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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怎么想我的中国往事了。我大概是9月底和李国涛最后一次Skype，知道他就要来美国了。这样，就更少了一个想念我的中国往事的理由。但就在这次通话后不久，也许就是第二天，李国涛遭到了软禁。

早晨，我被一个来自梦中的巨大声音惊醒。那个声音说：一定要写李国涛！随后，就像看电影一样，不断地闪现出李国涛的各种镜头：他第一次和我说话前，走到我跟前，用脚轻轻地碰了我一下；在小组长的监视下，我用英文和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洗冷水澡时，赤裸的身体上还系着一根皮带；他永远像一个入定的老僧一样，穿着一件淡黄色的囚服的棉衣，靠着后墙，坐着，而我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书。外面是蓝天白云。

那个黄昏。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下的那一盘象棋。为了这盘被狱警破坏了的没下完的棋，李国涛开始站在窗前咆哮。足足咆哮了一刻钟，竟然没有一个狱警敢出来搭腔。也正是为了这盘未下完的棋，我和李国涛在一起被关了3天后，分开了。

李国涛长得像德国哲学家、文人本雅明，也很像德国漫画《父与子》中的那个父亲。想到这里，我不禁放声大笑。

彻底醒后，正是2009年11月6日，加州的星期五早上……

我想，应该从2003年的那个秋天下午，大门口突然闪进两个不速之客写起，一直写到第二天早晨杨勤恒的出现。在不到24个小时里，我竟然能和狱中三友重逢：李国涛、杨勤恒、戴学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为了逃避户籍警和居委会的监视，离开劳教所后没几天，我就开始在上海“逃亡”了。而李国涛一出劳教所后，就来这里找我。他多次不请自来，以至于让我母亲怀疑他是特务。而我那两天之所以回家，是为了取材料办瑞典签证。就在我将要出门的半小时前，杨勤恒来了——7点钟还不到。

尽管早在1986年，我就被上海安全局盯上了，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从心底里看不上政治。假如马裕武不算的话——他只是在80年代初期，给台湾国民党写了一封信，结果被判7年——在上海，我唯一认识的政治人物就是马威。另外，民运人士中，我几乎唯一熟悉的名字就是杨勤恒。比如说，他最近开书报亭不顺；比如说，他痛骂上海安全局是国民党的特务，原话大概是：“你们是些什么东西？国民党的狗特务！”

即使是这话以及有关杨勤恒的二三事，我还是从朋友的朋友口里听到的。但是，有一天，在劳教所每个月所开的大帐的帐本上，杨勤恒这个名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监狱是个小世界，但对被关在里面的人说来，它就是整个大千世界。我开始拼命在上海第一劳教所一大队二中队里寻找杨勤恒。

我听到从水池上传来一个声音，朗朗的：“香港的亚洲自由电台采访我们时，看到我们在抽没有过滤嘴的‘大前门’，问我们这是什么牌子的香烟？我说，我们叫它为‘两头通’。哈哈。”

我想，他可能就是杨勤恒。我想象着自己的眼睛已经飘到了水池。然而不是，后来才知道他是韩立法。

当时，正是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79天后，被押解到劳教所后的第一个月的“新收期”。每天从早晨6点，坐在一本约《圣经》大小的小板凳上，一直坐到晚上9点。有的人屁股上长出了疮，但我没有。我在回忆。回忆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幸福的岁月回忆完了，我就回忆痛苦的过去。

牢房里的喇叭不断地传来一个充满着稚气的女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哦哦” ，“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哦哦”。这是一首粤语歌曲。待我重获自由后，我找了许多首歌曲，结果却没有发现这支歌。

春天过去了，夏天到了。我的“新收期”结束了，我已经可以优哉游哉地抽烟了，然而，牢房的门还是常常地紧闭着。

一个长满银发的老人，从我的窗前走过。我拼命地指指自己鼻子，他向我扬扬手。接着，我听到他在水池边大声地说道：“昨天，我才从上海回来。”他曾和我一起被关在看守所，我们都叫他“法轮功”。

一个长得像电影明星赵丹的人，戴着眼镜，沉默、坚定地从我的窗前走过。这是魏泉宝。

还有一个头发半白的人从我的窗前走过，只是我的窗口离开他有50多米了。这个人就是杨勤恒。本来我们只是咫尺之间。

那是一个雾气朦胧的早晨，我到门口的走廊上去取热水瓶，贴隔壁房间里也正有一个人来取热水瓶。我直觉地知道他就是杨勤恒。当我低下头来取热水瓶时，他正伸开胳膊，我小声地问道：“你叫什么？”

“杨勤恒。你呢？”

“王一梁。”接着我问道：“马威，你知道吗？”

还未等杨勤恒回话，狱警开始吆喝起来。当天晚上，狱警向我们宣布：以后除了组长外，任何人都不得到外面去取热水瓶。后来，杨勤恒就和我隔得更远了。

一个晚霞布满天空的黄昏，我从农田里归来，列队走过操场，突然，我看见杨勤恒远远地依在门口，我向他望去。他放声大叫道：“马威！不可靠！”

许多年后，在美国，我和孟浪一起研究起上海第一劳教所一大队二中队——这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著名中队”的布局。我说，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上，在人员安排上，他们对我和李国涛、杨勤恒应该算得上是宽的。比如说，在法轮功人满为患的时候，还把我破天荒地和李国涛关在一起，但是对于魏泉宝绝对不然。有一天，我只是向住在我隔壁的魏泉宝挥了挥手，结果第二天就被转移到了魏泉宝对面的房间里。

孟浪说：“魏泉宝是我的朋友，看来他们惧怕我们的关系，认为你和魏泉宝是有关系的。”

在晚霞满天的时候，当我带着浑身的泥巴，走过像一间间教室一样的牢房时，我也会向戴学武挥挥手，或者微笑。戴学武是个身材高大的壮小伙子。他是一个受苦的义士。有一天，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当我还能见到他时，正是夏天，常常看到他穿着一件桔黄色的T恤衫，站着背靠着牢门。我问送饭的人，“他叫什么？”

“戴学儒。”

在牢里，每一个信息都是重要的。“儒，儒家的儒。”送饭的人说。他也是个劳教人员。

半年后，当我再次见到从黑牢里走出来后的“戴学儒”，看到他已变成了一个脸色煞白，走路摇摇晃晃的人。我问送饭的人，怎么会把“戴学儒”送进了一间终年不见光的屋子？送饭的人说：他总是抖着腿或斜着腿和队长（狱警）说话，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和李国涛正说到一半的时候，戴学武突然一拍大腿，叫了起来：“你！这不是我们中队的人嘛！”他说：“国涛说，今天要带我来见一个朋友，也没有告诉是谁。当时，我只知道你叫‘汪洋’。”

