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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阅读一本书而不阅读我们自身，那么阅读就失去了意义。《我与兰登书屋》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个观照中国出版的机会。

在每个行业，都有值得业界所有人仰望的高峰，会成为一种行业标准。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上帝之选”，兰登书屋即是如此。在这个行业里久了，不时会听到某个角落里一声巨吼：我们要成为中国的兰登书屋。只可惜，过了这么多年，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兰登书屋型出版，而且似乎连心怀宏愿的有志之士都越来越少。

而对于大多数行外人士来说，兰登书屋远没有路易威登来得出名，或许我们比较形象一点的说法是：一个有着奢侈精神追求的出版公司。你可以举出一大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可以罗列一大单的大多听说过基本没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这些都是兰登书屋的作者和作品。毫无疑问，中国出版界同样也缺失顶级奢侈品牌。

众所周知，美国的财富和精英阶层，犹太人的势力强大。出版这个行业尤其是如此。我们熟知的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克诺夫、维京、皇冠、FSG、麦克米伦等等，不是由犹太人参与创办，就是犹太人占据了总编辑或者总经理等主要位置。瑟夫本人更是典型。

他家庭富裕，从小良好的教育让他热爱阅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多种机缘巧合的教育进一步培养了他的文学鉴赏力，并对写作一直跃跃欲试。同时，他进入的这个圈子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比如迪克·西蒙，另一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的创办人之一。这也许使他天生就拥有商人对市场的灵敏嗅觉。

毕业之后，瑟夫进出各个俱乐部等高级社交场所。他难以抵挡出版的诱惑最终舍弃华尔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种把玩文化的心态，同时也有犹太人的精明。这点在其他出版人身上也有。比如，把现代文库卖给他的利弗莱特，也是一位天才的出版人，但是他狂热地喜欢戏剧，同时也屡屡拜倒在石榴裙下；再比如，几乎同时和他同时投入出版的克诺夫，虽然始终在规模上未能有大发展，但是他在文学作品的品位和格调上的天才无与伦比。

一开始瑟夫的玩法就不一样。同样是书，他拉来了著名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来为他们设计扉页，制作插图、目录甚至请柬；有了设计还有要好的印刷商，他就去找最好的潘森印刷公司老总，并且不问报价，直接结账单。这些直接的后果便是，兰登的现代文库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可信赖的图书品质的保证。

至于图书推广方面，他更是一个大玩家。瑟夫本人非常幽默，在学校时便是主写幽默文章，进入出版后更像是如鱼得水，除了他，世界上还有谁会称体格强壮、线条粗框的格特鲁因女士为美女？他出罗斯福总统的书，心里打着让总统给兰登贴金的小九九……

但是，瑟夫对作品、作家始终带着欣赏的态度，进而想着怎么能够让作品有更多的读者。他可以为作品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最为众人所知的一次是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他玩了一次大的，为了促成该书在美国出版，他不惜挑战美国法律，并且事先给海关做局，让他把书没收了，同时把各种各样的有利评论贴在没收书中，以便用作证据引用。结果可想而知，他赌赢了。

看过好多中国老编辑的回忆文章，他们的眼光和编辑技能方面都无可挑剔，你甚至会发出感慨，中国真的有好编辑啊。无论在出版社还是民营出版机构，都有些玩家。整天请客吃饭，招呼作家、文化界的名流聚会，热闹的情形不比利弗莱特的酒会弱。有了好编辑，有了好场所。但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兰登呢？

大概他们还少一分玩家的底线。有时候，瑟夫也要玩无赖，看着要出的纪实作品在真实性上有瑕疵，索性改成小说出。但是，面对《绿色公寓》的出版问题的时候，尽管可以占著作权不规范的便宜，他还是给克诺夫补了版税。他的底线在于诚实，诚实地可以拒绝出版奥尼尔、安·兰德的作品：因为他和奥尼尔有约定，《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要在去世后二十五年再出版；因为他对公众有责任，把肯尼迪说成希特勒是不妥当的。他可以拒绝发行畅销书，因为《露阴癖》这样的揭私题材不是兰登追求的价值。

看看我们自己的出版界，剽窃者依然被奉为上宾，出版者拿着高版税的合同趋之若鹜。为了给有文物贩子嫌疑的人贴金，造出一部小说来到处按照真实事迹来宣扬。打开某门户网站的图书频道，全部都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的语言暴力。一边用高版税合同引诱作者，一边想尽办法隐瞒印数少给稿费。至于跟风造假，都认为是可以忍受的市场经济行为……

1925年，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以20万美元买下了现代文库，开始了出版之路；1965年底，美国无线公司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兰登书屋。显然，对于很多玩家来说，40年太长了。

也许当年的八旗子弟来玩出版，中国出现兰登书屋的概率还高一点，因为和瑟夫一样，不管玩多少年，也不管身处何境，他们都玩得很开心，也很有品。有时候也和兰登一样拽：你收购我可以，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业务有绝对控制权，你无权干涉我们的出版。

□　李湃

■　关于此书

《我与兰登书屋》精装版初版于一九七七年在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出版，二OO二年兰登书屋又推出平装版。第一个中文版于一九九一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收入著名的“文化生活译丛”，为尚未进入商业化时代的中国出版界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现代出版业的窗户，为国内不少立志从事文学出版事业的出版人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　关于书名

原名为At　Random。At　random一词本意为“率性，随意，偶然”，这一层意思体现出兰登书屋不拘一格的自由派出版风格主张，而Random　House音译为“兰登书屋”，则At　Ramdom也意为“在兰登”。这样的双关正反映出作者贝内特·瑟夫生性幽默、爱好搜集双关语的特点。堪称不可译的绝妙书名。

■　分析
畅销书的产生是一场合谋

数年前，美国小说家丹·布朗写完一本小说，他的经纪人拿着书稿找到出版公司，不料对方态度冷淡。原来，他的前三本书市场表现低迷，出版商怕又惹上一个“票房毒药”。经纪人使出浑身解数，告诉他们要对丹·布朗的才气保持信心，出版者这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出了书。

这本书就是《达·芬奇密码》，面市后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本，连续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86周之久，其中大部分时候高居第一名。

美国每年推出的图书品种达17.5万种，能登上畅销书榜的不到0.3％。为什么有的书读者抢着买，有的书却备受冷落？畅销书究竟是怎么诞生的？作者是否只能被动地接受瞬息万变的市场，或者每本热门书的背后都有坚实、具体的成功模式可供他人模仿？畅销书作家的写作技巧、营销手法真的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打造畅销书》就是为你揭露其中的奥秘。

