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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春节因事回到桂林，碰到了一个常年在外跑车很少回家过年的侄儿。于是我高兴地问他：“多年不见，在外跑车，发财了吧？”谁知他竟然一脸苦相地说：“发什么财？没死就不错了。”我一想常年在路上跑车是够危险的，于是就提醒他：“多注意安全，开车慢点。”他说：“我指的没死不是说车出事故，而是指没有被那些车匪路霸生吞活剥。”我想到现在社会治安很差，常年在外跑，又全国各地都去，难免碰到一些为非作歹的不法之徒，于是就又告诫他说：“那就自己小心点，别一个人跑车，尽量别在晚上跑车。”结果那侄儿苦笑了一下说：“我指的不是那些拦路抢劫、飞车偷货的。这些固然会给我们带来损失与危险，但这种事碰到也是次数，不会经常碰到，更不会天天面对。我讲的车匪路霸是指那些穿着制服，公然在路上打着执法牌子，干着抢劫勾当的合法强盗。这些让你躲无可躲，并且要日日面对。这才要人的命呢！”听他如此一说，我才明白他所指。于是我就耐心听他详谈起运输上碰到的一些事来。

听着他在运输上亲历的一件件事，直让我唏嘘不已。我原本对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就心存怀疑，觉得报刊宣传上的繁荣之下掩盖了太多底层劳动者的血泪，包裹起太多权力的罪恶，如果说中国真有所谓的经济发展的话，那也只能称为血泪凝聚起的经济。我想在任何一行中，只要认真追溯这十几年的发展之路，都可以看到一线底层劳动者的斑斑血泪，能历数出权力为恶的件件铁证，因为缺席政治改革的跛足经济发展，让社会丧失了起码的公正，当然运输行业也难在其外。虽然我有这种直觉的认识，然而当我真正听到侄儿谈起运输上的一件件亲历的事时，我仍然是惊诧不已，深感这个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侄儿今年三十五岁，但从事货运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中基本上前一半的时间是替人开车，后一半的时间是自己借钱买了个车来开。从他谈的运输上所亲历的问题来看，大际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千奇百怪的收费、罚款

在中国跑运输就意味着被罚款！这种罚款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也不是某一次的碰巧，而是成为经常性的状态。中国对交通运输的收费管理有关政策法规可说五法八门、千奇百怪，各省都不一样，有按车标准装重来收费，也有按实际装货重来收费的，还有按车货总重来收费的。本来不管哪个标准，只要是统一的，那还好办，问题是各省都不统一，让人没有个标准可依，经常造成重复收费与多重罚款。

例如，目前河南、湖北、陕西一带采取按车总重量来收费。按理说这应该是一次性全部收缴了费用，无论你装多少货，都是按总重量来算了，在这个省内跑车应该没问题了，也就是不会再有交警来罚超重与路政来罚超压了。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交警与路政还是照罚不误。当你出示已经交的费用单给他们看时，交警与路政都说那不关他们的事。而同样在一条路上跑，怎么收了费就不关他们的事？只有他们收的费、罚的款，才是关他们的事！可是当货车进入这些省时，收费明明说了是按总重量一次性收取，但到了下面的部门就成了不关他们的事了。这种多头重复性的收费罚款，其实就是地方变着花样来捞钱，宰货运司机。

又如，同样一个车，在广西是装20吨算正常营运，但若到了贵州、云南一带那就变成了超载，因为它们那一带将这种车装载正常标准定到了15吨，或者更低。这样一来，一个司机从广西装车货去贵州或云南，在广西是正常的，但到贵州或云南却要被罚款。弄得人都不知道应该按哪个标准了。

这些各地政策法规不统一的收费、罚款固然可恶，而同样可恶的还有那些收费站。中国公路收费站，似乎建起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罚款站。只要有外地货车从这些收费站过，罚款就是必须的手续。他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来罚款，你若要根他们论理，那好，你就别想再开车走路了。如果车不超重，那他们就找超高；不超高，他们就找超长，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掏钱过关，不掏钱就别想过关。例如在桂林与永州交界的一个叫枣木埔的湖南的收费站，那真是雁过拔毛，他们是逢车必罚，至少500元一辆，没有不罚能过去的车了，以至许多司机宁愿绕道十几里，甚至上百里，也不愿从那个站过。

二、躲无可躲的敲诈勒索

路上跑运输，面对那些公开坐在收费站中的职业罚款者当然头痛，然而这还没完，更头痛的是这些路政、交警部门还不满足于罚款，他们经常与公路边的一些经营机构合谋来创收，并且这种创收的手段还常常是阴暗的、罪恶的、不可告人的，而给运输司机造成的伤害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有的甚至是人身的，乃至生命的威胁。

例如，在湖南永州一些高速公路上的服务站附近，就经常能碰到路上被放马钉、三角铁等利器，车一过轮胎立刻便被轧破，只能到就近的路边服务站去修理，而这些服务站通常是不给补胎的，因为那样太辛苦了，他们只负责卖轮胎。若他们所卖轮胎跟市面一样也就罢了，而他们卖的轮胎通常比市面要贵好几倍。这真比强盗还让人气愤，强盗还直接说要钱，这些服务站挂着服务的牌子却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我侄儿说：“我就在永州这些服务站附近吃过三次亏。跑过永州车的司机大多碰到过类似情况，气愤就在于你明明知道是服务站这些混蛋干的坏事，你还不得不买他的轮胎。有一次我实在气不过去，就报警了。公路巡警来后，不由分说地先将我训斥一通，之后才假惺惺地查找原因，再之后又假仁慈地帮我砍下了一百元的价，就是这样，我买的那轮胎也比市面贵了两倍多。真是气死人了！当然轮胎坏总比车毁人亡好，这种路上放置利器，谁能保证没出现过人命事故呢？”

高速公路上的服务站，本来也应该算是公路管理部门的一个辅助机构，就算现在承包出去了，但能承包这种单位的也肯定是公路管理部门的亲友关系户，这些部门通常跟公路管理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公路上的所作所为，难道身为公路管理的部门不知道？就算他们起初不知道，但在不断的投诉与事故面前，他们能有不知道的吗？显然其中就有问题！据了解许多服务站虽然说承包出去了，但通常当地公路部门的一些管理者就在其中有股份，所以这些为恶不仅他们知情，而且就直接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在这种情况下，真让人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自认倒霉了。

还有在湖南的一些高速公路上，经常跑着一些无牌照的车，这种车专盯那些停靠路边有点问题的车，或司机累了想休息一下的车。只要车一停下，马上这种车就会跟上来，停在车前面挡着车启动。车上通常坐着几个一看就是社会上混地那种人，他们上来后就要求帮忙修车，你若告诉他们说车没坏，那他们马上就大骂“车辆没坏怎么停下？”，并且挑这毛病那毛病的，哪怕是路上滴了滴油，那也非得要司机赔偿上百元。碰上这种情况，司机报警吧，常常不会有人理会，要开车走吧，车前又被堵着，最后只有给钱。这种公然敲诈的行为，当地公路巡警能不知道？就算不知，司机报警后，能不赶来？这显然是一帮跟那些路警串通的换了装的强盗，他们肯定跟巡警勾结在一块，不然他们怎么能开着个无牌照的车常年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这不明摆着是跟交警、路政一伙的吗？

三、公然的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公路收费站的高额收费、罚款，显然要变现成收费站人员的收入，中间还有个过程，于是许多收费站的人员就想出了如何利用收费职权来中饱私囊。中国靠山吃山，干哪行就吃哪行，这在公路收费上得到活生生的体现。

桂林高速公路出口有个燎田收费站，这个站以罚款恨在附近也是出了名的。一罚起价就是5000元，并且上不封顶，有的甚至高达几万元，这能不让人害怕吗？不过知情的人也可以绕开罚款这一关，那就是在离收费站上千米外，通常会有几个人在那路边闲聚着，而这些人就是那收费站的内线，他们是专门在路边给过往的货车司机带路的。也许有人奇怪，这又不是进城，在高速公路上带什么路？其实他们就是专门带货车过收费站的。每天收费站轮到谁值班了，就找个亲戚到路上去带货车。怎么个带法呢？通常那些装货特别多的货车，在路上跑得也不快，要过这个收费站时，肯定早早就减速了，这时一个等在路边的人就会招手告诉司机可以带路，上车后谈价，通常带一趟得三五百，有人甚至上千，这就视那车超载情况定。由于这个站罚款凶恨，司机宁愿私下给带路几百，而能免去高额罚款，相比之下也是合算的。有人带路的货车，过收费站时就象征性地罚个三五百，或者不罚。这样大量通过这个站的货车都找人带路，这些带路的一天的收入那就不是用百来计算的了，而是成千上万，当然此中大部分流入了收费站人员的腰包。所以在桂林收费站有的一般员工都拥有小车、别墅，这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听到这些情况，我曾吃惊地问：“如此情况当地政府部门难道不知吗？”我侄儿说：“这已经是多年来的事情了，应该说许多司机都知道，社会上肯定也是知道的，那些当官的按理说也不是些蠢子，他们不可能没有听说，或不了解情况，只是这一层层管理机构的官员都在其中分着油水，一级级包下来了罢。要不这一带招一个收费站工作人员，先得交十万元钱，这就说明他们知道收费人员在中间捞钱，收费是个肥差。”

燎田收费站的情况肯定不是中国公路收费站的特例，只是各地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而已。我侄儿说他在海南就碰到过另外一种吃收费的情况。只听他说：“我在海口过渡时，碰到收燃油附加费的，这是对车辆入境的一种收费形式。结果收费者就公开问是否要发票，如果要发票那就100%地收取，如果不要发票就可以打折，具体打折多少可以讨价还价。那次我在跟收费那人谈了一通后就按70%来收了，收后由于什么票据也不出，钱肯定就被那帮人分了。你想海口每天有多少车要过渡，所有过渡到海南的车都是要交燃油附加费的，这一来每天要收多少钱？这其中有多少是不要票据的？他们每天可以分多少钱？这真是不敢想象。难怪中国有些人歌颂社会主义好，歌颂共产党好，能如此方便的公然以权谋私，对他们来说能不好吗！”

