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 云抱:诗人对话录

(以下是安徽诗人云抱与流亡美国女诗人井蛙的对话录。对话充满对人生的理解,爱情的阐释,诗人生命的剖析。这会是随意的没有任何语言的樊篱也没有像政治那样强烈的立场与批判)

井蛙: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艾略特在《荒原》的开篇:“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
   是的,死亡一直像是一种奇特的血液倾注在我身上,并且以其奇特的方式折磨着我。于是,我的精神世界会是与死亡缔结的快乐以及与死亡缔结的痛苦这两者经常相互渗透相互抗衡。
   “我要死。”我听着这话不像是冲动对悲伤的回答,而是冷静的被沉淀多时的随意的向往。死亡成了随意的向往。这,对你来说,好理解吗?死亡,是这些年来每日每夜陪伴我的精神伴侣。它与我有过无数次的精神交往。也就是,死亡这词语与我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不是真的想去死,结束生命。而是,在我向往死亡时,我浑身都得到快感或者痛苦的快感。我感觉,我已经到了精神的边缘,最边缘。像是碰到天上的星星,我指我肉身的手碰到天上遥远的星星了。这种快乐,你能理解吗?因此,我非常爱我自己,爱到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作为诗人,我热爱我的诗歌,一切与我有关的都将是诗歌。我也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我的诗歌。

    这种精神洁癖是我陷入痛苦情感最直接的因素。它使我排斥一切使我痛苦的事物,并且非得立刻清除干净像是垃圾那样的非我物体。但是,我毕竟是善良的。我虽然排斥但是我不付诸武力。因此,我想到了死亡。这时候我会像西比尔回答的:“我要死。”非常随意的想到死。
 

云抱:
    我一直相信,我们之间有着宿命的因缘,从死亡开始我们的对话,即是证明。记得小时候喜欢看战争影片,画面上生命的死亡的速度与数量,让我体验了生命价值的崇高之所在。多年以后,我发现这只是错觉。生命的存与灭,一旦与艺术有了关系,其体验有被修剪的感觉。对死亡,我一直保持一种很深的恐惧。这是一种即便用“人,固有一死”的人生哲理来安慰也不能排解掉的恐惧。记得当年爷爷死在床上的时候,父亲嚎啕大哭,跟着是母亲,我却几乎是局外人似的,躲在一边静观事变。等我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爷爷已经置身一个盒子里了。我偷偷的看过,一些白灰和几根白骨。这就是爷爷生命的最后形式了吧,我想,或许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相同的存在方式。如今,对爷爷音容笑貌的记忆渐渐稀少了,渐渐的,被那种灰白侵蚀。
    一直以来,我一想到死,我的腹部就紧张,有内急的急迫感。因此,一直以来我以回避死亡的方式活着,尽可能的放纵自己。但凡可以刺激我感觉的事或物,我都想尝试一二,比如烟、酒、茶、性、诗等。然而,这些统统只能是周而复始的麻醉与清醒的循环过程而已。对死亡的感知与态度,你是形而上的,而我是形而下的。不知你以为然否?

井蛙:
    在哲学用语上,这样形而上与你的对死亡具体理解的形而下是正确的。但是,我更多的是揉合了生命与死亡这两个并非相对的词语最极端的感受在其中。爷爷的死我看来只是自然现象。当然,这不意味着人不因为自然的凋零而伤感。黛玉的花飞花谢花满天就是如此。说明花与爷爷的关系是统一的。人的生命就是自然的生命。而生死很多时候被看成是宿命的东西。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们之间有着“宿命”的因缘。因缘而非姻缘,很好。我厌恶后者。因为这个词语很失诗意,在人生这个课题上。但是,爱情是感人的,是迷人的。正如你的生活结构:烟酒茶性诗一样。我对诗歌也非放纵,况乎烟酒茶呢。我不放纵我自己,在任何一个环节都一样。我越来越理性地去理解生命与死亡所带给我的极端体验。
    极端不是放纵。极端是最高尚或者最顶层的理解方式。由于我们之间,南京一别就再也不能相见。我是否思念你呢?深深的思念?没有。从来没有过。我只是,知道你的存在,并且在痛苦的时候,像西比尔对人生的循环回答:我要死。这个时候,我会自然地想起你,与你重要的存在。它代表了精神领地,代表了艺术的形式,也代表了生命的答案。你曾经问过我会否回中国见你?我的回答是:我每时每刻都想,非常想,非常非常想,但是,我就是不去。这与政治无关。相反,政治是有麻醉成分的,有烟酒茶成分。但是,我的爱情没有。因为,我不放纵自己。我爱自己比爱你们更深。我非常想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未必会付诸行动。
    我的诗歌是冷静的,是暗色调的,是纵横深度交叉的。像我这个真实的人,对于现实生活一样。我从来不热情似火。我的激情不体现在烟酒茶性上。我的激情体现在我对死亡的超级渴望上。我飚车,我冬天去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我还渴望去西伯利亚。我渴望一个人走遍整个欧洲,我甚至,渴望一个人连撒哈拉大沙漠也像逛街购物一样轻松而过。这些都是我的激情。烟酒茶只是我安静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那不是激情,没有放纵,只是一种对阳光的需要,对着它被温暖了一下。我的本性柔和,也就是说我是温柔的。但是,我的精神总是怜悯中夹杂着暴力。更多的是对自身的暴力。我是自恋的,但是我也自残。我只能自残,因为我除了诗歌,我还属于基督教。别忘了,古米的西比尔是吊在一个笼子里啊。

云抱:
    很显然,宗教正是你我的区别所在。
    人的一生当中会被很多事情蛊惑,比如爱情与婚姻、诗歌与政治等。陷在爱情里的幸福感未必就那么踏实,所以我们有时会选择逃离,逃离城外乃至国外。爱情与婚姻,是两种不同思维的产物,它们共存的空间很小,小到我们不能准确判断的程度。诗歌与政治亦复如此。事先规定的东西,一定不是诗的,也一定不是爱的。在精神层面,我们厌恶一切规定好了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的愤怒一直来自那些规定好的制度与规则。
    关于你,与其说我有很多想说,不如说我有很多事想做。南京一别,恍如隔世,不提也罢。但,我仍愿意假设一番我们美好的未来。在一座山里,在一条小河边,搭两间简易的居所,你一间,我一间,开垦两片荒地种植一些可以称为粮食的作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那间的主要功能是仓库和厨房,而我那间是客厅兼作餐厅。温饱问题由你负责解决,我只管保持客厅的整洁与卫生。在这里,我们把生命当作诗歌来过。我会认真听你叙述周游列国的见闻,听累了就去除除草浇浇水什么的,或是帮你烧饭。晚上,你一间,我一间。拒绝一切机巧的设备,越自然越好。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保持着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便我想要的生活。
    果真如此的话,一切也应该从头再来一遍。我会把你当村姑一样追逐讨好的。给你摸鱼吃,给你摘野果吃,给你说浑话勾引你,给你唱山歌骚扰你,半夜敲你的窗,约会你。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将出自本能,而非事先设计。如果注定我追求不到你了,我还是继续写我的诗歌,并且一定会继续坚持我悲情主义的语言风格。
    我在这边,已经孤独惯了。这一点你不用为我担心。
    因为先天的原因,我没有宗教。但我向往所有有宗教情怀的民族或个人。从宗教的精神上说,忍受痛苦与享受快乐是一个意思的,我想。至于你的自恋,乃至自残,我同意你说的,这不过是一种精神洁癖罢。

井蛙:
    你果然是写情与谈情高手。
    我之所以想到“古米的西比尔是吊在一个笼子里”这句诗。这个空间感所带给我的就是宗教式的思考。生死,是宗教的;笼子里与笼子外是宗教的;正如出世和入世一样。从古米的西比尔的笼子,到她说:我要死,是一个过程。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人的一生,短暂与否并不重要。我关注的恰恰是这个生存的过程:生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它经常促使我提醒我个人的生存空间,我个人的生存状态。作为诗人,我有能力使自己幸福。那就是继续让诗歌发生。作为一个常人,我也有能力使自己快乐,那就是让自己保持清净。你所设想的我们的度假屋,在山之巅,在河之畔。那通通都是一个生存空间的考虑。清静而贴近自然。我的宗教关怀不就是希望人不生存在笼子里吗?自由,也是宗教的关怀。人应享有家中摆设或者拒绝摆设机巧物件的自由。人应享有居住黄山之巅或者淮河之畔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或者对物质自由的向往,它的巅峰想象,不就是我们的度假屋吗?爱情与婚姻不应该没有共存的空间,或者这个空间不应该如此狭小。还是,继续回到“古米的西比尔的笼子里”来,我为什么不接受普通人的婚姻形式,是因为,我不想呆在笼子里,成为“我要死”的西比尔。但是,我所痛苦的不是“我要死”,我更感痛苦的是“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宗教的关怀不光是看到自身的痛楚,还有他人。还有众生。我要强调的是“我亲眼看见”我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笼子,还有“我要死”的生态。
    我们之间的区别不应该是宗教关怀的区别。它应该是分数多少的区别,而非本质的区别。这会使我不陷入精神洁癖的病症之中。我相信,我身上具有“大爱”。由于这个信仰,我现在还活着。

云抱:
    的确,知道下一刻是什么,而且知道这将是自己的下一刻,无疑是需要一种勇气来担当的。灾难,是无处不在的神,需要我们虔诚的供奉。生命的过程,是供奉的过程,也是勇于担当的过程。
    我之表白,时常是无力的,因为我也是“吊在一个笼子里”。即便如此,笼子外仍有针对我的挣扎的觊觎者。这个世界,除了忍受者和觊觎者,应该还有欣赏者和同情者。经历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之后,你我只是太极图上的一粒尘埃。我们都应该忘记自己的忍受与觊觎,转向欣赏和同情。我以为,这就是一个灵魂逐渐宗教化的过程罢。
    一个人身上如果把肉体比喻欲望和放纵,把骨头比喻性格和坚持,把头发比喻仪式和自由,那么它们腐烂的秩序也就有了:肉体最先腐烂,之后是骨头,最后是头发。所以我们都应该将心灵归宿于有着某种仪式的仪式之下。得仪式者,得安宁。我想,你是少有的为此追求的一个吧。
    这正如一种笔触,切中要害的往往不是用情至深的率性表达,而用心点拨的三言两语。所以说,你所称赞的,却正是我惶惶不安的。

