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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有一阵睡不着，想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我不是英雄。

最早在复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被澳大利亚大法官科比称为“英雄”，在受宠若惊之余，感到心虚，因为那实在是谬奖。后来在不同的会议上，一再被同志称为“斗士”、“灯塔”，节前，智行基金会特意为我举办的茶话会上，有一位小女同志送了我一座小小的能闪亮的灯塔，讲到她们苦闷时，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就是这个感觉。我在感到自己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之时，同样觉得心虚得很，正如我在那个会上致辞时所说，其实我有时是很软弱的，当不得英雄的称号。最近正好看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主人公的一句话特别能反映我在被人叫做“英雄”时的感觉。他因为参加硫磺岛战役被记者拍了一张后来变得很著名的照片而被请去参加各种讲演展示活动，他心情非常矛盾，说：真正的英雄全都死在硫磺岛了。我当时想的就是怎么别被打死而已。所以我不是英雄。

第二句是：我不适合做英雄。

做英雄的人要有献身气质，而我恰恰缺少这种气质。记得一位年轻时代的朋友就特有这种气质。我总是忘不了她在8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老想为什么事业献身，可惜总是找不到这样值得献身的事。我这个人生性恬淡，喜欢静，不喜欢动。总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不爱热闹。我最近第三次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就出于这种心理。这次更彻底，连留言功能也关了。此外，我也永远体会不到老毛那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境界。所以我最不适合做英雄。如果做了，纯数误会。就像当年看瞿秋白《历史的误会》那篇著名遗书时的感觉。我特能理解他的感觉。

第三句是：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英雄。

自从我在性权利问题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之后，人们都变得过于激动。使我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够撼动的。有时候，你觉得你是为他争权利，是为他好，他却认为你是要害他。所以不只一个人跟我提起鲁迅的血馒头——一个烈士被砍头，围观者麻木不仁，还要去沾他的血，用血馒头给孩子治肺痨。血馒头的故事讲来讲去讲的是一件事：沟通困难。这个英雄是在对牛弹琴，鸡同鸭讲。仅仅说几句话倒罢了，还闹到砍头的程度就太过分了。他的牺牲太无价值了，人家对你的牺牲浑然不觉，只是看个热闹，当个娱乐。所以不如就去娱乐，挺好。好多人早就想清楚看清楚这个了，所以早就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我这个弯子绕得够大的。老想说话，老想发声。领导领导不待见，群众群众不待见。以后不说行不行？以后我就保留点自言自语的权利，偶尔在这里自言自语几句得了。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作品《故国·颂１》

新春伊始，满眼马褂与辫子齐飞，龙灯与猪灯共舞，推陈出新的“磕头文化”盛极一时。据悉，狗年岁尾国内有学校布置了给父母长辈下跪磕头的“家庭作业”，因而惹起争议。
 
笔者以为，晚辈给长辈磕头，本系中国“崇祖”传统的一脉，固然不必列入学校的“德育”课程，却也毋庸花大力气去口诛笔伐。只有充斥荧屏的“辫子戏”，满耳“奴才”和“喳喳”之声，那一脉最恶俗的磕头传统，才是应该铲除的腐恶文化。
 
如今国人跪地磕头，已不止于拜权，而且是拜金；又或者，向权力下跪亦即向金钱下跪，盖因只有权力才可以推开利益的金漆大门——这就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新解。
 
百年回望，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从未与下跪文化倏忽分离。犹记一九四一年美国对法西斯主义全面宣战前夕，罗斯福总统提出“人类四项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里头没有“免于磕头的自由”，因为西方没有跪地磕头的传统。
 
却说当时蛰伏于黄土高坡的中共正“支离西北风尘际”，它要生存权、话语权、发展权……甚么都想要，于是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都无限拥护和热情讴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及至中共建政，“四大自由” 变成四大皆空，惟是邓小平时代总算把“不虞匮乏的自由”嫁接为中国特色的“生存权 ”，中共承担着喂养十几亿人民的历史重责，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其实四书五经早已将国家的政治理想说的很明白，那就是让天下黎民“不饥不馁”。把生存权视为至尊价值的国民，实在活得很卑微，难怪超过六成四的中国人希望来生投胎他国，想过别样的生活了。
 
还有一项指标——“免于磕头的自由”。在中港台三地仅有香港人独享，那是拜英国殖民统治所赐，他们早就不用下跪了。然而大陆台湾还在长跪不止。台湾尚好，无论宋楚瑜抑或施明德都当众下跪磕头，毕竟是在跪拜老百姓。而大陆则是对权力下跪——八九民运中的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泣血长跪，还有当下络绎不绝的上访者在官衙外长跪，都是吾国“下跪文化”的延续。
 
按说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就免于下跪了，“阿Ｑ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以致穿长衫的官员鄙夷道：“奴隶性！”（见《阿Q正传》）
 
然而脾虚膝软的不止是阿Q，周恩来就在毛泽东跟前卑躬屈膝地跪着解说图表；广西交通厅党组书记褚之田每次到成克杰府上，都是行下跪磕头大礼；还有至为贱格者——湖南 郴州副市长雷渊利掌控全市住房公积金六亿元，因手下李树彪到澳门豪赌输掉八千万，才被立案调查。原来雷渊利贪污数额达三千六百多万，他养有九房二奶，那些曲意逢迎的地产商、建筑商为找门路向副市长下跪，竟卑贱到了向这些二奶献媚。雷渊利第五房二奶不会开车，每次蒙召，都由一民营企业的老板就用宝马轿车接送，风雨不改；第六房二奶是歌厅女郎，一开发公司老板就为她张罗“个人演唱会”；第七房二奶有点身份，爱撒娇，某地产公司的老板就在她面前扮猪八戒，以搏美人一粲……
 
阿 Q之“奴隶性 ”在于跪官，今日有头有脸的商家跪的是官老爷的妾侍；中华先贤的治国理想是人民 “不饥不馁”，而今中共治国至尊准则，依然是“生存权”和“温饱权”，听去恍如时光倒流数千年。只有一点略具时代感的变化，就是对权力行三跪九叩者，不独是权力的奴才，而更实在的是金钱的奴才。拜权是为了拜金，要拜金必先拜权。这就是中国特色。
 
如果有一天接受磕头的对象失去了“绝对权力”，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中国的下跪文化便真成绝响了。

1989年4月22日，三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跪遞請願書。
左﹕張智勇 | 中﹕郭海峰 | 右﹕周勇軍

人们常说，中医武术、京剧昆曲、唐诗宋词、麻将围棋是中华民族国粹，但那些国粹往往受到地域、时间、爱好等诸多局限。其实，唯有磕头下跪才是中华民族头号国粹。帝王君主将其立之为法规，定之为制度。使国人受教于文化，铭记于思想，融化于血液，落实于行动。在皇权所及的神州大地，亿万国人从生到死磕头下跪不止，绵延传承了近三千年，直到今天依然延续——头号国粹名份恐怕非磕头下跪莫属。

一

若论中华文明，最令国人自豪的就是“礼仪之邦”四个字。说到礼仪，恐怕没有什么比磕头下跪更具典型中国特色。近年来，国人热衷于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申请，万万不能让老祖宗的传家宝被他人抢占。

时近春节，有关磕头下跪的话题非常火爆，先是吾友亦忱先生撰文《当秦桧跪在地下，中华民族就没有资格屹立在现代世界》；接着有侯耀华下跪给残疾教师颁奖；前不久，某高校研究生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当场向院长下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写了题为《三跪九叩的健身操》一文，他从故纸堆里找出了重大发现——练好磕头有利于健康；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给学生布置寒假作业，内容之一是给父母磕一个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认为，“磕头拜年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部分，应该保留下来，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磕头下跪情景并不少见。红白喜事，哪个少得了磕头下跪。政府机关门口，磕头下跪喊冤乃是四季不绝的景观。只要打开电视，随时都能看到身着不同时代服饰的黄皮肤黑头发国人磕头下跪。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春节的最重要仪式之一就是拜年。恐怕十三亿国人中，磕头下跪的人不在少数。我姐夫退休后在老家河北磁县开诊所，去年在村里过春节，居然有近百人给他磕头拜年。我认识一位大学教授，他对子女有一个要求，就是过年必须给他磕头，其子女们无不恭敬从命。

