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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综合报道：本会会员、大陆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笔名力虹的主编张建红，周一被浙江宁波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六年徒刑，辩护律师指审判结果非常荒唐，家人表示无法接受判决，坚决上诉。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周一下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浙江异议作家张建红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权权利1年。

张建红的妻子董敏周一亦有到法院旁听，她在判决后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她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一定会上诉。她说，张建红在听到宣判时也很激动，并表示要与家人说话，但却被警察带走。

张建红的辩护律师李建强接受本台粤语组采访时表示，审判结果非常荒唐。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时，并没有提出“案情重大” 的叙述，而按照中国法律，这样的起诉应该判处5年以下徒刑。但宁波市法院却自行加上“案情重大”的罪名，重判6年。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中国法律。张建红本人也拒绝认罪。

现年49岁的张建红笔名“力虹”，是大陆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 的创办人和主编。他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曾被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劳教两年。1999年，他又因接触中国民主党筹建人曾被中国国家安全局拘禁一个月。

2004，张建红成为浙江文学院签约作家，其长篇小说《红衣坊》在2006年1月出版，同名32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播出；3月9日《爱琴海》网站被当局强行关闭后，开始在《博讯》、《大纪元》、《观察》、《民主中国》等海外网站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政论文。去年3月，爱琴海网站被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以网站有大量“非法信息”为由关闭。引起海内外的抗议声浪。张建红也在去年9月被捕。之前他曾经在网络上发表大量异见文章，并声援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进行批判。

新华社周一引述法院的判决书说，张建红因为网站被封等事由，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心怀不满。2006年5月至9月间，撰写了110多篇文章，在境外网站上发表。其中60多篇文章中，张建红大肆诽谤和诋毁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李建强表示，判决书中的这种表述，完全是断章取意，歪曲陷害。无论是判决书还是起诉书，都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力虹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就事论事的发表评论，谴责专制腐败的社会现状，没有涉及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

张建红创办的爱琴海网站由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北岛任总顾问。在宣言中表示的网站宗旨称“在谎言之中说出真相，在邪恶内部坚守正义，在黑暗深处开凿光明”，“这里是你、我、他，所有朋友们的精神家园”。

新华社在报道中称，判处六年刑期是因为张建红”认罪态度好、从轻判处”的结果。

维权人士指出，由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现实状况，辩护律师很可能采取低调合作的态度，以为当事人求得更多回旋余地。

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主要维权组织都一直批评中国当局一方面倡导”和谐社会”，同时又加紧封锁民间言路，对反对声音严厉打压的做法。

 

2004-2005年，<<收获>>杂志为北岛办过专栏(“世纪金链”)，共开九期，讲了九个”世界级大师”诗人。后来这些文章原封未动，收集成册出书，标题是<<时间的玫瑰>>(2006)。

今天只说”方法”，也只揪住曼德尔施塔姆不放。诸位在此点上达到共识后，我们再往下走。

别的不说，只讲一件事情：北岛不懂俄语，却以英译本为准，对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俄译汉译文大加挑剔，这种做法就极不专业，榜样非常不好。不专业的滥情文章谁都可以写，但精细导读，则需要专业修养(当然包括懂得原文)。这是致学的严肃的态度问题。

现在时髦/共识的话是：形式比内容重要。要想做出”形式”，就得讲究”方法”。而北岛在那书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恰恰首先就是”方法”问题。美国人喜欢用”专业”(professional)一词来评价/形容某事做得地不地道。什么是”专业”？北岛所依照的那些俄译英的译本，统统是从俄语原文译过来的。美国评论俄苏文学的文章和专著，没有一篇/本是不懂俄语的人写的。这就是专业。

是不有点”崇洋媚外”了？但汉语中，古雅一点的说法也有，即：”为文之道”。

写诗是一回事，译诗是另一回事；译诗是一回事，评诗是另一回事；评母语诗歌是一回事，评外语诗歌是另一回事；讲述同时代的诗人好友是一回事，讲述无从谋面的前代诗人、尤其外国诗人则更是另一回事。如何对待这些界限/界线，就见出”专业”和”不专业”的态度上的区别了。