（顺便补充说一下，我那侄儿也是高中毕业，并且还作过几年民办老师，说起话来还有点思想。）

四、制度性设置下的亏损与被罚

中国公路货运司机为什么就必然被罚呢？这个更深层次而言就是个运输管理制度设置的问题。中国公路货运车现在陷在一个怪圈中，如果按照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来做运输，可以说没有一个车不是亏损的，并且跑得越多就亏损越大。而不按规定来跑运输又给交警与路政部门以充分罚款的空间。如此一来，公路运输就是在垂死中挣扎，在无路中走路，以至成为权力管理部门的渔利场与宰杀对象，中国繁忙的公路运输除了养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真正运输者很难从中获得应有的劳动回报。

对于中国交通运输上制度性亏损的设置，我们只要粗略地来算一笔帐，就会看得清楚。

我们以一辆前四后八（即前面四个轮子，后面八个轮子）的车为例。这种车核准装载重是12吨。假设这车从桂林到南宁一趟，按标准核载运货，桂林到南宁全程是600公里，按目前市面运输收费是每吨50元-90元，时间以一天来算，那么一趟下来的收入开支基本情况如下：总收入是：50元（90元）*12=600元（1080元）

主要费用开支：1、过路费：570元2、油费：1200元，以4.69元/升来算3、保险：22000元/年，61元/天4、养路费：2964元/年，8元/天5、税费：860元/月，28.7元/天6、工商：204元/月，6.8元/天7、车队管理费：100元/月，3.3元/天8、交通局货运站：60元/月（路单），2元/天9、司机工资：按营业额4%抽收，以最低50元/天桂林到南宁一趟开支合计：1929.8元

可见若按照核准车载运输，以最高的市面运输价收费，跑一趟桂林到南宁要亏损（1080元-1929.8元=-849.8元）850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交通运输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就设置的是运输的亏损，并且是巨额的亏损。为了弥补这种亏损，运输车只好超载，通过超载来增加运费。那么从桂林到南宁需要运多少才能平本不亏呢？从计算中可以看出，桂林到南宁一趟至少要追加850元的货运费，才能基本保本！以最高市场运费算，也要多运10吨的货。10吨，差不多是原核定装载量的近一倍。可见以目前中国交通运输管理的收费来看，运输车辆只有超载近一倍后才能基本齐平。而这种制度设置下的不得不超载就意味着给交警与路政罚款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这个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交通运输管理上的制度缺陷。这完全是个榨取交通运输业的无底黑洞！如此大的制度性亏损设置，最终只能是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渔利服务。我们不禁要问这巨额的亏损最终去了哪里？是谁在设置如此的制度陷阱？又是谁在维持这种制度运行而不加以改变？

五、从买车那天起就背负上被宰割的命运

中国运输业的黑暗不仅仅表现在交通运输的营运上，可以说从买车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条被宰割的路，期间受到的掠夺、盘剥鲜活地再现出中国权力的罪恶。我侄儿回顾他买车入户的过程：“我买了车后，需要拿车去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车检，否则不能入户。12吨车的入户费是4000元，但收据上只开了600元；车检部门还要求到他们指定的装修车辆部门去安装车箱，若不去，就额外多交1000元钱，否则就不通过车检，自然也就不给入户。这还没有完，买车还要交一个购置费，奇怪的是交这钱的事都得通过关系，否则不仅得交百分之百的钱，而且还交不进去，有可能几个月地拖下来。只有通过交通管理部门的中间客（这个中间客在我们当地行内被人称为酒吧佬，甚至叫皮条客），也就是非法中介，上交百分之七十的购置费就行了，当然另外百分之三十得给那中介。为什么一个原本很简单的交费一定要通过中介来弄得复杂？这就是另外百分之三十事实上是有关部门瓜分了，只是通过中介来做而已。当然这对于购车者来说没有额外增加开支，只是应该上缴国家的一部分流入了私人腰包。这还不算，因为车辆每年都要有个年检，而每年年检的费用，如我12吨的车要交2000元，但票据只开300元。并且每年年检还得通过中介才能检出，否则这问题那问题，让人根本没法办出来。当然中介的劳务费得300元，那是行规，没有折扣的余地的。”

我问侄儿“是不是桂林这个地方太特别？别的地方不一定这样吧？”他说：“据我了解，全国都差不多，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是从人购车开始就一步步盘剥了。有些地方甚至更黑。”

面对如此的黑暗，我不禁问他：“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运输行业，去干点别的事？”只见他一声长叹：“唉！没办法啊，干到这一行了，想改其他行不容易。再者你看当今天下，有哪行不受权力敲诈、掠夺的？哪行能逃脱被权力宰割的命运呢？”听着我侄儿的诉说，我不禁联想到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所写的《捕蛇者说》，真是“苛政猛于虎也”！

2007年3月
首发民主中国

 

一

2000年，为了最后一睹中国稀有的自然奇观和历史遗迹，我随朋友一道去参加了“告别三峡游”活动。记得当我们的游轮行驶在瞿塘峡内那最为著名的200米峡谷时，沉沉夜幕中豁然可见凌空绝壁上出现的一个个石槽形古栈道。作为三峡上最为深刻的人文景观，这种在三峡中留存最多也最典型的古栈道，不仅已然成为纯粹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人文奇观。我还看到了被称作长江三峡第一棺的悬棺，还有即将消失的丰都“鬼城”、白帝城以及姿态万千的小三峡……

在那次游历中，令我震撼于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而现在，那些三峡沿线数不胜数的文明古迹和自然美景，已经随着三峡水库的兴建而沉睡于水底，这不禁令人怆然不已……

我站在告别三峡的游船上，只剩下一种心痛的感觉。

然而，这一切变化都源自于个别最高领导人异想天开的浪漫遐想加自负狂妄。早在毛泽东时代的1956年，他就预言“高峡出平湖”而诗意地规划了长江三峡，而到他死后的二十多年之后，在智商平平的总理李鹏主政并力促下，三峡工程委员会不顾有识之士的多次规劝和反对，而霸王硬上弓地上马了。官方关于三峡大坝带来的利益——如控制洪水，提供电力，挖掘航运潜能等等，在反对者提供了许多难以达到上述目标的论证之后，仍然坚持规划这项工程。

最高当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动机和利益驱动，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敢于用长江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来赌博——吹嘘世界最大的水力电站将提高中国的形象和证明社会主义先进性云云。尽管这种先进性与科学决策与尊重自然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关系。

现在，三峡上的人文景观已经默默沉睡于平静的江水中，它只能把无尽的追忆和想象留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对此，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长期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冯骥才先生感叹道：“不管长江截流后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有益于生活的能量，但我们还是永远地失去了这条波涛万里的大江。我们被自己的一种构想逼上绝境，二者必取其一；最终我们选择了’生之必需’，而牺牲了养育我们至少7000年的母亲河。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它绝无仅有、风情万种的景观，而且还有承载着无数瑰奇而迷人传说的山山水水，永不复生的古迹，以及它对我们母亲般亲切无间的关爱。我们正在把它7000年的历史全部沉入100多米的水底……”

二

80多年以前，曾有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这两方面都懂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程。而中国许多技术人员在三峡问题上尽管研究了几十年，实际上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清华大学留美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曾严肃地指出，“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这种水库，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电站的7倍！”

黄万里逝世前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三峡问题上孤军奋战，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他警告，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无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流域经济规划，还是从国防的角度看，长江三峡高坝都永不可修。他说“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过一次机会。”然而，专制者们却不给他一次机会说话。最后，他只能这样徒叹奈何：“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在大量的阿谀和谎言面前，有时真话往往显得特别的寂寥。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因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他先后三次致书中央高层，指出：“长江三峡高坝……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然而，寄出的信一封也没有回音。但他为了他挚爱的人民，已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仍惦记着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我看到这里，只有一个词：感动。感动于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知识分子良心的科学家对祖国所赋予的执着深情。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带着无尽的伤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三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他在谈到三门峡的教训时这样回忆道：“1957年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温姓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当时由于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排斥国内专家的意见，而盲从迷信苏联专家，导致的后果是不得不重新返工。

现居德国的王维洛工程师在他所写的回忆《历史揭密：三门峡大坝工程设计谁之错？》一文中告诉我们：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设计的。按照国际惯例，水库大坝工程由于设计的错误而失败了，中方本有权力向工程设计单位索取全部赔偿。但是，中国为什么不向苏联索取三门峡大坝工程设计错误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为什么中国人只敢大讲特讲苏联人设计的错误，而连向苏联提出经济赔偿的这点勇气也没有？

另据原国务院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对三门峡大坝工程造成恶果的回忆中说，“1960年三门峡蓄水不久，就开始出问题了。到了1962年、1963年，三门峡淤积越来越严重。事实上，由于怀疑，三门峡的设计在1958年经过周总理主持修改，把三门峡蓄水位已经改低了，但是还是发生了严重的淤积。到了1964年春天，由于三门峡库区末端的淤积严重影响渭河两岸，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对三门峡忧心忡忡，说毛主席都讲了，三门峡真的不行就炸掉它”（参见钱正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

现在，从三峡工程的金钱的人力消耗来看，它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代历史上塑造的最宏大的形象工程，同时也空前绝后的专制产物。未来当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保全沿河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看着不得不炸毁的三峡大坝时，不知他们会怎么想？