“汪洋？”听上去确实有些像王一梁，尤其是出自一个学说上海话的苏北警察之口。

“还不止这些呢！有一天，葛队长（曾主管我、李国涛、杨勤恒、戴学武、魏泉宝的狱警）故意拿出一封写着‘汪洋’收的信封给我看。”戴学武说：“我问葛队长：‘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开出租车的司机。’”

此时此刻，杨勤恒就站在我面前。我说：“再差几分钟，你就见不到我了。”杨勤恒告诉我，自从他回来后，警察开始三班倒地日夜监视他，最近，变成了二班倒。“我掌握了他们的规律，”杨勤恒说，“6点钟，他们换岗，所以我今天6点钟，趁他们换岗的时候，溜出了家门。”

“当看到早班车的间隔很长，就一直走，走到了你这里。” 杨勤恒说。这就是说，他是踏着朝霞一路走来的，走了约一个小时。

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视，看到一则新闻正在播放已被软禁了一个多月的李国涛的消息。这是一则迟来的新闻。一星期前，杨勤恒去李国涛家看望他。接着，我听到杨勤恒的声音。接着，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我看到了李国涛，我看到了杨勤恒，我看到了戴学武，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新闻结束时，镜头再次推向这张照片，越放越大。

我的狱中三友！我们居然以这种方式再次重逢，而且就是在我的一个晨梦后的当晚重逢。如此巧合，如此奇特！震撼之余，让我不得不去好好地想想其中所包含着的命运之意了。

（注：就在本文刚写完不到1小时，我接到了周锋锁的电话，距离他上次给我打电话至少有半年了。他现在是“美国中国民主教育会”会长。周锋锁告诉我，明天是该基金会颁发第23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日子。也就是说，明天，也本该是我与李国涛重逢的日子。当然，当然，我会去，即使李国涛将会缺席。这是又一次不可思议的巧合，我只有掩卷而思。）

草于2009年11月6日

2009年11月13日定稿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15日讯）德国笔会昨日发表“支持独立中文笔会的声明”，声援在中国被起诉的刘晓波先生。

由德国笔会秘书长赫尔贝特·维斯勒签署的这份声明说：

通过独立中文笔会在科隆的代表，德国笔会得知了中国作家们声援（《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前笔会会长刘晓波的声明，愿将此声明公诸德国公众界。

刘晓波一年前被逮捕，在这超长的拘禁时间之后，他可能将于明年一月份被判刑。因为他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和发起人，表达了他对中国的一些畸形发展的看法，所以被认为是意图“颠覆国家”。中国友人说，刘先生可能被判刑长至15年。此一事件在本周德国的电视里也有报导。
德国笔会于2009年8月13日已经发表了一份有200多位著名德语作家和公共人物签名的呼吁信，要求德国政府尽一切可能来为刘晓波的自由作出努力,现在我们急切地重申这个要求。

德国笔会吁请各界认知并尊重这项极为勇敢的声援行为，希望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长吉铎·维斯特威勒再度对刘晓波的自由进行政治干预。经过了北京奥运会和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宾主国的经验，只要侵犯人权的事一再发生, 像现在对刘晓波的案子的处理，德国的确不能对2010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掉以轻心。

作为德国人，我们不能跟中国的同事们一道签署声明，不然我们可能会让这些已经因前此被判刑的中国作者再次陷入险境，但是我们拯救刘晓波的心愿是共同的。

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同属于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列。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pen-deutschland.de和www.chinesepen.org。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15日讯）欧盟主席团和美国国务院昨日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对刘晓波案以及中国言论自由状况表示深切关注，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欧盟主席团发表“关于人权卫士刘晓波”的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回顾2009年6月26日的声明，欧盟重申深切关注著名人权卫士刘晓波先生被继续拘留、起诉和即将到来的审判。刘先生于2008年12月8日被拘留，最近因被指控《零八宪章》——一份基于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改革蓝图的作者角色而遭起诉。回顾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以及中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欧盟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并停止骚扰和拘留《零八宪章》其他签署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

“美国政府关注的是，中国公民如刘先生已被拘留或骚扰，可能仅因签署呼吁尊重人权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以表达他们言论自由的普世权利。我们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并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和平地表达国际公认的自由权利，包括向自己政府请愿的权利。

“自从刘先生一年前被拘禁以来，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都一直反复和高层级地提出我们对他遭拘留的关切。”

著名作家刘晓波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和现荣誉会长，于去年世界人权日六十周年前夕的12月8日深夜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并抄家,此后被“监视居住”于不明之处长达六个半月之久，于今年6月23日正式逮捕，12月11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称将在10天后开庭审判。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二零零九年年四月六日，我在首都机场办理出关赴香港的手续时，受海关人员的搜查，被收缴了随身携带的一批书籍及印刷品。我估计，大概是因为在我出发前，香港“五七学社”的武宜三先生委托我从老右派铁流先生那里取一些反右的历史资料带去，而我的电邮和电话都被国保方面偷看和窃听，他们认为我会随身携带什么重要的资料。于是，当我刚到机场的时候，便有便衣贴身跟踪，便衣随即到机场海关的办公室中，叫出几名工作人员，前来对我做“例行检查”。为了避免误机，我不得不签署了“代保管物品清单”。五天之后，我从香港返回北京，再次受到北京机场海关的搜查，并被收缴了一批从香港带回的书籍和印刷品。这两次，北京机场海关均开具了“代为保管通知单”。可笑的是，作为物品所有者的我，并未委托海关“代为保管”我的私人物品。这种霸王式的强迫“保管”，凸显出海关对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条款和《物权法》的侵犯与践踏。

此后，我与律师两度赴机场海关交涉。机场海关几经推诿，不得不派出一名张姓处长在一间贵宾厅中接待我们。当李和平律师向这名处长和他的助手讲解相关法律条文的时候，对方居然说，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法律细节。堂堂政府的公务员，居然需要由普通公民来帮助其“普法”，这本身就是一出荒诞剧。不懂法律的人，根本不配当公务员；不懂法律的公务员，又如何依法执法呢？在我们的追问下，这名处长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上位法《海关法》并没有授权他们来审查言论问题，审查书籍的内容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并非由海关自己来做，而是海关委托新闻出版署等单位来实施。因此，这些书籍是否有问题，需要等待其他部门的审查结果。这样，我们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一直拖到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机场海关才下达了一张正式的“收缴清单”。

