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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足了北大面子，我不是好捏的柿子

邹恒甫：我有经济基础和学术力量和张维迎抗衡。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了，我都保持沉默，给了北京大学足够的面。但张维迎不相信，他以为我是好捏的柿子。张维迎搞成老板一样的气质，随便把我解雇，还用联邦快递送到我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

我自认为我是垃圾经济学家，他连九流都不算

邹恒甫：在1999年后，他发现我经常在课堂上骂他、调侃他，说他水平不行，误人子弟，就慢慢与我保持距离。他要赚钱、当官，要出名。他在校外做独立董事，他到处演讲赚钱。我自认为我是垃圾经济学家，他怎么入流呢，连九流都不算。

美国校长不整教授，还不抗争，教授翻不了身

邹恒甫：在中国目前的高校体制中，校长、院长就有空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限整教授。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要是在美国，他(张维迎)必须辞职。哈佛校长就因为一句话，女孩在数学上和科学上的智力，要比男孩差一点，就被一个女教授拉下马。这个事要是不抗争到底，教授还翻得了身啊？

南都周刊对话张鸣

南都周刊：你赞成邹恒甫把此事件给公开化吗？

张鸣：公立大学，所有的事都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这样的大学是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

南都周刊：邹恒甫被辞退这一事件，暴露出了哪些问题？

张鸣：第一是没有规矩，你聘任与解雇的理由是什么，不够明确，他当初已经在世行工作了，为什么还聘他？另外是横向的比较，如果还有类似的情况，光华一视同仁了吗？就像丘成桐揭露的一样，北大很多人都不能全职工作，点个卯就走了，为何对邹恒甫这样？

张鸣（左）与邹恒甫

邹恒甫：我有力量与张维迎抗衡

张鸣：我想引起对官僚化的警觉

南都周刊：邹先生，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辞退总是一件尴尬的事，为何还要把这件事在网上公开出来？

邹恒甫：我有经济基础和学术力量和张维迎抗衡。这个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了，我都保持沉默，给了北京大学足够的面子，希望把这个决定收回去，不要闹得满城风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新加坡、台湾等地，这件事都成了焦点新闻。但张维迎不相信，他以为我是好捏的柿子。在美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serve people，校长或院长也是serve（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张维迎搞成老板一样的气质，随便把我解雇，还用联邦快递送到我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现在我们行长、副行长都知道了，要保护我，叫我不要回中国了。

我在中国办教育也近20年了，我也知道校长、院长有多大的权力。这件事本身也有标本意义，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讨论，早日实现教授治校，让教授挺起腰杆来。

南都周刊：张教授，邹恒甫事件跟当初你与人大国关学院发生的风波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张鸣：邹恒甫事件比较特殊，因为他在世界银行还有份工作。而像我这种，工作就在人大，要想开除比较困难，一般学校不会轻易开除。但这个事件背后呈现的高校的官僚化，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不同的地方挺多的，我当初的遭遇可以说是自找的，我本来可以不与领导发生冲突。但因为评职称不公平，当然，我的不满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落实到我们系的一个老师身上，尤其不公平，没办法，我才选择冲突，把这个问题给公开化。

与邹恒甫事件比，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不同的。邹恒甫是个大人物，他是长江学者，是哈佛的博士，又是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与张维迎比，至少不算弱势。而我与国关学院比，至少是弱势的，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反抗的，因为反抗对我来说没有一点好处，是很糟糕的，后果很难预料。只是后来闹大了，媒体关注了，校方才不好处理我。

再一个是起因不同。光华管理学院至少还有一个正式的理由，是你邹恒甫没有完成应有的教学任务。当然，这个前提也有问题。从邹恒甫公布的信息看，这里面是有内幕的。我们学院也有内幕，但我并没有去揭黑，因为我觉得与官僚化的体制比，这只是一个小事，我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对高校官僚化的警觉。

南都周刊：你赞成邹恒甫把此事件给公开化吗？

张鸣：这没有赞成不赞成的问题，公立大学，所有的事都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这样的大学是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

邹恒甫：这个事我要抗争到底

南都周刊：邹先生，从你公布的信息看，你与张维迎之前也有过愉快的合作。分歧的端倪在于张当院长时，你没有帮忙。除此之外，你与张是否也存在办学与教学理念的分歧？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张是一个九流经济学家，你直言无忌的性格是否加深了你们之间的矛盾？

邹恒甫：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他（张维迎）曾表示，在我1998年答应他去光华管理学院时，他当晚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当时，他还是院长助理。后来，在1999年后，他发现我经常在课堂上骂他、调侃他，说他水平不行，误人子弟，就慢慢与我保持距离。

在2000年以后，他对我就非常不高兴了。他的ego（自我）越来越膨胀了，他总是说，“恒甫，你不懂”。我跟他当然也有理念上的分歧，我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办教育，一竿子搞到底的。在武汉大学时，我不仅办高级经济研究中心，还办历史、国学，哲学等。而他要赚钱、当官，要出名。他在校外做独立董事，他到处演讲赚钱。他在光华搞EMBA，他说要让光华出名。但你现在到光华看看，都是他的照片。我自认为我是垃圾经济学家，他怎么入流呢，连九流都不算。

当然，我承认，我的这种个性也的确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矛盾。新上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以前是美国副国务卿，也是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的代表。最近在电梯中碰到他，我直接骂他是“屁眼”，他问我为何说他是“屁眼”。我回答他说，他在与中国贸易代表吴仪谈判时表现得太咄咄逼人了，不像个男人。

