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2007年1月12日，有一条消息为各媒体争相转载：“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班某，因向北京市市长等多名领导邮寄恐吓信，被检察机关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诉至海淀区人民法院。”（央视国际网）许多媒体没有意识到这一小小社会新闻的深意，但不少网民体会了，纷纷跟帖支持“白役造反者” 班某。

以新浪网2007-01-13 11:15:50截止的24个跟帖来看，无一反对，全部支持班某，多有酷语：“现在的工资确实不合理，为什么主要领导的工资会那样的高？”“应该炸!可惜没炸。但迟早有人炸，哈哈!”“人民的英雄！！！老百姓都想干！！只可惜没有先举大旗的！”……

何以网民要如此猛顶一个铤而走险反政府的恐怖分子？也许网民深知，班某如此“恐怖”，实为不公平不公正的现代白役制度所逼。新闻中说：“检察机关指控，2005年12月23日，被告人班某退役后被分配至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养老保险办公室（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期间，班某因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与同等级别的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额较大，心生不满，遂于2006年4月15日、5月1日，分别向北京市市长、公安局局长、北京市海淀区区长邮寄恐吓信，要求提高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待遇，否则将使用炸药炸毁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办公大楼，并刺杀10名副局级以上的公务员。”这其中含糊了一个重要信息：“班某因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与同等级别的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额较大，心生不满”的实质是，复员军人班某只是一个编外聘用（雇佣）人员，属于“白役”，而单位里有许多人只因身份是公务员，是“正役”，便可同工不同酬，工资高出班某许多。班某是因不公平的“白役”之辱而“心生不满”，一怒而“白役造反”。

“白役制度”有罪

据学者吴思考证，古代“白役”的种类和别称有：“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等等；“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而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则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在“全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现代白役”——“编外人员”在教育界的种类有：“在同一所学校内，有正式在编的，有非正式的编外人员。编内人员又分全额编、补差编、自筹编不同档次，编外人员有合同聘用工和没签合同的临时工（临时雇佣）” 截止２００５年底，全市市、区两级共有教育事业单位６２１家，编制内人员３９６００多人。知情人说，深圳教育系统的“编外人员”早已远远超过“在编人员”。

北京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员工班某，可能属于比较正式的“编外人员”——合同聘用工。但即使是比较正式的“编外人员”，其“白役之辱”也是难以忍受的。张宝泉说得明白：因为存在“编内”与“编外”之分，“岗位和待遇不是依据能力和业绩，而是根据身份和资历等因素而定。同为一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在考核、晋升、工资、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同工不同酬，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发挥，矛盾较多。”可以想象，班某正是因为长期遭受种种“白役之辱”，“矛盾较多”，才愤而走上了“白役造反”的恐怖之路。

由是观之，若说班某有罪，首先是“白役制度”有罪——其“白役制度”制定者与执行者，其滋生“白役制度”的体制，当是首恶主犯，班某不过是“胁从”。中国向来提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然而如今却在“白役造反”问题上实行“胁从必办，首恶不问”，未免太荒唐了。

一个“白役警察”新闻

“白役造反”的另一种表现是“白役腐败”——“白役”以种种腐败表现来促使滋生“白役制度”的体制加速腐败。这一现象在一个“白役警察”新闻中更是清清楚楚。

2005年11月22 日《华夏时报》(北京)有新闻：《记者目击河北假警察抓嫖后与真警察分赃》(组图)，网上转载后，即刻引来网友评论 5852 条 。其故事趣味性极强——

记者卧底跟随的假警察张强把抓嫖罚款的70%上缴给他的上线——一名真警察——北市区东关刑警队刑警于晓健。这只是冰山一角。记者调查发现，仅在同一刑警队里假警察就不止一伙儿，而刑警队的门口却挂着保定市十佳责任区刑警队的奖状。

