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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党营私培植自已的势力

尽管当地官员，有许多人瞧不起薄熙来，连一些乡镇企业的老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大连五湖轧钢厂厂长段世财就议论道，小薄不过是小嫩茬子，三年呆不上，就得灰溜溜地离开大连，因为没几个人真心支持他。但薄熙来绝不退却，他爹告诉他，战争年代，革命江山是靠流血牺牲得来的，实在不易，现在和平环境要想接班，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有了政绩，他在京城才好讲活。而薄熙来历经5年监禁，也耳闻目睹了狱中黑暗，狱老大之所以吃得开，除了上面有狱警的支持，就是自已心黑脸皮厚，拳头大。所以还得靠黑老大，给他找一批追随他的死党。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监狱，各个省市就是带编号的监区，范某邹某是金县这个地盘上的黑老大，他自己是老大上面的红老大，他对黑老大说，有老子摆平，你们还怕出问题？这时的薄熙来熟读《三国演义》，已是诡计多端，两面三刀，八面玲珑，一扫仕途，并无大碍，但黑老大告诉他，目前关健的问题是，尽快培植出一大批能死心塌地替自已卖命的人，为以后干大事做准备。于是，薄熙来不止一次地与小兄弟们讨论以上道理，尔后，在金县各个乡镇大力寻求发现所谓人才，他选中的第一批人有孙世菊，孙广田，王传志，李德和，刘宪茹，白玉祥，车克民，王业滨等，而对凡是与唐启舜陈某良等靠得近的人，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立誓十年后报仇血恨。为了控制这些小兄弟，薄熙来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先故意搞出一些麻烦，让这些人身陷困境，再危难相助，抓住他们的弱点，逼他们感恩戴德，图报卖命。这一着棋与狱老大一样有效。

有一段时间，薄熙来下令大查当地非法集资案，一方面打击了不顺从他的“养猪大王”刘家奎，另一方面牵扯了副县长孙世菊的妹妹，因为农村多年来非法高息揽存情况严重，刘与孙二人都具有代表性，薄熙来下令公安局拘押了刘与孙，吓得孙世菊不得不求情干他，而他又装出义不容辞的神情，亲自替孙的妹姝解围，这样一来，比他大几岁的副县长孙世菊，便从此成了对其死心踏地服务的大姐，无微不至地帮助薄处理日常杂务，俨然成了他的“大管家”。

车克民也是一个被其摘走灵瑰的势力小人。他原为旅顺海军基地的一个志愿兵，文化水平小学六年级，退役后回到金县农村，老婆有点关系，托人求情进了县政府大院工作，因没有计术，只能当食堂厨师与司机，但由于对薄熙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又开车接送开来，又给薄家烧水做饭，从而博得了主子欢心，一个令，由工转干，成了司机班班长，后来薄又把他送他省市党校进修，提拢成科级处级干部，以至当上了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不过，车克民紧跟薄熙来的家人，象仆人一样全力以赴，没有自巳的感情生活，也很少回家，太太一怒之下与其离婚。

另一个死党的发现，更为荒唐有趣，金县三十堡公社农民传言说，薄熙来有一次下乡路过村边，看到一个赶马车的中年人用崇敬的目光向他行注目礼，这人虽是农民，但身板挺苴，目光深远，还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西服上衣，于是感觉此人气度不凡，一问名叫孙某田，正中心意，象天子偶与姜太公，立即下令让其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后又提升为副县长，成了左膀右臂。

有一次，孙某田跑到大连开发区海青街道属下的一个桑那冼浴中心玩，与当地众多腐败官员一样，付费接受了妓女的性服务，不巧被派出所三个民警抓个正着。

开发区原名马桥子村，属金县管辖，但后来分离出去，成为与金县平级的新城，所以民警与孙不相识，就认真地拘留了他，他身为一之县长，又有薄熙来为后台，便大为不服，一边去派出所，一边争吵不休，一个民警朝他肩膀推了几把，还扬言：你咋呼个啥，嫖娼犯法哇！孙县长见了所长，毫不在乎，掏出工作证，使劲地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老子是副县长！

所长不买账，民警更生气，说：你狂啥，俺这是开发区，你当金县副县长，该俺什么事！你也管不了我们。另一个民警说，嫖娼犯了法，县长也不行，俺们啥也不怕！

孙某田抓起电话，打给薄熙来，正巧他在办公室开会，扔下文件，马上赶到派出所，这下子把派出所长吓傻了，谁不认识薄一波的儿子？电视上天天露脸哩！但是三个民警也很惊讶：领导为什么是非不分。薄熙来不但保住了孙县长，还谎称是自已派孙下去查案的，找小姐是私下谈话。民警问，怎么谈话竟谈到床上，薄熙来大怒，骂民警不知好歹……就这样，从此薄熙来网络了一大批吃喝玩乐的铁哥们。这些人肝胆相照，互相帮助，后来都当上了大官。孙世菊当了市政府秘书长，孙某田当了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德和当了工商局长，刘宪茹当了税务局书记，车克民当了安全局书记，王业滨当上了监察局长等。

投其所好，建了高尔夫球埸与紫阳楼

由于薄熙来真心实意地保护这批“金县帮”，所以小兄弟们对他死心塌地卖命，为了献忠心，他的部下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入囗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表面上是纪念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但实际上当地人知道，薄熙来1949年出生，署牛，与共和国同龄，他最喜欢牛，上有所重，下有所送，这牛至今还活灵灵地屹立在大海边上。大连金石滩管委会主任王传志深知主子的爱好，自然匠心独运，不惜血本，投其所好，送其所要。

同样，薄熙来对北京高层领导亦极尽阿谀奉承之事，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许多高干子弟当了老板，也热衷于这一贵族休闭运动，薄熙来为了往上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就鼓动个体户，原在丹东商场卖彩电起家的任运良夫妇，在金石滩圈地创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依山傍海的金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并多次邀请王震的儿子王军等达官贵人来此搞各种名目的比赛，还亲自跑到邓小平，赵紫阳等干部家里，低声下气地游说他们成行……他知道邓小平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在赵紫阳身上打主意，命令金州的手下死党，在海边斥巨资修建一栋豪华的小宾馆，叫“紫阳楼”，他对一个管委会的领导说，小平来不了，总理来也行呀。把上面整明白了，省里市里那些王八蛋，根本不用理！

后来不仅赵紫阳来过，江泽民来过，其它很多中央领导都光临过金石滩，有的休假，有的视察，薄熙来成功地凭借高尔夫球场拉开架式，向上级展示自已的政治才能与开拓精神，不仅争得了国家银行货款十多亿元，用于炒地皮盖大楼修公园，种草植树，大搞形象工程，而且主动向太子党们送项目，工程与利润，感情投资到了位，为日后步步高升做好了准备，尤其是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也以律师咨询为名，参与一些项目的论证策划与中介，从中不费吹灰之力，大捞巨额钱财，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的岳父谷景生则常年免费住在金石淮一家豪华酒店里，由《东北之窗》杂志副总编宋某龙代写所谓《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由中共郑州党史研究室提供赞助。吃喝玩乐，怡养天年，名利双收。

