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采访前奏

我对老酒鬼余金元的最后印象,是他横着烟竿,鼻子尖直抵相机镜头,似乎要钻进去琢磨个透彻。我本能地一仰身板,还他一口酒气,并拍下那满脸的迷惑。

这高海拔的山窝,四周的峰峦显得矮。我与所有的醉汉一样抱紧双肩,感觉太阳是块冰,不间断地冲人类喷射凉气。我不甘示弱地仰起头,可一出气,眼镜就蒙雾了。老张将面包车从几十米外挪过来,拽我上副座,然后急匆匆地出马鹿塘,奔向下一站。

由于是旋来旋去的下坡,老张的手脚忙得跟打拳似的,我则乘着酒兴,随他腾云驾雾。这是盛夏八月,山道旁居然走着穿棉袄、扛锄头的乡民,我贴着车窗,挤扁着鼻头嘀咕“奇怪”,老张却答非所问道:“他们去坡上找药呢。”

“什么药?”

“人参、天麻,还有虫草啥的,拿到禄劝去卖给中药材贩子。”

酒劲如波涛一般涌动。身体骤然燥热起来。我心不在焉地哦哦,就开窗去喝口冷风。虽然连打了两个喷嚏,却明显感到太阳有了热度。车又驶出10多里路,我们像蛇一样,逐渐蜕皮。筋骨也随着衣裳的减少而舒展了。

一辆挖掘机横在路中,正以它的巨臂猛啃鼓胀的地面,老张骂了句粗话,紧咬着一串大型载重货车的屁股刹车。我已清醒如常,就下去打听情况。原来是豆腐渣工程,这段公路整修才几个月,又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塌陷。一个卡车司机说:“我刚好尿胀了,就靠边停车,不料竟眼睁睁地盯着路中央凸一个包起来,而且一眨眼就由篮球变成簸箕,再一眨眼,嘿,一个簸箕就变成两个特大奶子,还卜卜冒气。我的尿筋都叫吓缩了,万一像平常那样碾过去,肯定连人带车垮进沟里……”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将修公路的,以及卖水泥、碎石和沥青的爹妈与祖宗都日了数遍。有个络腮胡子说:“这有啥稀奇?连长江的防洪坝都是豆腐渣工程,98年发大水,拿了好多解放军去堵漏洞。朱镕基都哭啰。”

另一个小伙子也凑热闹:“我们中国人连导弹都敢造假,外面是钢的,内瓤子是木头削的。最近中央领导去河南视察,才曝的光……”

老张在一旁捂着嘴笑,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轰轰吼叫的机器,但见铁臂左旋右旋,将抓起来的豆渣浮土扔到坡下。如此恭候了大半个小时,方得到“小车通行”的恩准。

过了这一关,车开得更猛了,转瞬就直逼山脚。在昨天经过的岔路口拐了个180度的急弯,又驶向我在去年底来过的通往则黑的老路。在随惯性摇摆之际,我瞟见写着“大松树”的箭头路碑,蓦然感觉亲切。因为此即嫁到大山另一面的地主婆婆董存英的娘家,也不晓得这一片有多少人在土改中死于非命?

下行了一小段,又是爬坡。记得大半年前,才修成这种两边砌条石的“水渠路”,可如今看上去,又显得饱历沧桑,一有会车或超车,就尘头大起。老张在门窗紧闭的车内,脖子前挺,眯缝着眼,仿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驾驶战车。

渐至山腰,视野豁然开阔。但见对面的群峰之间,也有一条路跟我们平行,车辆犹如三五只瓢虫,在大片裸露的肉红色中间闪烁移动。急弯的标志很多,在拐过一山嘴后,老张的情绪却陡然高涨,居然哼了半截子山歌。我诧异地转眼,老张信手往窗外一指:“我的家乡。”

“在哪儿?”

“那边。”

那边有圆盖子一般的蓝天和阳光,峰峦在几抹云彩的掩蔽下,像一些缥缈的拳头;还有深不见底的沟壑,仿佛造物主用无形的巨斧自极高处劈下,震裂而成千回百转的地槽。

老张见我一脸茫然,又说:“眼前这扇门板一样直上直下的山峰背后,是升发乡,车过不去,走路得两个多小时。我的家在北增谷,从升发再往里走1个小时就到了。”

“那你欢喜个啥?”我沉下脸,头皮一阵发麻。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撒营盘教区的张蒙恩牧师,老家刚好在升发乡。

“这里的山山水水养人啰。”老张还在发感慨。“可惜我现在很少有时间回北增谷,家搬出来了,爹妈不愿出来,他们是地道的地主思维,生下来就没想过挪窝。”

“怎样才能快一点到升发乡?”我打断他的话头。

“再跑10来公里,就是德嘎村,那儿正在建一座基督教堂。我们把车停在村头我婶子家。就绕山路进去。”老张神色轻松,“赶紧一点,天黑之前能到。”

“路好走吗?”我终于露了怯。

“跟昨天的差不多。彝族人的地方都是老山沟,这坡与那坡差不多。”老张还在盘算,“你就住在张牧师家采访,我呢,抽空赶夜路回北增谷看一趟爹妈,明天大早又回来。”

腿肚子不由自主哆嗦,“听天由命吧,”我嘀咕道。

“你算城里人中的这个。”老张翘着大拇指安慰道。“张牧师还给我施过洗呢。你一个作家,这么大老远去找他,肯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可一记起昨天连滚带爬的狼狈,就觉得没底气。

下午2点多,我们在一个V字山坳停车。天阴了几分钟,荡妇一样的风就从地槽里呼啦啦地张狂上来。老张死按着衣裳下摆,立着头发去教堂建筑工地打探张牧师的具体行踪,我则在车里整理背包,兼耸肩捶腿,作上路准备。不料没一会儿,老张就笑嘻嘻地回来了:“算你运气好,张牧师正从升发村过来,今晚住德嘎。”

我这个懒虫顿时可耻地大笑。

下面的计划就比较轻松了。我们先沿上次的老路进军则黑,在比邻的住基村采访后,再折回来。“今晚住则黑,找家干净旅馆,把精神养足。”我也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能抽空,还能再访张应荣长老和地主婆婆张美芝,追问出张家的长工是否健在。”

车往前,我又在某一高度眺望了更高的轿子雪山。它离太阳很近,彼此的呼吸已在互相触摸。我想起若干年前的诗句:“地说,我要接近天,于是山峦耸起。/人说,我要生活,于是洪水退去。/河流优美地延伸。”

浪漫的情绪刹那间被鼓动起来,可创作上述原始诗句的朦胧派江河却早已迁徙美国。听说是个西方古典音乐迷,采购了许多交响曲光碟在纽约的某一间屋子里放。

我这个曾经的诗人在怀旧当中,感觉下坡路也“优美地流着”,打个盹就在山脚了。外面蓦然人烟滚滚,“又是一个赶街天。”老张道,就抵着几架骡马车减速。车窗前晃动着花花绿绿的彝族妇女,老张悠闲地点燃纸烟,扶着方向盘与她们调笑。偶尔鸣一声喇叭,也显得不太正经。“你的熟人真多啊。”我讽刺道。老张点点头,又摇摇头:“都是村里的乡亲,或者一个教会的。”

突然,有一只手自斜刺里扯住老张的耳朵,要求搭车。门一开,男女老少就汹涌澎湃地进来,把空间塞满了。初步估计,这辆7人座的小面包,至少填了16个活物。我天生好奇,就回首两次。不料未及细看,那一张张重叠的脸就笑开了花。也不晓得有啥好笑的,我问老张,我是不是花脸?老张说,你不是花脸,你是长眉毛和尚。

满车的彝族话泛滥开去,犹如喳喳鸟叫。我恍如置身异国他乡。就这样拖拖沓沓,与骡马车同步抵达场口,老张众多乡亲的手与我拍肩告别。在皮笑肉不笑中,我看上了一个彝族女子的刺绣围腰,就花50元给她解下来,准备送给刘晓波的老婆。省得她挖苦我在穷山沟里钻,却连一根兽毛也没带出来。

慢腾腾穿过这百米短街。想起孙医生讲过,新加坡的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曾经到一个类似的乡场送医送药。他们花钱雇人搭戏台,在台上码了价值几万人民币的西药,在西药的上面扯了鲜艳醒目的大横幅。几位衣冠楚楚、细皮嫩肉的绅士犹如救世主,给川流不息的褴褛乡民发药。“不管有病没病,有效没效都发,”孙医生说,“然后将这些一拥而上抢药的感人场面拍成片子,写成长篇报道,拿到海外去赚人眼泪。他们才不管中国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听说独裁者李光耀还表彰这些医盲为新加坡争了光呢。”

愤世嫉俗之余,我拍下一面土墙上的政策标语,作为以上“行为艺术”的国内佐证:

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利国利民利己!