南都周刊：从张维迎给你的电邮看，说你在外边忙活的多，而没有完成在光华应有的教学任务。你认为完成了光华或北大要求的教学任务了吗？

邹恒甫：我当然完成了教学任务。我除了编辑光华的一份刊物和上课外，还在五道口的家里辅导学生。上课是在光华地下室的第五个教室上。而且，光华也没有规定我要具体完成多少任务。我当时到光华，他高兴坏了，此后，也没有签署任何有关的协议，完成与否，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我除了在光华上课外，学生有问题也随时到家里找我。我在五道口的房子有190多平方米，就我一个人住，光客厅都有100平方米，条件比学校好多了，空调、茶水、水果都有，来三个、五个在家辅导都没有问题。

南都周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劳动仲裁等常规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方式？是为了引起高层对此事的重视吗？

邹恒甫：怎么可能寻求劳动仲裁呢，我与光华之间都没有协议和合同。在中国目前的高校体制中，校长、院长就有空间，可以利用手中的权限整教授。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要是在美国，他（张维迎）必须辞职。哈佛校长就因为一句话，女孩在数学上和科学上的智力，要比男孩差一点，就被一个女教授拉下马。我这样做就是要引起高层重视。这个事要是不抗争到底，教授还翻得了身啊？

张鸣：院长有解聘教授的权力吗？

南都周刊：从目前媒体报道看，张维迎只是回应了一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张教授，在你看来，光华管理学院应不应该做出进一步、更有针对性的回应。

张鸣：当然应该。如果整个标准或程序公开，公正与否自有公众和舆论评判。但如果标准和程序不公开，什么是“清”，什么是“浊”？我知道你是白猫还是黑猫啊，不公开就是“浊”。

南都周刊：从邹恒甫揭露出来的信息看，光华管理学院内部是存在派系斗争的。实际上，在中国的高校里甚至某一学科领域里，都存在派系和“山头”。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

张鸣：就我所知道的大学，确实是这样。文人相轻，这个积习已久。但高校的行政化的确加剧了这种纷争。因为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做学官的掌握了很大的资源，大家都争着干。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把这些都理解为派系争斗，就会觉得没有一个好东西了。孔子说，君子不党，派系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很不齿的。但派系之上还有公正不公正的问题。我那个事发生时，有人也把我归结为派系争斗。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争的是是非。现在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归结到派系，好像没有是非可言了。派系很容易把是非问题给模糊掉。中国高教的问题在哪，到底谁是谁非，这个问题不能模糊。

我们能够看到，派系恶斗的背后是利益纷争，而利益纷争是由学术行政化导致的。西方也有派系，也有纷争，但它们学术是独立的，背后更多的是学术取向和观点上的分歧，不会影响到学术本身。

南都周刊：邹恒甫被辞退这一事件，暴露出了哪些问题？

张鸣：第一是没有规矩，你聘任与解雇的理由是什么，不够明确，他当初已经在世行工作了，为什么还聘他？另外是横向的比较，如果还有类似的情况，光华一视同仁了吗？就像丘成桐揭露的一样，北大很多人都不能全职工作，点个卯就走了，为何对邹恒甫这样？

再一个是程序问题，到底谁拥有解聘邹恒甫的权力。院长办公室会议就有解聘的权力吗？这起码是不合适的？最起码也应该有一个教授的联席会议，才能解聘。这是全球常识。张维迎也是从海外回来的学者，应该知道这个规矩。

南都周刊：你很反对院长办公室会议拥有这个解雇教授的权力？

张鸣：院长办公室会议能决定一切吗？它拥有这个权力，本身就很荒唐。在西方高校里，院长是很多人不愿意干的一个职位，都退避三舍，因为他是为整个学院提供服务的苦差事。而在中国，大家都争着干，谁当了谁就是大爷。这背后实际上还是高校的行政化，行政导向，行政大于学术，行政控制学术。

邹恒甫：这个事的放大意义已经出来了

张鸣：我们至少把官僚化的现状暴露了

南都周刊：邹先生，你最近又发文称，将此事公开是为了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鲁迅说，中国人总是以看热闹的心态，在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将某一原本应该深究的社会事件消解于无形，你相信将此事放大，能带来你想要的意义吗？不担心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这事最后仍是一个谈资罢了？

邹恒甫：我什么也不说，让谁也不知道？谈资、看热闹，这是中国人卑鄙下流的地方。当然，我敢说真话是因为我有经济保证。张维迎说，他最恨的就是不要钱的人，而我就是这样的人，不会为了钱而丢了学术。

但现在这个事的放大意义已经出来了，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一部分人站出来了，好多人都写了电邮给我。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也公开站了出来，为我鸣不平。北大也有很多人支持我，但我不方便说出名字。我的武大校友易中天说，请君莫谈陈寅恪，谈陈寅恪就要豁出去，我现在就是豁出去了。

南都周刊：你下一步有何打算？你后悔当年答应张维迎，到光华参与教改和教学吗？如果要对张和你在光华学院的同事们各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邹恒甫：下一步，我仍然会到全国各高校去免费帮忙办学，而且我还会给北大学生上课，尽管我的档案已经转到了北大人事部。我不后悔当年到北大光华办学。光华教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功了，我非常骄傲我已经完成了我在光华的使命，我帮了北大的忙、帮了光华的忙、帮了张维迎的忙、也帮了中国经济学的忙，“长江前浪后浪推，前浪早于沙滩睡”。如果要对他们说一句，我祝愿他们把光华办得越来越成功，如果需要我帮忙，我还可以来，我不摘桃子。

南都周刊：邹恒甫表示，把此事公开是为了替中国普通教师争权利。因为他觉得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也更有可能发生在其他普通教师身上。请问张老师，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从机制上防范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张鸣：高校应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中国高等教育法对此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教授治校是学术权威治校，同时还应该是教师治校，教师也应该有参与、监督、分享的权利。但现在是，教师没有这个权利。学生也应该有一定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受教师支配。在学言学，就应该是这样，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像邹恒甫这样的事件，要是一般教师的话，说给你开除掉就开除掉了，把你的档案挂到人事处，不给你分配工作，你只好走人。这是一个鱼肉与刀俎的关系。

