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据新华网长沙九月六日电,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主要建设项目之一的“毛泽东文物馆”土建工程正式动工。

这篇新华社的报道介绍说,这座占地六十多亩、建筑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建筑,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修建。它东西南三面环山,与韶山冲自然生态浑然一体。二零零四年年,党中央、国务院把韶山与井冈山、延安一起确立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韶山“一号工程”定位为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主题,总投资达两亿九千万人民币。

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曾担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锦涛是一名“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胡锦涛果然不负此名,亲自主导了这座“茅(毛)厕”的修建,将杀人如麻的暴君毛泽东推上神坛更高的一层。胡锦涛的此一决策充分表明,他所有的知识背景、文化素养和思维方式,均在毛泽东时代定型,堪称“毛主席的好学生”。胡心目中毫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故而能被邓小平等元老相中,选拔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从此意义上,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加合适与称职。

这样一座耗资巨大的“茅厕”的修建,是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雄踞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中共当局又一为独裁者涂脂抹粉的重大举动。这样一座臭不可闻的“茅厕”,玷污了中国的土地,侮辱了无数被毛泽东残害的死者,扭曲了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共在胡锦涛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可以骄傲地改名为“茅厕党”矣。

就在湖南湘潭的“茅厕”破土动工的同一天,一本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登上多个国家畅销书排行榜的著作——作家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中文版,在香港、纽约和台北三地同步发行。旅英华人张戎和丈夫乔•哈利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最具冲击力的著作。该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出版后,已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纽约时报》形容该书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是“全世界的人都爱读的书”,《时代周刊》形容“这本书的威力像原子弹”,前港督彭定康形容为“改写中国现代史的爆炸性著作”。美国总统布什也将其当作枕边读物,并热情地向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推荐,认为此书能让西方读者深刻地认识毛、中共及共产主义的本质。

在毛泽东众叛亲离、一命呜呼之后三十年,反右和文革仍然是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的禁区,中国仍然未迎来“非毛化”时期。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外,每天仍有数以千计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排队瞻仰毛的干尸。一个崇拜干尸民族还有什么资格奢谈“文明”呢?一个拥抱暴君的国家还有什么脸面说“现代化”呢?我真不知道中国还有什么理由谴责拜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茅厕”不知比靖国神社可恶多少倍。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张戎夫妇的“毛传”终于问世了。这是一本华人世界里理应人手一册的“黑皮书”,它的印量应当超过当年的“红宝书”。让我们牢牢记住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毛泽东是主宰了全世界四份之一人口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时期,有七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

──《观察》首发

赵 诚:邬书林到底在干些什么?

 

很多年来,当权者禁书、禁报,被禁者总是忍气吞声,只有小圈子内知情,之后慢慢放大,也逐渐淡化,国民对此一切,无从知晓,民意也无法表达。这种事类似暗杀活动,暴行不为众人所知,杀手就可逍遥法外。

自打有了互联网后,2000年发生《书屋》事件,部分知识人士在网上有了抗议。去年初《冰点》被叫停,引起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冰点”得以复刊。

新年伊始,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又无视宪法,向天下公义示威,在全国图书定货会上,公开禁了八本书,声言对章诒和“这个人”就是要“因人废书”。

章诒和先生以命相拼,发出抗议,维护自己基本的公民权利——言论权和出版权。沙叶新等众多人士著文声援,互联网上网民们讨论之热,可能出乎邬书林们意料。国内某大网站上关于沙叶新支持章诒和声明的贴子,一天之内跟贴达38页,绝大多数人表达了对章诒和的支持,其中不少人重复了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事?!”这说明,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开始复苏,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认同势不可挡。章诒和的抗议如同一记重锤,击响了中国公民护宪维权的锣鼓。今后,再有官员做出暗杀的脏活,受害者就要用天下公义和宪法准则来衡量,并将行使依法诉究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邬书林的行为,对国家,对民族,害处多多。在此我仅列出三点:

其一,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他点名所禁的八本书,多数涉及中国百年历史。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标志之一,就是发明了文字,学会了通过文字保存记忆,传承先人之经验,避免以往之错误。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不过七千年。但这七千年的进步,却胜过了从旧石期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十几万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民族。像太史简、太史公,宁愿杀头受刑,也要记录下历史的真相。对于当今世界各个的民族而言,保存历史记忆,更是维系文明的根本所在。邬书林禁书,意在封杀当代文化人记录本国的历史,割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记忆,让国人陷入对历史的无知状态。这到底让中国走向文明?还是走向野蛮?很显然,这与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其二,伤害了中国社会的公理和正义。公民行使言论出版权,品评天下事的是非曲直,可使公共事务受到公众的监督。一个社会失去了公共言论空间,公共生活的品质必然退化,社会风气必然恶变。天下的事都不能用公理和正义来衡量评论,掌握各种权力的人必然无所畏惧,社会道德防线必然崩溃。长此下去,中国将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其三,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和解与统一。去年中宣部和团中央封杀《冰点》,危害了两岸关系,高层赶忙以复刊方式来弥补,并且招呼再不要弄出新的“冰点事件”。警钟言犹在耳,邬书林却重蹈覆辙。这位无知的官员,根本不知道章诒的作品在台湾、香港和全球的华文读者心目中有怎样重要的位置。邱吉尔伟大,因为他懂得,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斯大林残暴,还知道对萧洛霍夫网开一面。民族文化的凝聚,绝不能缺少自己的文学代表。两岸的统一,一定要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进入新千年,章诒和已经成为全球汉语读者心目中最美丽、最典雅的作家。谁粗暴地对待她和她的作品,谁就伤害了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心灵中最圣洁的地方。这种恶行造成的离心力,怎样估计也不为过。

铁 流:邬副署长是认错还是自动下台?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是个多大的官?大概是个正局吧,冲到天副部顶死了。这样的官在北京有四、五万个之多,用咱们老百姓话说“上厕所都能抓住一个”。可邬副署长却比中宣部长的官儿还大,竟口出狂言,在全国图书定货会上宣布谁的书能出?谁的书不能出?谁本书是禁书?谁本书不能再版?你不是明明和胡锦涛总书记作对吗?胡总书记一再强调“稳定”,一再强调“和谐”,你却公然挑起事端,与“稳定”、“和谐”唱对台戏,真不知你是“那路人马”?“那路英雄”?难道又是个“青岛市委书记”,公然布置属下呼口号“打倒×××”,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

邬副署长哩,我的老天,你不但反对胡总书记,还反对我们总理温家宝啊!就在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是不是讲的真话?《伶人往事》是不是讲的真话?胡发云先生的《如焉》又是不是讲的真话?副署长哩你为什么要封杀讲真话的书哩?难道你要我们作家、艺术家再回到六十年代去写“一亩水稻十万斤”,“南瓜长大比牛大”,“肥猪胖得站不起”吗?你是做官做昏了还是当官当糊涂了?连是非美丑都分不清楚了,该不该下台?再说,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你当副署长怎么当得这般昏庸,又公然反对宪法?宪法是国家大法呀!你能反对得了吗?因此你己经犯下两个大错误:一,公然反对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二,公然在大众面前违宪!你不认错谁认错?你不下台谁下台?

我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右也当了,反也平了,休也退了,闲下来就想讲真话,说真话,看真话,写真话,你这个官儿却成了我们的绊脚石,不,全中国十三亿人民的绊脚石!你知道不,中国老百姓那些年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喝大锅清水汤”?就是那些当官的自已说假话,还提倡推行报刋、书籍说假话,弄得来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巢禽无树水不长鱼,难道你还要我们吃二岔苦么!如果你是正确的在执行上级命令或按出版法规办事,你就草告天下,为什么只凭嘴说呢?看来你不光明正大,是个典型的伪君子,是鲁迅先生笔下“千夫所指”的人物。喂,千夫所指会无疾而终啊!我不是咒你骂你,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咒我骂的,不就是不得以而为之吧,这多痛苦,所以我建议你认错或是自动下台。要你不同意我的想法,咱们爷孙俩可在一起聊聊,反正我在北京。你不要以为我是平头百姓,找我聊天的大官可多了,决不失你身分。

邢小群:面对文化围剿的一声怒吼

 

从前,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叫“文化围剿”。教科书把鲁迅说成是三十年代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政权,宗奉的虽然叫做文化专制主义,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文化围剿”即使存在,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看我们这几年遇到的事:前年春天,封杀了《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官方首先摧残的对象!想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景命运,我怎能不悲从中来。

当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部门,总是一忍再忍,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被禁止再版,她没有说话;《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连改了9遍,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就是这样,仍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我认识章诒和老师好几年了。我知道,她丈夫去世后,身体不好,写作是她孤身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说老实话,看章诒和等人的书,也是无数中国老年读者最后的精神寄托。许多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近乎痴迷地读着章诒和等人的书,就是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弄清楚自己经历过的世纪真相,让自己活个明白。许多中青年读者,成为她们的“粉丝”,也不只是仰慕她们的文笔和才华,同时要从她们的作品中感受未知的历史,感受一种人格的力量。

然而,不论是如此深广的人心向背,还是我们钟情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途,在某些文化高官眼里,都不值一钱,都等于零。他们自恃手中有权,封杀几本书,如同踩死几个蚂蚁一样容易!

