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奏
从石鼓返回的当日傍晚，我就拨通了和瑞尧老人的电话，那端的声音极其微弱，在我滚滚闷雷一般的长篇自我介绍以后，就越发气若游丝了。加之屋外风雨交集，我费了相当的功夫才搞懂对方的零星意思，却是关键的意思——老人同意小子登门拜访，至于采访，就免了吧。
2006年9月15日也不是什么好天。由于昨夜在38号黑沙龙里，被音乐搭档阿泰的鼓声和酒客的喧闹催得骚兴大发，又许久缺乏女人的温柔管教，就肆意将平生吹鼓之乐器，诸如洞箫、口琴、算盘、拇指琴、铜钵，像兵器一般轮番舞上阵，配以毛毛草草之啸吟，佐以火火烈烈之青稞酒，所以醉得深沉了。一大早被渴醒来，赤条条翻身寻水，灌了两三斤，渴意缓解，脑袋却如进气的氢气球，晕乎乎的大。于是回笼又睡，午时方在狗叫中还魂。
穿戴毕，又穿插数条人烟稀少的鬼巷子，抵达位于丽江古城北边外沿之农贸市场，挤在一大堆四川民工中，享用斗碗装的大份拉面，油辣子汤喝得呲牙咧嘴。整饱了，才6块钱，这是整个丽江地区分量最足的一家面馆，外来混混们都晓得。就是卫生稍微差点，一脚盆水，大概要洗200多个碗吧？我开始来吃也拉稀，多吃几盘自然不拉了。
我记得成都还有5块钱随便加面的民工馆子，吃了拉得更凶。我怀疑面里加了什么不明物体。
既然饱了，就该干点正事。叫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北郊的玉峰小区。由于是雨季，遭遇了一段被雨水泡透的烂泥巴路，司机不想开，就声称到了。却不料碰上自称“老丽江”的坏蛋，不达目的就拒付车费，只得屈服。
在两三排高楼背后，是大片迷宫似的纳西族庭院建筑，都是整齐划一的楼底带院子，我钻来钻去，问了六七个人，迷宫里的狗起码叫了七八个轮回，我才认准了门。
虽然一身运动装，我还是如孔子的门徒一般，双手垂放大腿间，向露面的孔子研究者躬身问好。小院不过弹丸之地，但极安净极安详，花草众多，可每片叶子均一尘不染。我被让进书房，台桌上叠满书法作品，架子上都是书。
我正襟危坐，绞尽脑汁与老先生谈孔子，才疏学浅是真的，谦虚好问也是真的，总之，老先生比较高兴，终于接受了我的录音采访。
已接近下午3点了。我跟前的这位著过《长江第一湾》的纳西族学者，埋着眼睛，声音依旧微弱——这给我后来的整理造成了一定障碍。
正 文
老威：老先生是从哪一年开始研究孔子的？
和瑞尧：1974年，我在劳改队教书，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和孔子捆绑一块的挖祖坟文章铺天盖地，我却借机系统地读了好几遍“反面教材”。如《四书》《五经》《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特别是《论语》，我是逐字逐句，圈圈点点，可颇多心得只能在脑壳里积累。当然，我们这代人，稍微有些家底的，从小都读过圣贤书，但小儿启蒙和细读、体会、研究是两回事。
老威：我才疏学浅，却也记得“天不生仲尼，长夜无明灯”这句话。孔子作大学问，司马迁作大历史，所以被称为亘古至今的知识界泰山北斗。而我们这种泰山北斗笼罩下的蚂蚁，只能做点眼前的小小历史，所谓学问更谈不上了，但我尊重你这样认真做学问的老人。
和瑞尧：你太客气了。
老威：有个叫丁东的朋友，编了一本口述历史杂志，其中某一期，刊登了一篇谈著名作家老舍死因的文章。好多人都晓得老舍在文革中投湖自杀，可对临终前的种种细节弄不太明白，于是作者采访了3个目击证人。万没料到，3份“口供”都不一样，甚至在投湖的具体时间、地点上也有出入。怎么办？只有将3份“口供”原封不动地同时公开，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就跟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不一样，大凡圣人作史，都有雷打不动的论断。
和瑞尧：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因身体关系，我作“口供”的时间是否可以短一点？
老威：好啊。
和瑞尧：恐怕也谈不了那么细。土地改革距今已相当遥远嘛。
老威：还是尽量多些细节吧。当然，分寸你把握，能说就说，不能说不勉强。
和瑞尧：我生于1931年，老家距石鼓街子7华里，老君山脚下的高民村。
老威：我拍有老君山的照片，从红军渡江纪念碑看过去，那云雾里的山头，似乎触手可及。
和瑞尧：可我父亲早年追求进步，还是从仙境中出去，投考了昆明的云南陆军教育学校，也就是朱德任过教官的云南讲武堂。稍后，二次革命爆发，父亲又参加了蔡锷的讨袁军，因作战勇敢，升任滇军连长。大约二几年，他返乡成家立业。据说他当时就建了嵌大玻璃的房间，采光很好，显得很新潮。
