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乞剑”
半夜有朋自远方打电话来，说正在读《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开卷第一篇读得他心惊肉跳辗转反侧睡不着。什么文章，竟如同恐怖片似地看得人夜不能寐？将信将疑。次日下楼去买了一本来，边走边看，果然惊心动魄！不是吉兆。
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写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了再找点有关讯息，回到家上网搜索。谢先生这篇文字在网上的标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又把内容对比了一番，在《炎黄春秋》上刊出的较网文删去了一些“敏猪”过敏的内容。最令人心惊肉跳的是有：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夺权”、“打倒”、“决战”、“生死搏杀”！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目触这样充满血腥的字眼，便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这等阵势，与前苏联1991-08-19仅仅三天的短命政变“苏三乞剑”（我把那场闹剧嘲之为“苏三乞剑”）前的政治氛围何其相似耳！联想到前年朱氏将军以西安划线，牺牲沿海、不惜发动核战争的叫嚣，更令人不寒而栗。而文中所披露的“左派”外交主张之骇人听闻绝不逊于朱氏将军：
◆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谢韬先生今年八十有六了，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又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这样的职务，他的话决不是空穴来风。对这篇文字，谢老先生在文未说：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
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耿耿救党之心，跃然纸上。
纵观谢先生此文，拳拳之心缘于岌岌可危的乱局，其要点可归纳为一破一立。
经过20年“改革开放”，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所阐述的“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的问题。普遍的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使人们日益担忧这些日益堆积的“炸药”距离爆炸的临界点还有多远。而有关官员在作反腐倡廉报告时还是老调重谈，说犯“错误”同志的比例是很低的，绝大多数官员是好的……
云云，自欺欺人。这是造成党内“左派”的空前活跃的主要原因。
正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却以世界核心自居，试图通过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咄咄逼“宫”。何以会出现这等狰狞的“反修防修”？
谢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所以，“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左派”们要用“真正的马列主义”“反修防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说一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倒也不失为一个奇招。谢文本来就是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的序言，正本清源，直捣“东公”，深挖“茅厕”，是该彻底清一清半个多世纪来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人祸之源了。
不破不立，这个突破口选得好，选得妙。此为破。
破之一：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善修与恶搞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达八十多年的政治实验，中国人民已付出了远比抗日还要惨重数倍的代价，生命的、物质的、民族精神的、传统文明的、道德伦常的…。如此昂贵的学费，若连对马克思主义的善修与恶搞都弄不清楚却妄谈“反修防修”，岂不愧人！谢文选择“修正主义”为破的突破口，令人拍案叫绝。
“修正”，顾名思义，本指把错的修正使之完美，是件好事。“修正”即发展，倘无修正，何来发展？但在我们这个凡事皆不能以常理揆之的国度里，“修正”指的却是以“歪”、“斜”、“邪”犯上，妄图“修理”“正统”，属于大逆不道。倘在其后加上“主义”二字，那就更十恶不赦了。列宁有篇文章，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把他的恩师普列汉诺夫斥为修正主义。在中国，被《九评》点名抨击的国外“修正主义”者，不胜枚举。对内，毛泽东卧榻之侧那位“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是如何惨遭谋杀的，国人记忆犹新。
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谢文介绍说，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结论，马克思心目中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1894年，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资本论》第三卷付梓。这是113前的事情。而恩格斯则于1895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84年的斗争方法（《共产党宣言》中宣传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由此可见，恩格斯知错能改，决非死不悔改之人。称其为现代修正主义鼻祖，当之无愧！善莫大焉。承认《共产党宣言》宣传的暴力革命错了之后不久，恩格斯去世。我想他是可以安然瞑目的了。恩格斯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善修”。而被列宁斥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施坦，只不过是继承了恩格斯的修正。所以：谢文作结论说：
◆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相反，从“左”面恶搞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列宁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把恩格斯摈弃的暴力革命当作旗帜挥舞，列宁、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是列宁主义，是暴力革命，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毛泽东才是从“左”面恶搞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我把修正二字加引号，把列宁毛泽东对马列的“修正”称为恶搞，实在是不忍“修正”这个好字眼被继续玷污。
“反修防修”，“泽”喊捉贼了几十年。把“修正主义”作为恶谥，挥舞赠人几十年。岂料他们才是恶搞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主义者！历史真会捉弄人。
破二：共产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喧嚣了80多年，中国人的耳朵快要折磨得失聪了。
为了说明共产主义之虚妄，谢韬先生举耶稣为例：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
寥寥数十字，道破了百年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老底。