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2006年10月我先生丁东被传讯,我们家被抄,就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书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为留下他的世纪思考,助他自费印书,才引火烧身。到现在,我经常半夜无由地被惊醒。

但是,这一次章诒和不再沉默。她拍案而起,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旷野中的呼号,她喊出了对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我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给我们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的声音,不是她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

多少年来,宪法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我们习以为常。某些官员封杀作品,连程序都不需要走,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还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

对此,如果中国知识界继续麻木不仁,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无颜面对历史。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这就是奴隶!”

所以,我愿与我所尊敬的章诒和老师站在一起,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

安乐业:达赖喇嘛与中国信徒互动--兼谈西藏06年大事系列之二

 

达赖喇嘛在很多国际场合讲过,“我的一生有三个任务:第一,向世界范围推广慈悲之心;第二,为世界各个宗教间的和谐而努力;第三,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奔波。” 笔者长期居住达兰萨拉而直接观察达赖喇嘛有便利,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最成功的一部巨着,他又表现出藏学的最高形式在世界舞台上蒸蒸日上,似乎没有衰落的迹象。其中,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便是近几年如何形成达赖喇嘛与中国信徒互动的情况。

他为人人,人人为他

2005 年2月,达赖喇嘛在驻地达兰萨拉主持“春季法会”时,面对众信徒和临听者讲,“现已阶段,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佛教热,尤其是藏传佛教为主的藏学热比较猛烈,这不仅仅局限于民间层面,而且,中国共产党高层中也有很多人对佛教非常感兴趣,比如,前几天,我接到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书记赵紫阳过世前,请求达赖喇嘛为他做超渡灵魂的委托。另外,一些消息说,前总书记江泽民一家人以及前总理李鹏的一个女儿也信佛教。在此大好时机,我们藏人理应挽救六道轮回的精神去面对广大信众是显得非常重要。”

笔者也对此展开过追踪调查,确有其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书记赵紫阳过世前,请求达赖喇嘛为他做超渡灵魂的委托”一事,达赖喇嘛是经过他本人的特使 嘉日洛珠坚赞接到的,嘉日洛珠坚赞先生也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此消息传出去后,赵紫阳家族受到了一些不明的压力。这里一言堂因素对正常信教群众的干涉可见一斑。

虽然如此,人是向往弃苦得乐的物种,最终还是回归到原始本性是迟早的问题。有时候,笔者问过那些自称“无神论”的西方人,你们为何随着年龄的增高对宗教非常感兴趣?其中一个人的回答具有普遍性和突出性。他说只有一个字在催促去那样做,这个字就是“死”字。因此, 达赖喇嘛是挽救六道轮回精神的最高持有者,又是创作敌我合一精神境界的导师,他为人人,人人为他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潮流。毕竟人类的悟醒还停留于表象世界,彻底掌握内心世界是需要时间和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

授理不授升官发财捷路

达赖喇嘛不反对也不否认升官发财是智慧和机遇互动的结果,但是,他没有现成之道可供信徒去捷足先登。只会传授从自然属性或根本性道德框架内建立互动能够达到最好的方式方法。同时,达赖喇嘛非常重视佛教兴衰的历程,比如,2006年 1 月8 日至16 日上午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阿木热瓦地圣地主持时轮金刚大法会时,他每天从佛教的兴衰历程或信徒们的需要而应用各自的语言(巴利文,梵文,中文,藏文)念颂祈祷文完毕之后才能进入讲经说法。这可能是中国信徒对藏传佛教非常感兴趣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时,参加法会的有分布中国三十四个省(地区)份的信徒达五百五十四人,其中, 200 多人得到了亲自拜见达赖喇嘛的机会。达赖喇嘛还面对众信徒说,“在西藏,甚至在中国、台湾以及西方国家,极少数藏人自称是喇嘛或活佛转世灵童,在社会上行骗,这是不道德的,完全违背佛法教义。甚至有些人说他们的上师胡作非为,因此就对上师完全失去了信仰,这种现象是极其不好的。假的转世灵童自然就成为假的上师,用假传佛教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实属可耻。因此,这主要信徒们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对此,笔者认为这是佛教本身具备超越很多现实价值的同时,将要与时具进的时代开了个好头。是否行之有效?将要看能否出几个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员?又要看众信徒从达赖喇嘛那里领悟教义的程度如何?当然,这个更牵涉到传承人员是否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精神和利众诚意?如同达赖喇嘛当时面对众信徒讲,“从西藏来的藏人也好,还是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蒙古、日本以及西方国家来的信徒也好都是殊胜的因缘聚集在这里接受时轮金刚的灌顶,因此要用心听法,领悟教义。”

重平等而抛弃偏见

达赖喇嘛面对所有参加时轮金刚大法会的人员讲,“每个宗教有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弃苦得乐的追求和发慈悲心几乎是一致的。因此,不应轻易改宗随新,又需要比较漫长的习惯期。宗教没有高低和深浅之分,是一种通过观点,成熟和实践中形成的。从观点上佛教属于最古老的一种宗教,又佛教的相对论观点现今科学界能够接受。但佛教并非某一个语言的专利,它应当进入多种语言体系。虽然如此,藏语所继承的佛教词语比较丰富,应当得到众信徒的重视。”

笔者看来可以这样形容,宗教或佛教是破弃痛苦和怎样创作出相对幸福的一种计谋( 工具) ,摆正心态或发慈悲之心是最关键的环节。为何如此呢?道理很简单,世间或人世间的一切是通过相互依存中运行的。世上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物,又没有一个人不靠任何其他人而完成的事业。从这个层面回顾的时候,人们能够体会到摆正心态将创作出相对幸福的最关键性环节。达赖喇嘛所主张的“中道”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自然法则,现今它已带入从喇嘛理论到大众理论的过渡,谁也无法抗衡这个法则。

展望互动空间

如此看来, 达赖喇嘛和中国信徒将来的互动空间相当广阔。从党政要员到一般百姓,从今生到来世,从心灵空虚到消除灾难,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例如,时轮金刚大法上,从台湾来的一名信徒对笔者说, “达赖喇嘛是真正意义上的法皇,甚至超过了教皇。咱们地球村出了个法皇。 ” 法皇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也是达赖喇嘛本人展示出来的个人魅力。

吴 庸:中共十七大前高层权力博弈

 

中共十七大前高层权力博弈日渐吃紧,明争暗斗正趋激化。前不久传出曾庆红在政治局会上突然要求胡“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撤销政治局的和政治局常委会的核心小组”,决策应由政治局常委会原则上一致通过(包括个人保留)、政治局委员75%赞成。这是企图从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两方面迫使胡的政见经常遇挫,无可施展。此计不果,又生二计:要求胡在下届全国人代大会上将国家主席一职让位于曾。这一要求通过路透社放出风声试探,如得手还会有进一步条件,比如由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由军队将领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分化胡手中军权。如得逞,会进一步摊牌:党总书记归曾,国家主席归胡,将胡挤至最高权力边缘。曾及其背后的江,以为胡势单力孤,软弱可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胡拉下马,放逐南山。曾、江这种野心在党内新老左派和开明派中间是得不到呼应的。逼急了,这些沉默者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话。就胡锦涛来说,2002年开始陆续接掌最高权力以来,对江只知烧香磕头,对曾则左躲右闪,应对乏术,颇显吃力,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咽肚里。接班已近5年,到现在依然是左右掣肘,上下不合,权力布局还在晃悠。他希望在十七大一举定乾坤,全面掌权,但难以如愿。在曾的步步紧逼下,这场高层权力之争说不定会成为火并的坎儿。网上已传出“换马”的鼓动,胡会不会演出“虞姬虞姬奈若何”的“别姬”一幕?