四

毫无疑问，中共建三峡首先考虑的就是政治上的正确性，然后才是发电、航运或防洪的效果，最后才是对土地、环境和气候的破坏性影响。

中国和世界有一点不同，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多引用科学家的话，而中国的科学家反而喜欢引用政治家的话。这一点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最近接受了《环球》杂志的采访中，居然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为题发表宏论：“现在中国的电力短缺，需要开发水能，需要修水库，这就不可避免要破坏一些环境和生态。这里有一个权衡得失的问题，如果过份强调保护环境和生态，那么水库就不能建设。我认为，遇到这样的情形，权衡轻重得失的标准，就应该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总书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注意把握好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在这里，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竟然用一位政治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讲话作为自己关于“人类和大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的理论依据，足以看出何祚庥先生的水平。有谁见过美国的科学工作者，引用布什总统的讲话为自己的理论做依据？又有谁见过德国的科学工作者，引用施罗德总理的讲话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

在美国的大学，如果一个大学生是用布什总统的讲话作为毕业论文的理论依据，那么他的毕业论文成绩则很难及格，因为他连做科学工作的ABC还没有掌握。

一直以来，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重要还是保主我们的母亲河的原始面貌这个原则问题的论争中，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院士张光斗。据“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中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还有，三峡大坝淹没了多少肥沃的农田，他怎么没说？水位的不断升高带来多大的危害？他怎么一点不说！人为破坏了三峡原自然生态的后果，他更无意提及。

在此简单分析一下三峡的地形结构就可知道，三峡是一座人造的大山，它建在两山之间，拦道长江之上，其结果是——三峡这座人造的大山把成都和重庆的通气口给堵住了，使成都和重庆城市风不透，水不渗，一个原本湿润丰饶，旱涝保收的聚宝盆地区，如今行将变成盐碱干地。

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破坏大自然的可悲角色。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表现尤甚。因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但习惯于自己与自己斗，而且也善于与大自然——天与地斗。以共产党的理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表面上看起来人类在某种场合好象是战胜了大自然，然而，大自然的报复也是无情的。人类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不可能最终成为胜者。这样的教训有史可鉴。据我在对三峡沿线的观察中，果然发现沿河的许多山坡上已被滥砍滥伐得近乎光秃秃的。这便是1998年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由来。

如今，三峡大坝这个巨型怪物就像一道蘧然嵌入长江的深深伤口，随时都有腐烂甚至溃疡的危险隐患。

对此，已有学者在警告：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但三峡工程是当时的总理李鹏坚持要上马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当今的决策者深刻反思。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上个世纪后半叶以降，在领导意志的作用下，中国已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现在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看来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五

再看看那些御用学者教授们如何兴致勃勃的向人们预言的吧：三峡建成之后，将会成为调节四川气候的空调。盛夏，它能帮火炉山城重庆降温；冬天，则会因这个大空调升温。因此，三峡区域呈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

然而去年夏天，三峡周边地域四川、重庆的这种气候变化给当地带来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冬暖夏凉”，而是持续的高温。50年一遇的的大旱，所造成的惨重灾情，让人们不免自然地想到了三峡大坝。高温酷暑天气连创四川最高记录，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气温更是破记录的达到43度。人们不敢相信数千年来风调雨顺的天府之国，会遭遇这种可怕的干旱。为什么去年四川气候这样异常？不是说冬暖夏凉么？怎么修了三峡气温反而升高得更厉害？那些御用专家们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对此作出解释？“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有它独特的地理条件：周围高山环绕，仅有一条长江与外界连通，而三峡是四川盆地的唯一缺口，是它与外界水汽交换的重道。现在在这个缺口上突然加一道200米高的悬崖，不可避免的要阻碍长江的水汽流通。蓄水后，生活在江边的人，明显感觉到风没有以前大了。这无疑证明了三峡大坝的阻风效应。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今年四川盆地为何如此干旱——因水汽无法进入之故。

修大坝前，长江之水一泻千里。从青藏高原上冲刷下来的雪水奔腾不息，给四川盆地带来清凉水源的同时，流动的江水也将四川盆地内的热量带走。但蓄水以后，水流变得非常缓慢，库区内的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完全丧失携带热量的能力。失去了快速流动的水，对周围环境起不到一个天然调节的作用。这就有如在四川盆地口安装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池，持续不断对周围地区加热，导致周围地区气温升高。使四川盆地入口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没有风，空气不流通，外来的水蒸气又被阻隔，热量无法排出，反而在出口处不断聚集，四川真的就成一个火炉了。

现在，随着三峡水库蓄水成为现实，水库蓄水位越来越高，三峡工程的决策错误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持续的高温少雨的后果，就是使土地迅速沙化和盐碱化。现在川西高原已露出沙化的迹象，一位刚从川西回来的网友这样描述：“若尔盖草原湿地干涸，沼泽地干裂。原本在八月青青的大草原，像秋天一样金黄。汶川的桃坪一带，以前只长草的山上，现在只有灰。整个尘土飞扬，根本不像在川西，简直像新疆了”。

这种不正常的气候带给四川的灾难仅仅是开始。如果不采取措施，不把三峡大坝炸掉，让江水像以前一样迅速流动，让进入四川的空气恢复流通，这种可怕的高温干旱明年依然会持续。

而且，据专家预测，随着时间的延长，后果必将更为严重，许多老城区还要被淹，重点文物石宝寨要被淹，进出重庆的铁路要被淹，新建的高速公路要被淹……也许胡温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预感，所以在大坝封顶庆祝时竟然不愿去参加，以免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

难怪毛泽东的前政治秘书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时，引述他激愤的话语：“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要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或许三峡已经消失的美丽景观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三峡上拦腰断流的大坝，才可能是愤怒的大自然随时将要报复我们人类恶作剧的“达摩克利斯剑”！且不说现代化战争给大坝带来的危险隐患，单是气候的恶化，已经够让人们倒吸一口凉气的了。而中国官方媒体已在近年首次承认三峡大坝“极有可能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和恐怖活动袭击的目标”。

然而，我只是在心中暗暗祈祷，黄万里先生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不会像对黄河三门峡那样不幸而再次令人悲愤地应验。

首发民主中国

 

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律师，还有一种人叫做讼棍。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纪晓岚有首咏鹅的诗里写道：

　　“鹅鹅鹅鹅鹅鹅鹅，
　　一鹅一鹅又一鹅，
　　空食王家千钟禄，
　　凤凰何少尔何多？”

不管被称为“王家”的钱，或是“国家”的钱，那都是是老百姓的辛苦钱，民脂民膏，这些钱从来和老百姓不沾边，仿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在极权专制之下，这是个可怜的普遍现象，老百姓奔波劳苦，养活一群鹅，这些鹅们啥也不干，专靠与各种鸡或者鸭子们一起厮混作乐。

在法律界，律师何少，讼棍何多？

我觉得我算是个幸运儿，我认识几位真正的律师：李柏光、李建强、唐荆陵、杨在新……不过，现在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没了律师证，原因自然不言而喻：伟大的党不允许，党觉得自己订的那些法律是在给自己抽耳光，又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法制，于是要把那些准备向他举起耳光之手的律师们掐住。

伟大的党，可谓英才备出，有位“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说起农民“闹事”的时候，总结说：“请各位政策研究部门同志注意，农民总是专拣法律里对他们有利的条款，而从不提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条款。”我靠！党的“专家”难道都是这一副玩弄“法律”这个词的脸嘴？为什么会有些法律对农民有利，有些却不利？只说明整个法律体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怪物，根本没有任何法的精神可言，只不过是某些人随意摆布出来的玩意儿，所以它“丑得惊动了党中央”。我记得年少时读初中，课本上拿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来教育我们。可是当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英国工人争取自己在宪章里的权利时，他们却说：“违背了《刑法》XXXX条；违背了《新闻出版法》XXXX条；违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XXXX条……都给我监牢里蹲着去！”妈的！《宪法》是个婊子，而且她的儿子们可以任意强奸她并无需付任何责任，只要党乐意。

言归正传，对我来说，唐荆陵律师要比党重要许多，只不过是因为生活在党的统治之下，什么事也绕不开党而已。

唐律师告诉我：“我现在不能称为律师，只能叫做法律工作者。”然后苦笑。在我的的印象里，他是位大帅哥，我至今仍旧清晰地记得，在太石村，唐律师一边行走，一边微笑着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说：“妈妈，我很好，一会就回来了。”那气度，可谓风流倜傥，令女性着迷。谁料到这个报平安的电话刚挂上不久，便遭到匪徒袭击，将他们乘坐的出租车砸得稀巴烂。不过人的潇洒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轻松的心境，我见到他到时候，他似乎已经不那么帅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律师证没了，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东西，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或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全部。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当他面对太石村附近大批匪徒时，显得风度偏偏，而面对我一个根本不会动他一根毫毛的朋友时，却多少有些霉烂的样子。

我在广州火车站下了车，拨通唐律师电话，因为他早就说过：“如果来广州，就住我家里。”让人好生欢喜。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住店实在非我所愿。虽然一切似乎令人满意，但总归还是遗憾，因为郭飞雄被捕了。到广州见不找郭飞雄，就象到南京见不找杨天水，到重庆见不着许万平一样。

按照指定乘车路线，我又下了公共汽车，唐律师到公交车站来接我。

见到他，我略微有些吃惊，疑心他干的不是律师，而是IT业。因为他剃了小平头，脚踏布鞋，衣着非常朴素，哪怕在太阳下面也没见多少光泽。单看外貌，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律师们那种“成功男人”的派头。因为他本不是一位有钱的律师，更何况现在连律师也当不了。

律师这个行当，要想有钱很简单，当然这不是和太子党们比，而是和工薪者比。他没能成为一名有钱的律师，此中原因不言而喻。当然你也可以疑心是他太蠢笨的缘故，不过他上海交大毕业，我想这可以推翻你的疑心。如果你说的蠢笨和我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我们这个社会，坚守人格底线也可以被称为“蠢笨”。）那我只好报以苦笑。

