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下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一九五三年生于北京。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书。后来赴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

目录

 00作者简介
 0引子
 0100第01章 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0101乞求毛高抬贵手
 0102不是冤家不聚头
 0103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0104宁都会议的缘起
 0105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0106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0107在延安整风中
 0200第02章 文革之初的“保持晚节”心态
 0201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0202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0203毛发动文革的谋划
 0204“保持晚节”的表白
 0205顺守哲学
 0300第03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0301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0302“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030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由来
 0304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0305“全面夺权”
 0306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0400第04章 乱局中的隐忍顺守之道
 0401大闹怀仁堂
 0402″伍豪启事”的风波
 0403在大乱中苦撑待变
 0404收拾文革烂摊子
 0405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0500第05章 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
 0501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0502毛、林交恶的根由
 0503调解林、江两派争斗
 0504庐山会议的真相
 0600第06章 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0601″批陈射林”的部署
 0602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0603毛、林之间的摊牌恶斗
 0604″板荡识诚臣”
 0605把林彪逼上绝路
 0700第07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0701周为何嚎啕大哭
 0702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0703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0704批左与反右的交锋
 0800第08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0801″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0802万事开头难
 0803中美和解的波折
 0804″乒乓外交”
 0805尼克松访华
 0806功高盖主
 0807政治局批周会议
 0808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0809″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0900第09章 评法批儒:毛、周关系的结束
 0901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两大情结
 0902与政治险境缠斗
 0903″抬邓排周”的权力布局
 0904治病要服从大局
 0905补过还账
 0906组阁之斗
 1000第10章 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1001批”经验主义”
 1002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1003形势逆转
 1004油尽灯枯
 1100尾声
 1200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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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论读书

 

富翁阔佬在显露出他的愚昧无知时,常会格外令人鄙视。而穷人终日操劳,没有深思幽想的余闲,显出无知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富裕阶层中的粗俗愚蠢者醉生梦死,恣情享乐,像禽兽一样活着。如果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时间的话,本来可以做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

读书时,作者在代我们思想,我们不过在追循着他的思绪,好像一个习字的学生在依着先生的笔迹描划。我们自己的思维在读书时大部分停止了,因此会有轻松的感觉。但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了他人思绪驰骋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甚多,或几乎整天在读书的人,虽然可以借此宽松脑筋,却渐渐失去自行思想的能力,就像时常骑马的人渐渐失去步行的能力一样。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读书太多反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稍有空闲就读书,这种做法比体力劳动更容易令人思维麻痹,因为我们在干体力活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遐想,一条弹簧在久受外力的压迫之后会失去弹性,同样,我们的头脑如果经常处在他人的思想影响之下,也会失去自己的活力。又譬如食物能够滋养身体,但吃得过多,反使胃肠受累,损害健康;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如果向外摄取过多,也是有害无益的。读书越多,使你的头脑就像一块重重叠叠书写的黑板,每一篇读过的东西能够留存的越少。读书而不思考,就不可能心领神会,得到的浅薄印象往往稍纵即逝。就像我们所摄入的食物只有五十分之一能够被身体吸收,精神食粮也只有小部分真正成为大脑的营养。

况且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好像沙上行走者的足迹: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但如果要知道他在路上究竟看见了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作家们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例如雄辩、豪放、华丽、优雅、简洁、纯朴、轻快、诙谐,精辟等等,并非阅读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学到这些优点。但如果我们生来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迪。看到别人的榜样而善于学习运用,我们才能获得同样的才干。这样的读书,能引导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写作的能力,但具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在读书中除了学到一些陈词滥调,别无益处,只能成为浅薄的模仿者而已。

如同地层依次保存着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古书。后者与前者一样,在其当时,都是生气勃勃,大有作为的,现在则成为化石,死气沉沉,只有考古学家还有兴致玩赏。

据赫鲁多特斯说,色尔泽克斯在望着自己漫无边际的庞大军队时掉下了眼泪,因为他想到百年之后,这些人将荡然无存。如果想到堆积如山的流行图书在十年之后没有一本被人阅读,不也应该落几滴眼泪吗?

文艺界的情况与人世间相同:无论你向社会的哪一个角落望去,都会看到无数愚民像苍蝇似的攒动,追污逐垢,在文艺界中,也有无数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这些书原是为贪图金钱、企求官职而写作的,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因此,它们不但无益,而且为害甚大。现在的图书泛滥成灾,十分之九是以骗钱为目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同流合污,朋比为奸。

许多文人非常狡猾,不是引导读者追求高尚的趣味和修养,而是引诱他们以读新书为时髦,好在交际场中卖弄学识。诸如斯平德勒、布尔沃、尤金。休等人,都因善于投机而名噪一时。无论何时,都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通俗作品,却使读者倒了霉,他们把阅读这些庸俗作家的最新著作当作自己的义务,而不去阅读古今中外为数不多的杰作——其中那些每天出版的通俗刊物尤为缺德,偷偷夺去了世人宝贵的光阴,使他们无暇顾及真正有益于修养的作品。

因此,对于善于读书的人,决不滥读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使是时下正享盛名,大受欢迎的书,如一年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小说、诗歌等,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要知道,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一致地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这些书才使人开卷有益。