导读外国诗人和诗歌，首先应该懂得原文。这是吃文字饭的”基本法则”。如果马悦然不懂汉语，却以法译本为准，来对北岛诗歌的英译本品头论足，那北岛自己又会怎么想？！

不是说不可以从第三种语言转译，比如鲁迅就转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郭沫若转译过歌德的<<浮士德>>。转译者也可以向原文译者提出商榷意见，甚至可以质疑原文译文(如果他在参考几个第三种语言的译本后，在原文译文中发现重大”误笔”[北岛语]的话)。

但是，在以第三种语言转译外语诗歌的北岛的行文里，读者所感到的根本不是”商榷”的态度谦虚，或”质疑”的逻辑严谨，而是”老大”的一言堂霸道作风。除了北岛所讲的那九位大师外，他在书中说过谁的好话？

虽然北岛提及的那些俄译汉原文翻译，确实有几处明显”误笔”(如将”蜜蜂”译成”肺草”，将”腮腺”理解为”铁路[线]”)，我不为那些译者辩护(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他参照英译本再译的译文，以及讲评，同样”误笔”多多—-不论对俄语而言，还是对英语而言。此外，北岛对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评述，也是先入为主，想当然，歪曲历史事实。

如果他对俄罗斯诗人的讲评/导读会有如此”误笔”，我就不得不怀疑他对其他非英语国家/语系的诗人的导读，以及对其译文的挑剔。当然，在挑同样也是由英语转译的译文错误时，北岛并未”犯规”，因为他们的”原文”都是英语。但哪怕是只有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导读有”误笔”，那也就够了，就足可以证明北岛所采用的致学方法/态度是学术/文字上要不得的。

英语不能代替其他语言，那是语言霸权。而拿英语”砍”其他所有人的人，太霸道了点。

另外，在那书中，北岛似乎是天南地北，神乎其神，其实所展示的只是”一种英语阅读”和”一个北岛翻译”而已，根本就没有北岛所津津乐道的那所谓接近原文的情绪/节奏/风格的感觉，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九种不同的风格/风姿/风骚/风采。所以北岛在那里对别人的严厉批评，也就首先重重地回击了他自己。

不过，更令我怀疑的，是北岛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的…—-不说也罢。

名人说话尤其要小心，不要想当然，以免谬种流传(其实已经流传了，听听对<<时间的玫瑰>>的”好评”吧)。

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论主观还是客观使之然。北岛在国外呆了那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少西方文学界(创作和批评)人物，怎么就没学会他们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不懂原文而精细导读诗歌，还恣肆挑剔译文，<<时间的玫瑰>>在这方面大可称为一本”奇书”，绝对少见。真不知他的那些外国教授/院士朋友会怎么想。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同行们在此共勉吧。

我懂俄语，也懂点英语，所以我说了上面的话，并负责。

我手头有一篇文章，指出北岛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之文的种种”误笔”，也曾给他寄去—-通过邮局和电邮，但泥牛入海，不知何故。有错不认，这是态度问题。如果此书再版时，我挑的那些错误被”匿名地”更正的话，那就是可以告上法庭，追究”侵犯版权”的法律问题了。

最后，懂英语的朋友，给咱译译下面的句子？

1)
Asthmatic sloth of asphyxiating steppes!
Sick to death of space.
2)
Heaviness and tenderness (sweetness)……

300位作家手稿 长驻这里

上周，林海音、何凡的子女，整理出2600余件父母的文物，捐赠给国家台湾文学馆，其中包括1650张文友照片、信件600余封、林海音的手制旗袍200余件等。这对夫妻在战后文坛扮演极重要角色，他们不分年龄省籍地提携后进，因而有「林海音家客厅就是半个文坛」的美称.林海音的长子夏祖焯表示，将这些重要文物捐给台文馆，纯粹是地理与生活环境的认同，也符合父母一生对「文学是超脱政治的独立艺术」的信仰。