两位作者布赖恩·希尔和迪伊·鲍尔是美国著名管理咨询公司Profit　Dynamics　Inc.的创办人，专门为企业撰写策划书。为了写这本书，二人访谈了五十余位编辑、老板、经纪人、畅销书作家以及书籍流通领域的专家，就书籍的写作技巧、营销策略等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

畅销书的产生是作家、经纪人、编辑、出版社、书店老板、书评人的一场合谋。“所有的事情都是恰到好处的：正确的作者选定正确的题材交给正确的经纪人找到正确的编辑和出版商。”

比如编辑的作用。很多人以为他们的工作只是在书稿里改几个字，但不少畅销书编辑说，“身为编辑更重要的工作是协助作者成长，好好磨练他心里真实的声音，让他写出来感动人”。编辑们经常问作者，“想不想试试这个新点子”或“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情节冲突”，作者接受了新点子之后就会回去再加以发挥。

再看看作家经纪人的作用。他们是作家不可或缺的伙伴，尤其对成名作家而言，很多事情更需要经纪人的协助。优秀的经纪公司可以为作家提供许多服务，包括签订合同，转载、商品、影音产品等文字作品附属权利的争取，积极参与全书出版过程以确保作家权利，等等。作品变成畅销书之后，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排山倒海般的媒体访问，然后是公关打书宣传机会，各地方传来的转载、签名请求……这些事情让作家感受到了成就感，但也会耗尽作家所有的时间，而无法专心写作。“经纪人可以隔绝这些外在的繁琐事项，不让我分心，并代表我跟媒体打交道，让我有充足的隐私撰写下一本书。”丹·布朗说。

最重要的，还是读者。畅销书产业链条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几乎都将读者口耳相传的好评视为书籍畅销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作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作家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不少畅销书作家有各自独特的品牌形象，差异很大，每个人表达自己品牌形象的方式也不一样，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会讲故事”。作家如何才能成为讲故事的高手？最终你会发现，作家成功的主因还是兴趣与勤奋，天分倒在其次。

“相信我，天生好奇的个性，可以开启许多故事的线索。作家必须实际观察世界，进一步了解在眼睛所见的表象底下，还潜藏着哪些事情。”美国畅销书作家戴维·鲍尔达奇说。

畅销书作家严格训练自己的心志，最后只要把工作室的灯光打开，就可以坐下来写出作品。成熟的作家摒弃一切令他们分心的外在事物，他们绝不等待“感觉对了”才开始写作，他们也不因欠缺缪斯女神的召唤而停笔。为了避免分心，多位作家都用不能上网的计算机写作。

相比追求艺术的文学作品，畅销书更要合乎时宜。一位出版公司总编辑说，每个时代的畅销书榜都是当时美国社会整体的潮流趋势、期盼、恐惧的缩影。今天当然也是如此。

□　黄广明

■　角色·作家
他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写作

“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种想，会让创作过程便秘而已。”这是斯蒂芬·金的写作信条。在此指引下，他花了三十年的功夫，写出了四十本小说和两百篇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

1979年，金的小说《死亡区域》第一次登上当年的美国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名列第六位。从此他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有了固定的座位。到二十世纪结束前的二十年里，他一共有二十六本小说进入当年的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其中在1987年，他的《燃烧森林》排在第一位、《米泽丽》排在第四位、《龙之眼》排在第十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除了自身的天赋，美利坚文学的遗传DNA也让金受益匪浅。2003年，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时，评委会对其获奖评语就是：“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实际上，无论是阴郁诡异的爱伦·坡，还是寻找人性中隐秘罪恶的霍桑和麦尔维尔，这些美国第一代作家都是书写黑暗的大师，美国文学诞生之初就与神秘恐怖、人性的黑暗结伴而行。随后，个人对社会的反抗、对现实的批判也成为美利坚的文学家们不断书写的主题，威廉·福克纳和“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的大师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掘墓人。如今斯蒂芬·金也坚定地成为这黑暗的另一半。

于是流淌着这样的文学血液的金，不断在打字机上勤勉地实践着缅因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一个现实美国地图上并不存在的小城在金的虚构中渐渐成型(这也可以看作他在向前辈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致敬)。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最主要的是他善于把离奇古怪的恐怖故事和城市小镇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给都市的平庸生活带来刺激，从而与人们世纪末的焦虑形成心灵上的共鸣。金的小说的确反映了人们被恐惧和死亡所缠绕的焦虑心理，而且更把市井平民写成与恐怖的恶魔搏斗的英雄，使平庸之辈在心理上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因此尤其受到追求刺激和幻想的年轻人的青睐。加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科幻小说盛极而衰，金的恐怖小说生逢其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金的成功还来自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复调式的叙事结构，不断变化叙述角度，口语化叙述口吻，加上哥特式华丽奇谲的句式成为他的招牌。约翰·格里森姆、迈克尔·克莱顿、汤姆·克兰西等几位老牌畅销天王和金相比，粗糙的结构和平庸的语言让他们只能成为合格的畅销小说家而无法取得多大的艺术成就。

然而斯蒂芬·金似乎并不想成为专职的恐怖小说家，一度打算金盆洗手的他尝试了其他题材的作品，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恐怖小说“绑架”了。对此，金在自己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痛苦，他小说里的恐怖小说作家往往因为打算放弃写作而饱受折磨。在《米泽丽》里倒霉的作家被自己的书迷绑架；在《尸骨袋》里被书商频频骚扰；最糟糕的是在《黑暗的另一半》里，作家竟然受到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的死亡威胁，让其完成续作并想取而代之。

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没有辜负书商的高额合同，更没有辱没美国文学的金字招牌。用最流行的解释是：他拿起笔杆的那一刻灵魂附体，他继承了美国文学的光荣传统，那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写作，他，不是一个人。□　韦志刚

■　角色·编辑
编辑更接近于文人和艺术家

《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是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林楚平、杜振丰、宋梅瑜译)的，从版权页(严格的说这不是版权页，因为当时并没有购买版权)上可以知道，此书英文名What　is　an　Editor：Saxe　Commins　at　Work，作者是萨克斯·康明斯的太太Dorothy　Commins，原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这本书介于传记和回忆录之间，主要写的是萨克斯·康明斯与他的作者们的交往。看看他有哪些作者吧：尤金·奥尼尔、辛克莱尔·刘易斯、W·H·奥登，威廉·福克纳、埃德加·斯诺、富兰克林·罗斯福……