坏书是灵魂的毒药,读得越少越好,而好书则多多益善。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不读坏书,是读好书的一个条件:因为人生短促,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一般人都喜欢读那些介绍或评论古今大思想家的书,却不去阅读原著,因为他们习惯于阅读新出版的东西,又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觉得现今庸人的浅薄平淡的语言比伟人的思想更容易理解。我很幸运,在童年时就读到了施莱格尔美妙的警句,并把它奉为圭臬:

“你要常读古书,读古人的原著,

今人对他们的论述没有多大意义。”

平凡的人,好像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彼此多么相似。他们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思想几乎完全一样,而他们的意见又是同样的鄙俗。庸人所写的劣作,只要是新出版的,自 会有愚蠢的人们爱读,而宁愿把大思想家的名著束之高阁。

平凡的作品像苍蝇一样每天在繁衍,人们只因为它油墨未干而争先阅读,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在几年之后必然被淘汰,实际上它一出世就应该被遗弃,只能作为后人助谈的笑料。

无论什么时代,都存在着互不相干的两种文艺,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虚有其表。前者是由为科学或文学而生活的人所创造的不朽之作,他们的工作是严肃而深刻的,然而非常缓慢,欧洲在一个世纪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作品不超过十部。另一种是靠科学或文学而谋生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振笔疾书,在鼓噪颂扬声中每年有无数作品上市。可是数年之后,不免产生疑问:它们显赫的声誉如今安在?它们本身又消失到哪里去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不朽的文艺,而后者是应景之作。

买书后又能一丝不苟地阅读,是很好的;然而一般人往往买而不读,读而不精。

要求读书人记住他所读过的一切东西,就像要求一个人把他所吃过的东西都储存在体内是一样的荒谬。人靠进食维持物质生活,又通过阅读过着精神生活。然而身体只吸收能够同化的食物,同样,读者也只能记住他所感兴趣的东西,也就是符合他的思想体系或生活目标的东西。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但只有很少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思想体系,就不能对事物作出明智的评价,他们读书也必然徒劳无益,毫无主见。)

“温习乃研究之母”,任何重要的书都应该立即再读一遍。一方面因为再次阅读能使你更清楚地了解书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之间的联系,知其结尾,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开端;另一方面,第二次阅读时你会有不同的心情,得到不同的印象,就像在不同的照明中观察同一件东西。

作品是作者思想活动的精华,如果作者是一个伟人,那么他的作品能大致体现他的生活,并常常能比实际生活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二流作家的著作也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也是他思想活动的精华,是他全部思维和研究的成果,我们也不妨阅读一些。)崇高的精神生活使我渐渐达到一种境界,不再从与他人的应酬交往中寻求乐趣,而几乎完全潜心于书本之中。

没有别的事情能比阅读古人的名著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上的乐趣,这样的书即使只读半小时,也会令人愉快、清醒、高尚、刚强,仿佛清澈的泉水沁人心脾。这是由于古代语言的优美,还是因为伟人的品性使其作品经古常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文艺界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的,另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前者是意志的历史,其内容是可怕的,无非是恐怖、受难、欺诈和杀戮等等。后者是睿智的历史,其内容是欢愉明快的,即使在描写人类的迷误时也令人神往。哲学是这种文艺的重要分支,又是其基础,它的影响广泛,但又是缓慢地产生作用。

我很希望有人来写一部悲剧性的文学史,揭示出许多国家对于自己民族的大文豪和大艺术家虽然无不引以为荣,但在他们活着时,却百般残害虐待他们;揭示出在所有国家和任何时代里,真和善对邪恶进行着不知疲倦的无休止的斗争;他要揭示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里,除了少数幸运者,人类的英华巨擘几乎都得遭灾罹难,他们贫寒困苦,命乖运蹇,而荣华富贵则为庸碌鄙俗者所享有。他们就像《创世纪》中的以扫,以扫外出为父亲打猎时,雅各却穿了以扫的衣服,在家里接受父亲的祝福。然而人类的巨匠大师们不屈不挠,继续奋斗,终能完成其事业,光耀史册。

“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

汤本馆——川端康成游历伊豆的常宿处

伊豆的夏日正午,阳光热而亮,站在汤川桥畔拍照,脸上投下斑驳光影,却想起了《伊豆的舞女》开头几句:“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笼罩着茂密的杉林,从山麓向我迅猛地横扫过来”(叶渭渠译)。汤川桥正是小说中“我”和舞女初遇之地,现在这里是伊豆“文学散步”之一“踊子步道”所经之处,桥侧树牌纪念,小说原文、作者介绍和踊子步道示意图一并呈现。

踊子即汉语舞女之意,敲着小鼓的少女艺人形象恰轻灵而现。

1926年川端康成写成其成名之作《伊豆的舞女》,20岁的“我”和14岁的薰子之间若有若无、清淡而细绵的感情打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犹忆初读时的感受,是一种有节制的感伤,如蓓蕾,包裹着绽放的所有想象,戛然而止,手指轻触的微温,没有言表的感情,都化在了薰子天真而风情初开的姿态里,化在了天城山茂密的林间小道上。

