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布什总统访俄前，说他为了准备，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妮娜·赫鲁晓娃在美国的媒体上说：“他应该读纳博科夫，因为那才是俄罗斯的未来。”
与记者交谈中，赫鲁晓娃最常引用的一句话反而是陀氏名言：“尽管落后，但我们精神不倒”。她很不喜欢这句话，认为陀氏是在教导俄罗斯人，应当安于人生，人本就该遭受苦难，但要保持灵魂的纯洁。
“俄罗斯传统文化还是唯心的，他们相信非物质的概念，相信灵魂，相信强大的精神力量。”她觉得这既不够现代，对未来也没有好处，而纳博科夫在他的作品里，就解放了那些悲惨的唯心的人物。他们的世界可以有物质生活，可以有实用的成功，精神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布什想了解俄罗斯将会、应该会成为什么样，他就应该读纳博科夫，看那些个人化的人物，而不是陀氏那种集体的苦难。”赫鲁晓娃说。
纳博科夫的每本书都是政治书
记者：您是怎么开始研究纳博科夫的？
赫鲁晓娃：我爱上了一尊铜像。听起来可笑是吧？可是我是俄罗斯人，我相信唯心的文化概念。
１９９９年，我去了瑞士蒙特勒，纳博科夫就葬在那里，正好是他百年诞辰。说实话那时候我连喜欢他都还谈不上，只是去玩而已。就像随便哪个游客，到了瑞士沃维就会去看卓别林墓地，我也想去纳博科夫墓地，想找他曾经住过的酒店。
那种旅游胜地满是豪华绚丽的酒店，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想随便去一家问问看，也许有些个小资的家伙知道呢。
我看到一家酒店，就像个涂满了奶油花饰的巨大蛋糕，那种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装饰美极了。我下了车走进大堂，迎面碰上了纳博科夫——他就坐在那儿，当然，是尊铜像。我目瞪口呆，只不过随便撞了一家，结果就是他曾住过的。我觉得天哪，这肯定是种预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或许是心灵感应？从那开始我阅读他写的一切，发现他总是把要说的东西深藏起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拜访纳博科夫》，是我和一尊雕像之间的对话。我想用这种对话方式找到这些深藏其后的东西。
记者：您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的视角阅读纳博科夫么？
赫鲁晓娃：我自己１２岁就试着读过《洛丽塔》。那时候还禁止出版，是打字机打的，私下流传，晚上借到第二天早上就得还……我讨厌那本书，讨厌洛丽塔，讨厌整个纳博科夫的概念。倒不是因为性描写，其实也没什么过火的描写。
纳博科夫始终说自己写的东西无关政治，也不涉及社会价值观，他说“我喜欢编造没有答案的谜语”。我是研究政治的，我读了他所有作品，这两件事凑到一起，我发现他在写未来的俄罗斯。他自己都没料到，他在四五十年以前就为我们描摹出当代的、集体思想消失之后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政治书。
记者：您说纳博科夫就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路标，怎么理解？
赫鲁晓娃：西方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美国，搬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务报表、世界银行的法律文件，希望改变俄罗斯的体制，可是俄罗斯人特别不擅长看这个，俄罗斯人只是贪婪地阅读文学。比如《古拉格群岛》对终结苏联政权的专制属性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俄罗斯人阅读纳博科夫，就是重要的转型教材。
他自己是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俄国，带着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传统，要转型到２０世纪开放的美国文化——现在他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
１９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的大多人物都很典型——苦难、悲惨成了共同的前提意识，从来没有好结局。俄罗斯人在现实中不顺利，就从这些人物身上寻找安慰。我们安慰自己：没有洗衣机、食品店，可是我们有俄罗斯精神，这就能构成一个大国。
而纳博科夫一生都没有这样的主张，他自称从来没有社会目的，写作只为自娱。可如果你看他的作品，尤其是１９４０年代后用英语撰写的作品，他基本上是在为俄罗斯人改写俄罗斯文学。
《阿达》是改写《安娜·卡列尼娜》。后者的开头非常著名：“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俄罗斯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幸福没什么，都一样。而《阿达》的开头恰恰倒转过来：“幸福的家庭多少各有其幸福，不幸的家庭倒多少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不幸实在没什么值得赞美的，其实在幸福里才能发现人生。
《微暗的火》改写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斩首的邀请》改写《白痴》。他改写每一部名著都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利用，因为俄罗斯人还是更擅长领会形而上的文化概念。
整个俄罗斯传统文化背后的观念是：做一个舒服的资产阶级没什么意思，人生要义在于拼搏奋斗，就算拼上性命也是快乐的，因为奋斗是要成为更高贵的人或更高贵的灵魂。而纳博科夫认为过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也不坏。纳博科夫提前四十多年就预言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命运——从苏联共产主义解放出来，缓慢而有组织地建立个人竞争的资本主义文化。他赋予人物现代性，而前者只是在集体背景下书写个人不幸。