他见到我，笑着冲我走来，我亦报之一笑，问：“我这身打扮还行吧？”我想他也许会以审美的目光一边点头一边回答：“嗯，有点浪迹天涯的样子……”但是他只是答道：“一看就是外地来的……”然后拉起我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说前几天林信舒老先生来，就是入住他家。我多多少少有些落空，只好随他前往家中去。

唐家并不宽敞，朝向也不好，不过他对此颇为满意。并迅速决定安排家宴款待我这远来之人。宴会是吃火锅，原材料均来自附近菜市场。

晚饭前光景，唐家娘子回来了，开始忙活做饭。一会吴伟（野渡）也来了，继而是唐彬伉俪。这两位倒霉蛋一位因为办了个试图共建“和谐社会”的网站，一位因为以记者身分跑了趟番禺，试图去共建一个“和谐太石村”，都糊里糊涂加入了待业青年大军。不过社会不会因他们的失业就变得“不和谐”，因为他们虽然成了计算失业率时的分子，却永远不会成为估算犯罪率时的分子，除非算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然，一个具有潜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的家伙，给“和谐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胜于广州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车劫匪。由此我总结出一条定律：不要试图去和谁共建“和谐社会”，那只会变得更加“不和谐”“。

座中一共五位男士，两位女士。女士们太过于雅致，以至于我这乡巴佬越发抬不起头来。越是吃饭，头低得越发厉害，于是女士们嘲笑我“象个大姑娘”。我印象中当年共产党人柔石也是这个脾气，连鲁迅都笑他迂。当然共产党员要比我们幸福得多，当年共产党实行“美眉分配制度”，组织上会关心你的个人问题，给你“分配”一个“美眉”。比如他们先后把贺子珍美眉和江青美眉分配给了毛润之哥哥；把康克清美眉分配给了朱德哥哥；把浦安修美眉分配给了彭德怀哥哥；把叶群美眉分配给了林彪哥哥；……有多少革命干部，就要储备至少两倍以上的美眉以供分配之需。而现在，俺们这类反革命分子，想找个美眉还得自己费尽心思去泡，时代真是一朝不如一朝。

唐家娘子做的火锅很好吃，我象个痨症鬼一样吃了很多排骨和鱼，成心要把坐火车吃方便面的那几顿损失全给找补回来。女士们高兴了，一会，唐家娘子问我几岁，我答虚岁29，她有些难过：“看起来受过不少苦。”我说：“国保也说我象个吸毒的。”

后来，听说许万平先生也被国保形容为：“象个吸毒的。”能和许万平先生有某种相通之处，我感到莫大荣幸。

我觉得自己总的来说还是讨人喜欢的，虽然在女士面前，我一说话就脸红，而且不敢抬头。他们不住夸我，说我的生活很浪漫，我说：“主要是因为我不挑剔，只要是能吃的，随便什么都能吃饱，有个猪窝就能睡觉。”

唐家娘子轻轻看了她家相公一眼，眼神中掠过一丝忧伤，继而有转向我轻轻笑道：“我们刚到深圳的时候，过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日子。”

我疑心她是不是在怀念那段生活，因为她甚至表现得有些恍惚。“这段时间过去就好了。”她继而接着说，我觉得她是当真的，不是在安慰我，她认为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不过她还是不太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我想我会一直很穷。

我很羡慕那些在艰难中相互扶持，相互守候的男女们，那才是真正的感情基础。我们一边吃，一边渐渐忘记了时间，谈起湖南三君子，吴伟先生有些哽咽，他无法接受那段残酷的历史，因为三君子是被学生们自己捉起来交给警察的，以当时的情形，警察们根本不敢来捉人。

为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愧疚，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毛泽东暴政的受害者。而三君子所作的，正是无数中国人想要去做的，并且何止是朝那头像扔些颜料？但是一切，都落到了三君子头上，我们是罪人。

夜已经很深了，我和唐律师仍旧在说话，他是位甘地主义者。只有印度那种充满宗教和哲学氛围的国度，才是甘地主义的生根之土，也许他会觉得很孤独。

我也觉得很孤独，我想，这孤独是因为夜的缘故。不过，再怎么说，我们不是一个人，这已经足够了，哪怕我们远隔天涯。

民主论坛

请归还严正学和力虹的言论自由权利 李劼

在网上看到两条消息，对比之下，让人感到非常刺目。一条是温家宝总理的答记者问，一条是李建强律师关于严正学、力虹案件的声明。因为从这个声明中继续点击开去，看到的是严正学的面临判刑和力虹的被判六年。他们也许刑期不同，但却同样都是言论获罪。这对于温家宝总理面对记者、尤其是面对提了二个尖锐问题的法国记者时的侃侃而谈，作了一个极为讽刺的注脚。也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质疑。 我跟严正学仅有过一面之交，在他的一个画展上。言谈之间，发现此君说话一点不会曲里拐弯，有什么说什么。且不说他的高见如何，至少是个性情中人。这样的性情，不说如何的了不得，起码是一种心理健康的标记。在美国，你随时随地可以碰到这样的健康人。直率、坦言，即便意见相左，也说得明明白白。真不知他到底说了什么让当局不悦之辞，竟然被投入大牢，还要等着人家重刑伺候。 知道力虹的名字，是看了他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叫做：“病树前头万木春——评李劼《自由需要运动吗？》”。因为我不认同把自由做成运动，力虹以很运动的语气语调在网上贴了我一张大字报，把我比作“病树”，把他所参加的运动比作万木春。对于力虹的这种观点，就像我素来对运动的看法一样，是不认同的。至于他在文章中把我比作病树，痛恨我在历史小说《商周春秋》中为纣王和妲妃翻案，将我冠之以“上海滩文人”云云，我既是不以为然的，也是并不在意的。我在意的是他说话的权利，当他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在意的是他言论的有无自由，当他的言论无法自由的时候。 言论自由并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精神特权，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就像任何一个政府都能无权垄断空气、水份和阳光一样，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几千年前周召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过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表明了民众言论自由的不可剥夺。今天的中国政府既然号称“人民政府”，就更应该从民众的角度、从言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角度，尊重每一个公民的说话权。要不然的话，当局拿什么来标榜自己是“人民的政府”？ 近来，国人开始津津乐道于“大国崛起”。无论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华人，好像都在为中国能否作为大国崛起而激动不安。中国的媒体把卫星载人上天看作是大国崛起，把导弹击落废弃的卫星看作是大国崛起，甚至还曾经把可以对美国说不看作是大国崛起，却唯独不愿把对言论自由权利的尊重看作是大国崛起的标记，不愿把政治的透明度和宽容度看作是大国崛起的标记。有些国人不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没有说话权的国家，导弹再多，打得再远，也不是一个伟大意义上的大国，而是一个疯狂意义上的疯国。是要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要一个发疯的国家，我想今日的中国当政者，不会不明白此中的区别。 我不反对中国成为一个伟大意义上的大国，假如在这个国家的民众可以自由言论，假如这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民众言论权利的尊重就像人需要空气、水份和阳光一样地不可或缺。但我无法认同中国成为这么一个大国：一面把导弹打进外太空，一面以言论罪，把言论者丢入人为的地狱。在9.11的灾难降临美国的时候，曾经有中国人说过，在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在严正学和力虹因言获罪的时刻，我想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严正学和力虹那样的自由言论者！ 中国今日的当政者假如真的想让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话，假如真的想让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社会的话，那么眼下不妨做一件让人信服的事情：请归还严正学和力虹的言论自由权利。 200年3月19日写于纽约

　

《成都日报》社反右斗争纪实(回忆录·上)

◎ 晓  枫   

 

一个新创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级机关报，竟抓了12名右派，占全报社50名采编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拥护运动是右派，不拥护运动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想不当右派闭嘴也不行，只能去当咬人的狗。

　

在劫难逃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中国民间有這样一个传說：唐末，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污吏横行，诸候拥兵自重，天下大乱。落榜状元黄巢，得仙人指点，说他面相极贵，有九五之尊，将来定是南面称孤之人。赐天剑一把，叫他日夜演习，到功夫成就，须把天下作恶的八百万人杀绝。黄巢来到一座深山寺庙，日夜苦练本领，所有吃住全由寺庙主持老和尚惮空负责。大约苦练三年后，己完成神仙剑术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斩敌首级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规定日期，立马准备举事。在举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惮空说：“师父，三年来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兴兵举事开刀杀人。你和庙里僧众，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开刀日，我会见人就杀，不分好坏亲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对你的报答。”惮空立即将黄巢话告诉僧众，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远远的地方躲起来。惮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后，便寻到山门前一棵千年老树，见此树枝茂叶密，有一线空心，便钻将进去，藏躲在里面。到了举事时辰，黄巢提剑四处觅人，不见踪影，便来到庙外古树前向天地稟告：“苍天在上，今日乃我黄巢举事之日，寻遍四周不见人影，只好拿此树祭剑。”话毕，举剑一挥，千年古树立刻劈为两段，惮空血头却滚将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1957年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大概我也属于“在劫难逃”的一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在全国登场。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一个一个被揪出来定为右派分子；接着文艺界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已会成为右派，更未意识到全国50多万知识精英会成为右派，私下和妻子说：“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会去反对共产党呢？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长篇小说，还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呀！”妻子紧紧地搂着孩子说：“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么想的，不知右派今后的命运怎样？”我平静一笑，无所谓地说：“有什么怎样？运动不就一阵风，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阵道：“但愿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满半岁时照像的事啊！”我抱过孩子亲了亲：“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报社渐渐开始紧张起来。突破口是文教组的记者梁正兴。他是四川日报社调来的，瘦高个儿，戴副眼镜，平时少有接触。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传部，两地相思,书信频频。谈爱情就谈爱情，此兄却将政治掺合进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丁玲、冯雪峰等人划为右派，认为这是以言治罪，剿杀对民主革命有贡献的人，是专制独裁行为。他的女朋友从“革命大局”出发，把这些信件寄给了报社党组织。党组织加上按语，又将它贴墙公布。于是群情激愤，梁正兴被揪了出来。不几天又有一位中学女生来信检举他，说他借采访和她讲恋爱，现在突然变心不理睬她，请报社领导给予帮助。报社为了弄清问题，立即派出一个姓杨、一个姓彭的記者去调查了解此事。很快查清问题，他己和那个女学生睡了觉。梁正兴的问题立刻上升为奸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报。五天后，报社在川报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为了起到教育打击的作用，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那天川报员工也全体参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态严肃，同仇敌忾，当党办主任阎凯宣布完梁正兴罪恶事实，两位头戴钢盔的警察，甩着手走着正步来到主席台，然后取出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把梁正兴两手铐在一起，押了下去。接着是参会人员表态，当然均是事先布置好的极积分子，内容不外乎是“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民除害”之类的套词。后来，听说梁以思想反动和奸污少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惊，成都建国中学党总支书部记兼校长潘清雍，土改时我们在一个工作組，被该校右派体育教师×××行凶砍伤，不久这个教师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掉。我听到这消息后打电话去慰问潘清雍，但电话里传来老朋友的声音不太友善，他这样提醒我：“小黄，要认请形势，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听后，我有点莫名奇妙：“我有什么问题？”23年后我“改正”归来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传部在我去电话前的三天，就己经找他了解我的言行。”他只说我“骄傲狂妄，目中无人”，未想到会把我打成“大右派分子”，因为他毕竟了解我：“一个学徒娃娃反什么党呵？”

