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渝:大学回忆录——晁英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中午,师大校园里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威严而霸道,火药味十足。正在午睡的我慌忙爬起身。乐曲过后,是政教系的革命群众广播他们的大字报,里面充斥着“向黑线开火”“横扫牛鬼蛇神”的极具杀伤力的字眼。之后,从校园某个角落隐隐约约传来呐喊声。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我跑步下楼循声而往。呐喊声来自文科楼西侧。我朝那里跑,很多人朝那里跑。跑到理科楼前,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背影,那是外语系的晁英,我们中文系男生心中的偶像。后来我知道,很多男生都暗恋着她,并不只是中文系。我正在胡思乱想,只见前面的晁英忽然回头对我嫣然一笑,我一呆,忘记了此身何在,而那呐喊喧嚣的声音似乎远远离我而去。

想一想吧,如果说一个女孩,十六岁时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蕾,二十五岁时则脸颊上的轻红悄然消逝,青春开始如同枯萎凋谢的花朵,那么,一九六六年的晁英,芳龄二十一岁不足,那正是鲜花怒放的年华,她的美丽达于极致。此时她对我的回眸一笑,那瞬间的人面桃花,立时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变为永恒。从此我的脑海里就有了一幅永不磨灭的图画,如同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

那或许是校园里最后的一笑。莘莘学子们很快就要笑不出声了;除非是丧尽天良之徒。

事后回想,那其实也许只是晁英不经意的一笑,想必不过她知道我是许宰宇的同学,所以表示礼貌罢了。天落馒头狗造化,我自作多情,走火入魔,把错觉当成真实而铭刻在心,所以才在大脑里保存了自己的蒙娜丽莎的幻象。要知道,晁英根本不是轻浮的女大学生。

前面我说过,我们刚一进大学,就发现班上的女生不仅人数极少,而且都很不美丽,以至于男生们为此闷闷不乐,唉声叹气。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外语系。外语系女生特别多,在班级里占多数,所以我们对外语系的男生非常嫉恨。我们埋怨老天爷不公道。外语系很有几位美貌女生,最使我们班的男生们动心的有三位,而且她们的芳名不久也居然被我们中的好事者刺探清楚:晁英、水天慧、卓一凯。卓一凯皮肤白净,身材颀长,疑似丹凤眼。水天慧娇小玲珑,疑似毛毛眼,翘起的小嘴巴特别可爱。而晁英身高介于卓、水之间,她体态窈窕,光彩照人。她的美丽一是两只正宗的杏眼深邃如湖水,二是气质优雅高贵。她白皙不如卓一凯,脸颊略显苍白,有时弱不禁风,是以有林妹妹的雅号。所以我们私下评论外语系的美女,一致认为晁、卓、水三人,尽管各有千秋,但还是晁英得分应该更高。她外慧内秀,既有书卷气和儒雅相,又有娴淑温柔的性格。我们班暗恋晁英者为数甚众,不是才子,就是健将、美男子,相比之下,我只是矮子看戏,随声喝彩;有贼心,无贼胆。当然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高高大大,傻傻呼呼。

或许由于水天慧和卓一凯与我们班的男生一点渊源也没有,所以我们对晁英更是情有独钟。

原来晁英和我们班的许宰宇是中学同班同学,因此和许宰宇同宿舍的男生沾了光,有幸与晁英间接认识。当然我没有此种荣幸,余存勇也没有,余存勇因此经常朗诵海涅的诗:“我张着一张干巴巴的大嘴,虽然恋爱了六个月,却没有接过一回吻,啊!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有一回我去许宰宇他们的宿舍,正巧晁英来找宰宇,几位脸皮厚或者说比较勇敢的男生乘机装作与宰宇兄有事相商,进去坐下来,时不时地和晁英搭讪一半句。当时我推门而入,见此热闹场面,慌里慌张地和宰宇兄打了一个招呼,赶紧转身逃跑似的离开了。

从许宰宇嘴里,我们得知晁英在中学里就有才女之称,她特别喜欢文学,考大学报的就是中文专业,结果却被分配在外语系。我还获悉,晁英不像我最初猜测的出身于书香门第,她是一名司机的女儿。后来还相传晁英说过这样的话:要认识男人,应该看他在篮球场上的表现。在篮球场上比赛,球员很快会进入忘我境地,他的优点和缺点就一览无余。反应敏捷否?有团队精神否?等等。晁英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晁英对我“回眸一笑”的那天起,校园大乱了。黑云压城,阴霾骤至。那以后,横扫牛鬼蛇神、批斗反动权威、抓右派学生、破四旧,造反串联、揪走资派、夺权内战、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清理阶级队伍,校园里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但见疯狂、荒谬、吊诡和邪恶高举着崇高和正义的旗帜将恐怖推向更恐怖。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走马灯一样,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整个是:群魔乱舞,鬼影幢幢。在动荡的年头,校园里,那夹着书本大步流星去教室和图书馆,或是对老师精彩的讲课发出会心的微笑的情景已成遥远的往事;在去食堂或是去宿舍的小路上与晁英不期而遇的美事,已是廊桥遗梦。六八年九月,树倒猢狲散,我们六七届学生统统被扫地出门,下农村,下牧区、下基层,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同学们含泪、也含恨离开大学,分道扬镳,狼狈而逃。

十年一觉扬州梦。八十年代,大学同班同学大多跨过不惑之年,一个一个地如出土文物一样先后从全省各个角落旮旯返回省城。久别重逢,可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回省城后我与许宰宇君关系密切,我们无话不谈。闲谈中也说到晁英。我得知,晁英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洮岷。恰好我们班的大帅哥敏石也分配在那里。敏石是我们班乃至中文系和全校赫赫有名的排球健将,当年他在球场上叱咤风云、大显身手,想必晁英一定有深刻印象。“美女和骏马永远是属于酋长的”,他们俩很快热恋,并且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余存勇给我说过,敏石曾经带着晁英到他家里去过,晁英还给余家人演唱了一支“盼天下穷苦人早日得解放”,余兄看出,俩人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令人们万分惊讶的是,就在敏石和晁英要举行结婚典礼的前夕,他和她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随即断交。其中的原因始终是个秘密,双方缄口不谈,很是蹊跷。我曾当面向敏石君求证谜底,敏石兄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

九十年代,大学同学相继进入天命之年,聚会多了。有道是:浊酒一杯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幸的是,许宰宇兄,竟在四十八岁的英年,身归道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我常伴在他身边。眼看着朋友与死神做绝望的抗争,那是怎样的悲苦与无奈!许兄身后萧条,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同学好友商议要做点什么事,于是由我执笔起草了致同学信,请求捐助孤儿。信发出后,同班同系乃至外系同学,纷纷解囊相助。那时工资低,五十元一百元,就是大数目。集腋成裘,也是略尽绵薄,以慰逝者的在天之灵。几位能说上话的同学,还游说单位领导,安置了一个孩子。

剑鸣君是吾班负有盛名的大才子,我虽喜欢舞文弄墨,若和剑鸣比,只能算一个文痞。剑鸣兄又是一位特别重情重义的人,还有一付侠肝义胆,他的救人急难的义举,不胜枚举,为同学们所称道,所感服。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班与晁英有交往的同学中,剑鸣乃是深有渊源,而且维系时间最长的人。简直可以说晁英是我们剑鸣兄的红颜知己。

原来晁英与敏石失和以后,调到阶州同谷师范任教,恰巧剑鸣就在同谷乡下中学,四人帮垮台后,他到在同谷中学当校长,紧抓教学质量,自己一人代毕业班的语文数学和物理,刷新了同谷中学升学率,形成一股不得了的“陈旋风”。虽说他与晁英不在一个学校,不过都是同谷教育界同仁,又是同届校友,自然就有了来往。据剑鸣对我说,晁英和敏石兄分手后,有过一次婚姻,对方是水利技术员,然而时间很短暂。离异后的晁英矢志不再嫁人。八十年代初她终于调回兰州,在一所大学教英语。这期间,她的父母先后患了癌症,她侍奉病榻,极尽女儿的孝道,其间的悲苦和疲惫,可想而知。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晁英领养了一个小男孩,茹苦含辛地养育他。那男孩资质一般,因此晁英时常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而垂泪,也为高额学费而焦虑。剑鸣兄回到兰州后,一直和晁英保持联系。