说来也着实感人。萨克斯·康明斯原是一名牙医，偶然邂逅尤金·奥尼尔，两人成为知音，奥尼尔常请康明斯帮忙处理文稿，后来奥尼尔跟贺拉斯·利弗莱特出版社(也就是贝内特·瑟夫在创办兰登书屋前工作的出版社)签约后，就介绍康明斯去那里当编辑，负责他的书稿出版。可是利弗莱特很快破产了，尤金·奥尼尔成为纽约出版商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奥尼尔给所有出版社提出一个要求，即合同中必须包括一个条款：在跟他签约的同时必须聘请康明斯当编辑。由于康明斯在利弗莱特出版社工作期间早就熟知贝内特·瑟夫的为人，他便建议奥尼尔选择兰登书屋。就这样，尤金·奥尼尔和萨克斯·康明斯一起“转会”兰登书屋，一直到死。

如果说，《我与兰登书屋》告诉读者怎样成为一个出版家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是告诉读者怎样当一名优秀的编辑。前者其实也是企业家，而编辑，更接近于文人和艺术家。　

□　彭伦

■　时代
人和人的相遇，人和书的缘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因缘际会》(Another　Life：A　Memoir　of　Other　People)可谓半部美国出版史。风起云涌之间，几十年的出版界沧桑变迁就在书页翻动之间滑过。

在这部美国著名出版家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的回忆录之中，可以看到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Schuster)是怎么从一个出版小作坊成为跨国出版集团的，以及迈克尔·科达本人又是如何从入门的初级编辑，成为总编辑兼企业部副总裁的。其中记述了出版界大亨和文人墨客的千姿百态，作家、经纪人、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与交游私谊，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对出版业的局外人而言，出版界多少充满了神秘和优雅。其实，这一行和其他行业一样拥有同样的生产程序：企业生产产品(这产品是难以衡量精神价值的书)，然后推向用户(读者)，为了生存企业之间免不了像所有企业那样整合、并购。迈克尔·科达进入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时候，出版业的独资时代行将结束，华尔街金融家们对出版业跃跃欲试。此时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出现内部权力纷争，分成三派。迈克尔·科达在权力斗争中小心翼翼地权衡取舍，从底层的一名编辑干起。他充满兴致地观察着各色的作家、经纪人、编辑和出版大亨与出版界的风云变幻。记载沧桑变迁的《因缘际会》堪称一部美国出版野史，在大时代的风云之下，书中的连珠妙语俯拾皆是。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些句子，寥寥数语，却利落干脆地道出编辑这一行的真谛。比如“作者是人，编辑是神”，再比如“编辑只有能做、不能做，没人能教你”。做过这一行的都知道，编辑就是这么一种活计，在人与神之间苦苦挣扎，在书稿中翻过丝丝年华。

迈克尔·科达操刀的一本名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编辑们在编辑阶段竟然把打字后的原稿剪成纸条后再重新组装！看到这里，心向往之，却也不免有些黯然。身为编辑，谁愿意一辈子改错字呢？不过，一方面是编辑是否拥有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出版机构的编辑都能有这么大的空间和权限。能这样大刀阔斧改稿的编辑，有的不仅仅是高超自信的编辑能力，还有异常宽松的出版环境。

此书流畅有趣，可读性强，译者的功劳也不可埋没。我在想，为什么译者会把书名译做《因缘际会》？也许，科达的出版生涯、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四十年乃至战后至八十年代的美国出版史，既是人和人的相遇，也是人和书的缘分，更是时代的际遇。而这一切，不正是“因缘际会”么？　

 

跟《带一本书去巴黎》一样，《西班牙旅行笔记》绝不仅仅是一本旅游景点的现场描摹，甚至也不是信手拈来的心情随想，它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历史书。巴黎是激昂的，经历了五次共和，终究转入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相比起来，囿于曲折混杂的传统、一度傲视全球的霸业以及更为复杂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从古到今，西班牙都如同一个迷宫，一般人没有勇气去窥视。但林达在这本书中以历史的演进为横轴，以亲临其境的参访、感悟为纵轴，将《西班牙旅行笔记》搭建成一座体量庞大、结构恢弘但构造精美的建筑物，作者就是那个从材料选购、图纸设计，到一砖一石砌垒都亲历亲为的建筑师。读完全书，我们都会同意：西班牙是值得这么认真对待的。

最不宽容的时代

西班牙人个性强烈而独特，他们有着浓郁的宗教传统，富于宗教情怀，热情奔放但又有堂。吉诃德式的内在骄傲，狡黠但不世故。宗教在西班牙历史上的发展脉络是这本书里特别有意思的一条线索。

阿拉伯人统治了八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西班牙，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在那里矗立，见证了伊斯兰文明高度繁荣的五百年，那里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西班牙的宗教是宽容而自信的，伊斯兰教、天主教、犹太教和平共处了几百年。作为世俗政权的统治者，他们饱满而自信。宗教的核心是“内省”，给人挑战自己的内心以大无畏的勇气、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所有的宗教，当它围绕着这个核心召唤着人们的时候，它是纯粹而向善、谦卑而和平、宽容而开放的。但是，一旦由人运作、因而同样秉承着人性弱点的宗教组织，在无可避免的世俗争斗中以信仰作为出口不断“外战”的时候，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班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开端的“黄金时代”，西班牙通过大量攫取美洲的黄金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可是金子来得太容易了，物质的富裕带来的却是宗教的不宽容，那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不宽容的时代。吊诡的是，它所针对的并非外来宗教，而是同为基督徒的“异端”。

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除了黄金，它的宗教裁判所在欧洲也是出名的——出名的残忍。所以人们说，那些从美洲掠夺来的黄金带着印地安人的诅咒。所谓中世纪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乃是人还未开蒙，还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不管这种自我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自觉的宗教宽容还没有开启。那是现代的任务。

看着古代的野蛮杀戮和残暴内斗，现代人要轻易指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直到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还是在残忍地互相杀戮，尽管打着的是理想主义的旗帜。但我同意林达的分析，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文明的、向善的力量虽然看上去总是弱的，似乎永远也无法和野蛮的、恶的强势力较量，但人道精神在进化，人类的希望还在。

“欧化派”与“寻根派”的冲突

大起必有大落。1588年，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开始衰落，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除古巴独立外，殖民地全部被割让给美国。与同时的中国相似，西班牙出现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在进行“西班牙往哪里去”的思考，后世称之为“九八年”一代。

面对现代的大门以如此惨痛、屈辱的方式被打开，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令中国人感到眼熟的：西班牙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恢复昔日之荣耀和光辉？历史造就的古代辉煌和文化，到底是应该抛弃沉重负担、与欧洲接轨的无尽障碍，还是必须回归和发扬的传统、失落了的“西班牙灵魂”？“欧化派”与“寻根派”的思考看上去是如此两极，但其实是自由思想状态下结出的必然果实，需要时间成长、融和，化为社会正常演进的动力。

