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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的姓氏对很多中国人来并不陌生，他首先使人们联想到的是“托-季联盟” 中的季诺维耶夫。事实上，他在西方也常常被人把他和那个化名为季诺维耶夫的人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并无任何瓜葛。国内有文章提到过他，记忆中只留下一个曾经反对苏联体制如今又对俄国现行体制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最近这些年来，他在俄罗斯算得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其特立独行世人皆知。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一些主流报刊上，有时是作者，有时则是别人文章中的一个人证；他的身影也出现在电视上，有时是访谈，有时则是与政界人士辩论。2002年10月29日是季诺维耶夫80岁诞辰，这一天或前后，《莫斯科晚报》、《苏维埃俄罗斯》等数家报刊发表了对他的专题访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季诺维耶夫是当今俄国思想界不容忽视的人物。

第一次见到季诺维耶夫是在2002年11月初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乌尼契为他举办的80岁诞辰庆贺宴会上。是日，校长办公室外的学术会议厅里，来自首都各高校和科学院的几十位学者济济一堂，数名记者穿梭其间。大家争相发言，追述当年同学、共事或师从时期的旧事，表达自己对季诺维耶夫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祝贺。然而，我却在季诺维耶夫脸上看到一种与周围热情洋溢的氛围不协调的表情：是习以为常的淡然，也有置身事外的漠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宴会结束，要求签名的人陆续散去，我寻找机会与他交谈了几句。我发现，在给我的签名中，日期整整差了一个月。廉颇老矣？但是他仍然激情洋溢，有时甚至相当绝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这样说：“他的一些论断常常令人恼火，你很难同意他，但与他争论是徒劳的，那将是自取其辱，季诺维耶夫会向你提出逻辑上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哪里来的那些论据来。他擅长倾听，这正是他的说服力所在。而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吃惊地，甚至惊恐地发现，不知不觉中，他的见解已经成为你的了。”

我开始听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讲授的“逻辑社会学”。听课者老中青三代一目了然：除了选修这门课的本科生，其他都是莫斯科大学或其它院校的老师，其中不乏两鬓斑白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研究历史的退休女教师是提问和讨论最积极的分子。而我，也许是来听课的第一个中国人。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好奇丝毫不亚于我对他的好奇：当然，他的好奇更多的是针对我身后的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少，即使有，也多是负面信息。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鲜有人能对中国有正确认识。对于普通民众，中国等同于“东方异国情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正常化的各种民间交流，包括学术的或商业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主要是改革的巨大成就。人们渴望了解真正的中国，对此我深有体会，想来季诺维耶夫也不例外。上课中，他在评说俄国社会的某一现象时往往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怎么样？” 当被问及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他这样回答我：“我对中国的情况很不了解，所以不能对它进行令人信服的评论。” 但在潜意识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不仅寄托了他对这一社会实践的深切关注，中国自力更生的发展成就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认识和他思考苏联体制的崩溃和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的混乱等原因的有力论据。因此，在课堂上他不止一次公开宣称：“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除了中国。”

因为这层师生关系，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课上课下，我们常常向对方提问，但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原因，每次交谈都言犹未尽，很多时候，我提出的问题他不能当场作答，待下次上课时给我一份书面回答，有时则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告诉我答案在某章某节。因此，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他写的文字中得来。与此同时，我也从介绍他的生平、著作的文章和他的同事的议论中一点一点地释疑，他在生日宴会上的那一落寞表情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永不衰竭的激情的最恰当不过的注脚。

作为苏联的同龄人，季诺维耶夫的一生见证了苏联七十年历史：

一个油漆匠和农妇的儿子，中学时代熟读马恩著作，由于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认为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与马恩著作不符，而把一切归咎于斯大林个人。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哲学文学史学院，与几个同学组成恐怖小组，打算在阅兵时行刺斯大林，计划破产，小组成员遭到逮捕，未成年的他被判处入监，由于押解人员的疏忽，他逃脱了。1940年，在全国各地东躲西藏近一年后，最终被抓获。其时，苏联反击德国的卫国战争已经打响，他面临两个选择：上前线或蹲监狱。就这样，他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被送往航空学校学习，上前线作战，获得空军上尉军衔。

1946年季诺维耶夫挂着战斗勋章归来，成功避开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考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54年以探讨《资本论》逻辑理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获得副博士学位。这篇在今天受到颇多赞誉的论文（2002年底，俄国科学院哲学所原封不动地出版了该论文作为送给季诺维耶夫80岁生日的礼物，并在简介中给予了极高评价：“它意味着国内哲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意识形态化的经院教条向专业的严谨和科学转化，提出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基本主题和问题”。），当年在莫斯科哲学界引起过相当的轰动。莫大校长在季诺维耶夫80诞辰宴会上的发言称之为“当时国内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事件”，答辩会吸引了许多学生旁听，国家学术委员会数名代表亲临答辩现场，季诺维耶夫不得不答辩了三次才获得通过。论文的大胆创新鼓励了更多的后来者，也引起了西方苏联哲学研究者的注意。这一注意在苏联引起的反作用公式如下：被西方研究者称赞的，苏联国内就予以批判。季诺维耶夫正属于此列。

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1956-1976，其中，1967-1970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因拒绝开除有参与持不同政见运动嫌疑的同事而被解职），同时在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55-1976）。除了哲学、逻辑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外，季诺维耶夫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同时开展文学创作，在上述各个方面他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迄今为止，他出版了关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著作14部，社会学论著14部，文学作品18部，还有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无从统计的学术论文和杂文。学术的创新、思想的敏锐和叛逆使季诺维耶夫在西方许多国家声名鹊起，他的著作和文章被迅速地译为多种欧洲文字。

季诺维耶夫的社会学研究与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紧密结合，其文学作品则借助文学手段描述其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创立的新体裁——社会学长篇小说是他对俄国文学的重大贡献，既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也造成了他个人生活的又一次重大转折：1976年他的第一部社会学长篇小说《破绽百出的高度》在瑞士问世（先是俄文版，随后发行法文版），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被开除所有公职，失去一切学位和职称以及各种奖励和称号；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再次面临选择：移民或者入狱，他选择了前者，也就失去了苏联国籍。1978年，季诺维耶夫举家迁往德国慕尼黑，一走就是20余年。

侨居德国期间，他在欧美许多大学授课讲学，受邀到处演讲，同时，高强度地从事写作。这时，他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了，西方出版社纷至沓来，数十部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一度成为畅销书。1978-1999年，季诺维耶夫出版了30本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他带来了各种荣誉和奖项：他是芬兰、罗马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院士，法国和意大利多个城市的荣誉市民，“欧洲随笔奖”（1978）、“美第奇外国长篇小说奖”（1979）、“欧洲科幻小说奖”（1980）、“托克维尔全球社会学研究奖”（1982，当年竞争对手是今天中国学者已经耳熟能详的波普尔）、“特维尔全球奖”（1992）等一系列奖项的获得者。1990年，苏联恢复了他的国籍和相应的一切。1999年，季诺维耶夫携家返回俄罗斯，等待他的是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他如今是莫斯科大学和高尔基文学院的教授，科学院哲学所和社会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还主持莫斯科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的工作。他的头上闪耀着各种荣誉光环：俄国社会科学院、欧亚国家科学院、俄国语言文字科学院都授予他院士称号。然而，他是寂寞的：有人怕他，有人厌恶他，更多的人敬畏他，但似乎没人能够理解他。

季诺维耶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生活公式：“我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他常常抱怨人们对他这一公式的误解，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的生活公式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在社会和集体高于个人的条件下争取和坚持个人自由与独立的意愿。” 他清楚地知道，在苏联时代，他这样的意愿不仅违背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逆历史潮流。但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思考中从未放弃这一公式，他力求挣脱学术政治化的影响，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解决学术问题，发表学术观点。从副博士论文开始，季诺维耶夫在逻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形成一个独特的逻辑学学派，得到当时颇具权威的芬兰逻辑学同行的认同，1974年被芬兰科学院授予院士称号；他的思想通过德国学生维塞尔在德国传播开来，产生了季诺维耶夫逻辑学派的柏林小组，该小组在复合逻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学方面，他把苏联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一个经典模式来研究，确立了独特的研究方法——逻辑社会学方法。正是用这一方法，他得出了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即将面临危机的结论（《破绽百出的高度》，写于1974年）。移民德国之后，随着苏联社会改革的展开，他预言了任何极端的改革都会导致苏联的毁灭（《戈尔巴乔夫主义》，1988）。

他的预言最终实现了，苏联真的崩溃了，但他说：“这不是我希望的。” 这个终生与苏联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批评者其实是个矛盾体，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认为这一矛盾是合乎逻辑的：苏联的瓦解“不是我所希望的，这只是一个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也就是说，他只是作为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研究者把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逻辑总结，最终形成文字而已。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传达出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思想的倾向，相反，他说：“正如我以前所讲的，我降临并生活在其中的那一社会，不是我创造的，它是不以我的意志和愿望而赋予我的。因此，我从未打算摧毁它。我视之为一个历史现实，一个既成事实。我既不是它的拥护者，也不是它的反对者。在西方，我不得不多次回答读者和听众的一个问题：我赞成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我回答道：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的回答是真诚而准确的。不能把人分成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还有很多人，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毫无差别，他们并不把自己归属于这个或那个范围。并非对共产主义的任何批判都是反共产主义，也不是所有对共产主义的正面评价实质上就是对它的赞同。并非任何对苏联的批评都是反苏联，正如不是所有赞扬都意味着赞同它本身。我对苏联社会的态度比上面提到的三种情况（赞成，反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更复杂。我反对这个社会，但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无意摧毁它，也无意给它造成损害。我批评共产主义，但不是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 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有时是非常明确的：“苏联时期是俄国历史的颠峰时期。” “共产主义思想是最高思想，没人能够废止它。生活会让很多人正面它。”

季诺维耶夫多次痛心疾首地感叹人们故意或因为理解能力的局限而不能体会上述细微差别，因而塑造出一个虚假的季诺维耶夫形象，一个反苏、反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对此，他给我作了详细分析：“‘持不同政见者’一词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它指的是那些对苏联现实持不同于官方提倡的观点的苏联人；其次，它指的是那些不仅排斥苏联意识形态，而且反对苏联社会体制即苏联共产主义的苏联人，也就是反共产主义者。以前没有把他们区别开来，到现在还把他们混淆在一起。我批判地看待苏联现实，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但我也没有成为反共产主义者。相反，我一直是共产主义社会体制的支持者，是理想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客观上对削弱苏联意识形态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我只追求科学地理解社会现实，作出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与当代现实不符）的结论，我的文章仍被视为敌视苏联现实。我个人对苏联现实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还在1939年就形成了，由于不以我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吻合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反共产主义思潮，但我过去不属于这一思潮，现在也不认同，而我的读者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他一再强调，“我想弄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我想告诉同胞真相和我是如何理解它的”，如此而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曾收敛一贯的锋芒，一反常态地反省道：“我批判苏联社会的目的不是要搞垮它，我也没那个能力。但如果我早意识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指他的著作、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实际上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瓦解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绝对不会那样做。”

