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知定了多少禁书！海关没收多少禁书！真相从不公布，禁书制度在黑暗中产生，在黑暗中执行，是一个制造黑暗的制度。这段历史后人可能称之为黑暗年代。
（一）不久前会上一口气宣布八本禁书
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在内部会上一口气宣布了八本禁书，包括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引起国内外、体制内外一片哗然。章诒和女士被禁三本书，前两本她不做声，这一次她反抗了，她怒吼了，她的吼声和维权行为获得海内外的支持。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他的书遭禁后，面对来自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他不再沉默，对官员发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批判，鞭辟入里，勇敢捍卫言论自由。
道理很清楚，“出版、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官员、政党都不能剥夺公民权利。国内媒体不能发表民意，为什么不可以到海外媒体上去发表？国家元首都可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为什么身为草民，就不能在海外媒体发文？
在中国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二）禁书包括港台海外出版物
1949年后中国当局不但要在大陆禁书，还要把港、台海外的书定为禁书。我在香港出版的《狱中上书》就被海关定为禁书，我讬台湾朋友带两本过来，被海关扣下，朋友把海关收据交给我，对我说实在对不起，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张有纪念意义的收据，后来出版的《百年祸国》与《呼唤自由》，只得从邮局寄给国内朋友，结果多数都“失踪”了。
我作为山东大学教授访问团成员，访问台湾、香港，教授们一起逛书店，见店中琳琅满目从未见过的书籍，都想多买些，但大家又不约而同的提出：“海关能让我们带回去吗？”，掂量再三，一怕海关扣下，二怕报给单位领导，受查究；而且书很贵，为了买禁书犯政治错误是否值得？如是只得“自律”，少卖敏感书籍。
在香港的书店里，我曾萌生一个想法，应该向大陆当局建议，列个境外禁书名单，公诸于众，免得出境者枉费猜想。如果当局有种，就把禁书名单贴到港、台的书店，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想而知，中国当局没有这个“种”。
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知定了多少禁书，海关没收多少禁书，真相从不公布，在大陆，禁书制度是一个在黑暗中产生，在黑暗中执行的制度，是一个制造黑暗的制度。这段历史后人可能称之为黑暗年代。
（三）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法》
中国推翻满清之后不久，就有了第一部《出版法》。
1914年（中華民國三年）袁世凯政府颁布《出版法》。（注一）；
1930年（中華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四十四條的《出版法》
1935年（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1952年四月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58年六月二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73年年八月十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97年五月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注二）
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代，中国公民确实享有一定的出版自由。
证据之一是：做为最大反对党的共产党，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办了中共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当时报社领导机构董事会，由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组成，陈绍禹为董事长；潘梓年任社长，华岗（1951年山东大学校长）任总编辑，以后日本占领汉口，该报搬迁到重庆，直至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2月28日停刊。
证据之二个是：即使像鲁迅那样激烈批判当局的文人，在民国时期也能获得相当充分的出版自由，共产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注三）。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在民国治下，文照发，书照出，没听说鲁迅的哪本书成了禁书。
对比之下可以清楚看到，较之1949年后的共产中国，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不但早就有了《出版法》，而且比当今大陆有更多的出版自由。
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保护公民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即使今年（2007年）订出了这部法律，也比民国时期第一部《出版法》（1914年）落后了93年。
（四）香港和台湾的出版自由
我多次去台湾和香港，为了联系出版我的《狱中上书》，跑过很多港台出版社，在那里出版书籍，根本不需要什么书号，什么批件，出版社只看有没有市场，能否卖出去。一般，有三种出版方式：
第一种，由出版社负责编辑，设计封面、插图，进行校对；图书发行后，付给作者一定比例的版税；
第二种方式为出版后作者自费购买200－300本书，其它由出版社销售，收支与作者无关；
第三种方式为作者自费出版，自行打印、校对，支付排印等项费用，出版社免费提供书号，负责发行，销售额的45－50％归作者所有，印刷数量由作者决定，销售剩余由作者处理。
书籍也可由大陆印刷，出版社提供书号，但书籍印刷发行后必须交给他们六本书样，以便向有关部门注册备案。
到目前为止，我已在香港出了三本书，没有一本书因为内容问题而受阻。出版社完全尊重作者意见，实行文责自负，有时提点参考意见也是为了让作者了解港、台市场，或在封面上提些意见。这些意见，作者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
港、台的出版现状，体现了自由社会的出版自由，台湾在1999年前有继承在大陆时期的《出版法》，香港地区有个《刊物管理综合条例》。我国在制定出版法时，首先应该向港台学习，其次是向海外发达的民主国家学习。建立有关的法制，建立以民营为主的出版印刷体系。
（五）建议尽早制定《出版法》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为了保护公民的出版、创作权利，建议全国人大尽快讨论、制定《出版法》，建国57年至今没有制定《出版法》，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少。
《出版法》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保护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3）公民有组建出版社的自由权利，政府不得经营商业性的出版社；
（2）废除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实行民主国家惯用的书籍出版、发行后的报备制度；
（3）禁止政府和出版社出售图书批号；
（4）政府官员，政党都不得制定因人废书的黑名单违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5）政府官员必须保护公民出版自由权利，凡借行政权利干涉公民出版权利者，应受法律追究；
（6）任何政党、个人、社会团体不得干涉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违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以上凡要追究刑责的，修改刑法时应该增加有关条款，制定《出版法》要参照民主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制度。
（注一：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注二：《出版法》台湾版）
（注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007年2月14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首发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