建农民铜管乐队，进京造声势

为了让北京的高干们欣赏自已的才能，薄熙来又指令金州德胜乡组织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一个姓林的所谓农民企业家被其破格重用，政府与企业不惜巨资，从北京请来音乐演奏家手把手地教这些农民操管吹打，又打通大连以至北京新闻界大造舆论，把这支队伍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薄熙来企图利用文艺表演吸引京城的眼球，进而关注名不见经传的金县，因为他知道，自已是处在一个乱象纷呈人人表演的时代，他要当一个成功的政客演员，首先必须有一个舞台，而金州农民铜管乐队便可发挥巨大的作用。确实，薄熙来做为一个政治戏子，适应了这个时代，通过铁的手腕，肮脏的交易与精彩的表演，打败了陈美良以至唐启舜等政敌，伴随着乡下农民的铜管乐声，开始向下一个台阶进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大连当地一个记者形象地说，是德胜乡的土包子把他吹进了市委。

那时，我已由大连日报凋入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市委书记是胡亦民，{后换毕锡桢}，副书记是卞国胜，于学祥与傅万忠，从省纪委书记贬为大连市委副书记的高姿，只任职很短一段时间，他因与省科委一女子有染而受到处份，下派辽河油由当党委书记，这些人当时对薄熙来步步高升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无一人具有市长魏富海，副市长唐启舜等人的洞察力，大家均认为，建铜管乐队表明小薄没有大的能力与野心，依他的条件，只能抓抓文体娱乐，搞搞吹吹打打，不适合主持大局，所以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不止一个领导对我讲过，小薄不容易，做为一个高干子弟，在这里下派锻练，吃了不少苦，他不懂农业，也不懂经济，玩玩文艺，吹吹铜管，正是发挥自已的特长嘛！言下之意，不必看重此人。甚至有一个副书记对我说，他再干上三五年，镀上一层金，就好走啦，比如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找更好的地方，当更大的官！再不就在国家部委任个职也好。总之，看透他的本质与野心的人不多。

走政府系列受阻险些翻船

最先，崔荣汉承诺薄一波，拟通过政府这条通道，把儿子一步步地提拔上来，但第一步不想就梦断在大连经济开发区，上级任命薄熙来为副书记，但遭到大部分官员的抵挡，以至他灰头土脸只能退守金县待命。这时，他的反对派，常务副市长宫明程等人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使他险些翻船。开发区的创业者大都是从市委市政府调去的官员，也有部分外来户，他们不欢迎薄的主要原因是，继深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急需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专家，懂得“七通一平”，工程设计的技术官僚等，他们急需人才内行专家对开发区进行规划论证与建设，而薄熙来显然不适合这个环境，有人甚至认为他抓宣传工作或许还行，但主管宣传部的于怀江也不喜欢他，特别是第一批舍家撇业扎根开发区的干部，在唐副市长的关照下，互为默契，共度难关，一块排斥他，使他成了无人领导的挂名副书记，而恰恰班子中又无一个好朋友，所以当王传志，刘宪茹等几个机关小职员，在走廊见到他打个招呼，点点头时，都令他受宠若惊，终生难忘。后来这两个人都在他高升大连市长后得到了破格重用。

前进受阻，后退无路。80年代中期薄熙来惨遭滑铁炉。金州的干部以陈某良为首，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也在其背后落井下石，向他发难，大家以薄熙来不懂农村工作与乡镇企业经营为由，批评他整天背个相机东游西逛，一会搞农民铜管乐队表演，一会建什么关向应广埸，再不就搞什么美女模特学校等等，他们说，这些花架子既不能使田里长庄稼，又不能使金州的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劳民伤财，百姓厌恶，所以数十个地方官员联名上书市委省委告他，建议有关部门调出此人，另做安排。与薄熙来同时从北京来的张某某脸皮簿，立即自行要求到市属某企业工作，从此淡出官埸，但薄熙来另有绝招，他派年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太太谷开来四处活动，对一些地方官员展开“妇人外交”，这个公关能力很强的女人，先求情于市委书记毕锡桢，但没被理睬，毕书记是一个循规蹈矩，坚持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喜欢薄熙来这样华而不实的公子哥，但碍于薄一波的权威，又不便赶他离连，就叫她去找副书记高姿，高书记很忙，秘书刘晓滨让他坐等一个钟头冷板凳，尔后才由高书记出面接待，假如高亦把她拒之门外，薄熙来的仕途可能就此完结，但悲剧恰恰产生于高某人性中的善良与心软，他做了故事《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并被女人的眼泪迷住，当他耐心听罢谷开来的苦诉，又在脑诲中闪过那些告他的上诉信的内容，虽然凭借他多年在省纪委任职的经验，他判断材料属实，薄熙来的确不适合当官，特别是当农村县城的父毋官，但问题是，关健之时救人一把，胜造七级浮图，高姿出身干辽宁省抚顺市一贫寒之家，文革中因协助过落难的老干部全树人而后被其提拢重用，在李贵鲜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曾任省纪委书记，但后因天性好色，生活不检点而被下贬任职于大连，这时或许高姿除了行善，亦可能同病相怜，才温情细语安慰谷开来，并答应帮助薄渡过难关。随后他召见了薄熙来，并把金州，开发区等相关干部找来，耐心协调，引导，奉劝大家从大局着眼，宽容薄熙来，这才使他转危为安，但此后不久，高姿被与其有暖昧关系的女人之夫书信告发，受到了记过降级处分，再次贬任辽宁盘锦辽河油田党委书记，所以金州官员再次告发薄熙来的风波卷土重来。

请人打立柜耍赖不付加工费

继高姿之后，原辽宁省委书记许少甫的秘书卞国胜，由辽阳市委书记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主管纪检监查工作，虽然表面上他是二把手，但由于其特殊背景，连毕书记也让他三分，可见其权倾一时。这时一封举报信又放在他的台面，使他震惊而又颇费思量。此前这封发自金州的控告薄熙来的信，已经一把手批转于他，精明的卞书记一看便知，这封信肯定已被下面的纪检监查部门的人看过，并查证属实，只是老谋深算的一把手不好办，才推给他。他便再次批给具体办案的人下去查，得到的答复果然证明了自已的判断。

那个时候，大约是1988年左右，金州有个木匠很有名，为薄熙来家打做了一个大立柜，三开门的，原木色，还用了三层板，上面刷了时髦的亮油，当时这个家县的款式很风行，薄熙来住在金州区，由陆军士兵站岗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太太常年很少来看他，他经常由部队的交换台与其通电话。据接近他的消息人士称，薄熙来对木匠说，为迎接老婆来看他，赶造这个家具，连工带料共200多元钱，这个价码当时已是公平，薄熙来在完工后以质量不合要求为由拒付上述款项，使木匠十分恼怒，故不知通过何人写成材料，将此事告到了市纪委，有人怀疑是县委书记陈某，但薄熙来后来念念不忘，查找十多年未果，但对陈的报负没有减少一丝一毫。