二

磕头下跪礼仪始作俑者是周公旦，他主张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涯网友关教授考证说，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周公辅佐周成王执政，制订了详细的九种跪拜礼仪规程。（注1）从那时起磕头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际礼仪。王公大臣们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员。家长们必须跪族长；晚辈得跪拜长辈；子孙们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天、地、君、亲、师”都需跪拜，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跪着受刑。更有甚者，秦桧夫妇虽然死去近千年，还被铸成雕像袒胸露腹跪在岳飞墓前。跪拜不仅是国人生活内容，而且成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

余秋雨说，“磕头不仅仅是双膝弯曲头点地的运动，其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试想一个人连最昂贵的头颅都拜倒在对方脚下，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磕头下跪表示屈辱臣服，这种屈辱成为国家礼仪，成为国人习惯，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尊严。周公就是用这样的礼仪法规剥夺了国人尊严，实现了一人为主，天下为奴的君主统治。

周公把这种体制定为尊卑关系。他用酒壶和酒杯来比喻：酒壶又称为樽（尊），酒杯与“卑”谐音。意思是掌握酒壶享有分配权的人为尊，端着酒杯等待施与的人为卑。

追求尊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如何让天下人磕头下跪呢？权术者明白，人要尊严，须有体面。人要体面地生活，就得有自己的财产。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没有体面可言，尊严无从谈起。于是管子设计了天下资源归帝王所有，由帝王统一分配的制度：每个人的生存需求只能得自于帝王——世人必然磕头下跪。

天下老百姓创造的财富通过税赋徭役被帝王收归已有，装入自己酒壶，由帝王分配给奴才，再由奴才管理天下奴隶，由此形成上尊下卑关系。确立尊卑秩序，关键在于不能让世人从其它地方得到酒，这就是所谓“利出一孔”。由帝王把持天下人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杀、富、贫、贵、贱”之权柄（《管子.任法》），“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网友关教授说，“管子的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最高统治者垄断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等于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皇帝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帝王想维持尊卑有序的统治，必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垄断天下物质财富的同时，严格控制文化思想。用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手段恐吓威胁天下文人，严禁其它价值观念渗透。同时吸收文人加入奴才思想传播队伍，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讲学办私塾，用儒教精神鸦片忽悠世人，给全社会洗脑。使国人把上尊下卑磕头下跪当成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从而心无旁鹜地甘当统治者奴隶。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称霸，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公创立的跪拜礼仪并未得到各国遵从。孔子“独具慧眼”。他认定，帝王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恢复周公之礼，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制度。靠着层层依附的尊卑体制，建成超稳定的社会金字塔架构。

孔丘生前推销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可，他自己也在多年游历飘泊后郁郁而终。然而后来的皇帝终于发现，统治天下除了要有周公礼制，国家机器，还要有儒家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见董仲舒，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帝王们深感儒家文化为巩固皇权居功至伟，于是孔夫子被历代皇帝不断加封，直至得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谥号。在全国建庙安享尊荣，接受后世乃至今人的磕头下跪。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没有平等，只有尊卑。即使贵为高官大臣，被当众罚跪也是家常便饭。若惹得龙颜动怒，轻则被脱掉裤子露出屁股当庭打板子，重则罚没充军，甚至满门抄斩。余秋雨说，“ 跪拜剥夺了人的尊严，中国文化是没有尊严的文化（因为有尊严的人几乎被独裁者杀光了）！没有尊严的文化是文化灾难中最大的灾难，没有尊严的文化也算不上文化”。

中国皇帝能占有天下，独享天下，可谓至尊至贵。因此历朝历代，不管本民族起义还是外民族入侵，无论谁登上皇帝宝座，无论新朝废除前朝多少规矩，唯独三拜九叩大礼不但照单全收，还要发扬光大。上天赋予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本能，然而在帝王专制，儒家思想的荼毒下，近三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匍匐在地，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华夏神州只有主子、奴隶和奴才三种人。

帝王们为推行磕头下跪礼教，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标准，使天下人自幼就把学习儒教，奉行儒教当成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帝王以此手段将天下精英收为自己的鹰犬，他们能稳坐江山，全靠奴才效力。

相对于奴才而言，奴隶占人口绝大多数。他们毫无权利可言，却负担了沉重的义务。在几千年漫漫长夜，他们要么唯唯诺诺受尽痛苦屈辱当草民，要么铤而走险杀人放火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丰衣足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成了普通人难以实现的梦想。

社会存在的基本法则是适者生存。由于国人利害主要源自皇权，无数顺昌逆亡的教训使大家明白，最佳处世哲学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循规蹈矩当顺民。因此，孩子自幼便接受家长的磕头下跪教诲，往往没有学会走路，先学会了磕头，以后这样的奴化文化熏陶陪伴国人终生。由于磕头下跪不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忏悔和信服，而是出于被迫、无奈和盲从。获得尊严的渴望与不得不屈辱地磕头下跪，形成了国人的扭曲人格。经过一代代人汰优择劣的复制遗传，国人缺少公共精神之程度天下少有，这样的民情也为专制独裁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最佳土壤。

帝王和权势者尽管能从他人跪拜中得到心理满足，但蒙受屈辱的民众从来不与他们保持一致。每当政权更迭，帝王将相途穷末路，民众们不是隔岸观火就是趁火打劫，绝不会施以援手。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李桂枝撰文说，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顺珠江而上，英军士兵们见到两岸观者如堵十分恐慌，没想到却是虚惊一场。英军惊讶地发现，老百姓都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并不关心大清朝兴亡。 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你平时忽悠我，我到关键时日弄你：一个从制度设计上就把国民当猴耍的政权，怎能指望国民在关键时为他们卖命？

三

同样经历了农耕文明的欧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皇权至上的磕头下跪文化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会势力与皇权分庭抗礼。个人和家庭都无力与专制政府抗衡，基督教会依靠神权和信众，抵抗了专制王权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教会指出，国王如果欺负老百姓、迫害反对派，死了要下地狱。上帝反对人们拜人、拜物， 反对给领袖下跪，诸侯贵族和市民都打着圣经的旗帜反抗王权。

意大利米兰圣安布罗斯大主教（340-397）在给皇帝瓦伦蒂尼恩的信中说：“主教是基督徒皇帝的法官，皇帝不是主教的法官”。在道德问题上谴责世俗官员不仅是牧师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他拒绝皇帝把教堂交给他人使用的命令，并说：“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

公元390年，皇帝西奥多希厄斯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圣安布罗斯主教决定将皇帝开除教籍。他在给皇帝的信中写到：“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也要做到。皇帝制定了法律，他就应成为第一个遵守法律的人。为此，皇帝不得不脱下皇袍向他忏悔。欧洲的皇帝要向大主教下跪忏悔，而中国的儒家只会给皇帝下跪。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

教会法中有“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信条，虽然“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每个人都是法律的臣民。 中世纪欧洲国民晋见国王，只是单膝下跪，教徒的双膝只跪神而不跪人。（1970年1月25日,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向惨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此举震惊了全世界，他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为了荣誉和尊严，欧洲人宁可决斗而死也不跪地而生。神权的巨大影响力，使皇权统治难以走向极端。

二是各国人民通过斗争立法维护人权。公元1100年，在英国贵族的斗争下，国王亨利一世颁布了英国大宪章。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

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提出了一切人生而平等，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

1789年8月法国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注2)，其中不少条款至今依然充满生命活力。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在拿破仑主持下，法国以自由和平等、所有权、契约自治三原则，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详细地规范了国民权利。1804年公布施行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基础。人权首先是财产权，没有财产不可能有个人尊严。个人财产能得到法律保护，大家才可能积极创造财富。个人财富增长，税收必然增长，国家实力就会增强。个人财产受到国家保护，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就会挺身而出。因此，欧洲各国很早就从法律上确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房子。享有一国之尊的国王尚且不能随意进入私人领地，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可见一斑。而同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到来是烧香磕头都难求的好事，草民们不但要磕头跪迎，有心者恐怕还要奉上妻女以沐龙恩。

三是封建诸候王国竞争促进了文明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统一欧洲大陆，更没有哪个帝王能用一种思想控制所有欧洲国家。各国思想界“百家争鸣”，促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促使各国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如果欧洲是个大一统的帝国，马克思不可能到英国避难，也不可能写出影响世界的学术著作。

