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全国所划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或工人、民警等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数量很大。其中，仅失去公职需要安置的，全国约有十六万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此外，当年在农村小学教师和基层干部也划了不少右派，虽然后来中央下令不许在农村小学和基层干部中划右派，但是为时已晚，划和不划已经乱了套。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这两者大体上也有几十万戴或没戴右派帽子，却按右派，甚至重于右派的处理办法处理的‘中右分子’。”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总数不会少于一百万。1991年，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2006年1月，又有香港杂志援引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的数字，各类右派人数竟然超过300万人。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此时，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五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位。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 55万人或130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的定义——“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当时所谓“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添加的“六条标准” 来衡量，“真右派”的人数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因为对这些标准的解释要灵活得多。
本文不采取“真右派”与“假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而采用“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这样的划分方法，因为是主动地登台表演还是被动地揪上台，比较容易辨别。
一、“主动右派”与“被动右派”
“主动右派”指右派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是在1957年5月1日至6月7日的“整风运动”期间，确实有所言论、有所主张、有所行动，甚至有所组织的人； 还包括在6月8日——“整风运动”已经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之后才“跳出来”的人。其中一些人是有良知的中共党员干部，他们公开表态反对中共领导人的背信弃义，为救人而己溺。
“被动右派”指右派中的另一部分人，他们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并无任何可以指摘的言行，却被反右运动的各级领导者认定为右派的人。“被动右派”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大体上符合中共中央制定的右派标准的人，这些人虽然没有在“整风运动”中公开亮相，但过去或者私下里可能说过一些不中听的话，被领导、同事、同学甚至配偶、子女揭发出来。另一个类型是根本不符合中共中央制定的右派标准的人，仅仅因为本单位领导不喜欢或者为了凑右派人数比例而被圈定。
本文把“主动右派”分为三种类型：“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详见以下各节）。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要求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满现状，要求变革。1957年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严峻问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不满情绪。新闻记者和青年学生，对于这些问题和情绪是最为敏感的。
刘宾雁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兼工商部主任，他在1956年7月回了一趟老家哈尔滨，感触颇多。八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难耐。”“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则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就会更加惊人。”“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和阶级斗争的淡化，对于前些年颇见成效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人们已经开始淡漠了。同时，工人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与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很迟缓”，“哈尔滨的物价指数那几年每年上升将近15%，而工人的工资却已有几年没有提高。拿二、三级工的工资而做四、五级工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几年收入不变，甚至临时工干了七年仍不能转正，工人们就只有不断压低自己的饮食水平了。有些人只能吃粮而不能吃菜。……哈尔滨的有些青年女工必须积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块花布”。到1957年，工厂里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了。4月，《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于是，刘宾雁被紧急派往上海采访。他在调查中发现，永大纱厂在公私合营后，“生产下降，由赢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称职的、工人不喜欢的干部，‘选举’的是他们不信任的工会主席。党、团、工会拧成一股绳，一心抓生产，不管工人死活。……工人的困难无人过问。甚至有的工人被生活所迫要自杀了，工会仍然不管。一个洗澡用水的问题就不知喊了多久。写了许多信给党的区委和报社，一概石沉大海。……在这种态势下，除了罢工引起高层领导与社会舆论注意这家工厂的危急状态，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于5月25日写信向毛泽东进谏：“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刘宾雁在回哈尔滨途中，曾在长春车站餐厅里遇见一个乞丐——到东北逃荒的安徽农民。就在同一时间，新华社记者戴煌回到了离别七年的故土——苏北阜宁县的沟墩镇，看到了更多的农村悲惨情景。“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兴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1954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戴煌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他的万言上书是一个未完成稿，但在反右运动中仍将其主动交出）：“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戴煌的结论是——”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中，大学生们也提出了“农民苦”的问题。北大“民主墙”的一篇大字报这样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为什么？干部说：超额完成任务，光荣加光荣”：“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小株密法农民不要逼去种，生硬搬来又强种，良田减了产。农民保守落后一切都封建，过去做法都不行，种田不和农民来商量”：“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例如，几十亩田挖成塘，塘刚成，今下填平种上秧，积肥肥堆成山，质不好数量多也光荣，用不完堆起来，更光荣”。 问题的症结同样是指向“特权阶层”。一位理科学生的大字报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