其实这新闻说张强是“假警察”，不合逻辑，准确地说，既然荣获“保定市十佳责任区刑警队奖状”的东关刑警队认可了张强的服务，张强的工作就不能说是“假警察”，而应该说是真警察的一个“编外雇员”——“白役警察”，或者如其自称是“帮忙的”。“假警察”属于诈骗与冒充，但“白役警察”是“奉旨而行”和“受制于警”的“公事公办”，绝不能等同犯罪。

这故事的奇特贡献还在于，让人明白：“白役”还有“公雇”与“私请”之分——

在亲历了几次抓嫖过程后，记者留意到一个细节，从被抓的陈西、卓韦到赵前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嫖客被带进刑警队，在“审讯”过程中，总有一个留着小平头的男子要进来看看问问，记录被抓者的姓名和最后的罚款金额。有时甚至深夜已经入睡，也要爬起来，穿着内衣来记录。而每次张强带人进来的时候也都趁人不备偷偷塞给他50元钱。记者注意到，大家都叫他“权贺(音)”，而记者在一楼的公示栏里并没有找到权贺的照片和资料，他到底是何许人呢？张强的一席话让记者茅塞顿开，权贺是刑警队队长的“心腹”，并不是警察，队长把他找来住在刑警队里，让他记录这些“帮忙的”每天抓嫖的数量以及罚款的金额，目的是防止那些“帮忙的”“切钱”。而每次张强给权贺的50元钱，是想买通他不要到队长那儿“胡说”，适当照顾照顾。

权贺就是刑警队队长的“私请白役”。上行下效，久之，像张强这种“公雇白役”也可再“链接”几个“私请白役”——

张强的跟班小力是从2004年10月份开始跟随张强的，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13个月时间里，他跟随张强抓过的老嫖有三四百人，平均一天抓一个多。跟班的小光是张强新收的小弟，才“入行”十几天。

如此“公雇白役”再“私请白役”，对社会腐败的加剧，可从下面的记述略见一斑——

尽管有专人负责记录抓嫖的人数和罚款的数额，张强还是能够轻松地“切钱”。在抓获陈西的时候，陈西身上的700元现金被张强扣了，对权贺说只罚了500元；在抓获赵前进时，张强也拿走了他钱包里的1000多元现金，这些权贺都不知道，而陈西和赵前进也“哑巴吃黄连”，不敢提起。

记者也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资金流向链：老嫖身上带的现金和能够交纳得出的罚款，通过假警察这道中间环节，分别分配给了真警察、负责记录的权贺、被假警察抓获后又放掉的卖淫女以及跟班的小兄弟。在这过程中，假警察获
利30%的罚款和“老嫖”身上的现金；真警察获利70%的罚款；权贺获得50元的好处费；小姐获得100元的劳务费，小跟班获得100-400元不等。另外如果遇到“老嫖”交纳罚款后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的话，那么假警察则会“慷慨解囊”，数量的多少将视情况而定。张强是从2003年8月开始正式摇身变为假警察的，这两年抓了800个老嫖，每年营业额至少50万。

近年传媒上关于“假警察”的报道层出不穷，其实大多冤枉。这些“假警察”多是“公雇白役”或“私请白役”，只是在东窗事发时，为了丢车保帅，真警察才忍痛割爱，将他们斥责为“假警察”，让其“自负盈亏”。据悉，一些地方的派出所里，“白役警察”已超过在编警察十倍以上，街头巡逻的，多是名为“治安员”的“白役警察”。这些“白役警察”纯为发财或生存而来，毫无长期责任感，希望借他们来加强治安，当然多是适得其反，甚至是引狼入室。近年中国公安部门的白役之多，可能名列各部门之首，堪称“白役之灾”重灾区——大陆今日治安每况愈下，固然原因多多，但“白役之灾”可能是一重要病根。

“白役之灾”的根源是“有中国特色”专制制度

据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透露，北京高层对“白役之灾”已深痛恶绝，“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办和广东省多次开会、发文，特别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促进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根据中央及有关部委的部署与要求，全国已有２０多个省（区、市）出台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实施意见或办法，１２个省（区、市）全面推行聘用制度改革，深圳市教育系统将在2007年全面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事业单位人才管理机制。”