现在是2006年,八十年过去了,伊豆处处依然可见薰子羞涩地和“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的学生相随而行于林间小道的情景。在通向净莲瀑布的“踊子步道”入口,“我”和薰子的雕像引领来者进行一次文学漫步。俯视,路上的窨井盖竟也雕刻着同样的图案。穿行在川端康成当年走过的踊子旧道,山林清幽寂静,前后竟无一人,惟我们一行,炎日被蓊郁山林收服,路边川端康成文学碑仿佛薰子情窦初开的袅娜,静然于山石苔痕间。说是碑,实乃山石一块,左边刻《伊豆的舞女》片段,右雕川端康成像,只此两处人工斧凿,其余任青苔石上生。川端的头像额头鼻际很是光滑,是朝拜者一次次抚摩所致。想起“我”与舞女行走山径的情景:“这时静得只能听见小鸟停落在枝头上时摇动枯叶的沙沙声”,安静里是青春心灵微妙的颤动。

川端康成的笔触总是那么清淡细腻,小说情节常常不复杂,轻轻间却将人引入幽径,体会那些心灵的颤栗,哪怕最细微的弥散于空气里的吟揉。使之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古都》《雪国》《千只鹤》是如此,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已然透出川端以后的文学风格。

幼年失怙的川端康成内心始终有着忧郁的核,青春年少游历于山林茂密、屋舍安然的伊豆,孤静里的感伤涟漪正是恰当的投射,“铺满落叶,壁峭路滑”,一边森然山谷,一边林深不知处的山径,实在该是相见即告别、清嫩而凄美的情感发生之地。沿山径而行,我们也到了天城山隧道口,那是“我”急切地行走山岭,渴望穿行而过赶上巡游艺人的隧道,小说中写到的天城岭北口一处茶馆,今惟一亭而已,亭柱“男子便所”示意牌让人不禁失笑,似乎冲淡了那股沉浸在小说中的怅然若失之情。“走进黑魆魆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隧道依然渗出冰凉的水,隧道很长,“前面是通向南伊豆的出口,露出了小小的亮光”,当年的“我”一定行走如飞,渴望尽快看到薰子。我们也走得很快,只是因为长长的隧道突然让人感到了惊悚,这条手工开挖的隧道长久地留住了12个生命。行至半程,翻译石川女士突然紧拽我的胳膊,弄得我也紧张起来。瞬间与川端的情调短暂分离。

可是,伊豆的每一寸草木,都似乎弹拨着文学的心灵——“山路费寻攀,居然眼见紫罗兰”(松尾芭蕉俳句)。除了川端康成,日本有不少作家与伊豆结缘,出生于此的井上靖自不必说,松尾芭蕉、夏目漱石、花登筐、若山牧水等都曾在伊豆游历和写作,伊豆市专门制作了“伊豆市文学散步”的旅游册子,在作家游历之处立文学碑;建有伊豆近代文学馆,精心收藏了相关的作家作品、手稿、照片等资料,一一展览。在文学馆,看到不同时期的川端康成与井上靖和三岛由纪夫及东山魁夷的合影,看到各个时期拍摄的电影《伊豆的舞女》剧照,以及川端康成与薰子扮演者的合影,感觉这里的一切都还等待着一段段甜蜜忧伤的故事。文学馆与伊豆森林馆共处一檐,树轮与文学,同样渊源久长。

黄昏入住汤本馆——当年川端康成游历伊豆常宿处,执笔《伊豆的舞女》的客室已名为“川端屋”纪念室。邻“川端屋”客居,听狩野川喧腾,情境正合宜重读《伊豆的舞女》,虽然不复早年初读的感动,似乎也不满足了如此清淡的故事,然而却发现清涩的美感正是怀想的味道。寝前,再次移门至走廊拐角:“川端先生,晚安”。

川流一夜声,难入眠。想起小说尾声:“我听任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侍桁译)曾觉“甜蜜的愉快”略显甜俗,比较叶渭渠译本结尾:“我任凭泪泉涌流,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有留下,顿时觉得舒畅了”,叶译比侍译更文学味,不过,此处“舒畅”似少了些酸甜的青涩感,“甜蜜的愉快”倒让人嚼出酸涩涵泳的甜了。

毛泽东时代落幕的时候

凶事连连

中国人的1976年可真是惊心动魄大喜大悲。

一开头就是周总理逝世,那阴沉沉的天实在是压抑。

到了3月8日,自然界出了件大事:吉林流星雨,那壮观景像越传越邪乎。流星预兆着什么?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嘀咕:等着吧,不定怎么死人呢。

接着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以悼念周总理开头,很快发展成大泄愤,表面上冲着江青他们几个,暗暗的却冲着‘最高当局’。四月五日晚上,警察和工人民兵用大棒子‘解决了问题’。可是,这能真正解决么?老百姓憋了一肚子的火。

七月六日朱德逝世,还惦记着流星雨的有人松了口气,说大概就是朱德吧。但多数人可不放心:朱德恐怕压不住那流星雨。果不其然,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整个唐山夷为平地,几十万人命转瞬间灰飞烟灭,连北京也塌了上万间房子。


皇上驾崩

我在7月21日这天进了西城区二轻局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只有一个班,40多人,来自二十多个工厂。一个星期的入学教育刚过,唐山大地震来了,一切打乱。我们跟着清洁队的大卡车去装运房倒屋塌产生的渣土,抡着铁锹装车,一夜一夜的干。到了八月二十几号,北京人正在猛搭地震棚,我们却跑到河北省狼牙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我们又回到北京,刚说要开课了,9月10日这天,突然接到通知,各单位下午3点停止一切活动,集合起来听‘特别重要广播’,要求每个人都通知到,一个都不许落下。什么事这么重要?猜不透。打仗?不像。又要地震?用不着一块听广播呀。等着吧,下午3点就知道了。

