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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的周其仁教授在《天下没有免费的医疗》（观察转载）一文中，粗略介绍了英国国家医疗体系及其问题，文中所谈到的NHS（国家医疗体系）的弊端，倒也是普通英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时常抨击政府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流浪过十多个国家，除中国外，天下没有“劫贫济富”的医疗体系！

最近深圳福田警方在扫黄行动中拿一百名涉嫌卖淫嫖娼人员游行示众，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媒体、网民、警方、官方、女界、学者、律师界，各色人等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警方此举，既有法的影子，底色则是示众情结，是道德羞辱。

中国社会有泛道德化的倾向，中国的公家人有立场一元化的传统。泛道德化，就凡事总想表明个人的道德褒贬；立场一元化，就凡事总想与官方立场一致。

实际上，在现代国家里，公家人在执行公务中应该是零度状态，不应该流露个人的道德褒贬和情感色彩。

比如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应尽可能是零度的，而不是“咱是党的人”那种急赤白脸的性状。像唐家璇、李肇星，动辄“中国人权比美国的好”，实际上最不适合办外交。

前不久，国保人员殴打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按道理说，上面让你们盯她跟她，就老老实实盯着跟着就是了，你们与她没有个人恩怨，干嘛打她？再说，就是有个人恩怨，一米八几的俩汉子打一个弱女子，干的是人活儿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打耿和呢？他们要向上司或某种传统表达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当年林昭被杀，警方去她家要五分钱的子弹费，请问有这项费用吗？他们就是要通过收子弹费表达个人“痛恨阶级敌人”的感情和立场。

去年在韩国开会，清华大学王名教授粗暴指责我的观点有问题。有问题可以讨论，关键是他为什么不能进行零度讨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制度都不零度，不零度者得到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建国半个多世纪了，至今没有走出黑帮打群架的思维。官家就是公家，公家就是居中的，你如果不居中，不零度，你们的政府就永远合法性不足，安全感不足。

首发美国之音

自2004年起，河南沁阳市委市政府陆续向投资5000万以上的企业家发放“荣誉市民证”和“特别通行证”，这是两个具有很高含金量的特权证，持有证件的企业家享受的待遇包括娱乐场所消费不接受公安机关检查、车辆违法不罚款不扣证、子女入学自由择校、医院看病半价支付、风景区免收门票、职能部门不得在每月的1日\x{2014}25日对这些企业做例行检查等。

这些特权证的发放，对于沁阳招商引资工作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该市三年来吸引了高达百亿元的外来投资，正因为如此，沁阳市在招商引资和优化企业环境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得到了河南省相关部门的认可和肯定。

但是，这些被称为“超国民待遇”的特权证的发放，显示出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错位。

车辆违法不罚款不扣证这样的所谓优惠政策，实际已经超出了政府的授权范围，并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已有违法犯罪之嫌；子女入学自由择校、医院看病半价支付、风景区免收门票等，则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不合理侵占，一种典型的劫贫济富行为；而娱乐场所消费不接受公安机关检查和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官员骚扰侵占的“优惠”，则是公民本来就应当享受的权利—无论是谁，花钱在合法的娱乐场所消费都不应遭受警方干扰。

这种特权证的存在，使我们看到，沁阳政府的权力和权利意识是如何淡漠。无论是超国民待遇的特权，还是本来就应受保护的公民权利，都可以被他们拿来做为招商引资筹码。但招商引资不是违法行为的借口，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作为政府，更应确保企业在经营中的平等主体地位。

招商引资无疑会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入驻地政府和居民收入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沁阳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情，但这样的招商引资如果以违背法律精神的“超国民待遇”为代价，那么，即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运行规则的错位也将使这个社会成为一个纯粹经济怪物，而特权思想的盛行、法治精神的阙如将在根本上破坏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环境，对社会整体而言，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

更何况，河南沁阳可以给投资5000万的大老板以“超国民待遇”，其它需要投资的地区就不可以给吗？如果大家一起发放特权证，沁阳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存在了，而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总量却是有限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刺激投资，沁阳市是否可以出台投资沁阳的大老板杀人无须偿命的优惠政策呢？