是徵集，也是搏感情

於此同时，台文馆也公布现有馆藏文物清单，将文物分为手稿、信札、照片、图书、期刊、报纸、视听资料、书画、器物及其他10类，迄去年底，已有近9万件的作家文物，其中包括三百余位作家的手稿、一万六千多封文友往来的书信。这些文物的徵集，除了作家本人及家属主动捐赠外，主要由台文馆研究组的研究员，与捐赠者长期沟通联系，取得彼此的信赖与共识.例如，作家朱西甯刚过世时，当时文建会的黄武忠处长，正为台文馆文物典藏计画四处奔走，他诚恳地向朱家说明典藏环境、管理应用等办法，并提到「捐赠」在 中国与台湾还是难被家属接受的观念，若朱家答应了，也许能有带头效应。朱西甯女儿、作家朱天心表示，当时全家几乎不用考虑商量，当场便决定捐赠，并着手整理所有父亲的手稿、奖章、书信、器物，一共近3000件。朱天心说，最近老作家舒畅过世，朱天文与台文馆研究员一同整理舒畅的遗物，研究员认真且慎重的态度，也让她分外感动。

目前，专责作家文物收集的台文馆研究组研究员，每月会定期探访作家，关心作家的生活与身体状况.助理研究员刘维瑛表示，探访时常常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作家最后愿不愿意捐赠文物，而是每次听老作家说故事、搏感情的经验，更觉可贵.而过程中最难过的，莫过於听到文物意外被清掉了，例如作家张拓芜整理好的整箱书信，被外劳当作垃圾丢掉。害怕这种「来不及挽救」的情况发生，台文馆将30到50年代的作家，当作现在最迫切联系的目标，刘维瑛说：「因为他们人数太多、凋零速度太快了。」

作家文物具重要价值

作家是一个国家及地区的重要文化资产，作家的文物则是体现他创作生命的重要史料。日前「俄罗斯三巨人」文学展时，读者们看到普希金婴孩受洗时穿的衣服，仍保存完好，惊讶不已。朱天心说，父亲的骨灰就摆在母亲床头，家人与之安然共存，但每次接近台南的台文馆时，总有上坟的心情，因为那里与文学相关的遗物，才是对父亲的完整回忆。

朱天心今年初在日本奈良一个民间博物馆恰巧参观到几位重要大师代表作品的手稿特展，「看到我最喜爱的三岛由纪夫连剖腹自尽前的字迹，都一字一字清清楚楚、意志饱满的，让我证明自己没有读错作者。」朱天心说，天地之大，这些手稿应有容身之处。

而去年11月柏杨将手稿等文物捐给北京现代文学馆，令 台湾各界大叹可惜，也促使台文馆积极筹画数位典藏计画。

作家手稿的留存有多重要？有一例可证.张爱玲生前因找不到费时多年翻译的《海上花》英文手稿，特报警协寻。这份张爱玲过世时，都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手稿，后来在她过世两年后，在捐赠给 美国南加大的两箱文物中意外「出土」，由学界严密考证润饰后，《海上花》英译本终於在张爱玲逝世10周年之际出版，也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再添一笔.

张爱玲文物尚未收藏入馆

台文馆公布的蒐藏办法中，提及「不论其所在地域、作家国籍、创作主题类别、使用语言等，在台湾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之价值，能够从各种角度切入呈现台湾文学多元发展面貌者，均在蒐藏之列。」不免让人联想不曾在台湾 生活、却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张爱玲，其相关文物是否有机会入藏台文馆？

