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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读过美共主席威廉？福斯特（一八八一—一九六一）关於美国革命问题的着作，记得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一句话：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孙儿，他将看到共产主义的美国。”

如果第三代的福斯特和他的爷爷一样，心里装着共产主义乌托邦，他当然发觉他的乌托邦比起父辈之父辈的乌托邦，是更加乌托邦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垂垂老矣，而且愈来愈虎虎有气。如果福斯特爷爷死而有知，他当然会为他的伟大预言的落空而愧对后代。

如果红场陵墓中的列宁，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今日的西方世界，比对一下共产世界，他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他应该比福斯特更加尴尬、更加内疚吧。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列宁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前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垂死性”。光从这个角度看，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注定要破产的。当然，在引动历史的路途上不守交通规则的政治领袖，如果他们获得某种偶然的契机，是可以创造出“历史奇蹟”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之后不太久，希特拉这个流氓总理搞了几年“国家社会主义”，就使德国具有再打一场大战的实力，这是一个例子。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有过踌躇满志、叱靋毓部B自鸣得意的日子，但是，由於这些“伟大的舵手”在操作中偏离航线，显赫的“历史奇蹟”虽然出现了，但接踵而来的是历史悲剧和悲剧历史，共产国家无一例外地陷入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中。目前的国际大气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历史的主流猛烈冲击着列宁主义的逆流。一些东欧国家正在改道前行。共产世界的防波堤已经开始溃决.死抱着列宁旗帜的红色政权都蒙上黄昏色彩。曾被列宁恣意攻击的第二国际某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已经在许多西方先进国家中开花结果。

如果说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世界性的实验，可以肯定，这场以牺牲亿万人的幸福、青春以至生命为代价的非科学性的注定失败的“实验”应当结束了。为了加速“实验”的结束，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列宁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这个意念，引发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八八年九月开始在《争鸣》连载然后结集）。当然，这本粗浅的小书，只能充当一个小小的摇旗呐喊的角色而已。

这里把一句原想写在扉页上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把这本书献给福斯特孙儿的孙儿及其同代人，他们将可以看到在昏暗的共产世界的废墟上，出现明朗的天覆盖着的非共建筑群。

温辉：改革必须批列宁

—-《列宁主义批判再版前言》

（二○○六年十一月）

十五年前，苏联瓦解，地图上消失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字样。

苏联之兴，不是必然的历史；苏联之亡，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埋葬了沙皇王朝，可能为俄国逐步开拓出通向民主社会的道路。

但是，八个月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扼杀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误的民主政权。

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使用暴力把专制的社会主义强加於俄国。

为什麼说“强加”？因为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步向发展，这应当是符合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道。就是说，如果像布朗基主义者那样，不管历史流向和社会现状，便随心所欲地搞社会主义暴力革命，那是主观盲动主义，而列宁恰恰根据他脑袋中的布朗基主义思维，搞暴力的反历史的十月革命，强把俄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列车，开入专制的社会主义轨道。这既是对历史的反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背离.此其一。

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具备生产力的发展到达了社会化大生产高度的前提或物质条件，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的表述，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1）列宁否定了这些条件的必要性，贸然搞“不合时宜的蛮勇”（恩格批评布朗基们的用语）。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原始”革命理论的背离.此其二。

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废除私有制）“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恩格斯斩钉截铁回答：“不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2）而列宁的答案却是“能”。但是他背离马恩的结果，建立的是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本质相同的专制政权。此其三。

当然，马克思主义有不少错误观点，有些观点或是在历史进程中被客观因素所扬弃、否定的，这包括《共产党宣言》所号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列宁的革命模式以此为思想根据，但一方面他摒弃了马恩的革命条件论，另方面不仅在革命中使用暴力，在取得政权后也一直使用暴力，实行一党专政，暴力统治。《共产党宣言》宣称新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但苏联统治者却是剥夺了人民自由的专制主义者的独裁者。这也是列宁对马恩原始理论的背离.此其四。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后期，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自我改良的状况，他们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倾向於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演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马恩这方面思想变化的起步点是在一八八三年马克思逝世的前夕，其后恩格斯接力前行，他在一八八四年坦言“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暴力革命的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4）“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被斯大林尊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应当读过恩格斯这篇着作吧？但他却背道而行了。此其五。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自己说的“革命权”，但是，他竭力鼓吹通过普选和议会斗争去取得政权，他认为普选权是“一件新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6），它完全可以代替暴力革命的手段。列宁背离了恩格斯的议会斗争观点，斥责赞同恩格斯这个理论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革命党变为选举党、议会党.中国共产党跟着列宁主义的调子跳蛮勇舞，并攻击赫鲁晓夫是“议会迷”的修正主义，却不知道对暴力革命论第一个“修正主义者”是恩格斯！此其六。

比这些“修正”更重要的一个“修正”是：《共产党宣言》高喊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在恩格斯一八九三年答法国记者问时消失了。他直言：关於未来社会组织“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麼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7），这是说不再把共产主义视作未来的目标了。恩格斯这时候的观点，很接近“马克思主义叛徒”伯恩斯坦的主张“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而列宁，却一直高举以建立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红旗，这是对马恩后期思想观点的极大背叛。此其七。

列宁搞了反历史、反人权、反民主的十月革命后，还大肆输出革命，先是登陆欧洲，后及亚洲，使民主化的历史主航道口上的中国，逆转至专制社会主义的污沟。

列宁的专制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在这个制度和体制下，人民的人权、自由被剥夺，生产力的发展受牵累，虽一度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带给社会一线生机，但一党专政不改，而且仅一年多就把改革的大门砰然关上，因而怨声怒气涵盖苏联。列宁模式的革命输进德、匈、波等国产生的红色政权，无一不受到人民的反对而夭折。在强化暴政的斯大林及其后继的年代，苏联人民和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人民日益觉醒，敢於向一党专政挑战，敢於为国家的民主化斗争，终於在十五年前推倒恐怖的红牆，列宁主义实际上陷於破产.

上文多处说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实“背离”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列宁的背离一方面是大面积的，另方面是“创造性”的——就是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有错误的、不合理的部份，这是主要的一面，应当批判的一面；而另一部份特别是经过马恩修正的观点，却有些是正面的、合理的，应当给予肯定。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糟粕的集大成、混合体，列宁却把修正的部份弃之如敝屣。有趣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咀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出版自由、法（律）……自由和平等”，好像也是针对一个多世纪后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昨天的克里姆林宫和今天的中南海。但愿恩格斯“修正主义”的观点能进一步发挥，转化为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和实践方向，帮助深陷困局的“共产国家”改邪归正，起死回生。

但是至今尚存的几个执政共产党，却仍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旗号，妄图继续蛊惑人心，保住一党专政。因此我同意出版社的意见，让十八年前出版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再版，并附录我同期发表的三篇有关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问题的文章（书本和附录文章全部文字、题目、标点一如初版、首发，没有任何改动）。

本书用了不少篇幅驳斥列宁诋譭第二国际思想家的言论，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最近拜读他的《政治遗嘱》，更折服於他的真知灼见。兹将普氏遗嘱编入本书作为附录，让读者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前所长苏绍智先生为本书写序。苏先生眼疾严重，抱病写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对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十分感谢！