初看起来，这消息令人鼓舞，中共似已认识到由“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的重要性，这次可能要真正解决“白役之灾”了。不过，回顾历史，人们只能叹息观望。

无论是深痛“白役之灾”的明太祖朱元璋，还是发誓严惩“白役之灾”的清嘉庆皇帝，历代君主无不切齿痛恨“白役之灾”危害，一再发誓立军令状，但最终都从没有兑现过根治“白役之灾”的诺言。以致顾炎武的《日知录》所说“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的恶疾，不仅至今不绝，而且有过之无不及，登峰造极。

自称与历代“封建王朝”绝然不同的“新中国”，五十七年来一再“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搞“精兵简政”、“机构改革”，结果却无不是越改越多，正役、白役双双倍增！

此中玄机何在？想来，“白役之灾”既然是世界各国少见，唯独中国特有的国粹，必与中国历代专制制度与专制文化有关——“新中国”“白役之灾”更盛于历代，莫非是“新中国”的“斯大林加秦始皇”之专制制度更盛于历代？这只要想想，文革时“白役之灾”——“以工代干”，遍地皆是。其时不但不忌讳“白役”“以工代干”，而且以各级“以工代干”增多为荣，以“以工代干”为加强阶级斗争夺权保江山的新生事物。可见，“白役之灾”的根源在于种种“有中国特色”专制制度和“毛泽东思想”。若不从根本社会制度上去改革，“白役之灾”恐怕是永远不会退出神州大地的。

“白役之灾”也可让人想到“驼医治病”

说到“白役之灾”，也可让人想到“驼医治病”——为了将驼背治平，不顾其它——“改革开放”后的“白役之灾”，其直接来源多是“编制”不实事求是的结果——尽管中共喊了六十多年的“实事求是”，却从未有一天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以小学教师编制为例，按国家教育部文件规定，小学按师生比为1：20配备教师，但是深圳各小学的教师编制却低于这部颁标准的一半。这空缺便由各校八仙过海，各自招聘种种“白役教师”。今日中国上下的“编制办”，其给各部门定编的依据不是实际需要多少，而是上级下达的编制指标是多少。而上级制定编制计划，更不是实际需要多少，而是如何体现“数字政绩”——通常皆以编制数维持前些年的数字甚至减少一些为荣，以此证明“机构改革”成绩巨大。因为行政部门始终在管一些不该管的事，又有许多“一把手”在不断“写条子”进新人，政府机关的编制是只增不减。但为了整体编制数量有所下降，就只能昧着良心将需要增人的事业单位的编制紧缩再紧缩。

如果说，在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时，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白役之灾”，只能从编制的实事求是上做文章——如定一个学校编制，应该是现在实际教学需要多少老师，就定多少编制；而不是明知需要一名教师教20名学生，却偏以40名学生配备一名老师定编，逼得学校永远在“白役之灾”之中痛苦不堪。

机构定编是以实际需要为准还是以长官意志为是，政府到底是实行“身份管理”还是实行“岗位管理”，政府应该以变“小政府大社会”来达到机构精减，还是以缩减编制扩充“白役”来自欺欺人，这本是几个极简单的问题，但“新中国”五十七年来始终算不清扯不明。

如果“新中国”的“白役之灾”甚于历代皇权时代，能说今日神州大地是“新中国”而非“洪武年间”或“我大清”？

当中国的“白役之灾”进入“白役造反”新病态时，我们该明白了！

以上两点非牵强之论，观乎俞先生的《东西》，本质上就三句话：

第一句：核心以外的官员的权力要受制约，民众的民主可为约束之力。此当是“保先”的一个衍生文本。第二句：民主要求社会条件，不可盲目。此当是“中共传统”一以贯之的“温和调门表达”，由邓而胡（江不算什么“东西”！）有序而动的想法。第三句：民主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基础。此当是完全自保的手法，一旦内讦扑来，一下把他弹到“老祖宗”那里去。当年胡耀邦拒看“国资”（司马光《资治通鉴》）而回溯“外资”（马克思《资本论》），是其先也。