季诺维耶夫一生都在批判，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无一不成为他的批判对象。苏联时代，他批判苏联社会，身在国内，却与周围环境形同陌路，在俄语中有一个适用于他这样的人群的新词——“国内侨民”；移居西方，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西方社会，他同样对它的社会体制及其形同虚无却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分析。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并非它所宣传的那样自由而多元化，尽管它包含了自由、民主等元素。这是一个以钱为首的集权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民主” 只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它们具有多义性，不能用来概括西方社会的真实特征。而西方意识形态的扩张即全球范围的西化是一种新的殖民行动，全球化则是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世界秩序的新尝试，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后苏联俄罗斯时代，他回到祖国，批判的激情从未稍减。季诺维耶夫称现在的俄罗斯如同一只长角的兔子，一个四不象的怪物，这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在反共产主义的改革旗帜下摧毁整个苏联社会根基的结果。不顾或不懂社会规律的大变革使俄罗斯沦为西方的奴仆，一个原料供给地。对此，季诺维耶夫的锥心之痛溢于言表。

且不评说季诺维耶夫的论断准确与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他的批判所预设的结果很多都变成了现实。更让人诧异的是他不知疲倦的斗志：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他都不能说服自己保持沉默，他只遵从自己内心的指示而决不妥协，更不媚权媚俗，他一直努力实践而且实现了“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生活公式，从而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心灵自由。而大多数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如他评价的那样，不仅成为不合理体制的可怜牺牲品，也为这一体制贡献了“精神食粮”，沦为它的帮凶——他认为这是苏联体制存在和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们在苏联土崩瓦解时刻的沉默就是一个佐证。

也许，季诺维耶夫的尖锐和清醒远远超越同时代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注定了他的孤独与落寞。但他似乎并没有放弃，在各种场合解释、叙述他的主张，向他的同胞述说他所理解的“真相” —— 一如一个现代骑士，朝所有看得见的和遁隐无形的非常人事挥动着他的老剑，甚为悲壮。他的一个同事如是说：“这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曾经有过敏锐的思想，写过很多尖锐的文章，但现在已经老了… 他一直在批判，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总是眼望未来，如果在那里找不到希望，就转向过去，永远不正视现在。” 不知道季诺维耶夫对此会有什么反应。遗憾的是，由于仓促决定提前回国，我们约定的长谈不得不改为匆匆话别。进一步探讨季诺维耶夫现象，就只能寄望于他能实现中国之行了。

 

(2006年底，异军突起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盗墓派”，该书先是以网络连载的形式获得了360万惊人点击数；落地书出版了4本，系列销量目前也已达到50万册。此后2007年初同题材网络小说《墓诀》、《盗墓笔记》等也趁风相继出书，让“盗墓派”一度称霸畅销榜头。

从《达芬奇密码》的热映到《鬼吹灯》火爆畅销，人们对于神秘的事物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用作者“天下霸唱”的解释这是缘于大家对“深渊”的崇拜，那种神奇的探险经历，几乎可以让所有人暂时从现实世界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得到精神上的放松。　　

初看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是鬼的故事，名字听着怪吓人的，一直都没敢碰。后来突然在网上看见它的解释，原来书名仅仅是来自“人点烛，鬼吹灯”的传说，大概意思是进入古墓之中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须迅速退出，不可取走任何物品。相传这是祖师爷所定的一条活人与死人的契约，千年传承，不得破例。

既然是在古墓中点灯，自然跟盗墓题材脱不了干系，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主人公胡一八家中传下来的秘书残卷《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开始他根本就没把这本书当回事，后来上山下乡当知青时误打误撞闯进了东北古墓才意识到古人修建陵墓是按照风水来选址。依靠着这本书，他带着好朋友胡胖子一起渐渐深入盗墓者的行列，进入关东军秘密地下要塞，云南古谷，陕西龙岭迷窑……慢慢揭开了西域古国精绝城的秘密。

《鬼吹灯》能火，完全在于它特殊的题材——盗墓，在以前没有几个人能把其中的名堂讲得丝丝入扣，没有哪个传说有头有尾、绘声绘色，但是盗墓内幕、风水宿命、神鬼传奇，永远是人们好奇并着迷的要素。很多网友说，看此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的投入，“平时都市喧嚣的一切似乎完全被隔绝，只有屏息凝神地目睹着年代久远的遗迹，等待着精彩发生”，由于作者的故事讲得惊险离奇，胆大的人也能吓出一身冷汗，胆小的人恐怕连门都不敢出了。

趁着《鬼吹灯》小说的风靡蹿红，漫画版《鬼吹灯》即将赶在本月上市，电影版《鬼吹灯》也在协商购买中。

看《鬼吹灯》的后遗症： 　　

大概是由于太痴迷主人公的探险经历了，很多网友在看完后都不约而同地引发了后遗症，大家在网上列举症状以寻病友。

1.停电的时候，习惯把蜡烛点在房间的东南方……

2.进屋的时候不想从正门进去，总想着有没有什么打盗洞的可能

3.看到像爪子的东西，总翻看上面有没有“摸金”两个字~

4.看见下水道没井盖就老远的绕道走，怕是鬼洞

5.总怀疑自己是不是哪个古国的后裔

6.经常逛潘家园，梦想着能找没皮没面的风水书

7.晚上做梦，心里老想着自己突然也搞个古董来就可以买房了

8.誓死也不再吃粽子，害怕晚上满脸长毛

9.晚上不敢开窗，怕阴风吹到自己

10.晚上习惯看星星，不随便说话，谁知道身边有没有鬼

主人说书

张牧野：不读古书光靠编 　　

◎张牧野

《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真名叫张牧野,地道的天津人,今年只有28岁。开始打电话一直是关机，他的经纪人告诉记者，他最近好像在家闷头写书呢，后来终于开机了，一问果然要出新作品。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你又开始写书了？

张牧野（以下简称“张”）：本来三月一号想开始写《鬼吹灯外传》的，最近公司有点忙，没腾出工夫呢！

青周：是《鬼吹灯》续集？

张：不是，就是一个系列故事，跟《鬼吹灯》没什么关系，主要讲“水图腾”的崇拜，其实中国在特别老的快要消失的文明里特别崇拜水，认为人是从水中而来，死了之后也要在水中而去，掌握了水的秘密才可以长生不死。　　

青周：你从哪儿知道的？

张：我编的，你信吧，呵呵。

青周：那你的故事里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呀？

张：细节是我编的，但是很多素材都是我从新闻中看到的，只是把它们扩大化了，比如《鬼吹灯》里关东军地下要塞，摸金校尉有一次盗墓的时候无意中挖通了一个地道，因为我也去参观过那个地下工事，其实里面没什么就是几个炮眼，但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把它戏剧化了，把它变成了一个蝙蝠洞，又加了个存放干尸的棺材和密室……其实就是加了这些拿人的情节。

青周：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是从书里看到的？

张：我不怎么看书，订的杂志就那几本：《看电影》、《航空知识》、《电子游戏软件》。

青周：不读古书？

张：你看我像读古书的人吗？哦，我喜欢看《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我小的时候家里就那么一本课外书，还是“文革”时期的版本呢。不过我喜欢看电影。想当导演，不是没那机会嘛！

青周：《鬼吹灯》漫画版已经部分登在网络上，你看了吗？觉得怎么样？

张：还成，就是觉得漫画版跟我写的没什么关系，它不是《鬼吹灯》的插图，而是根据《鬼吹灯》改编的，我也不好点评漫画怎么样。

青周：电影呢？现在谈得怎么样了？

张：好多电影公司都在谈，美国好莱坞、派拉蒙都来谈这个剧本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呢！

 

今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无间道风云》和最佳外语奖《窃听风暴》（又译《别人的生活》）有一个共同之点：都是有关“特工”的。前者是根据香港电影《无间道》改编，内容是人们熟悉的黑白双方的卧底故事；后者是德国三十三岁年轻人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施马克了不起的处女作，内容关于当年的东德当局如何通过窃听来监视控制艺术家。

在很大程度上，这次的最高荣誉与其说是颁给《无间道风云》这部影片的，毋宁说是颁给它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这个人的。此公1973年以自传体黑帮片《穷街陋巷》一举成名，1976年拍摄的《出租汽车司机》成为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也将美国独立制片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此后每隔一两年这位老兄都要闹出一些不小的动静，他先后四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愤怒的公牛》1981、《基督最后的诱惑》1989、《好家伙》1991、《纽约黑帮》2003），以及不止一次最佳编剧提名，但是都失之交臂。人们称他这一次获奖是“众望所归”，的确，有关马丁·斯科塞斯与奥斯卡就像是一部长长的悬念剧，它应该落幕了。

从影片本身来看却不免令人泄气。不应该说根据别人改编的电影在原创力方面，肯定就逊了一筹，但是这部美国版的《无间道》实在没有多少激动人心之处，其紧张、热烈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饰演卧底的两位大明星莱昂纳多和马特·达蒙充满焦虑的表演完成的，应该说，此前的梁朝伟和刘德华比这二位沉得住气多了，所呈现的性格也较之复杂。由马丁·斯科塞斯“成千上万”个繁复镜头（他近些年的“标牌”）所传达的，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缩减故事，其中黑白分明，善恶有别，各走各道，所谓“卧底”，不过像是换了一个科室上班，不同的环境对于当事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其他渗透性影响，他们都不准备用自己身边人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哪怕一分钟，不承认在对方身上也有自己的任何内容，并因此感到有些内心压力。影片安排了两个卧底英雄共享一个女朋友，以与女性的交叉关系来替代人物本身精神内部的交错纠结，这真是非常表面幼稚的。可以说，当马丁·斯科塞斯离奥斯卡奖越近一些，他离自己最初凌厉冷峭、不屈不挠的起点就越远一些。这令我想起此地的陈凯歌，以陈凯歌在《黄土地》及《孩子王》中流露出来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厚视野，他其实不需要拍摄《无极》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而马丁·斯科塞斯拍摄这部获奖影片，也仿佛是同样的鬼迷心窍。

对比之下，这部《窃听风暴》提供了一个补充视野，不管从人性的复杂性来说，还是人性的可能性来说，这部影片的处理完全不同。年轻人多纳施马克为这部电影整整准备了九年，当他拿着自己写完的剧本四处寻找投资，人们第一反应是“这个东西太严肃了”，他们推测观众仿佛更加喜欢《再见吧，列宁》那样带有怀旧的喜剧影片。