午后3点左右,我再次到达山区小镇则黑。老张把车停在我倍感亲切的教堂脚下,就忙着去打探大住基村的孙家。我却在太阳里狂伸懒腰,并东张西望,希望能碰上一熟悉面孔。从向阳的“三春饲料经营处”门前,一个20来岁的母亲转头招呼我。她依旧灿烂如女孩,可已习惯摇晃背上1岁多的娃娃了。我顺便问教堂的人在哪儿?她答在乡下,就只笑不吭声了。

没有功夫吃午饭。老张摸准了情况,就立即折回车头。我们又一阵风似的甩开一排排门脸,在野地里继续前行。顺平路跑了几公里,就左拐,翻越一座矮山。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浮现了。

在庄稼地之间的机耕道上走走停停,沿途向村民打听大住基2队的孙选超。孙医生在纸条上写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没料到,当车颠入苞谷林深处的一个院落,并嘎的刹住时,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

“你就是孙选超?”我使劲擦亮眼睛。

孙选超含笑点头。他的眼睛不用擦也清澈明亮。

“我是孙医生介绍来的。专门了解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孙选超的眼睛蒙上一层雾。

“就是斗地主。你们家不是地主么?”老张补充道。

“哦。”孙选超恍然醒悟,“那要我爹才晓得。”

“你爹多大?”

“50好几了。”

“不行,土改的时候你爹还没断奶呢。”

“但是他听我公公讲过啰。”

“你公公呢?”

“早死了。”

“你公公的同辈人呢?”

“差不多死光了。即使活着也差不多糊涂了。”

“你的意思是,我这一趟白跑了?”

“孙医生的朋友,不会让你白跑。”孙选超立即站起来,“走吧。”

“去哪儿?”

“找年岁大的人。”

久经沙场的“老面包”又在苞谷林里穿梭开了。在弹簧垫一般的起落中,我从前座转身与孙选超交谈。了解到他接受过孙医生的“火线培训”,已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可与我们孙家以前的影响比起来,差远了。”他感叹道。

我这属狗的鼻子耸了耸,似乎嗅出点什么,就从兜里偷偷掏出录音机:“我听孙医生讲,这边的孙姓是从马鹿塘上面迁下来的?”

“对。我们的老家是马鹿塘,在方圆千里也算赫赫有名的家族。自最上面的老祖起,我们这一脉迁到大住基村已有七、八十年。”

“你是多少代?”

“大概十几代。”

“你公公哪年死的?”

“1950年。”

“就是土改前期了。”

“对。他是被镇压的。你往左看,一直看上去,那面坡坎正中有座坟,我公公就埋在里头。我爹说过,老辈子中,除了孙百万老祖,就数公公有本事,可共产党一来,鼓动穷人闹土改,孙姓统统划为地主。公公是与则黑的几个地主一道被枪毙的,不在的时候才42岁。”

车很快就深入绝境。我们下地,沿弯弯曲曲的土坎上行几分钟,就进了孙选超的伯伯家。满目狼藉的农家大院内,一农妇丢下晾晒中的烟叶,抬腰招呼我们。孙选超代替主人,将我们安排在堂屋门前坐下,以树上的鲜果招待。不一会儿,真正的主人进院门,放下锄头。一个很害羞的中年人。稍后,我费了相当的口舌,让他明白我的来意。而他始终垂头,搓揉着裤腿边的泥斑,一脸温开水似的苦笑。

( 待续 )

首发人与人权

王光泽:中国死刑执行人数之谜

 

2007年1月1日,中国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下放给各地诸侯的生杀予夺大权23年之后被收归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仁文最近表示,中国自商周以来就是一个死刑大国,随着死刑收归最高法院,中国的死刑数量有望大幅减少。他说,自从1997年颁布新的刑法以来,中国被处以死刑的人数减少了50%,这次死刑复核权收归中央,死刑的数量有望再减少20%,按照这个趋势,中国这个死刑大国的称号有可能得以改观。”

刘仁文介绍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死刑执行数量一直是一个迷,最高法院从未公布过死刑执行的具体数字,很难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统计。在建国之初,由于新生的红色中国遭遇严峻的政治形势,死刑一度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以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例,执行死刑的数字大致还有脉络可循。1977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毛泽东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一文中说“应执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不过十分之一”。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经济改革开放开始了5年之后,中央高层认为,“文革”结束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对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说:“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他还说:“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

1983年的8月底到1984年的8月底,是中国的第一个“严打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中披露,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6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

至于非“严打”的正常年份,中国大陆执行死刑的人数也有各种不同的预计。有位学者根据公开出版的《杭州市人民公安志》中发现,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武警支队就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处决死刑犯88人,1991年执行死刑犯为65人,1992年执行死刑犯为64人,1995年执行死刑犯为58人,平均杭州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为71人。杭州市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此外还有10个地级市,以每个地级市每年40人计算,全省每年执行死刑的数字可能在500人左右。

刘仁文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学术界一般估计,中国每年大约处决8000名被判处死刑的人。一位长期在河南省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推算,在非严打的年份,河南省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在500人以上,严打的年份更会高达800人左右。他说,如果据此类推,中国有30个省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大约在1万人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有国际组织估计每年中国的死刑数字高达12000人。

刘仁文说,不管是哪个数字,均可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判处死刑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根据收集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2004 年期间,至少在25 个国家有 3797 人们被执行了死刑,至少在64 个国家有7395 人被判了死刑等待执行。97%的死刑执行发生在中国、伊朗、越南和美国。其中伊朗至少执行死刑159人、 越南至少执行死刑64人 。美国则从2003年的65人下降到2004年的59人。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死刑是一项公开的数据。在美国,每一起死刑案件的判决与执行,都是本州或者全国报纸的重要新闻,政府的司法信息统计网
http://www.ojp.usdoj.gov)对死刑裁判与执行的数据随时都有更新。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曾报道,除了中国之外,世界各地,包括伊朗、越南、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在内,每年被处死刑的总共大约是400到500人,而中国每年8000人被处以死刑,几乎是世界其他各地被处死人数总和的20倍。

北京著名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对中国一年有8000人被处以死刑的数字无法确定,这只是一个学术界的估计而已,掌握这个数字的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最高人民法院还是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国家的绝密,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布被处死的人数。莫少平还指出,死刑数字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法律,而中国可以判处死刑的类别也可以反映出依法量刑的轻重和死刑案件的多少。

一位被选拔到最高法院成为死刑复核高级法官分析说,最高法院以前总是借口全国各地情况复杂不好统计为由一直没有披露全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但是死刑收归最高法院之后,这一理由很难成立,不排除在死刑实际执行数字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最高法院每年发布执行死刑的人数。

他说,收归死刑复核权就是因为中国的死刑数字过于庞大,面对国际的压力过大,不便公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教授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究其原因,“全国死刑数量统计信息之所以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损害,只能是因为数量过大。”(王世洲,关于中国死刑制度的反思《新华文摘》2004年第15期)这种数量过大,导致政府担心国际人权组织和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指责,因此,这不是一种理直气壮的表现。