四是工商文明有利于平等规则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等价交换，公平贸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交流的频繁，经济运行规则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治生活。

从欧洲的酒文化中也能看出中西差别：欧洲人饮酒很少用酒壶，大都直接用酒瓶往酒杯中倒。酒瓶直接斟酒，一般没有尊者掌握酒壶的二次分配，使用高脚透明酒杯显示了平等公正。

达官贵人出行差异更为明显：欧洲人乘坐马车，地位级别体现在马匹的多少上。中国人坐的是轿子，地位级别体现在轿夫的多少上（当然，中国官吏也有过短暂的乘坐马车历史）。

两种文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两个大陆，双方很快拉大了差距。保护民众尊严的国度，努力开发民智，不断改进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上下同心求发展，迎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践踏民众尊严的国度，靠愚民政策和暴力专制维持皇权统治，千年不变地在黑暗中徘徊。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到了十八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工商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碰撞。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国皇帝没有意识到两大文明的悬殊差距及其严重后果，却斤斤计较磕头下跪礼仪，试图把毫无人性尊严的三跪九叩大礼强加给习惯于人权平等的外国使者。

史书记载，1792年9月英国的马戛尔尼率团第一次出使中国，他们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好望角经10个月的航行，700余人使团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英人携带了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车辆、武器、图册、航模等礼品欲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外交。

清廷以前曾有过外使不愿下跪导致访问失败的先例，但皇帝大臣们绝不肯在跪拜礼仪上让步。争执了很长时间，直到进入承德避暑山庄才才达成协议，马戛尔尼以单膝跪地礼朝见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此颇为不悦，英方提出的通商、建立外交机构、通商等要求均未同意。时有迂儒撰文说，洋人身上少了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因而不会磕头下跪，他们是半畜半人。言外之意是，只有会磕头下跪才能算人。当朝文人无羞无耻无知到如此程度，真可谓斯文扫地，颜面全无。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信徒也开始不磕头。如此作法以及其它有悖中国传统的习俗的行为，激怒了地方士绅和民众。在他们看来，这将是中华文明礼崩乐坏的前兆，如不制止，则国将不国。他们的想法与官方不谋而合，于是官方纵容暴民，挑起了一次次教会案件。

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危机，僵化保守的满清政府为了维护尊卑分明的皇权统治，拒不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变法图强，反而屠杀主张变法的仁人志士，提拔重用那些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念的“爱国贼”，鼓动并纵容义和团愚民暴民寻衅滋事，挑起国际争端。如此倒行逆施且一意孤行，最终落得生灵涂炭，江山易主。

四

历史上日本唯中国马首是瞻，处处向中国学习，磕头下跪礼仪也被原封搬到了日本。然而1868年1月3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颁布“五政复古”诏书，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师傅不仅被徒弟远远甩在后面，而且成了被徒弟凌辱掠夺的对象。

1853年，美国炮舰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其遭遇与中国非常相似。这时，日本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他指出，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这样做是不可能成功的。对西洋文明抗拒的结果就是亡国，国土被西洋列强瓜分。 福泽谕吉认为西洋文明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试图阻挡或者躲避是愚蠢的，积极搭乘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著名作家林思云先生在《读脱亚论有感》一文中说，“中国对于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采取对抗的姿态， 试图把外国人赶走，或把外国人拒之门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尽管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学西方的方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枪炮来把西方人抗拒在国门之外。而日本选择了‘全盘西化’，改变原有制度，加入西方文明圈”。对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说（1893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伍国先生在《福泽谕吉给予我们的启示》一文中说，福泽谕吉游历美国欧洲后，经过大量比较，发现了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缺少大量有独立人格公共精神的文人、士大夫。福泽说，中国文人太虚伪。“他们宣讲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急于归附君主效力，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的旋涡，而又每每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落伍。”福泽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源于公民个体的独立。而中国知识分子将集体、国家、民族等概念无条件地凌架在个体独立之上，并以此为荣，结果一再地帮助了假国家之名以行的专制力量。福泽尖锐地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这一基本立场决定了儒家知识分子不可能有独立人格，也就不可能为公共利益站出来说话。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站在时代前沿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极大差距，他们的思想对本国政治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出发点截然不同，学习结果迥然而异。风雨飘摇中的满清王朝，虽然大敌当前，国势危若累卵，慈禧却把拨给北洋水师买军舰的银子用来建颐和园，甚至造了一条不能动的汉白玉石舫。日本明治维新后，革除了彰显尊卑的磕头下跪礼仪，改为体现平等的彼此鞠躬礼。政府把提高国民素质当成头等要务，动员全国之力，在短短几年内全面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为此，天皇带头捐出了家中的黄金手饰。甲午海战一役验证了双方的学习成果。装备上大大强于对手的北洋水师不堪一击，差点全军覆灭。满清王朝割地赔款大伤元气，从此一蹶不振。而日本则蒸蒸日上，迅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

五

当年中国沉迷于康乾盛世(1661–1796)，闭关锁国，拒不接受西方文明。锐意改革的彼得（1682–1725）1696年当上沙皇，1697年即随同俄国使团化名出国，考察西欧，先后在荷兰、英国等国学习造炮、造船和航海，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便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他打开国门，鼓励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投资发展工业，建设通商口岸，发展商业。彼得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先后开办了工程技术学校、航海学校、造船学校、海军学校等专门学校，派遣留学生到西欧学习。他还创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剧院，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报》，由他亲任主编。使俄国迎头赶上了当时欧洲的文明进步，脱离了黑暗时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大帝主动改革跪拜礼仪，甚至采取强制性手段，迫使俄国贵族接受西方习俗。彼得在接见贵族时，当场剪掉他们的长胡子，禁止他们下跪，禁止穿俄罗斯长袍，社会风气为之一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收个人全部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支配，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严格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苏共牢牢掌握象征财富分配的“酒樽”，给国民的“酒杯”斟多少酒都由苏共一手控制。

苏共现任领导人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即：

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
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权享有一切福祉。

靠着三个垄断，苏共实行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不受任何监督，使宪法、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斯大林（1879年──1953年）建立了庞大的克格勃特务组织，靠血腥屠杀实行个人独裁。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等人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二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七十六万五千一百人。如此之多重刑，大都没有履行起码的司法程序。

当年的东欧各国尽管没有复辟帝制，没有磕头下跪礼仪。但是那里的国民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批评政府权利，没有选举官员权利。在高压政治和特务组织的恐怖阴影中，大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一本正经地说违心话、办违心事，毫无尊严可讲。以下两个笑话颇能说明当时苏联的境况：其一：两个人站在公共汽车内，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是克格勃吗？对方说，不是。那么，你家亲属是克格勃吗？对方说，不是。那么你的熟人朋友是克格勃吗？对方说都不是。于是这个人说，你踩着我的脚了，请抬一下。

其二：有人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现在大剧院正演戏，里面有您的角色出现，每当您一出场，下面就热烈鼓掌。”赫鲁晓夫听后非常得意。有一天他买了一张普通票进去，他边看边想，没有鼓掌。这时旁边有人推了他一把，紧张地说：“哎！你为什么不鼓掌？不要命啦？！”

东欧各国统治者都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高手。他们一方面厚颜无耻地享受特权，不择手段地攫取不义之财，一方面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不仅侮辱公民良知尊严，而且侮辱公众的智商。如此行径，不仅引起公众极大反感，也令体制内大多数人所不屑。

这些既得利益者以为只要控制着国家机器和媒体就可以高枕无忧。孰不知，他们早已被国人唾弃，是不堪一击的泥足巨人。一旦时机到来，几乎所有人（包括党干军警）都会背弃统治者而去。当年在金字塔顶端风光无限党魁首脑，顿时成为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作恶多端者则成了阶下囚。

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经过几十年工业化建设发展，积累了较雄厚了物质财富。老百姓也有了不错的社会福利，受到良好教育，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但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思想，有尊严，希望公正，认可公理。1989年东欧事变后，不少学者撰文分析导致剧变的原因，应当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绝大多数国民在关键时刻之所以站到了当局对立面，就是因为一党独裁的特权者剥夺了公民权利，践踏了公民尊严。也就是说，无视国民尊严的极权统治是导致东欧剧变的根源，公民尊严的觉醒是促成东欧剧变的最强大动力。