不只是马丁·斯科塞斯影片中的那些“黑白”卧底人员，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是在一种“规定情景”下生活，按照老掉牙的剧本扮演自己的角色。除非“剧情”发生变化，否则“性格”一如既往，人们进而将环境说成是命运，一切都是环境使然。用这部影片另外一个主人公、剧作家德瑞曼先前的话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能做什么呢？”德瑞曼的“环境”是1984年年底的东德。在他夫人主演的戏剧剧场包厢里，坐着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警察。在观众席上，坐着这个国家的文化部长。散戏之后，文化部门与安全部门的人们一道坐在空下来的座位上，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因而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负责监听剧作家和女演员夫妇的任务分派给了一个叫做魏斯乐的警官，他原先在警官学校教育年轻学生们怎样运用不给睡眠的疲劳战术，从“嫌疑犯”口中掏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他的课堂上有学生提出“这样做是不是不人道？”他的反应是迅速在这个学生的座位图示下标出一个不信任的记号。当然他也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剧作家“老奸巨猾”，不轻易让人抓住把柄，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他不能发现什么，将会直接影响他的仕途，他的“头”在布置任务时就是这么说的。但是看上去这位魏斯乐先生踌躇满志。他还有一个动机不能挑明说——刚才看戏时，他用望远镜紧盯着女演员许久许久。他与他的同伴在剧作家家里布满了窃听电线，保证每个角落都能够听见，包括他们夫妇做爱时。

不能一概用“犬儒主义”来形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情况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对于德瑞曼来说，他的底线是按照良心而写作，为了写作他需要过一种安静的、不受搅扰的生活。但当文化部长当面威胁他的剧本有问题，他的演出可能被取消时，他当即表示“人是听从于自己的良心的”，即他可以在所不惜。他的两位作家同行毫斯和艾斯卡看起来比他要更加激烈一些，他们使用的语言正是我在翻译工作中所写下的：“本来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如今变成司空见惯的”以及“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好友艾斯卡自杀，德瑞曼这样的生活也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艾斯卡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丧失了写作状态，为此日夜不宁，感受自己的忍受到了极限。他的朋友带来了一部微型打字机，他用这个东西写下了关于东德人们自杀现象的文章，其中发布了艾斯卡死亡的消息在西方发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东西当然是匿名的。相反，那部庞大的警察机器因此而感到极为紧张，有人开始为找出作者忙碌起来。

如果说德瑞曼通过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打开一个亮起来的人性空间，许多人为他的做法受到鼓舞，那么，窃听者魏斯乐的所作所为则仅仅为他自己所准备——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他也为自己打开一个人性的空间，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升华的人性。

开始则是不自觉的，他为女主人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当他看见自己崇拜的女演员由那位部长的车送回来，他为这对夫妇感到不平。他干预生活即干预“剧本”的第一个举动是在监听室里弄出门铃的响声，让丈夫去开门，让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正从那辆豪华轿车里走出来。第二次则更加过分了。当这位妻子在胁迫的下仍然要去旅馆与那位大人物会面，他从暗处现身，以一个热情观众的身份表示喜欢的就是她的“真实”，并提醒说“为了艺术出卖自己，这可不是一个好买卖”。当这位夫人返身折回，令她的丈夫欣喜不已，也让他自己充满了成就感。

而他密切注视这对夫妇的一举一动时，他也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这类与与自己的环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当好友艾斯卡自杀，德瑞曼难抑胸中悲痛，在自家钢琴上弹奏出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魏斯乐戴着窃听耳机，在一大堆冷冰冰的监听机器面前也感到热泪盈眶——

一种他不熟悉的感情出现了。的确，当年的列宁也为这首曲子所感动，同时担心这首曲子会影响他所从事的暴力革命的原则，令这位革命导师“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当然实际上他没有去做。这位好奇心十足的窃听者还从剧作家的书桌上带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在这样的句子面前流连忘返：“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暇/而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谁为这样的诗句而激动，谁就仍然有救。他继而向上司提出由自己一个人来监视这人家，这样他就可以有选择地记录下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打字机的事情始终没有出现在他的记录当中。而当影片结尾处女主人供出了藏在自家过道地板下的“作案手段”之后，他竟然提前一步，在他的同行没有到来之前，将这个烫手的东西转移走了。他再次改写了“剧本”也改动了自己的“角色”。比较起马丁·斯科塞斯获奖影片中的两位“特工”，这一位窃听者要有意思、有魅力得多。他走出了自己的“规定情景”，用自己的“性格”制造了另外一些场景，不仅使得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劫难，也使得自己的人性得以拯救。

导演兼编剧多纳施马克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你是有选择的”。这就是我称之为“伦理上的想象力”的东西。它指的是人们出于对于自身的信任，决意过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觉得那是可行的。它既存在于生活当中，也存在于创作当中。人们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种比现在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觉得自己可以“离地”，走进那样一种生活中去，而不是永远地被某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纠缠着。将一种伦理上的冲动称之为“想象力”，是因为那样做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是匪夷所思，或者在别人眼睛里是大逆不道的。哪有一个“趴窝”的特工最终被自己监视对象所感染？当多纳施马克联系运用当时东德一些办公大楼进行实地拍摄，监狱博物馆的馆长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据这位博物馆长说，在整个东德，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也没有！而这位年轻人之所以坚持这样写剧本这样来拍摄，是因为逻辑上这是可能的。这就是良心的逻辑，伦理上的逻辑。

多纳施马克的想象力来自“生活”，来自那些有想象力改动自己“剧本”人们的生活，他们是捷克的哈维尔、扬·帕托切克、伊万·克利马，是波兰的米奇尼克、库隆、里普斯基，是东德的比尔曼（东德）、匈牙利的基斯，他们都不是天生打算成为英雄的人，而是像这部《窃听风暴》中的德瑞曼一样，仅仅想不受干扰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也与德瑞曼一样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于是迈进另外一个争取自由的空间。当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反问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最终支持他们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伦理的要求：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当从改变自身开始有所改变。

影片中缺乏这种伦理上想象力的是剧作家的妻子、女演员克里丝·玛利亚。在特工魏斯乐劝她别去部长那里约会之前，她的丈夫就已经劝过她，说她是如此受人欢迎的大演员，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是她就是不听。她不能想象自己没有部长庇护的情况，不能想象没有鲜花和观众，那种局面只能令她感到恐惧。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前面提到的马丁·斯科塞斯也许提供了一个注脚：老马都已经如此如彼，没有必要一定要捧那个小金人。啊，陈凯歌也已经如彼如此，也没有必要拍那个《无极》，看来某些人性弱点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位美貌性感的大演员克里丝·玛利亚走得更远。在当年东德的个人档案公开之后，丈夫德瑞曼读到厚厚两大叠他的“黑材料”，有许多是这位妻子所提供的。

我在批评当下年轻导演的创作时，经常遇到的反应是——对方振振有辞地说，这是生活中真实出现的，即认为作品只能照搬生活。《窃听风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是根据生活本身而是根据生活的逻辑、伦理的逻辑编造出来的故事，而它相当具有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伦理上的想象力，便是拒绝艺术上的最要命的想象力。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勇于改动自己“剧本”的想象力，对于魏斯乐来说，这种想象力部分地是通过倾听贝多芬的音乐、阅读布莱希特的诗作获得的。

 

Z兄：

自从前几日答应你为郭君飞熊写篇文章后，近来颇感难于着笔，这对于我来说是少有的。我虽不敢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矜，但写文章于我来讲确也是家常便饭，易如反掌。世间文章千千万，宇宙文章万万千，动人者固不多，值得深长思之者亦少，大多平凡如朝露，正如你我的人生。而写郭君之文，却使我颇费踌躇。杀气腾腾的一方会说，你还是怕惹火烧身吗？看来我们足够有威慑力，哦耶！且慢作这样的欢呼，如果你们真这样想，也未免太高看自己。杀气腾腾者往往因为心虚而高看自己，这不足为奇。正义凛然一派会说，有何踌躇可言？像郭君这样坚毅勇敢的人，你还吝于赞美，那你还算一个什么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你还算有什么良心？我要说大义凛然于今固然是稀缺资源，但大义在身亦可不必一定时时以凛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像我尊敬的胡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不自标道德楷模，却能及身而化，润物无声，说明白谦和、平直有理的话，于我这样身受奴化教育，身染戾气、中毒甚深的人，都有化育之功，让我虽不能至，却也心向往之。下面将要说的几点，非全部关涉郭飞熊君，其间的缺失也非郭君一个人才有，我认为与我们这些热爱自由民主的人有关，因此一并说出来，请大家指教。

一：我赞同郭君“不流血、无敌人、非暴力”这近乎“三无”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一下子就让人想到甘地。甘地有人称其为圣雄，有人称其为巴布（父亲），这些都不是甘地自封。我看《甘地传》真的是很感动，因为他说“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但看人群中一片圣化的赞叹之声，我还是生出应有的警惕。我想甘地是值得敬佩的，但也不必神化。一个人要在一个信奉权威，崇拜偶像的国度，有清醒的头脑，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人都容易听好话，喜欢受人注目，喜欢别人夸大自身的优点。好在甘地在一个比较信奉权威的东方土地上，还比较清醒，否则威权主义的火苗，便会滋滋而生，而酿成神化中的鹦鹉也难救的大火。

要赞美一个人是挺容易的，但要赞美得是地方却不容易；要批评人也不是那般艰难，有横下一条心的野蛮，带着一身戾气，也不难做到。但要中正平和地评价一个人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二：不要身陷宏大叙事的丛林，这是个活不出来的丛林，因为这个丛林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人有限的脑子给废了。郭君飞熊在具体维权时所体现的勇毅与坚持，我非常欣赏并支持，但他说到国家、民族时，他常把自己给忘记了（他与焦国标的论战，焦的话虽未必都对，但郭似乎更不能让我接受；他的“911挤掉美国多少泡沫”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领域正面临一场思想风暴”的文章，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有人会表扬说，这样多好啊，这样的人公而忘私，这样的为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胸怀祖国，而惟独没有他自己，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我不知郭君怎么想，如果有人这样说我，我会觉得不快，会觉得愤怒。无论怎样的高帽与夸奖，都抵不过侮辱我智商给我带来的创伤。

郭君在维权时是个务实的人，但在谈论国家及民族时，他似乎忘记了人在国家、民族之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国家、民族这样的大氅，在这个专制到让憋气的国家，谁也不敢不穿。穿上这个大氅，即使你满身流脓，也没有人看见。即使你走近了，别人闻到了他的一身臭气，有一些人掩鼻而过，有人甚至会说，这身臭气是多么香啊，只有少数说实话，你这身衣服穿得把你捂出了痱子，捂出了一身恶臭，把你这件爱国牌大氅换下来洗洗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族群身份的认同，这是人的本能，但不应该有过份的民族主义；我们应该知道爱国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个什么主义。我说爱国主义可笑，或许你认为我可笑偏激，但我说爱妈也来个爱妈主义，爱老婆来个爱老婆主义，想女人来个想女人主义，你一定会觉得可笑。爱国这事，就一定比你我各自爱自己的妈更高尚吗？爱国可能像空气一样，不必提，它也存在，你一提它，反倒可笑，你时常提它，就觉得你在搞比傻表演。你一个人傻还不成，还要许多人与你一起傻，你一个独舞还不干，还要别人与你一起群魔乱舞，这是实足的把人当猴耍。