俞先生的《东西》表面“唬人”（——唬那些极左者、利益集团者），实在是内里老道，远没有国外评论得那样“玄乎”，也没有积极期望者（我算此中分子之一）之不少人所看的“大盘上扬”之状。总的来说，这是中共第五代的一个政治心态，明显告诉公众：民主，我们是要搞的，但大家不能急；民主，是普世价值，但也有国情特色嘛。

通过这篇文章，也试图让人们理解胡温新政的难处：作到现在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社会方面包括维权等力量过高的要价，于民主的长远设计不利；民主是“既定方针”，也要谨防极端异议出来“搅局”。

假如这个判断并不是没有大差池，那么可以看得出：

其一，中共十七大之后的5年，胡温政治仍是着力“纠偏”，所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递进而言：①、不会大幅度地开放NGO；②、不但要解决江那个“东西”的政治负资产，还要防止出现新问题。一言蔽之：胡温新政不可能有大作为，为十八大与十九大即第五代的权力有序交接铺平路子，就算“没白干”。其二，第五代在党内的空间已经相当大，但正统与异数的内部和局尚无指望。这也是俞先生的《东西》为什么要效胡耀邦当年“二资选一”的做派的根本之所在。一言蔽之：第五代已经开展了民主政治试水，但尚没一个人敢“趟混水”。

总体看来，敢“趟混水”的人还是有的，如刘亚洲、贺卫方、潘岳，但他们虽然是“第五代的模样”，实质上没有比较可靠的“政治指数”可供外界作为判断依据。简言之：他们比较有民望，但并没在权力程序当中。

在另一方面，俞先生的《东西》是一稳健民主的版本，它可能争取最大范围的受众，然而此中设计可能需要两大前提条件：

一是，“中华民国死亡”——出生于1949之前（即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都自然死亡后，中国将开启民主。这个自然死亡的范畴当然包括“不是东西”的江，也包括“已经向人们显示了好东西”的胡。

温家宝的“民主百年论”，应当基于这样一个判断。

　　有些传说毫无根据，所谓“小说家言”，一听就是假的。譬如，彭玉麟写个小纸条给国藩，云：“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国藩大惊失色，即将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有些传说则出诸曾氏后人，值得认真对待。譬如，国藩幼女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云湘乡工匠称颂国藩，歌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又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囯的忠王李秀成是“伪降”，即以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转述其母曾广珊的一句话为证：“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太平天囯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本传考证》)。前者“乃湘乡土人鄙俚无知之词，非出曾氏兄弟意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不能作为国藩有称帝之念的证据；后者是曾氏家人代代相传的“口碑”，明说国藩“不敢”，言外之意，似谓国藩对做不做皇帝这个问题还是想过的，因此，罗尔纲说：“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但是，再仔细一想，由这句话得出国藩确有“野心”的结论，似嫌轻率。平情而论，只能说，迄今并无国藩本人想做皇帝的证据，只有他人劝进的事迹。

　　或云王闿运亦尝劝进，流传甚广的故事大致如此：闿运进谒国藩，劝他自立，国藩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很多个“荒唐”，随后，国藩因事走开，闿运看见这些字，乃怅然告辞。这也是“小说家言”，但是，较诸前述彭玉麟劝进的故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此非向壁虚造之事，而是对可信史料的改编。杨钧是杨度的弟弟，也是闿运的学生，撰有《草堂之灵》，其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湘绮(闿运自号)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既为闿运亲述，此事当可信；闿运交游甚广，有可能对杨钧以外的人也讲过这个故事。于是，曾、王论事不谐，广为人知，而传闻渐失实，将闿运未曾明言的所论何事，改编成讨论称帝之事。