张爱玲作品的出版者皇冠文化公司，拥有为数极多的张爱玲遗物，几年前还曾举办过文物展，在2005年出版的《沉香》书里，亦附了这些珍贵遗物的照片，包括：手稿、衣物、手錶、剪刀，及友人林式同文章中描述张爱玲晚年始终穿着的「浴室拖鞋」等。但皇冠出版总编辑卢春旭表示，皇冠目前暂没有捐赠计画，仅供个人或单位依研究之需，向皇冠提出参阅申请。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兼台文馆代理馆长吴密察表示，文学家的文物与历史文物的差别在於，历史文物近年隐然形成「市场」机制，历史博物馆还编有「徵集费用」的预算，供收购文物之用；但文学显然难以用「价格」衡定，任何文物都可说是无价，也因此，只能回到「人」的 关系，建立信任。台文馆是否会积极争取收藏张爱玲的文物？吴密察表示会与皇冠接触，试探捐赠意愿；也希望各界若知道哪位作家的文物在哪里，都能主动与台文馆联系.

 

刘晓波：《单刃毒剑》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个共产大国彻底决裂之后，毛泽东同时对抗两大超强的狂妄，使中国的国际处境迅速恶化，毛发明的自作多情的第三世界理论，对改变中国的恶劣的国际处境，并无多少实质性帮助。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因边境军事冲突而恶化到极点，苏联人甚至准备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没有美国的坚决反对，中国说不定将成为第二个被蘑菇云笼罩的国度。

在前苏联共产帝国的高强挤压下，1972年，毛泽东终于放下了解放全人类的狂妄，握住了“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伸过太平洋的手。美中联手抗衡前苏联，使两大超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向美国倾斜，也使中国走出了孤立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的危险处境，特别是得以在外交上取得对台湾政权的优势。

同一年，毛泽东也握住了“军国主义”日本的手，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来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跟着到访北京。对中共而言，本来就对日本皇军心存功利性感激的毛泽东，接待田中角荣主要是为了台湾问题。

1972年9月29日，毛泽东以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的如下承诺：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这样的邦交正常化，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的蒋介石政权，为了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来抗衡大陆的中共政权，于1952年4月28日签署了《台日和约》，以放弃赔偿换取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当年，在韩战的硝烟弥漫朝鲜半岛之时，抗衡苏中共产同盟便成为美国外交第一要务，美国对日政策也因此而大变，由惩治日本变成扶植日本。为了振兴日本，美国加快了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复兴其经济，尽快建立美日同盟。作为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就是先签署其他盟国与日本的和约。于是，美国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力主由台湾的中华国民参加会议，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只能把国民党政权排除在和约之外，转而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对此，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而当《旧金山和约》在1951年9月8日签订之后，日本政府却极为欣慰。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欣慰。因为日本可以充分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的机会，来谋取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正如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对内阁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放弃赔偿就承认谁。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日本用外交承认换取中国放弃赔偿的权谋，在相隔20年的时间里，居然分别玩了两次，且不费吹灰之力。国、共这两个独裁党，各自为了独占中国统治权而发动比八年间抗战更为惨烈的内战，不但让国家和过人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且把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这还不够，两个政权还要为各自的权力而再出卖中国一次，先后与日本签订放弃赔偿的条约。

现在看这两个条约，真佩服两党政权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国、共放弃赔偿的措辞几乎雷同：

《台日和约》第一条乙项：“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也就是自愿放弃赔偿要求）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2005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事实上，《窃听风暴》的导演多纳斯马克与东德的监狱博物馆馆长在以不同方式维护同一段历史的真实：作为艺术家，多纳斯马克必须借助虚构和想象，才能使人们目瞪口呆地回顾“一九八四”年的那段东德历史；但当他为拍摄《窃听风暴》而租用监狱博物馆大楼时，馆长很干脆地拒绝了，原因是，整个东德历史上，维斯勒这种特工中的“良心发现者”，一个都不曾有过。

而我们所处的真实是：这样的特工却是存在的。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或者，根本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那些具有中国姓氏的“多纳斯”，他们只不过在警察机关里混饭吃，并没有出卖掉自己的良心。

不过，这无法改变被监控者的命运，普遍的窃听是无法避免的，窃听者的个人选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正如没有任何一个“多纳斯”存在的东德政权，也未能挽回它在1989年轰然倒下的命运。

