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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自由写作奖、林昭纪念奖揭晓
汪建辉和唯色分别摘桂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14日讯）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和林昭纪念奖，先后经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初选和理事会决选，于前日产生评选结果，由现居成都的小说家汪建辉和现居北京的藏族女作家唯色分别摘冠。
 
汪建辉，1966年生于福建，曾亲历1989年的历史事件并因此身经磨难，并从此奠定了其后的写作基调。20年来，他始终如一坚持十分低调却对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见证式写作。他走在一条充满艰辛、不求闻达的边缘文学之路，与六十年来时断时续但始终薪火相传的地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他的不少作品仅通过自费形式地下印刷在民间流传，为不多热爱文字和思想的反抗者、探索者所关注：《情节人》、《囚人猎记》、《十四年》、《人间的思路》、《城乡差别》等等。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因审查制度而不得不在海外出版，该书描写了一个荒诞理想的产生及破灭，展现了一个悲剧时代的广阔背景与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在异议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深会员，他近年来的作品几乎均在笔会的《自由写作》网刊首发。汪建辉的写作彰显了在中国国内被人为掩蔽、篡改的地下文学真貌及其可贵传统。
 
唯色，1966年生于拉萨，在四川藏区和汉区长大，是优秀的藏族作家和诗人，1990年起长期担任拉萨的《西藏文学》编辑。在过去20多年的写作与编辑生涯中，她对藏族人民及文化的现状与命运持续关切，也积极推动和参与藏汉作家、诗人之间完全基于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交流与对话。2003年，她已公开出版的散文著作《西藏笔记》遭到查禁，本人受到来自官方的整肃与迫害。也因此她而失去了工作。尤其是在2008年拉萨事件后，唯色承受了比一般汉人异议作家更大的压力。但她始终坚持披露西藏真相的写作，而且成绩斐然。自2003年后，她已在海外出版关于西藏的著作有八部之多，其中《杀劫》、《西藏记忆》、《名为西藏的诗》和《看不见的西藏》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她的作品也已为国际文化界所关注。唯色的写作与践行真正体现了林昭的自由精神，昭示了林昭精神在新世纪的普遍复兴。
 
今年颁发的自由写作奖是第七届，前六届的得主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廖亦武、周勍。林昭纪念奖则是第五届，前三届得主分别是卢雪松、昝爱宗、李剑虹，去年的第四届空缺。独立中文笔会将举行二奖项的颁奖活动，以表彰汪建辉和唯色两位优秀作家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精神，以及处于逆境创作不息而具有突出表现与实绩。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今天（12月14日）下午2点左右，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丁锡奎终于在第一看守所内见到了刘晓波，这是自刘晓波被移交到检察院及法院后与律师的第一次会见，也是自刘晓波被羁押以来的第六次会见。

 

据尚律师讲，刘晓波的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本月3号刘晓波被检察院提审，10号被法院提审。就起诉书中对刘晓波的指控，律师想听一听他自己的意见。刘晓波强调说他不仅仅是6篇文章，他的所有文章从来都主张渐进式变革，从来就没有煽动更没有颠覆的意思。刘晓波本人不同意激进的变革，关于他自己的文章都是一些价值判断，比如是先进还是倒退，是对还是错，他并不对事实作判断，所谓的诽谤及造谣，应该是捏造事实，而刘晓波认为自己的文章并不存在捏造事实成份，更谈不上诽谤和煽动了。

 

关于对《零八宪章》的指控，刘晓波认为宪章首先不是一个行动纲领，更不会是一个煽动、颠覆政府的政治纲领，而是一份关心中国前途的设想，基于普世价值，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制度上是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盼和向往，是对中国未来的一种良好愿望，只是一个蓝图性的文件。

 

刘晓波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不管是他的文章还是《零八宪章》，都是在依据中国宪法第35条之规定，公民有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应该包括正确的言论和错误的言论，即使他的文章观点错了，大家可以进行理性的争论、商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刘晓波向法院提出希望莫少平律师作为代理律师为其辩护，但因牵涉《零八宪章》为由被拒绝，但刘晓波表示他充分相信现在为其辩护的尚宝军律师及丁锡奎律师。

 

刘晓波表示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管怎样他都认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法院曾讲过在10号送达起诉书后的第11天以后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开庭，但表示至少会提前3天通知律师。尽管有20大本的卷宗要阅，但律师已做好下周一就会开庭的准备。

我国的新闻给我的启示是经常让我知道原来我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这次，我就知道了国家标准委员会。国家标准委员会在内部制定了官员一顿饭不许超过十万元，官员一次包二奶不准超过五个，官员一次叫小姐不得超过双飞，官员一次受贿不准超过一亿等标准之后，将视角和触角伸向了民间，要规定电瓶车不准超过15到20公里每小时，重量不得超过40公斤，否则将按照机动车来管理。

为什么有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很简单，商人是靠出台产品盈利的，政府是靠出台政策盈利的，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大部分的电瓶车将要被划为轻便摩托车或者电动摩托车（电动摩托车，这个词汇真新鲜），无论在牌照和税费上都将大大增加。我不是特别理解，相关部门如果是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幌子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超过标准的车，缴纳了更高的费用以后，难道变得更安全了一点吗？难道除了信春哥能不死以外，多交税也能不死吗？

这次的改革上，我们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必杀的决心。因为相关部门知道，通过技术手段，狡猾的刁民可以将本来是40公里极速的电瓶车在检验时限速到20公里甚至15公里的国家标准，这一来相关部门钞票就收不到了，怎么办呢？于是就又出台了40公斤的标准，因为跑的比较快的电瓶车难免重量就重，这下你就没辙了。我建议劳苦人民如果电瓶车的确超标了，等标准实行以后，在检验时将占据重量大头的电瓶，轮胎轮圈等拆除，告诉他们，因为信政府，信国家，这人一有信仰，不光不死，而且这电瓶车连没电没轱辘也能开。