著名学生右派林希翎当时指出：“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 “对现实不满”，是“主动右派”登上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知识分子感觉到的“早春天气”。 经过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已经深刻领教了共产党的权谋和手段，如果不是认为共产党自身出现了某种积极的变化，不管他们心中有多少不满，是不会贸然以卵击石的。“天气”的变化，包括国际气候的变化和国内气候的变化。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颇受中共元老吴玉章、谢觉哉等人赏识、消息灵通的林希翎就曾“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说：“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进入1957年之后，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鼓励知识分子“鸣放”。在4月30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说到：“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为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从5月8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参加的系列座谈会。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内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才感到可以说些话了。政治上比较幼稚的青年学生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本人与中共各级官僚机构在“鸣放”、“整风”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连政治上更加成熟的某些中共党员干部（例如许良英），也产生了“反右派斗争”是“一些反对鸣放的干部背着毛泽东干的”这样的错觉。事实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讲得比较厉害的一些话，以及北京大学点燃的“五一九”学生运动，都是在5月14日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才“出笼”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动右派”也是“被动右派”，是毛泽东、邓小平“放长线钓大鱼” 的捕获物。
二、“右翼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把“右派”分为两类：“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所谓“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是指社会各界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本节先分析“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下一节再讨论毛所说的“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钦定的“右翼知识分子”——以章伯钧、罗隆基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实际上大部分是中左翼知识分子。退回十年，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在1940年代中后期，左翼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右翼知识分子是国民党人、官方意识形态的信徒，而革命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时已经蜕变成党国领袖蒋介石的威权主义和传统主义。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是“第三方面”或“中间势力”。属于“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又分为中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右翼知识分子。前者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后者是胡适、傅斯年这样的自由主义者。1949年之后，右翼知识分子和中右翼知识分子，或者跑了（跑到台湾、香港和海外其他地方），或者被镇压了（“杀关管”），或者隐匿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性质认识得更透彻，不大容易中“阳谋”）。政治谱系从中间折断之后，原来的中左翼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右翼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当然，在名气比较小的知识分子右派中，也确有一些人位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光谱的右半部分。
在反右运动中，给“章罗联盟”等“右翼知识分子”所带的一顶大帽子是“反共”，具体的指控是说他们要求“轮流坐庄” ，企图“取而代之” .事实上，对他们的指控都是编造、罗织出来的。
所谓“反共”的最重要证据是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三天前的发言，其中有这样的话：“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葛佩琦当天下午就找到人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要求更正，因为上述引文与他的原话有出入。然而，不仅《人大周报》没有更正，四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时，又进一步断章取义，横加篡改。 即使按照篡改后的文本，葛佩琦的话是一个假设句——如果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了，就会被打倒。类似的话，毛泽东在1957年也讲过，中共领导人此后更是经常讲、反复讲。但是，他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葛佩琦之所以比别的右派讲话更有底气，也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和为中共立过大功的情报人员。
“轮流坐庄”，据说是章伯钧的言论。然而，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与章的夫人和女儿谈话时承认：“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 “轮流坐庄”，就是轮流执政，也就是搞议会政治，划分执政党和在野党，举行竞争性选举，由选民投票决定谁来执政。尽管“右翼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心中可能有这样的愿景，但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并没有作过这样的表述。章伯钧在鼓吹“政治设计院”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当时，“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并没有“取（中共）而代之”的“野心”，他们的目标是联合执政，有职有权，参与决策，最多也就是“分庭抗礼”。
1949年建政时，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签署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认新的政权是“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储安平在“整风运动”高潮时说：“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恢复到“联合政府”的那种状态。
