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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之前，中共高层四大金刚斗法，好像是各有高招：胡锦涛往左摇，温家宝向右摆，吴仪往前冲，曾庆红往后靠，留下中间一块四方地，叫做权力真空。如何填补这个真空呢？毛泽东曾经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很自然的。我希望胡锦涛先生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也逐渐自然起来，承认党内派别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主观需要。如此一来，权力真空就可以坏事变好事，在中共高层注入一点竞争机制，增添一点活力，毕竟，国家领导人之间，阳谋总比阴谋好，明斗总比暗斗好。而且，你想把老百姓蒙在鼓里，首先做不到，即使退一万步能做到，估计也没有好下场。

为什么说中共党内派别必须公开化呢？说穿了，就是胡锦涛本人能力有限，这个人不但大德没有，小德都不具备，因此同志们觉得他不能担当大任，特别是不能带领执政党走出体制的困境。难道不是吗？胡锦涛执政四年以来，除了“假大空”之外，就是“空大假”，没有东西啊，当然，胡锦涛很努力创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达到“大空假”或“大假空”之类，但还是在“胡三界”之内“六道轮回”。最近注意到，中宣部有一系列为胡锦涛藏拙的努力，突出胡核心，但效果很有限。毕竟，今天是互联网时代，胡锦涛即使一手可以遮天，但一手仍然不能遮网。

其实，一个领导人我们不怕他“贪”，也不怕他“嗔”，也不怕他“痴”，虽然胡锦涛先生“贪嗔痴”都有缘分，但我认为不是致命缺陷。但领导人不能“俗”，尤其不能俗不可耐。我觉得这是胡锦涛的最大问题，叫做不可救药。胡锦涛的思想与观念，言行与举止，岂是一个“俗”字了得！胡锦涛最近到非洲访问，原本是件好事，但是，看这个人“俗”到非洲，既不中看，也不中用。因之，用胡思想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不但是一个极大的笑话，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庸俗。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再“俗”下去了，除非胡锦涛另有“俗不见底”的功夫。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

十七大之前，党内派别公开化不但有主观的可能性，也有客观的必然性，叫做形势比人强。今天，中共的一党专制走入绝境。什么是绝境呢？我是这样定义的：当你不反腐败犹可，一反腐败反而更腐败，当你不加强执政能力犹可，一加强执政能力反而更无能无效时，这就是绝境。今天的中共如同七十年前的中共，被围困在雪山草地的绝境，但是，这位胡总司令拿不出突围的办法，也没有前进的方向，天天纸上谈兵，日日自我感觉。这个时候，大家自然会说，与其一条大船往下沉，还不如化整为零，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共派系公开化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大家统一在胡核心周围，既然“先进”不出一个方向来，也“和谐”不出一个办法来，那么派系公开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能等死吧？因此，为共产党计，为中国的现代化计，中共派系公开化是一件好事，也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说不定呢，共产党可以“分”出一个新延安来。

 

自汉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汉高祖刘邦准备登基大典，来了一位无耻的文人，在他面前推销尊卑的礼仪之法。当汉高祖刘邦对繁文缛节不屑一顾的时候，那位知识分子陪着笑脸，低声下气的说，试试看吧。

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王权面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如果实在待不下去，知识分子要么对酒当歌，苦中作乐，要么挂冠而去，放荡形骸。少数知识分子不甘寂寞，结党营私，准备东山再起。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依靠地痞流氓成就大业，实现改朝换代的梦想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沦落成为了低三下四的王公大臣。

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煽动能力，所以，封建王朝一直禁止知识分子结党营私，知识分子没有结社自由。在中国商人可以自发地组织起来，组成商会，但是知识分子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仿效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自发组成政党，宣传自己的主张，并且通过武装起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宣传民主主张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掉入封建黑帮社会的陷阱之中。中国近代出现的几乎所有党团，都实行非常严格的登记制度，在社团内部等级分明，如果社团成员违反了社团的规定，轻则受到排挤，重则丢掉性命。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中，发起人为了确保党员对领袖忠诚，明确要求宣誓党员必须同时宣誓效忠领袖。这种结党营私的做法，即使在当时的同盟会内部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然而，从同盟会开始，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沿用了这个传统，在党内实行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且要求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领袖的召唤。

这种把现代民主政治运动改造成为类似于封建大家庭的做法，不但激化了民族矛盾，分裂了族群，而且为个人专制和政党专制埋下了伏笔。这些所谓的现代化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将整个国家变成封建制的结构，各个地方虽然保留着部分权力，但所有权力都受制于中央，中央可以随时取消地方选举，也可以随时免去地方权力机关首长的职务。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罢了。

保持政党的开放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还是专制的根本性标志，因为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如果政党具有开放性，能随时吸纳不同阶层的民众，那么，这个政党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党。如果政党具有封闭性，在政党内部壁垒森严，一旦加入政党之后，必须按照党内的规则听从上级的命令，不得发表不同政见，那么这个政党就是典型的黑社会团体。

所以，如果不解决政党的开放性问题，那么不管有多少政党，这个国家仍然是封建制的国家。在中国某些地区的政治实践中，人们已经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这个地区政党林立，但是有些政党内部壁垒森严，党章要求全党服从中央。在政治选举过程中，所有的竞选人都必须服从党中央的调遣，不得擅自行事。如果违犯了党的纪律，那么，必须接受严厉的处罚，包括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自己的人身自由。

现在中国的学术界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政党的数量方面，而没有看到现代政党的本质要求，没有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找到政治改革的正确路线。

在我看来，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采用这样的步骤：通过公开的竞选活动，让公民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重新凝聚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政治团体。但是，这个政治团体不许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建立等级森严的内部结构，每个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愿望，自由地选择属于自己的派别。每一个派别可以根据选民的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政党转化为现代政党，中国的政治文明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的知识分子渴望组建自己的政治团体，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拥有了结党的权力，那么，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自己塑造成黑社会老大。把政党变成争权夺利的决斗场，把政党变成结党营私的黑社会。所以，如果不改变政党的性质，那么即使有更多的政党出现，仍然不能改变族群分裂的局面。

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传统政党中存在的弊端，而只是希望整个社会出现更多的封闭的党派，彼此之间相互争斗，那么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

 

今年1月11日，中国首次成功测试反卫星武器，击毁自己一个正在运行的旧气象卫星，显示它也有击毁其他国家卫星的能力。中国以此表明它决心在太空军事活动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美国与一些国家就此向中国提出抗议。因为碎片可能损害他们的太空站安全，而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行动的动机，使其他国家甚为不安。

诡异的是，中国政府迟迟不肯承认这个行动。美国媒体是在18日披露这个事件，中国国防部19日拒绝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无可奉告。中国国防部主管对外事务的发言人则假痴假呆的说：“我们不知道有此测试。通常媒体根据传闻资料写东西，我们没有时间查证这样的报导。”中国外交部一直到23日才公开证实美国早先的报导，中国已测试一种击毁卫星武器，并已把测试行动通知美国，且强调中国反对任何太空武器竞赛，及中国的太空计划不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所谓“通知美国”，是美国抗议后才承认的；至于既然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为何不立即宣布而要在事发十几天后才被迫说出来呢？这一系列被动表现，表明这个测试目的其实就是要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在中国外交部招认的同时，中国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强调，中国已有能力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再接回来，因此，击毁一颗卫星只是很一般的技术。他还批评美国的反应是“神经质”。既然是“一般技术”，表明即使不测试也已经有把握，那么这个测试不是多余吗？

既然多余而又要去做，显然有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在中共十七大的权力斗争中显示军方的存在与重要性，特别在江泽民十几年经营下，军方多江泽民的人马，因此向胡锦涛显示实力；

第二是刺激美国与日本，撕开胡锦涛“和平发展”的假象，让中美与中日关系紧张起来，出胡锦涛的洋相，这当然也与十七大的权力斗争有关。

我在1月19日给《大纪元新闻网》写的专栏说：“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这个行动并未得到中共或共军最高层的同意，然而做出来了，谁也不愿意负责任，只好以装傻来搪塞。”当天中央社报导《时代》杂志引述曾担任美国总统布殊亚洲事务顾问的麦克。葛林（MikeGreen）

指出，中国测试猎杀卫星武器，这种不考虑国际间的反应的蛮干，显示出解放军的影响力，也令人忧心中国军方会不会独断独行。其后美国官员在接受《纽约时报》的採访时，也表示胡锦涛可能不了解猎杀的细节。

在解读胡锦涛与军方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他们要称霸世界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手法不同，一个更多展现“和平”面孔，一个则突出武力，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就是“革命两手”。但是在权力斗争激烈时，这“两手”各自要表示自己的“唯我独革”，于是就会爆发“路线斗争”。由于中共的革命传统是暴力斗争的传统，因此在权力斗争中，激进的一方，强调“反帝”与民族主义的一方，会站在“正统”的高地，因此最后是两派争相“革命”﹑“斗争”与“爱国”，使整个路线急剧左转。最近中国大事声讨“台独”的动作，把反台独作为2007年的重要任务，与此有关。

军方的强硬路线还表现在近来吹嘘共军的军事成就。去年12月中共发布《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张邦栋少将说，白皮书重申中国坚持防禦性国防政策，着重诠释了国防政策的新内涵，而中国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云云。然而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中国国防科工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黄强表示，中国已经具有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中共媒体更大事炒作歼10战机的服役。负责生产的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表示，作战性能媲美美国F16战机的歼10，已装备空军航空兵部队，有助提高空军防卫作战能力。这标志解放军空军战机已从第二代走向第三代，令中国晋身全球第四个自主研制先进战机的国家。中央军委的《机关报》《解放军报》早前更报导说，歼10在一次空战演习中，两架歼10战机在与四架苏27战机空战对抗中取得“全胜战绩”。