卞国胜与高姿不同，他是一个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不一定仅仅出于善良与宽容，而是出于仕途考量与职责，他读过上告信与查证材料后，亦决定放薄熙来一把，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给自已在北京高层树敌，假如他回家向父亲薄一波告状，老爷子再通过省委讲他的坏话，对他下一步的仕途晋升不利，中组部有意调他到青海省任更高的职务，他正在权衡。再说，既便赶走了薄熙来，他爹也会换个山头安排他，说不定这年轻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还用得着呢。但不论怎样，这笔钱在当时数额不小，若算受贿罪也不轻，所以放了他也应当叫他领情。于是卞书记召见了薄熙来，他一口一个卞叔，叫得很甜，笑得满脸谦和，高大的个头弯得象个虾米，看了信件并不惊恐，只是连声认错，说自已离婚后被前妻纠缠，经济上一直不宽裕，不是不想付账，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等回去后立即清账道谦。就此，卞书记原谅了他，又在关健之时，救了他一把。

当时，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新闻工作，与卞的儿子为大学同窗，太太原在辽阳市政府外事办做译员，与卞书记工作上有过交往，所以我经常可以去他办公室聊天，有一次他谈到上述有关薄熙来情况时说，这件事查证属实，但我想，做为一个北京高干子弟，从大城市来到大连这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艰苦创业，从基层干起，不仅要摆脱前妻的家庭纠葛，而且还要顶住地方官员的嫉妒排挤，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占点小便宜，固然不对，但也不足严责。我注视他的眼晴，感受到这位副书记对人的宽容与包涵的感情，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已的看法，我认为既然来到农村基层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应当廉洁奉公，借权势占木匠的便宜，是索贿受贿，敲诈勒索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原谅。卞书记也说，我已经批评了他，但你想想看，崔荣汉推荐他来大连，他在金州干了几年，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啊！说完，他在办公桌前站起身，走到窗前，久久地朝外面望去，面目表情凝重深沉。我理解他作为中共体系内官埸一员的尴尬处境。

开联欢会，与薄同台表演

1988年，薄熙来经过5年努力，终于获得提升，由金州区级干部调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还当上了市委常委，远离了那些厌恶他的农村基层干部，但对中共大连市委官员来讲，他们第一次有了危机感，可能由此时起，他们不再相信大家共一认的，他干几年镀一层金就会走人的传言，因此大家于他的关系发生了徽妙的变化。三个副书记，即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都变得警觉紧张起来。

大连新闻界为薄熙来举办了欢迎会，我印象中是在市委办公楼北院小礼堂，由大连电视台台长李宝侠主持，薄熙来穿一件蓝色风衣，眼大体健，谈笑不止，显得风度不凡，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于学祥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我与于书记的秘书林书彬颇有交情，所以会上，于书记与我多有私下交谈，主要谈了有关报道的事，会上还进行了即兴文艺表演，李宝侠曾任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任过我的上级，与我较熟悉，就提议由我朗读一首诗，我推辞不掉，便朗诵了已故诗人郭小川的诗：

树上的百灵美在嘴

山中的老虎美在背

我们这一辈

美在内……

大家拼命鼓掌助兴，包括薄熙来在内，笑得象个大孩子。但我想他未必能听懂我的用意，实际上我在用这首诗提醒薄熙来，到基层工作，贵在实干，既便是在市委宣传部，也不要搞表面文章与花架子，，应当注重实效。但似乎薄熙来这个人并无悟性。或许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屑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何况它发自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接下来，辽宁日报大连记者站长刘镇源清唱了一曲《北国之春》，引起全埸大家共鸣，然后由薄熙来唱了一曲《我是一个兵》，显然他相当紧张，唱得太快，节奏零乱，歌词不清，声音亦太低，但新来的部长能够亲自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热烈鼓掌，把欢迎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都希望他做为一个学新闻的当过研究生的干部，以后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上任一个月，撤换了处级四个干部

由于我与王志强等人是大学同学，个人私交很密切，所以经常去宣传部做客，他当时任外宣处处长，还有王心雄等任职于理论处以及其它几个处或办公室，因此我的消息很灵通。大家告诉我，薄熙来上班没几天，就凭个人直觉与喜好，把一些干部撤了职，根本不与组织部门打招呼，也不与其它副部长商量，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机关大搂。

有一个司机工作勤勤恳恳，不象一般的机关内勤，养尊处优，懒散骄横，但有一个毛病，给新部长开车时，热衷于了解薄熙来的私生活，那时谷开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很少到大连探亲，他任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感到脸上有了光，多次乘机抵连与先生相聚，这位司机天性好奇，接送谷开来时爱寻根问底，使他们十分恼怒，特别是他们夫妇小别如新婚，难免讲一点怕人的私房话，便用英语交谈，司机很生气，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就偷偷进了英语班学习，不料有个拍马屁的干部，把此事告密于薄熙来，他向来把阶级斗争的弦蹦得特紧，便怀疑有人暗中指使司机监控他，就设法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斥这个人，他发现司机与四个处级干部多有来往，又习惯于午饭后打扑克，立即以整顿纪律为由，在一个午后召开的全部人员大会上，忽然宣布这些人立即下岗，其中一个人，是办公室副主任姓姜，女性，对他平时不太恭敬，立即就地免去副处级干部，把她吓了一跳，也把她气得要死。有一次已调到大连教委任职的这个性情泼辣的女子对我说，薄熙来没有组织原则，想撤别人的职，最起码要与其它副部长以及组织部干部处沟通，但他根本不经过这个必要的程序，仅凭个人观点发号施令，她本人是受害者之一。多亏被撤职后她有点社会关系，调离了宣传部。那个原本是科级干部的司机，最惨，被撒职后只好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其它的人大都类似。

{未完待续}

我们六三年入学的大学生一进校门就开始做好梦，但是好景不长。从一九六四年夏天起，大学里政治空气一天天浓厚。善于秋后算账的毛泽东开始着手排演他一生最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大戏了。在大学校园里，先是莫名其妙地搞了一阵“劳逸结合”，因为这时候困难时期算是结束，城市的基本口粮和副食供应也恢复了以往的水准，为什么要减少上自习，延长午睡时间呢？

传达了文件，我们才知道，劳逸结合是贯彻毛的指示。毛这样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还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毛的这番话当时很使我惊讶。这不是拿教育当儿戏吗？他是在开玩笑吧？开玩笑的话也能原封不动地作为正式的文件让全国贯彻执行？当然我只是在心里想，而且马上就否定自己：伟大领袖的指示大家都奉为金科玉律，我却不以为然，这不是我的立场有问题么？