我在狼牙山挺好,回到北京,红烧肉一吃,拉稀了,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眼瞅着差十几分钟3点,肚子又来劲了,没辙,再跑一趟吧。这时我们全体已经在大教室坐好等着了,书记老胡冲我瞪眼:快点,3点以前必须回来!可我在厕所里蹲下就起不来了。等我终于提上裤子,捂着还下坠的肚子回到大教室,虽然还没听清广播里说什么呢,却立刻就明白:毛主席死了!你看,一屋子人全都站着,低着头,有人呜呜的哭呢。除了他死,还有什么事能造成这场面?我赶紧入队,立正,低头,心跳开始加速,一边听广播一边紧琢磨:是不是该哭啊?其实我早就想过了。近一两年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纪录片里那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一回不如一回。谁还看不明白啊,快了。可谁也不敢说。就算小心的来一句:咱毛主席可显老啊,碰上不讲理的,就能揭发你一个‘恶毒攻击’罪。你要敢说:他老人家看着可快了,那就是板上钉钉的现行反革命。我没敢跟任何人交流,但心里想过好多回了:毛主席哪天一死,是个什么劲头?像人们常说的天下大乱?反革命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反正准得有个大变化吧?现在可好,这一天到了!前边也不知是天崩地陷还是什么,反正我是真激动,心跳的砰砰的。但马上又回到最紧迫的问题:哭不哭呢?理论上讲绝对应该。凡是革命群众就应该热爱毛主席,比亲娘老子还甚一百倍。亲娘老子死了都哭,毛主席死了能不哭吗?换句话说,哭不哭当场就显出对毛主席有没有感情,甚至说马上就能看出好人还是坏蛋。可我就是没眼泪,多急人啊!周总理死时,我还真有点想哭。周总理让人觉的亲切,毛主席呢,光是伟大,一伟大就爱搞运动,一个接一个,把人全搞烦了算。坏蛋怎么那么多,总也揪不完呢?许多的老百姓对他老人家不敢说一肚子怨气,至少也是敬而远之了,尤其是四。五运动之后。本来我就不爱掉眼泪,现在更是挤不出来。可是我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赛着哭。女同学是一个不落,越哭声越大,小伙子也有哭出声的。我一紧张,眼泪没出来,汗珠子可下来了。那天本来就闷热,我又拉肚子,正虚着呢,能不流汗么?一流汗我就更紧张,生怕被人怀疑:为什么不流眼泪光流汗?越想越紧张,越紧张汗流的越猛。突然我有了主意,谁要是揪我‘反革命’,我就赶紧闭眼往地上躺,只当是病大发了。

还好,正在我胡思乱想呢,广播里的重要通告完了。老胡抬起头,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要把悲痛化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是刚听来的话。然后老胡安排任务:要布置一个灵堂,要派人去买黑布白绸子做灵帐、挽联,黑纱,还有白纸做白花,砍松树枝子做花圈,买大幅的‘主席遗像’。那些同学也是说停就停,哭声立刻全没了,几个小伙子精神气十足的接受任务。我看出了名堂:这40多人里没有一个真像死了亲娘老子那么难过。没过多久,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先一人一个黑箍一朵白花戴上,接着布置灵堂。帮不上手的就先学毛选,课是不能上了。学校的灵堂连夜布置好了,遗像、黑帐、花圈,还点上蜡烛。可这蜡烛一点上就不敢让灭了,灵堂一布置好就得有守灵的,要不可就是政治问题。于是排班,至少两人一班,干站俩小时,24小时不断轮换。

第二天全校来了个悼念仪式,三鞠躬,默哀5分钟,老胡和各组代表各致悼词,表决心,照报纸抄呗。这回哭的人可少多了,只有几个女生,刚哭了几声,看没人响应也就停了。大伙经过互相观察,心里都有了底:我们这里没有那种‘装孙子的’,所以呢,不哭也没关系。

大街上也安静了不少,人人收敛,说话的嗓门都小多了,吵架的没了,连小偷都‘停工’了,这时候犯事抓着轻不了。所有的人或戴黑箍或戴白花,少了这个不敢上街。

接着,天安门广场召开了50万人追悼大会。我们七二一大学的全体参加。整个广场那叫静,连咳嗽都不敢大声。入场后等的时间不短,可会开的真短,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周围没几个人哭,不知是头几天眼泪流干了还是都明白了不哭也没关系。退场时,到处是一队队的人,都走的急匆匆,没几个人说话。满街是人,却听不到人声,更没有车辆喧嚣,只有一片脚步声,真是一种很怪的感觉。

那些天,街上的人都沉着脸,皱着眉,心事重重的样子。这到不是假装悲痛,更不是真悲痛,而是人们心里确实不轻松。那么些年上边老吓唬我们,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之类的。这回毛主席一死,威震天下的没了,要变天要出大事也就是时候了。别的不说,人们从电视和报纸上全都看见了,追悼会时,天安门上的中央领导人,一边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另一边是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主持大会,华国锋念悼词。这两边的分野一清二楚,左右两个阵营啊,他们能水火相容吗?这前边是明是暗,是平道是险关?一向就关心政治的北京人能不琢磨吗?所以心事重重。