什么时候需要大提特提爱国，那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但即便是那个时候，你也不能说“爱国压倒一切”，一切都压倒了，国爱来还有何用？（一切都压倒了，稳定这劳什子还拿来干什么。我们长点逻辑的脑子便不难知道它的可笑）在非常时期，就像冬天，需要穿一件爱国的大氅，以便保暖。但一年除了冬天，还有春、夏、秋三季，你却一直穿着那件厚重的大氅招摇过市，你自己恶臭不难为情，也要替别人想想。如果不替别人着想也就罢了，但强迫别人也要像你一样夏天穿着厚重的爱国大氅招摇过市，这便损伤了别人的权利。这样损害我的权利哪怕是以爱国的名义，我也要说不！

三：不要自我加冕，要自我祛魅。争取民主自由，其实也就是争取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这事业也许并不伟大但实在是非常需要。君子示人以朴，一般人都理解为君子以本真状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但我的理解是，除了展现本真状态外，还有不装神弄鬼，不要神化圣化自己，要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局限，要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是有缺陷的一代，我们注定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是人。何况我们身处一个怎样罪孽深重的国家，大家的缺陷是何等的昭彰。缺陷是人的胎记，不足是人的标志，神魔同在是人的宿命。不完美，所以我们要努力；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要自我加冕，不要自我神化，不要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人想把自己神化，那是对神的僭越——我这里只是借用，我固未必信人是由神造的，但也不敢说神是由人造的，但神的观念似乎是由人造的——没有比这样更不可思议的了。神化自己的人，那是野心膨胀到想把自己看作非人，那是个人欲望膨胀到遮住了自己的私处，却无法掩盖自己满身罪恶的痔疮。针对中共不注重真正的民生，或者说口惠而实不至，却热衷做神六上天之类好大喜功的事情，香江才子陶杰曾说：一个满身痔疮的人却穿了一条时尚的内裤。我说，从以前的“伟大、光荣、正确”到今天的“八荣八耻”，几度夕阳红，痔疮依旧在。我们的奴化教育，把人倒挂起来了，倒挂着是很不舒服，但不少人却甘之如饴，而且“有很多人在表演倒挂金钩”（流沙河先生《庄子现代版》）。中共当然是最喜欢表演倒挂金钩的了，我们也应该自我提醒，别自己表演了倒挂金钩，却还在那里得意洋洋。

四：培养有风度的敌人，学会做不越过底线的妥协。这事是非常难的。许多人虽然常分不清是非，但不妨碍他自以为正确，甚至以绝对正确自居，真理好像是他家养的狗，随唤随到。如果这样的话，家狗野狗遍地，何患真理无处无之？我一直认为民国时有不少的友谊，令我赞叹，如陈寅恪与吴宓、胡适与陈独秀。事实上，互相之间在观念上作一个有风度的敌手，也不乏其人。民国也有它的污浊，但在那时也还有尊重敌手的古风，尤其是在胡适身上，尽显无遗。两国相交，不斩来使。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更不作无端的道德审判。好像别人做事的动机，他已洞悉无遗，揣在自己的荷包中，随时可作把柄拿出来展览。这样的意图伦理，常常心存有罪类推，将使你的敌手没有风度，也不会用有风度的方式来对待你。你或许会说，你冉云飞真是个书呆子啊？你还想别人有风度地对待你，他还想掐死你呢！我知道，也有人不喜欢我，但我想让他们认真地对待我，而不是将我置之死地而剿灭。我曾说过，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不神化自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自产敌人的。因此自由主义很难成为一股现实的政治力量，但却可以成为不停叮咬国家这个庞大机器，不可替代的牛虻。没有这些牛虻的努力，不知道一些心怀野心的人要怎样的圣化自己。胡适与陈独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思想上的敌手，但却不妨碍他们的友谊。我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做人之底线，并不妨碍我们互相之间的不同，观念之有差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五：白天终会来临。黑暗在中国几千年了，似乎从不曾休息过。而且似乎还在蒙蔽我们的渴求，但我还是相信，天终有要亮的一天，哪怕这一天需要等五百年。我愿意在黑暗中，与诸位想说话者一起说话，互相鼓励打气。但从不愿强行喊醒那些在黑暗中沉睡的人，他希望在沉睡中过完他的一生，这也是他的权利（我在以前的博客上已有表达过）。如若是我们发出点声音，也有人有同声相求的企望，那么我们就一起在寒夜里互相温暖，一起在黑暗说点话，互相扶持着走。所以从不敢以启蒙者的自居，自身还有许多蒙需要去启，何敢以启蒙者的面目示人？有人老觉着我身上的精英姿态，那实在是种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来自我读书稍多，能够稍微比他们写点文章，或许有时文字里的心态，有太过自信而强加于人的嫌疑。我也并不忌讳，人永远不可能完美，人的思考是有限的，不然上帝不会发笑。不然苏格拉底、蒙田不会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尊敬胡适先生，但却不曾准备一座神龛去供他，让他去吃冷猪肉。我对他最大的尊敬，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凡人来对待，当作一个在邪恶盈地的人间，而依旧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他的光辉依然可以照亮像我这样被愚弄了整整几十年，充满了非此即彼思维，充满报复思想，充满戾气，只重利害而不问是非，把胜利看得比求真更重的人。想起他，就像我们在无尽的黑夜里，想起天边的第一缕晨曦，他不经意地挂在那里并不炫耀。他从不想让你把他视为抬头望见的北斗星，因为你把他当作唯一的方向，唯一的指示路标，乃至唯一的依靠，甚至唯一的老师，那么这就是有违“师教”——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但如果你随时搞意图伦理，老是揣测别人的动机，动辄去怀疑别人，那又有违对待人要在“疑处不疑”的“胡训”了。

我说黑暗从不曾休息过，不是说就没有白天，白天终会来临的。我只是说，黑暗好像在中国特别慢长。中国这个无灯的隧道，不仅黑暗，而且人们似乎死寂地走在其间，没有任何一点声音。即便有幸听到一点，都微弱到让人感到似乎不曾存在过。因此，我们要表达一种互相的声援与支持。

我家“狄更斯”作为一只守夜狗，它像我们的政府官员一样不守亚当。斯密的教导，当好说几句“现在已是几更几时，小心火烛”的更夫，而是嗷嗷不休，害得我三点即起。我对他不好好守夜，侵犯我睡觉的权利，表示愤慨。在控告不好好守夜的狄更斯之余，临屏敲键，写下如上的信，与其是在说郭君，不如说是在说不完美的我们自己。我无意且无力更无心教训谁，更没有资格指责郭君的努力，我对他的努力充满敬意，但我对他涉及到国家、民族时的一些观念，不能认同。但即便如此，我也反对中共对他的打压，对他维权而进行的非人迫害。我再次强调我对郭君许多具体的努力都是支持，对他一些涉及宏大叙事的言论，是持批评态度的。从郭君目前糟糕的处境，以及维权不令人乐观的情势来讲，从人情物理上来看，我本来也只想把这文章写成对郭君的“表扬稿”，但无奈我是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不愿因为什么统一战线，把我自己的思考也给“统一”掉了，更不愿遵奉为了达到最高目的——即便这目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把自己的思想统一掉，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后，要想回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就不容易了。这就像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早期共产党人，不乏心怀赤诚为劳苦大众牺牲一切，当然更包括牺牲独立自由之思想，最后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虽然敬佩郭君，依然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以上言说皆为一得之私，非敢以为必是，更不敢以真理自恃，望Z兄、郭君及大家諟正。

冉云飞2007年3月19日凌晨3：15至7：30于成都反动居

我觉得走出来对艾滋病人有好处，能把整个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告诉外界。中国的传染途径与外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卖血。我想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很重要

卫生部主管艾滋病的副部长王陇德跟我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王陇德副部长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卖血和输血导致的；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第三个，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

3月15日上午(当地时间3月14日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80岁女医生高耀洁接受了世界妇女权利组织“生命之音(VitalVoicesGlobalPartnership)”的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来自五个国家共8位杰出人士获奖，其中有四位中国妇女:高耀洁、王行娟、谢丽华和郭建梅。

平生第一次出国领奖的高耀洁，惊动了中美高层。前美国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该组织的名誉主席之一。她说:“我觉得中国有这四位坚强的女性在这里得到承认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颁奖典礼前，她专门接见了高耀洁医生。

今年80岁的高耀洁医生原是中国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主任医师。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艾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

美国当地时间3月18日清晨7点，在洛杉矶友人家小住的高耀洁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

 《南方都市报》记者 姜英爽

希拉里个别会

见我说谢谢你的信，才能让我来到这里

记者:首先祝贺您这次获奖。这两天在忙什么？

高耀洁:他们(会议组织者)给我建立了一个健康档案，帮我买了一份保险，正在给我在一座大医院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

记者: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高耀洁:这两天记者的采访一拨一拨的，够累的，我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了。检查结果现在还不知道，检查可细(致)可细(致)，跟中国医生一点都不一样，要是我在这里看病，可急死了。

记者:您80岁了，还是这么急性子啊。在美国这些天，是怎么安排的？

高耀洁:来到之后休息了几天，然后就是去华盛顿领奖，开了一个发布会，各个方面的会见，国务卿和夫人会见，希拉里也是个别会见了我，然后就是采访，我都不知道见了多少个电台、电视台。接下来我检查完身体，就要去我妹妹家住几天。她已经在美国定居了。

记者:您跟希拉里见面的时候，谈了些什么？

高耀洁:这个人很家常，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一开始她就问我的工作，问我在美国习惯不习惯。我看她还是不像大家评论的那个样子(强悍)，她很同意我在防艾工作上的一些看法，包括提倡性道德、洁身自好等等。我还跟她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的情况，她对中国情况很了解，是个中国通。

记者:您有没有表示对她的感谢？

高耀洁: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说谢谢你的信，才能让我来到这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她亲自把我送出来。

卫生部副部长来看我

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落实的话，就是中国艾滋病人的幸福，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记者:您80岁高龄了，还有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高耀洁:我80岁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学去讲演，证明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这次到美国来领奖没有奖金，但是待遇非常好，也有很多人捐款被我拒绝了。连机票都是头等舱，组织也很隆重。

记者:您在经历了这么多艰难之后，站在领奖台上，是什么样的心情？

高耀洁:发奖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我在台上的表情，我心情非常复杂。一个是非常乱，另一个我也很高兴。现在中国比过去开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能亲自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中国一个进步。我能来到美国，落实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也落实了和谐社会，现在国家更民主，有人提意见可以接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我来美国之前的2月23日晚上，卫生部主管艾滋病的副部长王陇德来看我了，我们在谈话中间，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落实的话，就是中国艾滋病人的幸福，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第一就是王陇德部长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卖血和输血导致的；我并不否认有‘性传播’和‘吸毒传播’、‘母婴传播’。看来现在是‘母婴传播’比‘性传播’还多。但是主要是因为穷，卖血，因为有病输血。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医学的学生，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打电话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后来派人给他检查，却发现他得了恐艾症。他都学了四年医学了，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何物，王副部长也觉得很奇怪；第三个，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他们不敢暴露身份。