随之而起的是学习雷锋运动，同时阶级教育全面铺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如同拧螺丝，越拧越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已经进了校园，威力在显现效果。思想和生活要非常革命化和非常无产阶级化、要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可靠接班人等等的口号在高音大喇叭上震耳欲聋。大学生被定位为小资产阶级，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又红又专，要兴无灭资，要批判“白专道路”。政治学习越来越多，小组讨论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知不觉地变为批判和检讨。党团支部号召学生要经常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思想。一时之间，大学生们都在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我向团组织汇报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对伟大领袖的教育革命的指示有抵触，这就证明自己的灵魂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我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顽固的表现自己。这样就等于我自己出卖了自己，后来我被揪出来时，罪行之一就是疯狂反对毛思想。

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浓厚的空气里，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比其他系的学生更加感到茫然无所措手足。我们的专业课，有古典文学，有外国文学，现在统统成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黑货，我们该学什么呢？即使建国后的当代文学，那些很受青年欢迎的文学作品，被批判殆尽，一律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货色，只有“三突出”的歌颂英雄人物的样板戏，才是贯彻毛思想的革命作品。然而这些样板戏作品，我们实在不能产生兴趣。所以中文系学生当时都感到非常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班上，农村来的学生占大多数。大体而言，农村同学大多热衷于古文，老夫子气浓重，所以我们班的班风以保守、沉闷、墨守成规和循规蹈矩为特色。当政治运动到来时，他们特别听党的话，主要是听党团书记的话，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因此也就显得很左。以往喜欢摇头晃脑地背诵“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的同学都改弦易辙，埋头学习毛著作和毛诗词。城市来的学生，喜欢外国文学的较多，比较的有个性，不大盲从。此时政治的空气，使他们只能偷偷摸摸的读《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德伯家的苔丝》之类的小说，连自己也觉得好像是做贼。随着阶级斗争恶风急浪日甚一日，一个班的同学渐渐的隔膜起来。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恐怖气氛下，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开始抬不起头来。其中一部分便竭力在大庭广众做好事，学雷锋，我记得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每天中午不午休，去教室里洒水扫地，学雷锋，以求得党支部的表扬。我工作后认识一位小学老师，是西北民院的学生。他们有一次劳动，不小心粪桶掉进粪坑，当时用扁担就可以勾上来，他老兄却奋不顾身跳了进去，捞出粪桶，如此举动，使他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们班上虽然没有如此极端的行为，但故意在人前做好事，一个教室一天打扫四五遍的现象屡见不鲜。我鄙视这样的行为，时常忍不住讽刺几句，说他们是“假积极”。这是我日后挨整的主要原因。

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拼命巴结班干部和党团员，跟屁虫似的时时讨好党团书记，博得积极分子美名。印象最深的是，某某出身不好，他誓言和家庭划清界限，在校园里他像狗一样地追随团书记。无论是去上课还是去饭厅吃饭，他总是不离书记左右。他个子低，书记个子高，一路上他仰起脸，咧着嘴，谄媚的笑着，有说不完的话。为了赶上书记的步伐，他时不时地跑两步。看到那种丑态，我简直恶心。

这位老兄日后自然是发达了，因为他识时务。九十年代他混到博导，官衔一大堆，名列社会贤达。但是他的为人，有道是江山易变，本性难改。他的欺行霸市，为学界正派人所不齿。而那位团总支书记（？），由于父亲是革命老干部，在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计划启动后，他备受校方器重，一九六四年六月他被委派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后来担任全国青联委员。后来我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或是《上海人在东京》里读到，文革爆发前，最高领导层确实有计划的培养苗子，作为日后高级领导人的储备人材或后备人选。我们的这位团书记显然是被物色的对象。当然后来文革改变了一切。文革初期，这位团总支书记在学校和工作组指使下，表现很左，结果伤害了不少同学。后来受迫害的学生造反，矛头对准了他。这使他深受刺激。参加工作后，开始宦途平顺，按部就班地升到地方大员，是一位正直的干部，群众口碑很好。在九十年代官场腐败日甚一日之时，他做官清廉，洁身自好。而正因为此，他的升官也就到此为止。能说明这位同学人品的有一件事，他曾经去北京富强胡同五号拜访过被罢黜的前总书记。

假积极也罢，巴结党团干部也罢，是另一部分人无法做到的，他们无法把已经放低的做人底线完全放弃。在时代潮流下，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实行自我孤立，夹着尾巴做人。我自然属于最后这一类，余存勇、张士钢也是如此。

关于六四年，也就是我们大一到大二的那年，现在回忆起来，除了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厚，大家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样子之外，我们班级简直没有值得记忆的事情。唯一记得起的，十六五年元旦学校联欢，各班级都要出革命的文艺节目，我们班是小演唱，八朵金花齐上场，扮演公社女社员，我们的老班长梁崇基扮演牛倌或是马倌，他和她们对唱，什么“哎赛哟、哎赛哟”的；还有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虽然化了浓妆，但是形象真是不敢恭维。这一年我个人发生了意外。那是我不知得了什么病，去校医院打针。护士是个四川人，她正和同事聊天，把针扎下去以后，她继续聊天，直到话说完才拔针。这时我听见她大喊：“糟了糟了，针头不见了！”原来针头断了，掉进肌肉里面了。我反应迟钝，只好任由闻讯而来的医生们摆布，结果也无济于事。隔了几天，我被送到三爱堂医院动手术，那是解放军医院，条件很好，伙食尤其好。我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天天大快朵颐。然而动手术却没有成功。我恋恋不舍地出院了。不是因为没有取出“体内异物”，而是舍不得那里的饭食。主刀医生说，异物不取也不要紧的，不影响健康。我回校后同学们却提醒我，一定得取出来，否则针头在臀部里乱窜，一旦窜进血管，马上就会进入心脏，后果不用说。第二年春天我又进了兰医一院。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中间医生一度要打退堂鼓，我坚持继续动刀，最后终于把针头取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人们的办事态度还是很认真，很负责任的，没有推诿、敷衍、扯皮、抵赖的现象。

没有谁叫停，可是校园里很少再听到外国歌曲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型舞蹈史诗剧《东方红》里的歌曲，还有歌剧《洪湖赤卫队》里的几首歌。当然这些歌都很好听，我们也爱唱，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外国歌曲是怎样销声匿迹的。此外，社会上企事业单位的周末交谊舞会早已禁止，六三年我们进校时正赶上工会和团委最后举办的舞会，男和男跳，女和女跳，个个羞羞答答，扭扭捏捏；随后舞会就遭彻底取缔，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大学里，青年人谈情说爱被学校严加禁止，违者遭受从严重警告到开除学籍的处分。《三家巷》、《迎春花》因为描写了爱情和色情，被党报宣布为坏书。

革命的灌输使我们承认，谈恋爱是可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深信想男女之事乃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理所应当遭到党的批判，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活该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外语系有个女生谈恋爱遭受批判，她把团支书叫到阳台上，自己要翻栏杆跳楼，慌得团支书演出一幕“英雄救美”的喜剧。我们私下议论，这女生简直是在做戏，要自杀，还要特地叫人见证么？那时我们视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圭臬，恪守男女之大防的古训，所以对女生毫不同情。外语系还有另一名女生收到同班男生的情书，当即张贴在黑板报上，以示听毛主席话的坚定立场。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早就处在性躁动中，可是对“男女关系”讳莫如深，由于知识的缺乏，我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恋爱是损害妇女的行为，结婚令妇女痛苦，女人厌恶两性关系。因此我相信毛泽东禁止人们谈恋爱，是正义的。毛泽东要求他的臣民做清教徒，我们都顺从了。那时我们心目中的毛泽东虽然还不是神，却也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读了他的教导，我们自惭形秽，越发感佩他的伟大。