根据此收缴清单，我委托律师对机场海关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书中，我指出，机场海关的行政行为，事实认定不清、缺乏法律依据，应该予以撤销。机场海关没收我个人的书籍，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货物、物品、违法所得、运输工具、特制设备由海关予以收缴：散发性邮寄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或者携带数量零星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我认为该条例本身涉嫌违宪，并且机场海关认定事实含糊、法律依据模糊。

我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该行政行为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机场海关的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所援引的法律规定中表述，被告行为是“依法可以不给予行政处罚的”，而机场海关又没有告知不通过行政处罚却可以对私有财产收缴的法律依据。被处罚人无法对该行为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性质予以判断和知晓。其二，认定事实错误。机场海关对我所携带的书籍及印刷品给予收缴，但并没有明示该书籍及印刷品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法律规定。机场海关没有公布一张禁止携带入境的书籍的清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规定，禁止携带入境的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而我携带入境的书籍，都是张扬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书籍，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有益的书籍。

就在我起诉北京机场海关的过程中，十一月六日，我托一位从香港返回北京的友人携带了一批书籍回京，再次遭到北京机场海关的查扣。这些书籍有最近几年我在香港出版的《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中国教育的歧路》、《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等几种，一共有三十多本。近年来，我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我的新作被迫在香港出版。这种命运，不仅是许多大陆异议作家的无奈之举，而且是许多前中共高官的选择——就连有“左王”自称、长期掌控宣传大权的中共元老邓力群，其回忆录因为涉及中共高层决策的诸多内幕，亦无法在内地出版，而只能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然后被读者带回大陆。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准别人开口说话的人，最终自己也失去了基本的言论自由。

我的作品的题材，大都取自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我的作品的潜在读者，大半还在中国大陆。许多内地的朋友难以找到这些作品，纷纷要求我帮他们寻觅一些。这次我托朋友带一些回来，也是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没有想到，这些书籍如同羊入虎口一样，被北京机场海关查扣了。查扣之后，这些书会有一群在我意料之外的“读者”吗？新闻出版署、中宣部、国保大队和国安部门的官员们，会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吗？如果这些官员们认真阅读的话，即便我的个人财产遭受了损失，我算是帮助这些官员实现了“免费的启蒙教育”。

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之际，德国和全球都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然而，我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却仍然在为推倒中国的柏林墙而艰苦抗争。这些年来，每天都有无数来自香港、台湾及海外的书籍和报刊被机场、铁路、邮局等部门的海关查扣，每天都有无数的工作人员耗费纳税人的钱财从事此种戕害纳税人基本权益的事情。随身携带一批用于学术研究的书籍却在深圳天河火车站海关被查扣的旅澳学者冯崇义先生，近日愤而起诉海关。他的辩护律师唐荆陵指出：公众并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禁止入境的书目，而《行政处罚法》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唐律师认为，“秘密的未经向公众公布和表明适用于公众的所谓内部规定（或者‘内部掌握’），不应该用来作为所谓执法依据。”在法庭上，冯崇义愤怒地对作为被告的海关官员们说：“我的书又不是刀，可以用来杀人，你们害怕什么呢？”

是的，他们确实害怕，他们确实心虚，他们连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气魄都不复存在了。我发表的几封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们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他们派遣来监视我的便衣警察，私下里还对我的这些文字表示敬佩和赞同。人心所向，可见一斑。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自信心和统治的合法性，从“三讲”到“三个代表”，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他们提出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弱智，一个比一个像纸糊的灯笼，甚至连炮制这些口号的人自己内心也不相信。另一方面，共产党是如此害怕真相，如此害怕一切揭示真相的书籍和言论。六四不能谈，文革不能谈，大饥荒不能谈，反右不能谈，六十年的斑斑劣迹全都不能谈；杨佳不能谈，邓玉娇不能谈，“躲猫猫”不能谈，“结石宝宝”不能谈，正在发生的暴行和惨剧都不能谈。从海关到网络，在一条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穷凶极恶的“老大哥”变成了战战兢兢的“守门员”。

德国的柏林墙早已倒掉了，中国的“柏林墙”却还矗立着。今日中共的官僚们，没有一个敢于公开诵读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当年致普鲁士新闻检查官的那篇檄文，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当年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官还要恶劣。这些掌权者以为，老百姓越愚昧，其统治越长久，其掠夺越安全。他们以为，如果老百姓读不到书、不知道真相，就不能独立思考、就不会向往自由。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们错了，他们不明白，自由是上帝造人之初便赋予人的天性，经济的收买、暴力的威胁、谎言的欺骗等诸般手段，都不能泯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正如学者刘军宁在《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当年，东德共产党政权用钢筋、混凝土、铁丝网和机枪构筑起来的柏林墙，最终仍然被人们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追求和捍卫自由的力量所摧垮；今天，中共用海关、中宣部、秘密警察和金盾工程构筑起来的“柏林墙”，难道就能够支撑起中共千疮百孔的“崛起”吗？

中国的“柏林墙”还矗立着，这道“柏林墙”内，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庄园”。我不知道我与北京机场海关的这场官司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我坚信：中国不是动物庄园，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站起来抗争与呐喊，中国的“柏林墙”正摇摇欲坠，正如刘军宁所指出的那样：“柏林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反面见证。如果人类根本没有追求自由的心灵与意志，柏林墙就是多余的。从如果自由是包括德国与中国人在内的全人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么，任何柏林墙都终将是徒劳的。”我终将迎来我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自由发表和出版的那一天。那一天，我的作品可以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同时出版，可以在两岸三地自由地流传。我相信，那不会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丁锡奎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内见到了刘晓波。这是自刘晓波被移交检察院及法院后与律师的第一次会见，也是自刘晓波被羁押以来的第六次会见。

丁锡奎律师告诉本台记者，他们和刘晓波的见面时间大概有半小时左右，刘晓波的精神状态看上去还可以。“我们见这个面主要是为开庭做准备的。给他讲了一下开庭按法律规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刘晓波在被拘留关押一年后，北京公安机关于12月8号将案件移送检察院进行审查。据报道，检察院的起诉书对刘晓波的指控，主要是针对其自05年以来海外发表的6篇文章及起草组织“零八宪章”活动。丁律师说，刘晓波从未否认写过这些文章，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在捏造事实、诽谤煽动。“刘先生他并不否认这个事情。现在关键是他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力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两者之间的区分问题，性质的界定，是这么一个关系。”