电影中，安排剧作家德莱曼和他漂亮的演员妻子作为窃听对象是一个精心的选择，现实中的“窃听”却要比这个故事乏味得多，任职于某机关的朋友告诉我，忙到连晚上春节都要加班，弄到的却都是毫无价值的信息。实际上，比较有趣的，可能是广义上的窃听——富于想象力的线人安插，会使所有悬念和推理小说都黯然失色。不幸的是，它不是电影，不是小说，而是现实生活，多少年来，这是朋友们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

大量的事实面前，我被迫承认：我们只是身处围猎场的麋鹿，时时被“枪口”对准。记忆中，警察反应最快的一次，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外地来的朋友从火车站给我电话，早就不信任住宅电话的我，不由分说地断然挂掉，再用一个新买的手机号，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拨回去。一小时后，当我和这位朋友坐在饭馆里对饮，传呼机响了，回过去，一位许久不见的警察问我在哪儿，坚持要来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喝酒，并许诺替我买单。

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受惊扰，我说了许多好话，才打消了警察前来“买单”的好意。从那以后，我对所有的电话联系都失去了信任。

但这种来自电话的窃听，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反而不是对人伤害最重的，最可怕的是你身边的“朋友”，在胡石根案和冯邵力案中，隐约都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如果说秘密组党的做法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其中至少包括：这个社会中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于是，只能放弃秘密，甚至连抗争也放弃了，但是，谁又能放弃对个人隐私的保留？当你想到做爱的情景将被录音，当你想到商业上机密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警察眼前，当你想到一个挖鼻孔的动作可能被警察拍照，这样的日子，如何能够忍受？

但是，我们办不下护照，即使办下护照，也未必有办法逃离这个国家，于是，你只能承认现实：窃听，是我们生活中无法逃脱的组成部分。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事实上，对于窃听的反感与对立，甚至毁掉了我的婚姻。当你意识到窃听的存在，或许，你不应该告诉你的妻子，因为她未必有和你相同的承受力，更重要的，你不要试图与她同谋以逃避窃听——意识到窃听的存在已经让人烦躁，与窃听者耍聪明更会使人崩溃，尤其那些必须全力谋生，无力与警察玩游戏的妻子们。生活就是这样，爱听不听吧！那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对家庭生活的伤害，不亚于“文化部长”的觊觎。

对于无法逃避的命运，正确的态度是，将窃听当作是不存在的。其实，很多情况下，也许真的并不存在。你以为你是谁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已。

窃听者最初的动机肯定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恐惧。不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哪怕是毫无用处的信息），大人物们是睡不好觉的。但是，大人物会利用这样的信息干预被窃听者的生活吗？在单纯的窃听以此介入被窃听者生活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大人物们自我约束的规则呢？当我开始炒股的时候，很快有一位精通股市操作的人出现了，酒酣之际，当我说出一个少为人知的异议者名字，他马上就能道出此人更多的信息。有一天，他以好朋友的身份打来电话，要我把钱打入他的帐户，他要帮我买一支“保准赚钱”的股票。我害怕了，于是我去了警察局，我的问题是：这个人是否是你们的便衣，如果是，那好，无论如何，我相信警察不会骗我几个小钱；如果不是，那也好，这样一来我就不怕得罪他了。第二天，给了我答复：不是。不过，这位亲密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从东德的历史来看，秘密警察并未充分使用他们掌握的信息，否则，以他们所具有的上帝般的超人能力，完全可以形成“以信息掌握多少决定权力大小”的局面。我相信任何具有理智的政权，都会审慎地使用警察由窃听衍生出的权力，否则，受伤害的绝不止是几个异议者。对这个体制来说，某种自我约束的制度，应该还是部分存在着的。