白皮书问世后，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海军少将杨毅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中国坚持奉行防禦性的军事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共军上校军官﹑中国军事科学院亚太办公室主任姚云竹于猎杀卫星后，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餐宴上说，中国将在外太空部署武器。虽然她没有挑明美国，但意有所指的说，未来如果有“一个太空超级强权，它不会孤独，同时中国不会成为唯一，它会有同伴”。

军方这一系列言行显然有违胡锦涛“软的更软”的韬光养晦政策。使胡十分被动。这场胡锦涛与军方的路线斗争中，已经超过江泽民刚上台时与“杨家将”的斗争。那时还有邓小平作主，杨家将弃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凭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因此很可能出现刀光剑影。

去年11月号《动向》杂志报导，去年五、一黄金周江泽民浩浩荡荡游泰山，胡锦涛也到附近的青岛视察军队，但是居然有两艘军舰同时向胡乘坐的导弹驱逐舰开火。事后胡以强力清算上海帮，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与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都以腐败为名被免职。胡更清洗军队，保卫京畿要地的北京卫戍区司令、政委双双换人，司令邱金凯中将刚上任不到一年就被撤下，而撤下的政委董吉顺少将更是在北京卫戍区根子非常深，曾任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海军原司令员﹑军委委员张定发病逝，新华社与《解放军报》均未报导，只有《人民海军报》刊出消息，显然贬斥他的地位。

去年外界所知道的，有五宗军机意外，今年已经两宗，这当然与军纪荡然有关。

江泽民在2004年9月辞军委主席后就回上海养老，但是去年夏天在北京被迫对陈良宇事件表态。是被胡锦涛软禁在上海，还是主动回北京加强与军队的旧部属密谋，人言言殊。在这情况下，发生令胡锦涛被动的猎杀卫星事件也就不太奇怪了。

去年12月1日下午约2点以后，中国当局无预警关闭上海两个主要机场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长达数小时，造成飞机航班大乱。中国有关当局和机场方面拒绝透露关闭机场的理由，各国媒体研判机场关闭很可能与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有关。然而军事演习并没有甚么神秘，媒体常有报导，而且事先可做安排，为何还造成大乱？可见它是突发性质。人们不妨推测，是否更有可能是有甚么某些军方人员的不可告人动作，或抓企图外逃的重要逃犯？不久前上海武警总队也有人事异动。文革后期中共军方的失控，目前似乎又重现了。而局势会如何发展，在今年秋天十七大前应该有个结果。一般来说，处于正统地位的胡锦涛相对来说有优势。

 

网上报道，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禁了八本书，其中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首当其冲，关注者甚。。。

中国人说起人生快事，总喜欢提“金榜题名时”或者“洞房花烛夜”，这当然没错。其实从前的中国人还有一桩人生快事，一桩也许放不到桌面上的人生快事，叫作“雪夜闭门读禁书”。禁书二字，可作双解：一指上面不准出版发行某种书或不准人们读某种书，另指不准读的书。按汉语语法，前者谓动宾结构，后者叫偏正结构。前者的禁书是专制社会的特产，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种悲哀；另一方面被禁的书往往都是好书，好看的书，看起来刺激痛快的书，人们便争相获得那些禁书，拿回家关起门来读。每每读到奥妙处，或拍案叫绝或若有所悟或扼腕叹息，不一而足。真正所谓“坏事变成了好事”。当然想获得这种快感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多少得识几个字。

在我经历的年代里，盛行或者说流行禁书。禁书和读禁书，既是一种恐怖，也是一种时髦。记得禁过的书有《诗经》《论语》《三言二拍》《金瓶梅》，也有《红旗飘飘》《平原枪声》《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有莎士比亚巴尔札克契珂夫莫泊桑的书，也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书；有因人废书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有因书废人的《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后被杀头；有单本，也有全集；有小说诗歌，也有散文杂文；有公开出版物，也有秘密印刷品，还有名副其实的手抄本；有今天禁明天放的，也有今天放明天禁的，还有禁禁放放反反复复很多次的。文革十年中更好笑，除了数得出的几本政治书籍外，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几乎空空荡荡。。。那种环境那种情形下觅得一本禁书，紧张地用旧报纸包起揣在中山装里层腋下，带回家躲在昏暗灯光的小阁楼里，读禁书的快乐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在中国一直没什么出息，硬是在一个小剧团里混了十年，有机会看戏，不管喜不喜欢。曾经梦想当编剧，试着写剧本，低层次的激情始终停留在文本上，没能变成二度创作搬上舞台，成为遗憾。以后离开剧团，但职业和兴趣仍然与戏剧有关。八十年代初去北京进修戏曲，还专门听过章诒和讲授“卓别林的喜剧艺术”。当时听别人说她是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刚从牢里放出来，照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戏曲研究所工作，职称好象是副研究员。她一开口，就把我们镇住了；她再一发挥一激动，下面的人就坐不住了。只听得广西来的几个人在议论，“她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再来一次反右，她肯定是第一批！”听得我对章诒和既钦佩又担心。

今天的章诒和早已是华文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写者了。她书里的那些发人深省催人泪下的故事细节，她的典雅细腻刚柔相济的精确文字打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有评论家说到当代最好的散文不是余秋雨而是章诒和，说她“文起当代之衰”，“好得令人惊讶”[注]，细细品位章文不觉为过。她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伶人往事》至今还没机会读到，不过在网上看到《伶人往事》的“自序”，便知这本书起调更低，表述更曲折委婉，更耐人寻思：

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或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

其实，令人动容的何止是当年的艺人，更是当下的作者啊。

章诒和何错之有？《伶人往事》又得罪了谁？你打了人家——两代右派，打得那么狠——关了十年，还不准人家喊一声痛？你在人家身上留下那么大那么深的伤疤，还不许人家抚摸疤痕时叹一口气？章诒和也够能忍的，五十年的大苦大难轻轻一笔。你删你禁人家的《往事并不如烟》，人家不吭声；印成书的《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压仓库未见天日，人家咬紧牙没说话。人家是过来人，心里明白着呢。再退一步，再让一次，再妥协一回：不准说政治、反右，说戏曲、艺人总可以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前天。据说《伶人往事》脱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先后改了九稿，删去了三万多字，到头来仍难逃禁令。谁都知道，作家写好的书不能出，首先稿费就泡汤了，你这是砸人家的饭碗啊！禁书更好比母亲怀了孩子却不准出生，再好比一出生就掐死在襁褓中。。。

宣读禁书令的人说得很露骨，禁这本书是因为作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天哪，都什么年代了？难道这就是天天喊要光复要振兴的中华文化？一个口口声声改革开放迎接奥运要和国际接轨的民主国家和谐社会，还有人在念叨这种陈辞滥调，禁不住一阵阵悲哀涌上心头。让人仿佛又回到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回到三百年前的清朝文字狱，回到上世纪德国纳粹的消灭异端文化，中国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五十年前的反右。。。只要还有一道这样的禁书令，什么国家崛起，民族文化复兴全将是痴人说梦，要不就是一场世界灾难。

朋友告诉我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座出名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上面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更出名的话：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如今生活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无论忙碌还是悠闲，都早已安定平常。多数人已没有什么强烈直接的政治诉求，不多的嗜好中有一项便是读点好书，读点象《往事并不如烟》这样的好书。这里雪夜是遇不上了，又从不禁书，自然也就无须闭门去读。作为章诒和作品的一个读者，一个“粉丝”，本来我也可以痛则痛之，悲就悲去，虽无奈却仍可以从某种渠道获得一本禁书，茶余饭后睡觉前翻它几页，读它两章，回味感慨一番。但牧师的那段话使我恰如骨鲠在喉，痛定思痛越思越痛。夜深人静时我又拿起那本浅棕色封面的《往事并不如烟》细细端详，突然悟出作者为什么取这个书名。眼下被禁的这本又叫“往事”，“往事”，那是作者刻骨铭心的痛啊。痛不会如烟散去，同样，读者的悲哀也不会随一阵风消失。

[注]见《思想操练》317～3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享受国务院津贴者”，只这八个字便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如果再加上“研究员”三个字，即使不清楚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者”是研究什么的，那也会令人顿生高山仰止之情。话虽如此，但时时把“享受国务院津贴者”挂在自己嘴边上，唯恐天下人不知者，还是颇为少见。就我而言，这位研究员让我开了一回眼。

去年秋，友人惠我几篇妙文，都与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社科研究员有关。拜读之后，对这位研究员的研究对象、范围也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先看妙文第一篇，仅是标题就足够吓人的了：

陕西省社科学院副院长杨发民“三反”政治问题为何不查处致陕西省委李建国书记的公开信

我曾于2005年2月28日、3月23日、4月初、5月初，四次写信给中共陕西省委，与此同时，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会，及数十名会员联名给省委写过两封信。众多百姓连续六次揭发省社科学院副院长杨发民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诬蔑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问题。

或许，你们会认为我是无限上纲。不是。请看杨发民恶文第二篇（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核心段落：毛泽东误导了党，党误导了革命，毛泽东和党作了农民的俘掳，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不能生长科学社会主义之花，只能生长平均主义之草。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民粹主义。请问李书记，你看杨恶文是什么性质。事情发生一年多了，应该有结论了。