关键在军队态度。要记住一句名言:指挥枪的党是枪所支持的党。中共十六大主席团会议上军队代表推翻政治局决定、要求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竟获通过,证实枪的力量凌驾于党之上,突现了枪指挥党的事实。邓小平嘱咐过“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但是,当权威不在时,军队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朱成虎将军以核弹轰毁美国西部城市的狂言就是军队释放的声音,刘亚洲将军等军中10人发表宣言“要求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国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也是军队释放的声音。这些极端的政治要求是对胡锦涛治下的外交方针的严重挑战,这是军人干政,是枪在指挥党。毫无疑问,如果十七大前高层权争闹得不可开交、即将火并,军队出面煞车是完全可能的。军队的集权制和封闭性、保守性甚于中共组织,由它指使、操纵组合的政治结构很大程度上将是以民主形式伪装的缅甸军政权的再版。这是最坏的前景。

胡与曾、江的权斗以及可能的军队干预,这3方面的较量,在生活线上奔波的工农群众对此是无知的,数千万中共普通党员对此是漠然的,既得利益者的下层对此是懵懂的,当权派中层的多数对此是超脱的。所以,高层权力博弈是既不顾及民意又不关注党意,甚至不考虑统治阶层中下级意愿,仅仅是高层一小撮人对权力分配的撕杀,是狼咬狼的决斗。在这个限定条件下,分析3方面较量的得失,应该承认,如果胡锦涛再次妥协,把目前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稳住,总比让曾、江贪得无厌占取上峰而把胡打下去或让军队接管政权而以军人充塞权要职位要强些。3害相权取其轻嘛。有人说,胡当政,时局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意即此人可有可无。其实,“可有可无”正是抑制了曾、江夺权使时局更糟的可能,而“换马”在党内外引起的动荡较大,难以获得普遍认同。所以,争夺最高权力的结果,最大可能是胡继续充当“维持会长”。

要胡退出国家主席一职的理由是使胡集中精力于党务、军务,不使权力过于集中。这个理由似是而非。十六大对高层权力的安排已经预示它不是协调一致的班子,胡名义上掌党、国、军权,实权却一直不能完整落实。所谓“权力不能过分集中”的发难,不过是一种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夺权,先国权,再军权,最后党权,夺光为止。这样的夺权是恶狼与饱狼争夺羊群,对羊群有害而无益。认为这种夺权是“十分值得人民群众欢迎和肯定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呼声”是看错了问题的性质。由此还把“强烈要求胡锦涛交出国家主席职务”视为“人民军队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和义务”,呼吁军队“作出明智选择”,则是在目前严峻形势下为军队干政打开了豁口。军队介入此事绝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走向军事独裁之路。对此,不能不引起应有的警惕。

分析当前高层权力博弈,对胡锦涛要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他成长于中共这个奉行专制主义的党内,党文化的教养培育了他循规蹈矩的从政观念,党内权斗的严酷性导致了他谨小慎微的为人性格,正统的理论灌输铸就了他守旧的思维定式,彼此尔虞我诈培养了他圆滑内敛的应付手段。多年来,他没有突出的业绩表现,也没有重大的人生挫折;没有勇猛奋发追求时尚,也没有消极怠惰明显落后。不前不后形成他的护身信条,不显山露水凝就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思维的刻板性以及他的忠诚的可靠性,使他被党的高层看好。考察期间,他熟悉并找准了善于藏拙与善于迎合的途径。于是,他稳定地和曲折地走到最高权力宝座。对这样一位固守传统理念、缺乏现代潮流的知识结构,又畏首畏尾、毫无魄力的、平庸的、无能的领袖不应有超越可能性的过高期望。他能守住中共这个摊子不使散架,就是他最大的能力所及了。不从这样的实际出发,竟然反复呼吁,请他弃旧图新,另组新党,这不仅与他的传统理念冲突,而且与他的为人特点不符,如此要求不是缘木而求鱼吗?期望中共两派公开独立,相互竞争,同样是他不敢做也无力做的事。不应忽略,他是一位平庸的、无能的领袖,历史把他放在这个岗位,对他来说已是力不胜任、勉为其难了。他和他的智囊在中共危机深重、混沌无序的状态下,还能提出“和谐社会”的新思维,尽管是一团空想,却反映他还是想办法要维持住这个摊子,总是比曾庆红唯权是问略胜一筹吧?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把十七大开成‘遵义会议’,换个人来做”,这种主张是不适宜的,事实上也没有条件开成遵义会议。

(2007.1.19)

赵紫阳与薄一波:留芳百世与遗臭万年

 

1月15日,中共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在北京寿终正寝。薄一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主掌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实权的”八老”之一,被看作是中国”老人政治”的代表。这位中共保守派元老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共老人政治从此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尽管现在江泽民这位老人通过上海帮对中国政坛还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江泽民与昔日的”八老”已不可同日而语。

两年前的1月17日,中共党史上最开明的领导人赵紫阳先生仙逝。所以在这两天,北京有两股力量在哀悼两位政治人物: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为主的民间力量在哀悼、缅怀赵紫阳先生。前北京市公安局警察、民主人士李金平自赵紫阳2005年1月17逝世以来,常年在家中为紫阳先生设置灵堂,悼念英灵。今年1月17日他家中仍然设灵堂,悼念紫阳,并表示欢迎各界朋友前去参加悼念,也欢迎海内外记者采访。前赵紫阳先生的秘书和挚友鲍彤先生赋上《桂枝香。为紫阳先生壮行》词一首,告慰先生”到民权砥定,专制销匿,报与先生说”.北京维人士齐志勇、胡佳、李海、赵昕等因被当局软禁而不能前往赵家悼念,托人携带写着”悼赵公逝世二周年”的条幅向赵紫阳先生的亲属表示缅怀和慰问。也是在1月17日这天,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太子党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高设灵堂吊唁政治木乃伊薄一波。这些中共名门之后把吊唁活动变成了太子党的重聚大会。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当局,对这两个哀悼活动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民间悼念赵紫阳先生,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派警察严防死守,不准民间人士前去赵家悼念。据《看中国》报道,李金平18日一大早已被国安带走,当局还撤下灵堂上赵紫阳的照片。而对于政治僵尸薄一波,则由胡锦涛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予以高规格的治丧。中共当局称薄一波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太子党为薄一波写了”一生革命倾心奉国浩气长留天地,高风永贯春秋百岁勋劳竭智为民”的挽联。与薄一波相比,赵紫阳先生虽然身后没有哀荣,没有赞歌,但他活在13亿中国人民中间,足以流芳百世;薄一波虽有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共权贵为其捧场,有太子党为他唱赞歌,但这具政治僵尸给中国专制政治造成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倒退,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只能使他遗臭万年。

赵紫阳虽是中共高官,但他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大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中,反对动用武力镇压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的学生和市民,并因此被免去总书记职务,从此遭到软禁,直至逝世。1月15号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特别在纽约法拉盛举办”缅怀紫阳勿忘六四”的研讨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李大勇先生认为赵紫阳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胡耀邦也是如此。但在中共特殊环境下,人性被党性征服、取代,善良的官员无法在这个体制中维持。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赵紫阳当年宁愿割舍巨大的既得利益,选择与道义站在一边,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政治和人格遗产。刘晓波认为,赵紫阳之所以成其为赵紫阳,就是因为他在重大关头敢于拍案而起,而他在现实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失败,恰恰为中国官场和中国政界人士提供了一种长远的荣誉和道义资源。

中共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赵紫阳先生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赵紫阳于1975年开始在四川主政,顶住”极左”的压力,与安徽的万里遥相呼应,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留下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谈。以后又担任了近9年国务院总理,为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华国锋上台后提出了很多宏伟的规划,但那都是假大空的东西,如空中楼阁。赵紫阳可以说是第二次”白手起家”,在中国非常贫穷和落后的情况下担任了总理。没有他的鼎力相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无从谈起,所谓的经济腾飞也无从谈起。可以肯定,赵紫阳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大得多。

