖：可以稍微客气一点，不讲500年，490年也可以！（哈哈）

南都周刊：在您的比较范围内，是否包括大陆的作家学者？

李敖：大陆的学者分为两类，一个是走科学的路子的，这就比较单纯，比较符合世界水准的。一个是走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这条路的，这一批人，除了考古一部分的之外，头脑都不聪明。“文革”以后，大陆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所以一涉及这方面，越来越糟糕，因为老的还有“文革”情结。

南都周刊：您认为中文圈子里，还有没有文化大师？

李敖：有！我要照镜子就出现了！

南都周刊：您可以评价一下大陆的文化名流吗？

李敖：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们有时候会逃避现实！出现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也许会有。可是那个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算。他们可能因此赚到一些钱，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在我看来大陆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南都周刊：最近大陆的季羡林老先生，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您认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师？

李敖：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中国有句老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国志，70岁以后，阿斗先投降，先锋也投降了。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南都周刊：您头上的高帽子也挺多的，是不是想有一天也表示要“脱帽”？

李敖：我和他们不是一类的人！他们可能是学者，我不是！我是中国有史以来可以为“臭老九”扬眉吐气的人！哪个臭老九像我那么神气啊？臭老九给人的感觉不是寒酸就是死掉、穷困、投降，都是这些！我是中国有史以来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唯一一个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为知识分子爽！我自己心态也好，从来不生闷气，像我的老师殷海光，他是得胃癌死的！得胃癌什么原因呢？很大原因就是心理不愉快！他是哲学家、思想家，结果得了这个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样。这是不对的，他不该得这个病嘛！你当个思想家怎么可以想不通呢？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快乐的状态。

我希望我未来怎么死掉呢？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够死于别人丈夫的枪下！（哈哈）

南都周刊：您在大陆很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大陆学者对您晚年的表现持批评的态度，这些反差是为什么呢？您自己是否有感受到？

李敖：我觉得那都是他们不懂，他们跟不上我的境界。（笑）就像易卜生那个小说（《人民公敌》——编者）里的斯多克芒医生一样，他是个先知者，等到你走到斯多克芒医生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又往前走了。他比你走得远也比你走得快，这批人跟不上嘛！对我批评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可以鉴定这个人的头脑是属于哪一类的，可以鉴定他的文化水平，由他对我的批评可以做个很好的测验。

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

南都周刊：您对大陆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怎么看？

李敖：“文革”以后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应该是能够享受到他们从没享受到的安定和发展机会，现在他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社会越来越上轨道的时候，兴风作浪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像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一个人苦闷的时候要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做海盗，海盗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现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自己选择？当整个社会都进入体制化里面，而个人的特色都很难显示出来，都被埋没掉了。

南都周刊：您觉得台湾的文化人与大陆的文化人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李敖：所受的遭遇不一样。可是，我认为他们水准都不行，都是一类的。台湾的文化是受了国民党文化的影响，大陆有那种文艺团体由政府来控制，台湾也有中国文艺协会，也是被控制的。这批跟着国民党走的人，我曾经讲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捧，你捧我，我捧你，像余光中这些人，余光中还算有些散文写得还好的。

可是你不进入这个核心，你就没有机会了！典型的例子，例如：台湾的联合报，联合副刊，过去都被（国民党）政治工作人员所垄断，别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台湾这些人在我看来，没有特立独行的人，可是又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在救国。

我的一个好朋友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台湾“外交部次长”，也是“驻南非大使”，他从南非回来时已经80岁了，他当时送了一个很好的象牙给我，他告诉我，他一直打从心里佩服我，却不敢和我来往，因为得好好做官，但他见我时已经80岁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当‘大使’了，所以我要把我对你的崇拜之情（表达出来），送一个礼物给你！”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分不清自己保护的是国家还是蒋家的天下。他们根本不敢问，问了之后怕自己会很失落。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五大信念，都没有了！他会失落。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女人不该搞政治，而您最欣赏的女人陈文茜却骄傲地说自己搞政治比您成功，您怎么看呢？