我自知学识菲薄，拙作错漏必多，祈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正，至盼至幸！

註释：

（1）《马恩全集》第四卷三六九页

（2）《马恩全集》第四卷三六八页

（3）《马恩全集》第四卷四九一页

（4）《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五九五页

（5）《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六○七页

（6）《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六○一页

（7）《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页

从去年开始至今，一部政治大片《我主沉浮》被不少中国媒体热捧。出于好奇，也出于对周梅森80年代小说的良好回忆，故此特意觅来细看。待看完之后，感觉却犹如吃了一盘看起来美仑美奂，但却严重变味的菜肴。

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影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产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3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二十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丰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这一描述既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他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和“批发”买卖。

中国政府也未否认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目前中国腐败的一种主要形式，但此片中的资本恰好不愿意与权力结合，伟业国际董事长白原崴公开表明与权力结合是危险的，他坚决不走这条路。所以白原崴的“原罪”全部来自于股市上的资本运作。经过如此展示，以后中国不需要再讨论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

而引发社会矛盾最烈的征地、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贪官80％与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妇这些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电影中或是片言只语地虚写，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摄地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经济最落后的文山市亦是高楼林立，霓虹灯如云的现代化城市。破败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在电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遗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当于深圳市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全国文明小区的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败是如此地微小，批评腐败者完全是小题大作。

其次，是这部片子的主诉：由谁来主沉浮。

这部片子通过省委书记裴一弘的慷慨陈词与另一位省常委、军区司令员放置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交替的电视镜头道出了该片的主旋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说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枪在手，政权何愁不稳固？是与非，对与错，由党说了算！奠立于民选、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而片中最愚弄观众的内容是将共产党内的同体监督说成“权力制衡”，于华北这个主管纪检、且令人生厌的副省委书记成了“权力制衡”的象征、原则的化身。

周梅森的创作思路无疑是对政治宣传的与时俱进与精致化，片尾挂上了几个省委宣传部作为合作单位是最好的说明，他本人也表明创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会阴暗面来取悦观众”。据本人观之，这部文学与权力结合炮制出来的政治宣传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仅只在于取悦权力，还在于用电影这种形式塑造一种对改革的认知并影响受众。这种认知如果以政治宣传的枯燥形式表达，定会引起受众反感；但如果以电影这种隐含形式巧妙表达，再加上演员的成功表演，则很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而周梅森走的这条文学与权力直接结合的道路，已经预示了中国现实文学的命运：中国不可能出法国的左拉，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中国也出不了《百年孤独》这样的煌煌巨著，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呢？

 

　　贵仁兄瞩我为他的《中国巴士底》一书作序，我义不容辞。
　　
　　我和贵仁兄神交已逾四分之一世纪。 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笔犀利，激情澎湃，充满批判精神，一望而知走的是别林斯基的那种路子。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奇特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首诗，就能造成全国性的轰动效应，作者也就一夜成名。在很多情况下，作者还被视为人民的良心，争取自由的勇士，不但是文学英雄，而且还是道德英雄。李贵仁就是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就是八九民运，贵仁兄人在西安，顺理成章地、当仁不让地成了古城知识界的民运领袖。六四枪响，李贵仁被捕入狱。几年后他走出监狱，依然受到当局的压制与封杀，贫病交加，在一个日趋浮华与势利的社会里渐渐被世人所遗忘。这些年来，我因为在海外主办《北京之春》和《人与人权》两份刊物，常常与李贵仁联系，读到他不少近作，了解到他的生存现状，更为他的威武不屈和贫贱不移而深深感动。贵仁这部文集收录了他从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可以读出作者的思想见解，读出作者的风骨与人品。
　　
　　就像克尔凯戈尔讲过的 一个故事：一个人 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某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死了。这该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多少人的 命运——生前不曾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身后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
　　
　　李贵仁告诉我们，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曹丕的那段 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等到步入老年却怀疑起来了：古代文章能流传的不过沧海一粟；当代世界，文字垃圾更是泛滥成灾，写了文章出了书又怎么样呢？因此，他不再以文人自居，压制下写作的欲念，活一天算一天，甘心与草木同朽。这样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对人生无意义的恐惧。他发现曹丕那句话早已融入自己的灵魂，“我给自己规定的人生意义从来就是也从来只是给后世留一些好文章。我一生不求闻达，不求富贵，而惟求此愿得遂，否则，我就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失去了人生意义……其他方面的人生意义我根本不在乎也不认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深信好文章具有塑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好文章塑造的，还有 许多人的人生 也是好文章塑造的，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整个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被好文章或隐或显、或快或慢、或强或弱、或曲或直地影响、推动和改造着。我坚持认为，前人以他们的好文章起了这种作用，后人理应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地以自己的好文章把这种作用延续下去。这种信念，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从未放弃或改变过，只是因时世之故而在无奈的悲愤中使之被压抑过一段时间罢了。如今，它又抬起了头，并向我敲起了警钟：疏离文章的时间已经太久，倘不赶快回归正道，必将堕入人生无意义的万劫不复之境！这使我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于是，李贵仁一方面抓起笔来继续 写作，一方面整理 自己过去的作品，这样就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无独有偶，作家哈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学与不朽》里也引用了曹丕在《论文》里的这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瀚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哈金说：“据我所知，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关于不朽的最精辟的论述。”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个写作者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一杆秤。大名鼎鼎的的通俗作家王朔就讲过：有时候，深夜扪心，忍不住问自己，“能不能像古人那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炼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不能不能，”王朔说，“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
　　
　　四年前，我的朋友贝岭当上了著名的纽约市图书馆的驻馆作家，为期一年，还有笔不错的资助。贝岭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一边向他祝贺，一边对他说：“有个美国作家讲过一句话：‘在图书馆里写作，好比在后宫当太监，满目美色，更加痛感自己的性无能。’”图书馆是写作者的天堂，也是写作者的地狱。对于写作者而言，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神往的了，也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沮丧的了。图书馆就是作家的凌烟阁。一个作家辛辛苦苦写作，不就是为了自己写的书能进入图书馆而长留后世吗？可是，图书馆里的图书浩如烟海，就算你的书有幸跻身其间，也无非是茫茫沙海中的 一粒沙，那又怎么样呢？尤其是在地球村、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今世界，区区几本书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更何况你还未必有进入图书馆的那份幸运。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作？尤其是李贵仁的这种写作：那不仅是用才华，更是用心血；不仅是用知识，更是用苦难。李贵仁本来是为今天的中国而写，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他期待的读者，很可能要在明天才能读到他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
　　
　　王朔说他不愿意冒险用生命赌明天，不愿意为了死后被人佩服而生前默默无闻穷愁潦倒。其实王朔的 小说 写得别具一格，在文学史上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此王朔自己也很明白。但尽管如此，王朔也知道他的写作不属于伟大的一类。他知道有一种崇高的文学传统，而他自己写的并不属于这一传统。
　　
　　尼采曾说：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钟爱用血写成者。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贵仁已过耳顺之年，饱经忧患与挫折，早已没有了初生牛犊的不知天高地厚和想入非非，但是他不甘心放弃。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文章不是文字垃圾，他坚信自己的写作属于那个崇高伟大的传统。纵然我们自己的才具有限，能流传后世的文章不多，也不能传得多么久远，但它们毕竟是有价值的，它们能塑造人生，改变社会。是的，只要我们为人类的自由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就无愧于自己的一生。说到底，人类的自由难道不就是靠着这许许多多的一砖一瓦建成的吗？