赵紫阳的贡献不仅仅在发民展经济上,而主要在于明确地提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且在政治建构上有主动向西方的宪政民主靠拢的倾向,这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共最高领袖当中是极为少见的。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尽管有”八老”这样的老人政治在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但在他们二人默契配合下,中国在政治上出现了短暂的”十月小阳春”.后来胡耀邦被老人帮压下去,赵紫阳独手擎天,利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特殊的位子,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三大上确定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并进的改革思路。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未来改革主要内容的问题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被表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十三大后,赵紫阳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提出了反腐败和政冶体制改革七大措施,即清理”官倒”公司、取消高官特供制度、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建立人大”廉政委员会”、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和启动定期的官民对话机制等。如果没有六四镇压,赵紫阳不被罢黜,这些措施至少可以实行一部分,中国政治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保守、专制、黑暗。《新世纪新闻网》主编张伟国先生最近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逻辑当中,赵紫阳代表的有前瞻的,看到中国方向所在、问题所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民主法制的政治理念,对现实中国的作用是扼杀不了的,就是他符合历史潮流的主张是无法阻挡的。”

与赵紫阳的开明的政治思想相反的是中共老人政治的代表,”八老”中排名第四、一直到今年1月15日才去世的薄一波。1月15号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把这样一个辉煌的日子与薄一波这样的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真是一种不幸。不过,这仍可以是一种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之间的对照。”八老”是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在八九民运前后,在中共的权力核心的八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共产党遗老: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由”八老”而产生的老人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落后、最腐朽一股政治逆流。这八人中论职位李先念(1983年至1988年任国家主席)、杨尚昆(1988年至1993年任国家主席)最高,论权力邓小平最大,陈云次之,薄一波居第三。通常认为邓小平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军委主席,但实际上来源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权力也来源于中顾委会副主任、主任,而不是中纪委主任。设立于1982年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共元老院,由中国共产党中最有实力的一帮遗老组成。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是中国最高决策构机构。薄一波在这个机构中,连任两届第一副主任,可见他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92年中共十四大时撤销。官方文件称其”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说,将胡耀邦、赵紫阳倡导的开明政治彻底扼杀后,这个篡夺国家权力的元老院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10年,但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历史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薄一波作为中顾委的智囊和决策者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老人政治是中国历史上”太后政治”的翻版,是一种僣主政治。共产党本身就是僣主,而老人政治则是僣主的僣主,本来就不合法的统治,变得更加不合法。老人政治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江泽民现在虽已退休,但他还想方设法干预”朝政”,只是他没有老人圈,只能通过代理人。胡锦涛以后若是退休了,是不是也学江泽民,通过代理人干预”朝政”?

薄一波在中共党史中名声虽然不是很显赫,可他也是风云人物,有的元帅也比不上他。比如,他是中共建政后华北局第一书记,聂荣臻是第二书记,地位在聂荣臻之上。中共国成立后,薄一波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1965年1月两次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曾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主持为他评反,1979年7月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位三度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两度出任中顾委第一副主任的中共元老,其经历同邓小平一样富有传奇色彩,政冶经验也相当丰富,但他思想保守,政治视野狭獈,为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他是阻碍胡耀邦、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是在六四事件中支持邓小平出兵镇压学生的罪魁祸首之一。

有论者指薄一波人格卑劣,道德败坏。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对薄氏多加指责,但对他所做的两件事,必须予以鞭挞,因为这关系到为官者的政治道德。一是他对胡耀邦恩将仇报。胡耀邦女儿满妹所著《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写道,在1977年前后,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时,他着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据其回忆,当年胡耀邦还曾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薄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满妺说,当年胡耀邦作出要替薄一波平反时,连邓小平也吃了一惊,问胡耀邦说:”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几天之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也打电话”关切”,可见胡耀邦为了替薄平反,承受了极大的政治压力。由于胡耀邦坚持,在1978年11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宣布:确认”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该案平反。1978年12月16日中央下发75号文件,1979年薄一波出狱。出狱后,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薄一波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级别等同政治局常委。薄一波从阶下囚变成中共权贵人物,他最大的恩人是胡耀邦。但是,薄一波在所谓的党性面前,不思报恩,反而恩将仇报。1985年底,胡耀邦在与香港记者陆铿交谈时,将邓小平自己说的在十三大要退休的消息透露给了对方。随后,《深圳青年报》首先抢登了《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把消息披露出来。这事惹怒了邓小平,胡耀邦本来在十三大上有人事主导权,但邓小平一怒之下交给了薄一波。虽以薄一波的中顾委副主任之职不能当此大任,但薄正求之不得,立即接手过去。在胡耀邦这位总书记不知情的情况下,邓小平安排了由薄一波等7人组成一个小组,分头找有关人等征求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见,尤其征求对总书记胡耀邦的意见。为了迎合邓小平的旨意,整倒胡耀邦,薄一波积极活动,十分卖力。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薄一波是倒胡具体的策划者,并在同年打倒胡耀邦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薄一波恩将仇报,北京作家余杰说有个精彩的评论。他说:”他(薄一波)是党文化培育的典型,是最专制、最保守、同时也是人格最卑劣的一种人。比如,他在出卖胡耀邦的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毛时代,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的迫害。是胡耀邦为他平反,让他出来工作。他连中国人传统的个人恩情都完全不讲。”

薄一波另一件不讲政治道德的事是与江泽民私下交易,压乔石退休,将自己的儿子薄熙来塞进中央委员会。据海外评论人士说,薄熙来在中共十五大后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其父薄一波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场交易。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前夕,江泽民为逼乔石退休,找到薄一波向乔石施压力,江泽民则应承照顾薄熙来的前程,让他十五大进中央。当时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政绩吹得很厉害,但私下风评极差,结果十五大代表辽宁选举中落选,后来由他老爸家乡山西的党代表中让了个位子给他。江泽民将他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结果也在差额选举中被差掉。关注十五大新闻的人可能还记得,十五大完场后,薄一波特地当众公开表态支持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果然不久,薄熙来即如愿当上中央委员,并官升辽宁省长,尔后又进北京当商业部长。

另据北京政坛一位消息人士说,2006年春节胡锦涛到薄家向薄一波拜年,薄一波向胡锦涛说:中国有个传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觉得熙来还可以多为国家做点事,能够胜任副总理、甚至政治局的工作。薄一波推儿子进十七大领导层让胡锦涛很意外,只好客气地说,薄老你放心,我们都知道熙来干得不错。胡锦涛当面这样说,是否真心话也很难说。薄家父子利用世家影响,在中共高层施展了很多手段,胡锦涛看来已动了心,打算重用薄熙来。但随着老薄的离去,小薄能否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共高层也难以预料。有消息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讨厌薄熙来,而且他的父亲曾山过去与薄一波之间有恩怨,他在胡锦涛面前提出”文革三种人”绝对不能进政治局,其中一个指的就是薄熙来。

俗话说,盖棺定论。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里思想最开明的人,他因倡导并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有功于国家,他将流芳百世;薄一波是当代中国最腐朽的老人政治的代表,他竭力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他极端自私自利,把国家视为薄家所有,并企图仿朝鲜金日成的手法高官世袭,是十足一封建余孽,因此遗臭万年也须理成章了。

刘晓竹:狗年苟论胡锦涛

 

胡锦涛的狗年不平静:狗头汪汪叫,狗尾左右摇。大家可能还记得,狗年开张,胡锦涛先生把个“先进性”叫得震天响,甚至压倒了除旧迎新的爆竹,中宣部的能量还真不小,我以为一定是个“先进”年了,但狗年结束,“先进”无疾而终,中共高层出现了奇怪的左摇右摆,也就是,胡锦涛向左摇,温家宝向右摆,好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狗尾巴!