因此，我们不会丧失全部的安全感，只会丧失全部的隐私权，这是异议言行（哪怕是“历史反革命”）的代价。十多年下来，这严重地伤害着人的性情，但对异议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来说，或许已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曾与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招募裸奔志愿者，一定别忘这个异议者群体——袒露无遗的生活，使他们成为有勇气赤身面对一切的人——本来，这不是好笑的话题，但我们却一定要笑着加以言说，因为，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笑声，都可以成为抵御窃听行为伤害的手段。

比较而言，电子窃听不是对人伤害最重的监控。德莱曼是可以不必面对多纳斯的。你所认识的人，才会构成对你精神上的致命打击。我不知当别的朋友猛然意识到身边朋友的真相时，是否和我一样，会在刹那间惊出一身冷汗。作为悬念和推理小说的爱好者，没有一部小说比我突然得出有关某个朋友的结论时更使人惊悚——这是只有一个读者的小说，这是只有一位观众的电影。

而我们还不能说出朋友的名字，因为一切都来自于推理，你只能说具有99%的可能，为了那1%的不可能，我们无权伤害朋友，当我们几乎全都受到过某种诱惑，我们知道情况会是如何复杂。

全凭良心：身为特工，多纳斯可以保护德莱曼，作为丈夫，德莱曼却被他的妻子伤害。

从技术上讲，今天的窃听手段比起多纳斯的“一九八四”年更先进，从财力上说，今天的警察可以比东德时代收买更多线人。政府仍然可以掌控一切。但随着整体上“地下活动”的结束，随着公然的轻微不服从者的增加，窃听真的能给大人物以安全感吗？东德，这个借助线人监视了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仍然未能实现永久的警察统治。

一个不需要广泛窃听的国家才是最安全和稳定的。

其实，窃听只是在同时伤害窃听和被窃听者罢了。窃听在给被窃听者造成紧张、焦虑缓和绝望的同时，也在伤害窃听者自身的人格尊严，即使他未必能够及时体会到这一点。1994年，贴身监控的警察一边对王丹实施骚扰，一边公开宣称：“你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个国家早晚还不是你们的。”他不是没有是非观，也不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被监控者实施骚扰。真是他心甘情愿要做的吗？让
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良好的政府公务员去做鸡鸣狗盗之事，不是对他们的侮辱吗？一个窃听者，当他总是在偷听被窃听者做爱或放屁的声音，他会不会极端蔑视自己？不是每一个窃听者都能听到《好人奏鸣曲》！从心理健康上说，窃听者和被窃听者可能遭遇看似不同的相同困扰，而对历史来说，窃听活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通过一个不曾发生也不可能真实发生的故事，多纳斯马克给我们，也给秘密警察们讲述了一种完全可以选择的真实生活，那就是选择善和有意义的活法，而不是顺从邪恶与低级趣味。风暴过后，很多东西都会消失，只留下一些尘埃，而我们头顶的天空仍然可以是干干净净的。事实上，无论身处什么位置，对于非人性行为的消极反抗总是可以找到机会的。生活的真实，也体现在那些沉默无语的地方。

首发议报第294期

 

据新华网3月11 日消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招待会，由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财政工作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金人庆说，这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较多，支持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建设。中国的教育占财政支出的 15%多，与国际水准一致，政府最愿意为教育’买单'”.而真实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组对比数字：”2003年 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出现了独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奇迹。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 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 “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用来办教育。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7%！”现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已在呼吁，中国为了自己的未来，应该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可是中国现行法律却规定，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

一、教师不再清贫的原因

据《青年时讯》的一次调查报告披露：”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上，中小学教育收费荣列第二，仅次于第一名——泡沫产业房地产！”原来，中国的所谓义务教育也悄悄把蛋糕做大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是由政府承担的。政府的投入一般都在85-90 ％以上。而据国务委员陈至立曾表示，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这一比例显然极低。所以，许多地方基础教育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的普遍现象，有些农村地区的孩子，上课甚至得自带桌椅。

据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调查报告指出：”云南边境小学中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国上学的费用，要每天走很多路去缅甸那边上学，因为缅甸那边收费便宜得多”.以前，毛泽东不是号召要咱拯救亚非拉呢，现在倒好，亚非拉反过来开始拯救咱们了！