杨发民的三篇恶文。三个月内连续在《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三个刊物上发表，从而牵涉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渭南师范学院三个单位的党组织。李书记你看，三个刊物、三个党组，有无责任，有无教训，有无必要肃清杨恶文的影响？杨发民的问题，是中央直接抓的，省委对此事一年多来没有明确结论，省委自己对此事态度如何，也应有个说法吧。对党中央应该有交待吧。相信你们对中央是不会阳奉阴违的。

杨发民的三篇恶文，集“反毛”思潮之大成，堪称天下第一谎言，被称为“反毛”思潮的二号人物。2005年9月，我去北京一些大学讲学，期间，9月17日，我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之邀，在十三陵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议转入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抑制“反毛”思潮。这股反动思潮，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土壤。杨发民的三篇恶文，引起了公愤，特将此情向省委作一汇报。

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方针政策，创造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必须坚决地、有力地制止“反毛”思潮的蔓延。事实证明，哪里有“反毛”思潮，那里必然抵制“十六大”以来的方针政策。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十六大”以来，近四年的科研工作，没有一个课题是研究“十六大”以来的方针政策的。反之，他们把刊登杨发民反动文章的《人文杂志》主编杨明丽树为2005年度先进分子。还计划将科研人员拉到欧州考察。不仅如此，竟然对抗中央指示：在党员先进教育中，杨发民大讲“毛泽东十大罪状”，并组织人员（研究员张XX）诉毛泽东的苦。为此事我曾于2005年4月写信给马中平部长。省社科院班子这样做是有背景的（材料另附）。为了引起省委的关注，兹将2005年写给省委的四封信附上。

此件上报中央，并上网。

张宏志 2006年5月22日

“杨发民”三反“政治问题为何不查处，”咄咄逼人，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事情发生一年多了，应该有结论了”，“省委对此事一年多来没有明确结论，省委自己对此事态度如何，”如此口吻，不由人怀疑这位研究员到底是何方神圣。

“杨发民的问题，是中央直接抓的，”“对党中央应该有交待吧”，“相信你们对中央是不会阳奉阴违的。”口口声声“中央”、“党中央”，指的是哪一个“中央”？这位研究员身分神秘。

紧接着给省委书记不加任何称呼几近无礼的公开信，便是《杨发民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背景材料》，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杨发民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背景材料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持科研、杂志社和人事工作的副院长杨发民，于2005年1月至3月，连续在《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三个刊物上发表三篇反动文章，不是偶然的，是有背景的。

事情须从1989年动乱说起：

动乱期间，对西安地区的动乱起核心作用的是青年社科工作者协会（下称“青协”），他们散发的传单：《改造中国二十条》，其中一条：“反对一党专政，成立多党联合政府”。其骨干成员是社科院张宝通、杨明丽，现任院长余华清时在西北大学工作，是“青协”理事长。动乱中，杨明丽书写的游行横幅是“打倒邓小平”。

动乱后的清查工作，张宝通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监控对象；杨明丽是社科院“记录在案”人员：“青协”被取缔。1998年余华清调任省社科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后，张、杨成为余华清的左膀右臂。杨明丽任杂志社社长兼主编。该杨不是党员，也无上岗证，已属违反组织原则。对张宝通的重用，已超乎寻常，连续五年申报有突出贡献专家，均被省人事厅驳回。很显然余华清在组织自己的势力。他把这些“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组织起来干什么？杨发民的三篇恶文便是回答。而保护余华清、杨发民的人们，又在干什么？

后附《向省委汇报省社科院在科研和党员“保先”教育中，反对毛泽东主席问题》四封信。摘抄如次：

◆杨发民强加给毛泽东“十条罪状”：

一是民粹主义、二是空想社会主义、三是军事共产主义、四是封建社会主义、五是“左”倾社会主义、六是与客观相分裂的唯主观论、七是与真理相分裂的唯价值论、八是与经济相分裂的唯政治论、九是与统一相分裂的唯斗争论、十是严重脱离党和群众的个人崇拜。

这“十条罪状”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历史；砍掉了党的旗帜毛泽东思想；反掉了邓小平理论三代领袖的第一代。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竟与党中央对着干，在科研工作中进行“反毛”

活动。2月17日，由党组书记余华清主持的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杨发民在大批毛泽东之后，又来批列宁，说毛泽东的错误来自列宁，列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杨发民的“反毛”文章，是严重的政治事件，给党中央制造麻烦！

其一、违反政治纪律。中共中央针对文化市场出现的政治污染情况，不止一次地指出：报刊、杂志、和出版物，发表对领袖和党的重要领导人的评述，必须报请中央审批。杨发民利用职权擅自发表攻击、诋毁毛泽东的文章，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在全党展开保持共产党人的进性教育中，顶风违纪。

其二、有碍党的“安定团结”的方针的贯彻实施。“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花费了好大力气，创造了安定团结、全民和谐的大好局面，而杨发民的文章无异于挑动是非。可以断言，杨发民“反毛”

文章，其之广泛传播，必然遭到全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的反对；乃或引发一些人的揣摸、猜测和疑惑，导致不安定因素的发生。

其三、更为严重的是国际影响问题，《人文杂志》是国际发行刊物，倘在海外传播引起国际的强烈的负面反响，将给党和国家造成什么危害！？

◆据说：3月17日，高峰奉省委指示来社科院调查杨发民的“反毛”

文章的问题，他不仅不调查，反而与杨发民商议，统一认识，宣布杨发民文章是科研工作中的不同见解。高峰此行，群众中有议论，说高峰不是来调查杨发民的问题，而是与杨发民组成“反毛战斗队”。高峰败坏了省委宣传部形象，请马部长查明3月17日事件。

◆杨发民的十条大棒，向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杀过来！人们不尽要问，杨发民是什么人，杨发民的庇护者们是什么人？！

◆伟大的民族英雄，敬爱的人民领袖，一代豪杰，竟被杨发民诬蔑成这个样子！这那里是在搞科研，分明是在发泄仇恨！请杨发明的庇护者们深思。当你说“杨发民文章是科研中的不同见解”时，殊不知你已经与杨发民同流了。

◆杨发民文章的性质，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定了的，谁也无法否认的。省委应迅速查明3月17日事件，一经查实，宣传部理论处长高峰确系上下串通庇护杨，则应严肃处理。如无此事，亦应向社科院群众说明情况，清除给宣传部造成的不良影响。杨发民不思悔改，应令其停职反省。

◆杨发民恶文，是目前思想战线上的重大事件，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儿戏不得。希望不要再发生与高峰类似的事情。

◆我们很想知道，省委对杨发民恶文第二、第三篇持何意见；还想知道，把杨发民三篇恶文联系起来，省委对杨发民如何看待；还想知道，社科院党组对省委指示顶着不传达，省委怎么办？

四封信后，还有一封是写给党中央的《关于陕西省社科院在科研工作和当前对党员进行“保先”教育中，公然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领袖对杨发民《特征》一文造成恶劣影响急待肃清的报告》。

无论是写给陕西省委还是写给党中央的，其口吻与文革中的毛泽东惟妙惟肖，俨然毛泽东再世：

◆“科研工作能与党中央对着干吗？有谁能容忍这样的科研工作，而容忍这样的科研工作的人又是什么人？”

◆“省委应迅速查明3月17日事件”“杨发民不思悔改，应令其停职反省。”

◆“杨发民恶文，是目前思想战线上的重大事件，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儿戏不得。希望不要再发生与高峰类似的事情。”

◆“杨发民攻击毛泽东，丑化共产党，污蔑人民，罪不容赦。”

◆“我们很想知道，省委对杨发民恶文第二、第三篇持何意见；还想知道，把杨发民三篇恶文联系起来，省委对杨发民如何看待；还想知道，社科院党组对省委指示顶着不传达，省委怎么办？”

◆“建议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也应有明确的态度！自上而下、全面地肃清这股’反毛’思潮。”

◆“陕西省委对于陕西省社科院领导班子应进行整顿，”

◆“对支持杨发民的人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列宁主义的人，作出严肃的处理，纯洁我们党的干部队伍。”

杨发民先生的“反毛”文章我早就仔细拜读过，应该说还是有理有据尊重事实的。从张研究员给其所加的“违反政治纪律”、“有碍党的安定团结的方针的贯彻实施”、“更为严重的是国际影响问题”三项罪名来看，其幕后主子隐隐约约已浮出水面。

要说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研究员”有多神秘，似乎还谈不上。充其量，也不过与文革前夜奉命偷偷摸摸写《评海瑞罢官》的那种幽灵阴物一类罢了。文革中靠整人吃饭的文化细作至今难以绝迹，令人长叹。只是不知道，此辈若读了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长文又当如何？

还有几句话不吐不快。众所周知，章诒和先生欲组织一个以张思之为首席顾问的律师团，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对簿公堂。以张研究员对杨发民、张宝通、杨明丽、余华清、高峰等所指控的罪名，若放在文革中，这几位再有几个脑袋怕也不够用。倘放在89“6.4”，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的罪。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渭南师范学院三个单位的有关人员恐怕也难逃瓜蔓之灾。今天，张研究员固然有言论自由，却不该不顾文化人的身份，肆意于人身攻击和恶语漫骂。更不该无端以如此重的罪名诽谤构陷他人。倘非侥幸遇到了几位有觉悟有肚量的谦谦君子，任尔主子是谁，恐怕也得有劳你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者”去法庭上走一遭。

（2007-02-23）

－－民主论坛

 

（中央社记者郭传信新德里二十四日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今天表示，台湾的硬体建设如高楼大厦，或许比不上大陆某些都会，但台湾的民主与人文素养，却是大陆数十年也比不上。他又说，在中共一党专政统治下，党内高层贪渎腐化已到无可救药地步，民怨四起，胡锦涛政权无畏外来势力侵略，却害怕内部人民反抗。