记者:你觉得高层已经知道中国艾滋病面临的严峻现实？

高耀洁:对。我当时就和王陇德说，我老婆子80了，就图一句真话，如果都像你这样说话的，就真的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这个王陇德是我近年来见过的几十个卫生官员里面态度最好、最诚恳的一个了。他是代表吴仪来的，承认这几条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能不能落实还让人担心，因为很多时候，上令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又反映不上去。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感谢希拉里的努力，感谢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不过我也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情况感到很沉重。

记者:您为自己感到骄傲吗？

高耀洁:压力很大。那天在记者会上我也说，我觉得我很惭愧，而且我是个失败者，我并没解决多大问题。我希望做更多的努力，我们的国家也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传艾途径，主要是卖血

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继续死人，艾滋病还会继续增多

记者:有机会到美国，和国际组织、和一些人士接触，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

高耀洁:我觉得走出来对艾滋病人有好处，能把整个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告诉外界。中国的传染途径与外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卖血。我想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很重要。现在(国内)大家都只知道防治艾滋病要用避孕套。卖避孕套的可发了洋财了。我最想表达的是，中国如果这样卖血、这样输血下去，血液问题不能断绝，艾滋病继续传播，继续死人，孤儿不是继续增多吗？你光说“救孤儿”，救得了吗？你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艾滋病人能断绝吗？

记者:您觉得大家还是认为艾滋病主要是靠性传播的？

高耀洁:这是一种误解。现在各地还在卖血，比如你们广东。在2月份，1月份，山西和广东还有两个大的“黑血站”卖血。有人卖，就有人输。最近见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小孩2004年10月24日出生，2005年8月23日从沙发上摔下来，头上摔了个包。是个男孩子，(家里)比较娇，到医院去看，医院给他输了一袋“血小板”。到了9月1日，又给他输了一袋，孩子从这以后就发病了。2006年6月9日，这个孩子死了，得艾滋病死了。(这孩子才)十九个月。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妇女情况比他们更严重。第一，是剖腹产、子宫手术、宫外孕手术，输血感染比较多。我名片上有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aoyaojie)。在我那博客上，我老伴去世这半年，我收到因为妇科手术感染的四十多例，而且发生在一个县。还有人工流产，还有一个上(避孕)环出血也感染了……你们可以把博客上这些东西看看，看看这些情况。有一家四口人就感染三口，已经死掉一口了，都是艾滋病。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继续死人，艾滋病还会继续增多。这是民族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全民族的问题。

记者:您到美国去，也看到当地的艾滋病情况了，是吗？

高耀洁:对，我去看望了艾滋病组织，他们送给我好多小礼品，还有他们自己画的画，他们这边的艾滋病(人)跟正常的其他病一样，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他们这边的病人主要是同性恋等性传播。他们还有杂志。把他们找到的无家可归的艾滋病人都收到一起，管吃管喝。一些情况好的还在那个组织做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帮助那些发病者，他们还建了一个面包房，卖面包赚钱，来养活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弄得挺好的，光是员工就400多人，规模特别大。

记者:中国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个病。

高耀洁:大家都不肯承认自己有艾滋病。其实少林寺底下有三个乡都很严重。我去过一个居民点，38家，40多人都有(艾滋)病。一进村，我就发现一个女的在晒太阳，嘴巴都烂了，明显是有病，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她说没事，说不到三句话，就跑了。最后我给病人发方便面，她又歪歪扭扭来了，我说你不是没病吗？她说，“丑”！

赴美领奖，与美国艾滋病救助组织Housing Works志愿者在一起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艾滋病问题，不只是河南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问题，好多地方比河南还要严重。现在政府也承认，每年艾滋病人以30％－40％的增长率在增加

记者:国外的艾滋病组织了解中国的情况吗？

高耀洁:不了解，我把我制作的光盘和照片送给他们了。如果光盘做得太长可能他们没有耐心看完，但是我做得比较短，应该很容易看明白。

记者:这次颁奖是国际组织来组织的，您觉得国际组织了解中国的艾滋病情况吗？

高耀洁:不了解真正的情况。这一次我见了好多议员，女议员。她们对我说的这情况觉着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我都拿着东西呢，我会把照片照出来。我希望让大家能知道真实情况。能促进中国政府对腐败官员加以处理。起码说，将来中国能走向真正富强。有一个议员，他跟我说，他去过中国，去过中国一些打工者聚集的地方，说发现了成堆的几百个丢弃的针管，他说那是注射吸毒扔下的，我说不可能，可能是医院的医疗垃圾。你想想，中国的打工者，哪有钱去吸毒，哪有钱聚集在一起成堆吸毒？

记者:他们认为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吸毒导致的？

高耀洁:对啊，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其实主要是卖血，利润太高。第二个是宣传力度不够，王陇德也承认这一点，第三个问题更可怕，是发艾滋病财的人。有人利用网站募捐，以养活艾滋孤儿的幌子来骗钱。其实艾滋病问题，不只是河南的问题，要只是河南的问题也好，实际上是中国的问题，好多地方比河南还要严重。

记者:从您1996年开始关心中国的艾滋病到今天，你觉得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是有所好转了？

高耀洁:越来越严重。包括我自己，我原来还以为是个别的病例，是局部的，现在发现是全国的问题，比如新疆，而且都是血(问题)。现在政府也承认，每年艾滋病人以30％－40％的增长率在增加。

记者:据您了解，新增的病例多不多？

高耀洁:多，你看贵州25个县还在卖血。那时候都以为云南贵州的艾滋病人是因为吸毒，实际上我2003年就知道主要是卖血。那里比河南卖得还凶。

我也干不了多久了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艾滋病的背后是这样复杂，我是欲罢不能。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把那两本书出版，把真实的情况留在人间

记者:你希望政府能为艾滋病患者多做些哪方面的工作？

高耀洁:如果能真正落实王陇德谈到的这些问题，就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很难。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我还要看看，下一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记者:要想根本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高耀洁:首先要清除地方上的腐败。

记者:您在上海高校的演讲中反复说:不要说瞎话；不要做假事；不要做假货。

高耀洁:要是都做到这三句，民族就有希望。但是许多人还在说假话，这是全民族的悲哀、国家的灾难。

记者:您在防艾路上走的这11年，可以支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高耀洁: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艾滋病的背后是这样复杂，有很多人干一二年就不干了。我是欲罢不能。你也知道，我老伴不在了，我没有那个情绪再干。可是，老是有人把孩子送给我，说“你老人家行行好吧，我们快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看看怎么样把孩子给我养起来”，老是有人跟我反映情况。

记者:您老都80岁了，您还准备在这条路上走多久？

高耀洁:干不久了。你看我的声音，自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开始嘶哑，慢慢加重，至于是什么病，还要检查结果出来才知道。能干多久，也要看检查结果才知道。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把那两本书(注:《十年防艾路》、《艾之殇》)出版，我出书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要把真实的情况留在人间。

打破长城内外的沉默

2001年，高耀洁获颁世界卫生组织“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当年未能赴美领奖的她，请人在晚会上代读她的发言——《打破长城内外的沉默》。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死缓重刑。《检察日报》在猪年正月初十那天公布了他的忏悔录，其中值得注意是这样一段话：”回忆这些年来，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够辛苦的，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

在迄今为止发表的贪官反省材料中，或多或少，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绪流露。应该承认，那里固然留有文过饰非的伏笔，但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官场某种无奈的现实以及根深蒂固的心态。因为王昭耀们如果能够抑制”意志薄弱、精神空虚”等犯罪诱因，如果能够坚持清廉操守，结局恐怕与黄仁宇的史学杰作《万历十五年》中描绘的海瑞也相去无几：”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不言而喻，如此这般的可悲下场决不应该成为贪赃枉法的借口。实际上在任何地方，即使薪酬再优渥，也仍然难免有人见利忘义。但是，倘若在一般情形下守法的代价总是清贫、其收获唯有孤寂，那么无异于权力结构本身已经造成了腐败的温床。这时更重要的与其说是贪官的忏悔，毋宁说是国家的忏悔，或者制度的反省。

例如王昭耀作的检讨交待――”收了礼后，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通过各种手段提拔亲信知己。人事安排，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打个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完事了”――就非常典型地揭露了结构性腐败或者制度腐败的真相。为什么一个党委书记就能擅自决定属下大量干部的任免升迁？显而易见，因为存在”党管干部”的组织原则和导致”一把手”说了算的民主集中制。为什么被告在短短十来年的期间内收贿294次、获赃款约1350万元都能平安无事，甚至还不断加官进爵？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通过人际关系网寻租和分利的攻守同盟。

显而易见，人事决定的集权化、任意化以及交易化势必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任何一个在位的干部都始终缺乏安全感。即使为了保住乌纱帽，也不得不巴结能够随时改变其命运的领导，更何况在心存晋升之念的场合。而巴结的手段则必然不限于能力和政绩，无原则的效忠和”上供”可能更容易立竿见影。这就在官场形成某种围绕特定上司的激烈竞争。

其次，垄断性的人事权意味着充沛的政治资源，并可以兑换各种所需物品。不同价值之间替代和转换的双赢局面一旦打开，官场或迟或早就会市场化，从政就像一桩无本万利的合伙事业。”公仆”的职位将蜕变成最盈利的商品，既可以囤积居奇以抬高价码，也可以反复倒卖以薄利多销，从而使公器私有化的规模呈几何级数扩大，直到像统计局这样的”清水衙门”也能找到”流油”的肥缺。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求干部艰苦朴素、像延安时代的马锡五那样下乡”自带干粮去办公”，在很长时期、很多地方往往并不为或者财政上也无钱为官员提供足以养廉的待遇，另一方面却又没有对权力行使进行必要而充分的限制，实际上就等于在公然承认或者引诱甚至逼迫干部从事寻租活动，自寻隐性收入。这，就是国家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不得不忏悔之处。

贪官污吏们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唯其如此，才会有人形式上全面认罪，实际上百般辩解，希望司法当局能斟酌”坦白”的态度、”根正苗红”的阶级出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努力和对组织的忠诚乃至”复杂的社会背景”而网开一面。唯其如此，官官相护也就失去了耻感和罪感，变得仿佛像出于恻隐的善意，甚至还显得有那么几分义气凛然。

既然格局如此，接下来的就是结党营私、瓜分窃国赃物意义上的”党锢”了。在拉帮结派、徇情作弊的过程中，法律制度逐步变得形同虚设，一切是非都被颠倒。去年《中国新闻周刊》第13期刊登的记者调查报告”马德’官市'”，就展示了那冰山一角。据原牡丹江市副市长马德妻子的供述，有人劝说顾虑较多的马德受贿时的理由是――”你们不食人间烟火怎么地？送上门来的再不要，人家会以为你们不信任他。这不把人都推到别人那去了吗？……你们这样不成光杆司令，工作怎么干？能干长吗？”后来马德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对妻子下达指示：”以后再来人送东西，送钱，你就先收下吧。……不收，等于把人推出去，马德的政权没法巩固”。

在这一点上，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比他的上司王昭耀说得更坦率，公开指陈自己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体制和环境。他说：”体制上，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监督乏力，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环境上，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大环境、大气候如此，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当然法院不能因此就减免他个人违法的刑事责任，但这样的辩解之辞倒也的确并非无稽之谈。