非经济杠杆之外的特权引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封建思想和裙带资本主义结合的怪物。问题是，谁给了沁阳市委市政府这样的权力，谁又能制止沁阳市委市政府的这些做法？权力既然可以授予规模经济以特权，那就说明，这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权是抓在权力手中的，不用说，权力的持有者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享用着无数的特权，尽管这些特权的存在，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嘲弄。

借助发展经济的所谓“硬道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既漠视法律，又漠视中国社会健康有序的未来。在他们横行天下的时候，“平等”、“公正”、“公民”这些概念的含义，事实已被完全抽空了。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火日立女士：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杨川去世的公告
（2006年12月21日星期四）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沉痛宣告，本会会员、居住中国云南省师宗县的独立中文作家杨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2006年12月20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早晨去世，享年47岁。

杨川一九五九年六月生于中国云南东川，曾学习过采矿、新闻摄影等专业，当过矿工、炊事员、钳工、焊工等，也从事过工会工作，做过旅行社经理，逝世前为自由撰稿人。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血色寒冬》、《将斗争进行到死》、《那个年代》、《死亡的探戈》、《紫色的欲望》、《逃出波西镇》、《闷热的季节》等，以及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多篇作品获得过中国的文学奖项。作品可查阅本笔会网页“杨川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yangc/

杨川曾经是中国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03年退出，2004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杨川曾感人地表露他的心路历程：

“我的写作和成就几乎都是在网络上取得的，那里有远离体制的禁锢，有相对公平和自由的宽松环境，成绩的好坏在网络大赛中最能体现。我是个自由写作者，当然乐于在自由相对宽松一点的网络上去体现我的写作价值。”（引自《心路旅程》）

杨川说：“自己一生中，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过后怕。但更多的是庆幸、是对死神的嘲笑。从未有过震撼和灵魂的、惊心动魄的触动。然而自己家人遭遇到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邂逅时，自己却毫无坦然可言。因为爱。在心里那骨肉牵心的爱。

只要家人们都好，这比什么都好。我会去看冬日明丽的阳光，我还会痴痴地想，这是生命中非常明净的一种感受。只能是在我活着时去感受这美丽。我知道，我死后这美丽依旧存在。只不知死后的日子我是否还能感受这美丽。”（引自《感受生命，感受爱》）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杨川以其人性情爱与朴实中文表达生命的感受和自由的思想，其文字的“美丽”将永远存在而不因为其死而消逝，而我们相信，杨川会依然感受到这种美丽，因为在中文的世界里，他和我们永远同在！
 
独立中文笔会
会长刘晓波（签署）

　第三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2006）最佳奖”昨天在京揭晓。8部候选作品中，铁凝的《笨花》荣获“年度最佳奖（专家奖）”，王海翎的《新结婚时代》荣获“年度最佳奖（读者奖）”。今年的热点图书、余华的《兄弟》（下）则一票未得。

8部小说入围年度最佳

“《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由《当代》杂志社主办，评选范围是去年11月至今年11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该奖首先由全国媒体书业记者推荐入围作品，读者投票决定年度最佳，由专家现场投票决定年度最佳。奖项首次评选后，因“过程透明度最高、结果争议最小”，被视为高公信度和高含金量的文学大奖。

今年获得“年度入围奖（专家奖）”的8部作品是：《生死疲劳》、《碧奴》、《狼烟北平》、《第九个寡妇》、《我的丁一之旅》、《兄弟》（下）、《新结婚时代》和《笨花》。经过两轮投票，选出了专家奖。

《兄弟》（下）一票未得

7位评委基本都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但在两轮评选中，八部作品中只有《兄弟》（下）一票未得。有记者请评委解释原由，专家几番推辞后，陈晓明做出了解答。

他说：“余华是优秀的作家，但《兄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们对余华的期待值比较高。”他认为，《兄弟》只有下半部参加评奖，也是失利的原因，“相对来说，我觉得上部更出色一些，下部的后半部分中，余华对时代的判断过于明确，一些内容写得比较草率”。但他同时也表示，对余华的评价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如果不追究余华是大作家，《兄弟》还是体现了他艺术上的贡献。”