可惜，外来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变革走得比他们快。西班牙的“近代转折”半生不熟，却很快就被逼到下一个“现代转折”的十字路口，像林达说的，“一个急转弯没有稳住，就接下一个急转弯”。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之风吹到世界各地，更加上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西班牙有了自己的激进左翼，开始闹革命了。于是有了共和政府罢黜国王，极端左右翼轮流上台，维持着极端脆弱的平衡。一端是有传统宗教信仰的极端保守派，另一端是法国启蒙运动激发的现代思想，诸如无政府主义之类的准信仰的极端左翼。

“九八年”一代争执的和解

后来的故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长达四十年的右翼专制。那是一个令国际社会为难的政权，佛朗哥一度被认为是法西斯的同路人、极权的刽子手，可他却让西班牙逃离了二战的战火，不仅保持了中立，故意的不作为帮助了盟军进攻北非的计划，甚至还成了六万犹太人逃离厄运的避难所。同时，即使在严厉控制、政治专权的时候，佛朗哥也没有把西班牙的国门封闭起来。相反，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自由进出，本国的劳工也可以顺利到邻近的法国就业。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获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机会，社会的各个环节并没有中断。这些都给胡安。卡洛斯国王在佛朗哥死后推动民主转型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1976年，佛朗哥死后一年，西班牙举行了政改全民公投，顺利过渡到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至此，纷纷扰扰的近代忧患、现代动荡才真正告一段落，西班牙走上了正常国家的道路，进入了现代社会大家庭正式的一员。

而“九八年”一代的争执，在此才真正达成和解，那就是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林达说：“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国王的存在，宗教的保存，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大众对传统失落的担忧得到消解，不再担心会失去‘西班牙灵魂’，他们永远是独特的西班牙人。”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乐观。林达的书是一部细节饱满、时有智慧闪光、尤其是对落后文明古国近现代转型有深刻洞见的历史笔记，从中清晰可见作者忧思中国的脉络和条纹。就如书中引荐的华盛顿。欧文享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游记一样，它有着平实简朴的文字、扎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和亲身采集的现场素材。它还有欧文所没有的，那就是对于古今建筑、绘画流派专业而优美的评介，它是一本带着体温的西班牙文艺之旅的导游手册。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稿。书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朱大可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1980年代迄今中国文化嬗变的在场者与“他者”，朱大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及其后果。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广义流氓学体系，藉此进入文化堡垒的核心，对现行文化研究体系进行颠覆性重构。所谓广义流氓学，建立在对流氓、流氓主义以及流氓话语的重新定义基础上。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传统理论给定的狭隘对象，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从而大大扩大了“流氓”这一词语的内涵。由此，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形成了朱大可所谓的“流氓主义”，而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这是广义流氓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发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将重点放在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上。在他的视域中，流氓话语并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外，影视、音乐、建筑乃至新近勃兴的网络话语，均为流氓话语强有力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学科边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崭新的流氓文化学版图便清晰地呈现眼前。简单来说，广义流氓主义以国家主义的“反讽性镜像”破空而出，理所当然，流氓话语也是有别于国家话语的另一套话语体系。但流氓话语既是解构国家话语的一种力量，却也具有重大建构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说：“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样的视域来看，长久以来的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学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1980年代以“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面孔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茫然无措，对于“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主义诗歌，更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即使同样属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遇国家主义理论家们的攻讦。在正统文学史教科书中，“流氓写作”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正典话语的陪衬或对立面，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

但在朱大可笔下，流氓话语俨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可忽略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于流氓主义的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生态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流氓主义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反题”，也和国家主义“正题”一起构成总体意识形态“合题”。按照传统的理论，流氓是国家永不饶恕的敌人，但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主义不失为国家的“对偶”。毕竟，“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将之排斥在总体意识形态之外的话，它将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便将给僵硬的正典话语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正因如此，朱大可这本书不仅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颠覆，更是还原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将长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话语英雄们，一一请进文化的历史序列，恢复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名誉。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不啻为一场“话语的革命”。

 

1921年晚春的一个夜晚，巴别尔在敖德萨中喷泉区的一个房子里写作关于敖德萨的小说。此时距《骑兵军》描写的苏波战争惨败已一年，国家经济崩溃，这座曾经商贾云集、财货堆积如山的豪华都市历经战乱后已成废墟。在涛声与风声中写作的巴别尔回忆并构思着敖德萨的故事——与其说是构思不如说他经历着词的酷刑：很多篇章都经过了十次以上的改写。这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完成后，为保护自己，巴别尔再也没有著作问世，读者问这位文学大师为什么沉默，他总是报以嘲讽似的回答：“我就是个沉默派大师。”

敖德萨挽歌

《敖德萨故事》讲述了作者的童年以及敖德萨黑帮的故事。书前有一篇名叫《敖德萨》的散文，是巴别尔22岁的作品。他饱含深情讴歌犹太商城：人欲横流、人们生活在轻松与光明之中，从光明他谈到了高尔基和莫泊桑，他预言文学弥赛亚即将诞生于这个城市。这个预言是正确的：这个“文学弥赛亚”如果真的存在过的话，那自然非巴别尔莫属。

《敖德萨故事》以浓郁的色彩和强烈的现场感书写了一个出生于贫困、人口众多、吵闹的家庭里的少年在作业、课外音乐课和苦恼的初恋中长大的故事，少年胸中始终燃烧着犹太人的信念：苦学然后像大卫王那样去战斗并赢得成功——他渴望以后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故事家。少年十四岁时一度在黑帮里混过一段时间(《德·葛拉索》)。这些故事虚虚实实，普通读者难以分辨真假。就家境来讲，巴别尔的家庭其实是相当富裕的。黑帮故事讲的是别尼亚·克里克古怪而奇特的发迹史(《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他的帮规，他残酷无情的手段和绝不滥杀无辜的规矩(《带引号的公正》)。这些松散的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拼合了好几个主题：屠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信念、黑帮／地下政府、小说／歌剧等。

巴别尔的小说吸引人但同样令人困惑。人们阅读《骑兵军》时，往往会迷惑于作者模棱两可的道德感：他一方面描写了军队的暴行，另一方面却对军队的胜利充满渴望。而在《敖德萨故事》里，读者会困惑于作者的美学意图：在《我的第一笔稿费》里，巴别尔宣称“编得好的故事不必谋求同现实生活相像，倒是生活应当竭尽全力谋求与现实生活相像。”这明显类似于王尔德强调艺术技巧轻视生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但在小说的另一个地方，他又对自己对现实生活的透彻了解深感满意：“那天夜里，我洞悉了诸位永远无缘洞悉的秘密。”