于是在九六年某日,我听陈剑鸣说,晁英千方百计寻找《叫父亲太沉重》而不得。这本被禁的小说我恰好有两本盗版书,于是请剑鸣兄转送一本给晁英,就说是当年的一个崇拜者赠送,千万不要提姓名。不久剑鸣传话过来,晁英说:谢谢!剑鸣问我要不要去拜访?我摇头。我不愿意面对韶华已逝的她,把当年那回眸一笑的美少女的影像损坏。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已是花甲之年。垂垂老矣,是谁之嗟?竟又有七位同学先后作古。风流云散,人去楼空,兔死狐悲,情何以堪!同学聚会日渐稀少。少到后来,就是每年夏天我从重庆、余存勇老兄从苏州回到兰州以后,我们与剑鸣兄、敏石君四人或者偶尔有另两三位同学见见面。我们在水车园茶座近观黄河,远望荒山,发出“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浩叹。四人中,我和剑鸣兄隔河而居,遥遥相望,于是常常相约散步。在滨河林荫道上,垂柳依依,在异树奇木蓊郁的儿童公园,落叶缤纷,我们漫步、交谈。我和陈兄过从甚密,还因为班上同学几乎不谈国事,我们却还忧国忧民,有诸多未了之情难以割舍。我和他一致认为:不批毛,中国不能进步。但是陈兄是体制内的改革派,我是自由主义者,他对前景表示乐观,我则持悲观态度;因此时有激烈辩论,乃至红脸。不过毕竟友情为重,很快我俩言归于好,从此尽量求同存异。何况我们还会谈到晁英。

余存勇君几次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建议我们约晁英出来一起坐坐,我表示反对,剑鸣不置可否,敏石也不表赞成。因此我想,我不会见到晁英的。如此做想,心里又不免怅然。

〇九年的八月,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同系同届但不同班的瑞桴先生的电话,请到双城门的老兰州餐馆吃饭。我与他多年不见,于是就去了。在座的除了他同班的我很熟悉的万邦先生外,另三人是余存勇、敏石、剑鸣。瑞稃和万邦他们班,当年的班风就很活跃,与我们的沉闷形成强烈的对照。而此二位乃是班上一等一的活宝,现在依然故我,我只能称他们是“老不修”了。酒过三巡,谈笑风生。瑞稃说起四十六年前考大学,考试后他和余存勇、敏石好几个人去西固做小工挣钱,某一晚上为了消遣,竟摸到农民地里偷西瓜,乘着黑夜一个跟一个地匍匐前进。不料月亮忽然钻出乌云,向大地倾泻光明,爬在最后面的余存勇吓坏了,大声喊道:“不好啦!太阳出来了!快跑!”害得众小偷爬起身狼狈而逃。敏石则说起瑞桴当年被发配到农村教戴帽子中学,公社安排他住在破败的山神庙的大殿里,里面还有几尊缺胳臂少腿的神像,上课之余,瑞桴回到大殿里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发呆,活脱脱就是一尊迦南。存勇先生则说起文革中他在街上闲逛,忽然一骑自行车人停在他面前,他一看,是万邦君。那万邦劈头一句话就是:“唉,这老毛什么时候才死呢?”存勇闻言,着实吓了一大跳。正待劝他说话嘴巴上要站岗,却见万邦飞身上车,车子便如箭离弦,赶向前去。存勇抬起头看,原来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骑着飞鸽车一阵风似地赶路哩。存勇明白了。这位万邦,是画家,他看见模特儿了,所以一定要观察仔细。为此误会时有发生。瑞稃又说起八六年他介绍我去进他们的学校,于是我去试讲。结果一进那学校,我就打哆嗦,说,“怎么像盖世太保?”试讲失败了。要知道,我的心理素质太差。

海阔天空的瞎聊,不知怎么就说起晁英。原来万邦和瑞桴这两位老兄,当年对晁英也是垂涎欲滴呢!说话间,万邦心血来潮,向剑鸣要了晁英的电话号码,径自拨打。电话通了,晁英好容易才想起万邦是何方神仙。原来当年在文艺队里,万邦是琴师,晁英是舞蹈队员。随后瑞桴抢过电话,他们当年在学校话剧团里有过合作,而且瑞桴还认识晁英的姐姐。两位老不修抢来抢去和晁英通话,随后把电话交给余存勇。四十年后的余兄再不是把月亮当成太阳的胆小鬼了,他掐灭烟头,问了好,就说当年有幸聆听她的歌喉,如闻天籁之音,当时情景历历在目。说罢冷不防就把手机传给我。我心里发慌,就说我和许宰宇是好友,宰宇去世已经十七年了。电话那头传来晁英的声音,她说宰宇病重时她去探视过几次。我们唏嘘不已,我劝她保重,随即把手机递给身边的敏石兄。两位曾经的恋人很客气大度地互相问好,询问对方的近况。最后电话到了剑鸣兄手里。他们一直有联系,就说起她的儿子。晁英为儿子即将面临的就业而愁肠百结,剑鸣竭力安慰她,说大家想办法。

万邦突发奇想,提议要请晁英出来见面。瑞桴积极响应,其他人无可无不可,我不便反对。于是约定一个星期后还是在这家餐馆聚会。剑鸣兄负责邀请晁英,我则奉命邀请我们班的秘书长为晁英做伴。很快就到了那天。我不打算参加,也确实有点事情。但是存勇和瑞桴打电话一再催促,秘书长更是厉声斥责我。我只好前往。在公交车上我看见敏石打的赶路,或许他也遭了训斥。

我进了包厢,一眼断定那位正在与秘书长亲密交谈的陌生女士必是晁英。那简直与我记忆中的她风马牛不相及。我只能说,此时的晁英是一位端庄稳重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穿着十分低调,深咖啡色的西服套装,身上不戴任何小饰物,齐耳的头发略微烫过。她面容清癯,令我欣慰的是,她既不臃肿如大赤包,也不瘦削如火柴棒。不管怎么说,我在心里哀叹,时光杀手真是无情!我们的秘书长打扮十分得体,雍容华贵与洗尽铅华在她身上取得完美的统一。当年她虽然出身高贵,却因为太瘦而不能获得美女称号,现在较为富态,形象与晁英难分轩轾。

我注意到秘书长和晁英背门而坐,就提议她们坐上席,因为“女士优先”嘛!但是她们不肯,存勇和瑞桴也说不讲究那个什么上下,随意而坐。我当然也厌恶上下尊卑那繁琐礼节所表达的的等级观念,但男尊女卑是当下的社会风气,我们理应反其道而行之。马恩两位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可是试看今日中国,妇女地位高在哪里?政坛上有几位女士?青年女性越来越沦为性奴乃是不争之事实;而针对女性的犯罪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越来越猖獗。这充分说明,今日中国社会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野蛮阶段。当然这一番理论我没有即席发表。

万邦这位始作俑者竟然也是在众人十二道金牌的威逼下才姗姗来迟。他说自己确实有要紧事情,所以要打退堂鼓。万邦落座时也注意到两位女士的座位,立刻不由分说,敦促她们坐上席。坐定以后他与晁英寒暄:“你真的是晁英么?”晁英肯定地点头。他却一再继续这样追问,以至于晁英有些尴尬。这位老不修还是时不时地仔细端详晁英,又摇头,又叹气,说了许多不敢相信眼前之人就是当年的晁英的话。这次聚会,充满了感伤,充满了回忆,就像一支苏联歌曲所唱的: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我们来欢聚一起。让我们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我们来干一杯!

次日,瑞桴与存勇就动身去苏州了,我也开始准备回重庆。那些天,忙忙碌碌,忙碌中也想起晁英。我忽然发现,当年珍存在脑海中的“回眸一笑”,竟然模糊不清了,那蒙娜丽莎不翼而飞了;一个年老女士的影子总是在干扰那倩影、而且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无法复原。我懊丧极了。我又想起那天聚会中大家说到的人物:水天慧,毕业以后分配在农村,不久就发现她死在水库里。正式结论是自杀,但是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水天慧的一个侄子,就是当今央视一位大名鼎鼎的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卓一凯,毕业后和音乐系的大才子兼文革风云人物牛某结婚了。牛某后来混得马马虎虎,算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学者。但是卓一凯在九十年代初就办英语学校,结果财源滚滚,挡也挡不住,她名利双收,顺理成章当了大富婆。我联想到晁英,红颜苦命,她的一生就是奉献,奉献于父母,奉献于养子,自己呢,生活清贫,甘受孤寂。唉!人啊人!人的命运究竟是谁在安排呢?真的是“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么?

焦国标:一个孔子学院有多大?