莫少平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有68项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97年颁布新的刑法之后,中国被判死刑的这个罪,这个绝对数是大大增加了,增加到68种,以前是只有20多种。那么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什么呢?应该中国从立法上对死刑的限制应该是大势所趋。比如说,对一些财产型的犯罪,应该减少和停止死刑的适用,还可以增加有期徒刑的刑期以加大对严重犯罪的惩处力度,代替死刑这种最严厉的刑罚。他说,目前中国刑法典中有期徒刑最长的不得超过15年,数罪并罚不得超过20年,这种做法迫使法院在量刑时对一些严重犯罪适用死刑。其实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增加有期徒刑的刑期,使其达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莫少平还说,不公开死刑统计数据不是长久之计。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任何刑事案件,无论是否公开审判,都应当公开判决。也就是说任何判处死刑的案件,其裁判的结果都是向社会公开的。所以到底有多少人被判处和执行死刑,是可以根据裁判的情况推断出来的,所谓保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反而会导致民间的错误推测和失误统计。

首发人与人权

欧阳小戎:岁初怀念狱中人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可以遇上郭飞雄先生,可惜每一次都和他擦肩而过。当我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的时候,他却已经被捕,有消息说,看守所里的管教们将他铐起来绑在床上,原因是他在里头绝食。看守所里睡的是大统铺,设计标准睡十二人,但是实际人数往往比这个数目要大得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将人绑在大统铺上殊为不易,但是公安局的警察、看守所和劳教队以及监狱里的管教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段。郭飞雄被绑在上面,继续绝水绝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类似的情景我只在林昭的材料里见过,或者我的朋友王金波也有类似经历,但和他谈起狱中遭遇时,他总是轻描淡写一笔代过。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象林昭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少数,只不过林昭留下了血书,使她的事迹得以为众人所知。在我的朋友中,陈宴斌先生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他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衣着整洁朴素,身材挺拔,面貌英俊,脸上时常带着腼腆羞涩的表情。虽然年近四十,却依然是一副八十年代末期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样子。谁也想不到他曾经坐了十五年牢,更想不到他在牢里一次次为了那么一丁点残存的尊严,和狱中各种势力以死相拼,好几次差一点连命都保不住。

每当遇上一位坐过牢的朋友,我都下意识想要向他们打听坐牢的经验。我的朋友李海评价陈宴斌先生时说:“他居然能用这种方式挺过十五年而精神不变,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觉得“奇迹”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个“神迹”。在我眼里,郭飞雄和陈宴斌是一类人,所以当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后,我有些害怕:万一发生什么危及生命的事,那该如何是好?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祷告吧,只要我们足够虔诚。”于是我开始祷告,但事情丝毫也没有好转,好消息一个也没有传出,恰恰相反,郭飞雄被从温暖的广州转押到冰天雪地的沈阳去了。

过去的丙戌年发生过无数人权灾难,其中许万平、杨天水两位先生被判刑十二之悲剧,堪称悲剧中的悲剧。几年前一个冬天,狱中的张林先生给夫人寄来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好,只是严冬将至,尚缺寒衣。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张林夫人刚刚收到这封信,便同时收到了天水先生寄来的过冬衣物。我听见好几位政治犯亲属说过,每到冬天,天水先生便寄来寒衣,而他自己则在靠稀饭咸菜度日。去年冬天,我曾试图给狱中的天水先生也寄些衣物,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他的亲人。实际上,所谓“联系不上”,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我已学到天水先生万一,那么他早就应该穿上了我寄去的衣物。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某天他质问那些将杨天水投入监狱的人:“为什么要判杨天水十二年?你们就真的连一点良心都不讲,哪怕要判,稍微轻一些难道不行?”那些人答复:“我们已经网开一面,判了十二年已是对他莫大的宽大,本准备判他个十八、二十年的。”呜呼!禽兽!说起将一个人投入黑牢,让他十八、二十年霉烂在里头的时候,竟然还能如此轻松惬意,面不改色地以施恩者自居。这不是禽兽又是何物?

在冠冕堂皇的“和谐社会”里,一切带来“不和谐”因素的人,都将遭到灭顶之灾。小到一套音响,大到全世界,都有人在不遗余力试图为之贴上“和谐”的标签。人们说印度不和谐,印度有贫民窟,用脏兮兮的恒河水洗澡。那是因为印度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恶城管到处砸人的摊子;没有收容遣送制度;没有人把“市容市貌”看得比泰山还重,而底层民众的疾苦则如鸿毛一般。如果中国的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并在城里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居所,那么中国的城市里会出现比印度更简陋得多的贫民窟。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能够自由地追求并充分享受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活而非知只顾惟利是图,那么中国的江河里会有比印度人更多的洗浴者。

在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有一位名叫严正学的画家,他曾经象传说中的行吟歌者一般,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背着画夹流浪四方,把我们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成一个巨大象牙塔,成了中国第一位自由画家。但是这片土地辜负了他,于是他决定抗争,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象牙塔。他成了中国“民告官”第一人,不停地和统治者打官司。因为“告官”,他成了无数“不和谐”因素的缔造者,令那些追求“和谐”的人们恼恨不已。十几年来,严先生因此被放劳教、遭殴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但他一直不肯屈服,最终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于去年年底再次被捕,尽管严先生早已年逾花甲。

严正学先生高大、黝黑、满面沧桑。尽管历经无数风雨,心灵依旧童稚一般,这是天生的伟大艺术家气质。地痞流氓们坐牢了,仍旧能过得很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迎逢管教,在牢房里用最野蛮和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弄权,对其它犯人称王称霸,作威作福来赢得他想要追求的流氓无赖生活。但是艺术家则不同,监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地狱,他们的牵挂,他们的忧伤,他们的情感,他们对自由、美和真诚的追求,在那里头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抒发。前不久,惊闻严正学先生在看守所里试图自尽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一定是他们给严先生罗织一大堆无稽之谈的罪名,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些所谓的“罪名”,必重判无赦。严先生已经六十四岁,如果刑期在十年以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在《古拉格群岛》的扉页上,题着一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文字:“献给死去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愿他们原谅我,没能猜到一切,没能看到一切,没能想起一切。”今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早已听猜到、看到并想起了一切,可是我们又能祈求谁来原谅我们的无能为力?

和高大、黝黑的严正学先生相比,许万平先生是另一个极端,瘦弱矮小,面色苍白。知道世界上有许万平这个人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是因为和杨天水先生几乎同时被判刑十二年,那么知道许万平先生的人,更加少得可怜。他是个三代“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的妻子是为下岗工人,按理,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情并不停地砸在他身上。1989年六月初,北京的枪声传到重庆,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准备逃避灾祸之时,许先生身披一条巨大白色横幅出现广场上,横幅上赫然写着:“杀人犯李鹏!”后迅速被捕,判刑八年。出狱后不久,又遭劳教,如今再判刑十二年,这一生活得如同地狱。

万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和杨天水先生一样,又以在牢里骨头硬而闻名遐尔,因此常年面呈菜色,孱弱单薄。再次坐牢,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以他刚被捕时,曾有朋友专程赶到重庆,试图为他奔走。官方给万平先生指定了一个律师,那律师放话:“我和法院、检察院关系都很不错,我来出面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你们最好不要涉入,以免把事弄砸。”朋友闻言,觉得自己出面希望也十分渺茫,为了万平先生能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放弃了原先的念头,应允不再涉入。谁料正中奸计,未久,许万平先生被判十二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信夫!徒呼奈何。

过去的丙戌年,又有成批中国最优秀的儿子进了专制者的监狱,再加上往年的入狱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也许历史会记住他们,也许他们会被忘记。如今传统的春节又来了,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春天,在我外婆家的堂屋里,燕子已经开始衔泥筑巢。对萧萧暮雨撒江天,匆匆春去春又归。三十多年过去,有时我们偶尔想起:春天走了。或者偶尔发现:春天又来了。这个雪莱愿意用西风去换取的季节,仿佛从来没有在我们心灵中存在过。已经到来的丁亥年必定还是充斥着抓捕和迫害的一年,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去,“仅仅活着,这就不错了”。(廖亦武语)也许要等到这片土地上的铅华和铅毒全部洗尽,才会有灰烬中的涅盘。

祝李元龙先生、许万平先生、杨天水先生、郭起真先生、陈光诚先生、杨茂东先生、张建红先生、陈庆树先生、池建伟先生、严正学先生以及在过去一年中所有入狱的良心犯们新春平安!