丁锡奎律师告诉记者，刘晓波不接受指控，要求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今天他明确表示他自己是无罪的，他自己要做无罪辩护。我们辩护人必须尊重被告人的意见。如果被告人自己做罪轻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如果被告人自己做无罪辩护， 你律师就不能给他做罪轻辩护。”

丁律师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他并不清楚最后的审判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毕竟还没有开庭，现在有很多证据开没有出示，还要法庭进行质证。所以说最后还有一大堆程序在那里等着。”

近年来，中国有很多维权人士如高智晟、黄琦、张林、谭作人等，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004年独立中文笔会曾联署签名， 要求中国政府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法律解释。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表示，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是从中国文革时期的“反革命”罪直接转换过来的，这个罪名本来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在一个 民主政治下，本来就应该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用和平的方式来更换政权。胡平说，中国法律对“煽动”二字的模糊解释，更为“因言获罪”大开方便之门。“‘煽动’本身的意思不只是要求人们接受一种观点，而是要人们去从事一种非法的行动。而现在你从《零八宪章》也好，从刘晓波其他发表的文章也好，他都是表达的一种观点，一种意见，一种主张。他根本不涉及任何煽动人们去从事任何行动的意思。”

自中国政府在今年六月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以来,引起了海内外政治人士以及人权组织等方面的强烈反响。12月10日，328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人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胡平先生表示，虽然中国政府不顾广大民众的呼声，执意将刘晓波先生送交检察机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呼声毫无意义。“这些不断的呼吁，不断的施加压力本身会产生一种积累性的效果。积累的时间越长就会达到一个足够的强度，就可能使事情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丁锡奎律师最后告诉本台记者，在12月10号送交起诉书的第11天以后，法院可以在任何一天开庭。他和尚宝军律师目前正在阅读三大本卷宗，作好随时开庭的准备。

无锡东林书院门前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好多国人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就把这个对联熟记在心，很多人为此塑造了自己人生的理想。但是，东林党人们下场极其可悲。东林六君子不光丢了性命，死后还被刽子手们割下喉骨，各自密封在小盒中，敬献给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竟然将六人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争吞下酒。

“东林六君子”不是第一个被割喉骨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张志新因为批评毛泽东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到今天，中国的专制手段花样翻新了，融入了一些文明因素，但是中国社会专制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从前因为言论，焚书坑儒是家常便饭，诛灭九族也司空见惯，现在呢，国人依然被变相割喉。

2008年2月，福州市闽清县女青年严晓玲突然死亡，警方做出“系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的结论。严母林秀英却坚持女儿系被多人奸杀，开始上访，要求“明查此案，严惩凶手，追究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责任”。2009年6月，福州多位网民因用文章、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林秀英的说法并在网络传播而遭拘留。近日，其中三位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在福州马尾区法院被推上了刑事被告席，涉嫌的罪名是“诬告陷害”。

这一事件发生后，因关乎公民的言论权利问题，而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海内声援四起，海外舆论大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们不能不质疑福建省司法部门：我们的宪法号称高于一切，就你们的做法来看，它的权威性何在？我们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我们对文明世界的承诺又何在？

也许严晓玲案的真相并不明朗，也许严晓玲案并不如网络上传播的一模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表达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做出的结论，普通公民完全可以质疑，就严晓玲案来说，严母完全可以质疑政府方面做出的结论，她有这个权利；严母的若干位网民朋友也可以质疑政府方面做出的结论，他们也有这个权利。如果要求人们的话语必须和政府保持一致，那就不是言论自由。

假定那些帮助严母进行记录并传播的网民说错了话，他们也是无罪的，这些发帖和转帖的公民不是什么应该被公诉的犯罪嫌疑人，恰恰相反，是福建省的相关司法部门在枉法作案，对这些善良公民进行恶意的报复。就古代来说，帝王将相都说错过话；就现代来说，政治领袖和某些政党都说错过话；就目前来说，周老虎、躲猫猫等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言之凿凿的结论，事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甚至连一些政党都在长年封杀真相，谎话连篇，凭什么强求一些善良的普通公民每一句话都百分百正确？

我们看到，每每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做出错误言论，引起公众批评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责任人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责任，现在我们又看到，福建省的司法部门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触犯众怒，追究几个发帖和转帖的善意公民的刑事责任。每一个闻知此事的中国公民都在焦虑地看着这一切，等待司法判决，同时，我们也感到的是心寒意冷。如果严晓玲案中发帖和转帖的这些善意公民被判决有罪，那么我们会感到自危，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说错话，发错帖子，每一个中国人都因此而随时面临着被政府指控的危险。我们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我们不想封住自己的嘴，不想“道路以目”，不想人人自危。

法治的精神是平等与公正，司法独立是保证法治精神实现的根本途径，如果司法不独立，我们不相信它是公正的。我们希望司法能够独立，不要成为某些权贵打击报复公民的工具。如果法律不能给人们带来公正，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还能通过什么保证？如果法律不能给人们带来公正，难道一定要把人们逼到街头？

公权是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公权是公民权利通过正当程序的合法出让，但是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并不属于出让的范围，理应由人们保留。如果公权侵犯了人们的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那么公权就属于越界，等同于对人们的奴役和绑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希望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够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是非法限制和剥夺我们的权利。我们愿意遵守《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我们也希望政府信守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合格政府。

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是中国人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我们有必要为此警示和约束各种胡作非为的公权，使其尊重人民，尊重《宪法》，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为了宣示捍卫自由的决心，我们必须关心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这八位公民，因为他们的命运里包含着我们的命运，因为他们的自由中也包含我们的自由。我们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要叫每一个国人在说话的时候，都下意识地去摸一摸自己的喉咙。

我们必须再一次要求，第一，要求福建警方和相关司法部门应迅速释放因言获罪的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等多位公民，并对以取保候审等方式释放的多位公民解除取保候审。对八位公民进行公开道歉，并及时给予国家赔偿。第二，要求福建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深入学习《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在学习中深刻认识公权的属性和局限，彻底停止并杜绝一切侵犯人权的非法举措，在此基础上扩充科学发展的视野，建立和谐稳定的文明社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事，声声入耳就该事事关心，事事关心就该口口相传，口口相传才能辨明是非，辨明是非才能科学发展。