李敖：女人搞政治成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搞女人成功才有意义！（哈哈）

陈文茜他们都算失败的，他们都是靠民进党起家的，她当时做民进党的文宣部长，台湾的“废省”和她是有关系的。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许信良和李登辉是有秘密交易的，“夜奔敌营”这个典故就是说她和许信良的。台湾变得沉沦，陈文茜要负一部分责任。

台湾没有一个搞政治很优秀的人才！这里面有累积的效果，不像北洋时代那批人，因为他们看过清朝时代的那些官，至少他们有官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大人物。

台湾的官长得都像老鼠一样，我骂国民党的官都是人面兽心，民进党的官都是兽面兽心，长得都和贼一样，样子不成样子。

南都周刊：您前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北大变孬了。依您的意思，并非单单针对北大的领导，而是指向北大背后的某些人。对此，您是否有更详细的说法？

李敖：这样说起来，应该说全体都要负责任。那些领导还在领导你，而你又拿他没办法，这就证明你孬嘛！我们要用改变的方法去对抗阻碍我们发展的势力，要有技巧地去对抗它。

我很看不惯大陆人有很多人带有那种酸气，孟子说过：“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讲话酸溜溜的还怨天尤人，我觉得这种人是最没出息的。但这种人在大陆比例还极高。

要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精华

南都周刊：2006年大陆的国学热与读经热风起云涌，请问您如何看待国学热的兴起？

李敖：这很正常嘛！因为这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嘛！清朝为什么搞四库全书呢？因为本身有相当的趣味，他们就卷进去了，和政治无关嘛！因为它是逃避政治的一种工具。当然我也承认，国家强了之后，它会结合民众的精神这一部分的力量。像以色列一样，要学习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个已经死掉的文字，他们为什么要学呢？就是为了凝固他们自己的意识：“我是以色列人！我会我们的古典。”所以有这个作用。

南都周刊：前阵子有几个博士生发起公共信，呼吁抵制圣诞节。对于这种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交锋，您如何看？

李敖：要是会看书的人，就能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精华的地方，然后做某种程度的比对和融会贯通。这种东西要你读很多书，而又不把书读死，才能有这个效果。好比庄子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英国的文学家肖伯纳说：“偷一条面包关进监牢，偷一条铁路进入国会”。又好比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耶稣说：“把你喜欢的给别人！”同样的一个观念，耶稣就比孔子积极。你若是做这种文化上的比对，你会觉得挺好玩的。

南都周刊：您是胡适先生的追随者，但大陆民众的感觉可能觉得您的行事风格更接近鲁迅，您是如何看待他人的这种印象的？能否评价一下您心目中的胡适与鲁迅？

李敖：他们这种评估都是很落伍的。他们不了解真相，你什么时候看过鲁迅骂过日本人？鲁迅到临死前还是拿着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钱，不是吗？鲁迅有个很有趣的事情，你发现没有，他的书从来没有被禁过。所以我不肯定鲁迅。我肯定的是五四运动时的胡适。因为胡适的头脑比他们都好！他们那时候提到了“德先生、赛先生”。鲁迅反对议会政治，那是民主吗？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

大陆多数到今天还谈鲁迅的这些人，头脑真是不行。科学部分以外，物理、化学都有客观的评价。但一涉及社会科学：思想、文学、哲学，这些方面，是不及格的。

我太老了，不会做很远的规划

南都周刊：您涉猎很多领域，从政治、娱乐、文化，每个领域里您似乎都很成功，都有很大的名声。但其实您真正的身份还是应该定位在知识分子？

李敖：无法用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我，我也看不起那个东西，我也非常讨厌，什么学术？我不谈那个，学术和我无关，我也讨厌学术，可是我觉得真正把有用的知识能够活用能够融会贯通，我是独一无二的。

你从我演讲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那东西是做不了假的，现场做的，那个反应，那个语言神态那么快，那是技术问题。你要是说那样不是学术讲演，我也可以说：我又不是来做学术讲演，我是来逗你们玩的！中国有句古话：“能令公怒，令公喜。”我要你高兴你就高兴，我要你生气你就生气。我有这个本领啊！你看我在北大演讲就知道了，一开始大家很高兴，觉得我在挖苦连战，大家听得很乐。最后才发现，我在挖苦北大。