一位要求匿名以避免返回大陆招致「麻烦」的中国学者，在印度新德里一项国际会议的中场休息片刻，接受中央社记者访谈时，对印度首都「首善之区」新德里的脏乱景象表示惊讶，但也不讳言指出，中国大陆若干都会的角落景象也是如此，有些地区甚至更落后。

曾经到过台湾访问的这位学者，赞扬台湾人民的人文素养，包括整洁的生活习惯和遵守秩序的精神，都超越印度和中国大陆人民。他同时意有所指的表示，台湾人民对政府的施政表现，也和大陆人民对中共政权一样，表现了相当大的容忍度，不同的是，台湾人民有选举权。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孤儿」。这位学者说，「中国的崛起，或说和平崛起，却使中国几乎失去所有亚洲国家的信任，不像印度处处受到各国的袒护，例如美国和日本，对印度提供了各种支持和援助」。

他表示，中国大陆幅员广大，国力也今非昔比，全国上下也都始终记取过去遭外来势力欺凌的历史，因此绝不会再听凭外国势力对中国予取予求，中共政权也无畏外来势力的侵略。

但这位学者又说，「中共政权如不急谋改革和补救，最后灭亡中共政权者绝对来自内部人民的力量」。

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头痛的问题，但中共无人敢轻言放弃台湾」。他说，胡锦涛之前以及现今的胡锦涛政权，在大陆经济改革过程中，都不断发现许多问题，有待优先处理，台湾问题只能暂搁一旁。他提醒记者说，「北京已有好一阵子不提台湾问题了」。

他表示 希望台湾政府能够自制，因为台湾问题攸关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如果台湾问题先伤害到中共政权的地位不保时，中共必然会不惜一战，届时两败俱伤，尤其对双方国力而言，台湾必然会更为惨重。

这位学者表示，中共不会畏惧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但独独畏惧内部人民的反抗，尤其是中共党员的贪渎腐化已导致民怨四起，胡锦涛政权当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要在打击高官方面做出表现，先压住大陆广大人民对政府高层腐化现象不满的情绪。

他指出，「六四」天安门运动和大陆各地人民的种种抗争活动，其来有自，是人民长期累积的不满和怨恨，并非外力一声吆喝就爆发，中共政权自己也了解，如今中国大陆内部的紧张情势又起，胡锦涛政权当然只有优先处理，以免一发不可收拾。

 

•二月革命、沙皇逊位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政权土崩瓦解，全俄国几乎没有一人感到惋惜，而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二月革命”被史家称为有史以来最受民众拥戴的革命。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个律师，代表一个实力薄弱的非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于博学多才而头角崭露，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主张在俄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及继续对德国作战。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背后向他频施冷箭。

“二月革命”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奇特环境下发生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前线俄军败讯频传，俄国的贵族及军事领袖们怀疑沙皇尼古拉二世企图与德国片面媾和，因此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来夺取权力，以避免缔立屈辱的和约。而沙皇本人也已惊觉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他在首都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地区对反战示威及罢工者施以残酷镇压。

通货膨胀、粮食缺乏、以及在前线得不到丝毫进展，已在工人和士兵中形成一种普遍的反叛情绪。示威运动四起，而警察公然抗命拒绝镇压示威，事实上在示威行列中还有许多军警及水兵参加。在短短几星期内，反叛行动如野火般蔓延全国，最后连沙皇的近卫军也叛变了。沙皇在一批高级将领的劝告与压力并施下，终于宣告逊位。

•克伦斯基、被迫垮台

稍早之前被沙皇解散的俄国议会，仍不断秘密集会。当沙皇退位后，议会再度公开活动，并选出了一个临时政府来领导全国。

克伦斯基下令在六月间对德军发动全线攻击，但六月攻势遭德军击溃，军方归咎于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及领导无方，并密谋要推翻这个政府。同时，在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全面向军队渗透，并且组织了工人与士兵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即所谓“苏维埃” （名义上也包括农民，但事实上农民参加此一委员会者绝无仅有）。“苏维埃”的势力渐趋庞大，而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列宁公然主张立即对德缔和，解散军队，土地分给农民，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不管他的理念何等错误，他是伟大的策略家，学渊评）

布尔什维克的停战主张深得民心，使克伦斯基政府极感棘手，但这还不是克氏所遭遇的仅有困难。因为在另一方面，千千万万农民都在等待着分配土地，而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为了避免妨害农业收成而暂缓分配土地，主张在过了年之后在有条不紊的情况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同样的原因使选举制宪议会的全民投票也告押后，因为在选举制宪议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地方选举，而临时政府深恐在当时的环境下举行地方选举必然会在各地引起混乱。而布尔什维克却以此为借口，指责临时政府不履行诺言，因此骚动日趋蔓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布尔什维克以武力占领彼得格勒，克伦斯基政府 面临了末日。克伦斯基犹图为维护民主政体而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北方前线的俄军回师彼得格勒，但前线司令皆按兵不动，驻守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骑兵也袖手旁观。原因是军方将领们已决定牺牲克伦斯基来讨好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听任那些没有学识和经验的“苏维埃”人员去执政，必然会造成大混乱，而大混乱的结果将可使拥兵自重的军方将领们成为政权角逐战的最后胜利者。这就是十月革命得以获致“伟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些心怀叵测的将领没有料到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后立即全力扩展红军，并在德国的支助下把各将领的部队各个击破，根本没有机会让他们角逐政权。

列宁以这种偶然的机运而执掌了政权。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得以成功完全是拜一连串阴差阳错之赐，而竟眞以为自己所主张的暴力政治及无产阶级专政比民主政治为强。因此当他掌握政权后，从来不重视民意，而完全诉诸于极权恐怖统治。

克伦斯基所领导的革命并非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俄国人民长期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实现，但在战争条件下，他所提倡的自由和民主无法立见功效。临时政府的优点既无法为民众所了解，而战争造成的物质条件之困难却为民众所见，再加上军方将领们的存心不轨及布尔什维克的从中捣乱，终于使俄国历史上仅有的这个民主政府只存在了八个月。

以下是记者向克伦斯基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克氏的答复。

•饥民暴动、触发革命（谁能结束战争？谁就是成功者，列宁也没有“左灯右拐”，而是说到做到，学渊评）

记者问：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是谁组织的？
克氏答：根本没有任何人筹划或组织这场革命，而完全是自发的。当时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遭败绩，俄国与英法两盟国的处境完全不同，英法两国可以远隔重洋从加拿大、美国、南非联邦、印度、澳洲、纽西兰等地获得粮食和军火支援，大英帝国属下的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印度等殖民地还皆出兵助战，而俄国则什么支持也没有，我们完全处于封锁状态中。彼得格勒的饥民首先发生暴动，大骚动迅速蔓延全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俄历二月宣告逊位。

问：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临时政府吗？
答：是的。这是一个温和的政府，有意建立君主立宪制，仍保持王位，但必须有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担任国王。尼古拉二世实在要不得，他甚至对“立宪”一词也深恶痛绝，他生平的最高理想是要使俄国回到十七世纪的专制极权统治。

问：你的意思是否认为沙俄政权的末期已比十七世纪时有了许多进步？答：当然罗，这中间经过了两段重要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这是产生了像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其它俄国大作家的时代，同时也是开始建立铁道及在经济上全面发展的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维蒂伯爵——他当时还没有封伯爵——用现代化的方法发展工业，并且全力支持在农业和科学方面的一切进展。

政治观念在这两个阶段中也有了长足进展。把沙俄视为一个在工业上非常落后的国家，是无知之见。一九一四年开始的世界大战，虽然影响到俄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并且使各大工业区之间的运输力量遭削弱，但当时的俄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已经是一个工业先进国家。

问：这样说来，俄国的工业化发展并不是从共产党执政之后才开始的？答：当然不是。

•列宁老史、毫无贡献

问：布尔什维克的头子们如列宁、史大林和托洛斯基是否参加了“二月革命”？
答：没有。列宁当时在瑞士，托洛斯基在纽约，史太林在西伯利亚。他们皆对“二月革命”毫无贡献。我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天起就参加政府工作，先是担任司法部长，后来担任国防部长，一九一七年七月起出任总理。

问：是不是在你扑灭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夺权阴谋后才出任总理的？答：是的，在“二月革命”成功后，列宁仓促赶回国内组织这项阴谋，但立即被粉碎。事实上，列宁此举反而使临时政府更为巩固而稳定。

问：你的政府是否准备继续对德作战？
答：当然。大战一开始我就不断呼吁国人与盟国联合一致对抗共同敌人。战争开始时我是国会议员。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在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呼吁我军将士“保卫俄国，作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求取俄国自由。”（这才是致命的政治错误，即如胡锦涛要学北朝鲜，学渊评）

•孤立无援、终于失败

问：你的政府是否曾获得美国或欧洲盟国的大量援助？
答：我已经说过，俄国受到严密封锁。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无法像他对欧洲盟国的支持一样给俄国大量援助，我的政府没有得到过美国政府的任何金钱、物质或军火援助。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们曾获得一些美国私人企业的援助，但所有援助物资皆取道英国运来，我的政府为了取得这些援助品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给史太林以大量援助，如果我的政府当年能获得后来美国给史太林的援助之中的十分之一，则我的政府就能支撑下去，历史的发展将完全改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根本不会爆发。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仍有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推翻你的政府？
答：当时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制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从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境。在同年七月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夺权行动失败后，他转入地下，先是躲藏在彼得格勒，后来在彼得格勒无法立足，逃到与芬兰边界相距不远的一个小村，最后逃入芬兰境内。到九月下旬，他抵达在俄国边界附近的芬兰维堡市。十月初，他化装潜回彼得格勒，并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出了夺权号召。