读者还会惊骇于他独特的道德观。《我的第一笔稿费》仔仔细细讲了妓女的秘密，《日薄西山》讲的是弑父，《弗洛伊姆·格拉奇》讲的是黑帮老大被红军处决时死得如何悲壮，而《养老院的末日》隐喻着敖德萨的末日与基层政权的残暴。《线与色》以赞赏的语调回忆临时政府总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敌人克伦斯基。而那篇大逆不道的《耶稣作的孽》明显是在向东正教挑衅。

笔者在读《敖德萨故事》时，体验到一种与读其他书籍大相径庭的心情：希望自己读得慢，希望记忆力在阅读时不发挥多大作用，甚至在读完本书后有些嫉妒那些没有读过该书的人：因为在有生之年，他们还有一次机会去享受初次阅读该书的乐趣。读完《敖德萨故事》之后，我产生了更明确的疑问：那就是博尔赫斯所写的街头好汉的小说很可能就来源于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而《教父》等一系列当代电影的灵感就来源于巴别尔或巴别尔的模仿者，世界文化史上不绝如缕的以“黑帮”为内容的艺术品种都因为这一形式上的革新而挽救了这一题材的生命力，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至今看来仍然无人可比。巴别尔在敖德萨的废墟中写作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一首又一首的挽歌，纪念的不仅是犹太人的财富、犹太人的功绩，而是他认为弥足珍贵的犹太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活态度。在那里，流浪了几千年的犹太人终于实现了梦想：财货堆积如山，物欲横流，人们生活在轻松与光明之中。

我们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对巴别尔小说的艺术特征的解读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以色列的伊弗莱姆·西哈尔(Efraim　Sicher)教授从犹太教和敖德萨历史的角度来辨析巴别尔小说中普通读者难以理解的部分。巴别尔忠实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一篇中，他写道，单凭辣根带馅冷鱼这道菜，就值得皈依犹太教。)，他的世界观和《旧约》是一脉相承的。敖德萨的奇特历史，犹太人对敖德萨的特殊贡献，数次屠犹与敖德萨的毁灭过程，西哈尔教授都了如指掌。从普希金流放到敖德萨开始，敖德萨这个城市的文学生命也开始了，在众多敖德萨文学家中，巴别尔汲取了这个城市的性格及文学传统脱颖而出。英语版《巴别尔日记》编译者、新泽西州立大学副教授卡罗尔·埃文斯(Carol　Avins)对巴别尔的小说进行过互文性研究，通过对《我的第一只鹅》初次发表的苏联文学杂志上其他作者作品的研读，辨析出巴别尔作品中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个人声音；对其小说中提到的某期《真理报》的仔细对比，她发现巴别尔对列宁在《真理报》上的发言进行了歪曲：列宁在发言中提到了要将共产主义普及到欧洲更多国家，巴别尔却说列宁的发言是“贫乏遍及各个方面……”这从一个无人注意的角度切入到了巴别尔的内心。多重声音使巴别尔的小说包容了战争与和平，屠杀与宽容，从而使小说主题显得既丰富又隐晦。

《敖德萨故事》为巴别尔著作的中文版出版画了一个句号，而我们的阅读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研究者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都了解苏联文学。尤其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不为西方所知的小说极为熟悉。这部小说的作者和巴别尔都曾在第一骑兵军中服役，都在退役后写下了关于骑兵军的小说。通过对比和细察，也许我们会对两个作家、两部小说以及那段历史有更多的认识。

 

广州其实有着国内一流的散文作者，比如林贤治，比如筱敏。或许是因为散文本身的寂寞，也或许是他们远离各种喧闹的“坛”，把自己放在一个寂寞的位置，说起“广东作家”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提及他们。

所以虽然在这个城市做文化记者三年，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筱敏：瘦削，端秀，温和，沉默，甚至微微有些羞涩。回答问题时，常常要略加沉吟，说话慢而平稳。已经50多岁的筱敏过着一种非常安静、沉湎内心的生活，跟这个喧闹的南方城市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形容自己时，筱敏说得最多的就是“慢”字。做事慢、读书慢，写东西慢，这种和广州节奏、中国节奏脱节太多的速度，让她无法忘记别人快速忘记了的东西，她会为某种解不开的内心疑惑思考上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整个人都比别人慢好多拍”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是专职在家写作？这样的状态持续多久了？

筱敏：是啊，我是广东省作协的专职作家，1983年进作协算起，已经是20多年了，中间曾去进修，编报，时间都不长。对我来说，有条件给我时间，让我慢慢看书写作，这很幸运。

南方都市报：在那之前你在做什么？

筱敏：我那时是工人，三班倒，上夜班，很累的。其实说起来当时我进作协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想上夜班，就有一个想法：只要不上夜班，哪里能收留我都愿意去。然后我业余写的东西作协觉得还可以，就当作一个“苗子”收进去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广州土生土长的作者，这个地方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它的商业氛围？

筱敏：影响好像不大。我觉得我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外界对我的影响不大，换个地方也就是换个地方坐着。我可能反应比较慢，所以即时的、当下的东西我也没法写。比如我刚写的一个长篇，讲“文革”的，我要隔那么久才能回头看，发现什么。我整个人都慢，不仅半拍，好多拍的。这两年我散文写得比较少。我很羡慕那些精力充沛的人。我做事情都很慢，看书也慢，写东西就更慢。

“你不关心政治，但它随时可以来管你”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女作家，你好像一点也不喜欢风花雪月的东西，或者时髦的话题。你关注的都是那些人类共通的大命题，关注政治、社会和历史。这种写作的倾向是怎样形成的？

筱敏：不同的人敏感区域不一样，我可能对这些东西尤其敏感一些。比如政治，它不存在你关心它还是不关心它的问题。你不关心政治，但它随时可以来管你。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你可以远离的东西，它就渗透在你生活周围，决定了你一切的生存环境，就像大气压力一样。所以你不能不关注它，不去理它。但是对于那些时尚流行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不去理它，我也顾不上。这方面我比较迟钝。

南方都市报：和以前的散文集相比，你觉得《捕蝶者》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是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的这种写作变化？

筱敏：其实这个变化也就是我的写作倾向形成的过程。这几本集子可以看出一部跟一部的不同。最早的《喑哑群山》是1992年出版的，按说那时我也不年轻了，但现在看来那里面近一半的东西都没法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感觉还没找到自己。《理想的荒凉》、《女神之名》等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到《阳光碎片》(编者注：该书由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9月出版)、《成年礼》(编者注：该书由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后才比较满意。应该说我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开始对整个背景产生绝望，开始思考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我找很多书来看，思考这些问题，有感受就形成文字。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比较成熟是从哪一本集子开始？