南都周刊：您在那次演讲时也曾经说过：等老得不能再工作的时候会回到大陆（如海南岛）安度晚年，现在这个初衷有所改变吗？

李敖：是啊！我喜欢住在中国的岛屿上面，因为它是大陆的一部分，距离大陆很近，可是它又孤身在外，不即不离的感觉，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选择海南岛还因为苏东坡在那里住了三年，他当时穷到连写字用的毛笔都没有，就那么狼狈。海南岛引起我的兴趣，当然海南大学也对我非常好，也给我聘书，并且给我一个房子，但我不敢接受。上海大学也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的聘书，所以比较起来，北京大学对我最不好最不友善（笑）。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我问他们：“为什么连战来的时候有红地毯，我却没有？”他们回答我说，因为我是去学术讲演。可是我不承认我是学术讲演，我说，那我现在开始讲，讲得好就是学术；讲得不好，铺红地毯还来得及。很显然这么讲是在挖苦北大。

南都周刊：您近期之内还会去大陆吗？

李敖：这个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凤凰卫视希望让我出去做些巡回演讲，包括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我也没说不去，我对生命很短视。在台湾我这个鬼“立法委员”的位置还必须做到今年年底，接下来再选不选还不知道，因为我若是说我不选的话，别人就不怕我了，所以我还是必须表示我还要选。我已经太老了，一般人65岁就退休了，我已经70岁了。像我看见和我同年纪的人都朝不保夕了，所以我不会做很远的规划。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前年底，一度传言出版管理高层将民营书业定性了”毒瘤”，更有工作组进驻某大型民营图书公司，一时间人心惶惶，但以06年一年的情况来看，民营书业还是在持续发展之中，恐慌气氛早已荡然无存，相反，普遍的感觉是民营书业的前景又出现了那么一线曙光。应该说，出版发行管理当局做的还不坏。

我与邬苏林没有什么直接交道，但既在业内，对他也有印象，而且印象还不坏，一是今年年中，他出席了与民营书业的对话座谈，二是07年初，他出现了2005年民营书业评选颁奖典礼并致辞，这些都表明，他作为出版行业的管理者，并非是保守到家之徒，而是有其前瞻的眼光的，他不仅容忍，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民营书业的发展。

然而突然就出来什么”因人废书”的故事，又让人不由得不愤慨，对此，我的理解很简单，邬那一席话属于内部发威，是作为出版行业管理者，对下属的出版社摆谱，乃是一种关起门来自家人说的话，也就是所谓体制内话语。这套话语的核心乃是通过组织体系、纪律要求、内部文件等方式进行直接的管理，它存在于改革前，而继续残留于今日。

可见，邬苏林的一席话其实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扭曲，一方面，管理当局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了旧有的那套直接管理体系——内部讲话、组织纪律等等，一方面，社会、经济运行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逃逸出了这套控制体系，从而又不得不开始采用法治化的新的治理手段。既然号称是转型社会，这两套话语和方法的并行甚至就是一种必然。在一定范围内，两套东东倒还可以相安无事，作为行业管理者，只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即可，对体制内讲组织讲纪律，对体制外讲法治讲规范。前者保持了官员们所渴望的秩序，后者又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真是左右逢源，皆大欢喜。

可是，一旦内部话语如这次一般泄露出来，被放大于网络舆论这样的社会自主空间之内，一旦被处理者如章女士那般不依不饶，两套话语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体现出来了，人们不得不问，到底哪一套话语才是真话，到底什么才是管理当局所要奉行的？毕竟，转型不是没有方向的。

因为邬苏林的一席话而把他妖魔化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其实是过于简单了，我不太相信现在的官员中还有多少人愿意彻底回到改革前的直接管理模式当中去，这些官员不可能不明白转型的方向，也不可能不明白法治治理模式最终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又总担心一放就乱，所以即使明白法治治理模式的不可抗拒，也依旧愿意保留直接管理体系。

作为民间人士，我当然希望这种转型越快越好，最好一夜之间就实现，但管理当局却既不情愿也不可能这么做，而要彻底放弃直接管理体系，乃是一种政治决策，当然不是邬苏林这样的执行者所能决定的。邬苏林的悲剧就在于，他自己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作为转型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他也不过是体系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他必须同时操持两种话语，才能够留在这个位置上，而只要他这么做，他就注定会成为一个荒谬可笑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快体制转型，其实也是符合管理当局成员们的利益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免除他们的人格分裂。