最近出了个奇人，名叫冯正虎，上海人，年纪不大，做过生意。这些都不奇怪，奇就奇在别人都想逃离中国这个大监狱，他却坚持要回国。中国的海关把他挡在边境之外、而且让国际航班把他送回日本，他却七次、八次地买了机票飞回上海。这事闹得上海解决不了，闹得国际媒体沸沸扬扬，闹得中共脸皮臊耷耷的。据说，只好由中共政治局来收场了。大家正在猜测，看看中共这帮家伙如何收场。

二十多年来，许多得罪了中共的人想回家看看亲友，都被拒之以国门之外。其中有的人年迈体衰，想回国安度晚年，也不行，只好葬身于异国他乡。著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先生就是这种遭遇。有些人呢，是父母病危仍然不准回国看最后一眼，只能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种不顾人道常理的做法，只能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中共的仇恨，对中共没有丝毫的好处。

因为敢冒天下的巨大风险与中共周旋的反对派人士，不可能因为不让回国就吓倒了。中共这个愚蠢的策略等于是在自打耳光，损害中共自己的信誉。中共为什么有权有势、仍然在全世界让人看不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毁形象。

俗话说，要骗人也得装得像一些，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流行词汇之一的“装逼犯”。可是中共连“装逼犯”的资格都不具备，通常在那儿自毁形象，而且还一脸横肉、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自毁形象，这只能叫做愚蠢了。

因为按照国际通行常理，这个人是你们国家的人，你们国家也承认他是你们国家的人，所以才发给他出国使用的护照。他能不能出国，各国有各种不同的限制。一般来说，民主国家的限制少，专制国家的限制多。但是，回国一般都没有限制，就连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没有限制。最多就是他犯了法，回国把他抓起来就是了，没有说不让回国的。犯了法的不想回国还要引渡回国呢，他自己要回来，为什么不让回呢？

反过来说，人家冯正虎没犯法你为什么不让回国呢？正说、反说都没道理，只有一个道理，就是你想证明你们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不但是无法无天，而且是个心里有病、胆小怕事的政权。

中共的前辈们还是和纳粹一样的有胆作恶的强盗政党，现在的中共已经堕落到了连作恶都没胆、只敢关起门来欺负自家人的鼠辈团伙了。甚至关起门来怕自家人回来论理，就象那个传统笑话里喝洗脚水的四川老兄一样、躲在床底下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让人笑破了肚皮。

现在中共外交部门说：“说不让你回来，就不让你进来，没什么理由，就是没商量。”大家看看，这两个口气是不是太像了？像什么呢？象中国传统的窝囊废，这场表演可以算是淋漓尽致了。这场外强中干的表演一直演了二十多年，演到了全世界都不敢说中共是“装逼犯”，而是货真价实的外强中干、加上无法无天。演到了全世界人民都审美疲劳了、媒体也不感兴趣了。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全球媒体又兴致勃勃地对准了镜头呢？这是因为冯正虎是个奇人。奇就奇在你不让我回家，我就坐在家门口非要回家，让过路行人都看看是谁不讲理？就非得要个说法、非得要认个死理不可。

别人哭着喊着要到别人家吃大鱼大肉，他冯正虎就非得回家吃糠咽菜。为什么呢？他争的是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回家的权利。你在家里不讲理，还说什么“不许干涉内政”，现在让你在家门外讲理、让你在世人面前讲理，看你还有什么“内政”、“外政”做借口？即使你花了几千亿买下了国际媒体，没面子就是没面子。

人权就是人之称之为人的权利，人之异于动物的权利。人权与暴政、专制、极权、强权相对立，与平等相一致，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言：“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与民主为伍，与现代文明为伍，尊重人权是底线要求。

人权以理性为前提。理性的人是平等的人，这意味着每一个人既不比别人高，也不比别人低，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价值、尊严、幸福等给予同等的尊重。比别人高，就有了享受特权的企图，就有了控制别人约束别人的欲望，就有了控制别人约束别人的资格，就有了自己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的理由，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比别人生命更值钱的逻辑线索，就有了让列宁同志先走，让领导先走的线路图。比别人低，就有了做奴隶或奴才的前提，就有蔑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的冲动，就有了当随意搬动的一块砖、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一颗不断被人擦拭的螺丝钉的以渺小求崇高的本能需要。有时候，平等与不平等往往由小小的细节构成，如总统自己打伞就是平等，为领导打伞就是不平等。

人权有若干内容，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言论自由，不但如此，言论自由具有优先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言论自由具有自然意义的优先性。人的嘴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吃，一个是说。吃完了自由地说，说完了自由地吃，就是个人权问题。从表面上看，没有吃，就没有说，吃饭问题在先，说话在后。从实质来看，说具有优先性。猪吃食仅仅是为了活着，人如果不想过猪的生活而想过人的生活，说就有了优先权。

言论自由具有社会意义的优先性。言论是社会的纽带，没有言论，社会无以形成。言论自由有多种文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世界人权宣言》，一个是各国宪法。言论自由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具有优先性，其表达方式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最高愿望。中国是人权条约的签署国，如果签了又耍无赖，对不起祖宗。言论自由在各国宪法中具有优先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就是说，宪法中也是先有言论自由，然后才有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言论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的优先性。奥巴马总统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清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他还说：“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向往，代表了一些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平等，都有着基本的权利，而政府应当反映人们的意志，贸易应该是开放的，信息流通应当是自由的，而法律要保证这个公平。”所以政府必须珍视和善待言论。

言论自由具有功能上的优先性。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常识，正如《美国的言论自由》译后记所言：经验表明，人类的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依赖于言论，人类各项权利有效行使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言论，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转依赖于言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依赖于言论，言论有如生命之水、万善之源。

言论自由具有追求真理的优先性。言论自由的意义在于它能使人生充满了快乐与幸福。如果说自由是惟一的财富，那么言论自由就是财富的基本内容。先有言论自由，而后才有真理。真理最多是言论自由的副产品，是言论自由的意外收获，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每一个人都以追求真理为使命，人生会显得枯燥和乏味。言论自由并不是言论真理，言论自由的意义在其自身而不是在其之外。任何政党、政治家、思想家、组织都没有垄断言论自由的权力，更没有垄断真理的权力。

言论自由具有现实的优先性。言论每天都发生，甚至每时每刻都发生。哪一件事情也没有言论自由发生次数多。一天吃饭三次，言论却可以无数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并不是每天都发生，言论却是天天有。