•德国支持、列宁活动

问：列宁的活动是否一向受德国支持的？
答：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一五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列宁与德国参谋本部的间谍召募组织之间的勾搭过程，非常曲折离奇。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而他的眞名则是希尔芬博士，他全力支持列宁，而且也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扯线人。巴伏斯与当时的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具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列宁主张、阶级斗争

问：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俄国人民为列宁所承诺的“停战”计划所吸引。你认为这说法对不对？
答：列宁绝对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不赞成国际间的互相杀戮，而主张每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自相残杀，这叫做阶级斗争。列宁在瑞士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阶级战争不会在俄国发生，因为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太年轻也太软弱，无法组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而“眞正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在德国、英国及美国等工业大国内组织起来”。列宁写这些话，并不是表示他不忍心看俄国人民的自相残杀，而是认为俄国人民还不够自相残杀的资格，他认为在美英德等国可以先进行自相残杀然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在俄国则须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然后才大刀阔斧地自相残杀一番。因此他的所谓“停战”，只是停止对外战争，而是对内战争的开始。（列宁停止了一种错误是正确的，开始了另一种错误是错误的，不能混为一谈。学渊评）

•德援巨款、共八千万

问：列宁究竟从德国人手中得到些甚么样的支持？
答：列宁从德国人手中接获专为推翻俄国民主政府而用的四千万金马克。另外，德方又为巩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政府而供给他四千万金马克。即总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八千万金马克。

问：这些钱是否皆是偷运进俄国境内的？
答：不错。当时要把钱转入俄国是毫不困难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可以径向银行领取款项。这笔钱之中的大部份，是由德方存入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瑞典银行，然后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全俄各地设有分行。

问：你怎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答：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德国的国家机密。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暴动失败后，我们才知道列宁是个卖国贼及这次暴动的组织者。这次暴动在时间上是完全配合着德军在前线的反攻而进行的。列宁在暴动失败后逃之夭夭，我们对他在彼得格勒的住所作了搜查，这座屋子是属于已退休的芭蕾舞明星许辛丝卡雅的，而被布尔什维克据为总部。我们搜获了有关列宁活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包括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

问：列宁是否曾利用这笔钱来进行反对你的政府的宣传活动？答：对的，布尔什维克印发的宣传品大多针对着我。他们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克伦斯基准备出卖“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以挽救俄国的大资产阶级政权。布尔什维克对我恨到入骨。（列宁用德国人的钱无可指责，学渊评）

•罢免柯氏、铸成大错（只是技术错误而已，学渊评）

问：你刚才曾说，假如你的政府得以生存，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有何根据而作此论断？
答：首要原因是因为第二次大战是由于原有的均势遭破坏所致。其次是因为在缔结凡尔赛和约之后，欧洲再度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如果俄国是一个民主而强盛的国家，则欧洲的实力均势不会改变，而希特勒也就没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

问：当时的俄国民主政府是否眞已无可挽救，抑或仍有挽救余地而你没有尽力为之？你在事后是否发觉曾铸下了一些可以引为未来殷鉴的错误？答：五十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曾经反复思考过许多次。我发觉在处理柯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柯尼洛夫事件也许是我的政府的致命伤。?（学渊按，‘柯尼洛夫’大陆通译‘柯尔尼洛夫’）

问：柯尼洛夫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同事？
答：拉维尔•柯尼洛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由我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当时有许多人怀疑柯尼洛夫将军可能发动一次反革命行动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他调遣了一支骑兵队到彼得格勒，引起了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疑神疑鬼，以为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于是我罢免了柯尼洛夫的最高统帅之职，并在阿里西耶夫将军的坚持下，由我兼任俄军最高统帅。克里莫夫将军率领下的哥萨克骑兵队，于柯尼洛夫事件发生的第一夜向彼得格勒推进，但在首都附近的卢加被挡住。柯尼洛夫毫无抗拒地交出兵权，并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柯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

问：柯尼洛夫后来怎样？
答：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的第一天，他从彼得格勒监狱中逃出。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柯尼洛夫将军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俄国南部地区继续对红军作战。一九一八年四月，红军发射的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他的指挥所，当场身死。

问：你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后的处境怎样？
答：我在事发后的初期，在俄国转入地下，后来逃到国外。

•共产主义、是失败了

问：克伦斯基先生，经过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对俄国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你认为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答：失败了！马克思对人类前途所作的一切预测，在五十年来的实践中证明与事实恰好相反。例如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财富将日渐集中于愈来愈少的几个大资本家的手中，中产阶级最后终将被消灭而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级济地位大为改善，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并不是中产阶级沦落为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发展为中产阶级。只有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中，才出现了像当年马克思所“预料”的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情况，即中产阶级被消灭而并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反共书报或宣传所 造成，而是共产主义本身所造成。这种情况现在正在苏联开始发生。

问：但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已获得了非凡重大的成就，例如在太空发展及工业等方面皆的确有所建树，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
答：苏联的科技发展开始于史太林时代，皆是与战争工业有关的，其目的是要把苏联建立成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据点，作为夺取全世界政权的基地。但在科学和技术上达成的这种成就，对俄国及其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共产党沾沾自喜而大肆吹嘘的一点成就，都是在俄国人民受到巨大牺牲和摧残的情况下达成的。你只要想一想千千万万投入奴工营和在整肃中遭残杀的人，然后再看一看共产党所渲染的成就，你就会明白这些成就是否值得崇敬。

•年青一代、不谈革命（共产犬儒，学渊评）

问：你是否认为马克恩的共产主义已临日暮途穷之境？
答：一点不错。不仅在俄国是如此，而且在其它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等也都是如此。年青一代的共产党人，对于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牺牲自己人民的利益，已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像 我这样的人，在和年青一代的共产党人交谈时，有时也能谈得很投机。例如有一次我问一名到美国访问的苏联共青团员：“你的主要目标是否达成世界革命？”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管它什么世界革命不世界革命，在非洲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建立共产政权，对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的希望是使自己的人民生活过得稍为好一点，有更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你看，经过了漫长的五十年，共党政权仍无法保证给人民以足够的面包。直到今天，在俄国仍有许多人得不到足够的面包，也没有第二条裤子。他们已经明白，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在发生战争时更为明显。

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想来还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的窘境。因此现在柯西金正在努力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准备万一在遭到中共或美国的攻击时，能使人民对政府表现较大的忠诚。

•老毛梦想、取代史魔

问：那末你是不是和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今天在柯西金领导下 的苏联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答：今天克里姆林宫所走的路线，当然不再是眞正的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工业方面的转变，克里姆林当局命令所有工厂必须根据人民的需求而进行生产。这种方针在苏联是从未有过的。

问：苏联与中共的势成水火，是否也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又一例证呢？答：是的。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表现在它已停止进步及停止经济上的发展，而是表现在共产主义的信条已经停止产生效率。事实上，这种信条所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只是回到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问：你是否认为苏联和中共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
答：有此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毛泽东在目前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则中共与苏联的军事冲突将无可避免。在毛泽东的许多基本理想之中，有一项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那就是他一心要据有俄国远东边区及西伯利亚的大幅土地，他甚至还梦想着要夺取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毛泽东企图取代史太林的地位，使自己成为世界革命的组织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心要使共产小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但是毛泽东的才干与史太林相差得太远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加强中国的地位，而且成为今天共产小国内部一切大混乱的根源。?（毛泽东有着无政府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双重人格，他的一切成功都必然在自己的手中毁灭，学渊评）

•极权统治、罪恶之源

问：在当今的苏联领袖之中，有谁的才华堪与史太林相比？
答：你老兄请勿误会我景仰史太林的才干。他是个极倔强的共产党徒，他对列宁的战略和政策的了解，比列宁左右的任何一个人更为透澈。而今天，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苏联蜕化变质之际，已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史大林。（他比托洛茨基强，他镇压了托洛茨基的左倾机会主义，尽管手段太残忍。学渊评）

问：你认为“十月革命”的结果对今天的世界是产生了好处抑或坏处？我所谓的好处，是指五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妄而使世 人致力于探索一种更好的理想社会。
答：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政变，不仅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全世界说来，都是一大悲剧。极权统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论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或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或者是今天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皆有连绵不绝的整肃和暴行、骇人听闻的杀戮和镇压。共产主义带给世界的是仇恨、战争以及对人性的摧残。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所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都像俄国人民一样，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其他共产民族是有了教训，而中华民族已经被一个湖南流氓彻底阉割，学渊评）

问：认识了这一点，又怎样呢？
答：这不是共产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问题。“福利国家”的新理想正在世界各处蓬勃发展着。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在向“福利国家”之途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到怎样维护个人的社会、思想及政治独立性。

••••••以上全文完••••••••••••

以上《苏俄“十月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克伦斯基访谈录》，原题《克伦斯基感慨万端话当年》，是以中华民国五十六年《春秋》杂志总第248期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正体中文原文校正版因特网首发◆析世鉴◆。
为便于阅读，此处文本已略去原文开篇《春秋》杂志编者按，若阅读含原编者按之全部内容，可至：http://www.boxun.com/hero/xsj5

 

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於2003年掌权後，「胡温新政」成为中国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不过，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认为，他个人着作在中国被禁的经验显示，胡锦涛比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保守，中国政治改革无法在胡锦涛任内实现。

余杰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胡锦涛是接受毛泽东教育出身，两相比较，江泽民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也较倾向现实主义。