－－莫之许博客

章诒和着《伶人往事》封面

中国知名女作家章诒和因为新书“伶人往事”遭官方查禁而公开抗议事件，引起中国海内外广泛关注。据报导，章诒和三月间将到香港接受城市大学颁发的奖项。

章诒和昨天再度公开发表文章表示“我没有了退路”。香港“明报”今天报导，章诒和希望当局能给她一个答覆，告诉她“是封杀我，还是封杀我的书”，并要求启动法律程序通知她。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左派学者孔庆东日前表态批评章诒和的著作后，昨天却在他的部落格发表声明，支援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

孔庆东说，他并不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并对她的文字有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援她的出版自由。”

他认为，章诒和的文字未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限制她的著述出版，缺乏正当的法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与章诒和的心都应该是相通的。” 报导说，章诒和一直为著作“不明不白”被查禁耿耿于怀，并表示要追究到底。她日前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一项奖项，并获准于农历新年后到香港参加颁奖仪式。

她发表多封公开信后引起很多人关注，香港、台湾、美国等地均有人关切。有北京的友人甚至表示“你若被抓了，我们排队给你送牢饭。”

章诒和还透露，她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中共统战部定性为“反党宣言”，中共当局为此开会，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但与会的新闻出版署负责人表态“只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文化部则称章诒和已退休，写书属业余事，不好管。

据表示，最后李长春把矛盾交还中共统战部，要他们自己收拾。统战部只好托人透过章怡和的哥哥转告她以后不要再写了。

 

任仲夷去世之后，广东党内元老中思想最开放的当推吴南生。

吴南生十四岁读中学时参加革命，十五岁入党，十六岁出任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此后长期从事文宣工作。文革结束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筹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并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市长。在一九七九年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义无反顾地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一言既出，“杀头工程”之说不胫而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吴南生回忆说，思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在毛主义禁锢之下的中共干部，一时之间要接受“自由化”的生活方式还真不容易。“我就曾闹过笑话。我一到深圳，就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头发，发现了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啊。后来，我儿子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是长头发，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啊。我一想是啊，共产党的老祖宗都是长头发，留长头发怎么算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呢？”

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在中央得力于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支持，在地方则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的实践。二十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奇迹独领风骚，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受到上海、浙江的挑战。但是，广东始终未能成为“政治特区”。政协系统的《同舟共进》杂志仅仅因为说了一点真话便被改组。这不能不说是吴南生的一大遗憾。近期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感慨说：“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确实悟出一个道理，也是我这一辈子最深刻的体会，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一条真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具有普世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实践探索出来的文明，是人类共同财富。”

少年时代，吴南生被国民党军官讥讽为“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如今年逾八旬，他方悟出民主自由之可贵。他说：“中国迟早要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算是看透了。”其实，他所理解的民主卑之无甚高论：“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其共性大致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竞争政治、言论自由、保护人权、人民军队等内容。”他指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缺乏民主传统是事实，但这并不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就像小孩不识字才要去学习一样，民主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最好最快教育人们尽快懂得民主的惟一途径，我们不可能等到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大学生以后才去实行民主。中国人目前的文化素质总比二三百年前的欧美国家强吧！但它们都成功地实行了民主。今天，连蒙古、南非，以及很多比中国更落后的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实践，怎么能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民主呢？”中共以民众素质低作为拒绝民主的借口，那么香港民众的整体素质在全球算是一流的了吧，中共为何还要剥夺香港居民直选特首的权利呢？

吴南生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开放舆论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如此苦口婆心的金玉良言，胡温诸君倘若仍然拒绝听取，覆亡的日子可就近在眼前了。