井蛙:
    我也非常记得你的一首诗:“因为诗歌/我早已一无所有”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爱情不努力不追求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也不为日常而追求。我也因为诗歌,早已一无所有了啊。我们,还需走出诗歌到另一片黄山之巅,淮河之畔结社而居吗?
    我只知道,我的精神需要安宁。安宁才能使我不被毁灭。只要我不被毁灭,一切爱具存。朋友问我:我们的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我很坦然地回答:“是爱自己越来越深。”爱自己不是自私的爱。相反,懂得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如爱自己那样深刻;如爱自己那样真诚。你知道,米沃什的《礼物》里有一句诗是影响我下半生的:“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已经诗意地概况了大自然中的物我关系。
    是的,我们就是优美的欣赏者,也是伟大的同情者。这个角色使诗人承担了当中的一切爱和苦难。也就是你所指出的忍受与怜悯。诗人,是承担者与欣赏者的共同体。由于良知而承担,由于美而欣赏。诗人肩膀上扛着的就是发现美、理解美以及承担美的沉重。懂得欣赏美,就不会去毁灭美。美是艺术,同时也是宗教。因为,坚持美与捍卫美可以成为一种信仰。比如,我一个人一生为艺术承担着孤独,恰恰就是对美的坚持。对苦难的承担。比如我永远也不愿意看到“古米的西比尔被吊在一个笼子里”一样。在这里,可以说每个诗人身上都具有大爱,都具有宗教的关怀。诗人,是灵性的,是生命的。所以你看到,诗人对这个世界的爱是多么深厚。至于我个人,如此深厚之爱如何放纵得起呢?
    我发现,而且最近才发现,我活得越来越自在了。因为自由,我早已没有困惑了。

云抱:
    面对历史或是自然,我们的悲悯到底可以泛滥出多少堪称经典的诗歌呢?米沃什的这句诗“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可谓是将我们人类的悲悯表达到了极致了,震撼了你也震撼了我。的确,存念于万物,方可放任于万物。仅从诗歌的意义上说,这句诗的内涵足有万钧之力,因为它托起了整个自然界及其供养的所有生灵。
    我一直以为,像你这样的柔弱女子,有着如此坚韧的对美的坚持与对苦难的承担,这本身就是一条值得眷顾与沐浴的爱河了。七年以来,我的内心渐渐被掏空成一具绝望的空壳,然后又不住的被你的诗歌和思想塞满。我们的交往,成了我生活里有着季节变换的一幅风景。时至今日,除了不变的模样,你已焕然一新,而我亦然,断然再也回不到那时的幼稚与虚幻之中了。时间是前进的,生命是削减的。时间节制了空间,所以也节制了我们对自由的渴望。自由的本质不只是针对空间,更针对于时间。既然我们跳不出空间的限制,又如何跳出时间的限制呢?你说,我们是诗人,可以超越一切。对此,我是坚信的。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所在。诗歌的艺术不仅仅是语言艺术,更是思想艺术。正如你所说的,“因为自由,我早已没有困惑了”。
    我在这边,一点点消磨的时光,无一刻不属于你。然而,我很明白,你早已学会淡然处置这一切缠绵的伎俩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死神来了,万物顿时沉默。

井蛙:
    你谈到时间的自由,很好。我顺便也谈谈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作品:《永恒的记忆》。我们有可能会忘记软绵绵的时间挂在树枝上这个意象吗?这是达利把时间这意象形象化成一实体。时间是实体的,也许本来就是。但是,经过这个油画的意念表达,我们才用手用肌肤可以触摸到时间真实的实在。这幅画里,软绵绵的时间挂在树枝上,摆放在桌子上,披在海狮或者人梦想中的物体上。然后,你看到恒古的另一些物体,海和岩石。它们如此安静地被达利静止在一个空间里。这些位置看起来并不相互牵连,但是,它们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梦幻组合。因此,时间就是我家柿子上结的果子,也是你家柿子树上落下的叶子。它不需要我们鞭打,也不需要特别呵护。它就软绵绵地挂在我们的柿子树上。空间也许是有人为秩序的,但是,时间可以没有。因此,时间是不会限制我们的自由的。而空间,既然有人为的秩序,人为的意思就是人可以为之。
    米沃什是一个经历过二战“纳粹时期”反纳粹的诗人。他见证了自己作为一个波兰诗人对于流亡和战争的立场。也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他见证了也承担了流亡和战争的痛苦。

云抱:
    于绘画,我是门外汉。你对绘画艺术的理解,与其说暴露了艺术家担当命运苦难的那份意气,不如说暴露了你一直以来心灵深处的那份笨拙。在流亡或战争的巨浪席卷而来的时候,个体的意义几乎不存在。个体对命运的思考就是不断否定自己,不断寻找一种归属,于是凝结个体思想和情感的艺术品就出现了,于是宗教就出现了。
    宗教的完美性就在于保持对死亡的敬重与无畏。颂扬亡灵的行为,虚构神明的天堂,无疑是宗教的最高宗旨了。我不反对宗教,尤其不反对你以异教徒的身份,在我的脑海里折腾复折腾。
    观念,有时很像化石。一个愤怒之前,也许是美丽的爱情。一个知己之前,也许是一万次寻觅。陷入泛生灵论是可怕的。毕竟人是第一位的,有人的地方,才会有思想和宗教。在动物园观赏动物与向它泼洒硫酸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不同,这就是泛生灵论的悖论所在。灵魂向善是本能的,不可以事先规定。道德是一种规定,是基于社会或部落性质的规定。所以说,道德时常会给人一种负重感。这种负重的感觉,在成员内部可以造就法律的秩序,而在外部,则会萌芽种族仇视与地区争端。
    不要把你们想当然的东西强加给我。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我早已没有了指点江山的锐气了。检阅自己,唯有心跳还算是正常的。

井蛙:
    啊,我不是异教徒。我在哪里都大声承认我是基督徒、诗人、以及流亡者。这些身份使我幸福也使我沉重。我对西方艺术史已经很熟悉了,但是,熟悉并不意味着我能穿梭其中。毕竟,我不是真正使用调色板的人。我只是觉得光、颜色、线条、情感与我对自然的认知有时候能融为一体。基督徒使我知道什么是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关怀;诗人使我懂得什么是美,以及对美的发现和坚持;流亡者使我懂得“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的悲哀。因此,我的多重身份使我懂得如何调解我与别人的关系。
    我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流亡或战争的巨浪席卷而来的时候,个体的意义几乎不存在。”这时候,个体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相反,战争的时候特别明显。
    还有,我不同意你的另一观点:“在动物园观赏动物与向它泼洒硫酸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不同,这就是泛生灵论的悖论所在。”这是什么理论啊?在动物园观赏动物与向它泼洒硫酸的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吗?那是决然不同而且相反的事情!你犯了大错了:在诗人那里欣赏诗歌,等同于向诗人或者诗歌开枪吗?欣赏等同于毁灭吗?!我在这里,不跟你讨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没有意义的话题。我要强调的是,我的信仰不管是作为基督徒、诗人还是流亡者,我都不愿意亲眼看到“古米的西比尔被吊在一个笼子里。”我的终极关怀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亦非一个公民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应该具有人优良的天性,以及具有人后天优良的道德意识。前者是对“古米的西比尔被吊在一个笼子里”感到悲哀和同情;后者则是米沃什经历了二战纳粹而成为反纳粹的波兰诗人对于战争所带给人类灾难的理解以及他个人因此而四处流亡的痛苦的承担。因此,才有如此诗句诞生: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

云抱:
    人之善恶,我以为,绝不应是你所说的性本善或性本恶那么简单的区分。没有永远的善,也没有永远的恶。善恶是有标准的,而且是不断变化中的标准。通常意义上的善恶,是人本立场的。如果站在泛生灵论的立场,一种行为是否善恶就不那么好确定了。囚禁一种生命,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不道德的。建动物园或喂养宠物,都是对生命的囚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的所谓道德行为。于是与这种行为相反的行为如泼洒硫酸,就成为一种反道德行为。幸福感是所有生命体的精神或价值取向,是所有生命体不惜付出生命而极力捍卫的神圣权利。圈养生命,就是对生命意义的剥夺与抽空。人类的生命意义不可以停留在诸如狗熊之类的动物水平上,所以也不可以要求狗熊之类能幸福的生活在我们欣赏的目光中。人,其实就是这么一种自以为是的动物。如果硬是比较圈养生命与泼洒硫酸的行为的道德意义,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它产生、遗传、变异、进化乃至毁灭的规律。我们不要改变它就好了。都说温室效应,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生存环境,导致许多动物毁灭了。那么人类会因为动物毁灭而停止自己的发展么?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直自以为是的认为,这个地球是人类的!现在,这种傲慢的态度,已经让我们品尝到了无尽的苦果了。

    虽然泛生灵论有点近乎空谈,且不切实际。然而,我认为,泛生灵论,却是我们归结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最现实的逻辑关系是:地球有出路了,人类才有出路。地球的出路在哪?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好。我坚持相信,是所谓的科技,破坏了动物间的生存规则,甚至是破坏了土地结构、环境气候、生物秩序。众所周知,现在的人类,已经离不开科技的诱惑了。曾经固化在人类器官上的那些生命本能已经丧失的一干二净,如果没有科技的陪伴与武装,我们早已寸步难行。科技的意义,似乎只是无限制的包容着人类的惰性,人类美其名曰:发展生产力。科技,就像一种不断改良的美酒,不断提高我们对生活的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所有动物里最为没落的贵族了。在今天,科技已经无处不在,似乎我们也丧失了反对科技的勇气与良知了。于是,当我们无论遭遇什么难题或危机时,都会诘问:地球的出路在哪里?找不到答案的人们,纷纷归依了宗教。这并不是说宗教有多么伟大,而是人类,早已软弱到了只相信一切具有麻醉性的思想了。我们的四肢,套在科技的绳索里,挣脱不出来,也不愿挣脱出来。甚至我们的感觉器官所发出的感觉信息,也不再那么清澈了,比如恋人之间的思念,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同步的表达出来,没有时间的拖延,没有空间的间隔,月光也只是诗歌里的一种意象符号而已。

井蛙:

    “那么人类会因为动物毁灭而停止自己的发展么?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想,你需要在自然学上下点功夫。比如,非常简单地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链”等等。而且,不是科技破坏了生存的规则,相反,是不科技的想法和做法破坏了生存的规则,比如泼硫酸不是科学的。比如乱砍伐木不是科学的。毁灭,都来自于对生命的蔑视。首先,建动物园,我不反对你用宗教或者诗歌的说法是“囚禁”。与建立监狱一样具有等同意义吗?如果是,我也不反对你的说法。但是,动物园和监狱的原初目的不是杀生,而是救生。就像宗教式的面壁。孤独一人,面壁思过,与监狱有区别吗?当然,动物园也许不是给动物们面壁思过,但也不是你所说的都是用来囚禁动物的自由。动物,因为频临绝种,需要动物学家在动物园里研究接种或者其他科学实验的场所。那是在拯救自然,他们如此伟大地把一切生命等同价值起来,他们在挽救生命,这是科学的宗教。如果,你认为动物园只是给游人赏玩的话,说明你对科学这词汇的理解实在不够度数。

    但是,你忘了还是没认识到,人类的科技从来都在发展之中继续前进的。青铜时代之前,没有青铜,没有鼎,没有酒杯,没有农具。今天,你只是在做着没有意义的回到猿猴时代的梦想罢了。但是,对于诗人,没有大害。

    地球的出路在哪里?既然宗教是救世的,从精神层面说,地球的出路就在于懂得生命平等的意识。而不是你可以拿着硫酸随便去泼老虎、狮子或者是狗。不管基于什么动机都是错的。从科学层面说,科学地研究科学以及运用科学,这就是科学的出路。

    诗人,总是在历史的线条上跳舞,而不是去度量线条与空间所构成的角度。虽然,我也是诗人,但我尊重空间以及空间感。

 

《自由写作》首发

 

邵建:《诗经》是不是也低俗

周末和朋友茶聊,话题不断游移。其间说及文化部最近正在整治低俗,一位朋友张口便道:什么叫低俗。本来不成问题的,此刻成了问题。即使在这个小范围内,我想,对低俗的确定,恐怕都未必能达成一致;何况这项整治,将是广及整个社会。从报道上看,重庆作为试点,各个歌城都装上了统一的“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这个系统有让点歌单上的歌曲点不开的功能,因为它把它所认为的低俗曲目给删了。

今天的删歌不禁让我想到遥远古代的删诗。在丰富而又多元的文化面前,我们自古就有一种删节传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亦称“诗三百”,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首,它们全部来自由黄河流域贯穿起来的北中国。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但,那么大的幅员、那么长的时间,流传下来的诗歌何以只有305首,原来大量的采诗都被官府删掉了。据司马迁《史记》:“古者《诗》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结果,以礼义标准取舍,再去掉重复的,就剩下305首——所谓“三百五篇孔子弦歌之”。从三千首缩水到三百首,被删掉的曲目居然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也就是说,近三千首民歌就这样在历史的上游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文化资产的损失。你说孔子是文化功臣,还是杀手。当然,后人多有不认同孔子删诗者;但,不是孔子,便是他人,官府删诗这件事却是肯定的。删诗者带着“发乎情,止乎礼”的有色眼镜,一旦发现民歌中被认为不合礼的靡靡之音,即低俗,即删去。这可是屠杀文化生灵的权力啊,我为我们从来就没见过的那些民歌悼。

什么是低俗,无论古今,大抵都与人的情与性有关。人吃五谷杂粮,本来就一俗物。因此就人的情性而言,难免有其低俗一面。这一面表现在诗歌或歌曲这样的文化类型中,如果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因其与教化无关,理当禁止。尽管《诗三百》的删节者们删去了未必不更是精品的三千首,但我依然要感谢他们的宽容。他们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在今天这些删歌者眼里未必不是低俗的歌曲,这就是十五国风。《诗经》在今天已成经典,但其中最大量的情歌却保留在十五国风中。和后面的“雅”相比,尤其是与当时可以作为“红歌”的“颂”相比,风是低俗的,但正是它远超雅颂,赢得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垂青,显示了一种永恒的生命力。然而,让人感到有惊无险的是,这些情歌让后来的某些文化大人感到低俗、感到不安、感到难耐,以至想要踵武当年孔子(?)的作业,对这残存的305首再施斧钺、再加删削。

明清时有过这样一个对子,上联是“眼珠(朱)子,鼻孔子,朱子却在孔子上”,是说一位先生看见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不服气出了上联来考他。但,学生不卑不亢,对出的下联是“眉先生,须后生,后生却比先生长”。宋代的朱熹在孔子之后,并把孔子的儒学推进为理学,是为一代大师。他当然不在孔子之上,但对诗经中的风诗,朱熹的态度还真的是“后生却比先生长”。这位重天理轻人欲的理学家,本能地容不得十五国风中的情歌。据我以前看过的一则材料,朱熹甚至要把十五国风变成十三国风,即把其中的郑风和卫风悉数删去。当然,这项计划最终流产;当然,该材料本身也许是对朱熹的讹误。但,无风不浪,至少朱熹对郑卫之风的反感让人错愕。自汉儒以来,郑卫两风历遭诟病,所谓“桑间濮上”不仅成了靡靡之音的代称,汉儒还指它为“亡国之音”。本来,桑间乃卫国一地名,在濮水之上;因遍植桑树,春夏间为男女幽会之所。然而,这样的情事、这样的音乐,持戒不甚严的孔子及原始儒家,尚能容忍;汉儒却要骂街了;到了朱熹,即便未删,骂声却也更加凌厉。“郑卫之乐,皆为淫声”,颇喜剧的是,朱熹对郑卫两风,还有个男权主义的区别。他痛恨郑风远超卫风,因为“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朱老夫子够“封建”,男女相悦,何以女子主动便为“惑”。

从孔儒而汉儒而宋儒,一路而下,我们的文化气度越来越褊狭;相应地,低俗的尺度也越来越严峻。如果风即淫,断逃不脱孔子法眼,何劳后人来詈骂。其实,读遍郑卫,非但看不出任何淫,连低俗都谈不上,无一不是明朗而健康的情歌。然而,从低俗到淫秽,伴随这个清洁过程的,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它的拿手好戏便是“删”,就像印刷《金瓶梅》,还要注上这里删去多少字。我们今天的删歌,不幸走得正是这“政教合一”的老路。如果说连朱熹这样的大儒都有他的价值偏差,那我更不敢恭维今天那些主张删歌的文化官员们。这里不妨出一道题来考考他们:这是卡拉OK的一个包间,一个女子对着一个男子唱:你要是想我啊,你就撩起下衣过河来。你要是不想我的话,难道我就没有其他人。啊,你个小狂童,看你狂得那个样(用兰花指虚点男子额头科)。很明显,这样的内容迹近调情或挑逗。不过我要讨教官员的是,这个曲子低俗不低俗。如果不低俗,不若干脆取消那个本来就多余的删歌系统。但,如果你删了,我要告你,你删的不是低俗是经典。它来自《诗经·郑风》中的“搴裳”。怕文化官员们忙着没看懂,我上面给它白话了。

附:《诗经·郑风·搴裳》之上节:子惠思我,搴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苏晓康:帝国饥渴症

八九年到零九年,二十年风水轮流转,“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正式成为一言九鼎的大国。

它甚至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号:“中华帝国”?显得老旧了;“新中国帝国”?不伦不类;它当然不会自称“共产帝国”。这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了。一百多年试练得惨绝人寰的共产体制,连同其龙头老大苏联帝国,好不容易被得天独厚的美帝国主义“拼经济”拼垮掉,却侥幸地留下其老二中共,走了另外一条“对外开放”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捞特捞走投无路的西方资本,依旧用它那一套在苏俄一败涂地的“国家操控”经济体制,却居然绝处逢生,于是也可以跟美帝国主义“拼经济”,几乎把它拼垮掉——美国就算没崩溃,也陷入了一蹶不振的萧条。这才诞生了一个“新帝国”。回眸一看,你就知道,西方左派编造的那个所谓“全球化”,已经泡沫化了。今天世界上谁说了算?中国和美国。

人类有进步吗?“进步”(progress)这个概念,据说来自法国,是启蒙主义历史观的一种,它预设一个终极目标,说人类社会朝此目标分阶段直线前进,如今大家都知道那是天真、不成立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正在被崛起、暴发的中共所印证:人类社会并不一定从社会主义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它也可以倒过来走——从贫穷的社会主义走向腐败而暴富的原始资本主义;而且,东方的一个老旧帝国,也不一定非要经过意大利式“文艺复兴”的洗礼,才能“现代化”并富强,它在精神废墟上,也照样崛起。富强、崛起,乃至称霸,是所谓“东亚病夫”的百年夙愿。为此目标,这个民族不仅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而且豁出了几千年的传统、整个文明底线、悠久的道德资源、几代人的精神升华。

比较有趣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曾是一个帝国——毛泽东何等威风?“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激荡风雷激”,市井里的“红卫兵”语言则是:“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但如此气魄,却要屈居苏联之下,缺乏“两弹”的缘故。这也是毛泽东要“反修防修”和发表批苏修之《九评》的原委。中国人当“帝国臣民”有瘾,总也当不够,没准是毛泽东时代“惯”的——连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都曾受到毛主席的大力声援,难怪奥巴马今日要把老毛请进白宫坐到圣诞树上去,这与拳王泰森把毛像刺青在脸颊上,是否源于同一文化背景,待考。

中华彼帝国与此帝国的不同,在于跟美帝的关系:从“买船就是卖国”的独立自主,到提供廉价必需品使美国生活水平提高百分之五到十的“对外开放”,两种相反的路线,出自同一个政权,却又跟什么“爱国”、“卖国”、“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无关;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老百姓为了“独立自主”而挨饿受穷,跟为了“改革开放”而被剥削被压榨,结果都是一样。不过,中国人对老毛穷折腾的忍受度,远远高于眼下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政权,即使如今“国进民退”,也不至于比六零年“人相食”那会儿惨,大伙儿却一个劲儿地怀念大救星,这是为什么?也许先前那个“毛帝国”,毕竟是“人民帝国”——类比“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很相宜吗?而后来“崛起”的这一个,不管叫什么,“邓帝国”/“江帝国”/“胡帝国”,它在“人民”的反面,是无疑的。