南都周刊：如果中国要实现教授治校，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鸣：至少北大、清华可以做试点吗？你现在北大带头这么干，你是领头羊啊，但你带的是行政化的头，这个非常糟糕。现在重庆成都不是在搞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大学也可以搞啊。何况，北大还有传统。不用怕，搞试点乱不了的。不是要培养人才吗，只有这条路可走。希望能靠集中投入来短期内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是“大跃进”，不改变体制，靠高投入就能创建一流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加强高校的行政，规模上去了，人数上去了，但这有意义吗？

南都周刊：体制的惯性、体制的力量，要改变是非常难的，因为背后触动的往往是实际的利益。像邹恒甫事件、包括发生在你身上的风波和陈丹青出走清华，你觉得近年来发生在中国高校的这几例事件真的对中国高教体制的改革有推动作用吗？

张鸣：还是有一点吧，至少我们把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现状彻底暴露了。但推动很难，因为行政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因为也只有不害怕，或者还有退路的人才敢出来说话。陈丹青还可以卖画，邹恒甫还任职世界银行，我也不怕，大不了，我还可以卖字为生。

编者按：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更引发了多方关注和议论。邹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叙说其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但公平与否，须两方拿出更多的证据来，方能评定。令人遗憾的是，张维迎和光华管理学院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张只是以一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予以回应，拒绝进一步做出答复。本报联系张维迎约访，也未果。邹恒甫事件是一个个案，还是在官僚治校体制下，爆发的又一例学者与学官的典型冲突？若再次发生此类事件，该如何保护教授的权利？派系争斗是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必然后果吗？教授治校能解决问题吗？就这些问题，本报分别采访了邹恒甫先生与有相似遭遇的张鸣教授。张鸣因本系一位教师的职称评定问题，不久前与其所属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也爆发过类似的公开冲突，并被撤去政治系主任一职。

 

看到鄢烈山的文章提到，“对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6月18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用‘十分愤慨和震惊’等字眼来表达全总的态度，并称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的题目却赫然是《我怎么就不“震惊”？》，列举种种现实发生的事实，解释原因，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同样有不震惊的一面，只是理由不同。

假如说18岁以下是未成年人，不可以强迫做工。我们这代人在年轻的时候，有1600多万城市青年被送到远离家乡甚至上千里的地方做农业劳动，约占当时1／10的城市人口。我自己当时是16岁。未成年人至少是几百万。我认为这是强迫的，只是强迫的方式、程度不同。例如当年对68、69两届毕业生的政策是“一片红”，也就是全部送去做农工，其中的初中生基本都是16岁左右。68届上海毕业生的去向是江西、云南、贵州、黑龙江、内蒙古、安徽。而且还不可以不去。举我看到的两个例子。我的一个亲戚，弟弟已经去黑龙江，姐姐是个母亲宠爱的女孩，没有马上走。结果，她父母的单位在同一天宣布停止其工作，回家解决女儿的下乡问题，不解决不能恢复工作。同时，街道组织人在她家门口不停地敲打锣鼓和呼喊口号，直到女孩被逼去黑龙江农村。我们队里的一个上海女孩，她姐姐在上海有了男友就不肯离开，带了户口本逃避出去。父母解释，我们的小女儿15岁就去了黑龙江，我们也没有阻拦，足见大女儿不肯去不是家长的问题，但她的父母还是被抓到街道办公室长久罚跪。

对上海的69届初中毕业生，当时有一个设想，就是让全班一起落户到同一个村庄劳动。为了试验，就搞了一批孩子提前毕业，他们大多只有15岁。因为是试点，更是不准有不去的例外。在我们那里来的15岁孩子中，有非常弱小的独生女孩，有生活无法自理的弱智男孩，都没有例外立即投入强劳动，日工作最长时间是凌晨3点半起来，晚上将近10点才收工。农忙时只要不是高烧就不准请病假。基本没有肉食，长达半年蔬菜短缺，患上了夜盲症。开始时住在仓库，零下 40多摄氏度没有火炕，室内墙上厚厚一层霜，一个15岁女孩从此得了终身不治的严重风湿病。我同班的一个男孩在江西农村被吊打后一度精神失常。住我们家楼下和我同龄的男孩在黑龙江的农田里被雷击身亡，死的时候17岁生日不知到了没到。女孩被强奸的消息时有所闻。大半地区报酬不够养活自己。第一年，一个15 岁女孩家里来电报，弟弟病重。我陪她去请假，被粗暴告知：你不是医生，回家没用，不准回家。那年冬天，她在黄山茶林场劳动的哥哥因为拥有半导体收音机，被指控“收听敌台”，自杀身亡。

现在看到家长去解救16岁的儿子。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孩子在哪里，家长再心疼也休谈解救。上海一个妇女因为给在乡下劳动的女青年介绍男朋友，以破坏上山下乡罪被枪毙。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女孩子走投无路试图逃亡苏联而被毒打一夜之后，被警察解送哈尔滨审判，根据当时的惯例估计，假如不判死刑就算很幸运。

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提什么未成年人的奴隶劳动。可以肯定，如果都用含含糊糊的辞藻绕过，结果就没有吸取什么历史教训，就不知道法治为何物。

大家在震惊地认为山西黑砖窑事件是罕见现象的时候，我需要震惊的大概是怎么没人想到“奴隶劳动”曾经是很普遍被大家接受的事情，而且至今连亲身经历的人，居然都没人认为：那就是违法的未成年人强迫劳动。

 

还没到“七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喉舌已经开始为纪念“八一”而发出声音，据说，是要“保持人民军队不变质”，也就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要抵制“军队国家化”主张。

这样急急忙忙，或许也不奇怪，一是今年为建军80周年，一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看来需要军队有某种表态。