自2004年11月第一个孔子学院在首尔揭牌起,说是至今(2009年末)全球已成立250余个。我要特别用“个”这个量词,避用座或所或家这些量词。何哉?若用后三个量词,必有一片房子,起码得有一座楼,最起码也得有一层楼,可是新闻中常见孔子学院挂牌的消息,却似乎从未见过其规模有多大的报道。孔子学院成立新闻的发生地也往往是一个会场,而不是一座宅子或一栋大楼门前。比如最新挂牌新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的孔子学院,究竟有多少房子?师资队伍如何?有多少学生?这些信息一概省略。CCTV的新闻中仅看到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先生在会场上把一块“孔子学院”的牌子转手交给坎特伯雷的校长,而不是那种在一栋建筑物前为牌子揭幕。按理说,既然称学院,起码得有一片房子或一栋楼或一层楼,教室数名或十数名,学生十几或几十个。胡适之先生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既然看不到一片宅子或一栋楼,那就请恕我只能用量词个,而不用座、所或家。

零七年末我应邀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两周,其间偶遇应属250之数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这的确是一“个”学院,而不是一座、一所或一家学院。两层楼之间的楼梯转折平台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黄铜“孔子学院”牌,略大于普通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四个汉字也是黄色的,不醒目。看到这块牌子,我有些意外,想不到能在这里邂逅中国媒体热炒不已的孔子学院。继而心里产生一些疑问,甚至感觉有些别扭,不舒服。为什么?第一,挂牌子的这个位置给我的联想很不好。在国内这里通常是粘贴“严禁随地吐痰”或“不许乱扔垃圾”之类提示语的地方。第二,牌子的“辖区”很含糊,不上不下,仿佛心被悬卡在那里。整面墙只有这一块牌子,它究竟“管”上面一层还是“管”下面一层,或者上下两层都“管”?我隐隐感到,可能两层都“管”不了。不仅管不了上下两层,实际可能更“残酷”,是两层都不要或都不许挂这块牌子。上层不收,下层不留,挂哪儿都不相宜,于是就不尴不尬地挂在这相当于“公海”地位的楼梯半道墙上了。我心里不仅为孔子感到委屈:国人只知道你在外享尽风光,谁知道你在这里蒙尘受气!

有一天,我抽闲暇敲开上面一层的一间办公室,与一位白人教师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实际上只有这么一块黄铜牌子,没有自己独立的房子、设备、师资或学生,它依托的是斯大原有的中文系。现在孔子学院名下的确有一位中国官方派来的中文教师,也仅有一张办公桌而已。这位白人教师带我去“视察”北京官派教师的办公条件;空空的书架上东倒西歪地放着几本中文ABC的蒙学入门书。我心里感叹:“在这儿教中文可够冷清的。”这位白人教师还告诉我,孔子学院虽然只是一块牌子,可是带来的问题却不小。因为这块牌子背后有利益,比如北京官方有一定数额的拨款,还有时不时地受邀访问中国等等方面的实惠。有肉骨头的地方就有争抢,于是斯大中文系教师之间因这块牌子的出现而出现了裂痕。裂痕的根源不只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对北京的态度和立场。凡事一涉及态度和立场,裂痕就更深,更内在。

如此说来,孔子学院某种意义上还行使着分化、瓦解外国中文教师的功能。日前看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大学成立(12月8日)一个名曰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机构。该机构旨在“配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首要功能是“邀请国外著名汉学家前来进行研究,并组织学术考察、学术讲座、学术交流及学术会议等活动”。不消说,本质上这将是一个国际御用汉学家的俱乐部。

媒体报道说,国家汉办的雄心壮志是要迅速在全球开办500个孔子学院。邓小平说过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孔子学院如果走“你愿意挂我个牌子我就给你拨钱”的买墙皮挂牌子的“办院”之路,迅速达到500之数不难,毕竟孔子学院挂牌大跃进要比五八年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更靠谱。我的问题则是:徒具虚名的孔子学院究竟有多大的软实力?这软实力究竟有几成属于上帝几成属于魔鬼?把孔子的红旗插遍全世界就等于实现了世界与中国的均质化?就证明了没有拿钱污染不了文明?就等于对世人宣告不存在搅不混的池塘?借在外面搞的虚假名头、排场吓唬国内老百姓,拿孔子学院的个数折合统治的合法性,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前几天奥地利发行一枚孔子学院邮票,国内媒体又是一番鼓噪。绿毛龟、藏野驴也发行过邮票,能怎么样呢?我给你定个换算率:一个孔子学院相当于一亿张选票,500孔子学院相当于500亿张选票,所以统治13亿中国人根本是小case,即使全世界60亿人都归你囊中,你的合法性也还超级富余。怎么样,踏实了吧?甭再拼数目了。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化被别人接受,在尽可能广大的异国他乡开花结果,因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无可厚非。须知文化一走出去就是外来文化,你既盼望西方都待见孔子,就应该同等善待进入你地盘之上的基督耶稣。一方面拼命往外送孔子,塞孔子,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一亩二分地里想方设法挤压耶稣的门徒,实在不堪,实在是小心眼之举。我建议外国基督教世界的人们不妨也学几套歪招儿来抗议、警戒中国对基督教的打压。比如,中国每发生一起迫害基督徒的事件,就撬掉一块你们当地孔子学院的牌子送到警察局或中国使馆以示抗议。

                                  2009年12月11日北京 

艾  鸽:致自由之神(诗歌)

 

    在被幸福的天域下
    一切都很瑟缩
    笑脸如同勉强地展开着的落霞
    瞬间不见了生灵
    梦寐 阳光和爱妩
    如地平线消失在暮昏
    寡头们高举着国富民穷的新模式
    任凭世界顶礼膜拜
    只有自由的眼睛还亮着
    却被阴霾屏蔽
    不 这不是我所期翼的童话
   
    在被代表的天域下
    一切都很瑟缩
    偷泣与悲号成了时代的符号
    草民是用来充数的
    人的价值都不属于你
    背负着的死火山
    里面装满了魂魄冤屈
    方舟早已经做好
    先富起来的贵人正在挑选位置
    礼花如万炫星斗
    把黑夜点缀成白昼
    不 这不是我所期翼的现实
   
    在被盛世的天域下
    一切都很瑟缩
    屋檐下的鸟雀们猥琐着
    歌吟着今古奇观
    绷紧了弦的数据一但流失
    黄河恐也无法抹平
    在恐龙的尊容里
    至多能找到着秦二世的遗传基因
    就这样把华夏交给历史
    全然不顾自由之神
    还禁锢在地心深处
    不 这不是我所期翼的今天

武宜三:国民党骂了还起作用,共产党骂了也不起作用

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袁炳南,於1957年被中国共产党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有什么罪过呢?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在编辑《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时,为袁炳南的“右派言论”加了一段《编者按》:“袁炳南,男,数学系教授。袁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一贯与党对立,如三反中污衊三反是政府为了逼黄金以买外汇,是敲竹槓,是公开绑架;学习总路线时污衊学习总路线是为了动员买公债等。这里发表的材料是西师数学系四年级一班同学根据袁在各种场合下的言论综合整理的。”

下面就是袁炳南的《右派言论》了:

1.农民生活无改善,是由於干部多,要工业化,(粮食)去换了机器。

2.党只要别人歌功颂德,而且歌颂慢了,还不行,犹如狗吃屎,慢了还要打狗,在军医大时,就因为歌功颂德慢了,所以受了打击。

3.现在不如国民党时民主。国民党时骂了,还起作用,现在骂了也不起作用;在选举时,不同意也要强迫同意,实在是强奸民意,犹如强奸女人,还要女人自脱裤子;以前选伪国大时,由於张洪沅请吃了碗麵,故选(他),现在是由於要检查户口,怕怀疑为地主、反革命分子,故参加选举.如要诚心扩大民主,只要诚心听人的话就是民主。

4.党只能在政策方面领导,如同英国女王那样。

5.新疆石油公司等,初期为中苏合办,这是苏联大国主义的表现.

6.学习苏联问题,硬是学得一团糟,如组织疗法的学习,硬是乱来,样样都来个组织疗法,给你花(划——武注)个口口放一块肉进去。

7.斯大林没啥错,就是有点喜欢拍马屁,这是人之常情,遇到斯大林这样的人物,拍拍马屁也好。

8.政治课,教育课为豆芽课.

9.建议老党员进养老院,年轻党员降二级,毕业生中的党员都派到边区去。

10.党委制治校也好,教授治校也好,根本问题要党有诚意。

11.封建把头正在形成,是领导宠之太过之故也。

12.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多,故穷,艾德礼说中国人多的趋势,不无侵略,是有道理的。[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读了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按语》和《袁炳南右派言论》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西师数学系四年级(一)班的同学,他们当年真的以为中共这个党是多么的伟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党人是多么的圣洁,袁炳南又真的是有罪的人呢。所以就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史料。(只是,当年参与“综合整理”的西师数学系四年级(一)班的同学,至今还有几个健在吧,他们会不会为自己做过的坑人勾当而羞愧呢?)