正因为如此，东欧各国人民在剧变之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由于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在实行经济“休克疗法”时，独联体各国都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国家选择走回头路。经过十多年努力，如今这些国家实现了健康和谐发展，大踏步地跨入世界文明先进行列。

六

为什么专制会导致社会长期停滞呢？原因就在于奴才和奴隶的共同特点是唯上是尊，惟命是从，国家命运前途寄托于帝王一人。帝王的最高使命就是保住皇权不朽，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他才不愿看到不断打破平衡的改革发展呢。

官员们的权力来自帝王，他们的利益来自贪赃枉法掠夺草民。帝王们为了装点门面,需要制定冠冕堂皇的法律，可他们压根就没打算兑现。而共同违法使官员阶层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要保住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变法改革。这个阶层除了各级官吏还有皇亲国戚，以及依靠他们发财的垄断集团和富商豪强，在如此强大的战略同盟面前，别说官员（如商鞅、王安石）改革会招来横祸，即使是皇帝变法（如光绪）也难逃厄运。

民主国度的帝王是法律，官员的权力来自公民。由公民选票决定官员的升迁去留。这就迫使所有竞选者和掌权者必须把选民利益放到第一位，只有忠于职守，依法公正服务，让公民满意才能继续掌权。在这样的国度，公民会主动提出社会进步要求，官员会努力改进工作满足公众的要求。这样的社会当然是水涨船高，官民双赢。腐朽专制政权发展到极致必然引发暴力革命，来一次社会重新洗牌，这样的动乱局面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不是好事。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家不愿看到的，往往是最后只能得到的。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1866-1925）民主革命思想旗帜下，革命党人在武汉发动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之久的帝国专制，迈出了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即明令规定社交活动以握手或鞠躬为礼，不必磕头。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1859-1916）发动复辟帝制政变，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华宫接受百官跪拜。如此行径激发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各地迅速组成讨袁大军，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其后不久便在绝望中死去。

1916年6月，帝国遗孽们不甘心帝制纲常名教退出历史舞台。以张勋为代表的顽固分子仍一再电请总统、议院将孔教定为国教。张勋等人的电文中说“若弃孔教，是弃国魂”，应将孔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康有为致电政府，提出要“立饬各省祀孔，仍行跪拜礼”，甚至说，“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1917年7月张勋率三千辫子军，一手策划清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然而仅仅十二天，就被赶下台。

面对保守势力的尊孔复辟现象，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1878-1942）发表大量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三纲五常”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是中国人的“帝制根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是不可两立的。

1918年5月，鲁迅（1881-1936）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在文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先生进一步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没有了形式上的磕头下跪，不等于有了人格的尊严；没有了加冕皇帝，不加冕的帝王依然存在，他们做梦都想复辟君主制。而屈膝下跪了三千年，在儒家文化中浸泡熏陶了三千年的国人，想挺直身躯站起来谈何容易。由合眼放步,听天由命的草民，成长为当家作主的合格公民——中国人注定还要走漫漫长路。

七

1949年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在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成为大救星，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

深谙帝王之术的毛泽东，对“一孔之利”显然有更深的理解和创新。在掌握政权之后，便开始付诸实施：

——把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
——把农民编成半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组织；
——把所有生产资料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所有流通渠道都由国家控制；
——用城乡户口本把每个人牢牢固定；
——用购粮本管住每个人的肚子；
——将媒体变成喉舌；
——将其它政党改造成参政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命于毛泽东，由此实现了一言九鼎的家长制。从此，中国大陆老百姓的一切都要由组织决定、上级安排——成了没有选择权的人。

毛泽东深知，严格的计划经济，彻底的公有制，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根本保证。于是他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定性为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政治路线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走向极端。包产到户、种自留地、搞多种经营、发展集市贸易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社员养几只鸡，用鸡蛋换油盐酱醋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坚决割掉，以至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道理虽然荒谬，可是不难理解，如果民众尝了“资本主义的苗”，谁还愿吃“社会主义的草”？

当年在国企工作二三十年，许多人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这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做了所有必要扣除留给大家的生活费”，被扣除部分作为社会福利由政府统一分配。可是国家总是搞运动经济不能正常发展，以职工住房为例，自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城镇人口平均住房不到十平方米，一间房子住三代人比比皆是。由于工资极低，大家只能从牙缝里省钱。邯郸有位商业部门的科长，工资都由夫人把持，大家都说他太抠门。他说我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昨天向老婆请示‘火柴已用完，申请二分钱’（当时火柴二分钱一盒），老婆批示‘少点多对，避免浪费’（意思是多找其它吸烟的人对火）。我当年家在中学，有几位年轻教师烟瘾很大，连最劣质的烟都凭票供应，他们经常到停在站台的车厢内倒烟灰盒，把烟头捡回来重新卷烟抽。

掌握了每个人生存权，毛泽东就有了呼风唤雨的资本，他才能够一次次发动亿万民众，掀起一场场政治风暴。试想，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后，哪个农民会扔下庄稼不管，去跟着干部们瞎吹？如今私人企业很多，哪个会停止生产经营搞政治运动？

现在的年轻人对大跃进期间媒体吹牛皮、干部吹牛皮、社员吹牛皮现象难以理解，认为那时的人都是发神经。其实，当年的人并不傻，他们那么做，大都是趋利避害——出于无奈。大家的命运都掌握在领袖手里，吹牛者名利双收，说真话者大祸临头，几十万右派分子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大家怎能不按照领袖的意愿顺竿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一生坚持斗争哲学，“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宁左勿右便成了中国官场痼疾，以斗人、整人为标志的极左路线也就花样翻新，不断飚发。

在“一大二公”的旗帜下，所有人离开体制都无法生存，于是大家把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归功于毛泽东的伟大，对毛泽东的崇拜日益升温。靠着一边倒的宣传造势，文革时期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顶峰：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到处是毛泽东画像和塑像。国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手舞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定性为黑五类、走资派、臭老九的人们，被抄家、戴高帽游街、挂着黑牌子挨批斗，每天还要跪在毛泽东像前磕头请罪。

对领袖的崇拜，必然导致法律失灵。民众失去了法律保护，必然会有祸患临头。极左路线横行多年，造成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冤假错案竟达三千多万起，受株连者超过一亿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一贫如洗，连起码的体面都难维持。斗争哲学使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度人人自危，“窝里斗”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最亲密战友到政治对手，从紫禁城内到海域边疆，包括那些整人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大祸临头——问苍茫大地，谁有尊严？

毛泽东一生反儒，但他不是在法律框架内批判儒家思想，而是借群众运动搅得天下大乱。孔夫子鼓吹周公礼教，主张尊卑有序。毛泽东斗来斗去，却是立自己为尊，使天下无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斗争哲学还不如儒家思想，尊卑有序还有社会稳定，尊卑无序只能造成动乱灾难。历史和今天的实践证明，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只有实现民主法治，让所有公民享受尊严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康庄大道。

八

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行依法治国，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生产资料，个人财富日益增多。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如今的国人大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有些人生活已经达到了豪华程度。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严重。久加诺夫所言的“三个垄断”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典型表现是批发官帽泛滥成灾，暗箱操作滥用权力有增无减。由此引起的群体上访、群体暴力事件频发。

其实任何社会都会经常发生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民主国度通过媒体、舆论、行政、司法等手段互相作用，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妥善解决。专制社会官官相护，民众无处申冤，只得上访（还有更多人选择了沉默和忍受，也有人因此报复社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上访现象足以证明，权力肆虐多么严重，百姓处境多么艰难。

亦忱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网易在2006年9月初，曾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为题，在网上搞了一次读者调查。自9月4到9月10日晚上11点，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居然有64%的参与调查者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选择“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成为网民首选，占了总票数的37.5% 。

我曾听到几位富豪老板激愤地说，我可以给子女几百万财产，可我无法保证让他们得到公民尊严。已经富裕起来的国民，众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国民，已经走出国门看到世界有了比较的国民，包括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公职人员（他们只能屈尊于上司才有升官发财机会）都认识到：中国社会要想跟上世界文明潮流，唯一出路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落实到位，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公民尊严。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早日批准磕头下跪成为中国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1、能够使国人懂得什么是耻辱；
2、可以使国人永远铭记耻辱的历史；
3、使国人从此保持警惕，永远不要让历史重演。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只有勇敢地承认耻辱，才可能洗刷耻辱。才能够划清耻辱与尊严的界限，才能够区别什么是奴才、奴隶，什么是草民、顺民、老百姓（老败兴），什么是共和国公民。当国人真正明白，人的生命不只是表现为肉体的社会存在，其终极价值在于个性、思想、尊严时，我们才有勇气，有信心争取公民权利，成为合格公民。