走向新时代

七天的丧期过了,说话又到了十月。大约是十月十日之后,神秘气氛席卷北京。街上开始出现眼睛发亮表情复杂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和林彪事件刚过一样,这些症状都是让心里的重大秘密憋出来的。终于,小道消息传的到处都是:中央那几个坏蛋,就是四。五时老百姓都骂的那几位,还加上一个王洪文,都抓起来了!一般人听见这消息,先瞪眼,然后就高兴。尤其是北京的老百姓,一直为四。五的事憋了一口恶气。抓的好!就算没有四。五的事也没抓错!就数他们几个最能瞎折腾,搞运动跳的最欢。他们也最好抓,一点军权没有,净是文人,还不跟捏小鸡子似的。他们早先全仗着毛主席呢,那会儿抓人全听毛主席的。毛主席死了听谁的呢,他们几个只管报纸电台,可抓人的事却是枪杆子说了算。

十月18日到20日正式传达中央文件,公布了那四位叫‘四人帮’,是毛主席给起的名,而且毛主席早就说他们不是好东西。可是,如果毛主席早就明白了,为什么还留着他们呢?文件没说。抓四人帮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决定的。叶剑英到是老枪了,这华国锋可真没看出来。1976年初顶替邓小平那会儿,只瞧他土头土脑的,不像坏人可也没多大本事。毛主席追悼会上念悼词,还舔一下吐沫翻一页讲稿,一口的山西话听着就不如老一代革命家的南方口音唬人。这回倒是一举惊天下呀,敢情老实样是装的,心里藏着狠招呢。这回,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他一人全包了,而且还是最合法的继承人,因为毛主席给他写了帖子‘你办事,我放心’。为了表示他跟毛主席最亲,华主席宣布要修毛主席纪念堂,立即动工,要永久保留毛主席遗体,还要出毛选第五卷。

十月21日,北京市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学校全体出动。满街都在敲锣打鼓放鞭炮。前一个月还到处是黑白两色办丧事,人人压抑阴沉,这一下子却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天安门广场都挤不动了,大喇叭里一遍又一遍的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游击队里有一位华政委,…。’。有个哥们马上就点出来了:毛主席是〖东方红〗,这华主席就来个〖交城的山水〗,还以‘华政委’对‘毛委员’,连穿的中山装、照的标准像,处处都学毛主席呢。毛主席是学的了的么?大伙心中好笑,但谁也没在此时对华主席有什么恶感,是他抓起了四人帮,扭转了局面。

在那个时刻,我们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丁点历史感。充满心头的仅仅是‘好日子在前头’的兴奋。我们还看不清,扭转乾坤的并不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导致新时代开始的也不是四人帮的倒台。他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跑腿干事的,干脆用江青后来的话,几条狗罢了。

新时代的开始只不过是旧时代结束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有没有华主席都会发生。而旧时代,只有一个人,毛泽东,才能带走。他才是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无可比拟的巨人!历史的巨轮终于又开始向前了,但决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推动,而是因为毛泽东停止了推动,因为他死了。

1976年10月21日,在那个时刻,我们只顾欢歌笑语。没有人去想:我们的高兴实际上源于那个巨人的死亡,我们庆祝的正是他的死,真正热爱他的人不会在他闭眼一个月后就乐成那样。在那个时刻,我们还来不及细想前面的事,更没有觉察到已经过去的是多么的畸形荒唐。那许许多多我们亲历的平常事,只消再过二、三十年就会变的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它们曾经发生过。

在那个时刻,我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在享受着阳光明媚的10月金秋,只感到1976年初的阴冷凄凉一扫而光。‘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正在大声的唱,我们还顾不得思前想后,心头只有一样,模糊但又清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

邵 建:从网络民主走向社会民主

 

今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终于揭晓,这期《时代》封面,是一台电脑的显示屏,屏幕中央,赫然一个大字“You”。是的,“你”。但,“你”在哪里?这个显示屏,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当你拿着杂志面对它的时候,你的面容赫然在镜子里出现。原来,这个“你”,是你、是我、是他、是她。你我他她,无数网民,一道成了2006年度的时代风云人物。

对此,《时代》周刊总编辑斯滕格尔解释说:这个风云人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创造和使用互联网的人,每个改变资讯时代的人。这个你成千上万又上亿,获选的原因,是因为你通过使用互联网控制了全球传媒。诚哉斯言。网络是一种后发传媒,而每一种传媒的出现,都改变了一个时代。当人类最初的传播媒介--文字--出现时,人类便进入了文明。但这种文明是掌控在少数人手里的,表现为少数人的“文化权力”。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字所以走上表意而非表音的复杂化道路,正是要让这一媒介(那时是人神沟通的媒介)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对文字而言,既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垄断,又可以形成自下而上的崇拜。于是,文字的产生被神话:“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同时,文字的功能也被神话,“一横”作为笔划不仅是一横,而是“一划开天”。它的反题则是对不识字人的极度蔑视:连扁担倒下来是个“一”都不认得。由此可见,文字不仅仅是文字,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权力资本。