专家为《生死疲劳》鼓吹

专家们还现场阐述了自己投票的理由，白烨表示，自己除了重视《笨花》中的大气，还特别看重作品中的细节描写，“通过细节，能感受到铁凝对那里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李敬泽表示，《笨花》在艺术、结构方面，甚至在具体的行文上，它的冲突和复杂性是很难驾驭的。但铁凝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难度，给出了比较完善的艺术解答。

除了《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也受到专家肯定。陈晓明说，他在《笨花》和《生死疲劳》之间很犹豫，“我对《生死疲劳》有点不满的地方，作品后1／4的地方，莫言有些东西没有把握好，艺术力没爆发出来。”但张颐武则毫不掩饰自己对《生死疲劳》的喜爱，“《笨花》是中规中矩的好，《生死疲劳》则是一种奇怪的好，我个人更喜欢奇怪一些的东西，所以我愿意为它鼓吹。虽然它没获得最佳奖，但我愿意授予它是我内心的‘张颐武’奖。”

冉按：巴金在铁幕国家下这样的“欢呼”，当然算不得奇文，只不过是彼时知识分子的常态罢了。不过看看现在那些作家的发言又比巴金高明多少呢？我现在登出巴金的发言，不是为了说巴金没有节操。在那个时代，节操已不存在，只少数像陈寅恪先生一样的坚守者。我们并不是要做出事后马后炮似的高明，也不是要逞现我们的道德优越感，而是为了不忘记这样的耻辱。巴金这“欢呼”排比句用得真多，到了堆砌辞藻的地步，看了这样的“奇文”才发觉文学的修辞手法，对妆点苦难，粉饰现实，真是特别有用。因为越是美好的词句越能使铁幕统治，像鲜花包围的万人坑。外面的人看了，以为花团锦簇，其实鲜花下面是血流成河、伏尸无数。

四九年后所有的作家编集子，都不应该叫全集，除非你把这些“欢呼”和另外的检讨、告发材料，也收进你的集子中，那么你才有资格配叫全集。像邵燕祥先生将自己的“人生败笔”发表出来的人，还是太少。知识分子一是爱面子，二是觉得法不责众，因此认为忏悔是别人的事。自己都比别人高明，自己还是受害者呢，凭什么我要去忏悔？像余秋雨这样的人只知在每个时代讨得好处，却不承认自己在那个时代制造的奇文，是如何地给文化和社会带来了灾难。一个人不准备把过去的屁股揩干净，就开始到处表演良知和赓续文化，是不是太低估别人的智商了？在那个时代说过些不是人话的话，虽然不必骄傲，但也可以理解，不过至死不承认有什么不对，恐怕就和“伟大、光荣、正确”到死不认错的独裁者，没有什么区别了。

谢泳兄在研究一九五七年民间言论，我认为是很好的思路。我还主张将四九年后知识分子的“欢呼”结集在一起，来个《万人欢呼集》，做一系列的研究，才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其间的挣扎、辛酸以及如何助纣为虐，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罪”，不必隐瞒。虽然我们是后来者，但我们一样与有辱焉。

我曾于去年巴金去世时，写过一篇《全国人民打巴金的丧伙》，其中我有一个观点：钱锺书说名声是误会的总和，我说，四九年后所谓的名声，就是被中共利用的总和。我再重复一遍，在四九年后的铁幕国家，除非是异见者的声名扫地（如胡风、胡适等），那些从正面获得名声的，大多是名声有多大，耻辱便有多深。对巴金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我坚持我的看法（八十年代有一段他的表现得到我的赞赏，请参看去年十月份的博文《全国人民打巴金的丧伙》）。

我这样做，并不是说我就多么高尚，也不是认为自己比巴金更有道德勇气，而是为了藉反思而使这样的耻辱，永远不被人们忘记。个人在独裁者统治下固然渺小，但没有谁能够免除自己在独裁统治下所犯下的罪过，包括我自己。