《解放军报》的署名文章题目是“保持人民军队不变质的历史启迪”，其基本特点则是回避对于历史的具体分析。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但革命胜利有某种偶然性，共和国军队国家化进展缓慢，军阀军队的传统还在延续。到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北伐军本来有希望发展为年轻的共和国之国家军队，但两党终于交恶，国民党动用军队实行“清党”，共产党则逐渐建立自己的军队，“党军”的发展阻碍了军队国家化。到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各拥其“党军”，事实上使得和平为不可能，外战之后又爆发内战。应该说，这种“党军”对立的现实，体现着国内社会政治状况，也有国际因素。国民党为军队国家化付出了努力，共产党对失去军队即失去生存希望也有现实的考虑。对这一历史过程，应该有具体的分析，而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态度则是，将这一段历史中它所得到的教训绝对化，从而将“党军”绝对化，在新的国家已经建立数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坚持这种绝对化的观念，顽固地抵制军队国家化的进步。

军报的“分析”，不敢面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却展开了它的一套逻辑，仔细瞧瞧，也蛮有意思的。

据说，中国军队的性质，如邓小平所言，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是“人民军队”，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体现”。既然如此，“人民军队”成为国家的军队，也就顺理成章，而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之一，就是使“人民军队”成为国家的军队，完成共和国体制所要求的军队国家化。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它认为，“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是把军队的国家属性绝对化，其要害一是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二是抹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就奇怪了：军队的国家属性不能绝对化，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却非绝对化不可！

它的逻辑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来保证的，而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就难以保证它的执政地位，难以保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就难以保证“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体现”，这样，国家军队就不一定是人民军队。

可见，所谓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中国共产党的摆弄之下，已经到处成为中国进步、发展的障碍，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都受阻于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性质。

以马克思学说的术语而言，目前中国是处于相当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因为新民主主义中断、市场经济受到严厉限制，一度进展极其缓慢。近30年来，市场经济逐渐地有了较大的发展机会，但仍因为政治民主化的停滞而展现畸形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的实现，实际上是被无限期地推迟。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坚持社会主义”的作为，表面上貌似“进步”，实际上，却是适应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需求，从中国的畸形发展中为其自身攫取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好处。对此，人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不过，中国共产党认为“军队的国家属性不能绝对化”，而它对军队的领导则必须绝对化，其实是承认了一个事实：中国军队作为“党的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有矛盾的，亦即“党军”与“国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特别体现在，一旦以非民主的（如政变）或民主的（如选举）方式使共产党失去政权，它有“党军”就仍可以复辟，而倘若“党军”变成“国军”，则可能意味着它难有卷土重来之机会。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看得很清楚，因而，它抵制政治民主化，抵制军队国家化，到了几乎冥顽不化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如此看重军队作为“党军”与“国军”的区别，应该说，的确有它的道理，然而，这种道理的致命之处，是其根本否认人民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所谓“人民军队”，就是军队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共产党政权效力，这个政权依靠这支“党军”，可以无偿地剥夺地主富农，可以对资本家先“赎买”后剥夺，从而实现其“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下它可以更大程度地为所欲为。应该说，在共产党作为左翼政党的时候，它领导军队而使之成为人民军队，有一定的现实性，而当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越来越维护其特殊利益，越来越站到民众的对面，这时候，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支军队的所谓“人民军队”性质，就成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但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人民军队”则表现为否定“党军”而成为“国军”──在政党为争夺政权而斗争时，军队保持中立，使民众有选择的机会，能够实现其选择的权利。民主政治中的国家仍然有阶级的性质，因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阶级的存在不可避免，国家的阶级性也同样不可避免，然而，民主的过程以民众权利的实现而制约着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军队经过了国家化的改造而在国内政治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发展阶段上，所谓“人民军队”不是抽象的，不是绝对的，过去，“党军”相对于军阀军队或许有某种进步意义，但共和国体制、政党政治的民主进程，则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它在政党政治中保持中立，否则，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而凌驾于其它政党之上，民主政治就蜕变为专制政治。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深受“党军”体制之害，在权力斗争紧张之际急急忙忙地为纪念“八一”而强调反对“军队国家化”，或许就是某种信号。“党军”在国内政治中不能保持中立，在党内也同样不能保持中立，军权的争夺成为权力之争的关键因素，因而严重地阻碍党内民主的进展，专制倾向一再地主导着党内政治的走向，同时，军队沦为一党一派之私产，所谓“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产生了我军的优良特质”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现实则是，这支军队的“特质”表现在，它一再地敢于向平民开枪，敢于向平民施展它的残暴──在当今世界上，这样的军队已经越来越少，的确是一种越来越罕见的“特质”了。

十八年前，这支“人民军队”在中国首都大开杀戒，造成恐怖气氛，后来觉得不妙，于是力图挽回形象。在电视镜头面前，戒严部队的军官在街头下达口令，官兵们一齐向过路的行人敬礼，而行人们面无表情，匆匆而过，不敢接受这种“尊敬”──这一幕，是这支“人民军队”的耻辱。绝对忠于那个专制保守的政党的军队，不可能是人民军队。

唉，急于在六月里就着手纪念“八一”80周年，却没有想到，这正好唤起了人们对这支“党军”在十八年前那个六月里的暴行的记忆。

 

外电评论说：目前，北京权力核心发出的敦促贪官6月底自动交代问题的指令，是一次打击贪官的收网行动。

但是，鉴于历史教训，任何一场非民主制度下的大规模“肃贪”，最后都会成为政治闹剧。之于中国大陆，运动型的肃贪未必全是坏事，但根本上是要从制度建设上下手，给人民真正参政、议政的机会。我不相信：一个连姚立法那样的好公民都接纳不了的制度体系，会治理好我们人口基数如此庞大、地区性差异如此多样化的国家，更不用说彻底解决腐败顽症了。