如果,换了今天,中共宣传部绝不敢再如此“如实”的记载这些反动言论了。相反,今天如果还这样公开这些言论,就要犯扩散罪了。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共领导集团比他们的太祖、太宗更没有自信了,已经不堪言状了。例如,他们抓了刘晓波,是绝不敢说是因为他参与了《零八宪章》。

其次,当然佩服袁炳南教授的洞察力。“三反是为了逼黄金以买外汇,是敲竹槓,是公开绑架”:“学习苏联问题,硬是学得一团糟”:“选举实在是强奸民意,犹如强奸女人,还要女人自脱裤子”;谁说不是?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现在不如国民党时民主。国民党时骂了,还起作用,现在骂了也不起作用”,实在说的很高明。

这是国民党还讲一点脸皮的缘故。共产党则乾脆是流氓无赖,根本不要脸皮,而且历来如此,於今尤烈。看看他们公开的抢掠,公开的男盗女娼,公开的卖国丧权,公开的把自己的国民(冯正虎)扔在日本国的门口一个多月——已经毫无羞耻之心了。

然而肯“骂”的人,多少还是与共为善的;如果连骂也不骂了,人们就要用刀、枪和火来说话了。例如杨佳,例如胡文海,例如瓮安人,例如通化人。

星星之火已经遍地,那么离燎原的日子还会远吗?

美国笔会谴责北京当局起诉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13日讯)纽约的美国笔会前天声明谴责北京当局正式起诉文学批评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称这一举动“极为令人不安”,承诺与刘晓波站在一起,呼吁全世界的支持者和各国政府进一步施压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他。
 
美国笔会的新闻稿说,刘晓波是“八九民运”中起过关键作用的知识分子领军人物之一,也是去年发表《零八宪章》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在被监禁一年后案子刚通知提交给北京市检察院不过三天就遭到起诉。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种用以噤声中国作家的常规罪名,若按此定罪就可能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
 
美国笔会会长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说:“我们对刘晓波案的这一新发展深感失望,极为令人不安是,起诉书似乎跟随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刘起草《零八宪章》和其它文章“罪行重大”的说法,要以‘煽动颠覆’定罪。话语不是犯罪,而是国际法和中国自己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我们与刘晓波站在一起,呼吁检察院撤销所有指控,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新闻稿还介绍说,与刘晓波一起签署和推动《零八宪章》的许多人士冒着个人风险于12月10日发表了支持他的公开信,以《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为题,挑战当局要么释放刘要么平等地惩罚他们。到11日上午已经有318人参加联署,其中240人在中国。
 
自去年12月8日刘晓波被监禁以来,美国笔会一直密切关注此案,不断发表声明、新闻稿、公开信等呼吁释放他,并于今年四月底授予他奖金达一万美元的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另据报道,受理刘晓波案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表示,此案可能最快在十天后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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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百万字学术著作被封杀至今

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1周年纪念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4年12月10日纪念讲话中强调指出:“世界人权日提醒我们,现时在我们的社区及全世界,还有持续的人权问题。要让人权在全世界得以落实推行,还有赖我们个人的努力。” 安南所强调的“个人努力”,是在向全世界的每个公民吹响争取人权的号角。

记得去年新华网12月9日报道: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接受了《人权》杂志记者专访,大谈中国取得了人权成就。王晨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权状况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尊重和保障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今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正文第二部分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内容包括(一)人身权利;(二)被羁押者的权利;(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四)宗教信仰自由;(五)知情权;(六)参与权;(七)表达权;(八)监督权。这些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然而,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体验来看,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还远远没有兑现。本作者10多年前的百万字系列学术著作,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即遭国家出版署与中央宣传部紧急指令封杀,全国收缴,酿成严重侵犯人权的违宪案件,至今未予开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六四事件”血案,世界经历了“柏林墙”倒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作者开始撰写一套反思人类阶级斗争历史,主张用谈判代替对抗,揭示共同妥协,全民和解的谈判系列著作,并首次借“双赢”一词,概括为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全新圆和哲学思想。1991年初,本作者推出了谈判系列著作的第一部《谈判学研究——谈判的理论、方法与技巧》。该书面世后,国内十余家报刊先后报道、评介,共认为是中国首部从程序到实体,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系统地研究谈判思想与理论的学术专著。当年《中国法制日报》以“一门社会科学的创立宣言——评《谈判学研究》”为题发表书评,称该书的完成:“创立了一门与整个历史关系颇大的社会科学——谈判学,并首次对此进行了研究。《谈判学研究》一书,便是其创立这门社会科学的宣言。”青岛作协副主席刘学江在其发表的书评“化干戈为玉帛的学问—一读《谈判学研究》”一文中称:“该书不仅仅只限于研究当今世界有关交易谈判技巧,还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谈判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普遍适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的科学工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无疑,这是谈判学系统的一大创举。”

1993年初,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兼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和美国雪兰多大学董事黄天中博士来大陆考察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该书,便多次来电来函,要求面洽买断版权。《烟台晚报》对此做过专题采访报道。

之后本作者又相继推出了谈判系列著作《再赢一次——谈判的决策与对策》、《走向和局一一谈判的程序操作与要领》、《赢:赢新格局——跨越21世纪人脑大震荡》、《不战而胜——谈判案例评析》等以“共同妥协,双胜都赢”圆和理论为基石的五部系列书的全面出版。该套系列书封面写着:“首套谈判丛书、国内拓荒之作——化干戈为玉帛的艺术”,底封面写着:“藏书必备,谈判必读,谈判系列丛书——一门社会科学的创立宣言”,侧封面写着:“视野开阔、观点新颖、文笔生动、实用性强——中国首部从程序到实体,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研究谈判学问专著。”

此百万字学术著作的出版,不仅在国内引起多家电视台和报刊的报道,也引发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媒体的报道。特别是《赢:赢新格局——跨越21世纪人脑大震荡》一书,完全是从谈判哲学的高度,对人类新文明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进行全面分析与探索。该书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了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国际”理念。《赢:赢新格局》后记中写道:“我虽草民平生,但向来关注国际时局,执著于对人类社会演变趋势的探索,特别是人类进入全面分裂与对抗的那段历史。这种对人类整体命运长期的朝思暮想,使我逐步确定了一种信念:社会对抗终将走向对对抗时代的否定;全球性军备竞赛与意识形态僵持是断无前途的;人类只有从硝烟弥漫的壕沟,走向铺有绿呢的谈判桌,才能拓开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历史——用妥协换和解。正是这种现实性的大彻大悟,主导了我将全部精力用于研究弥合人类社会裂痕的谈判理论,并把谈判作为一种神手补天的创造性思想工具和时代精神来加以弘扬。”

此系列书全面出版后,《中国律师报》《法制日报》、《联合报》、《青岛晚报》、《生活导报》、《烟台晚报》等国内报刊都先后作了报道介绍,甚至新华书店都把这套书作为畅销书在报纸“新书架”栏目上列名。进而,作者所在的青岛、烟台两地电视台都到新华书店实地采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这套丛书上市的新闻,且邀请作者在电视上亮相,并为购书者签名。因作者的老家是烟台,《烟台晚报》一位记者,闻讯特意叩开了作者的住宅,进行人物采访,以“毅力十清贫= 牟传珩”为题,在《烟台晚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介绍了作者的成长和写作过程。于此同时,一些行家正在撰写书评。该套以谈判为切入点的新文明思想著作的问世,开始打破“六四事件”后中国大陆的思想沉闷状态,在新闻舆论界升温。此据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消息,当时仅中央党校,就订购了30多套丛书。

然而,就是这样一套创立新文明思想体系,推动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国际”理念的百万字学术著作,竟被青岛公安当局一位处长说成是“半夜鸡叫”,他们认为中国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不久,这套正在热销的系列书,即遭国家出版署与中央宣传部紧急下令封杀,在全国书店同时“下架”,导致作者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

1996年4月22日,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接受同一指令,亲自下达通知,称本作者的5部百万字学术著作均有“严重政治问题”,要全部收缴,“损失由海洋大学出版社承担”。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孔心田,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也亲自带领市委宣传部与市新闻出版局的人员,前去讨伐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领导。作者在家乡看到一份烟台市新闻出版局(1996) 10号红头文件,该文称:接山东省新闻出版局4月22日通知:“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的谈判系列丛书,内容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立即收缴该书,经济损失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承担。”该文仅在烟台就打印了40份,分别报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送市公安局、市工商局、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发市对外图书交流中心、市新华书店。此后不久,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与高教委主任李铁映联合签字,处罚出版社停业一年,该社正副社长及总编全部被撤职。这一极其严厉的处罚后果,当即引发海内外舆论哗然。