任何的交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政府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了摩托车很多时间。在其他国家，毕业以后年轻小伙子创业的阶段，一台摩托车是陪伴他青春的记忆，对于很多不那么富裕的家庭，摩托车是出行必须的交通工具，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必须要去坐公共交通。后来这些原本骑摩托车的人，一部分人选择了地铁和公交，一部分人买了小车，一部分人买了电瓶车。选择地铁和公交的，最近票价都涨了，选择了小汽车的，油价也涨了，在某些奇特的城市还要收牌照费用和道路使用费，但是选择了电瓶车的那些人，也就是这批人中最弱势的那些人，相关部门一直没有能够从他们身上捞到油水，好不容易电价涨了吧，这钱还不归自己。于是，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了出来，当年从摩托车上赶下来的那一批人，都要赚到你。

那么电动车安全么？不安全。因为电动车无声无息，而且刹车性能差，很多电瓶车能开到甚至超过50的速度。但是电动车驾驶员撞死人的事情很少见，更多的是电动车驾驶员被别人撞死。实施新标准以后，对于他们依然被别人撞死似乎没有什么帮助。电动车的标准很简单，应该是牌照登记等手续彻底免费，限制速度不能超过35到40，必须使用碟刹，使用头盔。尤其是必须使用碟刹。我看过市面上很多电瓶车，我看到的大部分能超过50的超级电瓶车，其实所配套的刹车系统和能开到50的轻便摩托车是一样的，都已经主动配备碟刹，这让我很欣慰。这说明这些厂家虽然技术活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基本的良心还是要比一些相关部门要好的，就是你多交钱，服务和配套也会相对应的提升。但电瓶车超过50还是有点危险的，因为轮胎配置比较差，悄然无息，这个速度就可能对行人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我有一个邻居，在上海金山石化的某个工厂上班，每天回家要坐公交车25公里回到亭林家中。但是他的公司经常加班，加班了以后他就没有车回家了。他的月薪是1600元，在周围很多的工厂里，这已经算不错的。周围的房价都是1万元。他想买一个摩托车，看中了一台4000多的，要去买。我说我这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小摩托车，我开了大概100公里，我1000多元卖给你（请要提问你为什么不直接送给他的脑残朋友多动动脑筋）。一周后，朋友说，我不要你的那台了，虽然便宜，但是还要上牌照的钱，最主要是油钱很高，我一个月要加掉快四五百块钱油了，我承担不起。你看我的电瓶车，也能开到50.

如果实行了标准以后，我这位朋友的命运就很叵测了，他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交一笔钱，还是开着它的“电动摩托车”，半个小时多到家，如果运气好，可以活到老，另外一种是换一个国家标准的，但每天回家需要开两个小时左右，无论冬雨还是盛夏，而且他的电量还有相当的可能是开不回家的。

电瓶车是这个城市里倒数第二弱势的人群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往往是疲于奔命的人，你不能让他们以70码的速度去送命，你也不能让他们以15码的速度去奔命。无论如何，我认为相关部门不能再多收他们一分钱了。有些人可以吃鲍鱼，但不能因为看见吃咸菜的人吃太多咸菜而制定一个标准，说你每天必须吃规定量的咸菜，否则太咸了有害身体健康，但解决的办法又不是给人家肉吃，而是将人家已经多吃的或者即将多吃的咸菜按照肉来收费。你以为人家那么乐意吃咸菜吗，你吃一个试试。当然，可能你偶然吃咸菜还觉得挺好吃，就像XX省省长偶然在机动车道里骑自行车上班一次感觉很不错一样。牛逼你就天天吃。

电视播放的录像镜头竟然是彩色的，我一开始还认为是经过技师填色处理过的，又或者是情景再现，但播音员说这是爱娃拍的原装带子。爱娃的最大爱好就是随身带一个摄像机，把身边的聚会记录下来。仿佛知道她随手拍摄的这些带子将会成为最珍贵的史料似的，每拍完一卷，她都小心收藏起来，后来即便炮火摧毁了德国，她也和结为夫妻的希特勒自杀了，那些录像带却大多完好无损。

录像一般是她亲自拍摄的，所以，她自己的镜头并不多，但从不多的镜头里仍然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圆圆脸的活泼可爱的女子，总是在笑。更多的镜头给了男主人——希特勒。可能总是被拍摄吧，希特勒就感觉到不好意思了，有一次，他冲着镜头温柔地说，嗨，怎么老拍我呀，应该多拍拍你自己嘛。

镜头外的爱娃带点调皮的咯咯地笑了，镜头有些颤抖，她的情人——希特勒的温柔变成了满脸的怜爱，他挥了挥手，有点像我们平常人在镜头前那种不自然的招手，脸上的笑容也更加灿烂。而可怜的我，在这一刻竟然有了时空错乱的感觉，险些昏了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镜头中如此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像个温文尔雅的情人，更像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口中的“父亲”。是的，“父亲”不但是当时的纳粹军官们，而且也是很多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尊称。事实上，在很多场合，爱娃也像戈培尔一样把希特勒当父亲一样来爱。

爱娃知道自己如此爱慕并姘居了十几年的希特勒是杀人魔王吗？这曾经是一个历史谜团。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文件或者其他口供能够证实爱娃知道——除了她自己拍摄的录像带上的一段对话。在和一位亲戚谈论他的某位亲戚时，爱娃说：幸亏他没有那样做，否则就要被送进集中营了……

所以，可爱的爱娃是知道集中营的，而且从录像带上的时间可以知道，在希特勒腼腆地告诉爱娃要少拍自己的时候，几百万犹太人——包括至少几十万像爱娃那样可爱的犹太女孩子已经被希特勒活活闷死在焚烧炉里……

爱娃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当时被希特勒激励起来的爱国民众一样，他们直接称呼德意志为“祖国母亲”，而纳粹军队里有段时间连“祖国”都省掉了，直接称德意志为“母亲”。