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帝国,大概很难叫十几亿人心满意足,甚至百分之零点几的富豪们也不会对这个“帝国”的头衔感兴趣,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那个“帝国”。所以彼帝国与此帝国的区别,又在于“帝国”与“臣民”的关系:主人翁还是廉价劳力?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大家何尝不是“廉价劳力”?廉价得恐怕更贱,但有一顶“主人翁”的桂冠,“精神”上就找补回来了,也毕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主席还把外国人送他的一粒芒果转送给大家,江泽民胡锦涛却只会给咱发下岗费。看来,这廉价劳力叫谁使唤了,是一个原则问题。这里有两点区别:我们的血汗钱供伟大领袖挥霍,哪怕他盖再多的行宫,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拿去卖给外国人,例如供应美国人,我们是不答应的!还有一层,中国的财富可由伟大领袖任意支配,但是分派给各式各样的太子党、权贵阶层,就是把“全民所有制”篡改成“权贵资本主义”,那才是地道的中国“颜色革命”呢。

彼帝国与此帝国还有一点区别,是中心与边陲的关系。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是留给他的继承者的一块“合法性处女地”,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统一大业”之故,并以“回收香港”为其一生最大满足,而他又留下一块“处女地”给继承者,那便是台湾。江泽民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二十年,经营“世界工厂”为西方供货,挽救江山并打造出一个“盛世”,却终究饮恨台湾,“统一大业”只沦为隔岸“导弹”威胁,寸功未获。轮到胡锦涛,白白地拣了奥运和阅兵两个便宜,可以暗自庆幸,不料西藏和新疆都出了大事,从此边陲不靖,而海峡那边,蓝绿尽管争夺江山,却不会叫你红色染指,此含义在于,“中华帝国”二度出世,还是一个裂土的帝国,于是追逐“统一大业”,将成为帝国继承者永远的渴望。

彼帝国与此帝国的穷富,在天壤之间,却意义不大。再往前二十年,即六九年到八九年,中国封闭折腾,几近崩溃,可它只要一开放,便能起死回生,转眼就繁荣。但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必须高度统一、僵硬稳定,不容任何起码的个人、多元的选择,由此也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监督机制,只任凭对财富的巧取豪夺,和社会恶行的肆无忌惮。贫穷和被欺凌的人们,无法在这个社会里找到公正和改善的渠道;现成机制中没有功能可以抑恶扬善;堕落而不是向善,成为个人成功的途径。演艺界明星们,铆足了劲粉饰、颂扬这个“虎狼”社会,却是自己先去当了外国人的;而异议分子要么待在“里头”,要么也到“外头”去,甚至叫你“人间蒸发”。

民主制度相对而言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实际操作几无可能,于是尝试从高端来修改中国的政治运作,成为一种聪明和机灵,从呼唤“中国的萨哈罗夫”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从期盼国际社会的人权谴责到“诺贝尔和平奖”;但高层革新人物的侥幸生成,又须臾为民间的街头抗议所夭折;民间抗议则从初始的嘉年华会,稀里糊涂地演到落幕时的血肉横飞,又代之以二十年的万马齐喑。民间再无“社会”,即便是信基督、转法轮,人群只要在“党外”聚众,就是围攻“中南海”,必须剿灭;而无数的良民百姓,唯有循着那条再也没有“清官”的上访之路去伸冤,等到碰了南墙,才从别人嘴里听到“人权”这个新词。于是,在同样的精神废墟上,以及在恶法的笼罩之下,中国人要从零出发,去争取全部。

亚细亚那个哭泣的孤儿,要当霸主了。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一个新帝国,是与“后美国时代”同时诞生的,其间充满着“猫腻儿”——美国要靠中国继续购买它的债券活下去,这虽然不至于危言耸听到了北京掐住华盛顿的咽喉,但至少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俱荣俱损,北京政权不能崩溃,很可能变成一种“美国利益”;世界虽不会重演美苏“冷战”的旧戏,但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霸主登台后,最伤脑筋的还是那位老霸主,如北京把北韩、古巴两个“共产小孤儿”先领养起来,就叫华盛顿吃苍蝇般恶心;它也不再跟你玩“全球化”游戏,而要领军“金砖四国”,如这次哥本哈根的出手,叫板你们老牌帝国主义;别忘了,中国是有“第三世界盟主”资格的,也有关心“全世界水深火热”的传统,那是毛主席留下的一份遗产。至于说到西方跟伊斯兰的“文明冲突”,那就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主要是遭逢了很差的世界大势,西方帝国主义想瓜分我们,而东邻日本又捷足先登,加上满清积弱,错一步、步步错;这一次则完全不同,西方无暇东顾,中国又在一个强势集权、硕果仅存的列宁式政党手里,则它不想崛起都难。

说起中国修成“超强”正果,却还想订正一点,即近几年人们争说中共将成纳粹,另一个法西斯强权,其实那种可能性不存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忽然都忘了鲁迅,以及他所刻画的中国民族性,阿Q也好、“看客”也好,那都与日耳曼人,有天差地别,还不要说“东亚病夫”又被“全能主义”修理过半个世纪,连盲从的坚定性都没有,充其量就是耍流氓,而这个民族被一个光棍式的边缘人集团绑架,顶多是把流氓耍到国际上去罢了。说到底,让中国健康起来,第一步是要讲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什么矫情的“民族自尊心”。

张耀杰:高素质县委书记该如何监管

2009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王伯祥先进事迹报告团时强调,要着力造就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新华网,2009年12月31日)

2009年初,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4月,中组部一系列文件指向解决县级区域内重大社会矛盾及事件、县委书记腐败、任期不稳等问题。4月12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培训监督等重大调整。

另据12月29日《大河报》报道,2006年河南省县级党委换届以来,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其中9名是在县委书记任上被查处,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被查处。这些人的犯罪行为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收受贿赂,二是在建设工程、企业转制中以权谋私。鉴于这种情况,河南省委组织部表示,要把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列为2010年组织工作重点,重点管理、重点教育、重点培养、重点监督。

县委书记违法犯罪并不是河南特有的现象,而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事实。他们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权力太小和素质太低,而是恰恰相反。河南查处的22名县委书记,能够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收受贿赂并且在建设工程、企业转制中以权谋私,足以证明他们的素质或者说是政治智慧不是太低而是太高。当高素质的县委书记大权在握、缺乏监管的时候,更有可能出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权力失控现象。

郡县制作为行政区划制度,定型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商鞅变法时期。中国社会在长达2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县级政权为整个国家的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单元,“郡县治,天下治”,一直被奉为国家治理的政治宝典。用孙中山的话说:“事之最切于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

孙中山关于现代中国的制度性构想,从一开始就是以县政约法与县域自治为切入点的。1905年同盟会刚刚成立不久,汪精卫就以《民族的国民》为标题,记录了孙中山关于县政约法与县域自治的谈话:

“察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定此关系厥为约法。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军兵专权,复秉政权。譬如既定一县,则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军政府发命令组织地方行政官厅,遣吏治之;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其议会非遽若今共和国之议会也,第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是其重职。他日既定乙县,则甲县与之相联,而共守约法;复定丙县,则甲、乙县又与丙县相联,而共守约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国民而背约法,则军政府可以强制;使军政府而背约法,则所得之地咸相联合,不负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利。……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

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孙中山所设想的县政约法及县域自治并不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但是,他所关注的确权、限权的约法原理,在现代社会却具有普适性的生命力。随着扩权强县政策的逐步推行,如何针对大权在握的高素质县委书记实施制度性的确权限权,已经成为不容迥避的政治课题。

以河南省为例,被查处的22名县委书记在没有出事之前,一直是组织部门关心爱护的高素质对象。要不然,他们是不可能走上这样一个专门管人却少有人管以至于贪污腐败、权力失控的重要岗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组织部门关心爱护这些县委书记的同时,有没有相对独立于组织部门之外的既正大光明又坚强有力的制度性监管机制。借用毕文章写在《如何遏制县委书记腐败》一文中的话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官员选拔官员、官员监督官员的机制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左手’如何能选拔‘右手’呢?‘左手’如何监督‘右手’呢?只有群众选拔官员、监督官员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新华报业网,12月30日)

在笔者看来,假如现在的县级人民代表会能够像孙中山所设想、所希望的那样,承担起与上级政权约定权利义务、划定权力边界的责任,进而依据为县委书记开出的具体明确的“权力清单”,针对上级选派的高素质的县委书记实施切实可行的民主监督与立法监管;假如县级法院和检察院能够归上级单位垂直管理,从而相对独立于县级政权;一部分县委书记所面临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的权力失控局面,就有可能得到行之有效的纠正与改善。换言之,要想对县委书记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从严监管,就需要把上级任命与县级人大与县级法院和检察院相对独立的依法监督,以及公共媒体相对独立的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公开透明的权力监管体系。

生活在县域社区的人口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0%左右,县级行政区划酝酿变革和突破,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因此,为了实现县域社会的和谐发展,扩权强县的权力配置需要与确权、限权的制度性建设配套实施。只有随着现代县政制度循序渐进的改革完善,整个中国社会均衡和谐的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得到确实保障。

杨建利:《零八宪章》与公共政治话语体系

任何社会化人群都避免不了政治生活,因为社会化人群必然面临着公共事务,需要处理公共事务。然而参与政治生活的人们,需要在共同的政治生活中进行公开交流和对话,因此需要拥有某种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以使得这种交流和对话成为可能。一个被普遍自然使用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蕴含了人群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或者潜规则,话语内容和方式甚至规划了这个人群的政治行为、伦理和道德。话语还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使有时这个话语体系中的某些语言表面的意思与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蕴含的意思很不相同,但是不需要任何翻译,这个人群的成员也基本都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一个部落、一个宗教团体、甚至一个黑社会都有自己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一个国家——人类迄今为止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自足政治单元——更是如此。

然而,在一个拥有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国家里,它的不同成员、不同阶层之间并不见得可以在这个话语体系里进行平等真实的交流,这个话语体系所蕴含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也不见得会成为这个国家合理的公正的公共政治生活的依据,甚至还会发生着这样的状况,一个国家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成为当权者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削的帮手,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虚假性甚至会成为社会整体道德堕落的催化剂和遮羞布。在当今中国,一方面,当局所修修补补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继续作为警察国家的捉襟见肘的制服,为政治迫害、经济掠夺提供官衣,给道德堕落充当遮羞布,另一方面,官方极力维护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除了上述功能以外,已别无用处。事实上,目前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可供人们进行交流,更不用说进行平等的交流、充分的交流、真实的交流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一国之内有好几个“中国”,同一国度里,语言不能自足,不同的“中国”之间不能对话。