　　然而，闿运虽未劝国藩称帝，却尝劝他做另一桩大事。咸丰十一年七月，清文宗病卒，幼子嗣位，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与恭亲王、慈禧太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争暗斗。闿运以肃顺为知己，乃致书国藩，劝他率军入京，“申明祖制”，与恭亲王及肃顺联手，“亲贤并用，以辅幼主”，从而阻止慈禧的“垂帘听政”。对于这个大胆提议，一贯谨慎的国藩不以为然，故“得书不报”。此后，恭王、慈禧联手干掉肃顺，闿运骤失奥援，且有被列入“肃党”的危险，于是，“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王代安《湘绮府君年谱》卷一)。不过，国藩于肃顺之败并非无动于衷，且尝在私人谈话时对僧格林沁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表示不满，慨叹“天下无真是非”(吴汝纶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记)。

　　关于钱玄同的这个话头，周作人《中年》一文也有提及：“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吾友某君则云，人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枪毙。两样相反的话，实在原是盾的两面。合而言之，若曰，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不惑，那么，那时就是枪毙了也不足惜云尔……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这些意思，不妨视作“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那句话的注脚。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苦热颠语》也不约而同地说：“若夫四十以后，老境渐至，已是夕阳之中爱抚子孙的年纪。对浊恶世界有了十之八九的阅历，一方面拒绝舍生取义成仁的敢作敢为气质，反而养成了趋利避害的思想意识……若人寿可缩短至四十岁，则世界之纯美岂止数倍于今日？”另一篇《四十未满》又说：“三十四十：英姿未衰，顾惜自我，看重面子，爱惜名誉，耻言利益。五十六十，颓然老矣。仲尼云：所戒在于利，而人未曾免于此，诸多丑陋皆踵至而来。”　

　　周作人、内藤湖南的议论，都是直接根据日本古僧吉田兼好《徒然草》中的名言而引出的。语见《徒然草》上卷第七章，周作人的译文作：“……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　

　　按：跟周作人一样，钱玄同也是留学日本出身，则他“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话，想来还是由吉田兼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的名言变化而来的吧。

　　日本古来的文化心理，颇有不以长寿为喜、而以短暂为美的倾向。故他们有对于樱花、对于焰火的全民喜好，有视死如归的武士道文化，有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构成的文人自杀传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徒然草》所表述的寿命观，也可谓日本国民性的自然流露吧？

　　《冬天的故事》的女主人公菲莉丝，在两个男人间举棋不定，觉得哪个都不如有过露水情缘却失去联系的漂亮大厨。结尾处，圣诞节前夕，菲莉丝居然与日思夜想的人在公共汽车上邂逅，“小姑居处本无郎”的她把大厨领回家，菲莉丝的母亲、妹妹、妹夫连同所有观众无不感叹幸福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种巧合，实在太像元明戏曲里才子佳人们的奇遇，也难怪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就这般化解矛盾，来个大团圆了事，难道说，侯麦编织结撰的水平竟止于此吗？我初看该片时即有这样的疑问。这回重温，多少算是领悟到一点导演的用心。你想，侯麦是何等世故、何等老练，他对人生的观感什么时节会成了玫瑰色的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冬天的故事没有在影片结束时告终，情节应该在影片之外，在观众的思忖中延续下去。像菲莉丝这么一个心性不定、阴晴多变的女人，她会因了一次奇迹的发生就一劳永逸地获得幸福吗？与英俊男子之间的回忆之所以甜蜜难忘，只是因为在那个时段里，现实的种种艰难、琐碎、不如意都被悬置起来了，他们的感情恐怕只能叫“假期的爱”。当幻梦的假期终了，当灰色的现实重临，那嘴里的糖块还能甜多久呢？也就是说，在电影里似乎不必费心去面对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只不过是被押后了，在我们看不到的另一个时空里它仍将持续搬演。　　