我们哪里晓得他老人家生活极端糜烂，有那么多的烂事！哪里知道中南海春藕斋里的舞会即使在文革年月里也照跳不误，从不间断，古稀老人毛泽东从一拨又一拨应召“出任务”的年轻姑娘中挑选性伙伴，当大玩家。

回想起来，我们的青春时代毫无亮色，青年人把深深的苦闷强压在心，去做伟大领袖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直到背着臭老九的坏名声参加了工作，成了大龄青年，才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求人撮合，无非是鱼找鱼，虾找虾，井里蛤蟆找青蛙，没有丝毫的浪漫恋爱过程，没有任何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铺垫，速战速决，只求解决紧迫的生理需要。很多人由此酿成终生的婚姻悲剧。唉！好窝囊啊！

编辑按：本站在11月29日刊登了张翠荣刊发在亚洲周刊的文章《捷克天鹅绒革命二十年的悲歌》（见[InstallDir_ChannelDir]sxsy/200911/Article_20091129023600.shtml），现收到读者寄来的商榷文章《有人给捷克唱悲歌——对<亚洲周刊>文评》，故刊登在此供参考。

 

有人给捷克唱悲歌——对《亚洲周刊》文评

1

英国人拉尔夫？达仁道夫（1929-）不是哲学家，但是他的一本社会学著作《现代社会冲突》（1988年出版）却充满了哲学的睿智，既耐看又好读，是一本我很喜爱的书。达仁道夫在论述1917年的俄国革命时，用寥寥数语勾勒出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轨迹，诱使你去进一步了解他抽象谈论的东西背后，究竟蕴含着一幅怎样的历史具象，结果我推开了一扇窗户，大开眼界。

1917年以前，沙皇俄国与其他邻国相比，虽然不能说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在社会层面却也有了某些历史性进步，这要得益于俄国历史上几位很有作为的沙皇，尤其是17-18世纪被称之为第一个面向西方、并致力于改革的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现代史是从彼得大帝启动的社会改革开始的。

在彼得大帝统治俄国之前，俄国错过了促成西欧革命式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欧。1697-1698年间，彼得大帝率领使团到西欧考察，认识到如果拯救俄国只能走西欧现代化之路，遂决定在国内推行改革，自此，俄罗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进程。

在彼得大帝的改革运动推动下，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门被打开，一个封闭的社会第一次开始了与外界的交流，外国人第一次来到俄罗斯，在较为自由的条件下旅行；彼得大帝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促进了经济技术现代化；他建立了第一支国家军队，发生了与西欧的征战，一直打到一个不冻港，把俄罗斯首都从内地的莫斯科迁移到了这里，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非俄罗斯风格的名字：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的改革迅速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长为即使发达的西欧国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强国，自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了西欧世界的一部分。

如同世界上很多改革家一样，彼得大帝具有一种先天的或者说他所无法超越的局限，这就是改革的不彻底性：他没有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及时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始终是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就是说，彼得大帝试图在保留传统独裁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同时，使国家更强大或更有效率。他所推行的改革也没有触动俄罗斯人精神和文化的基本结构，直到1710年，在彼得大帝的军事规则中还有这样的条款：“沙皇陛下是绝对的君主，他不需要向世界上任何人解释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作为一种历史必然，彼得大帝于1725年死后，他“向西方敞开的大门”马上就因为王朝的纷争而紧紧地关闭了。

彼得大帝坐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良机，从而为后代埋下了不安的种子。这些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俄罗斯独特的历史文化当中，一有机会就会生根发芽，成长为奇异的大树。

2

历史不可能保证俄罗斯永远拥有彼得大帝这样尽管很不彻底但是锐意改革的统治者，在随后没有彼得大帝的300年时间里，由彼得大帝开始的改革进程虽然时断时续，后继沙皇和贵族集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促进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但是，他们同样没有突破曾经局限彼得大帝的那些藩篱，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关于现代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究竟代表进步还是破坏，仍然是一个被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每一次改革的推进都没有持续10年以上，总是重新被独裁者粉碎。

害怕失去统治权，害怕民众，更是成了统治者解不开的心结。俄罗斯被沉重的自身所拖累，走得十分辛苦。无情的是，历史不可能停下脚步等待俄罗斯，继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民主与自由核心价值观的鼓舞和推动下，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牢牢地扎下根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再次把俄罗斯远远甩在后边，到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剧烈变化。庞大而羸弱的俄罗斯终于遭受了致命一击——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俄罗斯被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打败，随后又分别在1870年和1905年被土耳其和日本打败。如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一样，面对严酷的历史惩罚，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开始痛心疾首地指陈这个国家反动的独裁专制和无所不在的政治腐败，提出了一系列实行社会改革的激进主张，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多，国内矛盾空前激烈。

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历史上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沙皇，正是他于1861年发出了解放农奴的指令，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改革，第一次使俄国的法律接近于欧洲的法律（例如第一次引入了陪审团裁决），他甚至由于以建设性方式对待社会问题而被俄罗斯人称之为“解放者”、“改革家”。但是，这个坐在专制制度最高宝座上的统治者，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同样是他，亲自下令对主张和试图改革的人进行了残酷镇压。

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深知亚历山大很难——在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时期，他同时受到左右两翼极端分子的批评：右翼分子认为他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而左翼分子又认为他过于保守，没有为俄罗斯带来足够变化，他的确很难，但是所有这些“难”都难不过他内心对权势地位的迷恋，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是这些“难”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内心之难是难中之难。结果怎样了呢？结果是：“解放者”和“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竟然于1881年遭到了激进恐怖主义组织的谋杀。这次谋杀事件使得俄国再次陷入到保守的独裁统治之中，一直延续到斯托雷平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罗曼诺夫王朝于1906-1911年间重新开始新一轮土地改革。斯托雷平同样没有改变历史洪流的流向，一切应当发生的都在陆续发生，结果又出现了结果：斯托雷平于1911年遭到暗杀，俄国再次陷入到混乱、反动和残酷镇压的梦魇之中。

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怀着对左翼力量的报复心理站到了保守的反改革立场上，秉承并加强了由沙皇控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的、镇压的专制体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旗帜在飘扬，但是它已经沦落为维持独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没有任何真实可信的内容可言了。