言论自由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先性。言论自由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政治体制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没有言论自由，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扭曲变形，就会失去方向。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诸如“三公”改革、财产申报改革、宪法落到实处的改革、群体事件的司法改革、权贵资本的改革、社会分配正义的改革、反对特权的改革离开了言论自由也无法进行下去。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言论自由具有责任的优先性。自由与责任相统一，有自由才有责任，没自由就没责任。“文化大革命”那么多的参与者从不忏悔，甚至没有忏悔意识，是因为参与者不自由，不自由是逃避责任的最好办法。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相统一。言论不自由，说着权力者强迫或胁迫说的话，伪君子必然流行于世。权力破坏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败坏了道德。

意识形态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的首要人权。这是声东击西的战术，其实质就是把人权拒之于国门之外，为专制开通道路，或者是打着人权的旗帜反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的首要的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抹杀了民主与专制的界限。金正日也是高举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大旗帜的，只是他的生存与发展不是其国家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而是他自己和他家族的生存与发展。生存权与发展权从来都是统治阶层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权。

意识形态说时国权大于人权。这实质是国家本位，人只是国家的工具。为了国家个人可以随便牺牲人的生命。国家可以为所欲为，权力不受限制。极权主义的国家都是国权大于人权、国权淹没人权的。比如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不要以为极权国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阿伦特语）

用生存权、发展权、国权的优先性取代言论自由优先性，并把言论自由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会给言论自由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言论自由的优先性，生存权、发展权、国权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言论自由只是因为言论本身的缘故才可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不能以其它的任何名义限制言论自由。经济发展不是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政治稳定也不是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以任何别的理由限制言论自由实质就是专制。

如果以先知先觉的方式取得了言论自由的代表权，如果以先锋队的方式取得了言论自由的代表权，如果以稳定的名义、和谐的名义取得了言论自由的代表权，那就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甚至是对人类的污辱。

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听说温家宝总理又流眼泪了，我没看过相关的视屏，不知道他这次难过的具体原因，但汶川地震时，我还在国内，真的通过电视看到他流泪了，我很感动，也和他一起哭泣，后来他又在不同的场合流泪，比如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讨薪等，我震惊之余，开始流汗了。现在，他流泪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人们似乎已经被他流泪流得麻木不仁了，我想，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用流泪显示心底的软弱呢？他为什么不学得强硬一点呢？难道人大代表被动地选举他当上国务院总理，就是让我们看他流眼泪吗？

无疑地，中国目前已成为老百姓流泪最多的地方，不用说别的，就拿去北京上访的群众来说，每天，每一秒，都有被殴打，阻挠而流泪的无奈的人们，原本中央设立信访办就是接待百姓投诉的，但各个省市地区却都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眼皮底下抵抗他们，这些官员私设了黑监狱，专门用来截访和抓捕访民，由于中央斗不过地方，信访制度已形同虚设，所以由流泪到流血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的被政府官员打伤至死至残，这种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个姓李的女访民，在黑监狱被黑看守强奸了，有的访民忍无可忍，只好倾激愤于暴力，比如杨佳，在杀了几个警察之后，被判了死刑，我想总理温家宝不能不知道吧？对此他心里不难过吗？

我不否认，他是二把手，有许多事情受制于人，无能为力，可是象上述访民这种事故，他难道不能忍一忍自已的眼泪，咬咬牙，亲自到信访办去几次，查一下黑监狱，用训斥和法办取代怜悯和流泪吗？原本地方的封疆大吏就无法无天，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再动辄流泪，岂不是鼓励他们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吗？我不相信他如果抓住访民投诉无门的典型事例，严惩渎职犯罪的贪官，就能因此下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他和中共高官来讲，应当流泪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多如牛毛！在我看来，他应当选一选，选出更让人难过的事，比如成都动迁户唐富珍的自焚，她为了捍卫自已的家圆，和公权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以“人与楼房共存亡”的悲剧收尾，但她死了，家人还要被强加一个“暴力抗法”的罪名关押，我想问温家宝，你看过录相没有？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你流泪了吗？你愤怒了吗？
与此同时，上海维权律师冯正虎由日本访问回国，却8次被拒于上海虹桥机场海关，他不得不滞留日本成田机场40多天，造成了同类事件史无前例的轰动效应。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每天晚上躺在机场的木凳上睡觉，至今还在和警方较力，我不相信温家宝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流泪呢？为什么不出面解决呢？

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如果上网浏览会应接不暇，作为普通百姓看了，出于同情和无奈，流一些眼泪，也是人之常情，是啊，谁叫我们无职无权呢，但作为身居高位的堂堂大国的总理，面对这些令人发指的丑闻，为何不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呢？这真令人匪夷所思！

俗话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有人说温总理在做秀，我不同意这种偏见！我不否认温家宝流泪是出于真诚，他流的不是鳄鱼的眼泪，他是真的心中难言而又难过啊！

是啊，他在“六四事件”发生之时，给赵紫阳当助手，他不仅十分了解内幕，而且对它产生的原因也很清楚，但他眼睁睁地看着王丹等流亡海外的众多有为之士不能回家，“六四”血案不能平反，原中共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不能正名，他连追悼会也不敢出面参加，内心忍受多大多久的挣扎啊！这是多大的悲哀啊！

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日本访问期间讲到普世价值，讲的不错啊，但回到国内，看到《人民日报》，他的话已被修改得变了味，这或许也是他经常流泪的原因吧！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没有言论自由，都不能在共产党办的报纸上刊登自已的真实观点，那么平民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难怪一本《中国农民调查》令他及政治局的人们大为震惊，原来他们和毛泽东一样，由于僵化的一党独大制度，不得不终日生活在谎言和大话之中，他不能不流泪！不得不下决心废除了农业税！。。。。。。但废除的应当是产生这一切社会不公的制度！他敢吗？

大概就是在这次出访讲话中，他动情地引用了中国著名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总含着泪水，那是我对祖国爱得深沉。。。。。。仿佛温家宝在回应人们对他流泪的指责，他似乎找到了流泪的理由，但他是否知道，当他眼含热泪吟诵这行诗句后不久，诗人的儿子艾未未竟被成都警察暴力殴打，不得不去德国动手术，其原因是他要赶到成都去为黄琦作证，此前艾未未和黄琦等人常年忙碌在地震灾区，他们要调查被豆腐渣工程害死的小学生的人为因素，而温家宝曾也在此地流过泪，那么艾未未和黄埼何罪之有？为何要被殴打？黄琦为何要被判刑？温家宝为什么不为这件不公平的事情流泪呢？我想，假如艾青先生还活着，一定会告诉他：你不要再读我的那句诗了，我说的深爱着的土地，恰恰就是我儿子未未现在去的地方啊！他执着追求的真相，与你何干？你不要再流泪了，你赶快去成都吧，把殴打吾儿的恶警抓起来，把黄琦放了吧！……