以笔者自己为例，孩子才读小学二年级，但每个学期下来至少得上缴500至1000 元人民币不等。原因是，校方让孩子捎回的通知书十有八九是通知家长应缴各种杂费的内容。更有甚者，有些如其它课外辅导项目英语班、奥数班、绘画班、球类班及书法班等等巧立名目的收费方式名目繁多，常常令家长莫衷一是。有一次，天真的孩子显然是按老师事先的嘱咐给我拿来校方的一张培训报名单，而且还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跟我说：”老师说，至少要求家长报一项！”我随口一问：”否则呢？”但我一看孩子那略带不安而无辜的小脸蛋，心中就不免担心孩子会因没有完成老师的”推销任务”而日后被另眼相看，于是就选报了一个150元的”羽毛球”项目。第二天又赶紧按要求给孩子买了一付球拍。可学完一个月下来，一次我有意叫孩子在楼下的一片空地上和我试打一下，结果几招下来，我就明白学校纯粹是在变着法子骗钱”发奖金”！因为孩子既不会发球也不会接球，与一个最初级的初学者完全从零开始毫无区别。对此，我不禁十分纳闷地问孩子：”你们老师是怎么教你们的？”他回答说：”老师只教规范手势，并不教打球。”我又问：”整个培训期间就教规范动作？然后什么都没教了？””是啊，什么都没教！”原来学校的如意算盘是有意把几个简单动作分解成若干培训期，以便在接下来的第 N期培训中慢慢把收费事业进行到底。

通过这次实地检验得来的教训，使我对凡是学校动员的所谓收费培训节目一律敬而远之。如果现在的中小学愿意把所有的收费内容对社会予以公开，那么，现在国内本来就层出不穷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中很可能就会多出一项抗议事件来。

其实人们早已知道，现在的教师早已不是清贫的”臭老九”了。许多教师业已进入高收入阶层。有的名牌大学教师则堪比百万富翁。长久以来，教师和医生这两种行业都是极受尊敬的职业。所以分别素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白衣天使”之誉。但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对这两种职业的尊重认同感已荡然无存。据央视”东方时空”前不久所做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94%调查者认为，教师和医生们越来越”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部分医生和教师”缺乏职业道德”.我想，这才是他们声望下降的根本原因。而在这两条原因里，后者是可以涵盖前者的。从这种声望的下降，不难折射出这两种行业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信誉和地位。

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再苛求什么君子”固穷”，但至少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塑造别人灵魂的人和维护别人健康的人，固然都不应该是收入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应当在更广泛的道德范畴上得到起码的认可。即应该恪守起码的师德和医德。

二、政府官员为什么吝啬投入？

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是在二战后用掠夺来的财富大办教育，然后走向经济腾飞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二战给亚洲带来破坏的同时也给日本自身带来巨大的破坏，日本直到 1962年时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水平。他们那一代孩子有的人是光着脚丫上学的。现在日本的老一代老是喜欢用那时的艰苦求学来告诫孩子们勤学进取。其实，正是日本政府使这种光着脚丫的孩子也有学可上的努力，才使日本在经济起飞时铸造了人才基础。相比之下，难道如今中国人的办学环境还比不上二战后的日本？难道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孩子想光着脚丫上学都不够资格？政府也可以坦然地拒绝为那些穷孩子免费提供课室和课本。

当今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宁愿把教育当做产业、当作商品投入市场竞争，把受教育者当做榨取暴利的对象！无独有隅，中国却敢于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开这一先河！现在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无不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无学可上？无书可读？以今天中国的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有教无类？难道如此繁荣的中国还盖不起小学校吗？难道还没有能力使每个孩子都有课桌和免费书本吗？