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声称:“牟传珩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已受到严厉处罚”并传发到各新闻出版单位,导致作者与最高法院出版社已签订出版合同的后两套丛书出版流产。香港《明报》1996年7月26日,在“中国要闻”版用核桃大的字体发表了“牟传珩新著被查禁,出版社大地震”的专题报道。第二天傍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广播,便对封书事件做出客观报道称:封书主要是针对作者的政治背景和他所创立的新文明学说。接着台湾的《联合报》,也作了相关报道,直至这年的9月2日没,“美国之音”,还以这次大陆封书事件为内容,邀请了专家进行评论,可知此事波及之广,影响之大。

本作者多年来,多次致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发出《关干4月22日严重侵权违宪案件的抗议——一套百万字的学术著作被封杀事实》的书面抗议书,指控封书事件违宪侵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当权者至少在口头上已全面接受“和谐社会”理念。然而,作为最早全面推出这一理论体系的本作者百万字学术著作,却已被封杀10年多,虽经作者一再申诉,但作者至今在自己的祖国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已出版的所有著作均无法在面世。由此可见,中国的人权现状至今没有丝毫改变。当此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本作者再次以“个人努力”的方式,强烈要求政府兑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承诺,真正实现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等各项自由。

乔新生:中国暴力拆迁的罪与罚

重新思考中国模式,不能不令人摇头叹息。所谓威权主义,就是可以随意拆除居民的房屋;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把整个城市变成废墟。当少数中国学者站在西方大学的讲坛上推销中国模式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中国普通居民,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失去自己的家园;当一些西方政客喋喋不休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居民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继上海闵行区居民因为阻挠政府强行拆迁而被判决妨碍公务之后,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因为阻止政府部门强制拆迁而在自己的房顶上自焚死亡。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为什么暴力拆迁悲剧一演再演?中国城市发展为何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呢?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可以与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相提并论。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当时许多城市采取了围追堵截的办法,将大量农民驱赶到城市之外。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国务院制定了城市收容遣送管理办法,对那些没有办理合法手续进入城市的居民,采取一种收容遣送的方式,防止他们在城市广场、车站等其他公共场所游荡,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所谓收容遣送,就是将他们集中起来,然后遣返原籍。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完全断裂的城乡二元社会,在这个社会农村居民属于二等公民,而城镇居民则享有国家提供的各种福利,包括基本的住房福利。这种福利化的住房分配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住房分配政策中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住房分配苦乐不均,要求改革住房分配制度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

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风云突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内经济一蹶不振。为了启动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分税制改革,把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上缴中央,由中央政府扩大投资,以投资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分税制实施的结果是,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他们不得不依靠东挪西借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圈占土地,全国各地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工业开发区。这种赤裸裸剥夺农民土地的做法,很快被中央制止。但是,利用土地扩张地方财政的方式被各级地方官员不断复制。各个城市政府负责人打着经营城市的幌子,从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他们一方面以低廉的价格向农民索取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另一方面则不断进行城市房屋拆迁,反复折腾城市居民。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野蛮的一幕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频繁修改城市规划,不断地进行房屋拆迁,以此来提高土地的出让价格,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少数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城市房屋拆迁的速度,甚至动用国家的强力机关,以武力的方式强制拆除城市居民的房屋。一时之间,中国各个城市都成了拆迁工地,城市居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祖祖辈辈赖以居住的房屋,被迫以高价购买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兴建的商品房。

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内幕交易、各种各样的卑劣手段、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事件频繁发生。在中国流传这样一句话,出差在外千万要小心自己的房屋。一位老太太出外买菜,可是,回来之后却发现自己的房屋已经成为废墟。湖南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公开叫嚣,“谁让我难受一阵子,我让他痛苦一辈子”。南京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夫妇俩相拥而卧,深更半夜拆迁指挥部开动推土机,直接将他们的房屋推倒,丈夫活活压死,妻子精神失常,在北京前门点火自焚。

为了减少拆迁中政府压力,一些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沆瀣一气,动用黑社会组织成立房屋拆迁公司,采用骚扰、恐吓等方式迫使居民搬出自己的房屋。到了2001年,国务院颁布城镇房屋拆迁条例,试图把城镇房屋拆迁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可是,由于城镇房屋拆迁条例只强调对城市房屋拆迁进行补偿,根本没有顾及到房屋所有权人的切身利益,结果导致城镇房屋拆迁悲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政府理直气壮“依法拆迁”,而导致拆迁的悲剧频繁发生。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城镇房屋拆迁指挥部,是一个与世界上任何恐怖集团相比都毫不逊色的最大恐怖组织。城镇房屋拆迁指挥部一声令下,城市街道成片的房屋应声而落;城镇房屋拆迁指挥部所到之处,当地就会成为一片废墟。可怜那些祖祖辈辈在城市居住的居民,由于拆迁指挥部的存在,而没有立锥之地。许多居民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中心,由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过低,结果导致他们很难在城市中心区购买房屋,只能远走他乡,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乡结合部寻找蜗居之地。每天为了工作和学习,他们不得不在城乡来回奔波。城市中心部位矗立着高楼大厦,象征着城市的繁荣,可是那些曾经世代居住此地的居民们,却不得不望楼兴叹,为了所谓的城市发展他们不得不被迫搬迁。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渐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物权法的颁布实施,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拿起法律武器,与政府对簿公堂。那些耀武扬威地拆迁指挥部官员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拆除居民的房屋;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了平息社会群体性事件,也不敢组织大规模的城市房屋拆迁活动。可怜那些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购买政府出让的土地之后,由于无法及时解决房屋拆迁问题,于是铤而走险,动用黑社会组织强制拆迁。而这样一来,房地产开发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因为房屋拆迁而引发的恶性事件越来越多。政府为了平息众怒,有时不得不杀一儆百,把那些急功近利,因为暴力拆迁而致人死亡的开发商绳之以法。

面对林林总总的拆迁刑事案件,许多学者不得不哀叹。翻阅世界经济发展史,察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从来没有像中国当今社会这样,由于房屋拆迁而出现如此多的人命案件。从表面上看,这些因为房屋拆迁而引发的刑事案件都是个案,但是,从中国发展历程来看,偶然中却蕴含的必然。

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的私有化作为号召农民造反的诱饵。许多劳苦兄弟为了获得土地,拿起枪杆跟随共产党打天下。他们九死一生夺取了政权,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可是,在短短的五年期间,从初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村土地从私有变成了集体所有,从集体所有逐渐变成了“准国有”。在城市土地直接宣布国家所有,城市居民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由于政府牢牢地掌握土地所有权,所以,政府在各项建设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土地成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赶超战略”,政府实行低水平的福利政策,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福利住房。

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虽然当时的文件中羞羞答答地规定,政府有责任继续提供福利型保障住房。可是,各级政府不愿增加财政开支,反而在商品房开发方面大干快上。为了提高土地出让价格,政府打着旧城改造的幌子,加快城市房屋拆迁速度。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囤积土地,将自己的黑手伸向了周边农村地区,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等待土地价格上涨,向开发商出让自己所囤积的土地。

可以这样说,上个世纪50年代实行的土地改革,是一次剥削农民土地的集体化改革;而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的土地改革,则是一次赤裸裸的土地财富分配改革。这项改革使中国的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房地产开发在中国造就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亿万富豪。这些亿万富豪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而是依靠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土地倒卖获得了本来不属于他们的财富。

这场土地改革既没有合理性,也没有合法性,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在这场土地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了,可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许多城市由于中心区的土地被政府三番五次地拆迁出让,导致整个城市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城市居民的交通成本急剧上升,城市居民压力越来越大。现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特大型城市,房地产收入已经占到政府收入的50%以上,除了继续进行房屋拆迁,不断提高城市房地产价格之外,这些城市已经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物权法》颁布之后,海内外一些人士兴奋地高呼,中国终于有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其他法律制度。然而,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物权法与西方国家的财产法迥然不同。中国的物权法是秉承国家主义的物权法,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推定归国家所有;而西方国家的财产法则是秉承个人主义的财产法,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国家所有的,统统推定归个人所有。所以,在西方国家财产法能真正保护公民的财产,而在中国物权法的出台只能是画饼充饥。

《物权法》第42条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和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此项规定是中国学者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起草的约束行政权力的条款。其目的是要把政府的权力限定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凡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一律不得征收单位、个人的不动产。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在《物权法》正式实施的前夕,国务院向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提出紧急法律修正案,要求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增加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单位、个人的不动产并予以拆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就意味着今后城市房屋拆迁不再需要依据“法律”,只需要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即可。中国学者辛辛苦苦数年营造的法律防线就这样轰然倒塌。