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自已会被划起为右派，而且会是个大右派！一是认为自已出身好，热爱党和毛主席；二是认为自已没有右派言论，对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论并不苟同；三是自已还参予了对冯元春的批判斗争大会。

中国的事情说变就变。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书长张静之先生为首的反右工作组，带领五个干员进驻报社。张是个大麻子，山西人，官运不佳，传说他曾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成员，肃反中被审查过几天。1951年当过我们土改团的副团长，他知道我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工农干部，有过短暂的接触，对我印象不错。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个猎物。很快报社走道、窗口、楼梯，架起了扩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黄泽荣（晓枫）！”“剥下他工人伪装的画皮!”“黄泽荣（晓枫）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谓毒箭就是我所写的三篇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向党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时间，全报社的过道、走廊、楼梯口，只要是空余的地方全是丑化我的大字报、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用词之恶毒，选句之下流，歪曲事实之荒诞，纵是戈培尔先生也望尘莫及。不过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执政者尽皆视为“精品”，就象中国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当成气球吹玩一样。

我是个天生的不怕权、不怕势的人，一辈子认定事实与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报社召开全体编采人员的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的极积份子们，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仅不检查交待，还质问那些极积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真正反党的右派分子！”气得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我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既然是反党，《草地》为什么要发表它？”打手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在这个时候编委王畋（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四川日报调来的老报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么？你们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会议嘎然而止。

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王畋老右派！”“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已反党罪行！”“……”此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行政十五级降为十九级。最后，送到草堂寺去终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寿终正寝。

五人领导小组铁定我为右派分子后，不再处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壁反省，没人与我说话，没人与我亲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双双仇恨的眼晴瞪着我，好似借了他们谷子还了糠。组长肖青再没笑脸，恨恨的好象我挖了她的祖坟。胡克由这个《工商导报》的留用人员，过去对我毕恭毕敬，总是小黄前小黄后笑咪咪地叫个不停，现在却要我打扫清洁卫生了。陈泽昆、杨蓓、邱乾坤三人虽不和我交谈，却以眼神问候。不几天美术组的谭大同悄悄告我说：“小黄，市上要开你的斗争大会，势头有点凶，我建议你跑出去躲几天。”平时我和他来往不多，想不到此时却冒着风险透露消息，暗中为我出谋划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脸色不好，便哄着襁褓中孩子说：“乖，快向爸爸笑一个”。半岁该子己咿呀能语，见着我小脸蛋绽成一朵花，张着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凄凉，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久久地吻着孩子，待情绪稍稍安定后，才将此亊告诉妻子。妻听后，为我壮胆说：“跑什么？又没有杀人放火，未必说你反党就反党，斗争会也得讲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里却在说：我是吃运动饭长大的，要斗争你有什么理不理？不过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对反右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以为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一样，过上三、五个月，就万事大吉。谁知毛泽东早己成竹在胸，决心要把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赶尽杀绝啊！

　

千人斗争我的大会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去街头一家鲜奶店，给女儿取牛奶。当我一跨出房门，报社两个反右极积分子就跟上我。此两人就是调查核实梁正兴案的杨、彭两人，尽管长期来他们写不出消息、通讯，可追踪盯梢、检举揭发却很在行。我心里咯噔一下，准备甩掉他们一走了之，但想到头一天晚上，已向妻说过“不跑”的话，便打消了念头。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闪进路边公厕，急得杨、彭两人一头大汗，象苍蝇样满街乱窜。我心里好笑，暗暗骂：“你们也想盯梢？两个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罢继母给我作的早点汤圆，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从从容容向报社飞驰而去。进了报社大门，我架上车，沿着之字拐的铁楼梯爬上二搂，阎凯即将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开门见山说：“小黄，今天市上要开你的批斗会，有不少领导在场，你可要冷静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党低头认罪，千万不要耍牛脾气，切不可冲动。只要你能好好承认错误，今后仍是好同志。”我无表情地点头，然后下得楼梯，跟着全报社人排队结合，向总府街省府礼堂走去。

省府大礼堂，解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解放后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人民政府取缔收归囯家，经过投资改建后，成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物之用（现更名为假日皇冠酒店）。记得，在三个月前，开完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和杨蓓姐来此采访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头戴鸭舌帽，拿着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中等个儿，大头大脸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像《家》中的覚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议室里，漫无边际的闲聊，巴山蜀水，成都变迁，风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鲜战争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上甘岭战役》。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个十分怪异的話题问：“巴老，你解放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灭亡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人和事还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积累体验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话头，换成另个题目：“成都不错，变化真大，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杨蓓姐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再没说什么。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感，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许多难言之隐。后来我和杨蓓合写了巴金的采访记：《故里风光说变迁》，但文章平平，与采访实情大相径庭。后来杨蓓姐提醒我说：“小黄，采访不能那么逼人，这样别人会怕记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另一次来这里，是1953年我作为省市机关代表，观看苏联功勋演员、巴蕾舞大师鸟兰诺娃的《天鹅湖》，来的多是省市领导。那时，没有空调和暖气，成都十月已凉意逼人，为了不能冻住演员和观看演出的首长，大礼堂临时生上杠炭火，再以铅皮做成暖筒，悬挂在礼堂四周墙边，烤得人直冒热汗。第三次来此，是1956年8月，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而此时此刻，却是以右派分子之身，接受全市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唉，白云苍狗，变化须臾啊！

我一走进省府招待所大门，空场上大坝子和两面墙壁上，全是五彩缤纷的大字报与漫画。这些大字报、漫画是挂在临时牵起的长棕绳上，呼啦啦的在风中摇曳，象一排乐队演唱什么好听的音乐，迎接勇士的到来。我侧目四看，那些大字报、漫画全是揭露丑化我的东西，有点像贴在厕所、粪坑旁边的小广告，自无事实可言，要想怎么写就么写，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需想象和捏造，用不着求证和核实，真造就了不少扯谎“英雄”，刷新了党八股纪录，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资的样板。我缓步登上石阶，进得大礼堂黑压压的全是人，楼上楼下近两千个座位全无虚席，数百双说不清表情的眼晴向我投来。我不惊不诧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里在想：劲仗有点大，会不会逮捕我？管它妈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要怎样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台前面上首，悬着巨幅红底白字的横额，斗大一行字：“揭发批判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斗争大会”。台上坐着不少省市领导，有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省文联创作辅导部部长李累、中共市委书记郭实夫、副秘书长张静山等。揭发批判大会由我们报社总编张烈夫主持，当他宣布揭发批判会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怒吼的狂涛：“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我佯装未听见，直直地坐着不动。人们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动。于是有几个外单位的极积分子上前来拉我，我仍拒不站起来。在争执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绸衬衫被撕裂条大口，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主持会议的张烈夫总编辑，知道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便转个圈子说：“同志们，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不站起来，说明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现在就开始揭发他，看他低头不低头。”

我一生写过不少打油诗，其中有首《无题》，非常适用于此种场合。诗云：“白银耀眼金发光，珍馐美味最安肠。高官诱惑真君子，一点偿赐奴才忙。墙倒众推不费力，长听鹦鹉骂梅香。安全莫过猎死虎，杀了肥猪好分赃。”那些揭发批判我的人，有的是当年土改团的战友，有的是经我培养入党而当上乡长的农民。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为着一个目的：紧跟形势，抓住机遇，捞点油水，得点利益。当然，一个个锐不可当，说假话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样。我坐着，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揭发，他们的批判，就象看戏样地有趣。难道这些说得口沫四溅，语无伦次的人真正恨我吗？我既未从他们口袋里扒走一个铜版，更未把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扔进池塘，更未戏弄过他们的老婆，哪来这样大的仇恨？哪来这样大的劲头？只有一个解释：毛伟人的“阶级斗争”学说，把人变成了疯子和魔鬼，什么胡活、屁话，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斗会自始至终开得热火朝天，但被批斗的我始终未站起来，大家没有目睹风彩总是遗憾。大约两个多小时后会场又卷起一阵狂涛：“叫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站起来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于是有几个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汉，上前来拉我。我脑袋嗡嗡地发热，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来，眼看就要发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党办主任阎凯急忙上前，架开拉扯我的人，然后低声向我说：“小黄，听我话站起一下。”我顺从地站了一分鈡，然后又坐下去。