首发人与人权

樊百华:滥用农药化肥谁之罪

 

农药化肥中毒事件层出不穷

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造成农药化肥残余超量,首先危害的是人们的生命健康。2003年10月28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鹿王景名居建筑工地,63名民工在吃过晚饭后陆陆续续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乏力、腹痛、呕吐等急性中毒症状。次日凌晨,闻讯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分车分批将残余有机磷过量蔬菜中毒的民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抢救。2006年5月18日,广东郁南县都城镇发生了16名居民因食用含有残留有机磷农药的潺菜中毒事件。类似的事件也在陕西等多省市发生过。

有机磷和有机氯等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还会通过皮肤和粘膜进入体内。妇女受到伤害后,可致不孕、自然流产、早产、胎儿发育不良、产儿体重太轻、婴儿的神经和脑部发展损伤,甚至会致癌、致胎儿畸形或死胎。国际权威机构指出:农药急性中毒往往容易造成死亡,其症状有头痛、恶心、多汗、呼吸困难、肌肉痉挛、神志不清,如不及时抢救便会危及生命。慢性中毒可触发多种慢性疾病,包括癌症、生殖和神经疾病,以及干扰内分泌系统等。

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直接危害人体健康以外,便是对生态的破坏,对土壤、河流的污染,甚至带来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作物益虫大量灭绝的同时害虫的抗药性增强)。

从经济效益看,不但农产品而且相关的轻工产品出口已经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越来越严重的损伤,而且国内相关市场也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显出后果了。假如政府的监管、检测手段继续落后于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国际贸易中已经出现的政治性磨擦,可以预期在国内市场也会逐渐出现。

香港《文汇报》2006年6月13日报道:内地毒菜危机日趋炽烈,危及供港蔬菜安全。目前内地每天约有1,000吨左右的蔬菜供港。香港绿色和平机构(“绿色和平”于1997年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随后更在北京和广州设有联络处)称:检测显示,华南地区广泛使用“非法农药”(指假冒伪劣农药)的情况“仍然严重”。该组织发言人引述香港蔬菜同业会会长杨碧山的话说:“内地质检部门就注册供港菜场有严格监管。但香港政府相关部门把关宽松,纵容不法商人以夹带、走私、假证及买证等方法,将来源不明的问题蔬菜偷运入港,问题蔬菜很容易避过政府监管措施,轻易流入市面。”内地监管如何,可以从香港舆论激烈反应后宣布的防范措施看出来,例如:“落实‘一把手’责任追究制,对工作中玩忽失职人员给予严厉处罚。要求层层抓落实,将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的各环节落实到人,具体责任到人;要严把出证关,对所出具的单证务必严格审核,做到货、证、量、品种等相符,不得乱出证、多出证、出假证甚至买卖单证。”香港绿色和平还表示,“广东蔬菜非法流入香港情况,需粤港两地政府连手部署打击,此番粤方针对注册外菜场管理是一个监控进步。”

最大的进步当然是下文要说到的出口质检。但国内市场的质检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时人们祇是从别处才获知一二真相。例如2006年6月12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昨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广州三大超市—百佳、家乐福及万佳超过八成半的蔬菜含有残留农药,二成半的蔬菜残留非法农药。该组织宣称,随机调查结果如此惊人,说明内地蔬果农药残留形势十分严峻。”“绿色和平从2005年11月到2006年4月,多次在广州三大超市的8家分店抽取了85个蔬菜和水果的样本,送到位于德国汉堡的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显示,有14%样本农药残留超出国家标准,25%的样本更是检出国家禁用农药。其中万佳的砂糖桔样本检出了8种残留农药,包括3种禁用农药,剧毒农药甲基对硫磷的残留量甚至超过国家标准40倍;万佳及百佳的白菜农药残余问题普遍突出;家乐福的西红柿11个样本内有8个检测出禁用农药‘林丹’残留。”

施用农药和化肥泛滥

有专家指出:大陆的农药使用相当泛滥,一年会用掉数十亿公斤。依大陆目前农产品农药检测不合格率约10-15%计算,平均每人每年约吃进去260克农药。目前大多数农民都处于不当用药的状态中,因此我们每天食用的稻米、蔬菜、水果都有可能含过量的农药。

中国科学院农研中心首席专家黄季煜最近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肥料和农药使用国。过去30年间,中国农业的氮肥使用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世界使用量仅增加了7倍。平均来说,中国每公顷耕地氮肥的使用量是世界的3倍。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保护农作物免受病虫害的危害,农民大量地施用了农药,现在中国已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药施用国。许多在其它国家已经不再使用的农药在中国仍然被广泛地施用,其中化肥过量使用与农药残余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目前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黄季煜表示:许多研究表明,过量施用农药和化肥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没有有效地为农民提供信息和支持,尤其是投入水平和养分平衡等问题。无论从生物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目前中国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都是过高的,水稻生产中,氮肥过量施用达30%以上。而且对氮肥的过度施用仍有加剧趋势。施用的氮肥中,有一半挥发到了空气中。农药的过度施用产生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例如,农药的过量施用在水稻生产中达40%,在棉花生产中超过了50%。目前中国综合防治病虫害技术难以得到推广,农业生产的农药使用仍然在提高。在世界上,除了东南亚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在降低农药施用量。此外,农药对农药的施用者,尤其是妇女,带来的中毒等健康危害也令人担忧。(《科学决策》2004年第10期王佐文)

暑假后,有来自山东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那儿的果农也不太敢吃自己种的水果了,原因是使用农药太多。我问现在的虫子比以前多了吗?他说不清楚。

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报道,毒蔬菜、毒水果害苦消费者,每年毒倒十万人——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说,每年我国消费者因食物残留农药和化学添加剂中毒的人数超过10万人。专家指出,果蔬残留农药有机磷会引起神经功能紊乱,重者会中毒死亡。果蔬食品的重金属、亚硝酸盐污染属于慢性积累中毒,是导致癌症、精神分裂症、软骨病等多种疑难怪病的因素之一。“约1/3的人类癌症是吃出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陈君石教授这样告诫世人。

不仅大米等主粮,也不仅蔬菜、水果,而且茶业、中草药等等也都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农药残留过量的问题。据报道,台湾朝野官民正下大决心解决茶业农药残留问题,因为不这样,据说10年以后国际市场上将再也看不到台湾的茶叶。

面对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毒茶业、毒中药……怎么办呢?首先是地方政府要解决一个利益驱动问题。很多地方财政困难,不是想办法压缩吃皇粮的队伍,而是千方百计实行刮民政策。在免除农业税的局面下,大力从农药化肥等农资销售中抽取财政收入,便成为“黄宗羲定律”的一个新的发端。

笔者近前国庆节回故乡看望老母亲,与乡亲闲谈获知:很多农户已经不敢吃自己生产的大米了。不敢吃不等于不能吃,但农民缺少检测手段,不知道农药残留是否超量,出于谨慎,就不敢吃了。近30年来的常规是,自己生产的粮食本来都是要留足自用量后才将剩余的出售,现在很多人家是一粒也不留全部出卖。我问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农药呢?回答说是市里农技部门隔三插五弄出一份《农情简报》,不是说已经有什么虫害,就是说即将发生什么虫害,看了简报,总有相信的按照简报指导、介绍的农药品牌(不乏假冒伪劣)急匆匆购回农药,接着就是一哄而上,一家家忙着购农药打药水。有不相信市里简报的种田能手告诉我:“那是农情简报,那是农资广告。我还不能跟农民说实话,告诉他们简报上说的怎么怎么不对、不符合事实,一是人家不一定信你的,说市上不比你知道得多么?二是让地方上的领导知道了,领导不高兴,说你与市里过不去,说你破坏农业生产;三是众多卖农药化肥的个体户都是领导的亲戚,或者以前的领导、技术员什么的,你说了真话妨碍了他们的生意不把你嫉恨死。我怕夜里头有人来砸你的门窗,甚至遇到更可怕的事情。”是啊,这当然是明白人说的实实在在的明白话。于是祇有找到门上来请教的乡邻才能得到种田能手的劝告,但明白人总要关照一句:“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也不要跟其他人散布我的话了,你祇要记在心里,看我怎么做,如果我骗你我总不至于自己害自己吧。”