老威：那个时代的玻璃非常昂贵的。
和瑞尧：家底比较厚实。可到了1937年的某一天，村里抓住了一个小偷，于是群情激愤，几十人上去拳打脚踢。眼看要弄出命案，我父亲就挤进人堆制止。众村民不依，他又费尽口舌，讲了半天道理，大伙方勉强同意让官府来处理。然而万没想到，小偷还有个同伙，躲在远处窥视，见我父亲站在人堆中央指手划脚，就认定他是打人的主使。跟着，就在后半夜放了把火，猝不及防地将我家烧成白地。
冤啊，可有啥办法？只好举家流落至石鼓街上，暂时栖身富甲一方的舅父家。随后，江岸数村爆发了会道门性质的农民起义，几千穷人揭竿而起，攻打官衙，焚烧寺庙，直到丽江派来几百人的正规武装，才镇压下去，起义首领也统统砍了头。
经历这么短时间的家国巨变，我父母均心灰意冷，靠舅父的接济，正式搬家，接着就精打细算地做起买卖来。
老威：开铺面吗？
和瑞尧：铺面没咋个开，做过田地的二手买卖，买进卖出，或者卖出买进，吃中间的价差。这当然得罪了不少人，因为那时国家政局不稳，物价涨跌大，大家都不愿捏死钱。于是争田争地争房，比拼得厉害，虽然没到抢的程度，但是红眼睛绿眉毛的情景还是经常有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时候，圈田圈地圈房，有一亩还想十几亩，有十几亩还想几十亩，也是富人之间、官场上下明争暗斗。如果再来一场土改那样的群众运动，可能个个要杀头，财产、二奶也要瓜分掉。
老威：其实发财是人的本能欲望，穷富相同，没有想有，有了想更多。
和瑞尧：对啰。
老威：那你们家在竞争中发展得不错？
和瑞尧：比较差。我父母心不算狠，争不过别人。我家在高民村有十几亩地，平常自己种，龙忙时才按天付费，请个把短工；后来搬家了，路远，自己种很麻烦，就佃给别人，照契约收租，以支撑一家人在街上的生活开支——后来，这成了划地主的一条硬杠。
老威：你当时已成人了？
和瑞尧：十八九岁，在丽江国立师范读书，思想进步，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地下读书活动，接触到不少从延安偷运来的社会主义小册子。接着又考入教育部直辖的丽江省立中学，类似的学府在全云南都只有3所。读了两学期，暑假时加入党的外围——民主青年同盟，跟着碰到石鼓解放，如果按政策，我也该享受离休待遇。
老威：解放石鼓是哪支部队？
和瑞尧：地下党。1949年6月13日，乡政府房顶上的青天白日旗放下来了，自卫队的枪也交了，地下党召集开了个会，宣布起义。
老威：就这么简单？
和瑞尧：是啰，大家都说好了。脚跟脚，7月1日，丽江也起义，各机构由边纵7支队接管。我呢，立马投入新生活，在石鼓完小教书，还是青年团的文娱委员，唱解放歌，跳时代舞，热闹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四大运动开始了。
按当时政策，在区级以上单位工作的地主子女，应回避，调其它区县；我倒霉，属区级以下的地主子女，就在当地接受运动。我父母是清匪反霸后期被抓的，大约是1951年，关起来，天天审，天天挨斗。
我是独儿，我家是7代单传，现在祖坟上都刻着，多少有些神秘。唉，能指望谁呢？1949年，我刚刚18岁，就结婚，年轻啊，打心眼想在新社会干一番事业啊。然而人没法选择父母，我就这受株连的命，先从石鼓完小下放到10多公里以外的一所村小，才教了几天书，就叫控制起来，哪儿都不准去。
老威：你担心你父母吗？
和瑞尧：我自身难保。有一天，校长觉得我有逃跑嫌疑，就带人绑架，然后翻箱倒柜搜查，看是否“转移财产”。接着我就彻底失去自由，被押回石鼓关押——至此，我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资格达20多年。
老威：你被关了多久？
和瑞尧：半个多月。
老威：审讯吗？
和瑞尧：也不审讯。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关押的人太多了，民兵都是几班倒，一天到晚整得喊爹叫娘。我仅仅是地主子女，又参加过革命工作，能放出来，算网开一面了。
老威：你父母呢？
和瑞尧：关了几个月？半年？记不清了。
老威：整个石鼓有多少坏蛋被抓？
和瑞尧：五一二年是抓人的高峰，石鼓街上，整整的大院子好几处，每个院子至少拿3间房关人。保守估计，每间房关20余，那乡一级至少抓了100多。而乡下面大村四五个，小村10来个，也抓也关，打死了人也不填命。如此一算，就上1000专政对象了。
老威：有多少人死去？