然而,印刷术的发明,这一新的传播媒介逐步打破了文化权力的垄断。15世纪德国的古腾堡,通过他的印刷术,使文字在走向普及走向大众的同时,也使文字的权力资本遭到贬值。当时欧洲就有人一面痛责印刷术散布不道德的思想和异端,一面警告说,知识阶层的扩大会改变权力的意义和分配。然而,技术挑战文字的野心就是要重新分配既往的文化权力,并使少数人的文化权力转化为普通人的文化权利。只是这个目标在印刷文明时代难以企及,印刷文明固然可以使普通人获得文化和新闻等资讯,但诸多其他因素(比如检查制度的存在),使普通人毕竟难以介入资讯和知讯的发布、传播甚至创造。我们看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从印刷传媒到电子传媒--先电脑后网络,人类的文明状况终于又获得了一个质变性的改观。你我他她在印刷时代大多只能充当一个被动的消费,可是,网络文明对普通大众的低门槛(上网写作甚至不需要准入证,只需要键盘和鼠标),兼之检查制度的不复存在(一般它只能滞后处理),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发布者、文化创造者、知识传播者、学术评论者和各种各样的发言人。而且发言的声音亦即各种信息的声音不仅较之印刷媒体更快、更本真、更现场,也更喧哗和更多元。

把每一个网民作为这次的《时代》人物,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这是来自《时代》周刊的解释,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解释吗?新数字时代的民主社会首先就是一个网络社会,这对一个前民主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在前民主社会由专政向宪政的转型途中,民主不妨首先从网络开始,由虚拟世界逐步走向现实世界。因为只有网络上我们才能听到印刷媒体未必能听到的多元的声音。声音表达意志,声音伸张权利。如果公民不仅仅是国籍的话,它同时亦指一个按法律规定有权利从事和介入公共事务的人;那么,这个人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至少要比在纸媒上更方便也更直接。因此,用网络民主养成社会民主或者带动社会民主,不妨是我们践履民主诉求的一种策略或途径。相信它是有效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我要说,我们每一个网民,在荣膺了时代人物的称誉时,也就有了一份责任,网络公民的责任。拒绝网络上的暴力、煽动、辱骂、攻击和非理性等,应当成为我们的自律。如果我你他她不能在网络中形成一个良序的公民社会,那么,我们就难以度越到现实社会中的良序民主。

刘晓波:爱国主义的好战化流氓化(2)——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评析(“单刃毒剑”)

 

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和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大屠杀使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所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政权的谴责和制裁,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

毛泽东非常狂妄,几乎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但在更为强大的斯大林面前,他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在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基本靠苏共养活,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却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中共掌权后,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也就是说,苏中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主宰和扶持后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的接班人,而自以为有资格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每次接见中共要员时,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皆以谦卑的口吻请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我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体高大的毛泽东俯视倾顾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于斯大林,以自我贬低凸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而当毛自以为羽翼丰满时,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所以,中苏决裂,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北京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只能让其闭嘴:“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使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实现“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野心而奋斗,而美国霸权主义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

余世存: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一。

不断听到呼唤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儿,人们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这种想法当然没什么错儿。它反证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信息说明我们所知的“中国的文艺”离复兴尚有距离,即使有人说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文艺,那些文艺非常了不起,比如“我的文艺”、“你的文艺”、“他的文艺”等个人或群体的文艺非常伟大光荣,但如果它或它们确实不为公众所知,同样说明我们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还较低,至少,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野蛮、专断的地方,它充斥成见、愚昧,扼杀了这些优秀文艺的传播。

如果我们对文艺、知识、思想抱有知人论世的理解,我们知道,真正的文艺、知识、思想自身是一种力量,一种协从罗致的力量,可以润物无声般地深入人心。因此,尽管文艺复兴的希望在国力日益强大之时也越来越可望可即,但我们应该明白,文艺复兴不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文艺复兴不是工程、运动能够实现的,不是申请立项就可以完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文艺复兴不是子民臣民类人孩式的原子个人所能担当的。这话似乎大家也都同意。文艺复兴的立言立功立德者,几乎都是伟大的生命个体,是成年人,是孩子眼中巨人式的精神成果。如果他们自己立不起来,他们像孩子一样趴着、蹒跚着,甚至权宜势利着,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是涂鸦之作,瞒骗之作,装傻充嫩的低幼之作。

有人因此说,因为某个时代的人全是奴隶奴才,所以那个时代肯定出不了大作品,他们都不是复兴文艺的“那块料”。这话似乎能说得过去。但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事,当儿子接班时,父亲会担心地想过,我儿子像是做官的人吗?有人就会劝父亲宽宽心:官嘛,做做就像了。由此推理文艺复兴之事,我们可以理解,只要奴隶奴才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只要他们有高于既存的梦想,他们心向往之并精进追求,他们仍会有创造的大收获。

有人铁定地说,因为我们不是公民,所以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因为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做子民的苦日子遥遥无期。这就太悲观了。事实上,文艺复兴在文明的进程里,不是鸡与蛋的问题,而是如上说个体发心发愿的问题,是个体对一个时代经验的无间体验和表达的问题。如法西斯猖獗的时候,托马斯-曼就说过,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牛,了不起,因为他个人的精神确实表达了一个文明的德国。