显然，中共十八大日益临近，温家宝的机会已经不多，也就是说，他流泪后有人关注的时候不多了！振作一下精神吧，温家宝！当越来越多的弱者由流泪流汗改为流血的时候，中国就失去了和平转型的良机，陷入万劫不覆的困境，的确以往我们已失去了太多机会，现在必须抓紧！温家宝，不要再流泪啦！拿出你在汶川地震中的勇气，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吧！

2009年12月15日于多伦多

（续前）

李林山：那年我21岁。那段婚姻持续了10年，1995年我就背井离乡来大理。

老威：之前呢？

李林山：没出过省界。平生出远门，是80年代末，看到报纸刊登的广告，就去太原学裁缝。走几十里山路，到晋庄搭火车，在车厢内挤了一夜，拢省会。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和车啊。沿路打听，终于找对地方。生意很红火的裁缝班，一期至少招五六十名学员。我身上带了300块，学费交几十，买出门新装花100多，买劣质电熨斗花27，还要自备学裁剪的布料。剩下的几十块，才是我的伙食费。40天，每天两个自己烙的面饼，不够就喝开水补给。

毕业回到村里，我就成了见过世面的“洋裁缝”。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挺羡慕，买了布料找上门。可我那临阵磨枪的手艺！后来操练几年，才勉强上得台面。1994年，云南楚雄的姨爹返乡探亲，正撞着我离婚不久，日子艰辛，就竭力动员我出来，还为我掏300元路费。于是我耗了4天，转了几趟慢车，还在水泄不通的车厢内憋了一天一夜的尿，总算抵达云南。

老威：树挪死，人挪活，总算脱离苦海了。

李林山：洗澡随便了。白花花淌着的水呀，开头我还挺肉疼。曾做了个梦，把老家和大理搞混淆，洱海缩小成一澡盆，我在里面起劲泡，舒服得不肯上坎了。可周围却黑咕隆咚，乡亲们的脑袋，从煤渣子里飞起来，骂骂咧咧：你驴日的，太腐败！我们几辈人的命根子水，都让你浪费掉。接着就张嘴咬人。吓得我哇哇叫。正光着屁股四处躲闪，洱海的澡盆突然又没水了，我又站在南山后村，一道道黄土梁，那些嘴呀，一咬一个黑印儿，眨眼间我又恢复了在老家的鬼样子。

老威：后来呢？

李林山：梦醒了。北方人跑几千里地，到南方，开头还不太习惯。米饭寡淡，惦记着面食。替老板打工，太忙，又没办法自己动手弄。

老威：还做裁缝吗？

李林山：对。就在古城洋人街。后来就琢磨自己开这个小铺。

老威：传说缝补行。

李林山：如今在大理也算老店铺了。不过所谓的“传说”不是远古神话，而是希望口口相传，维持个温饱。当时我想呀，大理老外和假老外都多，各种奇装异服也挺国际化，我这种山西老土，没能力与别人竞争。可是补个疤、锁个边、换个拉链，挣个一块几毛的零碎钱总行。就这样，站稳脚跟了。32岁至今，我在这儿15年，省吃俭用，寄回老家不少钱。

老威：算老大理了。

李林山：仅次于原住民吧。不过在饮食上，仍有意无意，保持某些山西特色。比如包这个饺子，老惦记往肉馅儿里加萝卜，恨不得几两肉加几斤萝卜，翻来覆去剁。在老家，一年到头包一回饺子，还只见肉味儿不见肉。

老威：改天我请客，我们上大馆子，整大肉。

李林山：如今想吃也吃不下啰。明显感觉癌块块卡在这儿。每顿饭都要凭运气，嘴里先包口水，一点点咂，看浸得顺不顺；如果顺，就乘着势头，咂几口粥；终于打通了，才可以正常吃些干东西。

老威：如果运气差？

李林山：第一口水被顶回来，就只有挨饿。

老威：难怪你这么精干。

李林山：皮包骨头了，当然“精干”。

老威：今天不错，你还吞下几个饺子。

李林山：今天是特殊日子，我的传说缝补铺关门。我踩不动缝纫机了，就剩这点点残余命，我得放松放松。

老威：迷茫吗？

李林山：不迷茫，上帝会安排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知道有上帝？

李林山：从小就知道。恍惚记得报纸还是课文，讲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还有什么“育婴堂的故事”，杀害小娃娃，用作祭品，很恐怖。

老威：你相信？

李林山：我在文革中上的小学。平生第一课，老师叫几十个脏孩子翻开课本，齐声念第一页：毛主席万岁！第二页：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页：人民公社万岁！所以我们在萌芽时就被洗脑了，相信红色，相信正面，相信无神论。我们村没基督徒，有的是烧香拜佛的老头老太太，我也特鄙视，不断“口头批判”。在大理十几年，眼界宽阔了，各地各国各肤色的人，来来往往。我早就知道这儿有基督教，并且教堂古老，100多年历史。还有天主教、回教、巴哈依教，等等。可我本能地排斥，把所谓“信洋教”和本地白族“信土教”，也就是“拜本主”混淆。

老威：估计目前，大理白族建有几百个本主庙，庙里塑了上千个本主，什么四海龙王、五道山神、八方罗刹，还有若干伟大的祖先。

李林山：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封建迷信”，和抽大麻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抽大麻。大理这地方，山好水好，物产也丰富，可就这宗教和大麻令人反感。

老威：嘿嘿，比共产党老干部还正派。

李林山：受无神论的害，无信靠，无喜乐，为糊口而糊口，也不知道哪儿是个头。遇着麻烦事儿，就盘算怎么逃避，抽烟喝酒，憋一肚子气，想骂人，又不敢。我的大女儿高烧成脑膜炎，6岁转为癫痫，以后又成哑巴，9岁就夭折了，我内心在流血，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威：昏天黑地啊。