和瑞尧：非法弄死的不清楚，通过乡一级公审公判被毙掉的，有好几十。我父母大概是1951年清明节前后，不超过10天，被双双镇压的。
老威：那天的情况你亲眼目睹了？
和瑞尧：没有，总之人山人海，枪声很大，快到天黑，民兵就通知我们领尸体。跟着就埋了。
老威：其它呢？
和瑞尧：就不用提了。
老威：你父母犯什么罪？
和瑞尧：总之，恶霸地主，血债累累。书里都这么写。
老威：怎样取证？
和瑞尧：就是上面的工作组来了，串联发动农民，开会诉苦。把这些苦一条条整理出来，拿到公审大会上去宣读，就上纲上线了。其实解放前夕，我家正频临破产，房子都叫别人当出去了，只是赖在里面没走。
老威：此话怎讲？
和瑞尧：某某县长要买我家房子，还没谈好，就预付了几千块钱。这钱被父亲花掉，一时还不出，人家就将我家房子转当抵押。打官司，对方官官相护，自然是我们输——嘿，眼看到“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改朝换代了。
老威：晚解放几年，你家恐怕也是贫农？
和瑞尧：难说。土改快开始，我们还叫撵到老岳父家住；土改结束，我们反而分得地主范义田家的房子，虽然只几平方米。这个范义田是沈从文的学生，曾当过石鼓完小校长，有两百多万字的文化、教育专著，在云南都有很大的名气。
老威：你家被抄过吗？
和瑞尧：抄过许多次，但也没啥可抄。
老威；财产和房子几乎光了，只凭收租一条就划地主？
和瑞尧：父母死时还没正式划阶级。
老威：他们是伪政府的官？
和瑞尧：不是。
老威：袍哥、乡霸？
和瑞尧：不是。
老威：本地名流？
和瑞尧：算。父亲他参加过倒袁革命，当过连长。两块金牌奖章都在土改中没收了。现在，我们老家的大门还保存在高民村敬老院里呢。
老威：哦，那他就是被大伙推举出来的革命刀下鬼。
和瑞尧：当时没有公、检、法这一套，明明是经济纠纷，也可上升为剥削压迫，几个贫雇农检举了你，就跑不脱，况且父亲他还不止得罪几个。那时每个村都有农民代表，就是最最苦大仇深的，同时是说话最最管用的。然后分乡、区、县、专几个等级，越往上，人数越少，在土改中权力越大。专区农民代表只有4个，与工作组一起四处巡查，要人死就不得活，厉害。
老威：那么……
和瑞尧：没有“那么”了，关于土改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老威：可以后呢？
和瑞尧：我们就一直住土改分得的房子，一直到1985年，我重返教育战线，还住着呢。
老威：几平方米住了30几年？添人口怎么办？
和瑞尧：我陆陆续续有5个子女，添1个增加一点点，添1个再增加一点点。
老威：不太明白。
和瑞尧：我自己会木匠，就不断靠着住房搭建玉米杆棚子，不断地修修补补。
老威：日子过得可怜哦。
和瑞尧：我不觉得。据说山西有个县，在文革期间，地富子女被喊去，一个个杀光了，石鼓远没到这个地步嘛。土改过了，乡里乡亲又继续交往，我们那个村，暗中对我挺关照。
老威：据张进谦老人讲，你与他一块劳改过？
和瑞尧：是，在大研农场。
老威；什么原因入狱？
和瑞尧：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能具体一点吗？
和瑞尧：就是知识青年问题。
老威：女知青？
和瑞尧：有人栽赃陷害。
老威：奸污？
和瑞尧：当时我在石鼓完小代课，她也在，加上我的背景是黑的，就被陷害了。1974年进去，1984年才出来，平了反，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
老威：知道谁陷害你吗？
和瑞尧：知道。这事牵涉现任地方领导，就放过吧。其实坐牢也是人生的磨练，因为文化算高，我在里面一直做教员，也没吃什么亏。
老威：张进谦呢？
和瑞尧：性格问题，文化问题，他的确吃了大亏。如果他懂得孟子的那段话就好了。
老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和瑞尧：不错。
老威：那老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了。