如果有人问：事情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回答将是一句反问：事情怎么就不会成为这个样子呢？要知道，民众与独裁者所言的改革往往南辕北辙，虚假的改革既是独裁者的本能，也是独裁者及其周围的利益集团进行所谓“改革”的固有程式——用国家权威来恫吓民众，使其服从，然后按照独裁者意志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进行并不触及统治根基的所谓“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命中注定无法成为改革的主体，无法形成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量。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的19世纪初期，一个名叫本肯多夫的秘密警察总长曾经断言：“法律是为被统治者而不是为统治者制定的。”（这让我想起我们老祖宗的训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见解甚至构成了俄国文化传统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即认为一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国家不是靠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维系，而是建立在社会道德观念之上的。既然这样，你还不能想象在以人民利益为由的改革进程中为什么总是伴随着对民众的剥夺与迫害么？当国家机器成为独裁者以极端方式残酷镇压任何形式政治主张和政治反抗的利器的时候，你对统治者倡导的那些所谓的改革又能够抱有多久的热情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时候照耀历史让人们警醒，有时候它又会在另一个地方辉映和复制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图景，让人唏嘘：沙皇的改革与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甚至从两者中看到了相同的内容——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相同的路径和结果——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沙皇和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不同的仅仅是流血的方式：在中国，慈禧太后1898年9月发动政变，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9月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改革主张全部被废除，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告失败。

奇怪吗？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历史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逻辑演进和发展的，而历史的逻辑通常又极为无情，当我们唏嘘于那些为改革而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时候，实在不应当觉得出了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才最终成了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是由历史决定的，独裁者同样如此。

那么，独裁者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此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历史后果呢？

3

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

我们已经说过，俄罗斯历经300年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的根基，到了这个时候，它非但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反而成为了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是一个由沙皇控制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的、镇压的专制体系（沙皇即使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仍然宣称其统治来自于神授），虽然也曾经有过在政治领域进行改革的尝试，但是这些改革犹如前面所言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往往“走一步退两步”，把付诸实施的改革宣布为无效。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落后乃至于反动的社会制度，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到处都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公开或者隐秘的斗争。这个庞大而羸弱的国家面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危机，而统治者应对危机的本能方式就是对民众要求的更严厉抵制和镇压。作为必然结果，1905年到来了。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几千名产业工人为了反对工厂主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前往冬宫广场，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要求沙皇采取措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沙皇尼古拉二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他必须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进行抉择，结果他出于本性选择了反动，悍然密令坚决驱散一切游行请愿的人群，万不得已就开枪镇压。游行队伍受到了游行者们即使被全副武装的军人的拦截和阻挡也不相信士兵会向俄罗斯同胞开枪，他们甚至认为沙皇是愿意倾听他们声音的，所以坚决不后撤，得到沙皇密令的军队开始了肆意屠杀。这次血案导致1000多人罹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流血的星期天”。

既然沙皇不远对和平请愿做出反应，而是选择暴力屠杀，那么，更大范围更具规模的革命当然也就在酝酿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话题——野蛮屠杀激起人民革命浪潮持续高涨，罢工运动蓬勃开展，全国一半以上县份爆发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全俄各行各业有200多万工人卷入了政治罢工浪潮……正如任何社会革命一样，革命的不同参与者想要的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在工人所要求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更多的工资之外，又有了贵族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利、农民所要求的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自治……所有这些要求构成了“革命”的实体，虽然它以后还会暴烈，但是至少在革命时期，它是坚固的有战斗力的。这个实体产生的共同要求就是建立更具有代表性、更有反应的政治机构，因为只有通过新的政治机构，他们的要求才会得到体现。

尼古拉二世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0月30日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允诺人民得到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尽管这样，沙皇仍旧不允许真正有代表性的或者扬言要对其权力加以限制的立法机构的存在，因此，必要的变化虽然反复被暗示，但是大都没有变成现实，相反，1907年6月3日，尼古拉二世出尔反尔下令解散国家杜马，再次加紧了对于民众的控制，人民群众仍旧遭受政治压迫，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尼古拉二世模棱两可的姿态显然无法缓解革命的压力，反而使其进一步淤积了起来，导致贵族与知识分子对君主政体更大的反抗，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乃至于刺杀行为时有发生，革命潜势在这个国家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加剧革命复杂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如给已近爆炸的国内局势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这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3月份开始。此时的尼古拉二世已经众叛亲离，从最亲密的臣僚到武装部队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到最后，沙皇失去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持，除了退位已经别无选择，被迫于1917年3月2日退位，知识界中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政治团体成立了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满足人民的要求，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扩大了立法权与公民权，答应对政治犯进行大赦，等等。但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在大致相当于俄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时较为软弱相类似，克伦斯基政府也无力解决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候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应，即要求增强权威主义的社会控制，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革命迅速滑向第二个阶段。

临时政府的软弱和缺乏果断性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小却组织良好的少数人团体，但是列宁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时机，迅速地进入了历史，呼应了民众继续革命并期望恢复秩序的愿望，在11月7日的政变中顺利夺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此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囚禁于叶卡捷琳堡，后来，据说是列宁下令枪杀了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

历史在谁也没有料到的地方终结了。

4

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作为一般规律描述了社会历史发展逐步累积动力，直至最后发生溃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绞结，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势，真的犹如一场戏剧。

革命之前，政府沉湎于它僵化陈旧的统治特权，统治者经年累月压迫人民，蔑视人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导致出现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才会被动地进行改革，然而为时已晚，统治者失去了最宝贵的时机，人民对它已经忍无可忍，它失去了合法性根基，没有人再相信它了——所有这一切均是必然性之结果。

“冲突能量的聚积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火星——被动的政治改革引发的希望的火星、社会动荡引发的焦虑不安的火星、在错误的时间由枪声引发的愤怒的火星——整个社会就会轰然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开始动摇，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支撑它。”（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火星即为偶然性，具体到1917年俄国革命来说，火星即为布尔什维克，火星即为列宁。

不彻底的改革也许可以缓解某些社会矛盾，但是它同时也在为革命创造着条件，改变社会群体的结构，导致了社会新阶层的出现——1917年革命之前，俄国社会已经有了虽然人数较少但是有文化的工人阶层，他们具有明确的意识抵制恶劣的工作条件；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教师、律师和可以称之为“亚阶层”的青年学生热心社会进步事业，对自己缺少权利或者说没有任何机会参与现代政治进程依赖于感到愤懑；社会经济发展还造就了十分贪婪的资产者，他们希望最大程度从国家那里得到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启蒙了占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农民，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贫困根源在于贵族阶层和贪婪的国家（国家将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大量出口换取实现现代化急需的资金，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极少）对他们没有止境的盘剥。

1905年的革命实际上仅仅是大规模社会革命的预演，它向统治者表明：真正的政治改革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愚蠢的尼古拉二世置若罔闻，虽然做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比如承认有限的公民权利，允许选举性议会杜马成立，但是他仍旧想对公众进行严格控制，杜马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什么作用也不起的空壳。这种虚伪姿态非但没有纾缓1905年革命的社会压力，反而使它进一步加强了。这就是说，旧制度已经在战争失利、经济衰败和民众的不满和敌视的重压下失去根基。列宁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正确地指出：俄国社会犹如炸药桶，它只需要一根导火索就可以了。