种田能手告诉我,他一般一茬水稻最多打四遍农药,而相信《农情简报》和领导吆喝的多数农户,一般都要打十遍农药。“我的水稻不但产量高,而且我自己完全可以大胆放心地食用。”他开玩笑说,我需要的话他可以直供、专供给我。

获知这些情况,我实在轻松不起来。很显然,如果农民不敢吃自种的粮食了,谁知道将发生什么!真的如茅于轼先生说的那样,彻底放开,世界上的便宜粮食吃不完?那么,中国的耕地都干什么?真是旷古未有过的荒诞,恐怕想像力最丰富的文学家也未必想得出这种局面吧。我不禁私心里祈祷:种田能手的独立、明智,一定会悄悄地、迅速地改变故乡农民的行为。

我的长江边故乡的小河如蛛网般稠密,但大都成了污臭肮脏的废河,那样的河水已经不能用来灌溉水稻!有的养殖户是靠了房前屋后挖出来的人工水塘养鱼养螃蟹的。除了难得一见的养殖户们艰难守护的河塘,其他河沟几乎看不到一条鱼、一只虾了。种田能手告诉我,响应中央建设新农村的号召,他已经多次向市镇写信,请抓紧治理污臭肮脏的河流。我问:这么大量的有毒污泥、垃圾往哪儿搁呢?种田能手说:这需要有专家来论证统筹考虑才行。

扭曲的利益驱动机制是问题的根源

毒污泥、毒垃圾的一个重大致因就是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华南理工大学应用环境科学专业的梁镰銮教授指出,来自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广东省很多地方过量使用农用化学品,每年流入珠江的化肥农药等污染物已达248万吨,严重影响饮水安全。珠江的情况其实在全国很多农业区的江河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至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淡水资源及其水产品。

看起来,欲求“改天换地出新人”,必先改造利益机制。地方政府扭曲的利益驱动机制当然不是很容易能够解决的,可以说涉及到秦辉教授说的三农问题的实质,也就是农民问题的实质:“中国问题”。我故乡的种田能手们如何发挥得了作用?需要有他们能够活跃于其中的真正独立的农会;需要市县级(假如乡镇级政权真正转型为派出机构)选举的真正推行,不这样不可能消减臃肿的机构……这里不细谈。

其次是必须有国内市场的强有力的监管。众所周知,由于进口国的强大压力,中国的出口商品检测大大进步了。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海关质检好像是外商的派出机构一样,检测自己出口商品的能力日新月异。这是被洋人逼出来的进步。洋人的逼迫当然祇有老老实实顺应,不敢有丝毫怠慢。想想吧,日本欧美澳加等等,动不动对中国农产品实行百余项指标检测,中国出口检测机构都得事先把好关——尽管出口检测的产品数、指标项、质量级,都远远超过进口商品的检测(常常出现各种洋垃圾逍遥登陆的荒唐事),但加强出口检测当然有利于减少中国商业的损失。对洋人的尊重导致海关检测水平自然而然地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如果对老百姓也有同样的尊重,那样的国内市场该多么文明!

据专家马宇、陆修心介绍,“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对质检有关工作与WTO原则要求的一致性做出了承诺,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国民待遇、透明度等各方面内容。”遗憾的是对内对外阴阳脸,百姓、洋人两重天。更为荒唐的是,连今日欧盟各国都有统一的商检标准,同一个中国内部却远没有统一:“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进行检验的时候,依据的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就可能不一致,并将产生不同的合格评定结果,从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平等待遇,也不利于高标准地维护公共利益。”在各地纷纷巴结外商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何种局面呢?

最为严重的当然是内部市场的质检工作形同虚设,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管收费捞钱不管履行责任,例如质检监督部门敬贡完了便没事了;再如计量检测机构到处拉企业办各种质检合格证书,目的祇是让企业缴一笔钱。二是民不举官不究,从笔者所在地区传媒曝光的案例看,几乎除了一年几次声势远大于效果的运动式抽查外,都是受害百姓举报了官僚机构才来查处,大多又是查而不处。三是一般总要出了人命才会出于万一受到问责的担心而比较认真一些。如果国内市场也像出口检测那样严格,显然需要解决权力如何受到有效制约的问题。

当然,相关的具有真正独立性的NGO的发育壮大,毫无疑问也是及时有效地遏制“病毒入口”的基石之一。

解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直接关乎是否以人为本,是否科学发展的问题。说得严重一点,甚至关乎种族、民族的生命质量,当然就关乎国家综合实力、社会综合品质了。

首发北京之春

焦国标:马英九:国民党的末代王孙

 

就个人魅力而言,台湾政坛民进党、国民党的几大豪杰,马英九堪称翘楚。去年7月访问台湾,所见之人,所读之书,虽对马英九解严前的行状多有微词,可笔者作为大陆人,对“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这样的马氏名言,仍然倍感贴心,倍感亲近。不久前马英九又指出,国民党与民进党固然很远,可总要比与北京的共产党要近,这也属于既讲普世价值,又爱台湾本土的仁者之辞、智者之语。

但是马英九的终极统一论,我不太理解。若是出于策略,只是说给北京听听,我觉得大可不必。马先生那么大个人物,何必看那么远的死人脸。若是出于个人观点,我觉得又太笨拙,不够思辨。终极统一实际上很玄虚,没什么内涵。要说终极,终极是死,终极是坟,终极是共产主义,终极是天堂,终极是地球毁灭,因而若论终极,还轮不到统一。

台湾和政治家的问题在哪里?在太拿北京当事儿。我劝你们以后说话、做事、提设想、绘蓝图的时候,就当北京不存在,要让主权之神完全附体。北京今天搞大跃进,明天搞“三个代表”,后天声称“社会主义100年不动摇”,他们何曾问过台湾的意见?所以台湾2,300万人,36,000平方公里,要干什么事,做什么决定,也不用向北扭头,向北张望。在国际社会,北京打压你们,主权被挤兑;可是在台湾本土,你们有完全的主权,为什么不使用?为什么还要东张西望,自我折扣自己的主权?

这实际涉及到人的精神自由的问题。圣雄甘地曾说:“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基石是摆脱恐惧心理。”

马英九最近说,如果他上台执政,一切将恢复到去中国化之前的状态。这如果不是意气用事,就是抱残守缺。因为台湾近年的去中国化,更准确地说,或者更多的个案,实际是去国民党化。比如移两蒋的象,改变中正纪念堂的功能,能叫去中国化吗?如果这也叫去中国化,那么大陆就是去中国化最彻底的地方了,因为大陆一两座蒋的象也没有。

去党化是一种进步。大陆现在是欲去共产党化而不得,欲改变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功能而不得。如今台湾能去国民党化了,能改变中正纪念堂的功能了,当然是多多益善,是何乐而不为。

就在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于网上偶遇一个台湾年轻人,28岁,行销专员。我问他怎么看马英九,他说:“他的言行,很中国。所谓的很中国,就是有著标准的一套,就象模型一样,所言所行不会超出模型太多,很安全的一个人。但是对我来说,这样太保守了。”我问他08大选您最看好谁,他说看好马英九。“那到时候投票您支持谁?”

“支持苏贞昌VS.谢长廷,一定要这二人配。如果这二人分开配不同的人,我就可能会迟疑。”“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人一起,获得胜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机率会比较高,我猜。”

我继续问:“我在为美国之音写专栏,他们要我写一篇关于马英九处境的文章。如果这文章你来写,你怎么写?”

他这样回答:“我将写,马英九的个人魅力总是远超过所作所为。民众总是关注他的魅力,但是很少真正看到他做了些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您的意思是说,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多少工作,对吗?”