和瑞尧：不敢当。但我30年多如一日研读孔子，著书立说200余万言，还是想给子孙后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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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作为一个汉学家，顾彬先生远不如费正清、史景迁等人有影响、有成就，所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文史不分”问题认识粗浅，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在”大概正确”模糊的前提下，草率判断，也是批评家身份的本质所致。之于中国文学，丧亡，是大势所趋之势。正如同顾彬先生一样，在中国学者眼中并不著名的拉斯韦尔（美国行为主义学派政治学家，也是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告诉人们：”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中国（大陆）的文学状况恰应了担斯韦尔的这个政治学方面论断，这个判断同样也适合于顾彬先生的草率。
写下这样话，或许被人们认为是对顾彬先生不够尊重，但的确，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所以，他就匆忙地将”于丹现象”说成了通俗历史写作的全部。
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读，也是自负的笑柄！
我固然不齿于”于丹现象”，也不同意将文学本身”微言大义”的任务交给历史学及其通俗写作。但回观一下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3部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这包括满是”鬼话”的《西游记》。
回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该方面作家在协作起源上就是以浓重的文学之笔写历史的，如《史记》描写一位善射的将军夜间醉酒后将箭射入他误认为虎的石头中去，当他醒来后再试，就没有任何能力重现昨夜的现象了。还有，这位令人尊重的将军获得的评语就是典型的时代民谚，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广传》不可能是今天所有历史通俗写作的模本，但是若以”于丹现象”代表中国通俗历史的写作，我们就远不能理解吴恩《血酬定律》、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的”文与史”的双重意义。
我们也不能说在文学丧亡的总体认识下，就不存在优秀作家了，像王朔、阎连科、袁红冰、北村还是很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
一个作家获诺贝尔奖的原因固然不是因为一件（部、类）作品，但是一件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果没有翻译为世界性文本，尤之于中文作品，对于世界，它跟本就没出生过。
这很残酷，也很现实！
不用讳言，中国文学丧亡的一个不自明的参照是，自1949年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后，我们的文学与诺贝尔奖在没任何”瓜葛”；若有，也是对高行健获奖的不愉快反应，强词夺理的所谓批评，只能说明文学官僚的无知与颞呆。然而，除了意识形态问题之外，语言即翻译或干脆是外文写作仍然是接近参照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可以相信：如果高行健不是用法文写了《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他同样也与诺奖无缘。高行健有着一个与顾彬先生同样的身份，是翻译家。鉴于我目力所及的王朔、阎连科、袁红冰、北村，可能大多是外文方面的生手，就不用说用外文熟练写作了。
最要紧的是，如果国际文学评论的大师们因王朔的通俗化写作特别是方言写作而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与王朔没任何交往，但是我认为要是把王朔与王蒙、王安忆放在一起来看待，显然是不公平的。此一王，非彼二王可”汉购我头邑万户”者！
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价值与文学美感，绝对不在奥威尔的作品之下。
袁红冰在政治方面也许一无是处，但他的系列作品的品位已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之上。
至于北村呢，将在10年之内证明”没有宗教便没有文学（电影）”的中国悖论，并最终突破它。由于中国的现实出版环境，他不可能将深沉、细腻的宗教情怀以”可阅读”的方式表达出来。毫无疑问，北村具有成为第二个显克微支的才气与功底。