近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通过实行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方针，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也为中国大陆民众成为合格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了我们及我们子子孙孙的尊严，为了中华民族永远不再磕头下跪，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争取到手，逐条逐款付诸实践。

 2007年2月11日

注1：《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一曰稽首（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拜（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五曰吉拜（先拜而后稽首，将额头触地），六曰凶拜（先稽首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七曰奇拜（屈一膝而拜），八曰褒拜（为回报他人的拜礼的再拜），九曰肃拜（拱手礼，不下跪，推手为揖）。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都要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

注2：人权宣言(节录)（1789年8月20—26日）

……国民议会在主宰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的人与公民的权利：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三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第五条法津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第六条法津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第七条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第八条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第九条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第十条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十一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第十二条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第十三条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十四条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第十五条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第十六条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第十七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2007年2月26日狱委讯】日前，陈泱潮电话向被中共重判了12年徒刑的清水君先生全家拜年。清水君父亲黄贵德先生接的电话。据黄贵德先生告知，春节前夕，1月26日，清水君曾经获准从狱中给家里打来电话，说身体状况尚好。并获狱方告知：美国等地朋友，新年前后曾经给清水君寄来过100多件贺卡。但是，狱方并没有把这些贺卡交到清水君手里。清水君父亲要我向海内外所有关心着清水君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清水君的关心和友情！并且，特别要我代他们全家向郭国汀律师表示万分的感谢和敬意！ 黄贵德先生和清水君母亲、姐姐、姐夫，一行四人，曾经于2006年12月底去看望清水君。由于狱方限制接见人数只能3人，接见时间半小时,所以黄贵德先生没有能够参加接见。准备5月1日劳动节长假过后，再去探监。 最后，黄贵德先生再次要我向清水君海内外的朋友们表示： 清水君全家向大家拜年！ 祝大家新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刘晓波：《单刃毒剑》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作者题记：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独裁中共政权则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近半年来，著名记者马立诚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民间第一次自发出海保钓被日本军舰围堵，对日的民间索赔屡屡受挫，德、日两国争夺京沪高速线，更有日本侵略军遗留毒气泄漏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反日潮。“9.18纪念日”前，民间的七家网站发起了“对日索偿网络签名活动”，据称签名者高达110万人。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事前公告：将于“9.18”当天派代表将签名信送交日本驻华使馆，同时举行30－50人的小型集会示威。

能够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组织者对记者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顾忌政权的反应、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却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

自90年代以来，现政权就把爱国主义作为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此爱国的政权难道连民间小小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都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而且，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比如，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来禁止之，以严密监控来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爱国运动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时就不惜发动群众来利用民意，不需要时就不惜抛弃群众、甚至进行残暴的镇压。毛时代的文革，对青年人的先利用（红卫兵运动）、后抛弃（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邓小平时代，同样的自发性民间运动，有利于邓小平复出和掌权的“四五运动”就被平反，而不利于邓小平独裁的“八九运动”就遭到血腥镇压；在爱国问题上，中共驻南使馆被炸，就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反美，而民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和自发的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申请也得不到批准。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爱国问题的实质，绝非爱国问题而是人权问题。不许百姓举行反日的示威游行，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基本人权；在中共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权利的剥夺，即便这些权利已经写进了中国宪法，高于一切的党权也可以公开违宪。

在此意义上，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2003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温家宝总理：

      我国高校招生大跃进的问题，已被注意到，提出要控制招生规模。然而所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压缩招生规模所能解决的。您非常焦虑地提出，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然而更值得焦虑的是，能否培养出合格适用人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300万，就其规模已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的成败，关系我国的前途、命运和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腐败触目惊心，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痛心、愤慨、忧虑。为此，送上我写的《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请您酌处。

      此致    

敬礼

                                 徐景安

                                 2007.2.22

是办“教育”，还是搞“诈骗”？
             ——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
（徐景安2007.2.22） 
     

      2006年11月20日，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然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是怎么培养合格人才的问题。近三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从2003年的380万增加到2006年540万。与此相应的是高校开展了升级运动，专科向本科、学院向大学、普通大学向重点大学、专科大学向综合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大跃进是什么原因？怎么判断中国教育史上的这个创举？看了来自各方面揭露的材料，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这实在是一场出于谋财动机的涉嫌诈骗！当然，不是所有高校、所有教师，但是相当多的学校、相当多的人卷入了这场中国教育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诈骗活动。

      压缩课时以补教室不足

      请看一位大学教师的揭露：

      我身处的大学不足350亩的校园，教师不到1000名、只有一栋8层的教学楼，居然能够接受13000多名学生。因为教室不够，很多课程就安排周末和晚上，学生可以轮流上课，而教师和教室永远没有轮空的时候，有相当部分老师每周上30多节课，最多的每天要从早到晚上10节课。我们学校把大学标准课时从每节50分钟压缩到40分钟，每天上午安排5节课、下午安排3节课，晚上安排3节课，也就是每天11节课。不仅如此，由于学生多，教师少、教室少，很多专业必修课都还得采取大班制，一个巨大的教室常常容纳近200人，这样长期疲惫的上课和这样超规模的班制，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老师在无奈地完成教学任务，就是在讲台上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他们在为任务忙碌而不是为教育忙碌。在紧张的教学任务中，教授们已经无暇顾及所谓学理、所谓知性的建立，连标准的装配都谈不上了，更不能期望所谓人文传统的延续。在市场欲望膨胀下的教育里，我们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学校根本不具备教育条件，连教室都不够，先把学生“骗”进来。然后压缩教学时间、增加教学班次、扩大教学班制。教师就是“站满那几十分钟，挣得他该得的课时费”。这从我听到的一位学生所说的情况得到印证。他说，他们老师讲古汉语，学生打瞌睡、聊天、中途退场，他全不管。讲完课，到时间，他就走人。

      集体舞弊闹升级

      把学生“骗”进来，就得有旗号，这就是学校升级的动因。这位老师说：就目前我校升级过程来看，几乎就是一场闹剧！在迎接检查、考评之前的突击冲刺、各项指标的东拼西凑就不去谈它了，单是在上级考评小组到来之前我们手中接到的校当局用于统一口径的小纸条就让人大倒胃口，上面有这样一些数据：正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有许多是外校临时借来的），博士学科多少（当时根本就没有）、重点学科多少，图书馆藏书多少等，数据都是虚假的。“我院”成功地升为“我校”以后，校门重新修建，花园更加洋气，但10年不建教工宿舍的传统仍然延续着，公共设施仍然没有添加的迹象……升级，不过是学校当局领导下的集体舞弊！

      坑蒙学生设热门专业

      不管师资情况如何，也不管对该学科有无实际研究，一时间各个大学竞相开设广告、影视、商品学、经济管理、文秘与公关等热门专业。

      这位老师说：我所在的大学，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师范学院，老师们也不过是这个学院或别的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些没有实际经验的人，突然之间就开始对市场指手画脚。最不可容忍的是，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从来就不愿意在师资培训上下功夫，尽管知道老师们对这样的学科也只是门外汉，但是培训需要金钱，这个投入在当局看来是不划算的，所以这些新学科的老师们在学生面前的优势只是早一天熟悉教材而已。恰恰是这样的学科竟然成了当今大学的显学，也成为大学开拓市场树立形象的一张标签，似乎没有这样的专业就没有市场，就不是现代化的大学。究竟这样的专业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大学是不会去考虑的。至于有没有教专业的人，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合谋骗取文凭

      成人教育被看成是大学的另一棵摇钱树。他说：鄙人作为全国最差行列的大学中最优秀的教师，每年必然会被派往一个又一个成人教育面授点。就我所上的课程来说，有几个关键问题让我“出奇愤怒”。

      一是学生来源十分可疑，因为上课的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完全没有知识储备，对你费力讲授的东西一脸茫然，起初我检讨自己的讲课方式，继而怀疑课程设置，但很快我就彻底明白他们茫然的原因了。因为这些学生大多数拿的专科文凭都不是本专业的。他们来上学是因为所在单位强迫他们读本科，为本单位学历结构作贡献。这个难堪的现实，就把大学推到了与学生以文凭合谋欺骗社会的轨道上，至于这一点，天地良心，大学最为清楚。