如果一个人只是呼号,只是喊叫说要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永远也来不了;如果他自身就体现了某种观念、思想、文明精神,他即使不说,他也仍参与了文艺的复兴。当然,这里有一些滑稽角色,比如胡适之先生,他希望并向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和人们事后才发现,他参与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这就像我曾经说的,踏破铁靴,回向自身。我们表达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之中,我们建设现代化,我们必须在现代性之中。一个“非常道”故事是,河南的某青年神往北大,以为那校园里出没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待他考上北大,非常失望,有一天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大悟:原来理想主义者就是我啊。他也因此不敢妄自菲薄,努力学习,终于学成成为社会栋梁。

二。

什么是真正的文艺?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最为有效的检验方法,可能是它是否挑战了人们的心智并且同样能够挑战另外时空中的人们的心智。以此标准来看,我们几十年来曾大红大紫过的文艺,确实难以作为文明的营养,既不能给今天的人们以美的享受,又拿不出手,让外人承认。除非我们以某种文艺外的力量,强迫中外人士欣赏这些作品。

在今天世界知识压倒性地重构了地方文明,并要求地方知识能参与校正服务于世界知识的时代,如果地方知识仍只能自说自话,甚至只是摹仿、学舌世界知识,我们很难指望地方文明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它们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摹本或对应物。如果我们的吃穿住用等生活资料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金融等生产领域,其核心思想、技术都源于别人,我们被别人协从罗致,这虽然强于被人胁从罗致,但我们的文艺复兴之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最多在技术的运用、知识的学习中有模有样,我们难以做到创新。

如前说,创新、大创造的文艺自身有一种文明的力量,使不同时空的人类不由自主地为之吸引。那种以为横空出世、惊涛拍岸的力量,那种大声喧哗、广场狂欢般的媚雅媚俗媚时,未必是我们理解的文艺。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甘于做世界知识的受体,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做点儿贡献。但光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行,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正当其时的成果。文艺复兴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了。但文艺复兴如前说,不能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同时,复兴之文艺不是书斋头脑里的绝缘体,它是跟社会进程相关的,它参与了社会,它的理想追求、价值审判无不应时而生,套一句俗话,一切文艺并非纯粹的语言文字或音符组合,而是历史叙事,是历史的产物。那些以为在为未来社会写作思考的人,那些以为自己避世即可写成经典的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

有人说,在国力强大的今天,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夏商周工程、清史工程,等等,都轰轰烈烈。但是,但是,而今安在哉?

以政带工的工业化是权贵式的,以政带学的文艺是鹦鹉式的。体制、工程、行政力量带动不了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带动不了文艺的繁荣。比如,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就跟体制性的力量无关。

关于我们当代的文艺复兴,最早是郭沫若喊出来的,他在《科学的春天》里预言我国春天的来临。他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20多年后,张远山、周泽雄在盘点20世纪的文艺时说过这样的话:“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傅国涌:宋教仁&苏曼殊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他们的柔媚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今天,登临杭州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上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度时代的人物,他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他富有个性的痕迹。

早在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的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对清廷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他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惨世界》,成为最早将翻译雨果作品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性格上的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无不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了,使他实在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他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他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的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了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热血志士。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的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苏作在情调凄凉、滋味苦涩中,传出了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它已不是中国传统的伦常感情(如悼亡),佛学观念(色空)或庄子逍遥。……这些似乎远离现实斗争的浪漫小诗和爱情故事,却正是那个新旧时代在开始纠缠交替的心态先声。感伤、忧郁、消沉、哀痛的故事却使人更钟情更怀春,更以个人达到体验去咀嚼人生、生活和爱情。它成了指向下一代五四知识群特征的前兆。”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曾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就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秋瑾、陶成章等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他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了五四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他常常手头窘迫,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他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不申,天[]不[]。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 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他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莫之许:自由流动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日益活跃,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流动的正面意义,包括权利的渐次落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被人忽视的是,这一自由流动背后的驱动机制所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后,乃是两个基本的动力引擎的驱动:第一个引擎来自地方分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绩的升迁考核标准,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其表现则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以及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渐次接受和支持。第二个引擎来自对外开放,曾经一度被看成负担的大量人口,加上相对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使得简单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最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出口业的兴起,都建立在这一资源优势之上,并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但是,上述双引擎驱动机制,固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因为两者所遵循的原则毕竟不一样,地方政府再怎么追求经济业绩,其所遵循的也并非完全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资本密集的产业,尽管在其本地最有优势的资源是劳动力,这种政府投资热情与最具优势资源背离的现象,依靠外资和外贸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也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当前政府投资的特定行为方向,在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就业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活跃的外向经济的吸引,劳动力也日趋向少数地区聚集。在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支配下,出现了在地就业紧张和人口外流的长期并存,而笔者以为,由于上述两个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将使得问题不止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势必蔓延至社会和政治层面。

首先,就业困难的推力和外向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相当多的外来劳动者——如果不是说绝大部分的化——将选择在异地长期就业,而不可避免的,就是其生活内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将在异地完成。其次,人口向少数地区的聚集,其规模的扩大,使得异地就业者可以在就业地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加以复制,近年来所披露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最早的北京浙江村,还是广东的虎门小金堂,甚至是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外来菜农,都有这种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亲戚、邻里、乡党——在新的就业地重建的现象。最后,异地就业的长期化和人口聚集的规模化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就业地成为其新的家园,而对于那些干脆就在父母的就业地出生或者至少成长的新生代来说,父母的就业地干脆就是其新的故乡,而在以后代的发展为重的中国社会,儿女的新故乡,也势必驱使父母将新家园视作自己的新故乡。