筱敏：《阳光碎片》吧，在这部里我就比较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写它的时候我正在为写后来的长篇做准备，所以都是围绕对“文革”的思考而写下来的。里面写到俄罗斯啊、纳粹德国啊、法国大革命啊，等等。《成年礼》是我十年散文的一个自选集，选的都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算是一个能代表自己的集子吧。

“我想现代社会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南方都市报：最新的集子《捕蝶者》呢？

筱敏：这就是把《成年礼》之后写的东西收成的一个集子，当时我自己还觉得里面的篇目好像有些杂。书出来以后第一个读者是我儿子，他看完了说，你从头到尾就说了一个主题，就是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组织、和群体的关系。后来仔细一想，他这个总结是对的。虽然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围绕什么东西去写，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些文章也说明了我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它总在我心里边，它挥之不去。无论你写什么，最终好像都会回到这里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比如里面的《捕蝶者》这一篇。“无论它是什么精灵，你已建立了伟业，它已失去了生命”，看上去，你似乎想表达一些什么，又似乎想隐去一些什么。可不可以谈一谈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筱敏：就是生命吧，生命和自由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蝶，它是个体的生命，对它来说生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一次。但你也可以从捕蝶者的角度来看，他是更强大的，有权力的，他可能会以他的理想来决定别的生命，来处置别的弱小的生命。他可能觉得他热爱蝶啊，这是爱的最好形式，把你制成一个标本可以扬名世界，可以保存下来而不是瞬间消失。但实际上对这个蝶来说它完全失去了，失去自由，失去生命，最后是不是扬名世界跟这个蝶有什么关系呢？从蝶的角度看，这个操控权力的人是残杀生命，是在作恶，但从这个人的角度他是在建功立业，他有他的逻辑。

南方都市报：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似乎是你最关注的问题？

筱敏：这是近十年来一直缠绕我的问题。个人、个体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一直是不好的词，它含糊不清，被无视，被贱视，而国家、集体、组织才是至高的，理所应当凌驾在个人之上，忽略个人，剥夺个人，牺牲个人。我们这么活得久了，也就麻木了。我想现代社会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权利等等都应该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个人切身的感受，所有宏大的概念都没有意义。也许你说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怎么怎么样，但是你放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单个的人身上，对于他来说就是百分之一百。

南方都市报：这与你的人生经历有关吗？

筱敏：那肯定的，像我们整个这一代人，有些东西是刻骨铭心的。有些可能习惯了，麻木了。当你去深想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是这样，很荒谬，很残酷。

“可能在女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理性的”

南方都市报：反过来，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你去思考历史和政治应该也和男作家不太一样？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差异？

筱敏：我想还是有的。当然首先要说的还是个体和个体的差别，个体的差别大于性别、民族、阶级等等等等的任何差别。但笼统地从男女这个角度说呢，可能讲起政治时，男性会更多地想具体的运作啊，制度的设置啊。但我更关心的是人本身在这个制度下面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女性本身对于个体的东西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比如女人要生养孩子，这个孩子怎样一点一滴成长起来，一个个体生命是怎样的不可替代，作为母亲很容易就能体会到。不像政治家、男人，他们更多地会想一些数字：百分之多少、十三亿人。在我看来，数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即使我在里面只是百分之零点一，对于我来说也是百分之百。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文字轻盈优美，内质却很坚硬。怎么看这种结合？

筱敏：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吧。我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写出来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我甚至是有点唯美主义的。无论是文字上，还是它的艺术氛围上，我都希望它是文学，而不仅仅是一个论文或者说明文。个人独特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关键是找到最适合的一个表达方式。我很在乎这一点。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人？

筱敏：可能在女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理性的，但我想实质还是感性的吧。纯粹的理论我也不行，它必须进入我的个人感受才是真切的。我的理性思考需要借助感性的东西，最后才会有表达的冲动，形成我要表达的东西。

“散文应该是最适合我的文体”

南方都市报：你在广州慢慢地写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要写成什么，在文坛有个什么位置这样的雄心？

筱敏：我没有什么幻想，尽力而为就是了。如果说我有什么雄心，就是希望能完成自己，不留遗憾，希望自己每一篇都写得好，都往前走一点，东西能站得住，经得起时间。过几年再来看时发现，哎，还不错。这就是我最实在的追求。

南方都市报：林贤治在序言的开头写道，自由的氛围和独立的个人才能产生好的散文。对这一点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筱敏：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啊。散文这种文体就要求作家要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内心有自由感才能写得好。外部条件可以扼制你，但你是奋力争取自由的。散文完全是从作家个人的感觉出发，作家直接在那里说话。不像写小说，还可以写别人，作家隐在后面。散文应该是以个人的真实感受出发，如果作家没有自由精神，没有个人独立的追求，他跟群体没有区别，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可说了。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写散文，也是因为这种自由吗？

筱敏：散文应该是最适合我的文体。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最能表达我心里东西的形式，一种最自如的表达方式，散文的概念很宽，形式比较自由。那种能够自说自话，也就是独语的形式，没有很多规则约束的形式更适合我。

 

 

［南方都市报编者按］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月25日，16位诗人在哈尔滨参加了“第一声——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针对诗歌界的现状发表观点，最后形成了诗人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自律公约。诗人梁小斌就其中“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一点有感而发，重新审视了自己被视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旧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979年，我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10月号上，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引来了不少读者给我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我，他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这些年，我陆续翻阅了不少文学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评语，大概意思是说：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于是，我很欣慰，因为这首诗看上去的确像是在“反思”，我便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

因为，至今并无真正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所以我忏悔！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一个时代对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当然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抓到坏思想，而抓不到坏人。新中国对于旧中国的批判则是以消灭坏人而建立的。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因此，我们仅抓住政治上的坏人，而丝毫指不出哪个作家和诗人是坏人，因为好像只有作家允许有心路历程，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在“天问诗歌公约”里，有一条很醒目：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把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前留影称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掏出没用完的布票和粮票后说，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离开了“顺民”生活，写出“钥匙”诗，以期喊出时代最强音，这种诡计沿袭至今。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是凶悍的。

现在，“天问”重提见证，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说得好听一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在十字架和耻辱柱之间徘徊的人，当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天问诗歌公约

第一条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

第二条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地娱乐化。

第三条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

第四条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

第五条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

第六条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

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

第八条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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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诗人梁小斌

2月8日梁小斌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1979年面世的“钥匙丢了”这首诗，被不少文学教科书称为“新时期文学”表现一代人对“文革”反思的代表作。梁小斌说“……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读梁文不禁百感交“激”。最主要的感想是：啊，终于有一个中国文化人这么真诚而深刻地忏悔了！