      二是教育目的完全异化，因为在每次面授动员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要保证及格率和过关率，这个保证完全可以翻译为对市场占有率的保证，对收入的保证！谁都不必管什么教学效果人才质量！其他课程其他系科我不知道，对于大多数缺乏专业知识水平的学生来说，我保证其及格的手段只有一个——放水！一般在校本科生必须一学期才能学完的课程，在函授时仅仅安排3、4天时间集中拉完，即使老师是天才，学生是天才也不能胜此重任，我不“放水”我怎么向人民以及人民币交代？——我耻辱啊，我是教师！

      为增设博士点而拼搏

      与高校招生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掀起了博士大跃进。2004年博士生招生数已经突破三万，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达13万人，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按照这个速度，几年之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几年前，博士还是香饽饽，不少地方开出优惠条件争相引进，可近两年，媒体已经开始在讨论博士生就业难的问题了。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博士大跃进”的势头，各地高等院校仍然在为增设博士点拼搏得不亦乐乎。

      暑名陈勤写的一篇文章中披露：湖南湘潭某大学2003年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的奋斗目标。如今，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的大学，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而湖南的某科技大学，今年竟然一次性打算申请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学科的博士点。

      由于对博士点的数量增长仍然有所控制，而想拿博士点的学校又太多，狼多肉少，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申报手段就层出不穷了。现在，为申报博士点四处打点、送钱送礼，早已成了各高校“公开的秘密”。每到硕士、博士学位点授予权申报的那一年，有心人都可看到有一支穿插于全国各地的游说队伍，申请单位的各类人等被动员起来，拿着学科评议组名单，挨个登门。南方某高校，今年就为申报博士点专门设立了一笔总额达数百万元的专项公关经费，除派出各路人马到各地找评委“公关”外，还有校领导常住北京，领着一班人马专门“跑部前进”。至于“公关”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而且年年花样翻新。前几年，兴送笔记本电脑、手机或地方名优特产之类。如今光这样已经不行了。于是，把有决定权或重要影响力的人物，聘为兼职教授或者特级教授，名正言顺拿工资和津贴；或给评委等一个多少万元的课题做做；或到一个风景胜地开一个特邀专家的研讨会，设立奖项，评委的大作就是一等奖，奖金多少万元；或组织评委出国考察研究……

      虚名博导与博士烂招

      申报博士点中“猫腻”不少，博导资格评定上也是腐败层出不穷。许多学校在申报博士点之际，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而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拿干薪。至于新评定的博导，则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一些所谓的“一流大学”，居然把港台明星（有些甚至是没上过几天学的影星、歌星）聘为教授，把写武侠小说出名的香港报人聘为博导，更有高校把主管的党政高官聘为博导。而在高校内部，则是博士点越来越多，博导却越来越“水”。

      博士生招生中的腐败更是让人拍案惊奇。这种腐败主要表现为：1，官员利用行政权力，谋取学位。近几年，一些高官也纷纷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往往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只需让秘书代为上课，而堂堂的大学则为获得官员的权力资源暗自庆幸。2，招生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交换，尤其是赤裸裸的金钱贿赂。近日更有媒体揭露了某大学招生过程中发生性交易的丑闻。

      不认识培养博士生

      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腐败也同样触目惊心。首先是无暇指导博士生的导师（往往是高校的校或院系领导）却在滥带学生。一个博导带几十个博士生，一年都难得见几回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稀奇，更别提当面指导了。最离谱的是，某高校领导带的一名二年级博士生说：“我现在最苦恼的是，跟导师一年多了，只见过两次面，到现在导师居然还不认识我。” 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当校领导的博导，居然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一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长，目前带的博士生共有32人，相当于一个班。

      其次是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由南京大学首创、博士生必需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在各高校普遍开花，在催生本校科研成果数量的同时，不仅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而且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有水准的学术论文，没钱怎么也出不了；反之，只要肯交钱，再水的也给你登出来。再就是抄袭行为大行其道。剽窃他人作品以为己有，或剪刀加糨糊，粗制滥造，或干脆请枪手，代笔捉刀。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学术民工”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少有一官半职的博导，通过对资源的垄断，以权谋私，同时申报到几项甚至十几项课题或科研项目，但这些导师肯定难以独立完成承担的项目。于是，他们的博士生就成为最好的廉价甚至义务打工者，为自己的导师来做项目。这些学生不仅听话，且不敢有半点怨言。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学生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课题，而是让研究生为他在校外开的公司或从事的项目进行极其低廉甚至无偿地打工。

      学术腐败大跃进

      伴随学校升级大跃进、学位职称大跃进，就是学术大跃进。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说：“论文和项目的数量的确是上去了，学位点也增加了，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被权力与金钱严重扭曲的学术体制和荒唐的考核标准，造就了一批“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

      张洁平对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作了这样的评价：“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中国学术体制从上到下早已被弄虚作假、权钱交易、关系评审等腐败行为侵蚀”，“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中国学术界各个器官甚至大脑神经。”他还引用刚从北大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施雨岑说：“说学术腐败，我告诉你，如果北大黑，黑得像煤的话，那其他大学一定连炭都不如！”丘成桐教授直言不讳：“在中国，他们搞的根本不是学术，而是权术。”

      罗索著文概括中国学界十大怪现象是：“粗制烂造，拼凑抄袭”、“造假浮夸，虚假引进”、“跑部钱进，钱权交易”、“近亲繁殖，学术贬值”、“师生一气，相互利用”、“内定奖项，关系评审”、“买卖论文，互搭便车”、“热衷社交，注重创收”、“学霸横行，排斥异己”、“派系恶斗，互相倾轧”。

      学生是最大受害者

      如此办教育，学生能学到什么呢？

      直接看得到的后果是大学生毕业就面临失业，失业人数从每年100万大跃进至2006年的200多万。按2006年大学毕业人数429万计算，就是一半失业。这里算一笔经济账，对于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来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3200多元，仅支付一年的学费就是5000元，债台高筑供养一个大学生，实指望毕业后就业还债，然而面临的是失业。这对农民是多么大的打击和坑害啊！

      现在，不仅本科生找不到工作，硕士、博士就业都遇到困难。当今中国真的到了人才济济、供过于求的时候，还是培养的人不对路、不合格呢？许多企业反映，他们急需人才，但找不到它们需要的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而社会对当今大学生非议之多、评价之低恐怕是中国有文人以来所没有的。黄白兰在《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中说：当今大学生中不少是“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自私自利、志大才疏、眼高手低、难以共事、懒惰、冷漠、狂妄”，“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文化没有教育、有知识没有思想、有青春没有热血、有个性没有品行、有理想没有实践”。

      堕落于黑心骗钱的学校当局、醉心于造假舞弊或投身于敛财谋利的教授导师，能授给大学生什么知识，能教给大学生什么德性呢？几年的大学生生活，耳闻目睹的是弄虚作假、串通腐败、无廉耻心、无责任感，如那个教师所说，这样的大学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冷漠、自私、虚伪、对财富的欲望、对知识的轻慢”，“除了残次品和市侩外，我们还能向社会输送什么？”

      以牺牲中国的整个教育为代价

      这样办高等教育，受害的仅仅是大学生吗？否。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按高考指挥棒，保升学率的要求，实行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把大多数学生打下去，把少数学生选上来。

      应试教育的手段，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考试，来折磨、淘汰、筛选学生。

      应试教育的内容，就是一堆有标准答案的、便于考核评分的，对学生来说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

      应试教育的方法，就是把亿万学生放到一个模子里挤压，不符标准的是大多数，遭老师白眼、被家长辱骂，就是废品、次品；符合标准的是少数，就是所谓合格品、优等品，但已被挤压得身心残缺、人格扭曲、没有个性、缺乏想象。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损毁学生的健康、摧残学生的心灵、扭曲学生的人格、打击学生的信心、误导学生的追求。中国教育以牺牲德育、体育、美育、智育为代价，就是为了将少数幸运者送上大学。