首发人与人权

西方的坚船利炮在给中国人送来屈辱的同时，也给我们送来了现代政治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儒教比较，现代政治文明起码有五个成功之处值得肯定，一是证明了专制独裁政体反人性，不合法，这点马克思列宁都是认可的，从他们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无数根据；二是证明了反抗暴政是人民的合法权利，在民主法治国家里，以文明的方式反对政府不仅不是罪，而且是为国服务实现正义的一种有效途径；三是在世界范围内普及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知识，中国人现在也慢慢明白了不是只有专制统治一种政治选择，了解到了民主法治国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人具有种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反抗暴政在内的各种基本人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对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性；四是证明了反抗是可以取得成功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在暴政面前的不同态度说明，选择抵制，得到的是独立自由和繁荣兴旺，选择屈服，结果是暴政迁延不去，默认强权，结果只能是怂恿强权为所欲为；同时，现代文明给低成本反抗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公民不服从理论赋予现代反抗以非暴力、尊重最基本的法律秩序的温和色彩。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在今天的中国，一党统治的政权侵犯人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世所公认——美国一年一度发布的人权报告，记者无国界等国际组织的有关文件都是证据，但中国升斗小民选择与强大的权力对抗的情况依然不多见。在一党专制带来的大量侵权面前，中国人更多的不是选择抵抗，而是选择放弃，选择默认，选择安于现状，或者寄希望于伟人出现，一举改变现状。在大陆，权利遭到侵犯的当事人们，虽然也有选择起来反抗的，如太石村，如法轮功，如高智晟郭飞雄姚立法们，但真正起来为自身维护权利者，与国民总数和侵权总量比较起来，似乎仍然不成比例。那么，如何来推动维权，让更多的人参与维权？或者说，如何让维权草根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准备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在此只联系上述原因，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1、有必要特别注重维权的理论探讨和知识普及。如上所述，中国君主独裁政体统治的历史太漫长，专制的合法性深入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中，把侵犯人权当作能耐，把凌辱他人，打压他人当作自我实现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孟德斯鸠所言，中国是一个习惯于用打屁股来维持秩序的国度，国人的人权观念相当淡薄，很多参加维权的人士，甚至知名人士，其不自觉的言行之间，往往也习惯成自然地做出些不尊重或侵犯他人人权的现象。所以，加强维权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对权利观念和维权方法知识的普及性教育，具有相当特殊的必要性。这个方面，现在海外的专业维权中文网站，如《人与人权》、《维权网》、《观察》、《民主中国》，以及国内的《维权风云》等做得相当好，但还需要坚持和扩大影响，在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设法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讨论的成果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特别是一些人权的普及性知识，如果能在国内建立专业网站，或者采取私人印刷小册子，举办座谈会，网友聊天会等方式，都不失为一种传播途径。在国内，传播《九评》可能有危险，但印刷《联合国人权公约》及其解读方面的东西，危险性应该比较小，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法律内已经承认了。

2、维权走近草根，维权的非精英化是关节点。有必要努力培养出一批维权先行者，高智晟郭飞雄们在今天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维权要走近草根阶层，深入到草根阶层中去，就必须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而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批成熟加成功的维权先行者具有相当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在这个方面，我比较倾向于赞许莫少平律师等人的作法，舆论上不高调，但做实事。当然，有少数人高调维权也不能说毫无必要。不过，埋头做实事的还是要占主导。维权先行者的人选，当然以职业律师最为理想，在职业律师参加人数还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或者即使职业律师维权相当普遍之后，社会热心于维权的一般公民，也是不可轻视的。任何人够不够格成为维权”英雄”，不能看出身，关键看两点，一看是不是热心于维权，维权没有主动积极的担当精神是不行的，二看是不是实实在在在做事。这个方面，黄琦和刘飞跃先生都做得不错。

在吸收普通公民参加维权方面，现在有些人的观念存在某种错位。这些人在新参加进来的人面前有某种程度上的耍老资格精英问题，好象坐定了民运维权运动的”大佬”地位似的，比较喜欢说：”我们做什么什么的时候，那些人在哪？”这种态度不大好！这样的人，要不做孤家寡人都难。这些人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基本常识都不顾。维权是普通人的事，没有霸主。霸主的存在本身就有侵犯他人权利之嫌，不管这个霸主是挂民运牌的，还是挂共产党牌的，还是挂其它什么牌的。还有些人，喜欢动不动就批评别人作秀，批评新参加进来的人存在什么缺点，批评新参加进来的人是机会主义投机分子，等等。殊不知道，维权要走近草根，正需要大量的机会主义者，需要那些看好民主运动势头的人，维权与机会主义不矛盾，自由主义与机会主义也不存在根本矛盾。某种意义上说，维护权利，正是利用权利受到侵犯这个机会来阻遏强权。希望自己有高尚的道德声望者，个人有权利不作秀，不机会主义，但无权反对别人作秀，无权以别人有缺点就把对方拒于维权或民运的大门之外，或踩在自己脚下。任何事情，门槛高，和者就寡，门槛低，进来的人才多。队伍越纯洁，不一定能证明队伍内的人士道德高，却肯定造成参加者少。维权本就是普通人的事，搞那么高的门槛拦谁？做给谁看？维权要走近草根，要扩大，要成为普通人的事业，要容纳普通人，就不能搞道德高要求，就不能搞道德完美主义。维权能成为普通人实现自我的”机会”，普通人从维权中得到的是”秀”，而不是”臭”，这本身就是进步。最令人沮丧的，不是作秀者众，维权队伍鱼龙混杂，而是死水一潭，是以维权为丑，为羞。那些看不惯有缺点的维权人士的人们，自己无妨躲在自己的书斋里自命清高，最好别站出来挡着他人的光。

如何培养维权人士？这个方面，海外力量可做的工作可能相对多些，多举办一些国际性的维权活动，让国内维权人士出国学习，扩展其视野，扩大其影响，增加其知名度，增加其个人实现感，这样的人回国后，将会产生相当大的示范作用，这个方面的例子像陈光诚，虽然被诬陷入狱了，但他对当地民风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同时，国内的维权先行人士最好能利用机会向周围能影响到的人群讲述维权的价值，并介绍经验和作法，争取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3、有必要为维权当事人计算成本与收益。首先要尽量保护好当事人，降低维权当事人的行为成本。有理由认为，维权的安全系数与参加人数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维权风险太高，一般人只能望而却步，要让一般人敢于维权，就必须降低风险成本。降低风险成本的办法，主要一点就是在一个人走上维权的起始阶段时，建议最好通过小事来维权，一般不要选择直接与政府对抗的”维大权”.可别看轻小事。美国人为3便士茶叶税而反抗英国国王，3便士在我们某些人眼中也许也不过是小事，但其实却并不小。从小处维权还有个好处，就是增加对侵权的敏感性。只有对小的侵权不容忍，反抗得到成功，在大的侵权面前，才可能有权利遭到侵犯的意识，并敢于起而反抗。在中国，维权不仅有约束公权的社会功用，还有转变社会风俗习惯的负荷。要改变一种不良风俗习惯，就得从小处做起。同时，要扩大维权者通过维权得到的收益。这个收益既有经济利益，也有社会荣誉。维权者也是”经济人”，对成本与收益会计算的。这种计算并非不道德。指责不道德，是唱高调行为。维权要让维权人士享有与其贡献和承担相对应的荣誉与收益，最好有经济收成。只有这样，普通人才愿意加入。他可以以被称为”青天大老爷”自豪，可以从维权中达到某种自我实现，不要嫉妒，不要怕给维权人士高荣誉，不要吝惜荣誉，更不能妒嫉。有必要为维权人士搭建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谁冲谁拼，谁就上台来表演，谁就英雄。谁缩谁退，谁就靠边站。维权的普遍化最终有利于精英。但精英的胜出和得利，不是通过贬低普通的维权者来实现，而是通过自己比别人干得更好，更多，在竞争中实现，维权中的荣誉地位，不能按道德或个人能力分配，而应该适用功绩原则。