揭发批判斗争会开了整整一天，可能是发言的人说累了，参会听的人听腻了，到散会前夕，张烈夫总编辑叫我上台表态。在千百双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台，面对麦克风说了三句话。我说：“我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更无倒楣之怨；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历史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参会的人不依不饶，我以飘然走下主席台，在一遍嘶裂的叫喊声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动。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刋登了批判斗争我的消息。《成都日报》在一版上，用了这样赫然的通栏标题：

“成都市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及新闻界、文艺界人士举行大会，声讨右派分子晓枫的反动言行”

成都日报20日讯：“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反驳右派分子、流氓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大会，除该报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成都市新闻界、文艺界人士，工人代表、市郊农民代表以及省市区级党政机关干部1400余人，大会开了一整天，与会者一致严正斥责右派分子、流氓晓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晓枫在会上作了两次狡辫，态度蛮横，耍尽了各种无耻的流氓手段，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愤怒。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以下分为六个部分，约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赘那些疯话屁话，免污染环境。不过有一点应说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在“右派分子”后给我加上一个“流氓”二字？按说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溢山，终日不停，是谓流；氓者亡民也，无固定职业，飘忽不定是谓氓。现代词语中的流氓，便是成天无所事是，不是混迹赌场，便是浪荡花街，不是调戏妇女，便是聚众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细思再三，终于找出原委：记得在1951年参加农村土改工作时，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组长。那时，一位贫农的女儿、武装班班长蓝秀琼经常陪我一道深入乡村，访贫问苦，了解情况。由于长时间的接触，她对我产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妈给的，一时弄得我很为难。那时候的青年人很单纯，他们的心透明得简直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两个熟鸡蛋，内心当然会感到忐忑不安。于是，主动向土改工作组大组长文理阳“坦白”了自己的“错误”。当时，文大组长还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后，这位文大组长却又把这件事作为“钢鞭材料” 送到报社，这又给我增加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并且还在千人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 呵，原来如此！“流氓” 这顶帽子当然非我莫属。

我在组诗《风波万里》中曾写道：“百家争鸣不是鸣，党同伐异才是真。琳琅满目大字报，举国上下同一文。我辈吃若缘笃信，上当被骗在于诚。斗争会上敢较劲，蜀中右派我有名。”

　

覆巢之下无完卵

挨了一天的斗争批判，人搞得很疲倦，心里极度愤怒与不满，可有什么办法，你能抱起石头砸天吗？好在妻子早早回到家，搂着我心疼地问：“怎样，他们打了你吗？”女儿不知人世迁变，仍然张着胖嘟嘟的小手要我抱。我上前抱起孩子爱怜地亲吻着，心里愤懑似乎平静了许多。妻子发现我撕烂的衬衣，细细地检查我身上有无伤痕，在确定没有伤痕后才放心说：“还好，只是衣服撕烂了，怎么撕烂的？”我本想大声说出事情原委，突见窗前有人影幌动，探头望去，原是彭、杨两位积极分子奉命前来监督我的行动，三双眼晴相对显得很尴尬。

“小黄，没什么，我们来看看你，怕你想不通。”姓彭的矮个子皮笑肉不笑，还是相沿旧有的称呼，笨嘴笨舌作解释。我也礼貌性地表示说：“谢谢你们的关心”。

継母像示威似的特别做了一大桌菜，还买了瓶白酒摆在桌上，大声故意地说给远远监视我的彭、杨两人听：“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三代受苦的徒弟娃，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不断安慰继母说：“婶婶，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寃枉好人的。”

那晚妻子紧紧搂着我，不断吻、不断亲，深怕失去我。我也睡得不好，想去想来想了很多。透过朦朦月色，长望窗外石榴树出神。那两位监视我的人，半夜也不睡，老在窗前走去走来，真烦人啊！我静静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想着半月前允诺的全家照相的事，不会成为泡影吧？

第二天去到办公室，像往常一样翻阅着桌上的报纸，《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工人报》、《四川青年报》，全是有关斗争批判我的消息、特写、通訉和读者来信。我心里想，共产党用得着花這么大的力气来对付一个小青年么？这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吗！再细读那些揭发批判我的内容，不是编造便是夸大，甚至好些是无中生有。我凝目深深沉思：共产党的报纸难道是说假话的报纸，对其他右派也这样吗？看来这场反右斗争有点瞎搞，不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于是，更坚定了我不是右派的决心。杨蓓、陈泽昆、邱乾坤沉黙看报无语，不时投来关注的目光。通过对我声势浩大的斗争、揭发、批判，似乎這团火会延烧到他们身上，表情略呈紧张。肖青、胡克由一边看报，一边注意我的行为，使平日宁静、和谐的办公室，一下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报社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乘胜追击，楼道走廓里的扩音器总是在不停地叫，每叫一次，就揪出一个右派，战果辉煌，敌人众多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伟人”的英明指示下，报社编辑、记者中的精英们，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最先揪出的是杨蓓和邱乾坤，因两人在一个半月前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烂》作者），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有“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反党文章。开初，杨蓓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小组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会场冷冷落落开不起来。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了“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么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奴才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泡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杨蓓，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臂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校花杨蓓丑态。

中囯是一个封建国家，自古有句俗话“男怕背盗，女怕背娼。”谁个女人一和娼沾上边，这个女人就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与你离婚。贞洁贵于生命啊！当杨蓓一看到這幅漫画时，微笑消失了，清丽不见了，勾着脸再抬不起头，好像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含泪在离婚书上签了字，自此终生未嫁直到老死。

邱乾坤新从成都市话剧团调来，连报社“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热活”（成都话不久的意思），即成为右派，你说冤不冤？他刚新婚，窗户上喜花仍在，老婆即与他离婚，后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

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尽管他深悉世态，知进知退，报社内和报社外召开的各种“鸣放”会，连屁也没有放一个，也被定为右派。他私下说：“解放前我是《工商导报》总编輯，说话是右派，不说话也是右派，我不当右派谁人当右派？”所幸他很“认罪”，无论各种会都把自已臭骂一顿，后来获得“从宽处理”，行政降职三级，调到人民银行去打杂。接着，组长肖青的老公苏定生先生（南下服务团学生、从四川日报社调来报社，出任政法组长），因主张“报纸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向不良行为作斗争”，也沦为右派。当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报后，心里很高兴，暗自说：“肖大姐，你反去反来反到你老公头上了，还积极不？”我观察几天，并未影响她的极积性，对我还是那样厉害。一天我百无聊赖，信笔在纸上写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十个大字，被她发现，一手抢过去大叫：“快来看，右派分子晓枫又在恶毒攻击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猖狂向党进攻！”当然引来一场新的批斗。不过她并未和苏定生离婚（他们已有两个小孩），却用了种新的划清界限办法，对老公实施“家庭专政”，即家里一切杂活诸如洗衣、做饭、清洁卫生、刷地板、倒马桶之类，均由老公包干，若想做爱，得事先打报告经批准。这位十分有新闻才华的南下青年干部，不足四十岁就便郁郁而死，可惜啊可惜！

文教组的孙文元也中箭落马，他也是（《工商导报》）的业务尖子，平时对人态度极好，对领导更是唯唯诺诺，就因为他是老报人，必也难逃此劫，有什么办法，名气在那里了。新从市农委调到财贸组的宋德贵，听说因工作上问题和张烈夫总编辑顶了下嘴，也被抛出打入另册。西藏军区转业軍人摄影师美术组的张蜀华，在斗争我时他还上台作过精采发言，现在也成了右派。据说因他和组长王平关系不协调，王怕他太积极太超前拿走组长，不知怎么向张秘书长一汇报，就戴上这顶挥之不去的“铁帽”。财务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识分子，却逃不脱坏分子的帽子。一个不足五十名编采人员的成都日报社右派分子多过12人。1958年又补了一次课，编委段星樵、党办主任阎凯被“补了进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邻近的四川日报社战果更为辉煌，150多人的编采队竟然有50几个右派；省文联《星星》编辑部从主编白航，到编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峡等四人无一倖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自由写作》首发

 

香港行记(散文)

◎ 阿  钟   

 

生平首度到香港，也是首度出境（香港也算出境欤？）。曾有人来劝说别去，但我去意坚定，终于还是成行。以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身份与会，比起其他不能与会的会员，还算如愿。用来自海外与会友人的话说，“能出来，挺不容易的。”这多少让我感到有点庆幸。

2月2日与笔会会友吴非同机到达香港，在机场巧遇贝岭。和贝岭的上一次见面，还是在2000年。那时一梁尚在狱中，我们的交谈总也离不开一梁的事。那次见面分手后，他在去北京后自己也被拘捕了。后他在被递解出境途中，在浦东机场的片时逗留中还给我来过一个电话，不想此次一别，再次见面已是七年之后。时光如飞，令人慨叹人生之短促。贝岭看上去虽然风度依旧，却也掩不去脸上留下的岁月刻痕。自顾也是青春不再，忽忽不觉老之将至。

在机场还遇到前来接机的笔会工作人员，他们的热情使我们如遇家人。与我们同车前往西贡保良局北潭涌渡假营的还有来自澳洲的两位女作家曾铮、齐家贞，和其他几位我叫不出名字的热情的会友。

两个小时后到达会议驻地。想不到从机场到达会议驻地还有这么长的一截路程要走，一路上我也无心观景，水泥建筑对我这个来自上海的客人来说也无甚新鲜感。一路上我和贝岭闲聊，也把我新出炉的书《拷问灵魂》拿给同车的朋友传阅。