布尔什维克准时点燃了导火索，俄罗斯社会爆炸了。昨天的叛逆成为今天的激情，昨天的激情成为今天的叛逆。人们情绪高涨，慷慨激昂，一个闻所未闻的前景激励着他们：他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切以往神圣的东西都溃解了，一切以往坚硬的东西都变成了流体，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弊端都将得到消解，革命被宣布为公众的节日……达仁道夫慨叹说：“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呀！”

不要以为达仁道夫沉湎于这种历史生活之中了，事实上，他是把这次革命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来看待的：随着岁月延续，革命的政权会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新的统治者再次回归到旧的统治者的老路上去，人民继续积蓄不满，社会再次进入到紧张状态……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延展，一直到了当下，一直到了今天。

于是，达仁道夫就像进入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那样进入到了1989年的苏联、进入到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连锁反应的东欧各国……他以无可辩驳的论述证明，1989年的苏联与1917年的俄国处在完全相同的境地，不同点仅仅在于，点燃1917年革命导火索的是列宁，他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点燃1989年革命导火索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摧毁的是1917年革命的成果。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让你啼笑皆非。

5

在达仁道夫这本20万言的著作中，我总是能够听到温斯顿？丘吉尔“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活见鬼事件组成的”那番妙论，总是能够感觉到偶然性像飞来飞去的精灵一样穿梭于历史时空之中，一不小心就造就出一段历史——我们无法说出这段历史是必然性发展的结果还是偶然性精灵的创造，换一句话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某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呢，还是所有稻草压死了骆驼，总之是：骆驼死了。

假如尼古拉二世地下有灵，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是后悔自己没有尽全力推进改革，导致他和他的全家死于必然性？还是怨恨谁也没有料到的角色——列宁——登上了历史舞台，导致他和他的全家死于偶然性？我们无法知道了。

假设能够对这个可怜人说些什么，我会说：偶然性与必然性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切发生的都是必将发生的，悲剧在于你当初根本没有意识到结局，那可怕的结局。不仅是沙皇，即使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也未必知晓看上去很明白的事物——比如列宁，他知晓他的革命会导致斯大林主义肆虐俄罗斯，给这个伟大国度造成空前灾难吗？他会知道70年以后他所创立的苏联会崩塌瓦解为一片瓦砾吗？他肯定不知道。

所以，归根结底，是历史本身在创造历史，人，即使是很伟大的人，也不过是历史手中的一件道具。

11月11日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等联合发布根据深圳市委常委会议精神形成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通知》界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要对到“一海两门”（中南海、天安门和新华门）、市委等政府机关上访、打横幅、喊口号、静坐等“非正常上访”者轻者重罚，重者刑拘。

11月25日，刚刚对付完访民，深圳市委又推出了用来防止“裸官”转移财产的绝招：今后，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裸体官员”，将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根据《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

一个《通知》和两个《规定》一出台，就引起了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我想，不用看评论，生活在中国的正常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对限制访民自由的《通知》一片谴责辱骂之声，至今我没有看到一位持支持态度的；而对限制了官员自由的两个《规定》却正好相反，一片喝彩叫好之声，迄今没有听到一个反对声音，倒是有很多网民觉得不过瘾，鼓噪深圳市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规定副职甚至所有公务员都不能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

看到网络上的民意，老杨头是又喜又惊，喜的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代说法：网民的公民意识已经形成了），惊的是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我还有啥好写的，今后如何哗众取宠？

所以，今天本人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拂逆一下民意，准备向我丢臭鞋的朋友现在可以一边阅读此博文一边脱鞋了，但谨慎提醒：等看完文章再把鞋扔过来吧……

支持深圳限制访民的“非正常上访”，该罚就罚，该抓就抓！

写下这一句话，我像布什总统一样，下意识地把头偏了一下，避过了预期中的飞鞋——说到布什总统，我又要挟洋自重，拿美国说事了。

美国有没有上访？当然有，根本就没有什么通知和规定，上访的自由权利早就刻在《宪法》中的，是公民诸多自由中的一种，和揭露贪污腐败、言论自由和监督政府都沾边。但美国有没有“非正常上访”？我认为是有的，不但美国有，澳大利亚也有。例如，你到哪里上访都可以，但如果你不事先申请，你突然跑到政府最高权力机构门口去呼喊口号打横幅，跑到交通要道去静坐，警察会来干涉你，劝解你到适当的地方，如果多次劝解还不听，也是可以使用武力把你弄走，甚至拘留你。

但“非正常上访”一定是违法乱纪的，不是随便用一个《通知》来界定的，白宫是肯定没有界定“非法上访”的权力的。我以前写过一篇《我在白宫前为美国上访者维权》，可见白宫门前的一定区域是允许上访者静坐或者打标语的，可问题在于，我在美国先后也有十年了，几乎都是以华盛顿为中心的，这十年里，我总共看到两个上访者，一个是以前很有名的一位流浪汉，他连美国户口也找不到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为啥要在白宫门前扎一个帐篷，一住下来就是十几年，从那以后，凡是国内和国际有任何事发生，他都抗议白宫，说是白宫的阴谋诡计。很多国际媒体（包括中国的）对这个上访专业户做过报道。

另外一个就是我碰上的这个老妇人。我当时接下了她的“上访信”并拍照后贴到网上，三十多页密密麻麻，研究了几次后，我得出结论：如果不是她脑子有毛病，那一定是我大脑有问题。我很理解白宫为啥不接她的上访信，因为估计白宫的人也看不懂她为啥上访。例如她在某一页写道：为什么“美国银行”（American Bank）的钱我不可以随便用？难道我不是美国人（American）？

白宫门前可以随便上访，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除了大规模的表达民意的示威游行之外，美国上访者几乎从来不去这些“非正常上访”的地方打横幅、喊口号和静坐呢？难道真是因为美国的访民比中国访民的素质高？中国人需要管起来不成？

其实，问题不是出在“非正常上访”，问题出在“正常上访”！感谢深圳市委领导同志，就在你们界定“非正常上访”的同时，让我思考的却是“正常上访”的概念，请问：什么叫正常上访？中国普通民众有正常上访的权利吗？中国访民的正常上访是否都受到宪法的保护？你们是否“正常地”处理过正常上访的民众申诉？

刚才准备向我扔鞋子的朋友们请和我一起思考这么几个问题：如果宪法赋予中国民众的自由权利得到了保障，如果公民有正常上访的途径，如果地方政府不仗势欺人、欺上瞒下、对访民围追堵截，如果不独立的司法都成为民众要控诉的地方官员的附庸和帮凶，如果在当地可以解决访民的问题，如果地方黑恶势力和官府不是对访民堵、拦、截、打，对民众冤屈置之不理，如果只要一封上访信就可以有尊严地反映问题而不必去“丢人现眼”地打横幅、散传单、静坐，如果……请问，正常的中国老百姓会孤注一掷地踏上“非正常上访”的艰辛路途？