一、“剥皮实草”算什么？

回观中国历史，肃贪最力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元朝官吏“除了不要脸以外，什么都要”的腐败状况，对贪官采取了极为严苛的刑罚：贪污60两银子以上，“剥皮实草”——像集市上卖鼠药的摊子上那种填了草的老鼠皮之状。但是，到永乐十九年，国家调查表明“贪污官吏遍布内外”。从建国到永乐十九年仅仅53年，从“剥人皮”到“遍地贪”，真是个巨大的讽刺！

这个讽刺落实到共产党中国，那就是从毛泽东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到江泽民放纵周正毅、陈良宇，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由江而毛的历史流变，可戏称为“毛枪江放”。

再看中华民国历史上蒋太子在上海发动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反贪运动，最后不过落了个“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结果吗？

二、天听自我民听，“谣言”犹在耳乎？

中共在所谓的第三代开启后，江泽民集团在元老陈云的指导下，开展“教育、清理、整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社教”或“教清整”），结果又是什么呢？赢得的是一首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民谣，谣曰：

单位来了社教队，

一天一瓶古燧醉（酒名）；

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两口子背靠背；

老婆告到纪检委，

书记说了：来了客人，不喝也不对！

教清整（或社教）草草收场，江泽民再拿陈希同开刀，以此为“独立之作”，但北京很快又出了总结性民谣：

大腐败做报告，中腐败拍手笑，小腐败吓得嗷嗷叫。

这个民谣最后落实到了党内高官的一句问责，就是：“为什么江泽民政治以反腐败开始（抓了政敌陈希同），而终以更烈的腐败结束（江的盟友陈良宇被揭出）？”

三、“最高国策”导致的政治道德彻底崩溃

目前，我们尚没法给“胡温新政”主导下的大规模“肃贪”行动下结论，但按历史逻辑与中共内部的潜规则而论，这很可能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走过场”的运动，干脆就是一场政治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三：

其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高峰的江泽民时期（以彭佩云为主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较正面的循吏思想即坚守最后政治道德底线，被完全冲垮。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标语讲“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宁添坟头，不添人头”，把对人（特别是社会最底层农民）的尊重完全抛掉，与此同时，计划生育罚款收入至今没有一个哪怕最一般的开支的表格向公民报告。在执行计划生育“最高国策”当中，这么一大笔以践踏最基本人权为代价的预算外收入，实际上大量地被作为分离集团的基层政权私分、挥霍。有的地方计划生育罚款畸高，但最终乡镇政府却因欠当地饭馆饭费被告上民事法庭。

在疯狂的“最高国策”执行中，践踏人权、泯灭人性与黑箱收支，腐败扩张成为到镇压法轮之前的一大社会奇观。

其二，镇压法轮功作为第二次“最高国策”，让中共干部（官吏）们不仅得到“不讲理是一种好的社会治理手腕”的暗示，而且还会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

我们姑且不论法轮功现在由于受严重逼迫而形成的仇共态度，只看他初期的动员资源构成，它确实为张皇无措的小民提供了精神安慰。其农村初期信仰人员的两个基本来源就是：（一）计划生育政策受害者，这些人有的被扒了房、抢走了农具（如拖拉机），他们心理上没了依靠，恰好一种新宗教给其提供了暴政下的心灵栖息之所；（二）没有相当财产能力对付灾难者，尤其无钱医病者。中共底层政权完全蜕变成了“罚款党”、“收费党”，谁还去关心“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回到解决放”的弱势小民呢？

在另一端，执行“最高国策”的暴力小集团不但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还得到了相应的政治奖赏。于是，没有人再认为贪污腐败是真正的罪行，反而是个体能力的表现。

其三，由于政府公务员的基数庞大，工资额度很底，行政权力甚至是党的权力都成了“创收”工具。

到目前，中国官方学者公开承认的收费收入已经达到1万亿以上的规模，换言之，正常的财政拔款根本不足以维持党政机构的运转，靠收费（含罚款）来支持正常运转的义理后果是：不违规、不腐败，就无法“为党做工作”，无法“为人民服务”。于此，腐败有了合法依据，为合法腐败而受到处分的人也成了新的“革命烈士”。这个潜规则是有不少被开除乃至于服刑的中共官吏（干部），仍能领导工资的“道德基础”。

没人相信政府部门（如公安、技术监督）以外的机构可以执行罚款，但中国确实有之，中共党的部门纪检委就有罚款权力。一个党的机构可以执行罚款，创下世界政治史一大奇闻，也是闻所未闻的丑闻。因出了李昌平而闻名于世界的湖北监利县的纪检委，只有44人的编制，2006年总开支310万元，人均8万元。这些开支的大部分来源于罚款收入即300万元收入罚款被财政局以80％的高比例返还。其他部门的返还比例为30%，并且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级的哪一个审计机构审计过纪检委的罚款收入与支出。换句话说，李金华敢给公安部、铁道部以难堪——审他们的帐目，但对中纪委极其系统却要低头哈腰，因为审计系统也不是净土一篇，他的审计未完，审计高官就被纪检委约去“谈话”了。

纪检委是党治中国制度下反腐败的总阀门，但这个机构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腐败着。湖南郴州的纪委书记曾锦春以受（索）贿8000万元而位居郴州窝案的榜首，便是不争的事实。纪检委腐败正中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一项“黑暗名言”——前堂审奸情，后堂窥奸妇。

首发议报第308期

 

经常在网上浏览到各路“精英”们故作高深、挥挥洒洒的理论文章，但其实让我读来的感觉殊不是滋味。有时简直读不下去。

有的大作总是善于引经据典，没有几句是属于自己的话。文章中常常动辄就搬出一长串 “德模克利特”式的哲言名句来忽悠你。要不就从哪个故纸堆里一句接一句地插入那些晦涩空洞的名言病句来糊弄你。