假如有一种结构和机制在不断纵容贪渎行为，但同时又不断严厉惩罚那些其实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制度逻辑而行事的个人，那么鲁迅发出制度吃人的浩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渎职忏悔录的字里行间，透过堆砌无度的道德八股调的藻饰，我们是不是也能读出些无奈之余的怨尤来？但是反过来看，假如不严厉惩罚那些贪赃枉法者，社会稳定很可能就会顷刻间分崩离析，国家秩序也难免彻底的信誉扫地。面对法与情之间两难困境的日益尖锐化，除了尽早改变制度设计外，可以说中国已经别无选择。

 

中共改革派元老李锐指出，胡耀邦是党的“良心”，赵紫阳是党的“大脑”。这两任总书记的出现在中共党史上，本身就是奇迹和例外；而他们被罢黜而死的悲剧命运，则再次印证了中共“优败劣胜”的权力分配制度。

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历任总书记中，赵紫阳堪称最了解香港的一位。他曾经长期担任广东的领导人，对一岸之隔的香港的各种信息了如指掌。赵紫阳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推崇自由经济的人，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分钦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力主在南方沿海开辟经济特区，便是希望将香港经济腾飞的模式移植到大陆。

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因为反对当局动用军队屠杀学生和民众，而被老人帮的非法罢黜，此后因为拒绝认罪而被囚禁至死。近期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其中有不少段落记述了赵紫阳晚年对香港问题的思考。这些远见卓识，绝非江泽民、胡锦涛之类的庸官所能具有的。

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的一次谈话中，赵紫阳指出：“香港是殖民地，不实行民主选举，但给人民以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和任何人。”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的谈话中，赵直接批评了当局的香港政策：“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也是失策的。彭定康在香港搞立法议员民主选举，其结果是香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中国却表示到一九九七年后不予承认，要在筹委会内部成立立法机构，以代替之；这也是违反民意的行为。中国委派的筹委会在选举时，据说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鲁平就找他说：你不同意，那么临时立法委员中就没有你的份。”

赵紫阳在几次涉及香港问题的谈话中，都强调香港的言论自由，以及中央应当尊重香港的民意。赵紫阳晚年的很多言论都率先在香港的媒体上发表，他本人因此受到更大压力，甚至被剥夺了出门的自由。但他仍然坚持发表意见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宪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中国公民不能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言论呢？诺大的中国大陆不遗余力地封杀一名前总书记的言论，使之只能在香港发表，这本身就是一大怪现状。

如果不是突然发生天安门事件，或者以邓小平为首的、丧心病狂的中共八大元老早死十多年，胡耀邦和赵紫阳能够联手执政，共同推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改革，我想，不仅今天的香港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局面，而且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精神也有可能被内地所效仿。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政治遗产，也许能够引导困境中的中国大陆走出一条兵不刃血的宪政之路。

赵紫阳固然缺乏戈尔巴乔夫的魄力，难以终结共产党体制，但他如果没有被非法地赶下台，在香港政策上必然不同于江、胡二人。显然，赵紫阳将以香港的民意为旨归，不会搞小圈子选举，不会力挺自诩为北大人的“打工仔”的董建华和曾荫权，而将直选的权利还给香港民众。就连当年被中共喉舌骂得狗血淋头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立法机构选举，赵紫阳都基本持肯定态度，要是赵本人能够左右中央对香港的决策，他又怎么会像江、胡那样倒行逆施、进而引发港人的奋起抗争呢？

可惜，历史没有给港人、也没有给大陆同胞以这条坦途。

──《观察》首发

 

短短12天，全国”两会”大幕开启又拉上，这是第十届全国人大、政协的第五次会议，也便是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本次”两会”定位的点是”关注民生”，但广大舆论实际上是关注”两会”能否把”橡皮图章”变硬、把”摆设”变利器，能否把”两会”运作成真正对政府责任进行法律约束的议会，而不是形式要于实质的”花瓶会”。议会，就应该公开、开放、透明、辩论激烈，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议会。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粗略统计，当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70%左右是各级官员，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能有什么结果？官员争着当代表，坏事也就容易坏在这里：代表不代表人民，恐怕只能代表自己，代表私。难怪贪污腐败的官员那么多。

“两会”上，不光新闻看热闹，还要看门道，比如今年的”两会”就有一些人物富有个性，或者性格特征明显，有的代表委员辛辣放言，有的则浑水摸鱼，当然还有希奇古怪的更多是人云亦云的，笔者有心搜集一些人物的脸谱，正好可以验证这些代表、委员的本色来，读者可见仁见智地去品评。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委员、前教育部长陈至立：年收入12万元。

3月8日，陈至立参加全国政协科技组讨论，详细询问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委员的收入状况：”年收入10万元有没有？”蔡自兴说”没有”。陈至立说，”看来搞基础研究的还有点低”，陈至立表示工资改革后，科研领域工资普遍有明显提高。并转身问身边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科技部的工资不止两三千了吧？你的工资多高？”徐冠华说:”8000多。”陈至立公开自己的收入：”我的也可以公布一下，加上各种补贴，包括书报费、保姆费等等，每月1万。问了我的警卫员、驾驶员，收入也增加了，原来1500的变3000了。”

文艺界别的政协委员巩俐的”小学生作文”提案：《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巩俐写道：”我们的环境太糟糕了，露天垃圾随处可见。大家都寄希望于国家投入多少钱，而很少想想我们每个人该做些什么。去国外拍戏时，发现当地人的环保意识都很强。”

巩俐前两年”演出任务多”，经常不来政协开会，广被人骂，今年倒是参会了，还交了提案，但还是少不了被人骂。骂巩俐的网友说，巩俐的”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提案水平太低，”俨然一篇小学作文”。巩俐的回应是:”那只是我的一个建议，我自己还没有真正动手写。”她这番话刚说完，又有人跳出来骂：两会都开完了，你提案还没写？你都干什么去了？”巩俐提案事件”引发了一场两会演艺界明星委员是否太多，以及明星们参政议政能力的大讨论。有评论认为，像巩俐这样的”电影好手”，没有必要走进”政治圈子”，应该让她专心致志地演电影才是。也有人讽刺称：政治也追星啊！政协和人大都是追星万花筒。

身兼国家领导人的代表：高屋建瓴

每年两会期间，那些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场，进入某个代表团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看这个时候的会议新闻报道，几乎每一位领导人一上来，就是一通不同凡响的指示、重要讲话，他们总是能够高屋建瓴、发布最高指示。从前九位要员，到政治局各位成员，他们走到那里，聚光镜就对准那里。这个时候，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已经被忽略不计，他们风尘仆仆到人代会不仅仅是来参加讨论，更多的是指示、定调。

领导人的眼镜：拍电视时是一种，阅读时是另一种

中共领导人，最年轻的也是六十多岁，年长的都已过古稀，作为身体上的老人，他们平时阅读时都得换上老花镜，但赶上电视台记者拍摄给全国人民看时，他们又得戴上近视眼镜，一除一戴，十分麻烦，据港台记者细心观察，倒是总理温家宝老实不客气，干脆换了，直到离场前才换回原来的眼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代表是否出席不应是”卫生部来回答的问题”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3月3日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八常委集体到场祝贺，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缺席。不少港澳台及外国记者都对黄菊是否现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个别记者还准备了望远镜。会议结束后，卫生部长高强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被记者围堵。有台湾记者问及黄菊的病情，高强回答甚为谨慎，说”我并不是医疗专家”，并进一步强调，”这不是应由卫生部来回答的问题”。

黄菊不出来，倒是他妻子亮相了。据报道，今年妇女界活动于3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吴仪等女性中央领导人与在京各界妇女代表和各国驻华外交官、使节夫人、外国女专家、专家夫人等1500人出席了节日招待会，黄菊夫人余慧文亦现身其中。与会代表表示，余慧文全场低调行事，并未发表讲话。她始终面带微笑，偶尔亲切地与女代表打招呼。其出面，或许有很不寻常的政治意味。

陈良宇代表缺席全国人代会，是”大会秘书处已同意他不参加”

虽然中共党员陈良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已被停止，但他的人大代表资格目前仍保留，只是未被选入此次会议主席团。3月4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人大新闻发言人姜恩柱称，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将会在立案检查后按有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大会秘书处已同意他不参加本届人大五次会议。既然是大会秘书处已同意他不参加，想必是他自己先提出不想参加？此前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例会上，陈每次均入选主席团，并领导上海代表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中国人方便过宗教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建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各大涉外宾馆在房间里放置圣经，方便外国人过宗教生活。圣经在中国从来没有在新华书店正式发行过，也没有在正式出版社大张旗鼓地出版过，更谈不上在宾馆放置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则习以为常。既然刘柏年委员认为这样做方便了外国人在中国过宗教生活，那么他有没有想过如何中国人方便过宗教生活，是不是奥运会过后就取消在宾馆内放置圣经？

李肇星代表向境外记者灌输”热爱祖国”

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在中国大陆”两会”期间，相当活跃地抛出新话题，希望邀请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台，看看台湾选举。却不料遭到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反击：”你知道吴邦国是谁吗？他是我们人大的委员长。你知道陈水扁是谁吗？他是台独分子！”当记者问及对台湾选举的看法，他仍不改麻辣风格，”台湾什么？什么总统？我没听说过！一个省不会有什么总统。””他是台独分子，这你都不知道。””一定要热爱祖国，台独分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一定要热爱祖国！”李肇星言毕扬长而去。

李肇星代表公然贬低境外记者

当有香港记者问李肇星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黑龙江中国银行前职员高山在加拿大申请延长居留一事时，李肇星立即说：”我不知道谁是高山，你的问题问的不好，我现在是听政协报告。”

当另一名内地记者问他对政协报告内容的看法时，李肇星在回答完后，再教训刚才问高山案的香港记者说：”你看，人家问的多有水平！”

台湾籍大陆居民林毅夫数典忘祖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被问到台湾”正名”及”去中国化”，他说，”陈水扁都说，台独是不可能实现，这连陈水扁自己都知道，这些举动无非是是选举手段！”

人大议员曾宪梓要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说，”我毕生忠于党、忠于祖国，我要求自己要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祖国”是他提得最多的两个字：”回头望望海关里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下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报祖国，而且要终生回报祖国”。

政协委员、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被女记者问急了

3月3日，在1个半小时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共回答了8条问题，最后一个获点名提问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提的问题有点境外记者的味道：今年是本届政协会议的最后一次，过去有一些政协委员平时开会不发言，也没有提案，全国政协会否对这类委员设立淘汰机制，以完善政协委员的推选制度？没想到这个问题令外交官出身、表情一直保持平和的吴建民急了起来，或许是这个问题是针对近年曾多次遭外界抨击的一些挂名政协委员”不开会、不发言、无提案”现象，吴建民听后自然感到不满，反驳说﹕”本人是从第10届参加政协的，我所参加政协的会议，包括小组委员会讨论，你所讲的情我没有看到！政协委员发言争先恐后，我感觉政协委员讨论的质量是高的，没有套话，成绩和问题都明确讲出来。”他还引述中央文件”要充分加强政协的工作”的讲话后，再提高语气说﹕”要大力加强，不是小力加强；要充分发挥，不是一般发挥！”不知是否过于激动，当讲完话时，他已是大汗满头。