他指出，1998年，他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出版杂文着作「火与冰」，批判性的内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幸好，由於美国总统柯林顿当年访问中国，同时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火与冰」并未遭禁。

余杰说，江泽民执政时期，通常在每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期间，以及「八九民运」发生的6月4日前後，新闻出版管制会比较严，随後管制较松时，就有批判性或敏感书籍出版的空间。

然而，2003年胡锦涛上任後，他的作品再也无法在中国出版。

By Yang Hengjun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experience. From when I was very young, I wanted to be a writer. One can say that was my dream. Everybody knew that it was an unbounded glory to be a writer.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had given their bodies and souls to the Party and Chairman Mao. Old Mao also used his little red book, four or five natioanl newspapers and eight model operas to achieve the unprecedented and unrepeated: he tamed the most difficult group of human thinkers into uniformity.
In that age, if you can be a writer, or if you have the passion of Guo Moruo in praising the red sun, or if you have the lively pen to describe the shining golden boulevard of our utopia, you will bring glory to yourself and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your ancestors.
Times have changed. Although the reforms have caused the positions of writers to deteriorate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now have the same standing as prostitutes, I did not give up and I still wanted to be including in the ranks of writers.
I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en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I was assigned to work at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I then worked at several more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iked to read foreign novels about politics and espionage and watch Hollywood hit movies. After seeing so much, I discovered a problem — the great nation of China does not have any novels of this genre. This discovery astonished me. Weren’t we always blaming the Americans for cultural invasion of the grand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Why can’t we have similar works? When we look at the big Chinese movie productions, they are either about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or some Manchurian Emperor. When you write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you have to hark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ere has been some recent progress when Shakespeare is being adapted.
In the early 1990’s, I got the idea of writing political novels and espionage novels. At the time, I wanted to begin with a novel about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No sooner did I get this idea then I wiped out the idea of having this idea. The reason is simple. I had been working in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most of my friends work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le I know that if I wrote novels abou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t will have greater depth than inexperienced writers can do (even if it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literature). Precisely because I know too much, I recognized clearly that even I wrote it, it would be hard to get it published. If I cannot get it published, then why should I bother?
So I held back. More than a decade passed by, and I did not lift my pen. I did not write a single word.
I learned about the Internet first in 1997. At the time, I used it mainly to read the news. After using the Internet for several years, I realized that the Internet is not only a new medium, but it is a platform through which you can express opinions (such as discussing at forums and making friends). Later on came the blog, which is a platform through which you can publish your own work. In so speaking, I have to thank Boxun. My first essay and some of the stories were all published at Boxun.
The appearance of the Internet changed me. When I found out that I could publish the works that I wrote on the Internet, my creative passion could no longer be reined in. In a short three year span, I continued to perform at work as required while using my spare time to write close to 2 million Chinese words in creative literature. My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shocked, and so was I. Several editors who read my works were stunned. One editor said, “What happened? It was like a flood had busted out in order for so much to be written. Were you holding back before?”
That cuts right to the point. I was holding back. Ihad all sorts of experiences, I had all sorts of ideas and I had all sorts of secretions inside my brain. I held back for ten or twenty years with nowhere to release them. Now that the Internet is here, what was I waiting for except to release them?
I write because I want to vent the ideas inside my head — the so-called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I am an outsider insofar as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I don’t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wording. I am even uncertain about basic grammar and I often have the punctuation marks in the wrong places. But I write because I have ideas inside my head. After toiling for two years, I was the first of the 1.3 million Chinese people to write a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 I want to challenge, I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I want to challenge the rulers who limit the writings of others and the writers who want to set limits for themselves.
A person with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free will does not need too much talent in order to write. All one needs is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In the future, I will be writing about certain themes and topics that have not appeared yet in mainland China. I feel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has given me convenience and opportunity. If you do not live off your writing and you do not have to count the deposits into your bank account even as you count the number of words that you write, you can treat the Internet as your publisher. Besides,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it is ill-advised to write politically-themed literature for the sake of either fame or fortune; you are more likely to get into trouble as a result.
The list of richest mainland Chinese writers was published. Yu Qiuyu headed the list with more than 10 million RMB. It makes you bitter when you compare that against the money that the lowest ranked mistress of ex-Shanghai party secretary Chen Liangyu made. You can wrack your brains out to quibble over some words, but a young pretty girl can get more with her mouth.
As for the matter of fame, I read earlier that a German said that most mainland literature (especially novels) is trash. I was angry. Doesn’t this German know that the main culprit for creating this pile of trash was a certain German named Marx? Later on, someone said that this was not what that German originally meant. So let me add something to this: under the present publishing system in China,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ny good works that touches upon literature per se, never mind great works. Meanwhile certain works that attempt to curry favor with those in power are not just trash, but they are poisonous trash.
As mentioned above, political literature that passed through censorship will generate neither fame nor fortune.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refuse to restrict yourself and instead you should liberate all the ideas inside your brain. Like those young Super Girls who sing if they want to sing, writers should write what they want to write and express what they want to express. I thank the virtual Internet, for giving each of us our own publisher.
I have said that even though my dream is to become a writer, I will not write on forever. A friend asked me when I will stop. I said when the freedom to publish arrives in China, I will stop writing and venting.
Why?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There are so many creative talents among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and so many of them can write. If there is freedom of publishing in mainland China, my books can be published but who is going to read me? I don’t have good literary style, I don’t have the patience and I don’t think deep enough — I know what I am.
All I have right now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In a country without freedom of speech and where speech can result in criminal charges, authentic writing requires a little bit of courage. Of course, conscience and love are needed as well.
I do not eed to be too humble. As someone who switched into a job that he was not trained for, I am proud. If you enter “???
?”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 into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you can see there is a new set of books (namely, my “Fatal” series which mainland Chinese readers love to read).
The first entry in the series was moderate and the mainland Chinese readers liked it. Three publishers signed contracts with me, but they were all annulled by censorship.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ancellations was that the publishers’ leaders were not sure i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would come knocking on the door. The 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book mentioned the name “National Security Ministry” and characterized it as an espionage agency which sends spies to the outside for the pursose of conducting espionage. The editors said, “This is a matter of principle. Our country denies on principle that it has an espionage agency, never mind sending spies overseas. Therefore, you cannot hint that there is an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China.”
Every country has an espionage agency and every country sends spies outside. No country ever admits that. But similarly, not many countries ban the mention of such matters in literary works. This is a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 a country which sends out the largest number of spies says that it does not have an espionage agency. As a result, Chinese readers were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the genre of political espionage from China and have to be stuck with reading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s written by foreigners all the thing. This is the most absurd thing in the world.
Finally, I want to say that after I understood the multiple function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Internet, I believe that it is wrong to keep silent, especially for those intellectuals with conscience and independence. Before Deng Xiaoping came to power, the Chinese literati and writers could not afford to keep silent. You must express your position, you must seriously read the books of Chairman Mao, you must turn in works that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voices and keeping silent was not an option. I am sympathetic towards the writers of that era, and I have more pity than disgust with those intellectuals who praised the red sun against their conscience.
After the reforms began, China showed some progress. At least you are no longer compelled to write what you did not want to write. If you cannot make a living, you can change occupation to become a businessman or set up a curbside stall to sell tea-leaf eggs or whatever. You did not have to write something that is against your conscience, or even cause harm to other people. Furthermore, as hard as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are suppressing freedom of speech without pause, they are running out of tricks. Their current control on publishing is limited to controlling the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ey are failing to reach the broad mass of readers. At this time, excellent works are appearing through the publisher known as the Internet. At least, this is what I hope.
Will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cause the age of free creative writing to come forth earlier? Will it bring out more independent writers? These phenomena already exist. The good works that I have read all came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ed the numerous works by the audience members who are listening to my speech today.
Finally, I want to offer a prayer. I thank the heavens for giving me that little bit of courage to write. I thank Bill Gates’ software for enabling me to write 10,000 words a day. I thank the virtual Internet for becoming my publisher. I also thank the Internet for letting me read so many excellent works and get to know the audience members here today. Of course, I want to thank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personally on my own behalf because without their strong suppression of freedom of publishing, I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the first political espionage novelist inChina …

 

第十七章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所有政治问题因为牵涉到政权的根本，中共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思想
理论，不容外人置喙，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或可理解。
于纯科学、纯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也非要一意孤行不可呢？

1955年，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提出“除四害”：老鼠、
麻雀、苍蝇、蚊子。此后五年，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判极刑，各地展
开了捕雀运动。

科学家则提出不能消灭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
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
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
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
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
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
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可是，毛泽
东执意要消灭麻雀，执意要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消灭麻雀。

1958年大跃进时，消灭麻雀的举措臻于登峰造极、旷古未有之境：规
定在某日某时全中国凡能从房里出来的人都出来上街上房，敲响所能
敲响的所有响器几十分钟，以吓唬麻雀疲于飞命，落地殒命。笔者当
时在上中学，与校长、老师、同学一起干了这件震古砾今的大蠢事。
笔者敲的是脸盆，把搪瓷都敲掉了，回家挨母亲好一顿数落。记得是
一阵一阵的敲，不是一直敲，那大概人也受不了。看见几只麻雀仓惶
地飞过来了，就又来劲地敲起来。可怜的麻雀一头栽下来时，万物之
灵的人就一阵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总路线、大跃进的伟大胜利。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
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号麻雀标本，一个
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
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
7、8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
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万言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
出了批评，毛泽东为整彭德怀，连带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最
不可思议的是“城门失火”，竟殃及麻雀。毛泽东不仅不理睬任何忠
言，也不听科学家的常识意见，固执地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
还是要除。”