李林山：得癌症时，我曾想不通，因为扳着指头数，就没几天舒心日子，更别提什么人生价值。

老威：如果你家有20万，如果两年前你治了病……

李林山：多活5年，还不一样等死。看不见的钝刀子，刺你，剐你，半夜难受，憋醒了，坐起来，却只能忍。只能忍！没心劲儿自杀。你早早放弃自己了，可癌细胞不放弃你。

老威：上帝也没放弃你。

李林山：仁慈的主，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老威：你最初通过谁认识主的？

李林山：有个杨弟兄，从云南边境的保山过来，住在大理。他经常路过我的铺子，脸熟了，就进来聊天。“老李啊，最近还好吗？”我说：“不怎么好，得癌症啦。”他大吃一惊，就陪我坐，替我着急：“哎呀，这可是花钱的无底洞！”我说：“没钱，只有等死啰。”可他却说：“不用这么绝望，信主吧，老李，主会医治你的。”接着他又多次登门。“老李啊，看你这个状况，只有信主一条路了。医院帮不了你，亲属帮不了你，政府天天在喊‘让世界充满爱’，也帮不了你。而我们普通人，特别是普通的穷人，总得有个信靠有个追随啊。”都生死关口了，还犹豫啥？把自己交出去嘛。那一刻我掉泪了，因为我这个蔫巴巴的活鬼，稍微势利的，还怕沾染晦气呢。可主却通过杨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于是我大声说：“主啊！信您！”

老威：奇迹可发生了？

李林山：杨弟兄当场为我做了绝志祷告。街上依旧人来人往，阳光依旧普照这个世界，瓦顶重重叠叠，几只鸟儿在老树枝头叽叽喳喳。更远处，苍山洱海依旧环抱着我们……

老威：你变成作家了呀，老李。

李林山：我跟着杨弟兄，抱住双手，抵在胸前，不断线地流泪。不是悲痛，而是感恩。我平生第一次，不想自己，不想人，而想主，祂高于我们，高于万物，高于苍山洱海。我是父母生的，我的命却是祂给的，可是我以前却不知道。癌症使我觉悟，使我被踩入泥土的心，飞起来，感受天国。

老威：我也被你感染了。

李林山：一阵一阵，触电似的。风拂在脸上很舒服。可当我只琢磨自己，只琢磨癌细胞的时候，却被撒旦所控制，连风很舒服都感受不到。

老威：这个杨弟兄上教堂吗？

李林山：他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认为上教堂的人不一定是耶稣的信徒；反过来，政府宗教局也不认可他这一路。2008年复活节，我在大理北门有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受洗。大理周围的信徒都和我差不多，教堂祷告和家庭聚会交叉着去。

老威：信耶稣这一年来，你觉得病情减轻了？

李林山：病情也许加重了，因为吞咽更困难，消瘦更快，但精神挺放松。开头祷告还存有私心，每次都求主治病，像《圣经》里描述的，请降神迹予我，似乎主亏欠了我什么，还经常走神儿，边祷告边有意无意想其它事，比如没办法啦，主不救我，真没多少活头啦。这就犯了渎灵的罪。几十年除了苦，还是苦，哪怕再活几十年还是苦。要真正悔改，不太容易。于是传道人吩咐，要代祷。为亲属为朋友，为那些远离救主的羔羊，为世界每天发生的灾难，为周围的不义、贪婪和杀戮，为深陷其罪而不认罪的国家、民族和个人代祷。求主宽恕，求主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因为耶稣背负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没有谁的受难，比十字架更重。可耶稣在临终时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代祷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全身心为别人祷告，主就会在无知无觉之际，医治你的病。

老威：绝症病人无一例外会考虑自杀，你呢？

李林山：考虑过，但这是一种必须忏悔的罪。因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给的，你没有权利擅自结束。我曾经感冒，曾经开刀，曾经多年缺水。当时以为受不了，却还是受了。我想自然而然死去的滋味，没有缺水和开刀难受，或许比发烧还轻呢，就像树叶飘落大地，而灵魂却飘落在天使的怀抱。

老威：听说你昨晚没睡好？

李林山：半夜被苍山下来的滚雷惊醒，突然很无助，泪水不知不觉打转。连忙默唱《赞美诗》，还跪下祷告，求主宽恕我的动摇。

老威：这种孤独，你的家人能体会吗？

李林山：我尽量不惊动他们。屋里太小，我就到铺子。正读《圣经》呢，晨跑的余鲲弟兄就路过，笑着打招呼。我抬起头，他就刹步端详：脸色这么差？李弟兄啊，昨夜雷雨交加，好恐怖哦，我惊醒两三次呢，感觉上帝与魔鬼在耳边打仗。我的脸色也很差吧？

老威：他在没话找话。

李林山：我明白。可我们还是东拉西扯个把小时，直到街面人多起来，我的心境也渐渐平复。

老威：你们挺有缘份。

李林山：主的安排。通过他的引见，我又结识了你，还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这也是主的安排。

老威：我们交谈了这么久，很耗元气吧。

李林山：临近终点前，这么梳理自己这一生，也别有一番滋味。

补记：

残阳斑斑驳驳，笼罩住小院的一角。老李边谈话，边张罗着面食，卡白的脸逐渐潮红，脑门儿也微微冒汗了。乘着氛围不错，我再三请他吼几句“上党落子”。老李推辞不过，就挺胸提气，来了一段《七品芝麻官》：想当年，我在朝廷居大官，忘掉了民间的苦和难；今日里，我目睹荒年无收成，才记起百姓急了要造反……

老李很抱歉，说这种调调，本来该一吼二吼连三吼，余音绕梁，甚至能压过秦腔，可自己气不足，只得低八度，金属质地的假嗓就化作娘娘腔了。

而我却由衷喝彩，并觉得这降了调的上党落子，竟夹杂了些《赞美诗》的韵味。接着晚餐开始，我和余鲲应邀加入。6个人在院子里围拢矮桌，围拢热气腾腾的山西饺子，低头祷告。老李高声领祷。我原以为他会照例求主医治他的病痛，却不料他打头就是“今天是世界和平祷告日，主啊，您让余鲲弟兄和廖老师来到这里，倾听我微不足道的经历，他们是了不起的文化人，竟然来和我做朋友，这是您的恩赐啊。求您保佑他们健康、喜乐……”

这个餐前祷告很长，饺子有些凉了，我却面红耳赤，跟着大家应和多次“阿门”。用餐时，老李招呼我们多吃，自己却偷跑出门两次，回来后，饺子就吃得比较顺畅。细心的余鲲悄悄说，老李怕吞不下，去隔壁喷过药了。

我始终微笑。我经历过饿殍遍野，吃相历来不雅，可此刻，我却绅士一般克制。直至握手告别、转身，走出相当长一段路，我的微笑面具还在。谁都明白，我不想笑。脸颊针扎一般疼。我不想笑！

兜头一个闷雷。接着一阵雨。再接着一股风。再接着，湿漉漉的月儿升起来，似乎还挂了几丝苍山的青苔。主啊，这就是您创造的大理——令人不可捉摸的永远的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