当然，增加维权人士的收益，就必须有人投入，这个方面，国内人士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有所作为，为维权争取资金的事，更多的需要海外民运人士们多努力。

4、上面所说的单边囚徒困境问题，在信息化时代，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几年，在对抵抗官权者的舆论声援方面，特别是海外媒体，关注声援国内维权一直做得相当不错。信息时代，管制者要控制信息流通，要把反抗者”囚禁”或孤立起来，是相当难的，可以利用这一点。被披露出来的情况越多，侵犯人权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在侵权时就会顾虑重重。这个方面，特别有必要加强公布侵权人的基本情况，把侵权者从其官方背景中剥离出来，让他成为必须对自己侵权行为担负道义责任的单个的人，让其背负舆论恶名。与其周围人沟通，通过他的家人来制止，以减弱侵权造成的损害。当制度没有足够保障时，可以把保障权利的希望放在社会层面，就是诉诸良心，唤醒良心。对街谈巷议的力量，可不要看轻，中国长期以来就有”唾沫杀人”说。一些当官的，可能不会太在乎外面怎么说，但非常重视自己的背后在怎么评价。他们非常顾忌舆论。对官方媒体，能争取得到当然最好，争取不到，民间舆论能争取的，也要注意争取。

争取舆论方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当事人正名，争取在其生活周围的小环境中，由”刺儿头”、”惹事生非者”，转变为为民请命者，帮其树立勇士形象。这将不仅能增加示范效应，而且也有利于增加维权当事人的安全。对有好人名声的人，即使是警察，也一般不会去碰。

5、维权中有一点经常被误解了，这就是以为维权必定与政府对着干。确实，个人权利直接与官权接壤，维护个人权利，往往就对应着反抗官方权力。但反抗不一定是以直接对抗的方式进行。这里有”两个维权”需要界说一下。一个是官方的维权，一个是民间的维权。这两个”维权”使用同一个词，其实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官方认可的维权，主要是指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维权，指的是依照现有法律来”维护法律赋予的权利”，官方指向是”维小权”.民间所维之权则不仅是这三种权利，更多的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民间维权往往意味着以权利挑战恶法，进而达到改善法律实现正义的目的，是”维大权”.公民不服从运动，正是指的在这个层面上的维权。由此可见，在官方维权与民间维权之间有重叠，但民间维权的外延要大得多。

然而民间维权也不一定全是政治性的，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这个方面，我们不妨向刘少奇等共产党早期”白区工作干部”学习。刘少奇等人的活动，就是从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地主官方的利益冲突中寻找突破口，从而达到动员草根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维权活动与刘少奇等挑拨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地主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革命”目标不同，我们的维权活动是以工人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为止，再没有进一步的目的。如果一定要深究还有更深目的，那也是振作工人农民的自我主张权利的精神，让工人农民成为真正的公民。维权运动有点像共产党早期所批判的”工联主义”，然而也并不完全是”工联主义”.在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利益分歧方面，维权与”工联主义”是相同的，但”工联主义”的目的是只限于改善工人这一个阶层的经济状况，而维权的指向是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容纳工人，而且应当容纳资本家和守法的共产党官员。”工联主义”所努力争取的，是工人的单方面条件改善，而维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正义社会，是建立正当法则的统治，是全民的权利得到保障。维权的指向，不是关系某一个阶层的得益，不是政权更替，而是关系社会兴衰，是唤起和强化公民自主精神。

在公民社会中，可以没有共产党，但不可以不容纳现在那些良善的共产党员，可以民选政府，但不主张通过彻底推翻现有政府的方式来实现。所以，维权运动不一定必然就与政府和共产党是对抗性矛盾。当维权所面对的是经济问题时，完全可以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争取理解。对现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要能团结的，尽量团结。他们为权利受损害一方说话，比体制外人士说话，可能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维权运动不指望共产党会支持，但无妨争取某些当事的共产党员的理解，这起码有助于减少不理解造成的阻力，并孤立侵犯者。体制内人士不一定都是坏的。陈光诚案中，就出现有良知未泯的警官。把侵权的执行者，变为维权的同情者，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同情弱小是良知未泯的一般人的共同特点，强权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得人心的事，人人心里有本帐。很多人只是看在眼中，事不关己罢了，除非分赃有分者，不是所有体制内人士都必定会同谋。

与官方沟通并不可耻，与共产党谈判，与强势的一方和平博弈，这是维权运动的应有之义。最坏的结果是官民冲突激烈化，官民间玩起了零和游戏。维权正是要避免零和博弈，达到总和为正数的结果，双赢的结果。所以，维权人士不能只看到自己一方的利益，具体环境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某个机关，某个资本集团，也是人，也是中国人，也有合法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权利，维权从深刻的意义上讲，不是扶弱锄强，而是让强弱公平、和平博弈——虽然事实上可能更多表现为约束公权，各得其所应得，对立双方都认识到对方利益所在，权利所在，除非是政治和公民权利，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权利的维权很多时候只是找到一个中间点，双方都可以接受。在这样的维权活动中，维权人士要做的，不是为民请命（有的时候必须这样，也应该这样，当然，这也是少数极端情况），而是协助当事双方看到对方的权益，尊重对方的权益，让侵权一方承担与其侵犯行为相当的赔偿，就达到的目的。一般不能追求单方面的完胜，因为单方面不让步式的追求完胜，就意味着对立的另一方必须完败。结果就很可能是冲突激烈化。所以，结论是，在维权个案中，能争取在体制内解决的，最好在体制框架内解决，只要是民权得到申张，官权受到遏止，就是胜利。

维权人士在维权活动中的自我定位问题也是有必要讨论的一个话题。专业维权人士在维权活动中，一般不是当事人，除非是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否则其身份就有别于当事人。这种中介式的维权人士，其合法性来源于一个假定：在解决争端时，现在的政府体制不如你更有效。换个角度看，就是说，政府本该作裁判的，遇到具体利益均沾问题时，却当起了运动员。政府缺位，才给了维权人士的”越俎代疱”以合法性。所以，介入式的维权人士，最好是做裁判，只有当被侵犯一方太弱小，受损害一方完全不能谈判时，亲自当运动员才是可欲的，如果另一方比较理性，可以商量，最好做裁判，主持公平，而不是为民请命，才是职责所在。

首发人与人权

中国官方媒体曾在11月13日发消息称“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铁凝担任中国作协新主席。”在专制主义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国，与其说铁凝是“当选”，倒不如说是她得到了党中央的垂青。据《亚洲周刊》披露，在此次作协全代会上，953名正式代表投票选出199名全国委员会成员，铁凝得票数倒数第一，仅790多票，而新的全委会成员除铁凝外，每人得票数都超过800票。年仅49岁的美女作家铁凝竟能登上中国作协的主席宝座，她的出任备受外界质疑。曾以《芙蓉镇》一书荣获中国茅盾文学奖的知名作家古华事后向媒体表达了他的不满，认为铁凝当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是中国作家群体中唯一具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作家。可见，铁凝的“当选”完全是中共中央钦定的结果。