──《观察》首发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言论的管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上已很少能有表达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时代没有自己的评价。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大量公开的挡案可供参考，这样我们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就很难准确，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对于钱锺书的那些评价，就并不能反映钱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最近刘晓波对钱先生的评价，差不多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对于钱先生的理解，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只是一些依据常见史料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解释钱先生真实的人生。晓波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交换对于钱先生的意见，大量的关于钱先生五十年代的材料，他的朋友们还没有披露出来，我们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而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这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我们还没有公开的学术材料可以利用，所以研究四九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只能就我们所见的材料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在没有充分公开挡案可资利用的条件下来作自己判断的，所以断语要格外小心，我们要在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来推断他们的思想状况，一个基本的假设还是那句老话：说有易，说没有难。钱先生对他所处时代的评价，如果我们看不到真实的史料，以为他是一个怕事的人，是一个不敢说话的人，其实不是这样。还有陈寅恪，这几年我们多说了一点陈先生，但有人就不高兴，以为陈先生并不可取，他的敢言也是有条件的。

我个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因为早年的教育，四九年以后的思想改造，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那样的改造没有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我们只能说这种改造造成了思想恐怖，而让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只要言论的管制一松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还是要表现出来。梁思成和谢冰心，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文弱书生，我看过他们的许多书，特别是梁先生，我对他五十年代初那么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是有怀疑的，但后来看到了一些材料，感到梁先生不是那样简单的人，冰心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反右派前，都有非常精彩的言论。

一、陈寅恪与《红楼梦》批判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于这次学术界的思想运动，许多大学教授都很反感。当时一个新华社记者在关于这一情况的动态中曾认为，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他特别提到了：“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说：”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产党的应声虫‘“。2可见陈寅恪当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陈寅恪这个态度，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个人和俞家的关系之外，也是他对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评价。

二、梁思成与北京市政建设

1957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叶迈访问了梁思成，并记下了梁思成的谈话。叶迈到清华大学访问了梁思成先生，是想约他给报社写一篇文章，谈谈他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说明来意后，梁思成对他说：

“我现在不愿意‘鸣’。昨天北京日报登了华南圭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的意见，我是很不同意的。可是你一边在‘鸣’，人家一边在拆墙周围的砖，现在已拆成‘周扒皮’（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很对不起’。）了，你‘鸣’了又有何用？”接着说：华南圭说拆城墙有很大经济价值，拆下来的砖可以建多少楼等等。他顺手从书几上拿起了一块汉镜，说：你看这块汉镜不是可以铸四十个或至少三十八个铜板吗？又指着摆在书几上的陶俑说：把这砸碎铺马路不是也很有经济价值吗？当然，为了保存一点旧东西（这句话我未听得很清楚）我是不会哭的，我只有在老婆死时才哭了一场。要是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使人们吃饱穿暖有住的，这样做我没一点意见。其实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的建筑师都不同意这样做。过去扒三座门，理由是酿成许多车祸，还拉一些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到人代会上控诉，要拆就拆何必搞这一套，这样搞谁还敢放个屁。现在扒了不还是照样有车祸。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纪前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一样，没有一点个性，还不如我身上穿的灰制服有点个性。人家早已改变了，我们还去学老样。照有些人的意见，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饭店的大厅扩大起来一样，没有一点个性。其实城墙的存在和城市建设可以并行不悖。现在城墙还没扒，城外不是一样在建设吗？我不知道是中央的同志还是市委的同志，对扒城墙有这样大的兴趣。

谈话中间他还提到北京市委新盖的大楼。他说，那才真正是复古主义，外边干干净净，打了很多滴滴涕，很卫生，看起来像个面包房，里边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我不明白市委同志为什么这样稿。

谈到请他写文章时，他说：现在问题很多，等于没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党的领导等等，我根本没有在脑子里转。我也不知道自己改造得如何。党对科学的领导，我也只能说几句话：党是能领导的，党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过去北京市委在城市建设上就管得太具体了。所以，我要写文章，我倒愿意谈谈北京怎样建设，怎样规划，但不是从理论上谈，而是谈谈党怎样来领导。接着他说：从5月20日到7月中旬每天都要有会议，说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其实把工作误得一塌糊涂，身体也不好，所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找我写文章都没有答应，给你们写他们会有意见，不过我早就想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我可以试一试，能写成就给你们送去。

谈话中间，他曾嘱咐我不要发表他的谈话。“3

三、冰心对共产党的评价

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到老作家冰心家去访问。下面是谈到整风时，冰心对他讲的一些话。