就在去年，当很多年轻人称呼祖国为母亲的时候，我曾经专门找几位懂不同语言的朋友帮我查一下“祖国母亲”的来历，有多少民族称呼自己的国家为“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和朋友的结论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原来好多语言中都有“大地母亲”以及“母亲之地”、“母亲之国”的词语和词义，但那意思更多的是“母亲生长的土地或国家”，很少有直接把国家当成“母亲”的。上个世纪使用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就是从纳粹德国开始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把“祖国”直接称呼为母亲的，竟然也都是以集权专制国家为主的。到现在，在各国官方媒体中，几乎只有北朝鲜还在直接用“母亲”代替“北朝鲜”三个字。

母亲之地（motherland）或者母亲之国好像是言之成理的，这是我们母亲的地方，倍加珍惜，无可非议。但如果拟人化到把“祖国”直接称呼为“母亲”，就不是所谓文艺腔，而是很有点别扭了，因为，母亲是祖国，那父亲是谁呢？

更让我惊讶的是，每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狂热地称呼国家为“母亲”的时候，其实早就有一个“父亲”在那里了，而且，这个“父亲”大多还是靠非法手段霸占了“母亲”，而且，他就是背后策划民众热爱祖国好像热爱他自己的妻子一样。例如在纳粹德国时期，德意志是人民的“母亲”，而希特勒几乎是当之无愧的“父亲”。还有现在的北朝鲜，“父亲金正日”的话语体系方兴未艾。

“人民的父亲”和“国父”是不同的。孙中山被人称为国父，但在现有的资料中，很少有人（包括蒋介石在内）把他称为“父亲”。最离奇的是美国的“国父”华盛顿，虽然贵为国父，而且也确实有后辈把他当“父亲”看，但并没有人这样比喻他，称呼他。而且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众称呼一位总统为“父亲”，倒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作者）走遍了世界各地后总结道：对许多人来说，毛泽东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有父亲的形象……

埃德加斯诺并没有说到位，当时的亿万中国人不但都是毛泽东的精神儿女，而且在文学作品、各类发言甚至现实生活中直接称呼毛主席为“父亲”的不计其数。记得连我小学时候的文学偶像茅盾老头都在一首诗歌里动情地写道：

毛主席，我们的父亲

见到你之后我就变得更年轻更勇敢

而我们的歌声将永远流传

像澜沧江

很多人以为老杨头写到这里，一定会破口大骂，或者冷嘲热讽一般，不是的，至少今天我不想这样。我们很容易指责专制国家的独裁们先让民众把国家当成“母亲”般热爱和依恋，然后靠戈培尔这样的宣传部长，把独裁者弄成“父亲”，幸福的民众终于“父母双全”了。这一切都是民众都被愚弄了？像这种一边叫祖国为“母亲”，一边把统治者当成“父亲”，除非民众自己都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孙猴子，总不会不知道，他们热爱的“母亲”是“父亲”的附属的。

无论是茅盾这种大知识分子，还是当时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可是真心地爱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毛主席当成了“父亲”——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把毛主席当成了唯一的“父亲”，有年轻人因为听毛父亲的话，而和自己的血肉父亲恩断义绝；有的只顾孝顺毛父亲，而置那位把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父亲于不顾。当然，还有就是更多的女孩子，不像现在被克林顿总统弄了一下就要出来曝光，他们被祖国母亲的丈夫——人民的父亲弄过后，几乎就当成一辈子的荣誉和恩宠，哪怕那“父亲”后来被证明是魔鬼，她们也无怨无悔，这种感情绝对不是“上当受骗”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我这两天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专制国家才能出现可以和祖国“母亲”姘居的独裁“父亲”？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近日的感觉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终身独裁制造成的。

我强调“终身”制是有原因的，如果当初美国总统华盛顿不主动下台，而是像毛泽东和金日成、蒋介石、蒋经国一样死在任内，他一定会成为很多国民的“父亲”，不管是主动得心甘情愿的，还是潜移默化受到影响的。从这一点来说，把一个管理国家的统治者弄成了独裁，弄成了和自己祖国母亲非法姘居一辈子的独裁者，民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自负其责的。

在阅读共和国上下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从外国人的传记中阅读时，我感觉到这种“父亲”情节绝对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甚至不只是专制国家才有的。大家只要简单地翻开几十套写共和国历史的外国人写的回忆录或者传记，几乎在任何一套写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领导人中，都会看到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父亲般的描写，他们的雍容大度、气魄和亲切不但是1979年后的中国领导人无法比拟的，就连全世界，都找不到几个。甚至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文字中，都多次流露出这样让人困惑的情感。

为什么？难道金日成、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真是神仙下凡吗？怎么我们后来带给中国改革开放，给民众带来了财富的第二、第二、第四代领导人都无法和他们比？连美国总统在他们面前也失去了亲切和气派？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们怎么又会把国家治理得如此糟糕？把民众——他们的子女弄得那么惨？

其实，道理很简单，把一个无赖放在那个位置上几十年如一日，只有死才能让他放开被他抓在手心里的民众，他当然会“亲切”，会像“父亲”般，会浩气冲天。在台上掌握权力太久了，即便是以折腾和折磨老百姓为乐，也会让很多人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了依恋心理。有些从出生就看到这个父亲般的独裁者晃来晃去，弄久了，还真以为自己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独裁者的恩赐和抚育。大多情况下，那些把祖国亲切地叫做母亲的民众，有认贼作父的倾向。

尼克松见到毛主席时夸奖中国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父亲”般的毛泽东豪气的玩笑道：你要多少？中国有很多啊……尼克松这一辈子可能都在感叹：谁让我不幸没有生在中国呢！

如果尼克松生在中国，那些漂亮的女孩子就会像热爱父亲毛泽东一样热爱他，而且，也会像爱娃一样，同时献身给祖国母亲的丈夫……

1934年11月13日，56岁的《申报》主人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公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工有组织的狙杀。