 

在1982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协的铁凝，此前曾担任过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是她最为与众不同的一点。铁凝的著作并不多，代表作仅为《大浴女》、《麦秸垛》、《铁凝日记》、《笨花》等几部知名度不高的作品，如果不是因为此次出任中国作协主席，或许很多人都会对她陌生。据看过铁凝作品的人反映，她的作品主要描写女性问题，其文学造诣以及在文学界的威望远不能和作协前主席矛盾和巴金相提并论。当年的茅盾在53岁时才当上作协主席，巴金继任时则已经80高龄，铁凝以相对悬殊的年龄，而且以其女性的特殊身份掌管作协，不能不说令外界出乎意料。如果说她的前任矛盾和巴金还有深厚的民意基础的话，那么，从她在全代会上的得票率看，她“当选”的民意基础十分薄弱，她的出任标志着中国文坛巨人时代的终结。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1949年7月23日在北平成立。1953年10月，全国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协成立之初，云集了一大批在中共建政之前敢怒敢言的文人，包括矛盾和巴金等重量级的作家。文学组织原本应该以弘扬文化事业和净化社会良知为己任，然而，随着一代暴君毛泽东的走马上任，作协便沦为只知道歌功颂德而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犬儒组织，在风声鹤唳的十年文革期间，作协所扮演的角色更不光彩，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个组织也义无反顾地卷入了斗争的洪流，对毛泽东等人言听计从，极尽以笔为刀之能事，对国内的正义力量实施不见血的精神杀戮。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言论自由程度虽然有限，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来说，情况仍然要好得多。毛泽东的狂妄和心狠手辣使得他一直都想超越历史上以焚书坑儒而著称的秦始皇，他曾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数量不屑一顾，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便开始酝酿发起前无古人的文化大革命。当年共产党在未当政时对国民党政权压制言论的诟病使得中共建政之初的文化人对其产生了广开言路的幻觉，不计其数的文人纷纷集结于社会主义的大旗之下，并继续坚持独立写作，然而，一党独裁的政权终究容不下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一大批良知文人从反右时期开始就不得不承受被迫害的厄运。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强大的舆论控制铁幕下，巴金、茅盾、冰心、沈从文等一个个文学巨匠都只能拥有江郎才尽的岁月，甚至于遭受同样的迫害。中国文坛因此而急剧衰落，中国作协也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喉舌组织。

 

文革时期的中国作协除了盛产郭沫若和贺敬之式的文化打手和文化奴才之外，别无其它功能。有几流的政治就有几流的文化，毛泽东的个人主义和中共的独裁政治不仅割裂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结束了中国文人的文学生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各种运动如火如荼、此起彼伏，但文化的荒漠化也应运而成。矛盾、巴金等人之名虽然如雷贯耳，但其名却不是中共统治时期所能成就的，很多大作家在1949年后文学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文坛的堕落自不待言，然而，就连掌管中国作协的人也是难觅芳踪，矛盾执掌中国作协直到驾鹤西去，按理应该找一个年纪较轻的人接任，但一览无余的中国文学届却没有一位新生代的文人能够有足够的威望和水平胜任其职，于是乎，已经距大去之期不远的巴金便有了代替矛盾的机会。

 

八十年代的中国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文艺界的小阳春，因为在胡赵主政时期，言论环境较之以前宽松了很多。王蒙、刘宾雁、王晓波、戴厚英因此而走进人们的视野，在文坛有着比较高的威望。然而，极权制度下的文化空间终究要被权力压缩，随着胡赵的相继下台，中国文坛又重新步入了寒冷的冬季。江泽民上台后对所谓“主旋律”的高度重视，使得中国的文人进一步丧失了创作良知，充斥着官方媒体和文学刊物的几乎全部都是违心的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文学作品。江泽民时代的中共不仅仅毫不放松对舆论的控制，更是懂得运用胡萝卜和大棒对文人软硬兼施，绝大多数文人或者学者为了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完全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中国作协作为文化界的主要机构，之前基本网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尚未完全破产的时期，加入中国作协可以说是很多文人的愿望，但今天的中国作协却让很多人都大失所望，并把加入这样的组织视为是一种耻辱。

 

到了网络繁荣的二十一世纪，中共依然在管制舆论和钳制言论自由方面和世界主流背道而驰。文学已经在江泽民时代彻底堕落为为政治服务（主要是为愚民统治服务）的工具，描摹社会现实和批判中共的文学作品已经没有丝毫的发表空间，于是，一些有良知和勇气的文人只得把自己的作品无奈地推向网络。网络的发展虽然能为中共积累官僚资本提供便利，但信息传播的迅速又使得意识形态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共惶恐不安，封锁网络和监控网民的“金盾工程”因此而出笼，不计其数的异议文人因为讲真话而身陷囹圄。如今，在很多国内网站的BBS上面，有关“六四”等敏感话题的文章根本就发不上去。中国作协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学组织，理当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民众的自由权利，对当局提出批评，但实际上，中共对这个组织每年的巨额投资已经让很多会员成为不遗余力的文化打手和专制制度的吹鼓手、美容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悉数出席，正说明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极度重视。铁凝的上任，从年龄和性别上讲，看似中国的进步，但从她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来看，她执掌以后的中国作协将具有更为浓厚的官方色彩，中国的文学事业将因她的到来而一落千丈。中国作协所扮演的丑恶角色已经让它这个官方组织彻底失去了公信力，同时，也使得一些原本怀着美好愿望入会的人深感失去做人的尊严，从张祖桦先生以及湖南作协两名会员毅然退出作协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协以及其下的分支机构已经完全成为操控文学、埋没人性、助纣为虐，且消耗民脂民膏的奴化组织。

 

2006年11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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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良宇折翼上海滩，无论胡锦涛出于稳定权力基础需要，还是借反腐压制地方诸侯也罢，明为反腐，实为权争，这不难判断。权争玩弄到这种地步，足见制度约束的虚无缥缈。集体腐败发生在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国际都市，已经让世界震撼；近百名官员、商人、掮客纠结在一根利益链条上，足以改写世界执政党的贪渎纪录。中国经济惊人增长，贪官职位、贪金和生活糜烂程度，呈正比竞相攀升。不受监督的中共政府，一方面依仗对国家经济等资源的全面垄断，社会呈现威权下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权力庇护下的官员，私欲急剧膨胀，为所欲为，几近丧失人性。随着陈良宇的双规，上海帮的气焰受到遏制。我们思考的是，按照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个别整肃、清洗对中共面临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到底有什么疏解作用？反腐败能否必然带来制度文明？显然民间不抱乐观态度。中国的反腐仍在人治的窠臼里打转。泰国和台湾同样是反腐，矛头直指国家元首。在和平和法制框架下，民主制度赋予他们反腐败的合法性、正义性、彻底性和民意支持度，其反腐透明度和力度，加速了制度文明的提升。