“我认为是这样。他是外表魅力优于实际作为的人。我不知道古今中外有哪些领袖是‘个人魅力,个人作为’的。”

这是很随机的一个问答,放在这里供蓝、绿人士参考。

我谈谈我自己关于台湾08大选的心愿。从个人倾向性上,我希望马英九当选。但从政治道义上,马英九是国民党的末代王孙,他身上有国民党的原罪。国民党不应该失去执政权之后这么短时间里又获得执政权,这太便宜它了。当然,如果一半以上的台湾人票投马英九,等08年马先生登大宝时,我将随喜不贷。

(2007-02-28柏林)

--民主论坛

綦彦臣:党国政治是“二.二八”事件的真因

 

现在有一种谬论,认为:台湾的“2.28”事件是当时的台湾人反对国民党心态浓重所致,也就是说蒋介石及国民党不是元凶。[作者在这里把“当时的台湾人”称为“原住民”,容易引发误会,因为在台湾,“原住民”约定俗成的被用来专指汉人大量移民台湾之前就已住在台湾的诸多族群。──洪哲胜编按]对于台湾当今政局,这种谬论有很强的功利性及倾向性。然而,在国民党已经道歉及政府已经做出赔偿的现在,这种功利性与倾向性实在没有必要,尽管它是企图支持自新后的国民党。坦率地说,正如泛绿阵线中有人旧话重提,再打高调悲情牌一样,也显得没有意义。

如果说,作为大陆人,一定要不避讳自己对自新后的国民党同情的话,那么就应该代他们再次向台湾人说一声:谢谢你们,台湾人;谢谢你们对国民党的宽容,而未使台湾族群大分裂。

在“2.28”事件中,台湾人里面固然不乏一些“不良分子”从中作乱,但是引发国民党军队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武装反抗已经发生,而武装反抗中又以中共地方武装之“二七部队”为最著名。设身处地考虑当时国共争锋的政治状态,中共利用敌方民乱也不算政治道德亏欠。

但是从大历史观上来说,中共也是“2.28”事件的责任方之一。只是现在没人敢正视这一历史问题而已!

至于说到当日元凶国民党,其历史责任是万万推不掉的,原因有三:

1、专制的经济政策扰乱台湾人民生活

国民党的“党军一体”、“党政一体”、“党经一体”构成了貌似稳定的党国体制铁三角,前二者已为政治史学界所关注,而对其“党经一体”关注则不多。

对台湾的烟草专控,就是其“党经一体”的具体操作。没有哪一项专卖政策为人民所喜欢,而没有哪一项专卖制度不造就体制内腐败集团的。专卖制度为人民所讨厌,早在西汉盐铁论战时就明了了。国民党党内硕学名流不为少,理当知道此点,但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学术良心就被压抑了。

2、野蛮执法必然引发民乱

有论者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台军力不足使“乱民”有了可趁之机。

质而论之,有一定道理,但此说亦不乏“昧着良心拉偏架”的因素。

因为高度专制制度的执法中必然出现执法者自大现象,稍遇民众反抗,哪怕很正常的论理,执法者也会认为草民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心中都装着“朕即国家”的原则,况且执法的额外收益高得很呢。若要真从这个角度继续讨论“2.28”事件的细节,就应当调查一番当时台湾专卖局人员的薪金收入与额外收入的比率,还有专卖局上缴财政的资金占全台湾的财政收入的份额。

“2.28”事件不发生在台湾,也许会发生在浙江、内蒙。今天大陆屡出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2.28”事件的注释脚本,只是还没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而已。因此,风传的“注意某某宗教势力操控维权事件”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这类活儿,共产党自己就干过!”

3、专制政府一方错上加错

如果说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的傅学通等人对卖烟寡妇施暴──枪托击伤头部以及误伤旁观者,只是“偶然事件”、执法素质不良的反映,等等,那么2月28日的省公署门前的卫兵开枪致民众伤亡,则是专制制度本质的大暴露。

专制本质毫无例外地是以恐惧人民的权益要求为“本能反应”,而又毫无例外是以惩罚过度的手腕对待人民。

“2.28”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愿理性的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并不因为台湾政局中有人旧话重提而给予“矫枉过正”的对待,即把“2.28”事件的主因推给所谓台湾人里面的暴民。

不如是,只能是披麻救火,起反作用。

(2007年3月1日凌晨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江棋生:再评温家宝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我在《为邬书林一辩》这篇短文中,对温家宝题为《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稿进行了一些点评。但是,谁都能看出,我是言犹未尽,没把话说痛快。

大家知道,在200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是胡锦涛先作报告,之后才轮到温家宝登台讲话。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的报告如死水微澜无人理睬;温的讲话却令人感动反响强烈。章诒和女士说:“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地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可以想象,当两会代表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教诲和指示时,除了不时提醒自己不能打瞌睡外,内心当有怎样的轻鄙和反感。

说实在话,温家宝的讲话与胡锦涛的报告确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胡锦涛的报告整个儿是用官话、套话堆砌出来的。除了袁鹰先生违心地夸了他一句外,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人对胡的报告说了什么好话。而温家宝的讲话除了官话、套话比较少外,还确有真情流露和个性化的表述。历史学家雷颐先生读了温的讲话后是真动感情了。他说:“温家宝总理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心情激动,口无遮拦。雷先生无意之间把“很久很久”以来胡锦涛所作的所有报告都给贬下去了。我的朋友吴思先生是个十分理性、平实的人。他说:“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人民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

关于温家宝的讲话别人没有提到,而我想加以肯定的一条是:温在报告中打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擦边球。温家宝经过“用心思考”后,首先赞扬了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接着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随后就提到了比较敏感的吴祖光,赞扬了新凤霞;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他谈到了比较敏感的赵丹遗言,并给出了钱学森的发问: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依我看,温家宝打的这些擦边球反映了他心态中的开明之处。

然而,温家宝的讲话真的如雷颐先生所说“这样好”么?真的有什么“真知”,真的很“精彩”、“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么?对此,我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有一个致命伤,这就是不愿或不敢直面事实,不能坦坦诚诚地说出切中肯綮的真话来。

温家宝讲话的第一条是:“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这就是说,他把问题说成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明白“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因此需要他来加以启蒙和点拨。其实,真正的问题明摆着:由于人权和自由得不到保障,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不敢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尤其是不敢求真,不敢讲真话。会场中的在座诸君心里谁不清楚,半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敢讲真话的人,是出来一个,就被政府收拾一个,以致文艺工作者要讲真话,“需要极大的勇气”(袁鹰语)。温家宝不能直面现实而置换命题忽悠人,由此已见一斑。

温家宝讲话的第二条是:“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在这一条中,温家宝也是刻意躲着紧要处,说了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其实,真正紧要的话只有一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口头上提倡“百家争鸣”,实际上专搞“一家独尊”,因此大家的思想怎么解放得了?!正因为思想得不到解放,也就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各位看官,说这句话需要真知灼见么?不,只需要尊重事实,服从常识就够了,但温家宝却做不到。

温家宝讲话的第三条是:“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上两条一样,温家宝再次回避事实,只字不提文学艺术家们普遍缺失社会责任感的真正原因,反而要他们树立“高尚的品德”,以周文王等古代圣贤为榜样,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在受迫害中发愤而为。我认为,温家宝这么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要求过分,而且已然显虚伪之心,少恻隐之情。

温家宝讲话的第四条是:“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方面温家宝的确感到了危机,出现了忧虑。但是,他依然刻意回避了精品和人才出不来的根本症结──中国没有建立起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只能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求来所谓的“精品”和“人才”。这是因为,在皇权专制和极权专制制度下,精品和人才的多少与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呈负相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因此才“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当然唐朝是一个例外,如吴思所说,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官方容忍或忽略了体制外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因此才文采斑斓,涌现出许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而在当代中国,后极权专制控制能力尚能实行大体上的思想禁锢,并且也不想容忍或忽略民间的创造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能出的精品和人才,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精品”和在正统之内寻找生活意义的“人才”如张艺谋等而已,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精品和人才涌现出来呢?