对于史量才致死的原因，当时外界有多种传闻，比如说他“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比如说他与1933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有关，比如说他死于私仇，“根据新、申两包内部传说，辛亥革命时，史有一位好友担任沪军都督府的军需，因隐瞒华侨捐款，被都督陈英士枪杀，其次妻携带赃款避居史家，史即人财两得。后来那位朋友的儿子声称要报此仇，史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经常练习拳术，并雇用保镖，备有钢甲避弹汽车。……据说凶手就是杭州笕桥飞机场的航空人员，为首一人就是声称要报家仇的陶某。”[1]陈英士当年枪杀的是辛亥时镇江军队的参谋长陶骏葆，沈秋水的相好。但这些说法都只是传说，缺乏可靠的依据。

《北洋画报》（1934年24卷1171期）发表署名“湘如”的《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一文说：“若论《申报》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以前向来是再稳重和平不过的，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扩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2]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年轻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历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谈”，确实发表了鲁迅、茅盾及许多左翼作家的大量杂文，国民党当局也曾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换掉黎烈文，被他顶回去了，“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就是他的回答。尽管如此，黎烈文还是在1934年5月辞职离开了《申报》，由张梓生接替，虽然风格没有大的变化，继续发表鲁迅等人的杂文，但“自由谈”的杂文毕竟比较隐晦，并不直接批评时政，鲁迅的文章也都是用笔名发表，“自由谈”为一部分人不满不大可能成为史量才致命的主要原因。

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3]

军统特工沈醉也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4]

然而，无论是《申报》被共产党利用，还是史量才同情共产党、给中共地下党提供经费，我们迄今都没有看到可靠的史料依据。

1931年12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在3月4日的《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启事在《申报》发表之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申报》不应刊登，史量才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申报》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不屈从于当局的压力。1934年10月5日，也就是史量才遇害前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张梓生也有类似回忆。

史量才生前友人冯亚雄说他的死因有三，除了副刊“自由谈”得罪国民党，聘李公朴主持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在新文化事业“更大遭反动统治集团之忌”，还有一件事，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国民党要人盛宴款待，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的威力，说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嘲弄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报者拥护。”合座为之默然。[6]

对于史量才的这句话，另一个不同版本来自报人徐铸成的回忆：“我曾听说，蒋对《申报》和史不满，已非一日。当时也在上海地方协会挂名的杜月笙曾拉史到南京见蒋，企图调和他们的‘矛盾’，谈话并不融洽，蒋最后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然回答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听说，不久就发生了沪杭公路这一血案。“[7]

第三个版本是黄炎培的记录，“有一天，蒋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他记得这是1932年禁邮风波前的事。[8]

三个版本当中，冯、徐都只是听说，只有黄是亲历。查黄炎培日记，在《申报》禁邮风波之前，黄炎培、史量才同到南京见蒋介石长谈只有一次，对话应该就是发生在此时。

1931年11月8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将17位上海报界、银行界、实业界、出版界、教育界的领袖召到南京，《申报》的报道称：“蒋主席为征询民众对和平、外交、建设各项问题意见，特派黄仁霖来沪邀各界领袖赴京。”黄炎培当天的日记中说：

“上海被邀到者连余凡十七人，十时蒋到，谈至十二时半。

午餐于励志社。……

夜，蒋邀餐于其家，餐毕长谈……“[9]

被邀的人包括虞洽卿、王晓籁、张公权、刘鸿生、穆藕初、陈光甫、王云五、黄炎培、徐新六、钱新之、林康侯等，蒋和17人合影时，站在前排中间的赫然就是史量才，与蒋并列。几天后，黄炎培11月11日日记还记着：“夜，自宁回沪诸人会餐于量才家，商大局。到者洽卿、晓籁、康侯、新之、公权、光甫、鸿生、藕初等。”[10]

枪和笔之间的这一次对话惊心动魄，手握申、新两大报纸、负一国舆论重望的史量才，没有理由不自信，他没有察觉到他犯了枪杆子的大忌。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权者对他与《申报》的不满是逐渐累积起来的。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拒绝新闻新闻检查所派员进驻报馆，《申报》的言论也曾“开天窗”，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暂时下野离开南京前夕，秘密下令枪决了著名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二十天后，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的宣言，大骂“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12月20日，《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加上《申报》就蒋下野发表的“欢送”时评，蒋对他的恼怒和不满可想而知。

从1932年6月到7月，《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尖锐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申报》接连发表有关中央大学学潮的报道和评论，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因此被朱家骅、潘公展告发到蒋介石那里，“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并附上剪报，蒋因此批示“申报禁止邮递”。目的就是要逼史量才就范，但他没有弯下腰来，经过交涉、折冲，在不损害报纸独立性的根本前提下，他做了一些人事上的妥协，35天后得以恢复邮递。对于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馆这一条，他坚决拒绝了：“《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

上述这些冲突累计起来，使蒋介石对史量才的不满日趋加深。加上，“九一八”事变以来，史量才以上海头面人物的身份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社会事务，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敬重。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银行家、实业家们为了与南京政权搏弈，而成立的壬申俱乐部，他被推为理事长。1月31日，在“一二八”事变中诞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他又被推为会长，杜月笙是副会长。6月改为上海市地方协会时，他继续被推为会长。国民党在上海搞临时参议会，也指定他为会长来安抚他，或者算是对地方民意的一种尊重。可以说，他成了当时上海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声望与日俱增。这都是权力中心所难以容忍的。黄炎培就说过，史量才被推为地方维持会会长，“已招蒋介石忌了。”[11]

对于“禁邮”事件，史量才耿耿于怀，1932年12月29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引者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是《新闻报》记者陆诒的回忆，此后，陆诒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好几次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2]另一位亲历者、《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说，“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3]