在十七大之前,继往开来的节骨眼上,中共的航船好像失去方向,政治陷入了胶着,高层面临着分裂。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认为应该归功于左撇子舵手胡锦涛。鲁迅有一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可以用来比喻胡锦涛的狗年处境。首先是共产党“运交华盖”,说穿了就是体制困难,“一党专制”的困境,我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一点也不意外。但让我十分不解的是,胡锦涛先生“运交华盖欲左求”,以更多的“一党专制”来解决“一党专制”的问题,如此南辕北辙,岂能不“碰头”呢?我看没翻车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用共产党自己的逻辑说,如果“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一党专制”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胡锦涛的那个“先进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也是逻辑混乱、概念不清的。究竟什么是“先进性”呢?胡锦涛既不敢说它是民主的,也不敢说它是专制的,如此一来,可能什么也不是。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鲁迅诗云,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在我看来,“先进性”就是这个“破帽”,亦即中宣部加遮羞布,但胡锦涛想以此“过闹市”,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胡锦涛狗年蒙混过关,恐怕也愁白了头,假头发也盖不住啊。

回看狗年,胡总“破帽遮颜过闹市”,分三个阶段实施:一是先在空中画一个“假大空”的大饼,叫做“树立理想”,然后是天天吃空气大饼,激发“正义感”,产生出一种“唯我正确”的高尚感觉,能感觉出全世界的落后,不但美国日本落后,台湾香港落后,自由民主落后,人权法制落后,而且全国老百姓也都是落后的,最后是整人,都怪你们不够“先进”。破帽子满天飞,理所当然,特别是整肃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表达自己意见的网民,那个架式,好像非要把全中国都整到延安的窑洞里面去,严严实实关起来,如此才能“先进”起来。

不过,假的永远真不了,胡总的这点招式不过是为了“漏船载酒泛中流”。什么意思呢?共产党的船已经漏了。胡锦涛不是抓了一个陈良宇吗?补了一个小窟窿,但没用啊,因为自己是个更大的窟窿。假如把胡锦涛“双规”起来,希望工程的案子,亲戚的问题,都交代一下,问题可能比陈良宇还严重。为了江山社稷,胡锦涛有这个勇气断尾求生吗?我看没有。没有勇气怎么办呢?只能“漏船载酒”,借酒消愁了,斟上“极左”的假酒,吃一点“先进性”的假药,晕晕乎乎的“泛中流”。

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狗年过去,锦涛几成“千夫指”,家宝难为“孺子牛”。胡锦涛是个政治左撇子,看了他三年,这一点应该大致不差。如果胡锦涛向“左”摇是无济于事的,那么温家宝向“右”摆也是于事无补的,虽然我比较同情温家宝,最近看温总与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对谈,明显比胡总强。但这个滥体制就是这么回事,左也左不了,右也右不成,只能狗尾巴左右摇摆,共产党的悲剧也,中国的悲剧也。有什么办法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胡总已经抢先搬进“十七大”的小楼了?

昝爱宗:2007年我们学会反向看新闻

 

2007年,第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就是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权收回,但我们却看到了地方高级法院却抢在在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之前突击枪决死刑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点也没有给最高法院面子,更没有体现出法治精神背后的尊严和以人为本。

我们不幸地看到,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如此争着抢着在2007年1月1日之前,高标准地如实地履行了最后的死刑核准权:

2006年12月28日,杀害11人、并因是否应该进行精神病鉴定而引起全国关注的邱兴华,被陕西高院二审判处死刑,当日立即执行。

12月30日,”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主犯、太原警察刘利民被山西高院终审判处死缓;另一主犯周传全,也就是用木板击打李忠义头部致其死亡者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12月31日是最后一天,轰动全国的佳木斯猥亵并杀害多名未成年人的罪犯宫润伯被执行死刑;四川省高院签发最后三个死刑令;长沙枪决五名湖南省高院最后一批核准的死刑罪犯……仅仅是新闻界披露就这么几天,就有11名死刑犯被枪决。至于2006年全国枪决的死刑犯,恐怕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青岛人权律师李建强预测,他通过看中级法院刑事犯判决书的编号就有几千例,全国至少有三四百个中级法院,累计起来每年几十万个行驶判决,每年死刑人数他估计肯定超过万人以上,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算。

本来,由最高法院实施的死刑核准制度是对已经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道特殊程序。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证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防止错判死刑、错杀无辜,从而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从中国一贯的法律制定看,死刑核准权基本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所有。

2007年第1期《财经》对最高法院下放死刑复核权的历史进行了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面临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2月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在短期内行使核准权。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最高法院和省级高院同时享有死刑核准权的制度形成。到了1996年至1997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先后修订,二者均规定了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由省高院实施部分死刑核准权制度受到了法律合法性的挑战。最后到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2007年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是什么是新闻的内幕,每当报纸等媒体上新闻事件出来,几乎同一天却有两种或多种版本的”辟谣”,这种现象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看新闻:比如2007年1月8日中国新闻网揭露著名的杭州湾大桥有质量问题的报道,标题是”调查: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有问题?”,一上网很快被网络转载,新华社浙江频道也以”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有问题?”进行转载中国新闻网记者柴燕菲的报道,1月9日《联合早报》综合香港明报新闻网消息称:”一名在杭州湾大桥施工的判头检举大桥工程涉嫌减少钢筋等情形,但相关单位接受传媒查证时却都另有说法,真相不明。据中国官方中新网昨天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已建成或在建中的最长跨海大桥,这座桥建成通车后将缩短宁波至上海的距离达120余公里。而报道反映的主要问题就是”工头指杭州湾跨海桥钢筋少”。

可到了1月10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记者吴正懿的报道又称”指挥部解释问题与杭州湾大桥无关”。1月13日再看新华社浙江频道的报道,却发现网页上已经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抱歉!您查看的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1/08/content_8990037.htm)可见这样的转载新闻已经被删除,中国新闻网的最初报道也无法打开了,看来是有关部门发通知、做”修补”工作了,宁可灭掉千条新闻,也不放过一条真新闻。

中新社《调查: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有问题?》的报道大致意思是,日前,杭州湾大桥北连接线工程施工工地上的包工头毛履平举报,在参与工程的施工中,他发现北接线工程52号桥有3个问题,一是,承台下面的垫层不符合要求;二是,立柱钢筋外露;三是,桥台缺少钢筋。毛履平其间曾多次向浙江省交通厅举报,后者责令嘉兴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调查此事,该站于2006年12月12日发布《关于杭州湾大桥北接线工程合同举报事宜调查情况的反馈》作出解释。浙江省交通厅质检站监督科科长陈爱国称,毛履平反映的3个问题,前两个问题确实存在,但第三个少钢筋问题与事实有出入。负责大桥北连接线工程设计的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第一设计部主任徐爱国和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院教授级高工赵竹占均称,若举报情况属实,工程将存在安全隐患。

而《东方早报》的记者报道内容是:记者就此事致电浙江省交通厅,被告知”厅里还不了解情况”。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陆积岳则对该报道提出质疑,称其中所指的”质量问题”并非杭州湾大桥工程,属”混淆概念”。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新闻发言人金建明,他让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陆积岳代为回答。陆表示,刚刚获知这一消息,并对该报道标题提出质疑,”该文记者并没有向我们核实过情况。哪怕是确有质量问题,文中所指的工程也是大桥北岸连接线项目,与杭州湾大桥工程本身无关。”陆积岳还称:”我们指挥部负责的就是36公里的杭州湾大桥,大桥北岸和南岸分别有25公里和58公里的连接线,是两个独立的建设项目,分别由嘉兴、宁波交通部门负责投资建设。”2007年1月4日该大桥指挥部在宁波召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决战之年”及安全生产誓师大会上表示”力争6月30日前全桥贯通,11月30日前完成桥面铺装”。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目前世界上已建并在建的最长的跨海大桥,由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前浙江慈溪市委书记王勇任大桥总指挥,斥资118亿元人民币全长36公里,预计2008年建成通车。起于沪杭高速公路步云枢纽、向南与跨海大桥主桥相接的北接线工程段全长25公里,于2004年10月开工建设,将在2007年年底交工通车。

2007年1月13日《浙江日报》这样以图片方式进行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决战之年”暨安全生产誓师大会日前在北岸建设工地举行。400名建设者代表庄严承诺:保证安全、优质、按时完成工程任务,力争实现2007年6月底杭州湾跨海大桥贯通目标(袁正/摄)。

有问题的质疑声音没有了,似乎媒体上都是正面的报道了。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仔细看:有的报道称”有质量问题,有隐患”,有的报道称”混淆概念”,有的报道甚至被”删除了事”,有的继续报道”誓师决战”,我们不难理解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当负面的报道没有传播空间后,我们看到的只是正面报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距离真相越来越远了,因为只有一种声音,没有质疑的声音,怎么能够摆客观事实讲道理呢?