上文提到,温家宝在讲话中特意谈到了赵丹的遗言,并引用了其中的一句,“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平心而论,温家宝在大会上提及赵丹遗言是需要勇气的。赵丹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然而,这个温家宝照例是黄花鱼溜边,躲开紧要处,刻意不提赵丹遗言中最是精华、最为出采的话,那就是: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

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必要。应当说,温家宝摘引的那句话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那句话别说赵丹压根儿不怵,随时都能把它讲出来,就连有肝无胆的郭沫若也什么时候都敢说;唯有上面这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的话,赵丹只能一直憋在肚子里,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还是黄宗英说得好:“阿丹用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一丝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而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可想而知,赵丹如果说早了,必遭迫害无疑。然而,在陈云等人早已作古的今天,温家宝依然不敢转述赵丹的肺腑之言,这就是一件掉链子的事了。

温家宝在紧要处掉链子,除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淡忘”赵丹遗言的精粹之处这一件外,我在这里还想再提一条,这就是他不敢赞扬更有风骨的吴祖光先生。早在1957年,吴祖光就提出了赵丹遗言中谈及的问题。当时,他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

一介文人吴祖光在50年前就有如此识见和风骨,这就难怪他要被定为右派、受尽摧折了。然而,在反右前敌总指挥邓小平撒手人寰十年后的今天,对国之先贤推崇备至的温家宝却对吴祖光这位“可与日月争光”的人物欲言戛止,但说吴夫人凤霞好,“画如其人”,这可就又掉了一回链子。

综观温家宝的通篇讲话,应该说不是没有真诚、没有真情,但在紧要处却尽是敷衍、打马虎眼──看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独具慧眼。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读了温家宝的讲话稿后,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备受鼓舞”之余,针对温家宝洋洋数千言,却对“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置一词的做派,不客气地追着温家宝的屁股说了两个“当务之急”: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务之急;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只可惜,你急他不急;你“竭智献议”,他置若罔闻,只当没听见。

最后,评说温家宝的讲话,若是漏掉了关于戴爱莲的那一节,就决不能说已经把话说痛快了。温家宝在大会上细腻地描述了他与戴爱莲的过从交往,还专门引述了戴爱莲病危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温家宝拉着她的手,她大声对温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温家宝还介绍说:“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我相信这几句话是温特意要说的。我琢磨,温家宝之所以特意那么说,不象是为了怕他的政治局同事指责他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而更象是为了与“退党大潮”较较劲。然而,放上那几句话的结果却是弄巧成拙,这恐怕是温家宝始料未及的。

说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已根本没有普世性,只有“人口太多”这一条是它的依凭了么?再说,朝鲜的金正日听了能舒服么?温家宝如果对金正日说:“朝鲜人少,不需要劳动党(共产党)的领导。”那金正日还不气得鼻子都歪了?而古巴的卡斯特罗就更不干了。依照戴爱莲、温家宝的逻辑,蕞尔小国古巴的人口才1,200万,那还需要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你说卡斯特罗听了,能不从病床上蹦起来跟家宝同志玩命?还有,戴爱莲的话,欧盟听了也会觉得不是滋味。欧盟各国与中国相比,人口不多,因此都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然而,欧盟这块饼正在越做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最后,欧盟这个准国家难道也需要共产党来领导不成?!

行文至此,我算是把话说痛快了。

(2007年2月2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Study: College students get an A in narcissism

Study: College students get an A in narcissism

February 27, 2007

By DAVID CRARY

ASSOCIATED PRESS

NEW YORK — Today’s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narcissistic and self-centered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according to a comprehensive new study by five psychologists who worry that the trend could be harmful to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American society.

“We need to stop endlessly repeating ’You’re special’ and having children repeat that back,” said the study’s lead author, professor Jean Twenge of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Kids are self-centered enough already.”

Twenge and her colleagues, in findings to be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Tuesday in San Diego on the generation gap, examined the responses of 16,475 college students nationwide who completed an evaluation called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between 1982 and 2006.

The standardized inventory, known as the NPI, asks for responses to such statements as “If I ruled the world, it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I think I am a special person” and “I can live my life any way I want to.”

The researchers describe their study as the largest ever of its type and say students’ NPI scores have risen steadily since the current test was introduced in 1982. By 2006, they said, two-thirds of the students had above-average scores, 30% more than in 1982.

Narcissism can have benefits, said study coauthor W. Keith Campbell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uggesting it could be useful in meeting new people “or auditioning on ’American Idol.’ ”

“Unfortunately, narcissism can also have very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 including the breakdown of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he said.

The study asserts that narcissis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at are short-lived, at risk for infidelity, lack emotional warmth, and to exhibit game-playing, dishonesty, and over-controlling and violent behaviors.”

Twenge, the author of “Generation Me: Why Today’s Young Americans Are More Confident, Assertive, Entitled — and More Miserable Than Ever Before,” said narcissists tend to lack empathy, react aggressively to criticism and favor self-promotion over helping others.

The researchers traced the phenomenon back to what they called the “self-esteem movement” that emerged in the 1980s, asserting that the effort to build self-confidence had gone too far.

As an example, Twenge cited a song commonly sung to the tune of “Frere Jacques” in preschool: “I am special, I am special. Look at me.”

“Current technology fuels the increase in narcissism,” Twenge said. “By its very name, MySpace encourages attention-seeking, as does YouTube.”

Some analysts have commended today’s young people for increased commitment to volunteer work. But Twenge viewed even this phenomenon skeptically, noting that many high schools require community service and many youths feel pressure to list such endeavors on college applications.

Campbell said the narcissism upsurge seemed so pronounced that he was unsure if there were obvious remedies.

“Permissiveness seems to be a component,” he said. “A potential antidote would be more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Less indulgence might be called for.”

The new report follows a study released by UCLA last month which found that nearly three-quarters of the freshmen it surveyed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o be “very well-off financially.” That compared with 62.5% who said the same in 1980 and 42% in 1966.

Yet students, while acknowledging some legitimacy to such findings, don’t necessarily accept negative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ir generation.

Hanady Kader, 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nior, said she worked unpaid last summer helping resettle refugees and considers many of her peers to be civic-minded. But she is dismayed b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ome students who seem prematurely focused on career status.

“We’re encouraged a lot to be individuals and go out there and do what you want, and nobody should stand in your way,” Kader said. “I can see goals and ambitions getting in the way of other things like relationships.”

Kari Dalane, a University of Vermont sophomore, says most of her contemporaries are politically active and not overly self-centered.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mselves — but in the sense of where are they’re going to find a place in the world,” she said. “People want to look their best, have a good time, but it doesn’t mean they’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sides, some of the responses on the narcissism test might not be worrisome, Dalane said. “It would be more depressing if people answered, ’No, I’m not special.’ ”

Beauty of the beasts

Beauty of the beasts

Why has mankind always loved to draw animals? David Attenborough explains the fascination

Animals were the first things that human beings drew. Not plants. Not landscapes. Not even themselves. But animals. Why? The earliest known drawings are some 30,000 years old. They survive in the depths of cav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crawled for half a mile or more along underground passages through the blackness is evidence enough that the production of such pictures was an ac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se artists.

Head of a White Stork, attributed to Vincenzo Leonardi

But what was their purpose? Maybe drawing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eremonials they believed were necessary to ensure success in hunting. Maybe the paintings were intended not to bring about the death of the creatures portrayed but, on the contrary, to ensure their continued fertility so that the people would have a permanent source of meat. We cannot tell. One thing, however, is certain. These drawings are amazingly assured, wonderfully accurate and often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This practice of painting images of animals on walls has persist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when men in Egypt began to build the world’s first cities, they too inscribed images of animals on their walls.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function of at least some of these: the Egyptians worshipped animals as gods. But Egyptian artists also delighted in their natural beauty, for they adorned the walls of their own underground tombs with pictures. The mummified dead in the next world would surely wish to be reminded of the beauties and delights of this o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imals as gods and animals as themselves is also apparent in the manuscripts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Scribes provided their saints with emblematic animals. Saint Mark has his lion, but it is a lion with wings; and Saint John is accompanied by an eagle, but often one of such magnificence that it is scarcely recognisable as the brown bird of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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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ther less exalted and more earthy creatures also crept into their manuscripts. The monks introduced on to their pages the wild creatures that abounded in the natural world outside. Squirrels run up the margins; rabbits chase one another around the capital letters.