下面是一九五五年巴金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抄自《1955年人民手册》（《大公报》出版）第193至194页。

主席、各位代表：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万分紧张，因为六万万人民在倾听从这里发出的声音。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兴奋。这个报告又真实又正确地总结我们国家五年来各方面的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全国人民亲眼看见的。这五年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四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必依靠数字，谁都可以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国家的飞耀的进步。长期受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自己丰饶、广大的土地上做了主人，结束了过去受冻挨饿的痛苦日子。六万万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用忘我的劳动，参加祖国的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每一双手都在动，每个脑子都在思索，每一颗心都充满着爱，每盏都发光，每块炭都发热，每个齿轮都在转动，每样工具都在使用。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共同的事业。在一个统一的计划下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一个地方不在改变？哪一个地方没有斧头和铁锤的声音？哪一处听不见笑声、歌声？哪一天看不到新人、新事？对四川人民来说再没有比听见成渝铁路上火车的放汽声更令人感动的事了。还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而且正以无敌的力量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面对着这个伟大的现实，我们文艺工作者固然感到非常兴奋，但同时也感到万分惭愧。我们不能否认这五年来在文学部门中也曾产生若干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变化，也创造出一些有高贵品质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一点成就是配不上新中国的整个局面的。王芸生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在文化部门尤其缺少创造性的工作，小说、剧本少得可怜”，这说明了今天文学艺术落后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跟人民一同欢笑，一同前进，却没有充分地表现出人民的欢乐、热爱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个光辉的时代反映在我们作品中也显得黯淡无光。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作者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这些年来有多少文学工作者写过像王芸生代表所说的“干干巴巴缺少情感的文章”？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倘使我们不能克服我们的缺点，我们就会被读者抛弃。

我们的缺点的确不少：我们一方面没有用充分的热情歌颂我们国家的新人新事；另一方面对我们社会中一些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也没有及时揭露和批评。谁都知道在我们国家里充满了新鲜的、光明的东西，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垂死的东西并没有全部消灭。这些东西在新的力量的打击下还时时抬起头来作最后的挣扎。而我们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正好帮忙延长了它们的寿命。有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一再提到官僚主义。的确官僚主义不是经过一反再反就会绝迹的。今天我们还常常从人民口中听到官僚主义的故事，仿佛在读果戈里、谢德林的小说。例如，有些干部来自人民中间，却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在文牍中消磨日子。还有一些干部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只喜欢听奉承，不高兴听批评，对人民的意见也常常不加考虑。也有一些领导部门常常不经过详细调查、全面研究，单凭主观愿望作出决定，发布命令；下级就机械地执行，也不反映真实情况，更不考虑这种办法是否对国家和民有益。……这些事实虽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若干损失，但是我们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并未因此而减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跟一切不良的倾向作斗争，我们文学工作者更应该用自己的笔来展开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助政府克服各种落后现象。在宪法实施以后，我们的政府一定更有办法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坏现象彻底肃清。

各位代表，我们从各不同的地区来到北京，我们都记得我们动身时的情景：多少双手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多少亲切的眼光望着我们，多少激动的声音向我们嘱咐。我们把六万万人民的心带进会场，我们不会忘记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国家安排一个光芒万丈的前途，为子孙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将来。我们的工作是庄严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艰巨的。回顾了过去五年来的光辉灿烂的成就，再看到全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欢腾的景象，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更有了信心。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们一定必须把整个心献给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奋斗，这是人生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

胡锦涛等中共大员以为中国真的发了，是锦上添花、滔滔不绝那种崛起兼暴发。马上消逝的二○○六年在法治、人权与民主诸领域，是大跃退的一年，但在高干眼则捷报频传，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中国眨眼间变成「准超级大国」，硬与软权力直迫美国，且实力美消华长。刚过六十四岁生日的胡总深信，假如他干到二○一七年党十九大的话，便可以见证中国与「新美帝」平起平坐的一天。