　　外界评价陈良宇事件，普遍认为是胡核心与江核心的权力争斗。只不过陈良宇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扮演了一个错误角色。中共领导核心代际更替，帮派之间的不流血争斗，由来已久。纵观中共1921年建立以来，权争就没有停歇过。唯独党天下、社会主义旗号，不曾有丝毫减弱和失色。执政合法性道义资源稀缺，使得中共政权的恐惧感和紧张度，有增无减，不敢还权于民，接受社会监督。新一代领袖一旦大权在握，脚跟站稳，对前任必然要进行人身迫害，甚至不惜消灭肉体，从早期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到建政后的刘少奇、华国锋、赵紫阳，都难逃厄运。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血统的纯正性和专政权力的有效传续，实际上是以“新理论之父”自居，专权搞个人崇拜。专制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营造领袖崇拜的社会氛围，将领袖的思想、道德和人格，树立为整个社会的典范，世俗社会的自由价值观被彻底消灭，或者被挤压到心灵深处。人民只有一种思维，全国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领袖的思想和声音。1980年代以前，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画面，或有亲身经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张贴在党的各种会议场所、车站、医院、学校、家庭、建筑物上，他们的语录，诸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伟大、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随处可见。只短短的几十年就已经证明，这些口号、语录全是弥天大谎。毛泽东仿效斯大林，将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将罪恶挥发到极致。毛执政的27年，是罪恶的27年，政治清洗、镇压、屠杀，一天都没有消停过。人民成为领袖的玩偶，国家成为领袖个人欲望撒野的跑马场。党国一体，人民乃子民。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中共的制度密码，那么党天下就是中共的统治密码。

　　邓小平废黜毛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亡党亡国的两难选题下，也基于个人被中共迫害的遭遇，邓被迫搬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作为党国的意识形态。邓小平恋栈权力，但又不得不吸取、警惕权力独大给政权自身带来的危害，所以，邓小平宁愿选择做影子领袖。表面上仍抱持社会主义大旗不倒，将老毛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但执政理念上彻底抛弃了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跟清末推行新政一样，是被动的、不情愿的，跟民主政治没有丝毫瓜葛。江泽民从上海平步登天，受到中共惯有的帮派势力的轻慢、不服气等软抵制，因此，江泽民依靠反腐打压“北京帮”政敌陈希同。反腐成为中共最经济、风险最小的权争手段，极易树立权威和明君形象。胡锦涛此番一面高抬江泽民，大张旗鼓出版宣传《江泽民文选》，一面铁腕惩治江泽民的政治余荫“上海帮”，以期敲山震主。胡锦涛的权争手法跟江泽民如出一辙。打压前核心的政治余孽，意在警告前核心做个安分的退休老人，别在背地里指手画脚，掣肘搅局。陈良宇成也江家班，败也江家班。他的不幸在于是江家班最显赫的地方诸侯，贪污腐败倒在其次，比陈良宇位高权重的腐败者少吗？窃钩者贼，窃国者王。

　　制度腐败，是中国之癌。只要中共一天不放弃专制制度，腐败就一天不会得到根治。制度腐败对整个社会肌体构成负面示范和侵蚀。制度性腐败表现在政治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军队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和企业腐败，连锁引致整个社会道德堕落，信用丧失，谎言漫天。“透明国际”10月4日公布了它四年一度的出口国腐败名单。在30个世界最大出口国中，企业腐败程度最高的是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台湾也很差，排在倒数第五。排在最前面的都是传统发达国家。因此，督促中国等国家遵守经合组织刚通过的《反腐败公约》。可见腐败侵蚀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中共的权力天平上，消灭任何一个异己，都不经法律程序调查、逮捕、判决，陈希同、陈良宇又算得了什么。“双规”是极具想像力的党内处置措施，与其说很具社会主义特色，符合专制制度的一切特征，毋宁说符合中国人治国情。9月25日陈良宇在北京开会被限制自由，新华社公开报道是“双规”，也就是说中共借助国家和行政强制措施，剥夺了陈良宇的自由，这局部符合“宫廷政变”的情节，所不同的是，陈不是谋反。这已经足够刺激民间和国外的想像空间。即使陈良宇是大贪官，也应是法律说了算，而不是由中央定罪。司法行政化，或者说司法腐败本身束缚住中共的手脚，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中国的司法机关，何论老百姓。任何未经正当司法程序的逮捕和判刑，都无公正和正义可言。

　　在专制的温床上，制度提供了权力、私利和情欲的天然养分，腐败像毒瘤一样呈几何等级繁衍。专制与腐败与生俱来，像孪生兄弟一样，互相依存。中共若想从制度层面杜绝腐败，现成的例子很多，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选择。多党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启动这三项的任一项，社会监督就能发挥重要作用，腐败就能得到根本遏制。其实中共很明白，反腐亡党，不反腐也亡党，这是专制制度本性所决定的，中共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反腐是防止地方利益集团坐大，对抗中央政令；不反腐是为大小官员提供权力庇护，让官员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专制的肌体上发挥螺丝钉作用，忠实于中央。因此，反腐与不反腐，都是独裁统治所需要的，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前几年某学者有个著名观点：腐败有理。不是没有道理。从个人层面上讲，陈良宇是个悲剧角色，他跟错了人，成为中共的权争祭品。上海32亿社保基金投资于沪杭高速公路，以期增值，并无不妥。陈良宇个人是否贪污，需要司法调查，这是上海反腐的重要节点。民间普遍对官员极端不信任，乐意看到“狗咬狗一嘴毛”、以恶制恶的解气解恨结果。陈良宇沦为权争牺牲品应无疑问，那么，民意是否被权力利用？

　　笔者认为，中国民间呼吁政府加大反腐力度，不如诉求宪政民主，让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制度安排成为现实，后者更能从制度上解决中国僵局。

首发人与人权

《大国崛起》总策划之一麦天枢——和平崛起需要内部妥协

江迅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要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因此《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内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

现居北京的山西作家、学者麦天枢是《大国崛起》的总策划人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任北京《中国青年报》记者，是当时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九十年代主要从事近代史和中国农民的研究，是电影《鸦片战争》的编剧。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大国崛起》的最后一集播出的翌日，他接受了亚洲周刊的访问。他说：「这部电视片最初提出是总制片人、总编导任学安，他是一个很想做事的人。二零零三年六月，他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他的直觉很好，最初的动机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中国无疑是有价值的。我始终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面对社会变革的未来目标，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对整部片子的构想，有哪些总体思考？

我对编导谈过五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确认世界历史的方向，全球竞争的历史走到这个大国崛起的几十年实践构成的时候；世界各民族开始交往的时候；以科学、现代贸易为动力的这样一个文明，无可阻挡地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方向。承认和确认这样一个方向，不是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互动比较的趋势问题。我们面对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自己历史，都要承认我们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必须顺从人类历史的基本方向。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和平崛起有根本不同。过去指和平崛起的概念是对别人没有威胁的，是在世界各国友好中的崛起，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那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世界和平的大格局调整下进行的。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政治变动的方式是震荡的，目前还没有理由，也没有经验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和平崛起，根本的任务是国内不能出现大的政治震荡，不能消耗已经有了的改革成就，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的目标。

中国如何实现这样的和平崛起呢？

这就是第三方面的思考。中国社会在自我利益的调整过程中，如何和平崛起呢？记得，我当时对剧组编导开玩笑说，如果这部片子能让中国人记住「妥协」两个字就成功了。要学会妥协。在内容设计上，就重点突出了崛起的大国都是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英国是这样，美国更是这样。我们在每一集都突出了这样的内容。英国社会议会的妥协，美国开会时不同的州之间的妥协，各国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不同，它有明确的阶层划分，各阶层的利益是不沟通的，是对立的，在英国统治阶层上千年是非常稳定的，其它利益阶层崛起的话，就发生冲突。第三集就落笔于和平革命上，这光荣革命的光荣在什么地方呢？光荣在于妥协了，没有流血，没有引致社会剧烈的震荡。