      今天看又怎么样呢？让人震惊、令人痛心、使人悲愤，这些天之骄子有多少能逃脱上下勾结、精心策划的巨大的陷阱而受到真正的负责任的高等教育呢？

      以葬送中国的未来为后果

      大学是什么，是殿堂、学府，是良知、理性，是自由、理想，是学术、科学，是崇高、神圣。大学生是什么，是风华正茂、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未来。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因此，无论如何，大学不应该是道德堕落、丧失良知的场所，不应该是密谋行骗、勾结腐败的黑地。

      谁都明白，当今中国腐败横行。谁都清楚，治理腐败的艰难。作为大学，尽管不能隔绝尘世，但能容忍、允许比社会的堕落更疯狂、更无耻吗？大学毕竟是文人集聚之地，大学毕竟是中国的前途命脉，能听任大学这样腐败、堕落下去吗？

      这是教育“产业化”吗

      许多人把上述现象说成是教育的“产业化”，那么，我要问世界上有这样的“产业”吗？

      第一、作为一个产业必须具备应有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如果不具备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或者伪造、伪称生产条件或生产能力，这是地下黑作坊。没有足够的教室、没有合格的师资，就办教育，设专业，不是诈骗，是什么？
 
      第二、作为一个产业必须对产品的质量、用途负责。制造行业要保证产品质量，不合格可包修、包退、包换。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一半没有销路，就将破产倒闭。今天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产品—大学生一半失业，我们的大学却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学生照招，学费照收，教师照教，学校照办。

      第三、作为一个产业，它的顾客、用户、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权利。而今天我们的大学生，在交了学费之后，一切听任处置摆布，能对提供的假冒伪劣的教育提出任何疑义吗？能对浪费了、耽误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向学校索赔吗？

      教育是“产业化”不了的

      办教育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成为产业吗？凡是可以弄到钱的都可以成为产业，那偷盗、诈骗、贩卖、走私自然都可以成为产业，那是黑社会经营的产业。教育之所以不能成为产业，就是对教育的质量难以用一个标准考核，对教育的结果不承担民事责任。供给者与受用者不对等，无法进行平等的交易。如果赋予教育产业化的功能，如果教育以赚钱为目的，一定会走上邪路。因此，教育不能产业化，产业化的一定不是教育。

      办教育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资格的教师，二是有良心的师德。符合资格的教师，可以看学历职称。而是否有良心、有德性，是没法验证的。所以，中国的传统，一般都是由社会公认的德高望重者来办教育。

      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号召下，搞起了大学扩招，其目的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而是高昂的学费带来的滚滚财源。于是，为了骗学生进来，就造假、欺骗、舞弊、腐败、勾结、串通，可谓不择手段。这是在搞教育吗？“教”什么、“育什么”？

      教育部门难推其责

      大学扩招所发生的一切，教育部门不知道吗？学校升级、专业设置、博士点申报……都要他们审查批准。然而，对于发生的如此严重的造假谎报，没见他们一个通报批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是由教育部审核公布的。请看公布时教育部加的按语：为加强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确保高等学历教育必要的规格，质量和正常的办学秩序，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现将2004年具有高等学历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予以公布。这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在扩招旗号下的种种诈骗行径是得到教育部的认可批准的。

      教育部长周济说：“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05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质量稳步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增强。” 在教育部长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形势一片大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运清也如此认为，向温总理汇报说：“1992年前，我到高校去，都愁眉苦脸；现在去，都兴高采烈。”“都兴高采烈”？大学生毕业一半找不到工作，怎么会“兴高采烈”？显然是大学的领导们“兴高采烈”。他们培养的学生一半找不到工作，怎么高兴得起来？显然，他们不是为学生而高兴，而是为招生扩大、升级成功、圈地到手、大楼盖起而高兴，为已经进入囊中的滚滚财源和将要进入囊中的滚滚财源而高兴，为老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没被揭穿、新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又搞定而高兴！

      那个大学教师说：大学是从市场角度来考虑其规模，生源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代名词，成为大学滚滚财源的保证！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几乎是放弃教育。就我所见，在我的学校（相信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每年招生季节是最让某些人兴奋的时候。这恐怕就是周会长所说的“兴高采烈”！

      建议打假作为突破口

      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教育领域怎么改革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一方面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向五十年代全面倒退，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掀起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潮。如果说前一种倾向是摧残学生的话，后一种倾向是欺骗学生。如果说前一种倾向还有帮学生升学的理由，后一种倾向则完全是出于谋财的动机。中国的教育再不拨乱反正、再不推进改革的话，中国的未来、前途、希望统统完了。

      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是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改革领导机构，没有制定教育改革的总体规划，教育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反而问题越积越多。因此，我建议国务院尽快成立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先抓打假，树立正气，发现有德之人；再抓改革，制定方案，双轨探路，分步实施。

      高等学校中的造假问题是相当严重、相当普遍的，因此打假应注意政策和策略，对上严、对下轻；对集团作案严、对个别舞弊轻；对策划者严，对协从者轻；对屡犯者严，对偶犯者轻。可先宣布自查、自检、自纠，然后对暴露问题严重的，应坚决予以撤换、处理。从中也一定会发现忠诚教育事业的人，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

      我国教育究竟怎么改革，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但没有渠道反映、没有部门倾听。像当年搞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立一个教育改革的领导机构，抽掉精干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教育改革的总体规划，才能推进这项改革。

【2007年2月21日狱委讯】朋友们，新年好！

借助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我代表喻东岳及全家人向天崖
海角的所有关心帮助过喻东岳的朋友们拜年。

祝朋友们：父母健康长寿！夫妻甜蜜幸福！
　　　　　子女聪明玲俐！事业更加发达！

我哥哥喻东岳出狱一年以来，在好心人、朋友们的关心和救助下，一
直在治病，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哥哥刚出来时

◆走路不稳，
◆吃东西不知道去壳去核，
◆不认识父母弟妹，
◆面壁下蹲，
◆见人作揖下跪，
◆见到戴大盖帽的人惊恐不安，
◆不知年月日，不知自己是谁，
◆洗了澡不穿衣裤一丝不挂跑到客厅里坐，整个人痴痴呆呆。

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东岳现在记忆恢复了一些。他以前的朋友、同事
他差不多都可以认识出来。出门前他会先整理好衣衫，梳理好头发。
家门口有卖小菜的，他能自己到门口买小菜。有次他拿十块钱买了四
把红菜苔和苔以及二斤辣椒，回来后坐在桌旁想了一阵，自言自语
说：”红菜苔一元钱一把四元钱，辣椒二元五角一斤五元，一共只有
九元钱，还应找我一元钱。”说完又跑出去了。妈妈站在阳台上看。
那个卖菜的妇女对哥哥说：”你走得快，少找你一元钱，给，再拿一
把红菜苔吧。”那卖菜的妇女又递给哥哥一把红菜苔。哥哥能与人简
单交谈几句，深谈就不能进一步沟通，因为他会讲一些不合逻辑、别
人无法理解的言语。在湘雅住院时，专家教授综合汇诊，诊断他患的
是精神分裂症。

北京牛阿姨给我寄来了关于精神病方面的分析、诊断、治疗、药物应
用、心理护理及防治的各种书籍。通过所有这些书本我了解到：”精
神分裂症”发现得早、治疗得及时，也有可能完全治愈，能恢复到病
前的正常工作生活状态；但没有及时医治，耽误了病情的，就很难很
难完全治愈，有的需要经常上医院，反复吃药。有的甚至终生离不开
药。”精神病的治愈如此不乐观，我只能祈祷上苍赐福我哥哥，能在
他身上出现奇迹，让他的病能完全治愈。

上海陈阿姨给我寄来了关于饮食营养调理方面的书。我和妈妈慢慢学
会怎么为哥哥搭配更合理的饮食。

有一次我和妈妈在谈论，怎样才能把哥哥的病治好，妈妈忍不住流泪
了。我为妈妈把眼泪擦干。这时我们听到哥哥在阳台上读诗：”……
我们要坚强，享受阳光和雨露，呼吸自由的空气，依然要快乐地活着
……”。在为我哥哥治病的这条路上，我要坚强，相信艰难泥泞的路
总会有尽头。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喻东岳的朋友们：