还有的人，仿佛喜欢在愈抄袭愈快乐的心境下才能找到“妙笔着文章”的感觉似的。

忽然想到一代暴君毛泽东之所以成功，也许与他的平民化思想有关，而且他那些既能说明问题又极为通俗易懂的文字也功不可没。尽管毛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导致了中国的灾难深重，但如果只是从文章写法的角度上去评论，至今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贬低他的写作水平。在这一点上，现在那些善于舞文弄墨的民主精英作家们倒是大可以学一学毛泽东的文章风格。如此一来，才能打动最底层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广大草根阶层。

因为毛深知，有的貌似很有水平也很有理论深度的大文章，其实在他必须依靠的普罗大众心目之中既无影响力也无任何实际价值可言。因为绝大多数民众的理解能力并没有秀才们想象的那么“聪明”。所以真正能给人以思想启蒙作用的文章，无疑还是那些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的文字。唯此方能于不知不觉之间撼动人心。而那些要人用吃奶的耐性才能勉强读完的东西，不能出自精英名家还是来自象牙搭，都不过是味同嚼腊的另类 “党八股”罢了。

回溯八九“64”时期，我想从那时开始，咱们的知识精英们就已经多少暴露出明显的、自以为是的清高心态。那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们当初对自己参与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过于纯洁的组织要求。这在客观上自然极大地限制了工人农民草根阶层的广泛介入。正如王军涛先生在他的《八九丰碑下的政治思考》中所尖锐指出一样，“当你对于普通参与者的表达的方式和语气作太多的道德和格调的限制时，你事实上是剥夺了大众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于是，以至于鲁德成等三位“勇士”向毛泽东画像投掷鸡蛋后，学生们就出于维护自身纯洁性的要求，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将他们三位“绳之以法”的举动。

王军涛先生还提到，“1989年的政治镇压的恶果之一就是让人们不再对一个合理的政治再抱希望。只要在经济上还可以活着，就不期待着政治改变。”他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正是现在大陆老百姓包括绝大多数体制内人士的内心“共识”。作为生活在底层的一份子，我十分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真正想进行“政治改变”的并不占大多数。然而这却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令人悲哀的客观真实。除非今天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普遍性地受到威胁，或者有一种牵动全民的契机如台海大战突然之间爆发之类的事件，否则在短期内要想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政治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中国民主化的真正希望还是在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草根民间，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底层民众的力量。因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便可以有理由预见，未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领袖人物只可能诞生在大陆本土，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国外的精英之中。何况知识精英们往往自命清高，常常不情愿俯下身来接近普罗大众。

而且，现在有的民主作家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大可商榷的地方。尤其不可理解的是不少置身于国内的民主人士在思维方式上存在脱离现实、追求偏激的弊病，看问题往往缺乏理性也有失客观。似乎只有把共产党现在所做的一切抹得越黑就越能显示自己的革命纯粹性和民主立场的坚定性一样。而我并不赞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对化观点。应该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得以在八九之后尽量延续，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了某些赢得老百姓普遍欢迎的改变。比如，安徽、山东、陕西等地为农民大幅度减税，还有废除强制收容条例等相关恶法等，尽管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稳定，尽管专制集权制度决定了从其本质上不可能像今日台湾那样做出脱胎换骨的彻底转型，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些政策如减免税的制订和出台，的确让农民得到了自49年以来从未得到过的实惠。共产政权如果纯粹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谋算而丝毫不做一点表面功夫的话，那么，今天的党国政权就早就已经被人民彻底掀翻了。正因为这个党在做丑事的时候，也不得不为了安抚民心作一些做秀的文章，所以它时至今日才仍然有苟延残喘的气数。所以，有的精英文章就应当避免以绝对化的思维观察和分析问题，否则，语言再漂亮，辞藻再动人，充其量也只是一篇脱离客观实际的、缺乏理性思考和分析的文章。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八九“64”屠杀发生后，包括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内的许多着名民主人士都纷纷预言，大陆共产党最多还能生存五、六年时间，可是，三个五、六年都很快一晃而过了，党国政权依然朽而不倒。对未来局势常常发生误判，窃以为原因即在于形成了某种脱离中国的现实实际而纯粹从理论中来再到理论中去的怪圈。

除此之外，海内外民运圈中互相骂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内斗现象也是令人既难堪又伤痛的原因。许多民运人士之间因文字恩怨而大开骂战的文字之中，已经与“观点分歧”几无关涉，完全陷入了人身攻击的情绪化泥坑。其真正不为外人道的原因，多是源于人性的弱点之一——心胸狭隘和自恋情结。当然，还有一些民主人士虚荣泛起的领袖情结在心里时时作祟也容易令人顿生反感。原先，我只是觉得海外民运被招摇撞骗者所充斥，而现在当我看到国内异见圈中网络流氓肆虐、共特垃圾遍地时，不禁也感到国内民运圈中同样也被招摇撞骗者所充斥。

每每看到或听到“圈中”那些令人心灰意冷的故事或文字，我就真想呼唤一声：“走出狭隘，走出内斗，圈外有新天！”

有鉴于此，我宁愿坚信，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之光只能依靠广袤的草根民间才能熊熊燃烧。

首发议报第308期

 

从2007年3月5日到4月30日，整整46天，原本在今年第5期《财经》杂志意外夭折的有关《物权法》奠基的封面文章，终于在4月30日出版的第9期《财经》杂志上刊出其中的两篇文章。经接近《财经》杂志内部的消息人士证实，第5期《财经》杂志原刊登法学家江平、应松年等人的记者专访文章，文中透露的“中央办公厅要求确保《物权法》在’人大会’上通过”成为“罪证”，导致该期杂志撤掉有关文章，拉回印刷厂重印，耽搁了原定3月5日的出版时间，大约10天后才重新包装面世，经历了一场因“泄露”中办文件先跌倒后爬起的尴尬过程。