第四，所有这些大国的重大历史进程和历史时刻，都出现具有历史担当的令人尊敬的重要人物。每一个大国都有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抓住了伟大时机，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就一定意味着伟大的人物担待了这种历史责任。如果缺了这样的环节，是自然主义的变革过程，那么付出的代价必定很大。因此电视片充分肯定了重要历史人物的意义。第五，充分考虑了各国的基本策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面临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国内的主观成就也是不同的。区别这些不同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背景下，那些因素对今天的中国是相对关系密切的。比如关于德国，关于日本，注重教育，注重知识，我们就多花了些笔墨。

今天回头看，你对这部片子有什么遗憾吗？

篇幅非常有限，我觉得很遗憾。每一集的历史跨度大，浓缩在五十分钟，不容易。英国光荣革命那部分就没有办法再展开。不同利益的冲突集团能妥协而大家都让一步，寻找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目标，社会进程中的付出代价就比较小了。美国更是这样，开国领袖和议会代表们，开了上百天会议，各阶层、各地区的人意见是尖锐对立的，不亚于中国人成王败寇的激烈过程，但他们却具有坚韧不拔的妥协意识，西方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毅力非常顽强，极有历史耐心，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在这部片子，我始终强调，面对社会变革的未来目标，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在大问题面前，思考、讨论、对话，互相承认，这样一个社会基本意识是中华民族理性中最缺少的东西。

有评论认为，这部片子是中国电视发展史的一个标志，你怎么看？

最初编导都到位后，我对他们谈了一个晚上。我提出希望大家对这部片子的未来要有信心，信心来自整个中国社会的传播质量非常低下，玩低俗的东西，结果是极不负责任的，导致了人们兴趣的转移，但人们的兴趣是不会永远或全部停留在那些东西上面的，玩几年就玩腻了，人们就会渴望严肃的东西。因为中国社会不论如何世俗化，但这个民族的骨子永远有一些关心社会前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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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不应回避制度选择

张洁平

《大国崛起》体现学术界进步，不应「过度解读」为中共史观变化。

电视片《大国崛起》反响热烈，亚洲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我没有看电视，只看了解说词，总的印象比较好。」他说，「《大国崛起》可以定义为一部政论片，它提供了很多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经验分析，对正在转型的中国来讲是有益的，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但是大国崛起的许多关键因素，仍然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回避了。」袁伟时讲得很慢，用词很斟酌，「从片子的整个调子来看，还是尽量和主流的官方话语接轨，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对俄罗斯（苏联）的解说上，片子对苏联基本只有歌颂。一九二零年罗素应邀去苏俄考察，他认同社会主义，但反对专制、独裁。看了苏俄后，他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是批评饥饿贫穷，而是批评专制和剥夺个人自由，警告『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很危险。不幸言中，苏联垮台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批评，但片子故意回避了。」

袁伟时认为《大国崛起》最大的弱点，是对大国发展中制度因素分析很不到位。「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盛衰的因素不是领袖，是制度选择。如果国家的制度选择路径错了，问题就大了。比如俄罗斯，没有选择民主法治制度，从根本上就错了。日本也是一样。《大国崛起》表现日本从各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但恰恰最关键的一点，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没有现代化，没有真正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专制制度成了通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础，这个最重要因素片子也回避了。」「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把这些回避了。我认为这是这部片子最严重的弱点。」

同时袁伟时坚持认为，此片不应「过度解读」为是中共史观变化。「它能在中央台播出，只能说官方认为这片子不算离经叛道，可以接受。但它不是一部官方的宣传片。」相反，袁伟时觉得，片子真正体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进步，因为提供历史脚本的中国教授，他们几乎都是八十年代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史学家，有些还从西方留学回来，眼界宽了，知识结构变了，因而能突破官方原有的偏见。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四十九期

提要：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理资源。但中国的诸种弊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凡是对中国的国情、现实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回答。

近期京城小舞台上的一部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我亲眼看见在幕间休息时有人愤然退场，同时也听到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网上的意见也是截然对立、互不相让。

这部剧在反思30年的中国改革得与失。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基本没有剧情，从头到尾充满大段大段演员嬉笑怒骂的台词。这种批评现实，要比一味粉饰、无病呻吟或玩形式与“深沉”的东西要好得多。不过问题在于，嬉笑怒骂以什么立场和价值为出发点，批判背后隐含的目标是什么。

说白了，这出剧是以骂取胜，骂得痛快、骂得机巧、骂得很文化，凡是引起鼓掌和叫好的地方，一定是骂得酣畅淋漓，语言暴力发挥到极致的地方。比如对时下流俗而可恶的“接轨”这么骂：“二十四史跟二十六个字母接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跟芭比娃娃接轨，楚骚汉赋魏晋文章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跟托福GRE接轨”。这种嘲笑和宣泄很容易引起共鸣，其实在饭局上、小说里，甚至在会议中，最有趣、最提神的就是重复民间流传的各种顺口溜和段子，这个话剧也可以说是顺口溜和段子的连唱或集萃，因为文化而比民间顺口溜和段子高雅、精致，但由于过分雕琢而没有民间语言爽口与鲜活。

剧中骂经济精英，骂他们巧取豪夺、为富不仁;骂文化精英，骂他们自私、无聊、无耻;也骂小老百姓，骂他们见风使舵、猥琐。该剧的指导思想是今日中国社会新左派的套路，批评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腐败、贪污和化公为私，但病因的诊断和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市场经济，而不是旧体制，不是权力的垄断和滥用。这部话剧在知识界受到的批评，主要在这一点。

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理资源，从圣西门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引证的说法数之不尽。中国刚开始搞市场经济，既不成熟，也不规范，诸种弊病肯定与之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是否如某些人所说，今日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发达的西方社会的问题属于相同性质，我想，凡是对中国的国情、现实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回答。

《南方周末》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之艰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洞见，显然比生搬硬套西方左派理论要高明得多。

剧本作者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要反映和反思这30年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他无力把握这么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比方话剧的第七幕一开始就说“1980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这充分说明了作者认识的缺陷。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形势、社会政策不同，人们的反应和心理也不同，现在老百姓的怨言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主要还是集中于90年代的拜金主义、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而在80年代，整个社会实际上是有相当共识，而且有一定的理想主义。

该剧受到广泛批评的另一点是它否定自由，对自由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弊病都归罪于自由。当然，自由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发展的方向也应该是有更多的自由。

这30年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进步往往都跟自由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市场经济、开放搞活显然也是自由增加的表现；现在我们酝酿并期待中国将有一个很大的政策改革和进步，就是在户口制度上要有所松动，不搞城乡的二元对立，不让农民当“二等公民”，这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的自由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是知识分子才需要的奢侈品，劳动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别的东西，这个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今年11月7日，越南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0个成员国；11月17日至19日，越南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21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一时间，小小越南，双喜临门，成为全球瞩目的闪亮舞台。

支撑起这一切的，是越南经济改革20年的斐然成绩：年平均经济增长7.4%，去年更达8.4%；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51%，锐减到目前的8%；十年前，稻米无法自给，如今却成为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吸收外资方面，越南起步晚，但今年可望突破70亿美元。值得玩味的是，输入越南的最大外资，竟然是台资！此情此景，在中国人心里，不知是何等滋味？中共滥逞淫威，以专制打压民主，导致两岸不和，肥水流入外人田。