吴敬琏不怕挨骂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是当了十五年的”超期服役”政协委员，最近因为发表一系列争议性言论，令一些网民的不满情绪高涨。吴敬琏先是支持春运票价上浮，接着又说城市拆迁不应完全按市场价补偿，还说中国目前节假日太多，全民炒股现象不正常，城市拆迁补偿所得应纳税，经济学家最好不要去说行情等等。对于批评，吴敬琏回应，”如果当政协委员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

奥运会”鸟巢”被政协委员炮轰为”首都形象工程”

“两会”期间，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对包括部分奥运工程在内的首都主要工程提出批评，有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和国家大剧院等。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委员指国家大剧院”是江泽民送给法国人的礼物”(设计师是法国人保罗安德鲁)。他呼吁全国人大、政协视察这些形象工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委员公开在会上怒斥”鸟巢”是”一堆废钢铁”，如”汽油桶”的国家大剧院更是”一半漏黄的毒蛋”李燕表示，虽然”鸟巢”上几万吨重的顶盖除去了，但其钢铁造型像一个巨大线圈，数万观众在里面要承受电磁辐射；而钢梁之间焊接口多，未来难免锈蚀。至于国家大剧院不仅严重破坏北京人文环境和谐，四周的5万吨储水和水下3层楼深的剧场，更如计时炸弹，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说，科学家测算过，1公升水渗漏到电源密布的水下剧场，电解后分解出的氢可产生200公升汽油能量，大剧院将恍如”汽油桶”。李燕还建议在大剧院圆顶上用白漆写上一个巨大的”拆”字。清华大学土木系前主任刘西拉委员也表示，美国”911″事件后，全世界在设计公共场所时都以反恐为主要考虑，而国家大剧院水下逃生路线长达250米，与国际设计思路背道而驰。

河南老板王超斌被揭丑

香港《新报》的女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经济学者吴敬琏关于物权法的看法时说，社会上对物权法有反对声音，坐在吴敬琏身旁的一名富豪级政协委员马上发火，斥责记者”胡说八道”，并伸手拉扯女记者挂在胸前的采访证，大声要女记者”走开！走开！我们不接受采访！”

双方一度高声争吵，惊动大会堂保卫人员，女记者其后表示，对这种不礼貌行为感到遗憾。这名身家超亿的富豪级政协委员即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河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当那女记者不满男子的无礼行为，颇为委屈地大声回应”你可以不接受采访，但不应该这样对待记者！”男子不理，仍大叫女记者”走开”。双方一度争吵，引起不少记者围聚过来。

同样是王某，2004年对于记者采访却是另外一个腔调，他对人民网记者说，”我也为自己作为政协委员，能’为民请命’，为百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感到自豪”，就是这样一个对待记者粗暴的人，人民还指望他为民请命吗？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人大代表王旭烽公开建议”少吃、不吃龟鳖丸”

有报纸读者呼吁能不能不吃龟鳖丸这类由野生动物制成的保健品，并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这个呼吁形成建议案提交到全国两会。就此，杭州的青年时报特别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不少代表委员都表示野生类的保健品因生长周期性等问题，建议还是少吃、不吃为好，要合理保护野生资源。说这段话的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旭烽代表，她认为，对于保健品，自己吃得不多。万物苍生皆有个因果，一切都要合情、合理，吃保健品也要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问题，不能因为保健品宣传说有什么什么疗效而胡乱吃，随意吃，而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结构。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不知道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家怎么看？杭州本身就有一家小有名气的龟鳖丸企业养生堂，王代表的这句话让人怀疑是否这家企业得罪了谁？不然报纸为什么那么多民生问题不提没，却针对这个建议什么”少吃、不吃龟鳖丸”？

王代表还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她在”两会”上很细心地要为小乡村有一个垃圾箱而呼吁，她说”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这个浙江中西部三县交界的小山村的垃圾箱而奋斗”。

申纪兰当了大半辈子人大代表，代表也能终身制？

78岁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从25岁第一次当全国人大代表到现在，全国唯一一位连续当选一至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老人，他又被新华社吹捧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任期，有些代表已经当了多届，实际上像申纪兰成了终身代表，这种状况是否应予改变？

江泽民也是十届人大代表，却不出席会议履行职责

已经八十高龄的江泽民，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又是十届五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却不出席会议，这样的代表是否有代表价值？这样的代表是否终身制？有人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每个代表的任期要有限制，以两届为宜。这样以来，江泽民，或者申纪兰，都不应该继续占代表名额了，可以让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当选。

官员文凭多是”混出来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最近面对新闻媒体毫不给情面地公然指出，中国大多数官员的文凭”是混出来的”，看那么多省委书记、部长是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哪有时间读书，多半是利用特权和金钱交易的，还有就是秘书代办的，多半名不副实。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委员抨击上访被”截访”成丑闻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人民论坛》采访时说，对上访”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还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堵塞民意通道。任玉岭曾遇上过浙江某地的”截访人”，上访者刚一上火车，截访者就乘坐飞机进北京，等火车到达时，截访人员已经等在车门口。其实很多社会矛盾就是这样长期”截访”积累起来的。当然，某些部门对民众来访材料不加研究就下转，一级转一级，转到下面就了事，这也造成了矛盾积累。有的人还因材料转回到被揭发、被状告人的手里边，不仅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反倒因打击报复变本加厉受侵害。上访者作为利益受到侵害者，或是遭遇执法冤枉者，走进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诉说自身困境、求得问题解决，寻找公平正义乃至争取正常的生存权利，这恰好说明百姓对党和政府是充满信心的，是高度信任的。他们这样做，实则是下情上达。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把信访作为洞察社会风云的哨所、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联系群众的纽带、向百姓送温暖的桥梁抓紧抓好。

他认为，只要能以 “权为民所用”的真情认真去工作，不是”截”而是”护”，不是”堵”而是”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任玉岭还批评房价高问题，他认为其背后是这个行业的高利润，一些房地产公司的利润超过100%。

刘廼强否认当花瓶，但政协不是花瓶是什么？

全国政协会议3月3日开幕，3月14日闭幕，在应到的2267委员中，缺席人数224，占了约10%。来自香港特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廼强在谈到外界指政协委员是”太平委员”、”花瓶委员”的评论时辩解”是胡说八道”。他说，50年以前有这个说法，现在都变成一个标签了，50年不变的标签，那也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中国现行的制度安排下，有权参与投票的全国人大被人形容为”橡皮图章”，而被定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光议事而无投票权的政协究竟有多大作用，自然更引起外界质疑。全国政协成立于1949年9月21日，在1949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五年间，政协一度扮演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角色。但1954年以后，政协的功能缩小为统战与团结社会各民族、各党派贤达人士的平台，政协委员的身份成为犒赏中共党内外有功人士和退休高官的荣耀桂冠。政协变得可有可无，政协是”政治养老院”、”花瓶”的说法，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由于政协没有表决政府工作报告的权力，但在表决政协自身的工作报告时，共有2014人赞成，2票反对，6票弃权，21人未按表决器。投票结果再次显示政协委员是一片和谐，毫无杂音，这不是花瓶又是什么？

范谊代表一语惊堂：废除高考

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交出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建议”我们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范谊将高考定义为”高分辨率、选拔性的考试”。由于它追求高分辨率，高考中的难题、怪题就不可避免。由于它构成了高校招生的基本途径，以致高考之前12年的基础教育几乎都围绕着高考进行，其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它使我们的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引导基础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开辟素质教育的广阔天地……

洪可柱代表痛批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掠夺教育资源，欺世盗名成风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他认为有”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在他草拟的《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中，列举了四大名校现状的诸多弊端，并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他归纳弊端一：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弊端二：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弊端三：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弊端四：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这些弊端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以考研、出国来推迟就业。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强力支撑，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高等教育将负担转移给民众。全国人民对教育更是又恨又怕，恨之高收费、乱收费、不公平，怕是怕孩子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得罪不起教育部门，敢怒不敢言；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又关注了多少？

委员喻权域随意建议惩治所谓汉奸言论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声称：他将在”两会”上递交提案，要求全国人大制定《汉奸言论惩治法》，对发表汉奸言论的人最高处以20年监禁。有人在网上查阅了喻先生的”档案”：私产保护入宪前，喻持反对意见；讨论物权法草案，喻和北大巩献田教授是”难兄难弟”；这一回要惩治”汉奸”，喻又迫不及待。喻先生今年72岁，1952年就做新闻记者，当过某大报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官至正厅或副部级。就是后来不做官了，依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做了几十年记者，到过欧美很多国家……总之，喻先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宣传理论思想战线上”的”棍子”。然而，迄今仍然享受体制内优厚待遇的喻先生，这些年的言行总与党中央的决策不太合拍！可惜这位委员生不逢时，因为戴帽子、打棍子，乃至制造”文字狱”的时代已经没那么容易了，想重演”文革”人人自危的时代、来历史倒车，也是没那么容易了。难怪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说所谓提议制定一个”惩罚汉奸言论法”不过是全国政协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个笑料而已。

看看上面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脸谱，发现他们大多是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是官员、富商、演艺明星和专家学者，构成了两会的主体，而真正的底层民众的代表少之又少，说真话的也有，但同样少之又少。难怪有人这样指责：”为何我从来就没见过真正的人大代表？那所谓的代表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是人民大众还是他们自己，是穷苦人民还是贵族老爷，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还是那所谓的无产阶级？””其实中共的人大和政协应该取消掉，第一，它根本没有什么实权和为老百姓谋求利益，只是国家组织中的一个摆设。第二是这种机构从上到下不知要多少人去充数，形成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不但没有为老百姓做任何有用的实事，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全国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两千二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一届，每年一次大会，吃用住行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却又大多流于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上的腐败和浪费。至于这些代表、委员口头上所言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却没有对每一分纳税人的钱如何消费一一透明公示，领导人以及公务员的收入也没有一一透明，又如何促进社会和谐和防止腐败呢？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人民，政协委员只是发发牢骚，恐怕这样的”两会”又是增加了百姓负担了吧。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员，却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会议代表”、”视察代表”，其现象令人深思。

──《观察》首发 

张戎、乔．哈利戴的居家生活照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我们积12年心血研究写成的书，目前已有近30种文本，全球销售量逾百万册。去年9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简称《毛传》），在台湾上市后，立即得到媒体的广泛报导，读者回响强烈。正当热销之时，《毛传》在台湾的发行突然被中断，迄今已达4个月之久。

去年11月3日，开放出版社告诉我们，负责在台湾经销《毛传》的联经公司通知他们：“王荣文向联经发行人说：要求现在存书卖完，不再从香港进货。”联经决定中止我们的书在台湾的发行。据联经表示，王荣文给他们看了一封他的律师写给我们的信。