新闻只看一家的,往往被误导;世界上若只有一种声音,往往是极富欺骗性。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更直觉更简单的例子: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征地调查真相,是2007年1月8日北京《财经》杂志(第1期/总第176期)的报道,标题是”杭州市西溪湿地保护工程中的征地纠纷,凸显中国现行农地征用的诸多制度缺陷”,是该刊记者常红晓、杨海鹏和实习记者于达维的报道,揭露了杭州西溪湿地工程实情如何,失地并转为城市居民的原居住农民是如何的悲凉心情。

可是,2007年1月11日的杭州党报《杭州日报》却对这个项目如何造福于民进行歌功颂德式报道:人与自然交换空间的两年答卷,作者是杭州日报记者李忠摄影,通讯员吴建忠和该报记者吴薇署名,请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报道。报道称:”刚搬入新家才半个月的蒋村乡周家村村民周荣梅,这些天,凡是有客人登门拜访,都会格外自豪地夸赞一番。老周家祖祖辈辈居住在西溪湿地中,’那个辰光家家户户都养猪,泔水养猪,钞票省。大家的房子都造在溪沟边,泔水就会流到溪沟里去,臭都臭死。’老周以前的那个泔水溪沟,现在正是湿地公园大门的码头。眼下,老周的家安在为西溪湿地核心景区内的外迁农户建设的蒋村花园之中。蒋村花园紧贴湿地的北部地区,夹在文二西路与文一西路之间,东有紫金港快速通道,西靠花蒋路,便捷的交通,加上与美丽的西溪湿地相邻,称之为西溪’湖滨地区’,丝毫不为过(意为杭州最好的地方之一)。从当初的臭水沟搬到现在的”湖滨地区”,老周”交换空间”后的欣喜,无形中为当年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交上了一张满意答卷:西溪湿地一期保护工程总计3.46平方公里,涉及蒋村乡千余名百姓的安居。目前,西溪湿地一期747户回迁户大部分已经拿到了蒋村花园、西溪花园的安置房,从湿地中走出来的村民们,真正过上了幸福和谐的’居民生活’。”同一天,杭州党报的儿孙子报《都市快报》也照样为当政者歌功颂德,该报记者王佳佳和摄影记者韩丹这样报道”美丽的西溪:实实在在提升着我们杭州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西溪的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恢复区,面积达3.25平方公里,约占一期保护工程总面积的94%。2005年8月12日,中国新闻广播第一品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走进杭州,记者季海勤现场连线,全国听众和海内外朋友,就在这淙淙流水声和清脆鸟鸣声中,走进了俊秀西溪。西溪湿地开放一年多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多次聚焦西溪,美丽风景、生态保护、社会效益……西溪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肯定。比如”我们要把最好的地块拿出来,让外迁农户居住”,因为”综合保护工程启动后,核心景区内的绝大多数村民都相当理解、支持”。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指挥部负责人说。目前,已有700多户人家入住新房。这就是所谓”实实在在提升着我们杭州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的报道。

而在《财经》记者的笔下却是这样的令人震惊:”(原住民)蒋明芝的家,原来在距此不远的西湖区蒋村乡周家村二组,如今已成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分。两年前,随着杭州市政府征地建设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下称西溪湿地公园),她和乡亲们离开了祖居之地。因拒绝拆迁,蒋明芝还曾被治安拘留12天。与蒋明芝有类似遭遇的还有蒋村乡的其他农户。自2004年初,杭州市政府决定建设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工程始,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户们的生活就被打乱了。忽然间,他们于2004年1月15日被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紧接着,杭州市政府以其身份已转为市民为由,征用蒋村乡周家村、深潭口村等四个村共5605亩农田、鱼塘,用于建设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工程。

在此同时,一期工程涉及的650户农民的房屋被拆除。政府对宅基地未做任何补偿,因拆迁补偿问题,村民与当地政府也是纠纷不断。一些农民上访,曾被当地警方以各种罪名拘留。据不完全统计,被拘留的农民超过14人,拘留时间最长者达一个月。对这个大型涉及农民众多的征地项目,应该依照现行土地法规操作,可是中央明确在中国只有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具有征地审批权。而省级只有”一般耕地”525亩的审批权。超过525亩,就必须报国务院审批。可这个西溪湿地拟征地面积为这一标准的八倍强——4364亩。依据于此,当地农民认为,鉴于这16个地块其实是一整块土地,杭州市其实无权征用如此规模的农村土地。而且更触目惊心的是,这4300多亩农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征用基本农田,一分一厘都要报国务院审批。因此,征用这些土地更应报国务院审批。然而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在上述16份征地文件中,每一地块的面积都控制在525亩以内。记者辗转得到九份由杭州市政府发布的征地通告,其中面积最小的为第12地块,共计167亩;最大的为第6、9、10地块,皆为450亩。因此,当地农民认为,从征地权限看,杭州市政府以建设湿地公园的名义,一举征用上述四个村4364亩相连的农村集体土地,超越其法定职权。在《财经》记者采访中,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有关人士对上述16份征地的正式批准文件讳莫如深,既不愿提供文本,也不肯接受采访。

2007年1月10日,北京的中国法院网(中国法院报)就《财经》杂志1月9日报道进行评论:杭州湿地撤迁——嘉禾事件再现(朱忠保),文章称:”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嘉禾事件,现在又再次上演。杭州市”湿地撤迁”一期工程涉及的650户农民的房屋被强拆除。政府对宅基地未做任何补偿,因拆迁补偿问题,村民与当地政府时至今日也是纠纷不断。一些农民上访,曾被当地警方以各种罪名拘留。据不完全统计,被拘留的农民超过14人,拘留时间最长者达一个月。为了顺利撤迁,有关部门还出台文件,要求蒋村乡所有机关干部”如实填报”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亲戚,并要求在三天内做好该亲戚的工作,确保房屋拆迁的”及时丈量、评估、签约”,如未能完成,”将停止单位工作”,并给予”相关行政处分直至辞退处理”。这份文件被当地农民称为有”株连九族”。因动迁不力而被辞退的西湖区蒋村乡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干部周玉法说:”我们家的房子原来是550平方米,政府说有200多平方米是违章建筑,只按300平方米给了补偿。安置房也只补了225平方米,没有做到’拆一补一’。”对干部是如此,对农民坚持不搬的,从2005年上半年起,政府断了电,村民没办法抽水种地,稻田都荒了。现在全村房屋大多已经拆掉了。

这些农民世代耕种和居住的土地,目前市场价至少每亩500万元以上,但政府的征地成本只有不到10万元,不及土地市场价的2%,如此低的土地转让价格,当然不能让农民接受,农民拒绝撤迁成为理所当然。对于这次撤迁,农民反映,”撤村建居”和集中居住并没有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也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农民自己的土地自己却作不了主。不仅农民自己无法为自己作主,就是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也不能为这些农民作主。

尽管2005年3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国土资源部等专门针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五项发出解释意见,重申”不得以征地为目的搞撤村建居”;并明确指出:只有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逐渐被依法征收,并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后,才能对农民集体剩余的少量土地转为国有。政府对此地撤迁为何如此大力且强力推进?原来是有利可图。目前负责湿地公园经营的是上海一家民营公司”中静实业”。2005年5月20日,湿地公园开园后,门票售价每张40元,农民根本买不起。农民抱怨说:”早先我们在家门口自己搞旅游,政府看我们搞得好了,就来和我们争利了。”因为补偿太低,农民拒绝撤迁,可以认为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学者又是如何看待此次撤迁的?浙江大学周复多教授说:他们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到具体操作中,还是风景旅游区那一套。目前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区一期工程范围内,已经兴建了3.6万平方米的建筑,包括王家蚪品味酒店、泊庵垂钓会所、小上海会议酒店、百家溇国际会议中心、烟水鱼庄、国际水疗中心以及六星级水上度假酒店区等旅游设施。一位旅游规划专家称,其中这个百家溇国际会议中心,原本是想做成一个”水上娱乐中心”,后来遭到专家的激烈反对而更改了方案。”可是,几个月后到现场,我们吓一跳,还是建成了一个超豪华的国际会议中心,与周围格调甚不协调。”