于是,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以就业地为新家园和新故乡的人群的日渐扩大,但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适应这一新的现象吗?如果不能,其后果又将是怎样的?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确实没有做好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对双引擎机制下的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和固定化的认识并非充分自觉。在改革之初,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寄托在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之上,但是,乡镇企业因为其布局分散而违背了资金、技术、劳动力集约经营的现代企业要求,而注定会走向衰落,随着改革在90年代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服务业的兴起,可以作为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近年来的事实也表明,城市化以及其带来的人口聚集,确实是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城市化为目标的人口聚集,将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也是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和世界观的转移。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当然,笔者并不希望这一景象成为现实,可是,要避免这一前景,逻辑上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就是让人口流动和异地就业居住不再进展下去,可这种张维迎式的思路,不仅违背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是不可行的,更违背了公民权利的要求而是不可取的;剩下的,就只能在消除不平等上做文章了,只有在社会政治权利和各项利益上尽可能满足移居者的要求,消除横亘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才可能避免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冲突这样可怕的前景(如果考虑到外来移居者的生育率远远超过本地城市居民,这一设想并非夸张),才可能让未来的社会在和谐中前进。

川 歌:说龙

 

近日,在对龙的认知方面又产生了争议。在是否将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网上网下,专家学者,普通网友,众说纷纭。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龙是无处不在的。成语中的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等等,仍在为人们所习用,龙的形象更是屡见不鲜。龙不但存在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龙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划龙舟,舞龙灯,是现今仍存的体育活动与文艺活动。皇帝的龙袍,龙椅,龙一样的皇帝仍在我们的图书与影视作品中飘飞与安坐。张艺谋大师又制作了一部离不开帝王将师、阴谋诡计、杀 流血的宫中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几乎成了全国尽带甲黄金了,这样与当下的“太平盛世”倒是颇为相符,只是那头昏脑胀之人才会真正相信太平盛世的实存。

伟大的《易经》开篇第一卦就是说龙的,“时乘六龙以御天”、“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与“见群龙无首,吉”。这龙是什么呢?或许真有那龙?在渊在田在天,或许只是古人的想象。反正一般人谁也没有见过那神秘的龙先生。好龙的叶公可能见过那龙,只是我们又没见过叶公,于是叶公所见的龙与我们又隔了一层。一年多以前,海外某网站登过一张关于龙的照片,据说是在青藏高原的云层上拍下的。那照片上的龙好象一只巨大的鳄鱼,黑色的鳞甲上闪着银光。但这龙的真实性并不算大,可能多半是那些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的人们的创作,尽管创作的动机是良善的。

龙是什么呢?龙又在哪里呢?我们是要龙呢?还是不要龙呢?龙能否成为我们中国的象征呢?这些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是有趣与有意味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常常好发议论的我,倒是愿意以一已之见来作出我自已的回答。不管这些回答是否合人们的心意,也不管这些回答是否一定“正确”,我只想着我无邪恶之心无伤时害世害人之意就行了。

我眼中的龙是古人所作的观察与想象,是原始的图腾,权力与幸福等等抽象概念的象征。龙在古老的土地土层里、岩石中,在发黄生霉的史册里,更是在代代相传的我们中国人的大脑里。我们要龙,我们不能不要龙,因为那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不要我们的传统,我们无法将我们与我们的过去与现在野蛮割裂,生生分开,我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裂的结果是摧毁一切,作恶多端。

我们要那龙,但不要那凶恶之态的帝王之龙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作为传统专制权力象征的龙是我们应在思想上坚决否定的,因为它与现代的自由、民主理念格格不入。我们要龙,我们要喻示着君子自强不自息的大龙、强龙、有志气有作为的龙,我们要那象征着富强、高贵、祥和、幸福的龙,我们要与现代的人权理念、自由民主理念、现代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现代龙的概念与龙的存在。以龙所含的积极喻意如进取、勇敢、所向无敌、高贵、坚强、伟大、多能等等为核心的中国龙是我们中国人可以采信的国民精神与国民人格的象征物,正如美国鹰一样。

古老的东方有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歌所传达的情感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永远认同我的龙的传人的身分,永不更改此一有意思有尊严的民族象征物的身分。我以我是东方中国龙的子孙为荣,我的黄皮肤、黑眼睛是我这龙的子孙的主要标志。那落入可厌的帝王情结陷井的龙子龙孙的说法与我所说的龙的传人与子孙的身分认同是不相干的。我厌恶那世袭着祖辈与父辈的权力与地位的龙子龙孙们,如古代没出息的太子、帝王,我同样厌恶现代世袭优渥地位与巨大权力的所谓太子党(那以自已的努力而升至高位者不在此中)。

龙呵,中国的龙,我们的龙,是新美如画的现代大龙,是坚强勇敢的龙,是上天入地的龙,是有为有能有才智的龙,是幸福祥和的龙,是和靄可亲的龙,是与我们相伴,随我们远行的龙。

赵子龙、陆文龙、诸葛卧龙,所有的勇敢的男子、智慧的人们,都是我们喜爱的对象。

龙呵,在世纪的长空之中快速飞航的中国龙。她必将超越她的障碍,领先于世界。只我们中国人个个如龙一般努力进取,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只飞腾于世界前列的中国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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