此次会议的全称应该叫《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是国际笔会第二次在亚洲地区召开地区性会议，与会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介绍，本次会议是国际笔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地区性会议。写到这，倒使我想起来之前，我对前来劝阻我的人的说，我作为你们这个地区的人，去参加这样一个会议，你们应当感到荣耀。莞尔。

多年不见的老友孟浪正忙于会务，无暇与我多聊。与我同来的吴非，还有蒋亶文、吴晨骏及我等4人同被安排在一室，蒋亶文与吴晨骏住一个房间，我和吴非住一个房间。

蒋亶文是老朋友了。当年在上海的延中星期文学茶座上，那时的他只有十几岁，和王若望是忘年交，我们常听他吹嘘与王若望的交往逸事。有一次，王若望写了一首诗拿给他看，蒋亶文大概是为了让老人高兴吧，说：“很现代派嘛。”老人听了一怔，若有所解地说：“这个就是现代派？这就好！这就好！”与蒋亶文一别经年，想不到跑到香港来碰上了。

吴晨骏的大名早就耳闻了。他的诗我是欣赏的。当年京不特从丹麦给我和一梁写信，曾竭力推荐我们与吴晨骏结识，只是当时机缘不具，想不到这次在香港有了深谈的机会。吴晨骏圆圆的脸，与我想像中的那个人可不一致，他的作品可不胖，圆润却清瘦。

现代派诗人吴非，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次我与他结伴香港行，倒让我认识了他性情中另一面。当年他决绝的现代派姿态，很影响了一批人。近年来，他以“老酒葫芦”为名写下大量直锥人性隐秘处的“黄段子”，在我看来，这些“黄段子”非那些浅薄下流的黄色文学可比。他竭力撺掇我与他一起提议设立笔会“黄色文学”专栏，被我一口拒绝。

会议一共进行了5天，5天时间里新朋老友相逢，令我这个不常出门的人见识了各路才情横溢的文学人。香港温暖的气候，也使我这个从苦寒之地的上海来此的人感受到某种畅快。我有机会与迈平进行了短暂的接触。由于此前我曾听到过有关他的一些传闻，也由于我和他在网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小小的笔争，使我有可能更多地认识到他性情中率直和不阿的一面。正如京不特在与我谈论起他时所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可惜他太忙，我没能有机会履行一梁所托，代他敬迈平一杯。

值得一记的是，我与尼泊尔女诗人苏罗的结识。这位来自高原佛国的诗人，她黝黑的肤色令我对那个雪色皑皑的美丽国度充满了想像。当我把我的诗集《拷问灵魂》赠送给她时，她高兴地对我说，她回去以后会认真地阅读，不懂的地方就借助字典来读，她还要把这本书翻译成尼泊尔文呐。也许这个雄心不那么简单能实现，但她的真诚使我感动。如果她因为此动机而学会了中文，也算是这本诗集给她带来的一个不小的收获。衷心祝愿她一切圆满！

人事的变迁也使我产生了些许的无奈与惆怅。余光中先生是我敬重的台湾前辈诗人，我在青年时代曾读过他许多音韵讲究的诗作。但眼前的诗人显然老了，满头银发，已非是我想像中的那个潇洒倜傥的诗歌骑士。他在对台湾与大陆文学进行比较时，观念陈旧，对大陆文学的评说亦令人有隔靴之感。

会议期间曾安排了一次一个小时的文学沙龙活动，与会者可以在此出售自己的书，同时也进行创作交流，巫一毛主持了这个活动。我的书卖出了一本。买者是来自四川的铁流先生。据他自我介绍，他是一个老右派。当年他因为写了一首小诗而坐了二十多年的牢。反右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是隔膜的。但是今天，现代历史上荒诞的这一幕，好像并未终结。据别的朋友介绍，铁流先生在当年也是一个著名的右派，至少和流沙河一样著名。其实我应该送他一本，让他花钱使我心生疚意。

在沙龙上，一些诗人和作家朗诵了自己的作品，一毛也朗诵了自己的作品片断。在她笔下，优美文字表达出来的苦难往事，令人听来感怀无限。在现场踊跃的气氛中，我也念了一首关于冬天的诗：

　

寒冷的统治岂能久远

在我眼前是一排棕榈树
窗玻璃上污渍斑斑
并不影响我看清午后阳光下
这一排光芒四射的棕榈树

睡意袭来
节后的阳光把眼中的黑染成了红
我咏叹棕榈树
因为我不忘诗人之本
在寒风料峭的早春
让棕榈树发出可笑之芽

狗发出英雄的吼叫
是要对春天发情
万物伸展四肢
处处散发解放的气息

寒冷的统治无论多么漫长
烂漫的春天已经不可避免
我站在风口
真想用舌头去舔
这棕榈树流下的
阳光之蜜

韩国诗人高银，远远看去，就知道这是个吃过苦的人。从对他简短的介绍中，我们得知，他曾经历过多年的牢狱生活。他的朗诵简直就像是闷雷，语言的隔阂已算不上什么，只有他排浪般的激情在我们心灵的堤岸边汹涌。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之夜”，在场的人谁不为这位异国诗人的澎湃音流而动容？！尽管我无法了解他诗歌的内容，但他使我相信，诗歌的跨语言跨国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不了解高银其人的生平和著作，但我相信，他的苦难也是文明世界全人类的苦难，他的愿望也是文明世界全人类的愿望：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还有什么比自由表达来得更为重要？！

香港之行的最后一夜，我和吴非、吴晨骏一起在夜色下的香港街头稍作漫步。独立笔会一行人在小聚一餐后，大家散去，我们三人便钻进小巷子里去，想看看有些什么好玩的。这是邓丽君曾唱过的香港之夜，二十年前青春岁月里梦中的香港之夜，今天，我在这个梦里徊徨，当醒来时才发现这个梦是如此短暂。

2007-3-17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武宜三：贝岭谈中国出版审查制度(演讲稿)

七朵金花(随笔)

◎ 兰  馨   

 

我们这辈人，几乎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部叫《五朵金花》的电影，并对影片所描绘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载歌载舞的生活和爱情留有深刻印象。每每想到片中五位性格各异、美丽善良的“金花”姑娘，我就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七朵金花”——阿姨家的七姐妹。

儿少时过年，初一阿姨一家来我们家吃饭，初二我们一家去阿姨家吃饭，就象左右横动的钟摆一样，十年如一日，已成两家的“制度”。因此，跟表姐们的相聚，几乎全在有吃有穿的春节，济济一堂，印象特别美好。

阿姨个子高大结实，白里透红的圆脸，生得慈眉善目，说起话来耐声耐气的，现已快九十高龄。别看她现在整天掐珠念佛、清心寡欲的，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她可是轰轰烈烈、隔三差五地生育，只是一肚子的千斤，生到第七个才罢休。

看看表姐们的名字，都是那么的“花香袭人”，但命运各异。

大表姐桂蓉，长得挺象阿姨的。由于姨夫的“历史问题”——昔日租界里的一个巡埔，建国初期便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沦为政治“贱民”，1958年毕业后，大表姐被发配到河南开封的一家工厂。上海小姐哪里受得了北方的艰苦生活，通过杭州当领导的舅舅的穿针引线，她结识了近郊果园里的一个老实本份的员工，不久便通过姻缘落户杭州大观山，免遭发配之苦。真是嫁鸡随鸡，结婚没几年，大表姐已讲得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以至于我以为她是我杭州的亲戚呢。有一年春节大表姐来我家作客，吃过午饭，我陪她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直爽的她突然嗓门大开，冲着前排一个不停地晃动脑袋妨碍后面人看电影的高个说：“你这个老贵，乍个这样”（意思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看电影的），立即引发一场“口水战”。我被大表姐竟然用杭州话教训上海人搞得不知所措，要知道在当年，上海人自感高人一等，外地人都被歧视地看作“乡下人”，岂能容忍大表姐她用“土话”说三道四的。儿少时的这个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大表姐入了党，做了官，再后来居然还当了几届“人大代表”。我一直不解，这么一个心直口快、仗义执言的人，是怎样当上官的呢，因为“贤人渐退，小人日进”是中国官场的历来写照啊。

二表姐桂凤，苗条的身材，秀气的脸面，总是带着微笑。或许是在空军部队当医生，一身军装的二表姐，总让我感到她走起路来也特别的英姿飒爽，尤其喜欢她军帽下的两条不是太粗太长的辫子。有一次，她带着也是军人的男朋友来我家，我觉得他们俩就象当时电影里的一对红色恋人，从银幕里走到了我的现实生活中，使自己乏味的生活变得美好、多彩。那时，我真羡慕二表姐找到了一位军人，而且还挺英俊的。那个年代，军人可是怀春少女的“白马王子”啊！因为表姐和表姐夫的军人身份，阿姨家变成了军属，春节的年货供应就比非军属要多得多（他们常把多余的让给我家），这是对“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最好诠释，也最能说明我国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下——先是说美蒋反动派勾结反攻大陆，后又说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欲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不得不凸现军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三表姐桂仙，生得小巧玲珑，两片薄薄的嘴唇，快人快语。1962年毕业后，被一曲欢快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溶化灌农庄”所引诱、激发，三表姐瞒着父母，偷偷拿了户口簿，到学校报名去了新疆。那知一下火车，迎接她的是沙海深深、冰山闪闪。她傻眼了，想再返回大上海，可比登天还难。在一个由户籍制所维系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社会里，迁出的户口就象泼出去的水。后来，三表姐与在疆的一位上海籍战士结婚，丈夫复员后进入新疆公安局工作，再后来随丈夫工作调动一起离开了据说是好地方的新疆，落户宁波。之后，每每我们兄弟姐妹头脑有所发热，父母就把三表姐作“反面教材”，说得我们哑口无言。