为了达到顺利撤迁,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将权力发挥到极致:原本是一块完整的土地4300多亩,为了符合国务院”省级只有’一般耕地’525亩的审批权,超过525亩,就必须报国务院审批”的规定,人为地将这块土地划分16块,使得每一块地都没有超过525亩。这4300多亩农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征用基本农田,一分一厘都要报国务院审批。因此,征用这些土地更应报国务院审批。从征地权限看,杭州市政府以建设湿地公园的名义,一举征用上述四个村4364亩相连的农村集体土地,超越其法定职权。这种手段之卑鄙,实属罕见(中国法院网作者朱忠保原文,见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30191)。

由此看来,此次撤迁,既不合法,又不合保护农民利益,同时还涉嫌破坏湿地环境,就连与此无关的专家和学者也持反对态度,只有政府在一厢情愿而违法强力推进,从而使得”嘉禾事件”再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在与民争利,在违法行政,执政不是为民,而是为钱,坐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政府公权力这只强乱伸的手,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没有用的,真正有效的制约应该来自于上级。野蛮拆迁,危害群众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因为拆迁而导致死伤的事时有发生,让被拆迁群众生活无着,居无定所,是与我们党提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道而驰的,严重危害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对于野兽拆迁,到了再也不能放任的地步了,必须想办法扼住这只野兽的手。野蛮拆迁是如此地”有恃无恐”……如此肆无忌惮,敢如此地嚣张,视群众利益为可有可无,丝毫不把公民的生命放在眼里……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打着执政为民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违法行政,在与民争利。

上述这些真实的新闻都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新闻媒体上无法看到的,人们看到的都是歌功颂德的欣欣向荣的一面。

其实,《财经》揭露杭州有关部门制造的真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6年10月30日该刊揭露神秘的”印象西湖”称(宇小力、刘唐/文):在西湖湖区内大兴土木,是否会破坏湖区生态环境?建设是否经过了合法审批程序?在一系列”谢绝采访”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

“印象西湖”项目,则是由三委之一的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召集三委四局提出初步意见,然后由市建委上报浙江省建设厅,并最终由省建设厅报请建设部的。据《财经》记者调查,事实上,当杭州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印象西湖”开工盛况时,浙江省建设厅刚刚收到立项申请。一直到今年3月8日,浙江省建设厅才做出批复,即《关于印象西湖项目的复函》(2006函规字81号)。此时距离该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近五个月。可见这个争议大的项目,一方面”违法在先”,另一方面却是”处处保密”。如国家环保总局环评二处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对于争议比较大的项目,需要充分进行公众参与。只有涉及军事设施等的,才需要保密。”2006年10月26日,《财经》记者获悉,现在工程已经结束,工地周围的篷布也已经拆掉,”演出即将开始”——对西湖的污染居然可以忽略不计了。

本来,青山绿水,良田耕地,森林草原,蓝天白云,洁净空气等等人与自然进行和谐的丰富资源,我们都应该也有责任留给后人。可惜的是,有的政府却早早地挥霍了,把资源变成了钱,以及把剩下的污染留给后人了,而且还不让对公众真话,这难道是可持续发展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吗?

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可在中国为什么实现这一条那么很艰难呢?说真话利国利民,说假话害国害民,到底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才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新闻本是事实报道,不是宣传;新闻纸也不是宣传纸,可在中国,新闻纸却是成了宣传纸,比如200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2006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在北京语言大学发布: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青藏铁路、自主创新、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中非合作论坛、长征精神、消费税、非物质文化遗产、倒扁入选综合类十大流行语,《人民日报》公开标榜排在”十大”之首的是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这十大流行语,不过是宣传语罢了,这里面没有陈光诚,也没有萨达姆,更没有恶搞、超女、韩寒、赵丽华,所谓”语言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变化,流行语的变迁也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如影随形”(主持这项评选活动的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普原话)只是牵强附会或回避真话而已。

事实上,除了中国大陆流行语专题太有党文化色彩之外,台湾专题相对就有更多的新闻,如入选台湾专题的十大流行语分别是:弊案、马英九、赵建铭、施明德、废统、公务机要费、倒阁、新潮流系、检调、北高市长选举,让中国大陆的流行语”汗颜”。至于其他的所谓国内时政十大流行语,如《江泽民文选》、创新型国家、公民道德建设、两岸经贸论坛、农村义务教育、两岸农业合作、俄罗斯年、丛飞精神、软实力、反腐倡廉、商业贿赂等,也是宣传大于新闻,不是真正流行语,而是人造的宣传神话流行语,不值一提,不足挂齿。

2006年1月

首发民主中国

野 火:黑暗中,我们彼此为灯!

 

忽然读到东海一枭先生发来的《快过年了,想起狱中人…》一文,文中他向全世界响亮地宣布,“从现在起,我作出捐赠全年稿酬的决定:除《自由圣火》外(暂留《自由圣火》一家稿酬聊慰家人,略维生计吧。)凡海外各刊所发枭文,稿费均有劳各刊物代捐给狱中及笔会有关同道……”。而且,声明不必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具体给何人,由各刊自择”。他在文中还郑重说明,他之所以能这么做,离不开《自由圣火》创办以来的对他的厚爱和支持。这种来自大洋彼那一端的“厚爱”常令他“铭感无已”。此情此语,文如其人。作为一位不过以卖文为生,或者说作为一个码字匠人的东海一枭来说,能有如此慷慨豪爽的义举,令我感动莫名。岂止于感动,在一枭这种道义力量面前,以我之微力简直突然感到没有力量来为他鼓掌。因为至少我自己还深愧于做不到这种境界。

读罢他这篇作出个人重大决定的全文,我仿佛看到他那双握笔的暖手伸过高墙铁网与他所牵念的每一位狱中人深深一握:“黑暗中我们彼此为灯!”

一枭就是一枭,这与他的一贯为文为人风范一脉相承。记得我有一次打电话给一枭,是枭太太接的,然后把电话转给他了,不料他一接电话,对着话筒声如洪钟咆哮着吼道:“谁?说——!”“咦”我蓦然一惊。一枭这是怎么了?后来翌日下午,老枭特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语含歉意地解释道:“对不起,我昨天和朋友们一起聊得开心了点,喝多了!”这就是老枭,一个当今的古道热肠之士。所以他这次捐出除自由圣火之外的所有稿费之义举,回想起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何况他文中还说“此举也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愧咎感”。

这种“愧咎感”由来有自:“杨天水以颠覆罪入狱,所谓的罪证之一是他参加了‘中国天鹅绒行动’。我曾对体制内有关朋友表达我的严重不满,曾作文《请抓首犯余樟法,速释无辜杨天水!》斥问有关部门:就算‘中国天鹅绒活动’有颠覆的危险,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网选大总统才是首犯呢。” 于是,他要用这种义捐的实物形态来对狱中的杨天水君作一次赎罪形式的内心补偿。我略知一点他曾被选为网络大总统的事。“总统”二字令人想起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那种习惯于把政治玩弄于鼓掌之上的权谋家,而一枭展露于世的性情却一点儿也不适合玩弄阴谋诡计。他是那种有愤就书、有怒就诗的个性透明的文人。但他又绝不是一个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文人。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并不缺“生活在别处”(昆德拉语) 的文人雅士,缺的倒是像一枭这样呼唤良知,开启民智、关注底层、忧国忧民的知识良心。

去年,不是有人公开恶意揣度一枭“疯狂造文”是“为多赚稿费而写作”吗?退一步说,即使是赚稿费也属他辛苦为文所得,得之其所,有何不可?况且现在一枭用公开承诺捐赠一年稿费的真实不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而让那些不知是装糊涂还是别有用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无聊攻讦不攻自破了?