1847年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不过是一位27岁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46年后，1893年，正是毛泽东呱呱堕地的那一年，73岁的恩格斯早已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
关于“最终目标”，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另一位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是，“对我们说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用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诱饵教人民忍受现实的贫困，甘于吃苦、奉献，敢于牺牲。是乌托邦欺骗人民的把戏。与佛家的来生再世并无二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弥天巨谎该收场了。
跟着谢先生大致弄清了对马克思主义谁是善修，谁是恶搞。面对要“夺权”、“打倒”、“决战”、“生死搏杀”的“反修防修”者，以毒攻毒，正本清源，还“修正主义”本来面目。正如谢韬先生网上文章的标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批毛与救中国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应大力深入。批毛这件事若在三中全会时紧接“十年浩劫”的结论趁热打铁，89惨案就不致发生，更不会出现如今令人咋舌的经济腐败、道德沦丧、人格塌方。即使现在开始补上批毛这一课，从谢文谈到的“左派”气焰来看，从新闻出版署新年伊始不惧违宪连封八本书来看，来自高层“无产阶级”的阻力决不会小。
谢韬先生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上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顾名思义，应该是论证民主与中国前途关系的，属于立。
立：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才能救中国？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谢韬先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剩下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三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既能演变了资本主义，又能演变了暴力社会主义。闻鼙鼓而思良将，若大旱之望云霓。民主社会主义真是个好东西，令人称羡。
而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则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果然妙人儿，休教被什么代表玷污了。
在分折了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如何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后，谢文提到，“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恐怕是倒因为果了。应该说，是邓小平89“6.4”的“暴力社会主义”引发了苏东波。继反右、文革之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是典型的“暴力社会主义”行径。“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那么，在苏东巨变后，即使仅从谢文所涉及的党内“左派”试图通过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如此令人恐怖的“反修防修”又该“归功”于谁？
所以，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仅仅归之于“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似尚可商榷。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谢文引胡锦涛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听来令人神旺。
可是，抓尽天职的记者，抓按法律程序办案的律师，新闻出版署违宪因人废书，公仆从上到下拒不公开申报个人财产……，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咄咄怪事，“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胡锦涛的讲话于事无补，温家宝号召作家讲真话只能加快李长春禁书。看来，说胡温令不出中南海未必尽虚，否则，不是胡温言行不一，便是别有司令部。
如何才能救中国？窃以为：
关键在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简洁铿锵。“民主”就是“民主”，不须前置，不须后缀。
要害是护宪，公民应挺身护法，力争、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诸自由。
急所是对违宪的党政高层官员，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另有二点建议：
1、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应以身作则，带头先行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公布个人及家庭经济收入、财产详细情况。随即从中共政治局委员起，凡拒不公开个人家庭经济收入、财产情况者，即以涉嫌财产来历不明付有司查处。
2、在去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对中纪委常委提出的“关于党、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干部公开公布经济收入、财产情况”议案投反对票的政治局委员，应以自动弃权进入十七大视之。
谢韬先生文中有一华彩片段令我赞赏不已：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象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对此我深有同感，那十几个曾经以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实验的国家，其实验既然全部以失败告终，既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不知马克思为何许人也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居，我们为什么不能向马克思的同胞德意志人或犹太人学习？即使我们找到了的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种形式依然把马克思当作神物供奉着？不用王麻子剪刀，世上的人都有衣服穿。
也许，和尚不亲帽子亲，旧情难割。也许，“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果如此，中国社科院要再建几十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这不过是被逼无奈，出于策略，为改革开放争得历史正统地位，为了建立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是另一种“打左灯”、“向右转”吧。
关于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列宁和暴力革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2007-02-10）
民主论坛
去年外交部奉命对外宣布了国务院的一项新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六条：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也就是说，不必再像过去那样申报当局批准。图片：鲍彤夫妇(鲍彤授权RFA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