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然内幕复杂，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但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是否定不了的。自从1931年底发布宋的那篇宣言之后，特别是“一二八”事变起，史量才与宋庆龄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他们一同创立伤兵医院。《申报》驻南京记者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案真象》在回忆史致死的原因时说，史曾应宋庆龄的要求为十九路军捐出了巨款，为蒋所不满。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军统暗杀，“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14]史量才不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又大量报道同盟的消息，在杨杏佛遇刺后有详细的报道。他因此遭忌，加上其他的因素，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

龚德柏回忆录说，史量才被暗杀前即已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经过疏通，他以为没事了：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

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15]

史量才惨遭暗杀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导火线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综合上述史料和分析，他的死因大致上已变得清晰起来了。作为一个报业巨子，无论如何，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鲜血淋漓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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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39页注③，中国文史出版社合订本1989年版。

[2]感谢庞荣棣女士提供文章影印件。

[3]《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229、232页。

[4]《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6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合订本1989年版。

[5]俞颂华《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300页。

[6]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61—162页，《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7]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3页。

[8]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93—94页。

[9]《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37页。

[10]《黄炎培日记》第4卷，整理者在“自宁回沪”后加逗号有误，此前他8日的日记写明已“夜车回沪”。

[11] [1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93页。

[12]《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180页。

[13]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213页。

[14]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象》，《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54、160页，《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5]《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台湾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228页。

半年多以前，我写了《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我看〈零八宪章〉》一文。不少读者对此文表示赞同，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现在《零八宪章》已经发表一周年，我感到此文有必要继续写下去。

有读者问，主张演进是否一概反对革命和组党。我的回答是：我反对暴力革命，不反对天鹅绒革命；我从理论上不反对组党，但认为现在组党的条件尚不成熟。

我所主张的演进要分三个阶段进行，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言论、公民社会（也称市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包括政党）。

自由的言论是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对民主化进程的意义不言而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平等使人孤立和失去力量，但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平等使每个人失去其亲友的支援，但报刊可以使他们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印刷术促进了平等的发展，而同时又是平等的最好缓和剂之一。”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向全人类呼吁的手段是互联网。

公民社会是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演进进行到今天时，公民社会显得尤其重要。《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一文在为演进举例时，主要举了各种公民社会活动为例。

公民社会团体在已经建立的民主国家中十分重要，托克维尔说：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使人人平等，因此也使每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时都显得十分弱小，而社团可以使人们团结起来，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保卫自己的自由，他说：

“政治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社团，甚至科学和文艺的社团，都象是一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它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全体的自由。”

公民社会团体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也至关重要。政治学者们所列举的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除了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化，世俗化、工具性和多元化的文化，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宽容、妥协、尊重个人权利、信任和满足的品格等因素之外，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会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在个人和国家之前起到缓冲作用。公民社会一方面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国家权力的侵犯，另一方面使人们能够组织起来，团结合作，避免社会的原子化。政治学者达尔蒙德（Diamond）认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带来建立民主制度的需要。市民社会产生一种动力，使社会团体和政党实现平衡并限制国家权利，使公民得到使用这种资源的技术。市民社会也提供了民主参与的渠道，在市民社会组织内，公民开始组织和安排社会利益和分歧，这对民主过程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在台湾、韩国和捷克、波兰等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组织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实现民主化。

政治组织是演进的第三个阶段。有些民运朋友只热衷于组织政党之类政治组织，却没有看到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中国政治学者从日云先生在《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说：“在西方，现代多党制是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社会的利益分化，各种利益集团或阶级以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民主和法制框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通过相互的竞争、制约和妥协形成国家的决策。”从公民社会与政党的关系来看，公民社会的作用主要是表达社会利益，而政党的作用则是整合社会利益，公民社会是政党的存在基础和“客户”。政党难以代表和动员抽象的“人民”和原子化的个人，政党代表和整合民众的利益、进行政治动员的工作要通过公民社会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来进行，政党只能代表和动员有组织的民众。因此在公民社会发育成熟之前，政党就是无水之鱼，找不到自己的力量基础和可以动员的民众。尤其是在专制力量垄断大众传媒、严厉镇压组党的情况下，公民社会在组织民众和进行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因此我认为，政治组织（包括政党）是演进的最后一个阶段，只有在公民社会发育得比较成熟之后，我们才能进入这一阶段。

最后，有读者问，主张演进是否一概反对改良，拒绝与体制内部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对话。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提到，如果政府中的改革派比保守派强大，而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比激进派强大，政府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进行互动，民主化就会比较顺利。我们反对暴力革命，但是我们也看不到政府内部有可以与之对话的改革派存在，因此我们选择现在的道路——演进，在改良与革命之间。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3.从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改革之死》越来越与《零八宪章》缠绕在一起。不仅官方如此推动，而且民间思潮也是如此牵线。

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2008年12月初，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改革之死》。而2008年12月10日，大陆303名各界人士联名发表了《零八宪章》。 这两起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情，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在一起。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革之死》。

民间思潮将二者的缠绕原因说得很清楚。第一批改革派元老，被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排除出来的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在《专政必亡，宪政必兴》中说，宣判改革死刑思潮的兴起，是《08宪章》出台的民间最大背景。改革死了，民间就要发出自己应该有的政治宣言，这就是《08宪章》。否则“中国向何处去” 的问题，就欠一个符合当前形势的回答。

政治评论家王光泽表示，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再改就得改体制了。改革死了，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对宪政公义体制的渴望，而公义体制必然靠一个宪政体制去完成。《08宪章》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清晰的政治性的表述，是非常难得。”

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的请愿书，同样具有两重面具，说服和威胁的作用。甚至混合起来，人们但是弄不清楚，宪章运动到底是反对派的议会运动，还是议会之外的革命运动。