民主人士有职无权这个话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交通部长章伯钧就指出：“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也担任部长的罗隆基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 后来有人揭发，罗隆基到森林工业部下车伊始，曾说：“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以后一切事先和我谈‘。”他试图插手干部司的工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此后对于部长的工作就“热诚不够”，当起甩手掌柜来了。
章伯钧说：“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 章伯钧还没有提一些更重大的国务事项，例如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和开展肃反运动等，其决策过程完全绕开了“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
罗隆基认为，鉴于“三反”、“五反”、“肃反”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他建议“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由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大和政协系统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花瓶，罗隆基希望通过成立一个有实际政治功能的新系统，使他们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也只不过是要它们发挥一种谘议性功能。“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 他期待“政治设计院”能够有助于了解情况、沟通观点、提出建议，还不敢奢望其行使政策制定权和否决权，所以他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王造时对于改造政协的想法距离现代议会政治更加遥远，他说：“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是罗隆基在1957年7月15日《我的初步交待》 中承认了的。查《现代汉语辞典》，“分庭抗礼”就是宾主站在庭院两边相对行礼的意思，现在用来比喻平起平坐。罗隆基在5月10日的发言中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此前，章伯钧在民盟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人数的具体目标。“要使各党派成员发展到一、二百万，一定要改变以上层为主，以大城市为主的方针，……既要长期共存，就一定要多多发展青年”。 此时，中共党员已经有1200万，即使发展到一、二百万民主党派党员，也只不过是中共党员的一个零头。如果“宾”都不存在了，还谈何“分庭抗礼”。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对于“分庭抗礼”的理解还要更深一步，他提出了“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平起平坐”三个口号。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沈志远同意潘大逵的口号，他还认为：“今后党和民主党派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应当独立自主了，今后不要一切依靠统战部，应当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 平心而论，不论是章罗还是潘沈，他们的着眼点都是放在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发挥活力和效用方面，还根本达不到考虑“轮流坐庄”、“取而代之”的地步。
既然“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现实威胁，为什么毛泽东要对他们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甚至说“什么良心不良心”，“我们决不可手软”呢？ 因为他不能接受一种受到社会制衡的政府治理，他要的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全面专政”以及“书记挂帅”、“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畅通无阻地推行他的一系列激进政策。
毛泽东自称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右翼知识分子”却要他“加强法治”，“加紧立法”。王造时说：“既然要扩大民主，就不能不加强法治。……我们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向来重人治而轻法治，解放虽已经八年，但是在我们大家的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还有不少的人治主义的封建残余。因此我们要特别注重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黄绍竑说：“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守礼认为立法所以迟缓和中央的几个指导思想有关。首先，“中央认为没有法律也可根据政策办事。”其次，“中央害怕早颁布法律束缚自己手足。其实用法律束缚一下干部，防止他们违法乱纪是必要的。有法律就可以限制专横。因此，中央怕法律束缚手足本身是违背法制的”。 在毛泽东心目中，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用来束缚他人手足的，岂容用来“束缚自己手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普遍开展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中共八大也在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这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毛泽东感到自己在党内的权威下降了；党政官僚们已经形成一个特殊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对毛的指挥棒也不是那么顺从了。毛想要借助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上”的力量，来“修理”党内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这就是“整风运动”的来历。出乎毛的预料，他本人的所谓“民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手下的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整风运动”开展不到半个月，他就感受到社会上的不满比党内的不驯服更具危险性。于是他紧急转舵，采取了“杀鸡给猴看”的策略，通过对杜撰出来的“章罗联盟”和“右翼知识分子”痛下杀手，来恫吓和威慑潜在的党内反对派。可以说，他的新策略基本上是奏效了。
张奚若在“整风运动”中批评了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张奚若说的这些，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 陈铭枢则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私信中直接对他本人进行“规谏”。他的概括比张奚若更尖锐：“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他批评毛：“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毛泽东对陈铭枢的批评非常恼怒，他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回击道：“‘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 试想，如果毛泽东对“少正卯”手下留情，允许陈铭枢式的人物有说话的余地，在他强力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时，怎么会出现社会上噤若寒蝉，党内只有“彭大将军”寥寥几个人在庐山上为民“鼓与呼”的局面？牺牲上百万右派分子政治生命的直接后果，就是进而葬送掉几千万饥民的身家性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