In the early 12th century, such animals began to escape from the breviaries and Psalters into books of their own. These bestiaries seem to be a particularly English phenomenon, an early indication of a special national affection for animals that endures to this day. Among these recognisable images there are some fantastic animas – unicorns and dragons, sea monsters, and griffins that were part-lion and part-eagle. The scribes had not seen them but they certainly believed in their existence.

By the 15th century however,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swept through Europe. Scholars began to examine the world with fresh eyes and to question the myths of the medieval mind. Leonardo da Vinci started to look at animals and plants in a new way. He wished to understand how they grew, moved and reproduced themselves, so he not only drew them in action but dissected their bodies.

Other scholars began to assess the variety of animal life that lay beyond their own countryside. For explorers travelling south down the coast of Africa, east to the Indies and west to the New World were bringing back completely new kinds of creatures.

The natural world needed a catalogue, and the first to compile one – thus earning the title of the father of zoology – was a Swiss doctor, Conrad Gesner. To illustrate it, he assembled drawings from wherever he could get them. Some he commissioned from artists, who drew many of the skins and skeletons that Gesner himself had collected. Others, he ask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s to produce pictures of animals that neither they nor anyone else had ever seen, and some images he simply appropriated. All these pictures, Gesner published from 1551 onwards in his Historia animalium.

Gesner’s illustrations in turn were plundered by an Italian encyclopaedist, Ulisse Aldrovandi, professor of natur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Like Gesner, Aldrovandi amassed an immense collection. His cabinet of curiosities was said to contain 4,554 drawers of specimens. For years, he wrote and rewrote descriptions of his objects, quoting from all kinds of sources, including references from classical poets. The myths of medieval times had not yet entirely vanished, for Aldrovandi firmly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dragons and he accordingly devoted a section to them – some with wings and some with seven heads.

Aldrovandi’s illustrations, like those in most printed books of the 16th century, came from wooden blocks on which the design was cut in relief. The simplicity of the technique inevitably imposed limitations on detail. Many of Aldrovandi’s images are banal representations of banal subjects: worms, a tooth, lumps of ston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that have an undeniable grandeur, such as the huge crabs, shown full-page, which glower at the reader from within their splendidly armoured and articulated shells.

Toucan from exhibition Amazing Rare Things
The compulsion to draw animals is a tradition that stretches back 30,000 years

Aldrovandi’s works were firmly based on his own collections of specimens. Howev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a new kind of collector appeared, who accumulated not objects but drawings of them.

Such a one was Cassiano dal Pozzo, whose interests took in classical statues and architecture, plants, animals and fossils. These drawings, which would ultimately fill many huge vellum-bound volumes, constituted what he called his museo cartaceo, or his “Paper Museum”. He was more rigorously scientific than Aldrovandi: goneare the mermaids, dragons and centaurs.

Cassiano himself investigated the anatomy of many of his animal specimens as Leonardo had done 150 years earlier – though the records his artists produced are no match for Leonardo’s. But they did produce drawings that convey with great mastery the colour, texture and details of their subjects. Occasionally, they succeeded in giving their drawings of the most ordinary objects a monumentality that the originals probably never possessed.

Throughout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influx of strange and wonderful plants and animals from overseas supplied the artists of Europe with abundant new subjects. Eventually, the time came when some decided that they would themselves travel to far-flung places to find 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ir original settings.

One of the first of these adventurous artists was a divorced middle-aged woman by the name of Maria Sibylla Merian. She lived in Amsterdam, where she earnt her living as a flower painter, but she also had a passion for insects. In 1699, at what was then regarded as the advanced age of 52, she set out for the Dutch colony of Surinam in South America. She wanted to discover and chronicle the stages insects passed through during their life cycles. And she drew them, sitting on their particular food plants, often with other small and quite unrelated invertebrates alongside them.

Merian’s work is unmistakable. Style in natural history drawing is often subtle – indeed, sometimes it is almost unidentifiable. The artists are often too concerned with correctness and accuracy of detail in what they are portraying to mould its contours to their own particular taste. There is no room for vague impressions. There are no costumes to bring a sense of period. Since backgrounds are often omitted, there is no need to use the conventions of perspective. So a drawing of a flower made in the 16th century may be hard to distinguish from one of the same species made in the 20th. But Merian’s pictures display clear clues to their authorship. She has a special fondness for curls and she draws them whenever she has the opportunity. Given the chance, her snakes squirm into extravagant coils.

Twenty years later and farther north, in Virginia, another European artist also began to delinea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Mark Catesby, a young naturalist born in Suffolk, often gives his subjects settings that are neither accurate from a naturalist’s point of view nor even to scale. His flamingo is placed against a branch of so-called black coral, a gorgonian, which lives only in coral reefs, where flamingos never go.

Most bafflingly of all, he sets his biggest subject, the magnificent one-ton American bison, against a spray of a Robinia tree, drawn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cale. None the less, Catesby’s images have great freshness and charm. He engraved them himself on copper plates, and between 1729 and 1747 published them a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This wa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book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that culminated in 1827 in perhaps the greatest and certainly the most gigantic of all bird books, entitled The Birds of America, by John James Audubon. Audubon hunted birds with an unquenchable passion and he drew them with equal enthusiasm. He thought that the standard static profiles, which, since ancient Egyptian times, had been the almost universal way of representing birds, gave no idea of their vivacity and grace.

He determined to draw them in motion, so he took one of his newly shot victms and fixed it on to a board with a squared grid drawn on it. He manipulated the bird’s wings and neck into what he considered life-like attitudes and fixed them in position with skewers. The process must have been a fairly blood-spattered one, since his specimens were newly killed. The results, however, did indeed bring life to his images. Terns swoop, eagles crouch over their captured prey, and hummingbirds hover in front of flowers. Audubon brought these dramatic drawings to Britain in order to get them engraved for reproduction. They were, however, among the last important natural history drawings to be printed in this way.

That was because a German printer had discovered that a line drawn with a wax pencil on a fine-grained limestone could be inked and printed. He refined the proces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soon the lithographic process was in use all over Europe, offering prints that could reproduce the most delicate lines directly from the artist’s hand. The process led to a new flowering of natural history books.

Among the most spectacular were those produced by John Gould, who employed a series of artists, perhaps the most talented of whom was the 18-year-old Edward Lear, later to become more famous for his nonsense verse. Gould’s sumptuous folio volumes appeared in imposing ranks on the shelves of aristocratic libraries throughout Britain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 seemed that the age of great scientific natural history painting was coming to an end. Photography was beginning its reign, and it was soon possible to capture an exact image of the creature in front of you with the press of a finger.

Now the tiny electronic camera can record high-quality pictures in light so low that even the human eye has difficulty in perceiving what is in front of it. Optical cables can carry images from underground nest chambers at the end of long narrow tunnels. New vibration-proof mountings allow the camera to record close-ups of an animal while hovering in a helicopter a thousand feet above it.

You might think that these latest developments would finally bring to an end a tradition that stretches back 30,000 years. Not so. Today large-scale monographs devoted to particular groups of plants and animals are still produced by artists who welcome the double demands of aesthetic delight and scientific accuracy.

And they always will do. For no matter what the ostensible motive for their work, whether it is to lighten the reverential atmosphere of a monastery or to invoke animal spirits in a fertility ritual, to explore anatomy or to catalogue a discovery, there is a common denominator that links all these artists. It is the profound joy felt by all who observe the natural world with a sustained and devoted intensity.

  • The exhibition ‘Amazing Rare Things’, featuring many of the artists mentioned here, opens next Friday at the Queen’s Gallery,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Edinburgh. Details at www.royalcollection.org.uk

    The accompanying book ‘Amazing Rare Things’ (Royal Collection), of which this article is an edited extract, is available for £16.95 (rrp £18.95) plus £1.25 p&p. To order please call Telegraph Books on 0870 428 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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