在波兰共产党一党专政时期,身处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波兰”。他讲这句话首先是要揭示当时的波兰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不存在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假如波兰的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不能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进行有效对话,假如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不能构建起来的话,那么波兰将永无前途。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开展公民运动,创办“非法的”公民论坛,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说,他们就是要用正当的言语和行动去建立一个“公共语言”来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

同样,我们只有一个中国。被虚假暴戾堕落的政治撕裂的中国各组成部分藕断丝连,“不同的中国”之间迟早要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进行对话和交流,不然中国将会继续在虚假暴戾堕落中恶性循环。然而,对话和交流必须是平等真实和有效的,暴力强加的旧话语体系以及以暴力试图构建的新话语体系都不能实现平等真实有效的对话和交流,都不能把中国从恶性循环中一步一步解救出来。当下严酷的事实是,中国不仅处于集体失忆中,而且还处于集体失语中,《零八宪章》正是一次在中国构建可以进行公开、平等、真实、有效对话和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以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中国”的伟大尝试。

事实上,任何一个异议活动、任何一次公民抗争行动、任何一段自由的言说、任何一项对专制权威的批评、任何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进步尝试,换句话说,任何一项民主运动的基本内容,都是逐步构建一个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努力,都起到了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公正••••••等基本词汇逐渐铸造在人们的话语中的功效。《零八宪章》是对中共统治中国以来所有相关努力的一次总结,是一次初级综合性构建的举动,因此可以说:《零八宪章》是在中国全面构建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开始。

当然,从集体失语到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自由言说、平等有效真实的交流,这个过程是异常艰难的,不是一纸宪章可以完成的再生过程,它将是集体“立功、立言、立德”的伟业,很多个人可能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这个过程的社会成本,我们有必要基于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所需要的公共话语体系应该具有的基本性质做一个理性的梳理。虽然这种梳理不能像设计一个科学系统那样严密,但是类似的基本的逻辑是不能违背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对话和交流的话语体系应该起码具备如下性质:

公共性

我们需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必须具有公共性,也就是说它不能是一个黑社会的私家黑话,不能是一个信仰团体的宗教语言,它必须是整个社会都能理解和使用,同时是可以在处理超越所有特殊类别群体(文化、经济、氏族、宗教等)的公共事务中使用的公共话语体系。

公共性是公开有效交流的前提。

自洽性

我们需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言语之间不能有根本的冲突和逻辑矛盾,不能出现类似于中共在中国建政后所制造的政治话语中的那些矛盾,比如说,中共党章誓言消灭私有制,但是序言里宣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宪法却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在一个不自洽的逻辑系统中,任何命题都可能是正确的。同样,在一个不自洽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中,当权者犯下了完全相反的错误和罪行——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到成为最大的私有财产拥有者,而它在做所有这些的事情的时候都被其政治话语言说为是“正确的”。

自洽性是真实交流的前提。

3、自然接受性

一个人们可以进行平等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不能是任何一个政治力量用政治强力甚至暴力强加的,而应该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各阶层之间的互动中自然形成、被社会自然接受的。它是自由人的话语体系,它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话语体系。中共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强加给整个社会,把每个人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思想的政治人。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相近类比,以看清这种危害:假如一个黑社会将自己的话语体系强加给社会,那么黑社会的规则就成为整个社会的规则,黑社会的老大就成为人们口中的人民的领袖,整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在虚假暴戾和道德败坏中恶性循环。

自然接受性是自由平等交流的前提。

4、低成本性

我们需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要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交流成本尽可能小,为此,它的的语言不能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需要翻译,它的语言也不能蕴含着潜规则。高成本的交流使有效真实交流成为不可能。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交易成本,说的是人们在进行交易中所付的与交易内容本身不直接有关的成本。比如说,由于人们互相不信任,在许多交易中需要签约和监督执行,而且还要为违约准备惩罚机制,所有这些付出都成为交易成本的构成部分。交易成本常常是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的障碍。而我们中国
人由于不能真实交流整个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无可疑问,它是个体和社会潜能不能正常发挥的重要阻碍之一。

5、动态自证性

我们需要的公共话语体系必须具有动态自证性,也就是说人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政治行为尤其是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应该可以通过这个话语体系的语言和语法进行叙述证明推理出来,而且这种叙述推理证明过程不应是一次性的、静态的,而应该是连续性动态的。比如说,“无产阶级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套语言对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叙述证明充其量只是一次性的,一旦获得政权,这套政治话语体系就不再具有自证性,就出现了拉基斯的“新阶级”,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挑战,于是,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只能装进枪筒里“言说”。

6、角色“面纱”性

我们需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中,不能预先假设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政治学说和党派、任何姓氏家族部落、任何阶级、任何族群的政治角色,不能有国教、政教合一和君权神授,不能有“哲学王”,不能有家天下和党天下,不能有“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能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借用罗尔斯《正义论》中的词汇,我们可以把这个性质叫做角色“面纱”性。罗尔斯认为参与制定社会规则(宪法、法律、法规等)的人应该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规则下的角色——比如说制定监狱规则的人不知道自己未来是狱卒还是犯人——未来角色有一层面纱罩着,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保证这个规则的公正性。

7、中立性
与角色“面纱”性直接相关的是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中立性,中立性是说不仅任何个人和群体没有预设的政治地位,而且我们所需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应该使任何个人和群体为自己信仰和利益进行自由表达、论述和辩护成为可能,使得任何个人和群体挑战任何其他个人和群体——尤其是执政群体——的政治行为的合法性成为可能。角色“面纱”性和中立性是人们可以进行平等对话交流的根本。

8、可发展性

一个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不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应该永远处在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它不是“绝对真理”的话语体系,它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它必须使逻辑推理对其检验、挑战和修正成为可能,它必须使人类社会的新形势对其挑战、修正和发展成为可能。它必须具有随时对所有理性正义(rational justice)和经验正义(empirical justice)开放并接纳吸收的能力。

9、动态完备性

与可发展性直接有关的是动态完备性。一个逻辑系统的完备性是指这个逻辑系统里的真理都可以由这个系统的基本假设逻辑推导出来。我们当然不是要求这个等级的完备性,不然我们就会走进“绝对真理”的体系中了。这里所讲的一个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动态完备性是指社会中的任何公共议题都可以在这个话语体系里进行表达、论证和试图解答,当面对某一议题时,这个话语体系可能一时不够充分,但是它的可发展性使得它进行必要的补足而变得充分成为可能。

10、文明普世性

人类政治文明的血液随着互联网流淌到全球的任何一个肌体细胞,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社区甚至国家概念,塑造着人和社会的新的政治性格,构建着人们的普世政治话语体系。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治语言和另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治语言必须也是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必须具有文明普世性,不然我们的话语本身将会使我们自外于文明世界。而这个普世性的根本来源就是人性的共通性。

以上对一个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应该具有的性质的罗列带有相当理想化的色彩,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但是,任何理论的规划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色彩,它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朝向理想的努力是向上提升的力量,使人类不断完善,我坚信,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如果远离这些理想甚至走向与这些理想相反的方向,它只能将被修正甚至抛弃。

专制体制的瓦解常常首先表现为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肢解,起初专制者对此感到恐慌,后来他们发现处于集体失语状态的社会利于专制统治,他们便为此窃喜,因为这和腐败治国的做法一脉相承。在中国, 专制体制的消亡和民主体制的建立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构建新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处于集体失语中的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集体使命,而《零八宪章》为此开了新局。虽然,它的内容本身尚有不完备和需要修正补充之处,比如说它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经验正义的语言成分等等,但是,它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政治语言需求,体现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精神共识,因此,它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终究要在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国内一起生活,终究要有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参加的共同政治生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公开、平等、有效、真实对话和交流的话语体系,在这方面,《零八宪章》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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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来自彼岸的情书

于是我铺上冬天,
迎接那似乎
曾经敲响过的钟声。
在那些关于轮回
残存的印象里。
白昼啊!
我带你徐徐变长。

要是现在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愿意活到五十岁。我一无所有,届时必将因为多年的困顿而病入膏肓。现在我还年轻,靠充沛的精力和体能扛过一次次的打击。待到年老体衰,某次突如其来的变故足以将我送进医院,那种情况一旦发生,其结局将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干瞪眼看着自己毫无指望地受折磨。这完全不是在危言耸听,在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身上,此等悲剧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上演着。因此于我而言,过了五十岁,生存将失去意义,除了给亲友增添负担之外。按五十年阳寿来计算,我还有十八年活头,必须抓住这十八年,让自己充实些,以便到了那时,好对自己来到这世上并走了半个世纪有个交代。

假如你认为这调子太悲,那么你错了,我是个乐天派。当我又一次结束监视居住,政治警察们问:“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干反革命,然后等死。”政治警察诧异:“年纪轻轻,怎么如此悲观,说什么死不死的?”我只好告诉他:“死有什么好悲观的?人人都得死,如果你不怕死,那么就不会觉得悲观。”一个乐天派,就是乐观豁达地去生,然后乐观豁达地去死。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叶赛宁诗曰:“死了不是新鲜事,活着更不新鲜。”

从我的窗外望出去,除了北方萧瑟的冬天,几乎再没有什么令人心动之物。我爱这北国冬天的夜晚,仿佛就连那闪烁的星辰都已经上冻。你可以听着寒风拖拽窗缝的呼啸声,默默地陷入思念。这时你会深深地明白,天涯海角这个词儿,并不是一种诗人的癔病,它是那么真切。当然,这真切的前提或许是因为你的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本就是缘于你的存在。

说起癔病,我时常怀疑自己。因此我向一位当精神科医生的朋友请教,我告诉他,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无论是外在的事物环境,还是内在的心理感受,就在那一刻,仿佛曾经在哪里发生过。他告诉我,在心理学上,这叫“似曾相识”感,医学上认为它与癔症有关,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启示。我的这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自己更加倾向于后者。如果是后者,我会觉得这很美,仿佛是往生某个瞬间的浮现,或者造化的主人在向我暗示着什么。但是我更疑心这是因为前者,我在发癔病,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算良好。

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癔病,如果那真是癔病的话。尤其是,在寒冬的深夜里向窗外眺望,四下里早悄无声息,让思绪越过霜冻的树林、原野和河面上的冰盖,远处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朝着我的方向驶来,车灯在深夜里变幻着。那一刻仿佛无数次地见过,从儿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往生一直通往来世。那是你的汽车,我相信,至少在它还没有脱离我的视线之前。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身处哪个时代,甚至忘了自己究竟是谁?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愿意相信你就在那车里。而我,是五七干校学习班里的一个改造对象;或者是一个兵,不久就要开拔去和日本人打仗,然后把命送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铁甲车轮子下;要么,一个穷苦的音乐家,明知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够得上贝多芬的万一,却仍旧想要当个贝多芬。窗户里头是什么,并不重要,无论它是五七干校的宿舍,还是碉堡,或者一个从二房东处磨破头皮得来的蜗居。重要的是,窗外的黑夜里,一切都已上冻,除了那双向我驶来的车灯,仍旧象你的目光一样热烈。