作为学者型的作家（曾为经济学家），我个人欠缺文学性作品，但是我早在1990年代末”开出”的一个玩笑可能真实地反映了经济学热潮下的文学与经济学的共同尴尬：”经济学需要系统的思想，但中国的经济思想都是支离破碎的，所以尽管它有外语表达优势，却总与诺奖无缘；文学不需要系统思想，只需要迸发思想火花，可惜的是由于它没有语言表达优势，一簇簇的火花全部落为了灰尘。”与中国文学的火花落为尘埃相比，”没有电影”的中国电影却能屡屡进入世界交流的舞台，并拿什么样的奖项。我想：一段非中文（或法文或英文）的介绍是不可或缺的。
这，对于中国的文学，仍然是阿凡提晃钱袋式的寓言。
五月四日，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了“时代”一百位人物榜。这是《时代》杂志传统的每年一度的名人榜，通常被认为是对上一年度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人物的总结。在西方舆论界，《时代》人物榜影响很大，通常会引发媒体的连锁报道。
今年的一百位人物榜中，共有七位华人，其中四位是中国大陆的。作为“领袖和革命家”栏目中的名人，胡锦涛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都在榜中。这倒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胡锦涛现在的确影响巨大，而刘淇则是沾了操办北京奥运会的光，甚至刘淇比胡锦涛排名还要在前。在《时代》排名榜上，刘淇据第二十六位，而小胡却居第三十五位。其中第二十七位是美国国务卿赖斯，第三十二位是前好莱坞硬派明星、美国加州州长斯瓦辛格，第三十四位是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
要说有意义的，自然是居住在北京的一位二十三岁的小女子曾金燕也登上了《时代》人物榜。她在总人物榜中排行第六十位，赫然处于“英雄和先行者”栏目。当然，名人榜中的“英雄”倒也不见得是上得了战场，拚得了刺刀的猛汉，而是指对整个社会和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所以这位体重大概只有四十几公斤的小女子，也进入了“英雄”之列。因为《时代》名人榜的评选人认为，她是一个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都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时代》的介绍不得要领
《时代》杂志在每次评选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百位人物的时候，都会请人给每个获选人士专门写一篇介绍文章。本次请来给曾金燕写介绍文章的，是在美国小有名气的一个女作家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介绍曾金燕的文章并不长，翻译成中文大概也就是一千个汉字，却也写得文采斐然，花团锦簇，大概比较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但是仅仅就介绍曾金燕而已，这位女作家却只介绍了曾金燕在丈夫胡佳失踪以后，如何在网上开了一个博客，如何用她“嘲讽”的风格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然后就平地起高楼，把曾金燕的博客说成是第二版的“天安门拦坦克英雄”，好比是写这个网上虚拟的博客，等于是空手赤拳爬上了共军的坦克车。
女作家固然有名矣，这篇介绍文字却多少有点颠三倒四，根本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中国的民主事业，大概也就粗略知道一个天安门事件，所以动不动就往上套。一个区区的博客，到底有多少威力，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才知道。何况曾金燕的博客出来不久就被中共给屏蔽了。把个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博客平地拔高，说成是“天安门拦坦克”第二版，并且作为《时代》杂志将曾金燕评为一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主要理由，不仅有点糊弄《时代》的读者，也多少有点误导其他的西方媒体。