现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两手一摊,认为在没有制定新的城镇房屋拆迁条例之前,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镇房屋拆迁暂行条例继续有效。而按照这个条例,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之后,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对居民的房屋实施强制拆迁。浙江宁波市余姚市一个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房屋,由于没有获得政府规划部门许可,政府动用大型推土机强制拆除。这位农民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判决败诉。但是,他锲而不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当地政府没有依照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所以,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可是,由于当地政府无法执行这一判决,到现在为止,这位农民手中的判决书还是“法律白条”。

可能是考虑到城镇房屋拆迁所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多。国务院开始着手起草新的城镇房屋拆迁条例。但是,在起草的过程中来自各个地方政府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强制拆迁必须有法律依据,国务院制定城镇房屋拆迁条例,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从表面上来看,地方政府是在敦促国务院依法办事,但是仔细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其中蹊跷之处。地方政府之所以强调城镇房屋拆迁属于强制行为,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城镇房屋拆迁变成一种平等主体之间协商的民事行为,在协商过程中政府再也不能巧取豪夺,开发商再也不能通过拆迁获取巨额暴利。而一些学者不明就里,他们在参与起草这一行政法规的时候,也强调城镇房屋拆迁的强制性,期望城镇房屋拆迁条例只规定强制拆迁,以此来缩小城镇房屋拆迁条例调整的范围。

笔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城镇房屋拆迁所引发的血腥案件充分说明,如果不尊重城市居民的自主权,如果让城镇居民直接面对强势政府,那么,即使制定了城镇房屋拆迁条例,也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居民的房屋所有权。

城镇房屋拆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房屋拆迁的程序规范问题。假如行政权力不受约束,而城镇房屋拆迁条例把城镇房屋拆迁的主体规定为政府和被拆迁人,那么,城镇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永远得不到保障。在无法从根本上约束行政权力的情况下,改变城镇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把所有城镇房屋拆迁行为确定为民事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城镇房屋拆迁纠纷,那么,至少可以在制度层面上保护城镇居民的房屋所有权。

按照笔者的设计,今后所有的城镇房屋拆迁都属于民事行为,城镇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是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政府出让土地之后,不能强制拆除土地上居民的房屋,开发商也不能擅自拆除居民的房屋。开发商必须购买城镇居民的房屋或者与城镇居民协商拆迁,解决土地的开发利用问题。如果开发商无法通过平等协商拆除居民的房屋,那么,开发商应当尊重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通过修改图纸,保留城镇居民的房屋。这样的立法思路既符合国际惯例,同时又能从根本上防止政府介入城镇房屋拆迁活动,动用行政强制手段,侵犯居民的房屋所有权。

简单地说,笔者的观点是,城镇房屋拆迁民事化,政府出让土地市场化,城镇规划民主化,政府拆迁中立化。具体而言,今后所有的房屋拆迁都与政府无关,政府不能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拆除居民的房屋,政府也不能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裁定强制拆除居民的房屋。除非居民的房屋自然废弃,或者,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依照现行的“法律”不得不强制拆除居民的房屋,否则,城镇房屋拆迁都必须依照平等协商的原则,由开发商与城镇居民协商解决。如果开发商认为协商拆迁补偿价格过高,那么,可以放弃房屋拆迁行为;如果城镇居民认为协商拆迁补偿价格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那么,可以与开发商达成协议。

总而言之,城镇房屋拆迁与否,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由房屋所有权人说了算。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城镇房屋拆迁。当然,政府在出让土地的时候应当说明土地的性质和现状,不得损害开发商的知情权。政府出让土地不是为了从事房地产开发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出让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城市规划方案。而城市规划方案必须依照城乡规划法报请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经过批准的城市规划政府不得随意修改。

面对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房屋拆迁场面,面对一个又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刑事案件,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拍案而起。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认为中国采用威权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如果这些学者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相信他们的良心一定会受到谴责。

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像马克思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那样,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很多人在谈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但笔者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最大侮辱。

当今世界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所谓社会主义形态。最早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福利社会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伪社会主义,因为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虽然在生活资料供给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公有制特征,但是,整个国家基本的生产资料实行的是私有制,整个社会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典型的按资分配。尽管这样的社会形态极大限度地满足了居民的需要,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表述,这样的社会形态绝对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平等劳动关系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公有制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按资分配早已取代了按劳分配,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就意味着承认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资本的拥有者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现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委内瑞拉倡导所谓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他们把私营企业收归国家所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并且建立庞大的国家福利体系。但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构想和描绘社会主义蓝图的时候,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刻画,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非常详细地描述。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当整个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一定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执政团队,为了确保政府不会腐化堕落,马克思尽情地讴歌了巴黎公社制度,认为人民代表制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人们代表来自于民间,他们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在人民代表会议上,他们可以随时批评政府官员,可以随时罢免不称职的政府官员。这样一套完美的社会制度,既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同时又防止出现官僚主义。可是迄今为止,这样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当今世界根本没有存在过。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徒有其表,人大代表既不能监督政府官员,同时也不能实现廉洁自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早已堕落成为马克思曾经讽刺过的清谈馆。

中国的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发端,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以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财产权利为主要表现形式。当城市居民的房屋轰然倒塌,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住房,他们也失去了对共产党执政者的信赖,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中国这场改革虽然表面上实现了财富的积累,但是,这项改革的最大代价就是执政者失去了民心,失去了自己的执政根基。

重新反思中国的法律制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房屋拆迁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城市房屋拆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恰恰反映出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改革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可是,改革的结果却让少部分人富裕起来,改革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可是,改革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住房。这是打着改革的幌子在开历史倒车,这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悲剧。

重新思考中国模式,不能不令人摇头叹息。所谓威权主义,就是可以随意拆除居民的房屋;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把整个城市变成废墟。当少数中国学者站在西方大学的讲坛上推销中国模式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中国普通居民,因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失去自己的家园;当一些西方政客喋喋不休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居民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制度,而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土地大包干彻彻底底的违背了共和国的宪法。但是,由于这场改革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所以,在没有修改宪法之前,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农村土地承包运动。从此以后,中国的改革彻底陷入了错误的思维定势——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哪怕违反法律规定也在所不辞。事实上,无论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有利于”,还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赤裸裸地将法律置于脑后。所谓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意味着只要高举着发展生产力的黄幡,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违反国家现行的法律。在国家主义的立法模式下,在发展生产力的大旗之下,中国居民安有立身之地?

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居民的财产权。可是,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析中国房屋拆迁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悲剧事件,笔者痛苦地发现,制度设计越精细,对居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就越无力。在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下,居民的财产权利永远让位于行政权力。只要为了发展生产力,那么,居民的财产权利就可以被抛弃。这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这是一个政府强势的国家,这是一个奉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试图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如果不是痴人说梦,那么,就是病急乱投医。

总结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思潮,笔者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本质来说属于前社会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虽然经历过血腥和暴力,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转危为安,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形态,资本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国家发展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经济危机,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外部性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政治制度设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定期举行的政治选举,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是,由于居民可以利用选票选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可以通过选举国会议员制定法律,改变国家财富的分配模式,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穷苦大众可以从选票中看到希望,定期举行的大选,可以确保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几乎所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遍选举,政治制度的封闭性和行政权力的强势性,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居民无路可走。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他们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的一些民法学者曾经提出“私法至上”的概念,认为只要制定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民法,就可以实现国家的进步,社会的长治久安。他们大错特错。在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即使制定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民事法律。如果行政权力不受约束,那么,公民的权利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公正的选举制度,少数人操纵的立法机构可以随时修改法律,削弱甚至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中国现在根本不需要什么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民事法律,也不需要具体的物权法,而是需要限制行政权力的行政法以及真正落实公民选举权利的宪法。

正如前面笔者所指出的那样,笔者希望通过制定民事性的拆迁法律规范,来解决居民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但回过头来思考,笔者对自己的想法也感到担忧。可以设想,如果政府频繁修改城市规划,把城市的土地不断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动用各种手段侵犯城市居民的人权。到那个时候,城市居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可能要枕戈待旦,他们再也不能安然地进入梦乡,他们即使在工作中也要提心吊胆。那些房地产开发商们向政府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后,一定会采取各种不法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到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将会出现烽火狼烟,中国因为房屋拆迁将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内战。

笔者不想陷入“鸡生蛋,蛋生鸡”形而上学的历史思辨之中。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浪潮中,笔者曾经试图以技术化的制度设计,为中国居民争取一点小小的权利。但是,当这些制度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却悲哀地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处于历史巨变的前夜,整个中国就好像在火山口上,等待着火山爆发的瞬间。