我耳边时常有两个声音在同一瞬间出现。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离你近一些,再近一些。这是我真实的自我,我多么希望,藉着这寒冷的星光,瞬间来到你的身边。然而另一个声音却说,让我远离你,越远越好。那是除了真实自我之外的一切,它们象一对怪胎,每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另一个亦同时出现,并且强度相当。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可我知道自己发起了癔病。

我的幸福来源于我坚信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并非自吹自擂,我们的国家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个体身上所承载的价值。因此你,亦早已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自打你我托生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便已成定局。只要和我的反革命朋友们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自小就梦寐以求的彼岸。那种相互之间素昧平生便可以以手足相待的情谊,只有当和反革命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享受得到。因为在反革命之间,只有相互说真话才能得到好处,相互说谎只会坑了自己;只有相互帮忙才是有益的,相互拆台你什么也捞不到。这里头的生存原则,完全与茫茫尘世绝然相反,我爱这种生活。我离不开他们,三天见不着他们,我就浑身发痒。当然,想要得到极致的美好,就必须付出与之相配的代价,什么也不愿承担而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是以尽管我的世界被政治这只大手搅成烂泥,我也愿意往烂泥坑里跳。

作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我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且小小年纪就见识了无数妻离子散之后剩下一个凄凉晚景的哀伤,并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但这并不等于因此就有权力放弃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你可以谴责我过于热衷于政治,那是因为你也许并不了解我。我对政治压根也不感兴趣,甚至极度地厌恶它。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厌恶,才让自己成了一名反革命。党用行动告诉我:你不能拒绝政治,更不能厌恶政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必须拥护党的每一个政治决定,无论它们是否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厌恶政治就是不跟党走,是政治错误,是反革命。即便你出家当了和尚或者修道士,党依然不会放过你,会要求你不断地站出来坚决反对法轮功或者达赖喇嘛;要求你遵从科学发展观破除迷信,或者遵守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你从圣经、佛经或是古兰经里找到证据去论证和谐社会之伟大,并承认和谐社会高于你所信仰的圣经、佛经或古兰经。党把持着与政治相关一切事务的发言权,所以象我这样一个一提起政治就头大如斗的人来说,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的话,自然要和党唱反调。因为我相信,政治这个东西,它的正确性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来说了算,更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拿着枪杆子来逼着人说了算,它应该由全社会每一个个体来说了算。我知道我是对的,尽管我并不热衷于当个社会活动家,但我从小被教育说要讲真话,我不能对不起生养我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对的,其中包括不少党员甚至那些直接负责控制我的镇压机构的人,只要他们把从党那弄来的那张皮一扔,他们会变得和我一样。

这种幸福是党强加给我的,我偶然间公开说了些许真话,被党当成一个反革命分子,然后享受到了当反革命的乐趣: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的生活。于是从此我乐于说真话,在这个反革命的泥潭里乐此不疲。

但是还有另一种幸福,那是我想要的,多年以来。那就是你,我相信我们在灵魂深处是同一类人。如果没有反革命这顶帽子,我自信完全有能力与你共同编织一出幸福圆满的人生。我愿
意将我最美的诗篇全都留给你,虽然它们是否美,并不由我说了算。遗憾的是,我已经烙上了反革命的烙印,当我看到人世间的诸多不公,那不可遏抑的情感就会涌上心头,哪怕我无能为力,我也要站在公义的一边。甚至想要逃避它都无处可逃,因为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满了虚伪和不公。有人说:你不要去,想想你的父母亲人,你去就是害了他们。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践踏公义和良知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迫害我的人?反倒是认为我在祸害自己的亲人?

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因此,我在你面前表现得犹豫不决。我告诉自己:你应该更主动些,因为你的情感发自肺腑。但是我每次向你靠近一步,就感到自己将祸水向你引来。于是,我又退后两步,然后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向你靠近,然后又情不自禁地退却……

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离你已经很远。那一天大雪纷飞,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向前走,我想去看一位名叫王连喜的人。你应该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精神失常了,是位六四“暴徒”,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蹲了十九年的大牢。那时我是多么迫切想去看他,他没有任何一个亲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没有供暖。我想哪怕是去陪他几个钟头,给他买几个鸡蛋。我没有能力去治好他的病,也没有能力为他联系到得力的帮助,但是我想,陪他一会总是可以做到,哪怕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一切都如同远在天边,包括那些落进领口的雪。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想你。

那路旁的雪积得很厚,越是人迹喧闹的地方,雪就越肮脏;越是人迹罕至之处,就越洁净。就象是一场千年前就已注定的命运,只是当它还为发生之时,谁也不知道那注定的道路究竟通往何方。假如你就在这个城市,我一定不顾一切前来找你。我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更不三心二意,我会是一个好郎君。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王连喜,在大雪天里,为他送去一壶我们亲手煮的羊肉汤。

那就是我的彼岸,现在,我还在河中徘徊。

也许这并不是癔病,这不过是个古老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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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砾:诗三首(狱中旧稿)

诗三首(狱中旧稿)

沙砾

我在狱中16年3个月,匆匆写了很多急就章,可惜大多被警察抄走了。这是写在秦城监狱(1992年6月—1992年9月)的三首诗,整理出来以飨同好。——2009年11月26日于北京。

1.燃烧的心

大海的东边,一片黑暗
赶海的人们,焦急不安
千万双眼睛久久凝视
久违的太阳却不露面

黑暗剥夺了爱情
也吞噬了勇敢
愤怒变成了抱怨
牢骚变成了乡愿
恐惧变成了习惯
苟且变成了遗传
人类与黑暗
陷入了恶性循环

赶海的人们时聚时散
岸上的人群越聚越满
一个个都在黑暗中屏息等待
不知熬过了多长时间

二天, 有个男子汉高声叫喊
“朋友们,与其无望地等待
不如我们自己现在就干!
我们每个人的心
都是明灯一盏
千万盏灯聚集起来
就比太阳还要灿烂!”
他毅然掏出自己的心
闪闪发光,如火炬点燃
他把心庄严地举过头顶
迈开大步,走向大海中间

“光!”“光!”
海边发出一阵阵惊叹
一把火炬映红了千万张脸
一颗心点燃了千万盏灯
千万颗发光的心掏出来了
千万把火炬射出冲天光焰

顿时,大海沸腾了
一轮新的太阳喷薄灿烂
天地间充满了五颜六色的光
生命的风采尽在阳光中展现

在这壮丽辉煌的时刻
人们蓦然看见
自己燃烧的心
都在太阳里面
无限光明
无限温暖

2.刻划

我用指甲在墙上刻划
一道一道,密密麻麻
数数牢中度过的日子
我要把它认真记下

一天一天,就这样熬过
希望失望,纠缠着我
这样的生活挺有意思
不能逃避,也不能超脱

一天要有一天的收获
一天就得一天的耕耘
既然
我是这个世界的见证
那就让我把这一切
都刻进我的心

3.光阴的模样

临近黄昏的午后
有一束神秘的光
冲破树叶的屏障
投影在对面墙上
它幻化出一连串图像
吸引我好奇地端详

它不断地移动、缩小
刹那间竟然奇形怪状
仿佛一连串象形文字
悄悄地诉说人世的悲伧

就在光斑消逝的瞬间
我猛然扑向这神秘的光
它从我的指缝间滑落
一直滑进我震颤的心房

我惊骇而又坦然
清醒而又迷茫
刚刚似有所悟
转而沉入遐想

过去不懂光阴何以似箭
那些日子太忙太忙
简直无暇回顾张望
现在可以慢慢回味
可以仔细端详
这才看清光阴的模样

余  杰: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大国崛起”的中国,现在是三千年历史上最牛的时刻,不仅要“中美共治”,而且要“取美代之”。中国成为超级强国,炎黄之孙本该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可是近日大陆媒体上却连连爆出一桩桩惨案:揭露“钓鱼执法”的青年司机孙中界不惜断指明志,反抗暴力拆迁的成都居民唐福珍点火自焚,上海研究生杨元元不堪生活的重负自杀身亡……看来,“大国崛起”的荣耀与这群中国人是绝缘的。

“大国崛起”之后,“中国制造”也可以一洗“低价劣质”的耻辱了。近日,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登录CNN,显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不可取代的地位。虽然CNN一度被爱国愤青们视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罪魁祸首,网络上“做人不要CNN”的口头禅不胫而走,但敌人的平台也可以拿来宣传我方的思想啊。

其实,最能显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的,不是CNN上的广告,而是中国的钞票和鞋带。“纸币能开手铐,鞋带可以自缢。”这不是武侠小说中的情节,而是十二月十六日,昆明市公安局通报的盗窃嫌疑人邢鲲在昆明市小南派出所离奇身亡的调查结果。这是又一起“躲猫猫”事件吗?

在“大国崛起”的中国,钞票不是钞票,鞋带不是鞋带;钞票是钥匙,鞋带是白绫。

钞票被囚犯用来打开新式手铐。这样的囚犯不该被当作阶下囚,而早该被公安局聘请为特约顾问。尽管生产手铐的厂家信誓旦旦地声明,他们生产的手铐蕴含了多项专利,即便用铁丝无法打开,何况钞票了;但昆明检察院和公安局的权威调查结论却印证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钱是万能的。纸币开手铐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纸币印刷技术的先进性以及纸张材质的出众,中国有资格帮助世界各国承印钞票了。

而鞋带则被囚徒用来自杀。古代皇帝赐臣民自杀,一般是派太监送一匹白绫,那可是质量上乘的御用布匹,你想不死都不行。如今,新中国的鞋带就能替代白绫,果然是和谐社会践行“节俭为本”的原则。在新闻发布会的提问环节,有记者问道:“嫌疑人的体重是多少,两根打结鞋带的承重是多少,打结鞋带能否承受嫌疑人的体重?”检察院技术处副处长梁泓答道:“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后才能给出答复。”有网友说,也别多研究了,当场请梁处长亲自演示一下,就能给出答复了!可我想,也许梁处长心宽体胖,实验结果会有很大误差啊。

有人说,周星驰是香港最有想象力的电影人。在《国产零零漆》当中,星爷扮演的特工拿起一个大哥大来,才发现原来大哥大不是大哥大,而是吹风机;再拿起一只皮鞋来,才发现原来皮鞋不是皮鞋,而是窃听器。如今,与昆明警方的想象力比起来,星爷该甘拜下风了吧?