据我所知,一枭现在并无固定的工资收入,枭太太也失业多年。好在一枭的雄文总是挥洒自如,文笔深刻而睿智,海内外各大中文网站纷纷争相采用。所以我想稿费就成了他“作为自己生活基本保障”的重要来源了。连我都常常暗自吃惊,不知他的笔头怎么就来得如此之快!哪里发生影响影响较大的不平之事,哪里就能发现他反应神速且汪洋恣肆的针砭檄文。

东海一枭触网经年,如今已是海内外知名的“网上大侠”。看他的为文风范,不免令人梦回古代侠士豪杰的万丈豪情和渺远境怀,这兴许正是他“追求真理苦读经典”的精神资源之一吧。一枭大道至朴,大爱无言,返璞归真的博大心胸也许是我等此生未尽的功课。

现在真的是“快过年了”!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消费社会里,还有多少人会沉下心来,掂记着那些身陷囹圄的同道朋友们?还有多少人宁肯用慷慨牺牲个人所得的生存方式来怀念那些至今在监狱中遭罪的志士仁人?因此,当我看到一枭如此痛快淋漓的文字,如此潇洒罕有的精神境界,在我掩卷之余, 不禁让我处于深深的自责和羞愧之中。

学者余世存指出,“中共抓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进行时的油彩,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小道消息中最能激起人的血性而非市侩的故事。我们麻木的神经倒是因为它的残酷才时时受到刺激,让我们多少明了这是怎样的人间。但看客依然是看客”。

作为我们置身监狱之外、安全系数比较大的大多数人来说,对于监狱中的生存状态实际上多是一张白纸。我听一位入狱多年的“六四分子”说过,监狱里面从来只给吃两餐饭,咋闻此言,其实就无须再细问其他剥夺起码的“生存权”的“虐囚”程度了。人怎能突然被生生强逼到改变正常人的生存方式呢?我们能否有此勇气尝试一下每天只吃两餐饭的饥饿滋味?而且,我还从他那里听说,在监仓,囚犯是不许站着与“管教”说话的,一定要先行单膝跪礼,这怎能让本来就习惯于高昂着自由主义头颅的知识分子不时时感到备受屈辱?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我想,只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能参透自由的迷津。

胡适之先生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诚哉斯言!一枭今天的精彩言行就是对当下中国所有因言获罪的良心犯掷地有声的声援。我相信,他的这种声援就像冬日里的一丝热,虽无助于严寒的冷酷,却能把“道援”之爱意传递给系狱同道们渴盼温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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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快过年了,想起狱中人……

东海一枭(广西)

【多年未曾回故乡过年了,今年准备回去与父母弟妹团聚。这几天,不由得频繁想起狱中友人和同道,想起他们的父母妻儿弟弟妹妹。】

多年未曾回故乡过年了,今年准备回去与父母弟妹团聚。这几天,不由得频繁想起狱中友人和同道,想起他们的父母妻儿弟弟妹妹。有些狱中人如师涛、杨天水、郭飞雄、郑贻春、严正学等,与我曾有过网络交流。郑贻春在《汉语文学网》常跟我贴(我曾整理发表),杨天水多次赠诗于我,且是为林案写呼吁文章最多的人;师涛曾向其所供职的媒体推荐拙作(未用),还在电邮中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网上最尊重的人(大意),我很感动,一直没忘。我真怕自己辜负了他们和有关朋友对我的尊重与期望。

据了解,不少民主志士生活都很艰难,系狱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是不问可知。每念及此,忧心难忘,前不久特作出了捐赠全年稿酬的决定:除《自由圣火》外(暂留《自由圣火》一家稿酬聊慰家人,略维生计吧。)凡海外各刊所发枭文,稿
费均有劳各刊物代捐给狱中及笔会有关同道。此意作之已久,但当年有酬文章不多,空头人情无益。后来枭文发的多了,却又为林案所缠(为之耗资数万),不得不先顾及亲人和乡亲。现在,失业多年的枭婆在一家公司打了一份工,我也终可以腾出空来“还愿”,心下大慰。

《民主论坛》是对老枭最为厚爱、刊发作品也最多的海外中文刊物,逢枭必发,改版后几乎每日一篇枭诗枭文。今已与该刊洪哲胜主编约定,新年的四季稿酬分呈四人,已敲定杨天水二位。顺及,《民主论坛》是笫一个向我约稿的海外媒体,老枭“出道”和几年来枭声不断,与洪哲胜的支持鼓励分不开。他作为台湾人对大陆民主事业倾注了无数心血,我们自已如再不争气,真是枉为中国人了!

从现在起,《北京之春》《议报》《民主中国》及其它未点名各刊均依此办理,太忙怕烦,恕不一一。今后凡枭文之稿酬不必寄我,有劳各刊代捐。具体给何人,由各刊自择,只要是狱中自由作家及民主人士均可,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有时我或会提名及建议)。我能这么做,离不开《自由圣火》的厚爱和支持。该刊创办以来,大量刊用拙稿,铭感无已,特留该刊稿费作为自己生活基本保障(见笑了)。

儒家主张仁政,推崇王道,强调道援,着重从制度上保障与解决民众的各种困难,在个人的辞受取与金钱交往方面则十分慎重。贫如颜子,孔子并不少助之,是怕”累于道”,因为”君子之与受,视诸道而已。非其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王艮)。孟子说过: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故老枭自己生平最害怕的求人相助特别是在经济上,颇有一种“伟人的骄傲”(任不寐语),也不轻易为人呼吁或募捐。

但是,该手援时不手援,该”与”而不”与”,那就有违仁德义气,有伤于惠了。儒家不局限于“妇人之仁”,也不排除“妇人之仁”。当年为病重的杨春光筹款,近日为苦难的杨川遗属化缘,皆义所当为,不能不为。多年来也小小支助过一些同道,毕竟零碎,现在此举,也是根据仁义原则,认为自己必须这么做。

我知道有些人在“偷偷”资助,知道“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的可贵,知道“恶畏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知便非真善”的古训,故写此文前,曾害怕招致高人大德的嘲笑而有所犹豫。但我更希望唤醒世人对“我们的英雄”(相对他们的英雄而言)的关注,希望更多的人与我一样能多想想那些为民众、为民族而入狱的先行者,争取更多的人对他们有所帮助,借此机会请有关狱中人家属公布或向有关刊物告知帐号。为了抛砖引玉,故不自隐耳。

个人区区之力太有限了。特别是在在这个礼崩乐坏道德沙化的时代,默默“独善”固然高尚,“偷偷”地行善固然可嘉,但作为大文化人不应止步于此,还应进一步以己之善去“化”人“转”世,召唤更多的人一起为善一起上升,一起为民主先行者狱中英雄士力所能及地献出一点爱。

此举也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愧咎感。王心斋先生每论世道,便谓自家有愧。当年不明所以,觉得这位心斋先生有病:世道是世道,自家是自家,并不相关嘛,世道不好,你愧什么,那不是自作多情么?没料到近几年来自己也病了。论及世道,想起狱中人,每感自家有愧,想起杨天水,尤其愧上加愧!

杨天水以颠覆罪入狱,所谓的罪证之一是他参加了”中国天鹅绒行动”.我曾对体制内有关朋友表达我的严重不满,曾作文《请抓首犯余樟法,速释无辜杨天水!》斥问有关部门:就算”中国天鹅绒活动”有颠覆的危险,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网选大总统才是首犯呢。

由于种种原因,我这个“天鹅绒”首犯、反专制“名家”目前仍逍遥法外,有关部门对我尚不失尊重,一家人日子也还过得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比系狱同道活得自在,比他们的家属活得好,理当对失去自由的、特别困难的同道略有帮助。同时也借此机会呼吁海内外热心人士和组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他们多多施援。

另外,我还希望监狱方面及有关干警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对狱中的自由作家民运人士多予关照,至少“手下留情”,希望中共有关部门能够“法外施仁”、“从宽处理”,早日还他们自由身。毕竟,民主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和进步事业,是利民利国并有利于绝大多数党内、体制内人士的。民主人士所追求的自由人权和尊严,属于全体中国人士,也属于你们(注:写罢此文,在议报论坛看见邓永亮的文章《杨天水的身体状况恶化》,打不开正文,只能看到标题,但已知道杨天水身体恶化,我很心疼,故这里特别竭诚恳望江苏方面认真研究我这一建议,及早释放我的同案犯老杨。不然,万一老杨有个三长两短,万一哪个侠士哪天一不小心想出什么妙计来营救之,那就不妙了,哈哈哈。老杨可是我不久的将来的和谐大会上前排就坐的重要角色!)。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广大同道给予监督,别让我偷懒。只要没有意外(比如入狱),我会一如既往地勤于笔耕,为了自己心安,为了朋友义气,更是为了略尽文化历史之责任。我还有太多的话要说,还有更多的理要讲,还有更高的道要进一步彰明、宣传、弘扬之。

东海一枭2007-1-16

首发议报第2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