我那篇《拜访纳博科夫》后来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那本书的政治信息。我觉得有趣的是他揭开了现代性的神秘，他学会了做一个好的资本主义者。当然他没这么称呼过自己，但他确实是个好的自由主义者；他适应那个体制，有社会责任感又快乐，一个俄罗斯人成了美国文学大师，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媒体一放开，作家就失去了灯塔的地位
记者：这种个人主义的观点在今天的俄罗斯很流行吗？
赫鲁晓娃：在１９９０年代相当流行。俄罗斯结束了共产主义，开始接受、支持西方的个人价值。可是今天不那么盛行了。俄罗斯有时候是个奇怪的国家，恰如它的国徽，双头鹰各自看着相反的方向，在中部几乎分裂开……
今天就像是１９９０年代猛烈的自由主义之后，产生了后坐力。社会还没有倒退，但也有人觉得我们还是想要一个大国，如果让我们放弃一点点个人利益，换取一个强大国家，我们会很愿意。
记者：“后坐力”的说法很形象，具体表现是什么？
赫鲁晓娃：你可以自由选择人生了，你的生活不再是伟大祖国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了发射人造卫星，不是为了冷战，或者不是为使农业国家工业化。你只是巨大集体的一分子，为了自己微小的个人舒适，或者为了一个舒适、理性、现代、实用的国家而生活。我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这样。
但是又得回到陀氏那个唯心的文化，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内心交战：人们确实想要舒适生活，可当他们真过上好日子，又开始厌倦，因为他们又相信陀氏说的“尽管落后但精神不倒”。某种程度上小富即安有损身份，舒服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多么平庸；我们更希望世界敬畏我们，在我们面前俯首。
个人舒适生活和强大的国家，我认为俄罗斯人一直没找到办法将二者协调统一。
俄罗斯是个革命国家，始终是革命前进……感觉里革命总是比发展来得容易，你只要向着阻碍冲锋，粉碎它，就完了。可要让俄罗斯缓慢地向前发展就难了，因为那很单调、平庸，有损你的精神。到了１９９０年代的那个情况，他们只是忙碌于个人生活——找工作，保证孩子的教育——有些人厌倦了。
你不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奋斗，我想对自由的恐惧正出于此：你得为自己的生活负全责。如果个人生活不顺，以前你可以说是为伟大的国家做出牺牲，现在没有这么一个伟大国家了。
记者：您认为叶利钦之后，俄罗斯有点走回头路？
赫鲁晓娃：我写过普京非常负面的文章，但他不是独裁者，不是斯大林或伊凡雷帝；我曾经把他归为那一类但他不是，他也不是勃列日涅夫。
我们以为自己想要的和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中间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人们以为自己不要民主，因为过去那段日子里民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其实他们还是要民主的。只是他们没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和进化。他们是想要更好的民主而已，而看到现在没解决问题，就觉得那我们回头吧。
他们觉得还没准备好接受民主体制，我认为并非如此。但我不知道要付出什么，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准备好了。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袖。
记者：您期待什么样的新领袖？
赫鲁晓娃：不知道。２００８年普京可能留任，也可能是他希望的接班人上台。
如果他留任，我不指望俄罗斯在接下来的８年里会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套温和集权、垂直权力、半民主化，当然还有自由经济……但要是他指定的继任者——现在有两个候选，梅德韦杰夫和伊万诺夫——不管他们谁上台，我倒不那么有把握说，他们会延续普京的风格。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都说明，现任领导人指定继任者，希望他们能接着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可是从来没有谁如愿。
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是可能继任的人选里最顺从的，但是谁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反斯大林。当然他没有钦定赫鲁晓夫，只是斯大林去世了，然后赫鲁晓夫上台。勃列日涅夫选了戈尔巴乔夫，以为他会是另一个契尔年科，可他不是。叶利钦和普京之间也是一样。
所以我不会押这个宝，说梅德韦杰夫或者伊万诺夫会彻底延续普京政策；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比普京好还是差，都有可能，但肯定不一样。因为俄罗斯仍然是那种革命方式，新领袖对过去总是持否定态度；就算普京并没有一笔抹掉叶利钦，还给他祝寿什么的，事实上还是跟叶利钦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
记者：我见您在最近一次采访里，引用侦探小说家鲍里斯·阿库宁的观点说，“在专制体制里，文学和高雅艺术的发展要比在民主体制里强太多”。我不太明白这里边的逻辑是什么。
赫鲁晓娃：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在民主社会里你不用看小说或写小说来反对某种东西，直接在报纸上就能读到了。现在我们不必再读索尔仁尼琴也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我们又置身流行文化中，有了博客，你自己决定怎么评价领导层。媒体一放开，作家就立刻失去了自由主义灯塔的地位。
当你有了个人自由、民主、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好的坏的，高雅艺术就成了奢侈；而在专制体制中，高雅艺术则是惟一幸存的东西。选择非常多的时候，你会真去读《洛丽塔》么？少数人会，８０％的人不会。可要是没有别的，要是你的天地里只读得到肖洛霍夫——不是说他的作品不好，也是好书，只不过有点公式化，伟大幸福的社会主义只有这书——你当然会寻找别的选择，你会读大量的当代文学，或者你会写当代文学作品，因为这是惟一通向大世界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