冰心认为：“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现在共产党整自己的党员了，强调和风细雨了。”她对徐懋庸写《论和风细雨》，有很大的意见：“这个人，写这样的文章”。

冰心对肃反有很大的意见：“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

“肃反的时候，高等学校里提出了5%的控制数字。如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就在找三个补上；若有二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个。这怎么会不乱！”

“士可杀，不可辱”。知识分子受了伤害，是终身不忘的。这个问题应当作个交代。现是，共产党员把他们打了一巴掌，扬长而去。他们心上的伤不治愈，整风要他们说真话是不可能的。最近听有一个人说：“我不觉得党内党外有什么墙”。这并非由衷之言。我知道这人就有一肚子冤。他是一次被蛇咬，千年怕麻绳。他怕整风过去再要遭不幸。

“我知道共产党人中也有被斗错了的。他们也有意见，为什么不说？应该说出来！

不然，又要出个斯大林来！“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

回国来却见把他奉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党的领导难道不知道斯大林这些事吗？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

“毛主席是真正的中国人。可是，现在似乎什么事儿都要毛主席出来讲话。这怎么行？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一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否则，毛主席死了怎么办？难保不出个斯大林。”

“毛主席说，春暧花开还得等二年。我看也是这样。”（不知她从哪里听到毛主席这么说的，她讲了几次）

她对报纸也提了意见。“党号召我们谦虚，要独立思考。报纸却教育人民夜郎自大。国内报道，报喜不报忧；报道资本主义国家，报忧不报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没有什么好处。人民不知道独立思考，没有材料独立思考。”

我代副刊向她约稿。她在称赞文汇报以后，说：“人民日报的副刊办不好，它只能登正面文章”。我说：“我们的副刊也可以登反面文章”。她说：“登反面文章也办不好，它是党报副刊。”

我这一次访问冰心，原来是要请她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谈自己的感受的。她拒不愿谈，说：“这是早有定评了的，我没有什么新意见。”我向这上面引了几次，她都拒不愿谈。不知道是什么原故。4

四钱钟书的言论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

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份报告中，曾提到当时北京大学还有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5

上面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是当时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的，他们本人并不一定知道。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部分散落的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从编号上看，会上印发过大量的材料，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上面提到的这四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并没有成为右派，这可能与他们所在的具体单位和个人的情况有关，如果以当时他们的言论而言，他们是逃不过五七年这一劫的。

注释：

1潘国维《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页141（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34，（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北京）

3叶迈《访问梁思成》，《内部参考》1957年2239期页7

4林钢《冰心对我党整风的一些看法》《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页24

5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52页

── 天益社区

 

1月23日，关于位于京都市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归属权问题的诉讼，日本最高法院向诉讼双方代理人分别送达了聆迅通知书，将于近日听取各方对于“到底谁是代表中国的政府”的意见陈述，使这件40年悬而未决的事件重新浮出水面。我国外交部发言人25日发表声明，希望日方妥善处理此事。

光华寮位于京都市左京区，是一幢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五层楼房，建于1931年。二战时（1945年），京都大学租借作为中国留学生寮 （宿舍）。战后（195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买断建筑产权，由赁屋而居的中国留学生自主管理。直到现在，仍有数名华人留学生居住其间。中日复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在国际法上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该设施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中国的国有资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机构行使监管之责。

1967年，正值大陆“文革”如火如荼，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原告，起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名华人寮生，要求归还该设施。官司打到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断交。

1977年，京都地方法院一审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作为中国公有财产的该寮所有权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为由，判决台湾败诉，台湾当局不服上诉；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取消一审判决，退回重审；1986年，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审理后，居然改判台湾当局胜诉，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弹。翌年，大阪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方面上诉，再次判归台湾当局，并命寮生们迁出；寮生不服，复上诉。

为此，中方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方却始终强调“三权分立”原则，以“行政不干预司法”为借口，回避责任。光华寮问题甚至成了日中首脑会谈的议题，乃至邓公（小平）公开指责日本政府“制造一中一台”。至此，事件发展成外交问题。为避免招来中方更猛烈的批判声浪，日最高法院不惜把此案打上“封印”，长期搁置。