王荣文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曾在2005年与我们签约出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但就在去年4月出版前夕，他单方面毁约，使我们不得不另找开放出版社出版。

《毛传》的发行中止后，台湾书业谣传，说《毛传》有法律问题，卖《毛传》有可能会犯法。结果是《毛传》从台湾的书市消失了，有书店甚至取消了大量读者订单。

《毛传》真有法律问题吗？据我们所知，王荣文没有在任何法院提出任何起诉，更没有得到任何法院的裁决。没有任何法庭判决台湾不许出售《毛传》。

王荣文不过是教他的律师给我们写过三封信，声称远流公司对《毛传》拥有“著作权”，或“衍生著作权”，把我们因他毁约而不得不另找出版社出版《毛传》，叫做“著作权侵犯事件”。

我们要请问王荣文先生：你的“著作权”从何而来？你的律师信曾附上清单，罗列远流公司当初准备出版《毛传》时做的编辑工作。请问，那些编辑工作，哪一项不是一个出版社出书的份内工作？难道远流做了些份内的编辑工作，就能对我们十几年的心血结晶拥有“著作权”？

正如我们的律师在给王荣文的律师的信里指出，王荣文的律师信“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构成指控我们的客户（指张戎、乔。哈利戴）侵犯《毛传》著作权的理由”。“《毛传》是我们的客户用英文写成，并由我们的客户翻译成中文的。”“我们想像不出，您们的客户做为出版社，怎么可能对《毛传》著作权享有任何权利──无论是对《毛传》原文，还是对《毛传》中文版。您们的信中提到的所谓「衍生著作权」，在英国法律里根本不存在。”

即便在台湾，王荣文的律师提供的“台湾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一项，对“衍生著作”的定义是：“就原著作改作之创作为衍生著作”。远流所做的编辑工作，能谈得上“就原著作改作之创作”吗？

远流不仅没有“改作”《毛传》的内容，也没有“创作”《毛传》的封面和版型。中文版封面是芬兰文版封面的翻版，由芬兰出版社授权给我们使用，与芬兰文版的不同只是换上了中文字，而字形和摆放位置都是开放出版社按照我们的要求制作的。至於版型则是开放出版社设计的横排版，与远流先前设计的竖排版风马牛不相及。

王荣文声称对《毛传》拥有“著作权”，不仅荒谬可笑，而且毫无法律根据。我们衷心希望，真相大白之后，台湾的书业、媒体和读者都能主持公道，让《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重新出现在台湾书店的书架上。

2007.03.伦敦

关于张戎声明稿回应

王荣文：“我们要维护编辑著作权。”

针对张戎与乔。哈利戴的声明，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表示，并未如同声明内容所指，要求联经发行人不再进书，只请律师将给张戎的信件附本寄交联经，继续进书与否，由联经自行判断。

王荣文并再次强调，他并未声称拥有《毛传》“著作权”，而是远流曾经与张戎针对书的内容讨论、往返近八个月，“对於编辑所付出的知识劳动，不该在未经知会的状况下，就拿着最后的定稿与其他出版社合作，这样的行为可说是相当不礼貌的。”也因此，最新一封由远流发出的律师信中，除了要求与张戎和解，并希望以赔偿的方式，要求张戎退回《毛传》与《鸿》二书的预付版税（共3万2千元美金），但“倘若远流公司此一和解姿态竟被误解成远流公司坚持索回预付版税本身，将令人感到遗憾。”

王荣文并指出，他认为远流与张戎解约，张戎绝对有权利另寻出版社合作、发行，但不该忽略远流编辑与美编曾付出的心血，至今未向法院提出告诉，乃因为不想牵涉其他无辜单位如开放出版社、田园书屋、联经，“这是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纠纷，我们希望私下和解，而非得对簿公堂。”

在远流法律顾问萧雄淋去年9月所寄出的律师信中，则清楚罗列出所有经编辑讨论修改等事项，包括：更正错别字、配合台湾地区用语习惯更换若干用字遣词、统一繁、简字体及数字、补充若干事实记载、部分外文译名加附原文、採访名单总览、查阅档案馆一览表、中文徵引文献书目之翻译、制作译名对照表（中国译名、台湾译名与外文之对照）等多项。这也正是王荣文所想要捍卫的，他说：“我们要维护编辑著作权。”

林载爵：“未来如果问题解决，也绝对继续代理发行。”

对於张戎提出“声明”，代理经销《毛传》的联经出版社发行人林载爵表示：“王荣文将他们传给张戎的律师信亦寄交联经，虽然目前在台湾尚未对此书有任何法律上的动作，包括起诉或裁决，但基於同业间的默契与惯例，只要有书涉及法律纠纷，我们就暂停代理；未来如果问题解决，也绝对继续代理发行。”

不见血的垄断与霸权

记者邓蔚伟∕特稿

远流出版社与《毛泽东传》作者之间所引发的争议，与其说是争议，不如说这是出版界的一件丑闻。

远流出版社片面毁约在先，王荣文却指责对方“不礼貌”，有点像恶人先告状，就像做生意的甲方不顾诚信、毁约在先，还要对正当保护自己权益的乙方说：“唉，你很不礼貌耶！”还不止於此，当乙方跟丙方另外採取合作后，毁约在先的甲方又回过头来向乙方索回订金，而这个订金不仅是合约规定，乙方有权利不予退还，而且甲方这个应付的订金根本只付了一半。如果乙方根据合约要求甲方全部付清，甲方是赖不掉的。

所以，王荣文向张戎索回订金（其实是一半），用了一个理由，叫做“维护编辑著作权”，不论从法规、逻辑上来讲，要对所有编辑负责任的，应该是雇用他们的老闆王荣文，绝对不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作者张戎，这是王荣文在处理一件生意中，自己毁约所造成的损失，自己就必须全部承担，这岂能把“工作八个月”的员工权益附加给受害人？

《毛泽东传》因政治因素被中国政府封杀，但是在民主化的台湾社会，政府已经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诚心希望台湾的大出版商千万不要用“默契”来形成不见血的垄断与霸权，让台湾真正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何谓“编辑著作权”？

蔚理法律事务所郭承昌律师针对所谓“编辑著作权”一词表示：由於国内对於智慧财产权的相关法律仍在发展中，因此，现今明文条例中，关於编辑人的权利，共有两类型。

第一种类型，依著作权法第11条、第12条规定，编辑人将文稿加以排列、组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编辑排列（比方编辑年度散文选），这种“编辑”物，依著作权法规定，本身也享有“编辑著作权”。

第二种类型则是编辑人所写的文稿，除非编辑与雇主另有约定，否则，著作人及著作（财产）权就归属编辑人自己。

在“编辑著作权”的相关纠纷中，需经“认定”与“程序”两部分，倘若双方对此“认定”有落差，就得进入“举证责任”。因此，如远流公司所称之“编辑著作权”为上述两类型之外，台湾尚无明文规定，或许未来会渐渐发展完整。

（记者孙梓评）

－－自由时报

 

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制造文字狱，从1943年的王实味，到1955年的胡风，1957的“右派”，1959的彭德怀，1966的三家村，到现在的网络写手，不知下狱多少人！但我始终相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保障这些自由的法治，在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

我对重判力虹表示抗议，并支持他及家人和律师的上诉，要求改判。

3月19日下午2点半，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浙江作家力虹（原名：张建红）有期徒刑6年。

（一）又是思想犯罪

新华社3月19日就力虹案发布了英文稿，称：法院查明，被告人“因其担任总编辑的‘爱琴海’网站，被依法关闭及其曾因从事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等事由，对中国政权和社会制度心怀不满。”

“不满”怎能成为一条罪状呢？对任何社会或政府的“不满”都是推动进步的动力。如果人人都对政府、社会十分满意，那社会还要什么变革？“不满”正是推动社会前进、政府完善的动力。

中国当局把心怀“不满”视为一条罪状、一项犯罪的原因，这是很荒谬的，“不满”何罪之有？

（二）又是文字狱

新华社的英文稿还说：“2006年5月至9月间，张建红以‘力虹’为笔名撰写110多篇文章，在境外网站上发表，在其中的60多篇文章中，张建红大肆诽谤和诋毁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五十多年来，在中国因为写文章罹下罪名者层出不穷，1955年因为胡风写了30万言上书，议论文艺，被捕入狱，连累下狱92人，他自己先是被判14年，后改判无期徒刑（注1：见本人拙着《呼唤自由》P271）；胡风还在狱中，1959年中共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也是为了写万言书被打“反党集团”；1957年打了55万右派，其中多始于文章和言论：“文革”文字狱就多了；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共更制造了不胜枚举网络文字狱。

2007年3月19日以“60多篇文章”为依据，判力虹六年徒刑是最新的事例。

中共制造的文字狱，较早的例子在延安，以“野百合花”一文逮捕王实味（1943年），后将其处死。（注2：见本人拙着《呼唤自由》P259）其事距今已六十余年。看来中共某些人以“文字狱”囚人、判人有特别偏好，至今无悔改意向，真是“本性难移”，基因难改。

言论、文字都是表达民意的方式，怎能违宪，只看网上文字就判人徒刑呢？

（三）诽谤政权怎成罪名？

判决书中定下力虹罪名之一是诽谤“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

政权，是由某个政府来执行的权力，政府不会十全十美、不会永不犯错，特别是中共政权，它犯了不知多少错误（有些他自己都承认）。人们对政府的批评、批判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即使批评不准确，也绝不能定为罪行，要公民批评政府必须百分之百准确，那就是禁止批评，是违宪的。

诽谤的对象不能是政府，也不能是政权，这已是世界通例。把“诽谤政权”作为判处公民的罪名是荒诞不经的，这种事在21世纪的中国屡屡发生，实在可悲可叹！

（四）打压悼念六四可能适得其反

中共在1989年六四后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力虹劳动教养两年。时隔十七年又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他六年徒刑，说明当权者的执政观念，没有长进，没有出息。

因为以“反革命罪”判人徒刑不得人心，1999年修改宪法，去掉“反革命”的条文（注3：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七条），刑法也作了相应修改，除去了“反革命煽动罪”。但是中共又创造出了“煽动颠覆”的罪名，换汤不换药，以言论、文章给公民治罪。

本人最近发表了《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就建议要废除这条罪名。可惜本人难当“代表”，但望有幸者，能为我争取实现这项改革建议。但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下决心推动政治改革，让自由、民主、法治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今年的六四快要到了，当局重判力虹这位六四中的活跃人物，可能是为打压人们对六四的悼念，我想他们会看到事与愿违，悼念六四的民意表达，会随着打压而高涨。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一直宣传“和谐社会”，但制造文字狱、封杀书籍、封杀网络、封杀民意表达，能够实现“和谐社会”吗？言行不一，达到这种程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制造文字狱，从1943年的王实味，到1955年的胡风，1957的“右派”，1959的彭德怀，1966的三家村，到现在的网络写手，不知下狱多少人！但我始终相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保障这些自由的法治，在中国天会实现。我对重判力虹表示抗议，并支持他及家人和律师的上诉，要求改判。

2007年3月20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