　　要想深入探究侯麦这个系列，除了多看影片之外，最好是能研读一下剧本。不懂法文的话，只好参考黄慧凤编译的《侯麦四季的故事》(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7月第一版)。书前有编者对侯麦本人的访问记，不过问题提得太幼稚，读不读都无所谓。另外有一个单元叫“八观点”，请来八位作者对侯麦电影说长道短，这个就与所谓佛头着粪很接近了。因为收入了这些东西，反而令剧本只能以“精选”形式出现，真是得不偿失。《冬日的故事》里，路易克和他的两位朋友就灵魂转世展开的争论以及路易克与菲莉丝在汽车里涉及帕斯卡、柏拉图的长篇对话，统统给删掉了。尽管我承认侯麦电影里热衷探讨的哲学主题常常只有《哲学导论》课后习题的水平，但有些时候，它们是不能被轻易省略的。关于帕斯卡那节，实际上就是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我们知道，帕斯卡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所谓“赌博论证”。大意是说，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赌上帝存在，也可以赌上帝不存在，但最好还是赌上帝存在。菲莉丝的思想方式，她认准漂亮大厨会再度出现的执念，就带点这种孤注一掷的劲头。将此节删去，电影的分量难免会减损。

　　《婚变》

　　(瑞典)拉格洛夫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19.00元。

　　《婚变》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中篇小说选，如果人们还有印象，就一定记得她的《骑鹅旅行记》，还有，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人。《婚变》一书收入其十篇中篇小说，包括有：《婚礼进行曲》、《飞船》、《亡命之徒》、《他母亲的肖像》、《被罢黜的国王》、《圣诞玫瑰的传说》、《银矿》、《艾格泰老妇人》、《金银财宝》等。拉格洛夫的小说极具民间色彩，作品多取材于传说与古代北欧英雄传奇，她对人性与现实的冲突有惊人的理解力，其获奖理由是＿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的想象力，以及对精神世界的洞察力。

　　励志

　　《太傻十日谈》

　　陶谦、黄果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80元。

　　据说，《太傻十日谈》一书在网上很火，因为，做出国梦的人实在太多，而作为一本关于学习、考试、留学、求职和竞争的书，得到众多学生精英的厚爱，也不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太傻”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网站，更不是一个公司——“太傻”是一个世界，“一个你难以想象的世界”，“太傻”所信仰并推荐的，是一种如何走向成功的路径。作者告诫新生的普通留学者：要注重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必专注于解决的具体途径；学会独立思考与判断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和你周围的人分离你的进步和方法，而不是封闭自己。作者以过来人的身份作经验之谈，这对正在求学苦海中挣扎的学子，或许有实际的帮助。

　　文化

　　《罗马与长安》

　　凌沧洲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3.80元。

　　《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一书勾勒了一些历史事实，讲述了作者眼中的一些历史真相，再佐以略嫌激情的激越文字，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作者以权力的视角进入文明的谱系，并从文化、风俗、体制、法律、信仰等各方面比较罗马帝国与汉唐帝国的文明；在“历史的疑云”栏目，作者对权柄之心术做出了略嫌夸张的阐释；在“名士与狂徒”栏目，作者涉及了诸葛亮、秦桧、张邦昌、郑板桥等人的某些经历；“文史杂谈”收入作者《乱世预言家的人文关怀》、《空城计究竟谁是赢家》、《龙凤呈祥与黑帮演义》等文。有激情的人们，估计也会在激情的瞬间相遇，但这是否对历史有利，还看阅读过程。

　　侦探

　　《最后的郊狼》

　　(美)康奈利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34.00元。

　　这一次，迈克尔·康奈利笔下的主人公，该捍卫自己的前途与人生了：哈里·博斯的生活陷入混乱——洛杉矶大地震毁了他的崖边小屋，他的女朋友也离开了他，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于是，他寄生于酒精。在酒精的刺激下，哈里·博斯顶撞上司，最后不得不交出警徽，他的前途维系在一份心理报告上，博斯决定自己花时间去调查一桩发生在1961年的悬案上，案件发生在30多年前，一个交际花被人杀死在一条小巷子里，并被弃尸垃圾箱，这实在是“惨无人道”的心智考验。作者迈克尔·康奈利是拥有国际声誉的侦探小说家，曾以《黑色回声》获爱伦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其创作的“哈里·博斯系列”小说，影响甚广。

　　学术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日)滨下武志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58.00元。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是一本在史识与史实方面均有较突出贡献的学术专著。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按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作者认为，“清朝之衰退”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该书资料之丰富，论说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