直到1959年11月29日，庐山会议的势头已过，彭德怀蔫了，刘邓周朱
陈林诸人服了，毛泽东才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的一份“关
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上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张
劲夫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
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
雀。

张劲夫的报告是11月27日呈递的，毛只隔一天就作了批示，可见此事
在毛心目中是占着位置的。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
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
臭虫、苍蝇、蚊虫’。”

一个这么简单明白的有关生物学食物链的常识问题，毛泽东硬要折腾
了五年之久，才不情不愿地停止了愚蠢的自杀行为，还不作丝毫的反
省与检讨。为什么？固然，制度导致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所烧起来
的狂热是其弊端，但愚蠢延续了五年之久，毛泽东明知不对，却偏要
拗着干。制造灾难的元凶就不只是制度而应同时归咎于文化的落后和
人性的丑陋了。

毛泽东固执地拒绝马寅初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除了他根
深蒂固的视万民为刍狗的观念、战争中人多好办事的经验外，也有他
不懂几何级数的增长不同于算术级数的增长这个数学问题的原因。毛
泽东自视甚高，不是一般的高。年轻时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
击三千里。”当了皇帝后，更上层楼，历来的逻辑和事实是当了皇帝
要上天。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就有福了。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他
却从来也不糊涂。他把心思放到征服世界，当世界霸主的上头去了。
自视高至此，那会把一般小事小人物放在心上。错就错了，打什么
紧，交一点学费吗，革命路上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何况，这种一呼万
诺，生杀予夺的帝王感觉是十分美妙而引人入胜的。生物链和几何级
数，对于具帝王气象的毛泽东来说，又何须明白深究！

与打麻雀同时的粮食高产放卫星的闹剧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水稻亩产最高13万斤，小麦 12万斤，棉花5,000斤。这些从常
识来说是绝对笑话的谎言竟能让全国人民相信，让毛泽东激动地感
叹：粮食多了怎么办？有人计算过，13万斤的稻谷铺在一亩地里，会
有一米高。能相信这睁眼的瞎话是得有非凡的本领的。笔者一直想不
通想不明白种过地的皇帝毛泽东怎么就成了白痴！直到看到了中国最
大的科学家钱学森运用严格的科学论证，肯定一亩地地能种出十几万
斤稻谷的文章，才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
　　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
　　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
　　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
　　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
　　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
　　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
　　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
　　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
　　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
　　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
　　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
　　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
　　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
　　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
　　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
　　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中国青年报》
　　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君子可欺之以方。春秋时郑国首相子产让仆人把鱼放生，仆人偷吃了
鱼，却对子产说鱼已放生，还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始舍之，圉圉
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骗得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这个故事说明了人性是需要欺骗的、乐于接受美好的欺骗的。
毛泽东需要谎言，但他需要言之成理的谎言，他不仅需要欺人，也需
要自欺。钱学森施展帮忙帮闲术，投其所好，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
植物生长所需的日照、养分，加上数学的严密计算，从理论上推算
出、推断出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稻谷。毛泽东正需要这个，正中下怀。
所有地方上一个接一个放得更高的卫星，一亩地的产量从几千斤到几
万斤到十几万斤的谎言，都有了科学上的坚实依据，再不是信口开河
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欢呼三呼。

麻雀的科学不相信，水稻的伪科学就相信，正是从需要出发。

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推而广之，祸而延之，试看当今大陆，“就要逆此”的事数不胜数，
变本加厉，其源盖在此也！还是这位大科学家钱学森，对“人体科
学”痴迷不已，故伎重演，著文介绍，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表演耳
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魔术，令王震这类武夫目瞪口呆，信以为
真。

称为民族摇篮的黄河，三门峡大坝伤了她的元气，全都见着了；却就
是硬要再在长江上建三峡大坝，任当代大禹黄万里怎么哀告都置若罔
闻，非要把这条父亲河也碎尸万段不行。不是未见及此，而是就要逆
此！这还有什么办法？！

治国就要逆着干，帮闲如此逆着帮，全国民众视若当然、处之木然。
这还有什么办法？中国还有明天吗？！  
 

第十八章　乱象纷呈碾碎一切

 

古代很讲究星象、占卜。帝王们对于星象、地貌的变化如陨石、地震
之类的自然现象很敏感。于是，应运而生了一批专门的巫师、术士，
专职地解释、禳解星象和地变；连带及朝廷上下和社会民间对此都热
切地关注起来。由此造作出：吉年，则凤凰翔、麒麟现；凶岁，则牡
鸡鸣、妖异出；陨石落，主将帅或人主亡；地震起，兆国家政局动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一切，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把它摆在了一个还算恰当的位置：不尽
信。也就是不是全不信。57年的文化则一言以蔽之：迷信！这“迷
信”的宣传教育有它科学思想普及的一面，也有愚民的一面。毛泽东
自己，则是大体相信的，尤其是关系到他本人身家性命的时候。关心
则乱！尊贵如毛、狂妄如毛、智慧如毛、明察如毛、成熟老到如毛，
也脱不出人性的规范与羁绊！

1976年吉林降陨石、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问身边人孟
锦云陨石的事，他固执地不搬住处，都说明了他对此很在意、很相
信。唐山地震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不到二个月，毛泽东就
在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呜呼哀哉了。

今年离毛泽东之死恰好30年。我特地提到毛泽东之死与天象、地变有
关，是对当今之世的乱象纷呈心怀戒惧。

这些乱象，不只是本书上述的一切，还有更为深层的乱象！

退休或在职的将军闲极无聊，竟集体涉足水利工程，介入之深、人数
之众，闻所未闻。请看有关报道。

　　118名将军支持的朔天大运河方案惊动中央高层

　　开利综合报道。至今仍在中央一些部委与研究机构中广泛传阅的
　　《西藏之水救中国》，其实早在2005年12月就已引起很多人关
　　注，这本书由二炮政治部原创作室主任李伶历时17年跟踪采写而
　　成。

　　此书所描述的“大西线工程”，投资达2,000多亿元，由民间水
　　利学研究者郭开提出，并多次引起激烈争论和质疑。

　　“尽管我们知道中央一直在关注这件事，但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
　　速度还是超出我的意料。”朔天运河筹委会成员于招英回忆。

　　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任职的于招英，在2005年12月找到秘书局
　　的一位老友推荐此书。但秘书局朋友的回答让她吃惊：“早知道
　　了，我们还专门从书店买了，给中央领导一人一本。”

　　原来，此书在此前一个月刚出版，首印的一万册基本被中央各部
　　委买走，仅水利部就一次性买了100本。

　　韩守文则回顾了送书给中央领导的过程与领导的反馈。现年70余
　　岁的韩守文曾在解放前做过邓小平及数位将军的机要秘书，他在
　　十余年前也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今年1月21日，他通过机要
　　渠道把此书送给有关领导。1月26日，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回复
　　他，书已送到领导手中。“2月4日，还在春节期间，国务院领导
　　就批示水利部、发改委与南水北调办，研究书中介绍的‘大西
　　线’设想。”“韩守文回忆。

　　这本书在部队高层中的流传也极为广泛，这和朔天运河筹委会许
　　多成员的从军背景直接相关。十余年前就支持“大西线工程”的
　　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年逾80，用一个星期将书看完。
　　“书写得太好了，我就给一些领导同志送过”。白发苍苍的刘振
　　华介绍了这一送书过程。刘振华回忆，一位部队领导告诉刘振
　　华：“这个意见（指大西线设想）有不同看法。”刘振华问：
　　“不同看法的利弊是不是应该比较一下？”领导回答：“还需要
　　以后再看。”

中央政策研究室问策郭开

　　不过早在出版这本书前，73岁的民间水利学家郭开已亲身感受到
　　高层对“大西线”方案的关注。出书前的三个月，2005年8月2
　　日，他和于招英被中央政策研究室请去讨论“大西线”问题。郭
　　开满头银发，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他给记者的名片上有诸多头
　　衔：朔天运河大西线创始发起人、总设计师；著作家、教授、经
　　济师；中华朔天运河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朔天咨询开发
　　公司董事长。据他介绍自己曾随四野打过仗，在文革期间被关入
　　牛棚，在牛棚的垃圾堆里发现了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英文版
　　《中国地理》，书中提出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这让
　　解放前在清华旁听水利专业课程的郭开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
　　是否可以引雅鲁藏布江水，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
　　大渡河，过阿坝分水岭入黄河，从而解决整个西北与华北缺水的
　　问题？平反后，他开始请教从中科院到水利部的各路专家，为考
　　察水系自费走遍大半个中国，他不断地修正初始想法。“还把许
　　多人拉了进来。”十多年前，于招英就是这样被郭开拉过来，她
　　从中央机关辞职后加入了朔天运河筹委会。

　　8月2日那天，他俩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负责人相对而坐，
　　另有研究室的三位司局长，六个人就“大西线”谈了三个多小
　　时。郭开等人认为：“大西线”将是可以彻底解决我国水资源危
　　机和沙漠治理的最大国土整治项目，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社会
　　改造的一件大事。大西线也是解决我国耕地、粮食及新农村建设
　　问题的出路之一，并且和国家战略安全问题直接相关。他认为大
　　西线上马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日益成熟。23万铁道兵正枕戈以待，
　　青藏铁路完工后可马上转向延伸线，将青藏铁路修至大西线起点
　　朔玛滩为大西线铺平道路。8月1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告诉郭开，他已向中央领导汇报了8月2日的谈话内容，中央领导
　　认为需要慎重论证。