2007年4月30日出版的第9期《财经》杂志，在“观点评述”专栏里重新刊登了江平文章《寻求财产权保护的平衡点》和应松年文章《政府当放权也当有所为》。江平文章提到了《物权法》仓促出台凸显出的不足，他指出：“《物权法》既保护公共财产又保护私人财产，但寄望于在《物权法》里写入更多条文来解决国家财产受侵犯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其他法律配套完成。加之私人财产保护主要靠《物权法》，因此，《物权法》更多地以私人财产保护为宗旨，多规定一些这方面的条文，是完全正确的，不能说这是忘记了国家财产的保护。”这篇文章不是以访谈的形式发表，而是改为署名文章的形式，文中没有出现类似“中央办公厅确保通过”的字样。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物权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之一。

另一位法学专家应松年为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委员，他在文章中透露《物权法》立法修改时的细节：“补偿问题是矛盾的焦点。《行政许可法》中已经涉及补偿条款，定成’依法补偿’.《物权法（草案）》在几次修改中曾经规定，’法律有规定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予合理补偿’.我很赞成这个提法，但后来的定稿中又没有了。”可见这个法仓促通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漏洞。

《财经》杂志网站往往在杂志未印刷出版前先行公布部分内容，自3月4日第5期《财经》杂志前一天，该网站已经把最新的一部分内容上传网上，显示该期封面文章“物权法草案呼之欲出”等文章，与《财经》杂志有合作关系的金融界网站（www.jrj.com）已在3月4日16：55转载，并注明来源《财经》杂志。该文章是这样公布有关“内幕”的：《财经》记者获悉，农历春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各部门就组织工作人员，针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培训，全面部属各项应对措施。此前的1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物权法（草案）》有关情况的通报”，明确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确保物权法草案顺利通过”。中央办公厅就某一部法律草案专门发文，这在中国的立法史上实属罕见。事实上，围绕《物权法（草案）》，还有诸多中国立法史上的罕见之举……

笔者通过一位曾经在《财经》杂志同一个集团旗下《证券市场周刊》前编辑了解到，有关原因是“据和江平有接触的人说，江平给出的答案是，稿子中有句话说：”’国办发通知确保通过’，于是枪毙了“。一句话，废了半本杂志，由此《财经》杂志大约损失三十万元印刷、装订和发行成本。《财经》杂志能够在短短四十多天的时间内，做到把已经”枪毙“的文章重新包装发表，实在是难能可贵。可见《财经》主编胡舒立善于运用智慧，摸清政策的底线，与新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提到新闻管理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有互动之意。

其实，在2007年3月“两会”前，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早就有关于“确保物权法草案通过”的讲话。对于民间舆论来说，盛华仁所说的“确保通过”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确保通过”并无什么区别，以“独立、独家、独到”著称的《财经》杂志披露这个细节并不是什么大的违纪行为，可见有关宣传部门下手太狠，强奸民意成为习惯动作。此间，有民间舆论对于所谓“确保《物权法》通过”进行批评，认为这不过是不让讨论《物权法》实在是这个法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能说是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腐败集团的意愿而已。《物权法》起草始自1993年，从立法到通过，前后历时13年，为中国立法史所罕见之举。

2007年第9期《财经》杂志面世之际，正逢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今天的主题是“关注记者安全”，虽然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的报告并没有把中国列为新闻自由倒退最严重的十个国家名单之中，但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鲍伯。德茨保护记者委员会却说，这并不意味著中国的新闻自由得到了改善，“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记录长期以来一直很差。我们不能说是有了进步然后又出现倒退。在过去的10到20年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出现明显的进步。”德茨认为，保护中国记者的最有效途径是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确保中国的司法体系在国际舆论的监督下透明、公平的运作。

由于中国新闻媒体在特定的宣传主导舆论环境下，能够争取相应的“独立、独家、独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2007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公布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名人物榜，中国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名列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但对另外一个中国维权人士曾金燕女士列入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国内舆论却没有一家报道，由此可见中国舆论所争取的新闻自由还在起步阶段，就像出格的《财经》杂志一样不时会受到严格管制和严厉处罚。

媒体舆论监督权是一种公共权力，而新闻媒体履行的是国家赋予的对社会的舆论监督权，受到宪法保护。最新消息，《财经》杂志执行主编王烁在4月20日的一次发言中谈到“媒体从来就有一个使命，即要’活’在社会责任感上的”，有两重重要因素需要媒体继续保持启蒙角色：第一，增加社会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议题、环保议题等重大议题的关注程度；第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仍然是要持续地启蒙，对于这一点，媒体还要继续努力。

北京的陈子明先生一针见血地说，“中宣部是人民快乐的障碍”。诚然，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的监控和严格官职，新闻真相成为不能碰的“红线”，调查和揭露性的舆论报道不自由，反而导致了舆论与商业合作，与官府合作，出现新闻异化现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提到此类国内的财经类媒体，“可谓和市场关系暧昧，差点就和商业企业融为一体，拿着高薪和红包，整张报纸软文充斥，舆论监督从何谈起，明显的富人取向，谁有钱就为谁说话”。在这样的舆论环境条件下，新闻舆论无法做到“把揭露存在于各地的商业丑闻弊端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首要天职”，对权力畏惧，对监督政府人员也是留有情面，“不屑于”报道负面报道和上访新闻，那么，舆论的公信力从何而来呢？所以新闻界也和官场一样沦为腐败的高发地。