北京目前真的是寒风凛凛，而这种寒风是针对知识份子的。先有程翔因为被指提供情报给与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之周边组织“欧亚基金会”，其间谍罪名成立，判囚五年，目前他的家人希望他能保外就医。而近日另一位跟程翔案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就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名，十八日于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罪成，重判二十年监禁。根据报章的说法，案情的具体内容其实也是不尽不实，但是陆建华被判二十年监禁之事已经是被证实。对于程翔被判五年而陆建华就被判二十年，有些人便认为这总算是程翔走运了，但个中案情究竟有何不同，香港人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报章报导，得知陆建华是一位智囊。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政府的智囊机构，常常替政府作许多的研究。就这样话说回来，“欧亚基金会”又何尝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得到政府拨款去做一些研究吗？跟社会科学院不就是一样？问题是在于当政者或当地权的人之喜恶，又或是在一些政治斗争出现时，有些人不幸地踏入陷阱，就成为牺牲品罢了。这次陆建华被判二十年监禁，究竟为何要判二十年呢？他跟程翔有何关系呢？

从程翔案件之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原来在程翔于二零零四年五月后提供给“欧亚基金会”的材料中，包括了陆建华所提供被认定为涉及到绝密的国家级机密之四篇稿件，以及两篇涉及情报的稿件，一共提供了六篇稿件给程翔，而程翔就将之提供给“欧亚基金会”。这对陆建华来说，是泄露国家机密，而程翔取其资料给与“欧亚基金会”，就是间谍，于是一个被判五年，另一个就是二十年。

我们从常识来看，这真是“莫须有”、真是冤狱、真是以言入罪。目前，不是说大陆要开放吗？而香港有许多所谓“忽然爱国”的人又在吹嘘，共产党已经正在慢慢地改革和爬自我完善，在言论自由、政治权利等方面相对地较以往宽松，不过，事实上当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又在收紧。但是为何要这个人去“祭旗”呢？我们真是不明所以。

我们对陆建华不甚认识，但是从案情表面来看，如果这样也算是泄露国家机密而又判刑二十年的话，这真是十分危险。究竟他收取了多少金钱呢？他泄露国家机密的动机是什么呢？他是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应该是智囊级的人物，为政府的高层提供一些时事分析，又或是对香港的情况作研究和分析，而事实上他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发展的形势分析和预测，其实在中国内地的电视上经常都会看到这位元年轻的时事评论员、这位年轻的智囊对国际形势以及两岸关系发表他的意见。据说，在二零零三年“七一”之后，他曾来香港到处找人和搜集资料去分析港情，因为在零三年“七一”之后香港的形势有所转变，共产党认为董建华对香港失控，于是希望可以插手控制香港，而陆建华就是其中一位到香港从多方面之来源搜集资料去分析，让上面决策者得知香港形势。如果这样也弄得要坐牢二十年，真是可谓冤枉至极。

以香港人的观念来看，像程翔和陆建华是罪不至被指为间谍和泄露国家重大机密，至于他俩的关系就是一位供稿给另一位，而另一位就把收到的稿件提供给被共产党认定为台湾国安局周边组织织的机构，甚至是附属机构，于是一位是间谍，一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如果共产党继续如此下去，老实说其所谓开放改革之形象就会完全受到破坏，也让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更加没有信心。至于对中国凡知识份子、特别自由派的知识份子，要求体制内改革的知识份子，日后就只有万马齐喑，没话可说。

因易中天们“一书致富”、作家洪峰挂牌乞讨、湖南作家“希望被包养”等事件，作家们的收入问题成为热门议题。《财经时报》顺势推出了一张“中国作家富豪榜”：余秋雨以1400万元的版税收入高居榜首，二月河、韩寒则分别以1200万元、950万元紧随其后。

当然，萨特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但萨特的做法中所体现出的文学精神值得细细体味。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当前的文学和文学家——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的文学界可谓一地鸡毛，乱象连连。细究起来，其种种怪现状大多便是由于过于看重市场价值，而失去了对文学清高的坚守所致。过于看重市场价值，强调市场逻辑，必将使文学日趋商业化、工业化。也许，裹上商业化的糖衣有助于文学更好的传播。但是，如果商业化的糖衣裹得过厚，那样的“文学”还是真正的文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