现在，即使是中国城市中的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也常常苦不堪言。有人根据数据加以对比，说中国今天的普通高校收费已经完全可以媲美民国 30年代的贵族学校。殊不知在国民党或北洋军阀时代，其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若想读书都还可以就读师范院校。但是我们现在的师范院校也早已开始收费了。学者何清涟一次曾到湖南常德的师范大学讲课，说到收费问题，学生们就哭起来了。最后她调查了一下，知道那儿一年的收费是3800元，很多当地农民的家庭年收入才1200 块钱。所以要拿出3800元来供一个孩子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她问他们的校长，怎么对待这些学生，他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优惠政策，可以允许他们读一年以后，休学然后去做工，然后再来读。”何清涟说，我国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政府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工作呢？所以这个优惠政策实际上等于零。

但如果因此就断言，咱们中国穷，没有钱办教育。那倒不是真相：1999 年，350万辆公车顷刻间就吞掉了财政3000个亿（现在当然更”进步”了）。中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看来中国的确是在”与时俱进”着。瞧！政府有这么多油水外流呢；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豪华的政府机关和最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中国也最善于大搞”政绩工程”.如果各地政府拿出这种劲头的十分之一来办教育，三亿儿童又何愁收费教育呢？

另据新华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已携公款 50多亿元在逃。这数字是官方的保守报道，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应该是这个数字的10倍甚至20倍。还有一个数字，经济学家樊纲指出：2000年中国外逃资本约48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出当年 47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据有一个贪官在悔罪书中这样说：国家的钱实在太多了，我不过是取大海之一栗矣！

事实上，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正好与政府的投入成反比。究其原因，一则是人口压力导致，二则是应试教育畸形发达，三则是制度因素使然。中小学教育杂费过高，导致”义务教育不义务”，这已是公认的事实。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干别的经费从来都很充足，偏偏在教育上就没钱了。岂不怪哉？

由此可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口吐莲花：”中国的教育占财政支出的15% 多，与国际水准一致，政府最愿意为教育’买单'”乃是彻头彻尾的无耻谎言！

而且，现在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不在教育之内，而在教育之外。教育的政治化，教育的附庸化，教育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才是当今中国教育更大的悲剧！国家致力于 把孩子们培养成社会主义清一色的道德白痴青年才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根本目的。于此，伪善的教育不仅违背了社会公义的游戏规则，而且也已违背了人类 普世的价值、正义和公理！

 

张祖桦，1955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
曾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辞职，成为独立的民间学者。
1991—1992 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
1993 年至今，任职于民间研究机构，曾受聘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现代化、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主编）、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论“民主兴国”》、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等。作者原任共青团中央常务委员。

【目录】

李卫平：听从良知的召唤——访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遗产——兼评宗凤鸣新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宪政民主与中国转型——LQQM访谈实录
以奥运促人权
维权时代的来临
只待新雷第一声——祝贺《开放》创刊二十周年
我的“三加一”分析法
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权力的垄断
爱因斯坦的智识
严重歧视农民的选举法
恶质化政府比黑社会危害大得多——声援陈光诚和维权村民

自贡地方当局应立即停止侵犯刘正有先生的人权
军队国家化乃政治文明之通则
制止“圈地运动”——还给农民土地财产权
勿使违宪审查制成画饼
人大代表选举的合法性

 “会议规则”与“民权初步”
给有意参选人大代表的朋友们九点建议

甘地与非暴力主义
马丁.路德 金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
应全力争取兑现宪法规定的“八大自由”

第一个起诉国务院的公民
漫漫上访路 正义在何方
批评与建议都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耀邦之死
北京海淀上地建材城被强拆案
强大的利维坦、虚弱的利维坦
评“太石村事件”中的政府行为
佛山南海区政府违法征地案评述
现代版“莫须有”师涛案
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

评陕北民营油田行政侵权事件
人权入宪，民权沦陷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关于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综述
论“民主兴国”（又名：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动力何在？）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杜导斌被捕而作
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中国宪法的演进方向及修宪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

人大改革：从“橡皮图章”到“宪政支柱”
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
中国特色的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警察权的制约
宪政民主概念阐释

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
宪政民主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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