◆感谢笔会的赵达功先生，
◆感谢笔会的朋友们三年来对喻东岳及全家的关心和救助，
◆感谢艺术家高氏兄弟，
◆感谢法国的陈健先生，
◆感谢刘丰就先生，
◆感谢加拿大的陈一然先生，
◆感谢洛杉矶的George Mo先生，
◆感谢加州的张玲先生，
◆感谢美国的宋仁义先生，
◆感谢东岳的同学、同事、朋友们，
◆感谢所有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好心人！

祝所有关切我哥哥的好心人

　　新年愉快、合家团圆、
　　生活一天比一天开心，
　　事业一年比一年红火。

喻日霞 上

2007年2月16日

 

前几日读网，看到议报上一篇介绍《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对文章的作者卡尔·考茨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满互联网的搜索这位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身边的青年学者、后来的社会民主国际（第二国际）代表人物的作品。

英文搜索引擎帮我带到了马克思主义官方网站的考茨基作品集，在琳琳琅琅的作品清单中，有一篇《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民主和独裁》特别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今日世界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国家，几乎全部都是专制独裁国家，难道他的理论创建者，反而是民主的？

为了阅读方便（中文版），我尝试着用这部作品的中文名，英文名，作者的中文名、英文名，采用各种方式搜索，都没有找到中文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民主和独裁》这个名称和组合，即便是在卡尔·考茨基的中文翻译作品清单（图书馆馆藏和书店销售）中也没能找到，倒是找到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部作品。我猜测，90%的可能是这部作品从来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而透过搜索的材料可以看到，作为当年最强烈批评苏联列宁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卡尔·考茨基作品，基本都是在1961年到1965年被翻译引进中国大陆的，包括那部谴责苏联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共和苏共当年反目之后，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卡尔。考茨基的作品，被有限制、有选择的编译成中文，以构建反击“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

可是，当年的专制者，不管对马克思也罢，考茨基也罢，都是将其理论“为我所用”的单方面剪裁、删改而用以愚弄民众的。考茨基《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民主和独裁》在中文语境中的遭禁或冷遇，仅仅是一个例证而已。当有一天，专制者需要借用马克思哲学理论中“民主”概念做“羊头”时，这本书或许有可能会被裁剪后翻译出版。

当年独裁者的思想剪刀，造就了今日海内外许许多多战着“马克思主义风车”的中国“愚民”们。

考茨基在193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民主和独裁》这本书中，比较全面地回顾了马克思本人对于民主、个人崇拜、理论宗教化、战争和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道路的看法及前后将近40年之间思想上的变化，并通过比较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得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前者（马）是民主的，后者（布）是独裁的。

在作品的第一章里，考茨基写道（试译）：

没有什么事比自己的理论退化为僵硬的教条更让马克思忧心的，这个烦恼也同样磨折着恩格斯：当英国的一个马克思追随者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教派的精神灵魂时，恩格斯表达了最严厉的谴责。假若现在恩格斯还在世，面对这样一群马克思的追随者，他能说什么呢？：他们攫取了国家政权并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宗教，他们用政权监视其理论和翻译，用国家暴力惩罚那些对其宗教提出批评、否认或那怕一点点异议的行为，用宗教裁判所的手段管制，用火与剑的方式宣传，用剧场化的宗教礼仪强化，正如那个木乃伊的列宁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简化成一个国家宗教的符号而或一个中世纪及东方的信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真该叫作“盲目教条主义”。

对马克思而言，没有终极的真理，只有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如此而言，他的理论就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虔诚接受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就不过是一个有限的学习过程，它通过有限的原理被发现，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推出。

（译毕）

考茨基在其文章中，就第二国际对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还是“手段”问题，也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总目标的一部分，这个总目标不仅经济上要幸福繁荣，而且全体人民还要享有自由和平等。

此书出版于1934年，当年的欧洲，风雨飘摇，除英国作为老牌的民主政体外，一战后新生的民主国家都非常脆弱，而现代“民主样板”的美国，当年也龟缩着脖子，致力于国内“经济危机”的解决。作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考茨基和作为泛欧洲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既是社会主义的坚守者，又是当年欧洲大陆“民主”的倡导者之一。

一转眼，70年过去了，马克思理论下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融入为欧洲主要各国和民众的政治生活方式：“民主”的大旗已经由美国扛起来作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独裁国家及其他专制国家对抗的价值砝码。

马克思的理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的走向，并由各国实践而产生了真真假假不同的派别和组织，检验他们真伪的标准，考茨基提出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

民主还是独裁？

注：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著作：Marxism and Bolshevism：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34/bolshevism/index.htm

 

已经过去的2006年，在言论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忆的痕迹，这一年对言论的压迫一如既往，最为有名的就是年初发生的“冰点”停刊整顿事件，令当局意想不到的是反弹声音之大，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冰点”最终复刊。此事震动海内外，大凡关心中国的人几乎都了解，这里不再细说。进入夏天，办了6年的“世纪中国”网站被突然关闭，引发了网上网下的一篇抗议声，直到年末盘点时，有名的时政杂志《南风窗》推出的“2006为了共同利益榜”还给这个已在历史地平线上消逝的网站“年度组织奖”，而且名列榜首，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写下了“记录并塑造变革时代”的评语。

也是在夏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了7辑的《温故》丛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印好的第八辑未能面世。这本小册子虽然只出过7辑，但它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永存的记忆。8月初，正是最炎热的时候，《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因为在网上公开报道了“萧山教堂事件”被拘留七天，理由是“散布谣言”，随即他的记者证被吊销。

9月11日，广州《新快报》在发表一篇歌颂领导人的评论时，配了一张领导人潸然泪下的漫画。结果漫画作者邝飙被勒令停职反省一个月。

10月17日凌晨，长期研究民间思想史的学者、被誉为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丁东先生，在北京三不老胡同的家中突然被拘传，家中书籍、电脑被搜查，12个小时后于当天傍晚获释。原因是他帮助16日下午去世的何家栋先生编印《何家栋文集》。此事惊动了全国各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随后丁东先生和他的夫人邢小群老师在香港《明报》发表《受审记》和《抄家记》，丁东在《受审记》最后坦然地说：“把我从民间思想的研究者变成民间思想史的当事人，我也沒有什么好怕的。我相信，現在已经不是遇罗克、张志新、陆兰秀、林昭、王申酉的時代。”

10月19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同时报道了重庆彭水县公民秦中飞因为自编短信得罪当地官员遭罪，短信是他8月15日写的一首词《沁园春&8226;彭水》，对当地腐败现象有入木三分的精彩概述：

“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包。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坨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

半个月后，他以“诽谤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接着被正式逮捕。如果不是外地数家全国性媒体的报道（除了上述两家报纸，还包括《中国新闻周刊》、《了望东方周刊》等），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转载，秦中飞也许难逃厄运。他被关押29天后取保候审，再过25天此案被认定为“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错案。

值得庆幸的不光是秦中飞以无罪告终，而且获得2千多元的国家赔偿。更值得欣慰的是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因此被免职。长期以来，在我的经验和视野里，一个地方官因为打压一个公民的批评而去职，这还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好，其意义是不容小视的。报纸后来在报道这条好消息时，以大字标题醒目地指出：“即使公民对政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报道还引述法律专家的话说：“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政府，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来释疑，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诚哉斯言。

回望这一年的言论史，从头到尾充满了太多的悲伤和不幸，然而面对每一次袭来的横逆，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对言论的压迫与伤害，置身其中的许多普通公民、没有成熟的民间社会已不再是那么惶惑不安，不再那么忧伤丧气，而是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在互联网上写下自己的内心真实的声音。即使在言论空间极为逼仄的纸质媒体上，以新闻为业的记者编辑们，也尽其可能地说出真话、表达意见。将“彭水诗案”放在言论史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其结局大大彰显了现代传媒的力量，只要它们拥有公开报道真相的机会，一切反现代的力量无论看上去如何强大都不过是纸糊的巨人。这个县委书记的下场，为所有压制、伤害言论自由者提供了最好的一面镜子。当然，作为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中国人，我明白县委书记之所以为“彭水诗案”而下台，是因为他官不过七品，此事被全国媒体曝光，舆论一片哗然，他不能不付出代价。无论如何，这还不是我们中国人笑的生活。

2007年刚刚开始，因为官家“禁书”引起《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先生的严正抗议，她要以生命捍卫自己的文字，沙叶新等许多知识分子奋起声援，谴责与文明背道而行的逆流。新一年的言论史由此拉开序幕，那又将是风云激荡、可歌可泣的一页。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