当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房屋以死抗争的时候,我们却可耻的袖手旁观;当我们的房屋被强制拆迁的时候,其他人却显得如此茫然。中国的改革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切割社会,在整个社会的冷漠之中,普通民众被逐渐地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部分学者出于义愤,为那些伸张正义保护财产的居民大声呐喊。但是,在庞大的司法体制面前,他们显得如此弱不禁风,他们书写的一张又一张诉状,就像冬天里的树叶一样,逐渐地飘散。这是一个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抗争。每个人都心存侥幸,甚至每个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可是,当推土机隆隆之声,由远而近,自己的房屋轰然倒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这个社会是多么的冷酷无情。

拆迁,成为一个中国发展史上野蛮的字眼。在一个又一个充满血泪的案件面前,笔者总是有一种无力感。这不是因为这个社会不需要财富,也不是因为社会不需要进步,而是因为在硕大无比的政治体制面前,每个公民都犹如蚍蜉撼树,不可能做出任何的改变。

中国当前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政治体制,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人的观念。假如没有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假如没有改变国家主义的理念;假如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那么,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规范,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居民被剥削、被压榨的局面。

回想中国的北洋政府时期,普通公务员为了争取自己的薪金可以状告教育部;回想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媒体可以大胆地揭露四大家族贪赃枉法、侵吞国家资财的不法行为。历史并不总是处于进步的状态,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如此。当我们回想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暴发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豪门家族。那些曾经让普通中国人心惊胆战的“打破大锅饭”口号,现在想来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共和国的宪法提出公有制,可是,当公有制变成政府所有制,变成政府官员个人所有制的时候,所有的改革举措都变得荒唐无比。城镇房屋拆迁只不过是当权者掠夺普通中国居民财产的具体事例罢了。中国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存量资产,究竟还有多少流进了个人的腰包,中国这场改革究竟还要让多少当权者变成豪门家族呢?

春秋战国时期公子重耳匍匐在沉睡的土地上发出千年的感叹。现如今,这片曾经养育过祖祖辈辈的土地,在推土机的轰隆作响之中不断地震颤。生生不息的臣民,试图挣脱历史的羁绊,成为土地的主人,可是,当他们一夜醒来,他们突然发觉土地早已是别人的财产。究竟是怎样的制度让他们成为房屋的奴隶?究竟是怎样的社会结构,让他们形式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可是,却买不起土地上修建的住房?唐代诗人杜甫曾经高声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土地公有制曾经让人们对“居者有其屋”充满幻想,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今中国的执政者居然敢把房地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通过倒买倒卖土地,聚敛财富,挥霍浪费。很显然,传统的民商法律制度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具体的土地管理制度也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学者们孜孜以求,希望通过移植西方国家民商法律制度改造中国法律体系的时候,他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是在缘木求鱼。

秉笔直书,仰面长叹,推开窗户,繁星满天。历史的烟云在笔者的脑海中不断地掠过,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为什么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仿佛还停留在“水浒时代”?有时候笔者甚至想,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让每一个美国民兵都合法持有枪支,是一个多么富有远见的制度设计!普通的美国公民虽然不能永远保护自己的家产,但是,至少可以用枪声提醒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面对公民的财产权利,政府至少应该有所收敛。可是,中国的居民手无寸铁,他们除了以死相拼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出路。假如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文明社会吗?

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政府的局限,专制主义者看到了政府的效率,自由主义者看到公民的权利,而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只看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惊讶地指出,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权利不断下放的历史,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历史。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普通中国居民得到的只是空头许诺,他们甚至连自己的财产都无法保护。当我们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放下自己手中的笔,让这一幕充满暴力和血腥的画面尽早离我们而去。

苦难的中华民族,总是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轮回中不断跋涉。现在我们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变得多么可怕。执政当局用苏联的解体恐吓普通中国老百姓,认为实施所谓的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解体。可是反过来想,如果这个国家不能保护公民的财产,这个政府可以随意强制拆迁,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必要么?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可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使他自由。可是,自由都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自由都必须失去自己的财产吗?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财富不断分配的过程。千年的土地属于中国人民,中国人的自然权利被食洋不化的所谓法学工作者变成了法律上的权利,而政府巧妙地借助于法律制度,把居民千年以来的自然权利彻底剥夺了。现在,如果没有房地产支撑,如果没有城市的房屋拆迁,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将会变成赤字财政。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把房地产作为城市发展支柱产业的地方政府早已捉襟见肘。如果这样的改革继续下去,如果这样的模式值得推崇,那么,天底下是否还有公道,世界上是否还有文明?

曾经有学者提出要实行土地的私有化,要让每个人都拥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但是,笔者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强势的政府面前,在公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设计只能会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失去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政府会打着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幌子,不断地蚕食、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到那个时候,土地私有化将会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每一个土地所有权人在强大的政府面前将会变得不堪一击。

中国当前的改革正面临楚河汉界,如果改革只是不断地分封土地,那么,改革将会积累更多的矛盾,社会将会出现更多的群体性事件。如果改革指向行政权力,通过约束执政者的行为,小心翼翼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那么,这场改革才能拨乱反正,才能真正让绝大多数中国居民受益。

严家伟:“鼓励”与“警告”

2009年12月5日,台湾的县市长、县市议员暨乡镇市长的“三合一”选举在和平、理性和井然有序中圆满结束。此事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并不像某些大陆的政客和“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否则一搞“就要乱”。倘若这些“高人”诸公硬要如此“立场坚定”地持此高论,那么他们唯一能自圆其说的办法就是只好说台湾的民众“不是中国人”。因此这次选举的成功(这一点连大陆官方也未敢持异议),无疑是给中国大陆民主进程提供的一个样板,注射的一针强心剂。也是对—切迫切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中国民众极大的鼓励!
 
通过这次一人—票的民主选举,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台湾民众不愧是已经当家作主的主人。他们不仅能按普世公认的民主游戏规则,决定地方官员和议员的去留,而且也给了那些不兑现、甚至违背竞选时承诺的政党和个人以惩戒和警告。马英九和他的执政的国民党,便受到了这样的惩戒和警告。
 
正如有媒体指出的,在这次“三合一”选举中,国民党获胜的地方赢得艰难,输的地方输得惨;民进党则在获胜处赢得漂亮,失利处也大有进展虽败犹荣。从统计数字看,国民党总得票率由上届的百分之50.96,下降至百分之47.8;而民进党则由上届的百分之41.95上升至百分之45.3。兰缘支持度接近平盘。民进党不仅保住了原来执政的三县市,更夺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宜兰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民心正在向民进党倾斜。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选情与选举结果,是民众对执政党满意度的具体体现,也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国民党在近年立法院和总统选举中,曾一度势如破竹,民进党则屡战屡败,然而曾几何时,却出现了如此大的变化?不言而喻,是马英九执政后令台湾民众感到失望而造成的结果。
 
马英九上台以来,最使台湾民众感到失望的莫过于使台湾民主出现倒退的现象。在民进党八年执政的时期,虽然个别领导人操守上出现一些问题,但台湾的民主仍是全世界有目共睹并获得肯定的。即使在施明德的“红衫军”大闹台北,如果用大陆的标准,完全可以说是在“制造动乱”的情况下,民进党没有采用任何军、警进行弹压。甚至在“双十庆典”会上,公然有小丑要动粗进行打、砸行为。政府方面亦表现十分克制。这事要换在大陆的“六十庆典”上“格杀勿论”几乎不问可知。当时民进党政府的民主气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亮点。

然而马英九上台以后,却使台湾民主出现急剧倒退现象,甚至再现出了“两蒋”
时代的戒严“景观”。一个小小的陈云林访台,算个什么,马英九却如临大敌,几乎要倾全台湾警力以保护“上宾”,对付草民。而警察动辄则对台湾民众施以暴力,甚至从台湾民众手中夺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台湾民众在台湾手执青天白日旗,犯了台湾的什么法?马的奴颜,更令民众寒心。在台海两岸的“九. 二共识”中,都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口头协议,马英九却为了讨好一个小小的陈云林,把民众执一面旗的权利都加以剥夺了,自辱自贱到如此地步。套用大陆“主流媒体”上使用率颇高的一句套话,说他是“严重伤害了台湾民众的感情”,恐怕也不为过。难怪我在网上看见一位台湾民众手举一标语,上书:“马特首英九千岁”,真是绝妙的讽剌。
 
在一个专制独裁为常态的地方,马英九这样作,完全可假以“维稳”、“安定”之类的名义而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已经确立了民主风气的台湾,马英九如此一意孤行,就只能是倒行逆施地开历史的倒车,是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反对的。
 