陈奎德:春寒料峭,公民兀立——2010新年献词

2009寒流

“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历来赋有神秘感。凑巧的是,以“九”结尾的年份,在近代中国,又扮演了某种神秘的转轨角色。其荦荦大者,计有:1909(预备立宪),1919(五四),1949(中共建政),1959(大饥荒),1979(改革开放),1989(六四)。

刚刚过去的2009,如何在中国历史上标记定位?

一言以蔽之,逆转。即,北京以财大气粗的虚骄心态,实施“国进民退”,逆转近30年来大体上的“国退民进”方向, 逆转中国逐步进入世界的进程。

这里的“国进民退”,不仅涵盖经济领域,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全方位“党-国”进逼,全面围堵和压缩民间空间。

其基本背景,是一年多之前自美国呼啸而起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在西方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国经济虽也连带受挫,但由于中国金融业尚未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币也没有自由兑换,是故金融界受创不深;当局以四万亿的国库巨资救市(占经济总量的16.23%,而金融风暴中心的美国的救市金额才不过占经济总量的6.2%,即中国救市款所占比例是美国所占比例的2.6倍!),因此中国经济复苏较快较早,加以中国是美国的债权国,于是,北京当局隐隐然以经济救世主自居,以崛起的暴发户目光睥睨西方,摆出了一副万国来朝的傲慢姿态。

在这一背景下,2009年,一系列倒行逆施接踵而至:

在政治上,犹豫踌躇了一年之后,北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赤裸裸出演“文字狱”,悍然宣判《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和签署者之一刘晓波以十一年重刑,重判郭泉教授,褫夺张博树博士学术职位。六十周年庆典,京畿清场,金戈铁马,穷兵黩武……骄横地向滔滔民意和普世价值发出政治挑衅。正如笔者在一年前创刊时的预言:金融海啸所致的不确定性将带来意识形态论争重起。今天人们已看到,北京当局在苏东波后憋屈韬晦多年之后,自认底气已足,终于扔掉“不争论”的邓氏挡箭牌,大张旗鼓地 批判起了“普世价值”,鼓吹“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掀起了一股新冷战寒流。

在经济上,当局用于救市计划的纳税人巨资,几乎全部投进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流进了房地产业,使过去多年来的国退民进经改方向发生逆转,政府重新掌握了对相当部分经济领域的控制权。本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超剂量政府救济款的强心针刺激下,竟然收购和兼并了不少比它们效益高得多的民营企业。同时,它刺激了超大房地产泡沫疯狂膨胀,暴力拆迁愈演愈烈,导致唐福珍自焚抗争的撼人悲剧。这一系列逆反经济法则的国进民退,虽一时得手,但势将延缓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获得,阻遏中国经济内需的扩张,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

在文化上,北京以扩张软实力为名,亵渎祖宗,以金钱为后盾向世界推销毫无文化含量的所谓“孔子学院”。尤有甚者,把国内惯用的言禁手段公然使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蛮横阻遏主办国邀请拟议中的中国异议作家与会,把共产中国的国家主义“进”到了他国领土上。引来千夫所指,备极羞辱,灰头土脸。在国内文化出版领域则广筑高墙,借助“国进民退”之势,拆散了官方多年骨鲠在喉的胡舒立主持的享有清誉的《财经》杂志,收紧了对出版和互联网的监控。

在法律领域,当局更加远离司法独立,剿灭“公盟”,吊销一批维权律师的营业执照(江天勇、滕彪………等多位律师),开除法学家范亚峰博士公职。。………肆行逆道,企图全盘收编执业律师为国家公务员,在司法界实施国进民退。

在信仰领域,除了一如既往地压制藏传佛教和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外,2009,特别最后三个月,当局全面强力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严厉和野蛮,为30年来所仅见。至为突出者。是对山西临汾教会、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和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这几个大教会的镇压。但在坚韧的信念面前,收效甚微。其中,被驱赶出教堂的教徒,在风雪中露天祈祷崇拜的凄美图景,动人心魄,势将长久定格在人类精神史上。

……………。

博采三家的“崛起”

2009年,诸事种种,戏剧性地呈现出了中国崛起的方向。

这一崛起,不能不引人回溯往事。让我们穿越历史烟尘,倒转时光80年,见识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德苏日三国崛起时的“国进民退”。

当年,也正是西方经济大萧条之时。英美为典范的“西方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甚至嘲笑。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被认为已经过时,不合时代需求了。

于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汹汹而起。当时的主要竞争者有二:1)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含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2)共产主义。

德国一战失败后,全国弥漫着强烈的悲情意识,凡尔赛和约成了德国的国耻,德国人认世界对自己不公,有一种遭迫害的被虐心理;对英法美的行为,极其敏感,常怀敌意,往往过度反应。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利用了这一民族情绪,高扬民族主义,清除了难于集权的联邦因素,废除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夺回被瓜分的领土,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压抑多年的力量,唤醒了这个民族。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方针,是充分调动国家的力量,实行国进民退。一方面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扶植国家工业和其他大型企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剥夺犹太人资本,。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停止“外汇自由”,防止私有财产由本国移到他国,强制卡特尔化——国家扶植超大垄断企业, 淘汰中小私营企业,。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大对外贸易;兴建大型高速公路,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使德国经济欣欣向荣,摆脱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歧视,特别是经过1936年在柏林主办奥运会,洗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国耻。因此,希特勒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他使德国人感到,德国从此站起来了,正在经历辉煌的复兴和伟大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对照英美仍深陷其中的经济萧条,德国堪称盛世。德国(纳粹)模式的优越性,引起不少国家的艳羡。

在政治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后,取缔除纳粹党外的所有政党,立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并完全控制传媒和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取消了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国家主义风行草偃,甚至使一批著名学者如海德格尔等,匍匐于政权之下,成为御用哲学家。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演说中,希特勒声称:“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濒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部得到工作。”

希特勒以德意志的代表自命,封锁言论,焚烧书籍,镇压自由主义,杀害犹太人。  在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希特勒领导的经济强大的第三帝国模式要比英美模式优越,它实现了德意志的目的。因而,德国认为,为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必须清除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必须消除不合谐的声音。崛起的德意志决不向英美等列强低头。身处当年盛世的德国人,大多充溢着大国国民的骄傲,认为为富裕强大而上交个人自由是值得的,是崇高的德意志爱国主义。

这样,德国崛起了。德国向英美式的主流政治模式挑战了。德国“最终解决”犹太人了。德国为更大的“国家统一”开战了。然而,历史的终审判决如何呢?

日本,也有过这样的相似的“崛起”辉煌。它的军国主义强悍力量,崛起于甲午战争,崛起于日俄战争,崛起于九一八,崛起于七七卢沟桥,崛起于珍珠港。日本人致力于宣扬其文化的特殊性,它声称其崛起,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它发动的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整个亚洲的黄种人摆脱英美白人的殖民统治。这一拯救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使广袤的亚洲与太平洋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最后,直到日本本土“崛起”了两朵原子弹蘑菇云,亚洲的天空才真正烟消云散。不过,不是亚洲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而是日本接受了白人给它制定的宪法,真正“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而被“殖民化”了。

苏联的崛起,更为中国人所熟知。1917之后,那里把国家变成“党-国”,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统制性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治国,政教合一,全国布满关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岛”。苏联高效率集中全国力量,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高速度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二战后,“崛起”为世界核子超强,与美国平分天下。它统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叫板、僵持“冷战”数十年!然而,这种高度极权的国家,却在与西方的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在自己国民的不满与抗拒下,像海市蜃楼一样,没有战争,没有暴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崩溃解体了。

诚然,今日的北京当局也并非毫无创意的。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全球经济危机下今天的“中国模式”,并非单一取经。实际上,在经济上,主要效法当年第三帝国德国(抛弃了共产苏联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大体延续当年苏俄的镇压模式,文化上,基本模仿“日本特殊”论而转化为“中国特色”论。总之,博采众长,三管齐下,糅合了三十年代德苏日三重因素的中国崛起模式,格外引人注目。

强权更替的另类模式

对照德、日、苏的崛起史,我们不可忘记,还存在另外一类崛起模式……

实际上,20世纪初,美国也有一个崛起的经历,它取代了“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而成为世界第一超强。但这个强权崛起的过程中,与过去历史不同,并没有血腥的战争,并没有国际秩序的大纷乱。那是一个平滑的自然的崛起和取代过程。

原因何在?虽然众所周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美两国之间相互深怀戒心。但重要的是,在关键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强弱易势之际, 由于

1)两国之间在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人权” “法治”的相同诉求,导致“民主国家间无战争”。从根本上避免了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缓解了强权转换时期的国家紧张。这点,显然与崛起时期的德日苏不同。

2)两国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脉上的传承性。

3)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国家利益,譬如,忍痛放弃了对加拿大的觊觎等等。

4)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

诸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美英之间霸权转换和平而自然,成为双赢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对现代史有重要意义的“美-英特殊关系”的诞生。当代,它已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枢纽。

从历史上德日苏的“崛起”悲剧,再看美英之间平滑的霸权替换,比较当下的“中国崛起”的模式。其中,有不少值得深长思之的课题。

是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像三十年代的德苏日一样,以亿万人生命做社会实验,对抗久经历史考验的制度形态和普世价值而“崛起”,还是像美国替代英国霸权一样,在基本共享的制度与价值之下经由竞争而崛起? 庞然大物的中国,能不反复比较,慎重选择乎?