这篇不得要领的介绍文章，再经过中文媒体记者翻译得马马虎虎，把曾金燕的事迹变成了一个博客故事。甚至有位香港的朋友，以为曾金燕入选《时代》人物榜，是因为曾金燕是博客的创始人！因此《时代》介绍曾金燕的文章，基本上是起到了误导作用。也抹杀了曾金燕对中国社会真正的影响力。
曾金燕的意义
曾金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恰恰不是她被屏蔽和封锁的博客。首先，曾金燕是一个热忱的社会工作者，她从十七岁那年，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宣传艾滋病防治的志愿性工作，和同伴们到处进行“巡展”。后来还曾经出任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的代理总干事。而且面对打压，无私无怨，这是她在人格意义上的影响力。其次，她本身就是一位坚强的维权人士，在和胡佳结婚之后，在声援高智晟律师的绝食行动、营救陈光诚先生和帮助高耀洁老师等一系列的事件中，处处都有她的身影。
曾金燕真正感人的是她自己也被软禁和盯梢的时候，能够以一个羸弱的女子，勇敢地面对那些膀大腰粗的便衣警察。二零零六年七月开始，曾金燕被便衣警察半公开地跟踪达半年之久。但是，这段时间也正好显示了这个二十几岁的小女子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她专门制作了反跟踪的文化杉，正面用英文写上“再次被软禁”，背面是醒目的大字“跟踪盯梢可耻”。还有几次，她特意制作了字牌，然后站在跟踪她的汽车前面，突然展开字牌。字牌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欺负妇女，可耻！”，而且还是中英文对照的。奉命跟踪她的国保警察会经常让她弄得哭笑不得，或者是无地自容。这些照片同样通过网络传到了海外，造成很大影响。曾金燕这种以弱制强，勇敢聪明的举动，才是曾金燕的魅力和影响力所在。如果说我们要拔高曾金燕的话，倒是可以这样说，曾金燕以一个弱女子之身，创造了一个类似圣雄甘地一般的独特的抗暴形式。而这种影响力之深远，则是无法估计的。遗憾的是，上述这几点关于曾金燕的真正意义和独特的魅力，《时代》介绍中都没有提到。
《时代》的悲哀
我们无法得知《时代》杂志评选百人榜的细节，但是至少可以相信，《时代》评选曾金燕入榜，出于一种相当特别的考虑。
特别之处在于，如果仅仅是指影响力的话，也许更应该选曾金燕的丈夫胡佳先生。因为在去年一系列重大维权事件中，通常都是胡佳站在前面，而曾金燕站在胡佳的身后。当然，比胡佳先生更有影响的人物也大有人在，比如高智晟律师或者被关押在狱中的师涛。从这个个意义上看，《时代》没有评选维权事件中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入选百人榜，似乎既有调侃胡锦涛，让一个被欺负的小女子和他一起进入百人榜，也有点和胡锦涛调情的味道，让曾金燕这样一个在国内并不广为人知的小女子进入百人榜，虽然也扎了中共一下，但是基本上是玫瑰枝上的一根刺而已。
遗憾的是，《时代》不管是调侃胡锦涛，还是和胡锦涛调情，它的名人榜在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悲哀的代名词。一方面，御用媒体大肆报道胡锦涛入榜的消息，既拍马屁，又论证中国的强大，使得中国领导人屡次被选入《时代》名人榜。另一方面不仅过滤曾金燕入选的新闻，而且是严加打压。
从某种意义上将，入选《时代》名人榜，等于是成了一位国际性公众人物，多少要受到所在国家政府的尊重。但是恰恰在中国，在中共眼中，入选《时代》名人榜的中国人一屁不值。去年盲人律师陈光诚和温家宝同时入选《时代》百人榜。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共以莫须有的“破坏公物”罪判处陈光诚入狱四年零三个月。今年曾金燕入选名人榜不久，她和胡佳就被再次软禁，至今被围困在北京通州区的BOBO自由城中。
这不仅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时代》杂志的悲哀。事实证明《时代》的调侃和调情之举，都是自作多情的举止，中共根本也没有把《时代》百人榜当成一根葱。想来《时代》当中如果有人了解中国的话，该是利用《时代》的舆论影响力，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