当前，中国新闻界应当争取新闻自由，要像《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女士、《南方报业集团的编委江艺平女士、《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卢跃刚等先生一样，运用相对独立的阵地，运用智慧，促进新闻自由，争取早日实现新闻自由。大陆知名人士刘晓波先生也是这样认为：“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量。”刘晓波先生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中，对中国的舆论环境和异化下的自由知识分子处境进行了揭示：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着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装作视而不见，却在理论高峰上头头是道地阐述抽象的正义，在古香古色的书斋里论证尊严，在酒足饭饱之余郑重地讨论良知，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拿出一本研究消极自由的论著，在只用宽容标准苛求他人而对自己无限宽容时……这正义、尊严、自由、良知和宽容便是可疑的。让人搞不清这些言说，是信念的表达还是处世谋食的便利工具。而一个每天谈论自由的知识份子，从写下关于自由的第一篇文章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为纸上文字和实际行为划出一条互不相干的界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现实处境和内在苦衷，自由在这里都免不了被亵渎被出卖之嫌。

中国新闻人，要运用智慧最大限度地争取新闻自由，是从《财经》杂志跌倒与站起所折射出来的现实。新闻自由和公正、自由、快乐和幸福一样，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众人的苦苦追求和不懈努力而争取到来的。对于这一点，广大新闻同仁还需继续努力，直到新闻自由这一普世文明价值在中国实现那一天。

 

前一段时间， 在中美经贸谈判的第一天，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就提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有人把这种正常的批评称为“隐隐出现”的“一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而且还是中方最难招架的一种”。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中，主持人梁先生说道：“其实，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宠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国学界就已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向全球输出问题产品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彼德•纳瓦楼(Peter Navarro)那本耸人听闻的新著《来临中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他假想了许多诸如中国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类的可怕情况，更断言中国的污染也将‘温柔地杀死’全世界，可说是这类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 凤凰卫视的这个节目还提到了最近闹得很凶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说“太湖污染，香港人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闸蟹的情况了。”还说，“最惨的是有些国际媒体也很关注太湖，很不巧，这正是全球都把焦点放在中国食品，乃至于一切其他中国产品安全上的时候。”

我的看法与这位主持人略有不同，我是很为西方媒体的“这类新版中国威胁论”欢呼的。这次太湖蓝藻泛滥，我是十分兴奋的。原因很简单，如果说出口的（一般来说品质比较优秀的）食品都威胁洋人的健康与生命，那么，普通中国人所受到的威胁就更加深重，如果中国食品已经严重威胁了外国，那么，肯定十倍百倍地毒害了我们自己！再说了，太湖或者随便其他什么湖，什么河，污染以至于重度污染早就存在，甚至已经存在一二十年了，官方和媒体一直隐瞒，能瞒一天算一天。往往是河流湖泊流域的老百姓病了、大批的病了、死了，村子变成癌症村了，我们这些可怜的黎民百姓才开始明白什么叫污染，才开始提出抗议。像北京特大沙尘暴、淮河特大污染团和这次太湖蓝藻爆发就好得很，形成震撼全国全球的事件，谁也别再想捂着盖着！而且，高贵的城里人也不能幸免，人人平等，谁也别想放放心心地喝水洗澡。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死到临头还在攻击洋人搞什么“中国威胁论”。这真是被人家几十年如一日洗脑洗出来的一种伟大的精神奇观。仍然拿太湖大闸蟹来说事：香港人就算敞开吃太湖大闸蟹，实际上受到的污染，与太湖沿岸民众每天喝太湖水用太湖水所受到的污染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喝着重度污染的毒水，还要为国际上的揭露抵制义愤填膺，这种具有献身热情的爱国主义也确实是太令人感动了。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比较地爱国。但是进超市买菜，对大陆出口的食品，也是能躲就躲，尽可能买台湾、香港货，最好是大陆品牌但在美国加拿大设厂制造的。这种对大陆食品的戒心，使中餐业也受到连累。为了使顾客放心，中餐馆也开始回避中国货，除了一些实在找不到替代品的土特产，尽量不买“中国制造”。本来，中国出口的食品价格低廉，是中餐保持超级竞争力的原因之一，现在，餐馆老板也不得不忍痛用较高的价格购买在大陆以外生产的中国食品。

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说的那个“中国”，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是说中共及其现行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在威胁世界。至少，就中国的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不断向全球扩散而言，“中国威胁论”恐怕是没错的。

──《观察》首发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施  英：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上)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当代中国最勇敢的记者至今生死成谜

 

“1989年6月4日，勇敢的播音員李丹冒着枪毙的危险，在北京电台以英语播出屠城真相！”

历史將会记住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华民族的“国殇日”。

历史也將记住这个人：当代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

“邪恶要想贏得胜利所需要的就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但这位勇敢的中国记者面对恐怖却沒有沉默。”一位在北京“六。四”惨案之夜，及时录下李丹那段以非凡的勇气自撰播出的广播稿的外国记者如此表示。

当晚，李丹在工作岗位现场直播英语新闻时，向全世界的英语听众报导了中共军队杀害市民和学生的暴行，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成谜。

且让我们记下李丹这篇碧血丹心、舍生取义的广播稿全文：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碾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來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沒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們的广播。”

当这位勇敢的播音员读完上述广播稿时，电台马上换成另一名播音员的声音。而这历史性的一瞬间，被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捕捉到了，而且记录下来，并在播送有关新闻时，把这“最真实的声音”重播了一遍，使蒙在鼓里的大陆老百姓确知在北京发生了甚么事情。

笔者在第二天全球“六。五”大游行时，从留学生手中获得这份广播的文字资料，大家还不知道这位勇士的名字。一位留学生激动地对笔者表示，你一定要报导这位记者的事迹，我们不能让他默默无闻。他太了不起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位“无名英雄”的名字。为了突破新闻封锁而于六月九日在美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在第三期郑重推荐“当代中国最勇敢的人”，其中最勇敢的记者正是李丹。（该报还选出最勇敢知识分子──刘晓波；最勇敢的中国青年──长安街上只身阻挡十八辆坦克的王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