四表姐云仙，身材高挑，口齿伶俐，性格活泼。很幸运，1965年毕业后，四表姐分配在上海闵行一家响当当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当年这可是一只金饭碗啊。她学唱“样板戏”特别棒，尤其是《沙家浜》里阿庆嫂与刁得一的一段对唱，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其实这也没什么稀奇，那时文艺贫乏，除了几个样板戏外，什么也没有，四表姐就把“阿庆嫂”演唱到极致，这算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奇特效应吧。发生在四表姐身上的故事很多，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结婚闹洞房那一天的“故事”。当时，在挑选由谁来摸“子孙桶”（在嫁妆的马桶里放些长生果、枣子、红蛋等，预示新郎新娘早生贵子）的时候，四表姐执意让我弟去，而弟竟然一下子就摸到了红蛋。日后发生的事情便有点玄乎了，阿姨家的第三代也全是千斤，唯独新婚之夜被弟摸到红蛋的四表姐，生了一个男孩。看来，民间的一些神神道道的习俗——尽管横遭打压，但它还是代代相传，其中还真藏着不少未解之迷呢。

五表姐凤仙，就象冬天里的水仙花，清新、素静，中等单薄的身材上配着一副白皙的瓜子脸和细巧的五官，细细柔柔的说话声让人感觉特别的贤惠和善良。可惜，五表姐生不逢时，1968年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一遍红”政策，去了当时让我感到遥不可及且是蛮荒之地的吉林延边。在七个外甥女中，我妈好象最喜欢五表姐，或许是认为她一个文弱女孩，在外“插队落户”挺可怜的，所以格外疼她，只要她回家探亲，妈总叫她来我家吃饭，并精心准备饭菜，还有可口的午点水果羹。我喜欢五表姐来，她不仅会带来黄豆、黑木耳、人参之类的东北土特产，也会讲述一些那里的风土人情，我听之眼界大开，好奇心陡增。作为回礼，我妈则送她一些肥皂、毛巾、布料等日常生活用品。当时购买这些东西都是要凭票的，我不知道妈是怎样从牙缝里省下的，印象中除了送五表姐以外，妈还接济杭州的亲戚，而当时的票证是按生活最底标准发放的。

六表姐凤娣，个子高高的，圆圆的脸上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笑起来象弯弯的月亮。看“凤娣”这名字就知道，姨夫是多么渴望最后生一个儿子啊。1971年毕业后，因为五表姐已在外“补地球”，所以六表姐的命运就被改写，分配到了全民所有制的图钉厂。六表姐的独特之处是她的恋爱观，即男方可贫可富、可俊可丑，但不可不是中共党员。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里，这种恋爱观到是很“革命化”的。如其所愿，六表姐最后相中了一位工作在派出所（现称警署）的中共党员，甜甜蜜蜜地结了婚。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有点“不孝”——无后为大，我不知道“革命化”是否与此有关。

七表姐月凤，白里透红的鹅蛋脸上，相嵌着两个甜甜的酒窝，天生的一副婀娜多姿的身材，使她成为学校里的美女舞蹈家。记忆中，逢年过节属她最忙，不是参加学校文艺演出，就是参加街道文艺表演。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为我们亲戚跳《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骏马奔驰舞，那个活灵活现样，让我这个比她小的表妹羡慕不已，我苯拙地模仿了几下，结果落得个贻笑大方。后来听阿姨对我妈说，追求七表姐的小男生不少，但她不为所动，自觉用毛泽东思想来抵制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蒙昧主义的“文革”时期，人们相信，不但人的思想问题能用毛泽东思想来“清神启智”，而且人的精神疾病也能用毛泽东思想来“祛病除疾”（见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七表姐除了喜欢跳舞演出之外，还喜欢看文艺小说。无论是我到她家作客，还是她来我家作客，我常看到她手里捧着一本书，安安静静、孜孜不倦地读着，那种神态，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十八世纪画家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油画《读书的少女》。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的场景，都已成串串记忆。如今，表姐们早已为人之妻、为人之母，有的退休，有的做了外婆，有的则挥泪送别丈夫。我常想，表姐中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边缘化”，人生不尽如意呢，如充满爱心的五表姐凤仙，中年丧夫，哮喘缠身；舞艺出众的七表姐月凤，转七转八地做了点心师。她们本该有更好的命运啊。

不知是谁说的：一个人可以生错地方，但不可以生错时代。这是否为一个解释命运的答案呢？

　

　

《自由写作》首发

 

在影院(实验小说)

——向贝克特致敬

◎ 涂海生   

 

由于便意来得突然，我不假思索地解下裤子开始排泄。快感像一束闪电，迅速从脊椎传遍全身，直至肢端。如今很少有机会得到这样的愉悦了，即使射精也很难做到如此的简捷而纯粹。所以定时凝神于排便，满足于粪便所带来的高潮，并发出恣意的呻吟声，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享受。其实它更应算是肉体上的享受，对此，我总是难以区别。我的智力不允许我做无谓的研究。再说我也没有时间，因为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在厕所，而是在电影院的座位里。屁股接触到的不是光滑的坐便器，而是弹簧椅套的粗糙帆布。不用看就知道它是深绿色的，上面嵌有半生锈的小圆钉，致使底下的海绵隆起，形成规则而好看的棱形图案。弹簧椅也不是完全撑开，而是与椅背形成锐角，底部露出很大的缝隙。这说明我是欠着身子坐在弹簧椅椅垫的横截面上的。这姿势显然不够舒服，但我好像并不在乎。小时候人矮，在后排看不清楚，总喜欢这样增加高度。可到底也怕别人指责，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影片带来的快乐几乎都被看不真切的烦恼抵消了。如今影院里没几个观众，随便怎么坐都没有关系了。活在现时真是幸福。但很难证明我仍旧活着。至少，我不再关心银幕上到底在放映什么……一大片金黄。菊花？也许只是一大坨另外什么东西？过去我总是很关心内容的，也关心女演员的长相，她们的虎牙，她们掩饰过的胸脯。可现在没有精力再关心了。为了获得更多的快感，我只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肛门及肛门附近。有可能我还是一个隐匿的鸡奸者呢，只是从来没有人来引诱我，将他的阳具借我在那个部位活动。那会有染病的风险，而拉屎却丝毫不用为这些担忧。而且拉屎总的来说是更卫生、更健康的生理行为，任何医生都赞同你尽快地推陈出新，改善新陈代谢功能。瞧，现在我两手支在扶手上，两脚也着了地，开始一并发力。这个姿势固然重心不稳，但脱裤子方便，拉出的屎也容易掉进弹簧椅下的那道深缝，最终销尸灭迹。但影院内并不如想象的暗，稀稀落落的近十名观众埋伏在椅背边沿，仿佛射击用的靶子，但不移动，他们的发型和性别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安全门上的灯箱闪着“出口”两个字。虽然那块有机玻璃显得肮脏而老化，模糊不清，但安全门没有完全关闭，光线从外面长长地钻入。纷乱的灰尘中有永恒星球运动的轨迹。我知道那里的厕所离我的座位大约有二十米。只要小跑过去，还来得及把剩下的半截大便拉到蹲式便池里——光滑透亮的黄绿结合体，犹如夹心的玻璃艺术品，在同样光滑透亮的容器内沉浮才更加适宜，落水时还伴有咚的一声，清脆而沉稳，所有重物都以此证明所受到的地心引力——但周围的亮度阻止我采取行动，再说，排便的快感会随着走动消失殆尽。于是，我仍旧坐着，一动不动，听任那团东西慢慢地离体，坠落。当然，我也不想寻找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一切都已发生。不可能不让它发生。好像我一旦知道了这件事，就不能再让我不知道了。这段记忆将如何抹得去？但即使如此，就算发生了，也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根本无所谓记忆不记忆，因为并没有谁在真正地拉屎。我盼望快点从梦中苏醒。这注定是个梦。我并不真实。我的感觉也不真实。所有一切不过是神经末梢由于刺激引起的一阵阵反应。组合，作用，传导，然后就是莫须有的快感，为此我不得不冒有伤风化的险。过去在大学图书馆，面对高大的书架，我也能很快产生便意。当然，后来我更愿意去超市，因为那里的置物架同样又高又大，具有更物质化的压力。我熟悉那阵痉挛是怎样在小腹处犹然而生，快速游走，并寻找突破口的。就像偷窥了女生晾在宿舍过道里的内裤，随后躲进被窝手淫，那即将射精前的一阵挣扎，既绝望又刺激。我的肉体随时能为自己找来这样那样解馋的食物。但我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有的只是爬到高潮时的颤抖，跌入谷底时的失落，都是虚幻的感觉，把我折腾得够呛。当然还有恐惧。这种感觉比其他感觉来得慢，却不容易清除。于是它一直伴随着我，以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我现在只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臭气。在香精厂里也有类似的气味，比它更浓，但人们好像从来不会对此介意的。如果把它移到其他地方，比如说一家影院，就会引起恐慌。至少领座员会赶过来察看个究竟。而我仍旧坐在原处无动于衷。裤子懒得拉上，也没有兴趣低头朝下面观看。我的坚持有了结果，领座员并没有朝我走过来。其实根本就没有领座员，谁都可以坐随便什么位子。但离我最近的一对情侣突然站起来，走到前面去了。有可能他们是闻到了臭气，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厌倦了躲在后排长时间地接吻，因为坐在前排照样可以大方地接吻，而且可以看清银幕上女主人公的乳头，那就像蕃茄那么大，而整个乳房只能拿车轮来形容了。又有一个观众换了位子，仍然无法证明是因为闻到了臭气。在一座空荡荡的影院看电影，没有理由不让人中途换位子的。这可以让你从不同角度体验空虚。人类的空虚。如果我是一条狗就好了，每当抬腿方便过后，守在一旁的主人总会抖开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袋，撮取那点实物，套上另一个塑料袋后，郑重其事地将它们投入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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