“光华寮事件”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蜜月期的仅有的几桩摩擦之一，其实质是“两个中国”，昭示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方在该问题上的暧昧性、权宜性，暗示了未来两国关系“晴间多云”的逆转。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是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之一，也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但是，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特殊的政治风土及其投射在某些政治家身上首鼠两端的“两面性”，更由于美国所主导的“日美安保”从最初的牵制日本、防止其江湖“独走”的约束机制向所谓“全球同盟”的共同防卫体制的转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野心时有显露，从“周边有事”，到“有事法制”，直到最近与美共同制定旨在“台海有事”的情况下军事介入的联合作战计划，不无升级的趋势。对此，美国虽难脱纵容、诱导之嫌疑，日本也不乏顺水推舟，甚至夹带私货的“自主性”。

不过，回到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说，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交锋，其实也有误解误读和相互试探的成分——毕竟，蜜月有时也意味着不了解：中方对日方指责，显然以自身的政治制度为基准，缺乏对对方社会的理解。公平地看，“三权分立”并不完全是日本拿来说事的“借口”，同时也是政治现实，与其战后 “和平崛起”的事实并行不悖。可话说回来，此案判决一波三折，翻来覆去，终遭长期搁置的事实表明，尽管日方嘴上说“行政不干预司法”，但政治因素的介入是明摆着的，不由司法系统单独“恶搞”，终被叫停的背后，政治之手若隐若现（同一时期，前首相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翌年断念之事也与中国有直接关联）。

无论如何，最高法院下达聆讯通知，表明既往台湾胜诉的二审判决将被再检讨。在今天中日关系回暖，中国“和平崛起”正变得高度现实的大背景下，难以想象，这种再检讨会偏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同时，无论司法的天平偏向哪一方，对日本来说，无疑都将再度激起外交上的涟漪。

（作者系北京学者）

首发南方都市报

作者: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国人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败，仅仅使部分有识之士承认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这些有识之士就在探求“师夷之长”强国强兵。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正是从武器的近代化开始的。

在同治中兴，即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引进国外军备生产技术。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设立了小型兵工厂，1861年，又在安徽安庆设立了一个兵工厂和船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这个工厂生产了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子弹之类。这些早期工厂尽管对增强国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却作为洋务运动之始，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不彻底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时期大约正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但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呢？到20世纪初期，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儿。这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和平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政治制度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

制度由人创建，也可以由人改变。决定人的行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差异又在于思想意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一些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脱亚入欧”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仍属于“过激”。但没有思想上的“矫枉过正”就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中国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作为封建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保守与封闭的。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最强大的阻力。列宁说过，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中国，这种传统可怕到足以阻挡一切历史前进的脚步，哪怕是根本不触及政治制度的微小经济进步。洋务运动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强大而可怕的传统。

以铁路为镜

一个保守的民族几乎会抵制所有不同于传统的新东西。铁路在中国的遭遇正说明了这一点。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光绪七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荒唐之举。

铁路是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工业化的前提。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证明了铁路在工业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国人尚在抵制铁路时，铁路已经横行欧美了。光绪六年，曾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遭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还当过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其理无非是说破坏风水、龙脉，招致洋人觊觎等。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坏中华固有的传统。传统思想那种遇新则反的态度成为中国工业化中最大的障碍。主张建铁路的人也不是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寻找权力集团中的支持者。李鸿章支持建铁路就靠海军衙门督办大臣醇亲王的撑腰。尽管以后铁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并没有得到触动。正因为这样，早期工业化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是通过权术斗争斗出来的。

失败的根源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没有也不想去触动传统思想。其实何止他们不去触动封建思想，连他们本人也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论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有学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张之洞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学西方，但公开这样说会遭到反对，只有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决定了他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他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以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懂得要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用“西学”是为了图“中体”。

西学的“体”与“用”，即制度与技术，完全是统一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是既变“体”又变“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只想“用”而不变“体”。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动工业化，钱花了不少，工业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 清王朝灭亡，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是对封建主流意识的彻底否定。我们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也不能阻止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但推动工业化的领军人物必须解放思想。洋务运动的悲剧就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