马英九以为他践踏民主,重现“两蒋”戒严年代的“威风”,既可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也能给台湾带来许多“实惠”。却殊不知往往是“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台湾除了能得到像“团团”,“圆圆”这种象征性的礼物外,马英九的热脸,却常常遇到的是人家的冷屁股。特别在想获得北京的“一中各表”、“互不否认”之类的善意回应方面,马英九的“善良愿望”,常常面对的只是要他俯首称臣的冷峻面目。
 
举个小例子。如两岸故宫博物院进行交往、这样并不涉及政治的话题,台湾也未看到任何好脸色。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国立”二字便遭大陆否决。“国立”者,公立也,莫非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是哪个“私人”办的“私立”博物院不成?匪夷所思,无法解释。
 
台湾申请以观察员身份跻身世界卫生组织,这又是一个不涉政治,纯粹为了民众健康防病的问题。先是说两岸要在第三地协商,结果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最后进是进去了,却必须以个案进行年年审批。说白了,就是“我”今年认为你“马政府”表现尚好,就允许你来参加;明年若不“规规矩矩”,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靠边去!马英九若同意以这种模式去扩大台湾的“对外生存空间”,其“生存空间”恐怕还不如前苏联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呢。

而就是这么一点点进展,马英九付出的代价却是失信于台湾的广大选民。马竞选时,多次明确表态: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可是去年“六.四”十九周年发表谈话时,不但对此噤若寒蝉,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去为四川地震救灾唱了一曲美妙动听的赞歌。今年六四马先生更干脆去国外访问,真是“高棋”一着,以为世人都是傻瓜。
 
在民主政治下,失信于选民,是领导者的大忌。这是民主与专制一个根本的区别。毛泽东可以一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甚至有恬不知耻“发明”“阳谋”的“专利”,照样“伟大、光荣、正确”。人民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甚至“言”、“怒”皆不敢。但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家,如果还言犹在耳,便食言自肥,不仅自己的政治信誉度贬值破产,其所在的政党也会“池鱼”受殃。选民不仅敢怒、敢言,更会用手和“脚”来投票。所谓用“手”投票,就是把票投给另外一个政党;所谓用“脚”,就是不来参加投票支持你。这次台湾“三合一”选举,国民党传统的“铁票”大幅缩水,有的地方甚至减少了一半。充分表达出选民对马英九不仅施政无方,一味软骨媚态,更言而无信大开民主倒车的极大的不满。
 
如果马英九政府不立即深刻反省,认真检讨,那么选民这一次出示的“黄牌”,就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直辖市、县选举中变为“红牌”。这就是民主宪政的“特色”。哪个政党也不可能靠一次胜选,便可赖在台上不走。
 
马英九和国民党应该从这次选举中,有所觉醒,有所省悟。如果老是不思更弦易辙,一副“阿斗”扶不起的样儿,甚至继续开民主的倒车,不兑现竞选时的诺言,那么已经形成民主宪政体制的台湾人民,其“耐心”绝对没有大陆人民这么“好”,这么肯“听话”。
 
台湾选民留给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马英九和他的执政团队应该认真检讨自身是如何失去民意支持的!
 
2009年12月6日完稿

焦国标:亨廷顿结论经不起推敲

《文明的冲突》结论的漏洞前些年亨廷顿传入中国时觉得还很有道理,近日重读其《文明的冲突》一书,却发现亨氏的基本结论有很多漏洞,他的那些基於结论的担心有点儿像杞人忧天。比如,他指出当今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文明断层线上,即不同文明之间的交界地带,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交界地带(书中有一节叫“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确实是事实,可若由此推断基督教文明有可能被儒教文明(说白了即中国)和伊斯兰教文明吞掉,就实在是过虑了。

如果说文明之间的冲突确有可能导致一方文明被吃掉,那么被吃掉的也只应是儒教文明或伊斯兰文明,而不是基督教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理由是:儒教文明内部和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比它们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多得多。如果说冲突导致灭亡,那么这两家文明的必然命运就是自己吃掉自己,而不劳基督教文明来吃,至於吃掉基督教文明,就更无可能。

且看儒教文明内部,也就是中国国内,每年有八九万起的冲突。再看伊斯兰文明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伊拉克与伊朗冲突,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系互相冲突,阿富汗塔利班与自己的女人冲突,天天年年炮火连天,冲突不断。若确如亨廷顿先生所言冲突导致灭亡,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必定自己灭亡,无需别人来灭,更不可能去灭别人。一种文明(基督教文明)只在边界线上与其他文明存在冲突,另一种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不仅边界线上与其他文明有冲突,各自内部的冲突更多更深更残酷。如果文明的生死与冲突的数量成正比,那么在这两种文明冲突的过程中哪种文明生,哪种文明死,答案显而易见。

看那伊斯兰世界的人体炸弹,更多情况下不是对异文明的西方人,而是对本文明的同胞。把自己的身体当炸弹去杀害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同胞,这需要多大当量对同胞的仇恨才能做出此等事体来!一个对同胞都富集了如此浓度、强度、烈度的仇恨的文明,除了自己吃掉自己还能有别的未来吗?这样的文明如果不自我毁灭还有天理吗?这是一种到了癌症晚期的文明,这是一种进入地堡状态的社会,一股新鲜的风都经不起,只可能自己耗死,没有别的前程。

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的冲突

不要看今天这些垂死文明的GDP如何高,大清朝的GDP曾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可是不仅挨打,而且灭亡。杀本国人民的时候是凶狠?熟的刽子手,而在西方民主列强面前却绝对是不堪一击的熊包。在大清与列强的对峙中,中国人自己灭了大清;在中日消耗战中,中国人自己灭了国民党;如果中共不建立普世的民主政府,一点悬念都没有,被中国人民一脚踢开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文明,只顾接连不断翻烧饼建国了,可是建一回国丧一回元气,哪有力气威胁基督教文明?这就是他们可以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枪杀本国青年,对外却不得不“韬光养晦”装孙子的原因。

可以说,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还没有拿到现代社会的出生证,它们就像母腹中的胎儿一样易受伤害,它们还没有走过产道鬼门关,它们落地能不能成孩子还很难说呢。此刻的它们,一个喷嚏就可能把它们打流产,一场天花麻疹就能把它们送到它姥姥家。相反,基督教文明不仅生下来了,而且长大成人了,打喷嚏是打不流产的,天花麻疹是奈何不了它的。

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一日不建立起普世的民主制度,则随时都可能胎死腹中,不足以抗衡西方文明,就好比腹中胎儿无法对抗身强力壮的成人。这些文明地区一旦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就绝无把敌视基督教文明当成政治正确的可能,就像今天的日本和韩国一样。

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冲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而是儒教文明内部和穆斯林文明内部民主自由力量与独裁专制政权的冲突。构成当今世界最大“看点”的不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可能吞噬基督教文明,而是一切反普世价值政权的随时垮塌和灭亡。

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

亨廷顿还提出一个观点,即现代化不等於西方化。这个结论也有问题.实际是,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只不过现代化与西方化不会同步,西方化要晚於现代化罢了。

现代化虽然使得东方集权政府更有力量抗衡西方,可是现代化同时也为东方普通民众带来了对抗本国集权政府的先进手段。这种手段冲击和推动着东方集权政府不得不朝向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方向移动。换言之,现代化可使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平台上趋向平等,也可使东方国家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趋向平等,即民权的普及。比如国际互联网技术,尽管中国政府竭力实施信息过滤,可是毕竟加重了民众反抗政府的筹码.有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相当数量的腐败案发於网上举报。互联网是现代化,腐败案发是公开化,而公开化就是民主化,就是西方化。这说明现代化促进了西方化。再比如,通讯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帮助那些反动政府控制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可后者毕竟也可以借助这一技术手段加强彼此的呼应联络.这一对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信息的公开化,而信息公开化又属於西方化的范畴。正如十一月十六日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上海与青年交流时说的:“技术也有负面,恐怖分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做一些以前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些极端分子也可以动员……,可是我想好的远远多於坏的。”现代化迟早会使那些地堡政权、集权国家发生西方化。

基督教文明能产生亨廷顿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政治学家,可是无论是儒教中国还是穆斯林世界,都不可能产生着书立说论证自己的文明有被吞噬危险的政治学家。在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在伊朗,这种观点是大忌,这种书是出不来的,这样的学者不是被饿死,也要被咬死。可是在基督教文明里,这样的学者不仅不会被饿死,不仅不会被咬死,反而成为声名显赫的成功学者。就凭这一点,如果一定要有一方文明灭亡,那也只能是讳疾忌医的那一方文明要灭亡,断无相反之理。

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