我发现不管是《改革之死》还是《08宪章》，都有两种像油和水隔开来的阐释方向，两重面具。《改革之死》的第一种解释是被当做惊世之语，当做对改革进程最极端的批判，批判之后，要求真正的改革或者激进的政改；第二种解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改革是一种生病的复原，本来还就是病中，我们放弃政改的诉求，全心全意建设我们自己，至于我们的维权运动，是否被人用来推动政改，我们丝毫不关心。《08宪章》的第一种解释是温和派的公车上书，推动政改；第二种解释是宪章运动本身，面向公众而丝毫不管中南海倾听与否。

两个第一种都是望油里面参水，这是改革派最后的改良努力，将后改革因素扭曲为改革因素。而两个第二种都是可以沉淀下来的，实实在在的润滑油。

如果《08宪章》仅仅为启蒙，为观念运动，为公民教育，那就会从当下的政治形式中脱轨而出，被已经死亡的改革尸体所腐臭化，就不会获得宣判改革死刑思潮的加持。就会变为一种与过去公车上书一样的请愿活动，其命运和下场，也就是坊间谈资和新闻泡沫。

不能仅是诗化政治
 
我发现对《08宪章》，进行历史想象，寻找其谱系外衣时，绝大多数人只会想到《77宪章》，而几乎没有人想到延续千年的英国宪章运动，这个根源于他们下意识地把08宪章当做一种启蒙，当做一种观念运动，当做一种公民教育。

我对一种对比有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民主化在小国之容易，与在帝国与大国，尤其是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之艰难，简直天上地下。

在城邦或者小国的地方，个人容易与共同体获得和谐，个人在共同体中，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不会产生异化的感觉。中国80年代的知识精英也是如此，90年代的市场财富精英是如此。在这种语境中，民主化运动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与当权者有一家人的关联。也就是城邦或者小国的统治者，对民主化话语，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是很难长久地实行敌我划分。如果一镇压，很容易一下自己就倒台。

而在与希腊城邦对立的波斯帝国，或者后来君主化时期帝国之内，小城邦直接民主被中央集权的僧侣、官僚和君主大国所替代，本来国家与公民社会一体的共同体，发生国家与公民社会分化，国家对政府垄断。一方面是与人民大众远远分离的，高高在上的国家政府权力，另一极则是对政治、对这种冒充变质的共同体疏远、敌对，漠不关心，进行“内心移民”，陷入宗教虔心甚至神秘主义之中。对政府权力的抵抗，以一种非政治的邪教方式出现。帝国的臣民在顺民和暴民之间进行大规模历史尺度的轮回。

这样的分化，造成上层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统战下层，可以对抵抗者进行镇压。帝国从来不死于民主化，而是死于军事行政官僚体系的自杀能力，从古埃及到罗马，到波斯，到今天的苏联中国，无不如此。

所以我一直觉得将《08宪章》与《77宪章》之间联系在一起，用来《77宪章》比附、影射中国民主化进程；或者用东欧转型来暗示中国民主化，这一些寻找信心和启示的举动，仅仅是寻找信心和启示的举动，并不是有效果的政治行动，而是一种没有自觉和自我反思能力的请愿活动：我们要民主化。

这一些仅仅在表达身体的渴望，就像一个饥渴的人要吃饭。这是一种诗化政治，是以政治为名义搞的艺术，或者写的宏大史诗。是在网络广场的狂欢，聚散如云，如果没有特殊条件，就会只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虽然具备写入将来中国民主史的资格，但是却无法完成或者承载有效推动民主化的政治能力，或者改变中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能力。当丝毫不考虑我们的行为和手段，与结果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那么过分拘泥于与《77宪章》之间比附，就会被人嘲笑。这是08宪章运动，要极力避免的。
 
哪一种宪章运动：维权还是启蒙？

英国宪章运动千年延绵不绝，每一次的宪章运动，都是在宪政共和框架之下，进行革命，把民众的非理性精神力量，引导向民族国家的原初含义。

第一次是，强大的王权面对贵族的崛起，王权应用宪章自我限制，贵族应用宪章，让王权在古代宪政神话和普通法的框架，发挥其“王之和平”的作用。奠基了最早的最成熟的民族国家。

第二次王权贵族形成统一性之后，面对资产阶级的崛起，在柯克等普通法学者的领导之下，通过宪章运动，帮助议会确立三权分立机构，实行光荣革命，资产阶级被纳入民族国家原初含义之下。

第三次是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的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最后通过给与普选权等手段，也融入民族国家，保障民族国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冲动而被超越。

第四次是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官僚政府倾向强大起来，于是在二十世纪末有了公民宪章运动，用来改革和限制官僚政府。

第一次之后，宪章运动限于官民矛盾，是在宪政共和框架之下解决特权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冲突，也就是到底是少数特权阶级还是大多数人民代表国家和人民整体的冲突。这个可以无需暴力和内战解决。英国宪章运动的四次高潮，无不是重建，而不是革命，如果用革命这个词，也可以叫做消极革命。通过宪章运动，将英国捆绑在中世纪政治秩序的光环背影当中

诚然，《大宪章》与自由宪政的关系，是通过创造性解释和塑造政治神话形成的，也就是通过不断的言说，不断地灌输形成的，但是没有宪章运动，没有贵族对国王的抗争和限制，没有政治搏斗，这种“无中生有”的言论塑造和话语行动，无异于空气中的浮云。

宪章运动是皮，而政治神话是毛，只有宪章运动促进英国宪政共和的形成，带来整个民族国家的和谐和连属，人们才愿意相信这种言论话语，这种言论话语才是高贵的谎言，甚至强大的观念性力量。《08宪章》本身，抬到多高的高度，并不足以让人相信。别说广大学院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不相信，就是自己也不相信。它远是一个期货，还需要《08宪章》本身由观念运动，极其痛苦地发生蜕变，由毛毛虫变为蝴蝶，变为08宪章运动。毛毛虫阶段的《08宪章》，还是有被毁灭的危险，自己糟蹋自己的危险。需要的是警醒，警惕和行动，而单独赞美远远不够。