用鲁迅的话来说，可名之曰“自我解剖”。梁先生的自我解剖对自己毫不留情，可谓“披肝沥胆”。但是，从语义上讲“自我解剖”是中性的，而梁对自己做的却似对肿瘤的“病理切片”。他说：“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他对自己的揭露的严厉无以复加。

他用了“忏悔”这样一个有基督教色彩的词，取自省坦陈悔罪改过之义自无不可。但从他对“见证”的理解来看，他对基督教色彩语义的了解并不清晰。他说：“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我这)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其实，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处死罪犯并示众的刑具，本来就是耻辱柱。只是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它才成了殉道的先知先觉的精神象征；所谓“原指望拼命攀上十字架”与“钥匙丢了”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在形象上对不上号，没人会认为那个丢了“钥匙”的少年是救世的殉道者，他不过是个迷失者和社会的受难者。

有人说梁小斌不必忏悔不必谦逊，“钥匙丢了”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反思“文革”的时代思潮的见证。后半句我是认同的，作品一问世就有了它独立于作者意图的社会价值。问题在于： 第一，这种有见证价值的思想和作品是否真诚或看起来真诚。我认为梁小斌这首诗“看起来”是真诚的。作为梁先生的同代人，我知道那时反思并彻底否认“文革”的人有三种：一

种是早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反对“文革”的，这种先知先觉型的人是极少数；一种是坚决拥护和积极参加“文革”，而风向甫变，反思和清算“文革”比谁都旗帜鲜明的永远的“时代弄潮儿”，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在“文革”后期已不那么积极，乃至对极左路线心怀不满(这是“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复出的群众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是批判和反思“文革”的主力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梁小斌的诗歌在世人眼中当然看起来是真诚的，表达了所谓“时代的最强音”。读诗的人只管起不起共鸣，谁会去“外调”梁小斌是何许人？

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谓“时代的见证”它应当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可能挑战当时主流思潮的良史般的“见证”，而不是打死老虎式的。这样的人，思想界的顾准勉强可以算一个，“文革”时中国的文学界有吗？有苏联时代《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和阿赫玛托娃诗歌那样不求及身功名的写作吗？到现在还没发现，但愿还在哪家“抽屉”里趸着等待“钥匙”找到。当今，我们只看到了某个才子一边宣称“为抽屉写作”，一边爆米花般炒作他的“铁屋里的呐喊”。 正如王彬彬多年前批评的，中国的文人“过于聪明”。他们满腹功名利禄，对成败得失精算细掐，却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甚至殉道者的模样。其实他们不过是跃身社会思想主流的“弄潮儿”，他们揣摩主流嗜好的制作，不过是后科举时代的“制艺”。今年1月7日的《中

国青年报》的贾樟柯论张艺谋电影作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稼祥论王朔的“平等观”，以及王朔近期的论余秋雨和余杰，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可惜本文没篇幅转引其妙句。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社会价值观、利益主体都相当多元化了，媚上、媚外、媚富、媚俗以及“吃教”，不一而足；时移世易，迎合什么再也不是定于一尊的。

梁小斌先生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自己在“文革”中未尝不想像写《理想之歌》的北大工农兵学员高红十等人一样走红，也依据当时的主旋律炮制过歌颂知青上山下乡的东东；他痛斥自己在“钥匙丢了”中自我美化为精神流浪者和受难者是骗人。他这样自我祛魅在中国真是十分难得。 真正的忏悔是一种灵魂自救，靠道德自觉。有人说，罗马总督不忏悔，刽子手不忏悔，一起跟着对耶稣吐口水的众人没忏悔，凭什么要我一人忏悔？忏悔不忏悔是每个人良心上的事，勉强不得。至于喝问别人为什么不忏悔，类似于鲁迅鄙视的“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的老谱，不提也罢。——但愿中国像梁小斌这样的忏悔者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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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作者:梁小斌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愤青一贯示人的表现是爱脑袋发热，不顾后果；动辄愤世疾俗，动辄打砸抢烧，似乎他们都是一群为了信仰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愣头青一般。在网上经常可见他们污言秽语出口伤人，在现实中则不断上演打砸外资企业，制造民族矛盾的一幕幕丑剧（如前面因反日而打砸日资企业和前面的前面因反美而打砸麦当劳）。如果大家认为大多数愤青都是有胆量有抱负的时代英雄，一旦外敌侵略中国，打起仗来都可以别把片儿刀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愤青们从骨子上说都是些胆小鬼，懦弱是他们的核心本质！！

就我观察，大多数愤青往往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没钱没权没车没房没有资历没人尊重没人景仰，有些可怜的愤青甚至连个体面的工作都没有，不是刚离开校园失业在家，就是整天混迹于江湖，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应该说他们正是这个社会普遍的腐败、不公与堕落的牺牲品，是最应该拿起武器为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而奔走呼号那群人。可不幸的是，愤青们因为愚蠢而被蒙蔽了双眼，因为懦弱而混淆了是非，成为权势精英们转移社会矛盾的工具和枪把子。当然，我想他们至死都不会成为这个权势精英圈子里的一员的，因为那些权势精英们是耻于与愤青们为伍的，愤青们缺少成为这个圈子一员所必备的品质—-资历、金钱与阴谋。打个比方，如果说愤青们是一条失去理智濒临疯狂的狗的话，那他们充其量也是一条没有主人收养，无家可归的野狗！

任何一个智慧和良心尚存的人，都会被中国现实社会中那些不断上演的腐败、不公与堕落所折磨和激愤。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大学校园里的特困生、花天酒地为富不仁的大款、见死不救暴敛患者的医疗机构、贪污腐败强奸民意的政府官员、有毒的水食物空气、越来越高的房价、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越来越低的购买力、越来越少的森林鸟类和野生动物。。。。。所有的这些哪些不比小泉参拜神社重要，哪些不比修改日本教科书与我们自己和民族的发展存亡息息相关？？？要我说，日本人搞的这些小动作与上述的那些事关中国民生的大事比起来，简直就是p事一件。话说回来了，只要你中国强大了，人民富强了，家庭幸福了，社会和谐了，国家铁板一块了，他小美小日还敢惹你吗？他们还能不把你中国人当人看吗？！可我们的愤青恰恰忽略了这些根本大事而纠缠在这些狗p小事上，还搞得有声有色，煞有介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无非是因为愤青们的内心的懦弱！

大家想想吧，一个连为自己这个群体的基本权利（工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民主选举的权利等）都不敢去争取的人，你让他们冒着被有钱有权有兵的精英集团所打压的风险来为百姓大众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要我说啊，愤青们压根就没有这个胆！！