已经没有人怀疑，快速崛起的越南，将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第五小龙。从贫穷小国，到增长明星，越南国际地位急剧上升。在当今亚洲，不只有“中国奇迹”，还有“印度奇迹”和“越南奇迹”。

其中，“越南奇迹”与“中国奇迹”，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越南面积32.9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越南人口却有8，400万，人口稠密度，超过中国。中国人口老化，越南人口却相对年轻，劳动力成本也较中国低。五分之三的越南人口，在27岁以下，平均工资比中国低35%.这一切，显示越南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越南与中国，同属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党制。

然而，许多发生在中国的悲剧和闹剧，并没有在越南发生。诸如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文革”等，不曾出现在越南。进入经济改革时期，诸如发生在中国的“6.4”大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等惨剧，也不曾出现在越南。

非但如此，共产党统治的越南，还曾帮助柬埔寨人民，结束了一场人间浩劫。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共的指使和援助下，夺取政权，随后实施极度恐怖专政，四年间，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惨遭屠杀。越南方面毅然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将柬埔寨人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为此，越共遭到中共报复，二者在中越边境大动干戈。

越共与中共最大的不同，在于，越共秉持理性，始终走温和路线，避免走极端。进入改革时期，与中共只要经济改革、不要政治改革的保守路线不同，越南既搞经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注重社会平衡发展。今年初召开的越共“十大”，会前向全民公布《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广泛征求意见，会上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显示越南政改的大幅跃进。

在越南，政府中出现官员贪腐，被视为整个政府和执政党的丑闻，不仅受到社会批评，最高领导人还被视为失职和负有责任，甚至可能因此下台。而在中国，不管爆出多少腐败丑闻，也不管发生在哪个级别，都被扭曲宣传为中共高层“反腐”的成绩，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为此赢得殊荣，被呼为“胡哥”，被吹捧为“新政”。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越两国的巨大差距，包括：政府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差距，以及民众观念和自主意识的差距。

历经20年改革，越南民众的偷渡潮完全绝迹；而经历了近30年改革的中国，民众偷渡潮依然方兴未艾、前赴后继，无法摆脱“偷渡大国”

的恶名。这一情节，又是两国差距的生动写照。

越南仍然是“一党制”，通往民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但毕竟已经发端，“慢慢来”，也有个“来”字。而在中国，当局全力封杀民主呼声，并以民族主义和享乐主义，转移视线，诱惑和麻痹大众。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不是“慢慢来”，而是“慢慢不来”。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中共各地的换届正紧锣密鼓的展开。从已经完成的一些省市的换届来看，胡锦涛的故旧，以及团派新贵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比如王乐泉连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徐光春连任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连任辽宁省委书记、骆琳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季允石调任人事部副部长等等。评论家就此给出的评价是，胡锦涛同样是任人唯亲！

谁都知道任人唯亲在汉语中不是个褒意的概念，所以，人们当然可以从这一用词中看出评论家们对由胡主导的本次换届的不屑。但是，笔者觉得，胡锦涛做得并没有错，而且，“任人唯亲”这个概念对于汉语来说的内涵应该更丰富些，即它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是一种应该被谴责的行为。

胡锦涛为什么就不能任人唯亲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中国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不维护胡锦涛的权威，都拆他的台，他还如何做中共的这个总书记？当然，单纯的说胡锦涛的事情可能不会让一些人理解，那么我们还可以去看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总统布什在组阁时是不是也要任人唯亲？答案恐怕是绝对肯定的。而且，布什的任人唯亲恐怕还要更公开、更坚定，甚至更固执。而普遍性的情况是，在美国，你恐怕很难想象，一任新的总统上台后，会原封不动的留任原有的主要官员，尤其是在两党执政实现交替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大概是唯一的例外，然而他又是个纯经济的官员。但是，我们却也可以发现，在美国，现实中极少有人批评某位总统任人唯亲的问题，似乎他们已经认为那是非常正常的事。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想其理由恐怕也并不复杂，那便是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为他所任命官员的表现负责。官员表现得好，当然说明他非常英明，用人上没有错误；官员表现得不好，当然就说明他非常愚蠢，用人上出现了失误。而分别这两种情况，当然也就会对总统的个人前途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媒体的抨击、议员的责难我们先不说了，最严重的问题或者是，他或他的政党是否可以连任总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的任人唯亲一般而言恰好就同时做到了我们所推崇的任人唯贤。当然，他任命的官员也许并不是某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然而，他的任命肯定是忠诚和优秀结合的最好、从而最能保证效率的一位人才。

然而，某种意义上说，胡锦涛根本不必为他所任命官员的表现负责。

当他坐上中共总书记的宝座那一刹那，他就成了圣人的化身了。似乎他本人不会有任何错误，当然也就包括对于官员的任命。当官员表现得好时，那毫无疑问会被解释为他的英明；而当官员表现坏时，当然就与他无关了。那只是官员自己的问题，是经不住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引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等等。其实，这一特点不仅仅体现于胡锦涛一个人身上，甚至体现于中共每一个在位官员的身上（出了事就完全翻过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年来中共官场上新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即“痛斥”现象。其最优秀的表演者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近两年的安全事故也是多嘛，尤其是煤矿事故，已经成了公愤。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兄每当煤矿发生事故，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煤矿当地的安全生产官员痛骂一顿。您甭说，还真有捧臭脚的，国内就有那么一些时评人赶在后面吹捧李毅中的的“痛斥”是政务公开的另一种方式，是开明政治的表现等等，直让我气死。所以，我曾以笔名在国内《中国经济时报》撰文，以国内媒体能够接受的最严厉语言批评李毅中对于安全事故之一味‘痛斥’的表演。指出：

“‘怒斥’现象说到底体现为高层权力对低层权力的指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压榨。而之所以说它甚至是一种压榨，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其实表现为高层权力对于它自己所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推卸──高层权力最起码应该为低层权力的错误承担管理责任。正是因此，‘怒斥’现象在让我们满意于政府官员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开放姿态的同时，却也不能不让我们遗憾于它还带着十足官僚主义霸权的烙印！于是我问我自己，除了‘怒斥’，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式作为官员们对公众舆论压力的一种呼应了吗？应该是有的，而那便是：自责！我是这样想的，相比于‘怒斥’，‘自责’其实是对事件责任的更真实客观的解释。很明显的道理嘛，虽然问题出在基层，但如果高层的管理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基层又如何会出问题呢？正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布什才会因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美军虐囚事件而向伊拉克战俘、向阿拉伯世界道歉。那么，我们的安监局长为什么不可以因为频繁发生的矿难而向全国的矿工、及所有国民道歉呢？”

但是李毅中会道歉吗？不会。同样，胡锦涛会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比如空前绝后的腐败向国民道歉吗？不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说道歉的话──任何人都如此，包括布什，他也不会心甘情愿的向什么伊拉克战俘、阿拉伯世界道歉──，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要求国家最高领导人为其所有的管理责任承担责任的制度──有关底层官员的类似制度已经建立了起来，但执行的也非常勉强！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人唯亲才变得非常可怕──任人唯亲真正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理由，忠诚成为可以替代一切的东西。所以，最没有才能、道德水平又最低下的人，也会得到任命。

所以，我不认为胡锦涛的任人唯亲是什么问题，他的责任承担才是个问题。即他既然是中国的国家主席，拥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利，那么，他就不应免责于中国的一切管理责任。于是，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指责他任人唯亲的什么问题了，指责他不为腐败官员的腐败承担责任，才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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