既然《08宪章》运动，不是观念启蒙，那么其文本的缺陷，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修补。所谓生孩子容易，而养孩子功劳大于天。《08宪章》其文本，没有对中国当下最关键的，对民众最吸引力的反腐败和民生问题，作出论述。如此将很严重地阻挡08宪章变为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当《08宪章》定位于运动，这个问题变为突出，也同时变为可以解决。我们可以模仿英国贵族对《大宪章》的创造性解释，只要皮与毛双管齐下，毛毛虫将变为蝴蝶。
 
签署人群体获奖

今年三月，刘晓波为代表的签署者群体获得捷克人权奖。今年七月，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本年度的杰出民主人士奖授给《08宪章》全体签署人。 这是新气象。将签署人揉成集合的个人，类似于“法人”。于是签署人集体就获得人格。我认为这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89之后人心向背已经相当清楚。这时候，启蒙已经完成，需要的不是继续启蒙，而是凝聚政治共识，就像做豆腐，豆花点上卤水，就变成了豆腐脑。这就是《08宪章》签署人集体。至于是否把豆腐脑压成豆腐块，这是未来的事情，于现在无关。

法治秩序的领导者，不再是君主个人，而是一个法律人群体。我们来看足球队国际米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明星，就是这种格局。如此可以避免08宪章运动因为抵抗者个人在政治立场的变换，或者道德上的败坏（我是假设，制度涉及必须建立最差条件的基础上），而造成08宪章运动一损俱损。而且如此，也不妨碍一荣俱荣。总是好处得到了，坏处不粘锅。

这种对集体的肯定，而不是对个人的肯定，可以看出美国宪政精神的影响，也可以说东欧转型政治哲学的，我们来读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可以看到美国法律贵族律师群体，一个内部成员不确定的，具有广泛候选人基础的，就像春笋随时随地可以冒出杰出成员的群体。这个与《08宪章》签署群体极为相似，体现为开放和吸纳，而注重个人，将体现为等级和排斥。

从《观察》上读到齐家贞女士在澳大利亚因病住院的经过（我在澳洲住院，医生说……），不由得感慨万端，我和我的难友们为她祝福！当然，决不是祝福她差点中风了，而是祝福她有幸在那个可爱的国度里住院：医生一不问她带了多少钱，二不问她有无医疗保险，三不问黑头发黑眼珠的老太太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只认她是个危重病人，一开口便说：“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最后，经过及时、高效、科学的救治，齐女士真的就有惊无险地痊愈了，安然度过脑血栓引发的中风前兆，至今健康地生活着，我们常在网上读到她的大作。可以断定，两代囚徒出身的高龄的齐女士，如果没有逃离大陆的话，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升天了。因此，我们也要真诚地对她父女当年定居澳大利亚的决策表达祝福之意。

“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良言一句寒冬暖，重病也能轻三分。在大陆同胞看来，医生感谢病人似乎“本末倒置”，如今却真的有澳大利亚医生对着原籍中国并且是中共囚犯的病人说出了这句贴心的感谢话，故事好像出自天方夜谭，这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那广漠无垠的大洋洲的土地上，澳国政府虽未说过“情为民所系”，也没评选什么“优秀共产党员”和“道德模范”，但她那极负责任的政府和若不去帮助病人就有一种负罪感的善良的人民，确实拥有宽阔无边的襟怀。惜乎！我们只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读到过、向往过。因此，再一次对齐家贞女士真诚地表达祝福，并感谢澳大利亚政府和这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素质的国民社会。

50多年前，曾在重庆石板坡监狱与家贞小姑娘同挤一个被窝御寒的胡薇薇女士，10前也因心脏病在大陆住院了。医生的第一句话是“你准备了多少钱？”接着就介绍起国产和进口起搏器的性价比来。胡薇薇本身就读于重庆医学院，因在私人日记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彷徨而被同寝室想入团的积极分子告密，蒙冤入狱20多年。喜幸她在平反后恢复了医生职称，两个孝女事业有成，早就为妈妈准备了一笔巨款。最终，胡薇薇女士花去两三倍于国产起搏器的价位安上了德国起搏器，今已年过七旬，生活起居如常，经年在深圳成都间飞来飞去欢度晚年。相对而言，她也是幸运儿。

然而，齐家贞女士的另一位难友张大蓉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张女士和他的先生汪孝直平反后只得到薄纸一张，既无一分钱的赔偿，也没安排工作。无奈之下，两人年近半百才开始在重庆大坪沿街练摊求生。好在他们能放下架子，艰苦创业，足足奋斗了20年，终于进入摩汽行业。按说，两老衣食无忧了，却被重庆某大型军工国企借口改制赖账几十万元，使他们辛苦自筹来的养老金损失殆尽。直到今年七月，汪、张二老才“享受”到迟来的“关怀”——每月各有600元和550元（不到100美元）的养老金收入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偏偏就在按月领到养老金不久，张大蓉女士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脉搏微弱、晕厥倒地，不得不去看医生。

别说他们没有齐家贞的“奇遇”，也没有胡薇薇的公、私条件，纵有万贯家财，早已看透医院盘剥病人实质的汪孝直也不会任人宰割“引颈就戮”。不待医生发话，汪老先生已先发制人道：“这是陈年慢性病，昂贵的检查少来，该吃药就吃药，该打针就打针……”目前，由于注意日常饮食起居，按期服用平眩胶囊等药物的张大蓉，病情比较稳定，方能继续“享受”每月550元的“雨露阳光”。