　　这次谈话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与郭开有了经常性的联
　　系，郭开粗略一算，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他们就“大西线”问
　　题已商讨11次。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工作人员称，郭开对这件
　　事非常热心：“从郭开方面讲，（他）这么执著，动机是好的。
　　从国家方面讲，会涉及多少年后的一个大布局，而且还有许多反
　　对意见。反对意见涉及到投资问题、对环境的影响、供水量的问
　　题。供水量达不到怎么办？投入大，产出小，不能成正比怎么
　　办？许多问题还需要考虑。“这位官员提醒，要多听取反对方的
　　意见。

　　100余名老将军支持

　　郭开、于招英之所以在8月2日被请进中南海，和原空军副司令、
　　少将王定烈为他们向中央领导呈送大西线报告直接相关。王定烈
　　少将现在是朔天运河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1992年参加这一筹委
　　会后，至今年5月已向有关部门先后递送了16份报告，要求上
　　“大西线工程”。将军的努力促成了郭开被中央政策研究室问
　　策。而这位起推动作用的少将和向中央高层荐书的刘振华一样，
　　是老将军老干部群体的代表，“大西线工程”先后得到了 118名
　　将军的支持，其中有16名上将，17名中将，包括赫赫有名的杨成
　　武将军、杨得志将军、肖克将军等，另外包括一些老干部。（原
　　载：《博讯》2006年7月30日）

汉朝一位丞相见路上有死人，不理不睬，见一条牛怕热喘气快死了，
却下车再三询问。人问故。曰：人死有司管，牛怕热死关系年成，乃
我丞相职责云云。

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古有明训。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只有中国，
当代的中国，才会出现这类“牡鸡司晨”的乱象。

军队经商，军队走私，军人贪腐，这些表面的溃烂看得见摸得着，治
理起来并不太难。军人干政，如此出以公心，为民谋利，冠冕堂皇，
才是深层次的难以捉摸的乱象。

无独有偶，除了这118位将军要当水利专家外，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将
军也著文大谈农民问题。文章一出，海内外一片叫好声。确实，文章
写的提要钩玄、深入浅出，既入木三分，又大众能解。比较国务院的
农业问题专家，其见地毫不逊色甚或过之。我却隐忧随至：将军未解
甲，何事恋农家？醉死沙场应大笑，运筹如何不拔刀？

毛泽东当年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解放
军是一个大学校”的最高指示。1968年，毛泽东派遣“工宣队“、
“军宣队”进驻大中学校、文化部门领导文化革命。那是因为毛泽东
当时权势熏天、胸有成竹，有意搅乱捣蛋文化界、教育界，消遣调戏
侮辱文化人知识人和不听话的学生娃子。天下在他股掌之中。他不怕
乱。一旦林彪叛逆，他立即收缩自如，强弩之末亦能穿鲁缟。十大军
区司令调动，也就他的一句话，一支歌。相传毛泽东在十大军区司令
调换的会议上，指挥握有重兵、各镇一方的十大司令及其骄兵悍将同
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还
得在金銮殿上大摆宴席，与将帅们套近乎，交心交底，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才勉强行得。毛泽东却只用起个音，动弹了几下胳膊，就把
天大的事给办得妥妥当当了。毛泽东气魄、胆识、才干确乎当得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八个字。

毛泽东能这样做，那是全局在握、全局在我，要圆就圆，要扁即扁。
现在呢，人事全非，时迁势异。军人干政，不是被动的接指示、受派
遣，做表面功夫，而是主动、积极、深入到实际事务、国家根本；更
是一种其势使然。最可怕的正是这种其势使然！

贪官们只顾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只顾贪墨敛财，只顾安排后路、老婆
儿女，只顾身家性命，顾不上政事、大事，应付、因循都是不错的
了。在这样的乱局乱世中优秀者以忧国忧民为己任，欲脱颖而出，这
是其势必然，人性使然。越俎代庖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这在正常的
政局下是好事，但在乱局乱世中则必然添乱，好事会变成坏事。

刘亚洲是太子党，曾是李先念的女婿。他参军后，从战士逐级晋升为
中将、空军副政委。他也是作家，写过小说。但他与只有一张嘴一支
笔的纯知识人不同，他还有枪。刘亚洲说：“在军人中我读书，在读
书的人中我是军人。”如此意味深长的话。2005年4月，刘亚洲与三
位将军、六位校官伙伴在互联网上发表“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
人為何對我猖狂？”的文章。这是以反日为契机的政治改革宣言。其
特异处在出自现役军人集体之口。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在众多的叫好和批评声中，这段话最引人注目：

　　美国军队比中国军队强大的地方就在于，美国军队绝不会让一个
　　既不会开飞机也从没跳过伞，全部的军事生涯都是在政治部门摇
　　笔杆子的人当上空军统帅，无论他小说写得多么好，背景多么显
　　赫。刘政委的升迁之路正是中国军队真正的忧患。

单是刘亚洲，乱象已三至。此其一。

历史上武人干政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比比皆是。优秀的刘亚洲应该在
其位谋其政，或继续写小说，成为大作家，或当好军队文职干部，将
才华致力为改革军队内部的一应事务。如此以带职现役高级军官的身
分跃跃欲试于政坛，反常的举措必然导致反常的结果！此乱象其二
也。

刘亚洲连篇累牍发表大作，越俎代庖、议政论政，振聋发聩，竟能继
续不断。这种现象的本身就是12分悖情逆理的。放在毛泽东时代、即
或在邓小平时代，是决不会被允许也绝无可能的。三重的乱象已无可
奈何地来临了。有什么办法纠正吗？什么办法也没有！或许无须什么
纠正，乱象乱世的历史就是如此的。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也大名鼎鼎的潘岳。潘岳，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
长。潘岳曾对政事作调查研究、上万言书，引起震动，因不合上意，
被置闲，被调离去管环境保护。一位记者如是介绍潘岳：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
　　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
　　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
　　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
　　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
　　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
　　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背后主要策划
　　者，正是潘岳，而那份文件，也是他1991年9月主持的一场研讨
　　会的结果。

　　2001年12月，《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章同时发
　　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
　　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
　　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中共在取得政
　　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
　　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其作者，正是潘
　　岳。

　　2002年上半年，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
　　“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
　　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
　　产党近些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其作者，正是时任国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岳。……这篇文章为潘岳赢
　　取了“中共政改标签”、“当代康梁”的称号。（摘自：
　　《博讯》）

潘岳志在政界，无论这位记者如何溢美，潘岳已经有所作为且在政界
继续大有作为的可能性是很大地存在着的。但是，潘岳被从政界排
除，调任环保部门。这种深层次的乱象与将军对水利指手划脚、去管
农民问题恰好相对照。

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已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国家环境保护局不管
发现多大多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总是只能识其然而不能治其所以
然，总也斗不过地方官，总在层层、重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铁障前败
下阵来。这种乱象又有几人识得其严重性和不可逆转性。少数明白人
也因为身处其中而总冀其“前途是光明的”。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则
只管依着自己的铁则而行，任谁都阻挡不了巨轮的一滚向前。

地方诸侯自身的愚蠢无知所造成的乱象更是不可胜计。

《人民日报》8月12日曾华锋报道：

　　兰州市属于缺水型城市，人均年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742立方
　　米，低于国际规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城市标准。有
　　资料显示，由于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井群开采能力降低，十年前
　　兰州地下取水每天能达到20万吨，而今天兰州每天从地下只能取
　　出50,000吨水。随着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崛起和外来人口的增加，
　　兰州市水资源已供不应求。但记者采访发现，这座缺水型城市还
　　存在诸多浪费水资源的现象。

　　兰州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兰州市目前有
　　8,033户用水大户。由于体制原因，被列入计划管理的只有1,114
　　户，覆盖率仅为13%，距离国家对北方城市要求的95%的计划覆盖
　　率相差很远。

　　来自兰州市自来水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每月特种行业用水
　　量约40,000吨，一年近50万吨，相当于西湖的水量。这些“特种
　　行业”指的是高档桑拿、洗浴、美容美发、纯净水生产、游泳
　　馆、洗车等行业。这些行业用水量大，目前政府采取高水价来调
　　控，成效仍然有待提高。

　　农田里水汪汪一片，照得出人影，令人疑入江南水乡。记者在兰
　　州市、张掖市甚至严重沙漠化的酒泉市看到，为了满足春播种苗
　　极少量的水分需要，农民们普遍采用冬前“大水漫灌”（俗称
　　“安冬水”，为冬小麦安全越冬灌溉），一次用水量常常高达
　　150立方米／亩左右，而研究表明，次年用于作物发芽的水分只
　　有20%～30%，大部分的水分在冬季自然蒸发耗费了。
　　
　　甘肃省农牧厅副厅长尚勋武介绍说，全省农业用水约占全部用水
　　量的87%，大部分农民还缺乏科学节水意识，灌溉水的有效利用
　　系数在0.5以下，有的甚至只有0.3水资源严重浪费。（摘自《人
　　民日报》2006-08-12第五版）

如此自杀的行径竟能大畅其道！地方官什么时候能从醉生梦死里清醒
过来呢？十年之差，地下水从20万吨减为五万吨，还不能引起警惕，
采取措施。那么无论如何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未到渴死的程度，大约
是不可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已经自杀了许多回了。其实，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即使明白了，又能如何？大厦之将顷，任谁也回天无力！
也许兰州还有明天、明年，但十年之后呢？20年、50年、100年之后
呢？楼兰古国毁灭景象的重演是势所必然的！

这种种乱象已不是表面现象，已不是文化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斗批
改，它不仅深入了社会和国家的命脉，而且乃势所必然，运会如此！
其力量如一个巨大的齿轮，不可逆转地向前滚动着，碾碎一切！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