批美批日多好啊，他们远在天边，即使批得他们不高兴，也不能把咱愤青们怎么着，而且这样批也是得到精英集团默许的，打砸抢烧时自然不怕会坐牢会杀头，搞的好或许会得到精英集团的一官半职，搞的不好也可以发泄发泄心中的邪火，最次也能扩大一点影响，捞个上镜的机会，没准就能得到一两个无知女青年的青睐，顺带把个人问题解决一下呢。

别看愤青平时最喜欢把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成为“汉奸”，其实愤青们从骨子里才更具汉奸本色。缺乏正义与勇敢精神的愤青们，无非是一些幼稚的潜在社会动乱份子和政治投机者，一旦耻于与他们为伍的主人们倒台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祖国时，第一个夹着尾巴逃窜者便是这些平时以“民族汉子”自居的愤青们，无数国家的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几天，美国有两条新闻很值得一看——确切地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议论对两条新闻的评价——2月4日，《纽约时报》的评论对政府准备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费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建议国会否决这个议案，因为这加高了进入了美国的门槛，违背了美国的自由信条，对美国的利益不利；而2月1号的《今日美国》肯定了国会提高僵滞了十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论证此举虽然表面上看来损害了美国雇主的利益，但是有两个好处——许多美国人努力工作，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国标准），这说明原来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失去意义；这个标准不提高的话，实际上是抢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是使美国人受益的。

可能很多人对去年初的一条新闻还有印象，针对在美国上千万的非法入境的墨西哥移民，小布什的共和党在国会提案，要加紧对非法移民的管制。可是美国各地都有反对的游行，洛杉矶甚至有50万人上了街。《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不能妖魔化这群最勤劳却最没有保障的人群；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以自己在美国40年的成长史为例子，他从一个不怎么会说英语的欧洲移民，变成了演艺与政治明星，说明欢迎移民，吸取新生力量是“美国梦”的核心价值，文章最后才羞答答地表了一下态，说法律的尊严也是要顾及的。

这些新闻有个共性，那就是承认自由的价值，一个国家的公民越自由，越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而且自由并不专属某个群体，为非美国公民的人（甚至是非法移民）争取工作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最终是让美国人有好处的。自由这个词听起来挺虚幻的、挺可怕的、破坏力挺强的，其实它已经是理念与实践结合得相当好的一个准则了。远的不说，中国在30年前，不过让农民有了一点种地的自由，马上就喂饱了十多亿人。

吃饱了还有有进一步的做为，那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大家都仅有伟大腰围是不够的。不过，从如何破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的争论当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居民还是普遍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特别是农村人口）的自由持“有罪推断”，将犯罪率上升、城市生活品质下降充满偏见地和人的自由流动扯上等号。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当中，可能超过一半都是出生于农村（至少和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也许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不愿意自己辛苦得来的高贵身份瞬间稀释了，那样的话，春节回家怎么还会有优越感呢？——别怪我把人性想得那么坏，自由这么好的东西都接受不了，对它深怀恐惧，从经验（包括你自己的经验）到理智都说服不了你，一谈到给予其他国民像你一样的自由，你就把头埋进沙堆，水米不进，除了说你特殊蠢、特别坏以外，可能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形容词了。

一个国家的进步，有些很简单的标准可以衡量，对自由的理解就可以做为标准之一：一想到别人也要自由，心里就不爽，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是不会进化的；一想到别人还没有自由，心里就不爽，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才配得上人类的文明。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五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继美国的“虐囚案”之后，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一案，再次为国人妖魔化美国提供了素材，民族主义也有了又一次泛滥的机会。警察打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同情被打的平民和谴责施暴的警察，实乃理所当然。何况，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中国，赵燕在超强的自由美国被警察殴打，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爱国者的义愤，也属正常现象。

然而，在美国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对此案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这一个案应该循司法途径解决，该赔偿就赔偿，该惩罚就惩罚，而决不应该无限上纲地放大为泛政治化的中美冲突，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整个制度的妖魔化。事实上，赵燕已经开始享受美国制度的保护，她的医疗费和诉讼费全部由美国联邦政府负担，而且没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无法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最高赔偿为600美元，一年最高为三万美元。美国名律师帮助她进行民事诉讼，诉讼赔偿可高达五百万美元。她还可以请最好的眼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换言之，赵燕被打仅仅是一个个案，与中美冲突和美国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更与美国的超强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尊严无关。

而在中国，从外交部到御用喉舌，从爱国愤青到赵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利用赵燕的哭诉对美国的制度和人权进行妖魔化，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爱国愤青的合谋，非理性情绪不再只是爱国愤青对美国的仇恨宣泄，而且变成了国家化的外交决策。《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已经反覆证明，奉行强权和霸道的超级大国历来追求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总是把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置于他国和他人之上。”“美国警察和执法人员隶属国家机器，他们之所以敢藐视法理、藐视人权，显然是受国家的帝国思想、强权政治、霸权意识和种族歧视的综合余孽的影响和驱使。从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对赵燕事件负有不可推卸和无可争议的责任。”

《新华社》借采访赵燕亲属的机会指控美国仇视中国人虐待中国人。赵燕一家更把事件无限上纲，什么美国说尊重人权是“”挂著羊头卖狗肉。“什么这件事”不仅是赵燕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赵家一家的事，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赵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赵燕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一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凶手绳之以法，严惩他们。感谢全国人民、同胞们、我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领馆对我的关心，感谢媒体对我的支援和声援。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援，就不会有伸张正义的日子“。

互联网上的爱国愤青更是一片叫骂声，什么美国“充满暴力”、“极度没有人性”，“美国是全球的邪恶轴心，美国人是披著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

然而，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如此看待赵燕事件，除了那个《赵燕，飘到美国的一根幸运草》的著名帖子外，另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被中国警察打和被美国警察打的不同结果》，也对赵燕事件所凸现的中美制度之优劣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现引用如下：

“1，被中国警察打，不是新闻。被美国警察打，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2，被中国警察打，不会见报，报纸不敢登，敢登的会被清算。被美国警察打，会见报，而且是连篇累牍，最重要的是，报纸可以自由报道。3，被中国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会威胁你不准把事情说出去，律师不敢接你的诉讼，法院会跟警察一起来整你。总之，如果你执意要”找个说法“，那么最终你的下场很可能比被打一顿还要惨。相反，被美国警察打，会有媒体的揭露、群众的示威抗议，律师会主动联系你要帮你打官司，法院会独立审判。4，被中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不会关心你，相反还会在面对国外记者的质疑时声称”没听说这回事“或者”这是中国内政“。被美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会”严重关切“。5，被中国警察打，没有人会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媒体也不会这样认为，总之，被中国警察打，这与”人权“无关。而被美国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认为这说明美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和新闻媒体会大力宣扬”美国没有人权“，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年的《美国人权状况》里去（如果美国胆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的话）。6、被中国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被中国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