公民兀立

情况已经日益澄明。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虽然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些严重问题,但该制度在根本上是具有自动修复功能的。从长程历史眼光看,经济危机恐怕正是该经济制度长时段自我调节的某种机制。它并非根本性的制度性危机,而是政策危机。可以说,它是较长时段发作一次的周期性“重感冒”。

而比照前苏联、东欧以及希特勒德国以及中共的危机,却正是制度性的。它患的是慢性癌症。虽然在他人重感冒时,它显得精神亢奋,面如桃花。但连它自己也深知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与前德苏日一样,所有这些新型“崛起”国都必须依靠封锁信息断绝新闻才能成活。因而,它也必定知其终局何在。有鉴于此,除彻底转型改制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虽错失了几次历史机遇,虽然目前又踏上了危险的歧路,但也并非没有改弦易张的希望的。

这希望来自民间,来自中国公民群体,来自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和导引。

所幸者在于,对2009年的寒流,人们注意到,中国民间的应对及其姿态,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了。而全球呼啸的金融危机,也远远没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那样为祸深重久远。事实上,一年之后,全球已欣悦地注意到,复苏的晨曦已渐渐地露出地平线了。

我们看见,中国社会各种健康的社会力量,并没有在滚滚寒流下冻僵冰封,仍有各类有心人坚韧不拔地持续博弈,“日拱一卒”。

我们看见,基督教家庭教会经历并挺过了空前打压,仍然闪烁着圣洁之光,在各自选定的处所集会、祈祷,咏圣歌。当局也不得不知难而有所收敛。

我们看见,赋有合法公民身份的冯正虎,有国归不得。于是,他毅然自行孤悬于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伸张自己合法归国的公民权利。作为副产品,他的机场“蜗居”,成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展览馆》。

……………。

我们看见,面对晓波的重判,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无一退出。他们昂然而立。很多签署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有签署者甚至自首投案,要求与晓波共进退与他一起坐穿牢底。

政治上的制衡力量是自然生成的。当我们目睹一万多真名实姓的人择善固执挺身而出,它标志着《零八宪章》已经成为中国民意的一个凝聚点。这一万多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堂堂正正站在那里,等候抓捕。我们知道,那就是台湾1980年代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党外”,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签署七七宪章之后的“七七宪章派”,那就是波兰八十年代的“团结工会会员”,那就是1987年汉城街头的“改宪派”………。要言之,它简简单单,就是“零八宪章派”,中国真正公民社会的“坯芽”。

应当感谢北京当局,它以触怒全球良知底线的圣诞审判,为2010年造就了中国公民共识的鲜明旗帜——零八宪章,造就了2010年的宪章殉道象征——刘晓波。

一束精神之火,从1957 的北大“5.19运动”至1979的“民主墙”至1989天安门广场,如今已传递到了2010年的中国。她沿途跋涉,历经沧桑,内涵日益丰富深广了。她勾起了我的无尽回忆并日益逼近了我多年前的那一奇景般的想象(1988年《思想家》序言):

“她融有中华文明不绝的火种,希腊古典奇艳的光华,巴勒斯坦脱俗的烛焰,印度文化圣洁的灵光,波斯拜火教神秘的火把,……乃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精神的星星之火,诸焰种种,汇成一支穿越混沌、引领万象的精神火炬。悄然相聚,勃然而兴。

主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她诞生了。她燃烧了。她来了。“

2010年元旦

杨  光:晚清“皇族内阁”与当今“太子党”

一、「皇族内阁」是清廷覆灭的重要原因

一九一一年四月,由孙中山、黄兴倾尽人力、财力、物力所精心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清政府扑灭。革命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孙中山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的支持者们认为,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再组织新一轮的有效反抗。当时,在国内外的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的力量远比它的反对派更加成熟、坚韧和强大,皇权尽管日渐衰弱,但仍然稳如泰山,帝制尽管千疮百孔,但仍然坚不可摧。的确,就连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没有发现帝国将在半年之内走向灭亡的明显徵象。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不可想像的事情终於发生。在湖北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离它轻易挫败黄花岗起义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国内攻守之势已幡然大变,各省官情民情竟判若云泥,这是为什么?

诚然,辛亥革命的发生、大清帝国的覆灭是多种长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一时之误、一事之失、一地之败所突然造成。但是,期间也有一些突发的、偶然的因素发挥了戏剧性的、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笔者看来,直接引爆了全面危机、注定了末日来临的,并不是立宪派锲而不舍的和平请愿,也不是革命派孤注一掷的武力冒险,而是清政府自己所採取的两项愚蠢行动:其一,是草率成立「皇族内阁」;其二,是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於一九一一年五月,即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次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央地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杆子打翻了满船人。此二举疏远了汉族官绅,得罪了地方精英,亦令中产阶层恼怒、知识分子怨恨、广大民众愤慨。於是,在短短数月之间,政治行情惊天大翻转,如风卷残云一般,天意民心的天平迅速向革命派、共和派倾斜。如此搬石砸脚的奇效,除了清政府自己,别人是无从实现的。清王朝为它自己的灭亡做出了一切反对派都无法做到的巨大「贡献」。

「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史有定论,本文不赘。「皇族内阁」与清廷覆灭的关系,历来语焉不详、少受重视,而对於这样一件曾经改变了政情民情的历史性事件,我们本该勒铭於史、勤记於心、永志不忘。尤其是在当今,在中共「太子党」已成气候、重权在握之际,重温那一段历史,於中共、於国人更有鉴史知今的重要警示意义。

一九一一年,按照修订后的立宪预备清单,「新政」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冲刺阶段:当年须定官制、设内阁,次年要颁宪法、办大选,再次年就要开国会、行宪政。设立一个与皇室分权、受资政院制约的过渡型责任内阁,这是立宪预备的实质性步骤,此事本来意义非凡、可喜可贺,值得大书特书。当时的中国通、《泰晤士报》着名记者莫理循(后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在给英国外交部官员的信中写道:「新内阁的出现无疑向立宪政府迈进了一大步」,这代表了外国观察家们的一般看法。然而,这个新出笼的内阁却在国内招致了强烈的反感,迎接它的不是美酒和鲜花,而是极度的失望和普遍的愤怒。形象地说,它所引起的真实反应,犹如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浇向那些曾经对宪政前景充满热望的人们。人们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谓立宪,不过是个幌子、是个骗局,冥顽不灵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虚作假的宪政已不值得期待。就这样,君主立宪尚未诞生,却在民意中永远死去。

失望和愤怒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因为新内阁的权能配置和运作机制,也不是因为内阁成员们的政见、能力和操守,而是因为阁员们的民族和血统。这个责任内阁之被讥讽为「皇族内阁」,是因为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蒙贵族佔了九席,其中皇族竟多达七人,而汉族官员只有区区四人。关键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见於此,所谓「庶政公诸舆论」、所谓「消除满汉畛域」,俨然沦为十足的谎言。虽然那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这些个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立宪在即的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於英国宪制的惯例,等於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没有立宪派和地方官们的支持或默认,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形势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二、「太子党」将是中共政权掘墓人

当今的中国政局,与清末极其相似:清有「皇族内阁」,今有「太子党」。

所谓「太子党」,即父辈是中共高官或「革命先烈」的一小撮「红色后代」。在十三亿中国人、八千万中共党员之中,他们当然属於极少数之极少数,一如昔日的爱新觉罗皇族。然而,他们所佔有、所掌控的权力、资源和财富,早已胜过昔日的皇族,达到了「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地步。其实,这一群人并无特殊的组织联系,他们的利益不尽一致,政见各不相同,资历声望大有差别,品行操守也大相径庭,就「执政能力」而言,有的人精明强干,有的人则愚蠢透顶。将这样一群人统称为「太子党」,除了其相同的权力欲望,只因其有着共同的官宦家世和红色血统。

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经产生了一个由「太子党」与「团派」分享政权的「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将会形成一个由「太子党」掌舵并佔据多数席次且垄断党国关键职位的权力新格局,一如昔日的「皇族内阁」。到那时,中国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就将拥有一个人人一目了然的「微缩景观」,它的「核心」将不再是一个毛邓式的权力超人,而是一个世袭性、封闭式的红色家族联盟。而在整体上,中共也将经历一次血统化、亲缘化的组织改造,蜕变为一个主要依血统亲疏而划分威权等级的扩散「同心圆结构」。

中共狭隘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注定了它今日的世袭化和排异性。一个平民党员从入党、提干,经由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副省级、省级这一个长长的序列,直到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高级别,若按规矩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每个级别至少做满一届(五年),即使他有天大的能耐,在其有生之年也绝不可能升入政治局常委。因此,与民主选举不可比拟,更比科举制、军功制或捐官制为劣,中共的权力中枢完全不可能正常吸纳普通的平民精英,只有那些有机会高起点入仕、并有人脉因缘不断得到越级提拔的人才有可能到达中共最高层。这样的特权人物只有两类,一类是从学生干部就进入团中央因而具有仕途高起点的「团派」,另一类便是具有血统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太子党」。

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曾因重用平民出身的「青红帮」(此即「团派」之发端)而得罪了党内保守派,陈云针锋相对地提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此后,「靠得住」的「太子党」便批量进入中共政坛,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今日,已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势不可挡。与北朝鲜的金氏父子、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相比,与清末的「皇族内阁」相比,「太子党」并无二致,不过是「家天下」的另一种组织变异而已。

「太子党」垄断党政高职将会在当今中国引发何种反应?晚清「皇族内阁」的悲剧性结局可为人们提供诸多预见。料想,事态的发展不外如是:第一,它会迅速扩大党内平民精英的政治离心倾向;第二,它将迅速削弱地方权力对中共中枢的依赖和忠诚;第三,它将迅速加深党内外、体制内外业已存在的巨大隔阂;第四,它将使中共关於「党内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无论其假意或真心)的一切努力彻底失去公信力和社会舆论的有效支持。

虽然,中共「太子党」内亦有智识超群的才俊之士,并非清一色如毛新宇、朱成虎、李鹏之类的红氓白癡。甚至我们也不妨设想,某些「太子党」出身的高官或有可能比其他中共官员更有政治改良的抱负和化腐朽为神奇的魄力。但是,这都没有意义,因为「太子党」现象终非政治正途,它有悖於中国传统,也有悖於马列正统,党外党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会反感这样的政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士阶层成为国务政事的专职承担者,皇权为表、士绅为里,官僚系统一直是一种向庶民士子开放的流动状态,而门阀政治、朋党政治则为人诟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帝制时代,中国人可以接受皇帝,却不能接受「皇族内阁」,可以承认太子,却不可承认「太子党」。而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共产党政权有阶级性,却绝无所谓家族性、血统性、世袭性,「太子党」亦将令真心的共产党人所痛心不耻。让「自己的子弟」堂而皇之接自己的班,这种私分公器的权力交易,只怕中宣部的笔桿子们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所以,笔者愿意大胆预言,立此存照:当「太子党」一统中枢之日,便是中共政权分崩离析之时。

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