本人最倒霉，从64年“四清运动”上山到81年初下山，只有17年“教龄” ，要比以上诸位难友“资历浅”。而且，劳教前本人在重庆机床厂工作八年，清放时却随爱人定居成都，错过了平反最佳时机，仅仅依靠作些小生意维生。一晃悠，29年过去了，方知垂垂老矣！兹因重庆机床厂破产，劳教前的工龄全被“洗白”；劳教期满后强迫就业10多年的“职工”待遇，属于假冒伪劣的“职工”膺品，回归社会后的个体户生涯也不算作工龄，遂成为可怜的“三无人员”。换言之，本人枉活70年大约从“未”干过活，是条“寄生虫”无疑。今年元月，因无职无业申请养老金，在自己东拼西凑缴纳21300元的“启动金”取得“资格” 之后，终于能够按月领取560元的养老金了。估算起来，需要再坚持活上三个年头才能让自己的“启动金”还本，2013年开始享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更由于今年初城镇无业人员的医保政策尚未出台，故迄无丝毫医疗保障。日前正办理中，猛听说政府每人每年补贴100多元，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屋漏又逢连夜雨，行船偏遭打头风。8月13日出现脑缺血症兆，头昏眼花，呕吐不止，就近急忙去华阳镇所在的双流县二医院诊治。因我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小产权房屋里，人、户分离，医生开口就问我的户口属地，这是因为城乡医保大有差别，他们习惯于分别处方；接着又问有无医保卡，主动介绍哪些项目完全自费、哪些项目可以报销多少比例。当我自报“一无所有、一切自费”时，医生竟然面露难色……好在这时胞妹刘友竹急匆匆送来1000元现金，聪明的医生知道“按图索骥”了，心电图、彩超、验血，一古脑儿花掉800多元。最难容忍的是，当我们在二医院取药后，老伴儿再去一街之隔的“康桥大药房”购买同名同量的药品，几乎省下一半钱。上当学乖，后来就再也不愿去医院挨宰。现如今，正如张大蓉一样，我们全靠自购药物吊命。局外人不知，由于国家拨款太少，“自负盈亏”的产业化医院要“以药养医”，恐怕这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吧！

今日读报，得知警方正在追查（因无钱治病——笔者注，报纸上打死也不会说这句大实话）将三岁甲流重症患儿接出医院的家长以及参予抛尸的亲属们，扬言一定要依法严惩。还有一位律师说：“如果查明患儿是在死前被抛弃的话，家长涉嫌故意杀人，最高可判死刑”。诚然，父母将亲骨肉抛弃确系不如猪狗的罪恶行径，但号称广州市儿童医院的国家级医院，一门心思钻进钱眼儿却将穷孩子一脚踢开，实在天理难容！他们抛弃了救死扶伤的天职，把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置之脑后，鼓动无钱治病的甲流患儿私自出院，客观上也是对甲流防控措施的放任自流，会让附近群众面临着甲流病毒扩散的潜在危险……试问，政府该当何罪？！医院该当何罪？！连想起齐家贞异国他乡受到的礼遇，我们为什么要热爱中共治下的“祖国”呢？如果尊敬的全国人大吴委员长还像发迹前那样，继续在某天早晨穿着裤衩挤进上海里弄排队打牛奶的人群里空手而归的话，也许就不会诅咒发誓不搞西方那一套了。

三百多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者在得知刘晓波即将面临起诉并遭受刑罚之时发表声明，表示他们跟刘晓波秉持相同的理念和追求，愿意跟刘晓波共担刑罚。

328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人12月10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首先重申他们跟刘晓波共同秉持的理念和追求，认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得到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

他们在“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中说，如果刘晓波被起诉，那么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声明说，“对刘晓波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处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共担刑罚”。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因起草并签署《零八宪章》被中国警方拘押整整一年后，日前北京公安部门向检察机关提出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刘晓波，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为15年徒刑。

*于浩成：抗议当局起诉刘晓波*

这份“我们愿意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的首批签名人第一位就是中国著名法学专家于浩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起诉刘晓波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要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抗议。

于浩成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既违反法律，又违反人心，从来没有一份文件能够有这么多人签署，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茅于轼：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是签名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要向当局表示，“你们对刘晓波的看法、你们给刘晓波的惩罚，我们愿意承担，尽管这个惩罚是毫无道理的”。

茅于轼说，现在到了政府彻底反省的时候了。他说：“胡锦涛讲‘不要瞎折腾’，你抓刘晓波就是瞎折腾。发个《零八宪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会动摇你的统治。你抓刘晓波是不符合宪法的，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嘛，以言治罪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在目前已经签名的3百多名“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负责”的人当中，有在中国各个领域赫赫有名的精英人士，如宪政学者张祖桦、律师张思之、社会学者徐友渔、教授崔卫平、记者李大同、作家赵达功等人；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草根阶层，他们有退休工人、商人、军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无业公民、失地农民、修理工，有人甚至把自己的职业定性为“零八宪章签署人”。

*昝爱宗：还刘晓波一个公道*

作家昝爱宗一年前是303名首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之一，现在他也是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第一批人士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包括社会底层的农民、访民、出租车司机、菜场卖菜的小贩都知道，中国不能没有法治与人权。

昝爱宗说，中国宪法规定民众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这是天赋人权，而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对任何人都有意义，不仅对刘晓波，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也包括那些反对《零八宪章》的政府官员以及中国领导人。

昝爱宗说：“中国如果不按照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来做的话，那他时刻都在担心，时刻认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就拼命去压制，但是任何压制是推动不了社会进步的，而且到最后是自己压制自己，因为你共产党的干部自己的人权被侵犯以后，你也没有地方讨公道，到时候你再请国家媒体给你讨公道，你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昝爱宗呼吁还刘晓波一个公道。他说，正如今天香港明报的社论所说的那样，“书生文字何来颠覆力？”刘晓波只是以公民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建议而已。他说，违宪的不是刘晓波，而是逮捕刘晓波的当局。

《零八宪章》是2008年12月10日为纪念世界人权日发表60周年而发布、由刘晓波起草的一份声明，呼吁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架构。《零八宪章》一经发布就得到中国海内外人士的普遍支持和广泛签署。由于《零八宪章》一词遭中国互联网系统的屏蔽，在有8千人签署的基础上已经无法统计具体的签署人数字。

关键词：零八宪章，签署人，刘晓波，共担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