我支持深圳市限制访民的“非正常上访”，是因为我寄希望深圳市能够切实赋予深圳的访民们“正常上访”的权利，并切切实实保护访民的“正常的”权利，帮访民们解决问题；我支持深圳限制访民的“非正常上访”权利，是因为，可怜的访民们其实从来没有拥有过“非正常上访”的权利，他们一直在为争取《宪法》早就赋予给他们的权利，而不得不去“作奸犯科”……深圳当局剥夺了访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非正常上访”的“自由”，有何不可？

访民也是人，也是公民，他们为什么必须用“非正常上访”的方式反映问题，伸张冤屈？他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去？为什么不能在深圳通过正常的上访解决他们的问题，过“正常人”过的有尊严的的生活？

好，请大家暂时放下手里的鞋子，为我鼓掌……

抗议深圳限制官员子女和配偶们宪法赋予的迁徙自由权！

写下第二个标题后，我像温总理一样横眉冷对飞来的臭鞋子们——“是危险品，我也不会动一丝一毫”——温总理的话儿鼓励着我……想起和布什一样遭受鞋袭的温总理，我就不能不想起普世价值！

既然我一直背负着宣扬普世价值的恶名，那么我就顽抗到底。什么叫普世价值？这些年，普世价值几乎成了普通老百姓维护自己权利的护身符。所谓普世价值，在中国更多是被普通人推崇而被非普通人——利益集团和达官贵人们反对的那些本该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难怪，久而久之，就给人一个印象，普世价值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官员们是不承认的，官员们喜欢的是特色，是亚洲价值，中国价值，儒家价值和官场价值等等。

就在官员们自鸣得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本该让官员们胆战心惊的现象：普通人开始认为，自由法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也不应该使用于那些阻碍普世价值的“不普通的人”。——于是，当我们在强调保护人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高高在上的官员老爷们当成是“人”；当我们在为人权受到侵害的普通囚犯喊冤的时候，却对被双规的官员们遭受的虐待和不公幸灾乐祸；当我们呼吁程序正义，高喊“无罪推论”的时候，却对少数落马的官员以及被官员们打击的“黑社会”套上更加无情的“有罪推论”；当我们要求公民有权迁徙自由的时候，却要求限制所有的官员们（当然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公民）的子女和配偶出国定居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深圳当局限制访民的自由，遭到痛批；而当深圳政府根据一纸规定，限制了官员配合和子女们《宪法》赋予的自由的时候，我们高叫“不够，不够”。

担心我的想法过于偏激，缺乏事实根据，于是，我特别利用周末时间联系了美国和澳洲的两位朋友，询问他们的国家是否有类似的规定，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在深圳这个行政层级的公务员（非民选官员，在这些国家，只有市长和议员是民选的）的配偶和子女只有一个限制：基于国家安全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担任了涉及到国家机密的职位（这种职位非常之少），你的子女和配偶移民国外需要申报或者备案。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为了防止“裸体做官”而限制公民的迁徙权的做法。因为那种限制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明显的是有罪推论——“裸官”们都有犯罪潜力，都可能转移国家资产……

深圳的两个《规定》显然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为了防止泄密，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防止贪官们利用“裸体做官”的方法把国有资产都转移了，可是，稍微一推敲，就站不住脚了，难道配偶没有移民的官员就不能转移资产？不错，有资料显示外逃贪官平均每人携带一个亿的国家资产逃跑了——但，中国最大的贪官并不是这些潜逃的，而是根本不用到处逃跑的；而且，即便按照比例，潜逃的贪官也根本不占多少，对于那些没有子女和配偶移民的，如何监督？

如果说我写这篇文章是要为贪官污吏辩护，我想，只要看过我两篇文章的读者，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而且在以前的多篇文章中，我是最坚定要求对付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官员的（我曾经说过，如果召唤我，我可以出马组织人力物力，在全球追击贪官污吏，像美国追杀恐怖分子一样），但我今天确实是要维护官员们的权利（有人说，要送子女配偶出国，可以不做官啊，但别忘记，做官也是一种大大的权利，不应该受到限制）。虽然，官员中很多从来都是以损害普通民众的权利为己任，但我必须提醒大家，他们其实也是公民……

最后不得不说的题外话……

这就是中国的悖论，更是想以和谐的手段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士绕不开的死结。例如，按照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对付黑社会还得靠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可是，“黑社会”永远不让你享受民主和法治的权利，那么，难道黑社会永远就不用去打击了？于是，万般无奈中，我们只能对使用“黑社会”的手段打击黑社会的英雄们山呼万岁……

再如，谁都知道上访、反映问题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只要依照《宪法》，遵守法律，通过“正常的上访途径”，按部就班就可以了，谁愿意花费最后一点精力和金钱，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千里迢迢到北京鸣锣伸冤？可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和民众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官官相护，甚至把各地政府弄成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无天的独立山寨，逼得民众只好采取“非正常上访”……

还有，通过民主选举官员，民众通过言论自由和自由的媒体监督官员，实行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都实行了的公布官员财产的“阳光法案”，官员们能够贪污多少？又能够贪污到哪里去？可他偏偏要用什么限制人家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迁徙自由权利的办法……这个办法有用吗？

这个办法有用吗？我不认为这个办法有用，我也不认为网民们认为这个办法有用，但是，我却知道大家都认为必须用这个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这里，我愿意向大家，特别是向所有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们揭示一下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中深藏的让人不寒而栗的逻辑：

只要你不能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只要你还在国内，甚至你只是逢场作戏糊弄民众，甚至你继续在国内花天酒地，贪污腐败的财产比那些小贪官们转移到海外的多了几十倍上百倍，民众心里都要好受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有一杆秤，还有中国整个历史的阴影，只要你不出国潜逃，总有一天，是的，总有一天，你跑不了的……

我说过多少次，中国悠久的文明出现了三百多位真龙天子，但他们的后代基本上都被斩尽杀绝了，或者至今躲藏在某个小山村，早忘记了祖先曾经是皇帝；中国当然还出现了更多的达官贵人，有些富可敌国，但他们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并不是不会理财，而是基本上都被“暴民”们活活弄死，没收财产了……

其实，要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的路早就有了，建立互利的和谐社会而不是互害的社会，方法并不难，可总有人鼠目寸光。今天你可以限制民众上访的权利，你可以限制民意吗？今天汹涌的民意可以迫使你不得不限制“裸官”的权利，明天，进一步觉醒的民意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剥夺你们所有的权利，到那时，想潜逃到国外的，很可能就是你自己！

但愿我在胡言乱语，但愿我错了——这是自写博客以来唯一的一次，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你们向我丢臭鞋子……

基督徒是荆棘丛中的百合花，是惊涛骇浪中的灯塔。如果说朋霍费尔是上帝对德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朋霍费尔的存在，几乎全军覆没的德国教会，方有真理的一脉相承，并得以在战后浴火重生；那么，林昭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正是有了林昭的存在，在毛式极权主义浩劫之后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方有真理的薪火相传，并有希望在未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纳粹统治时代，在绝大多数德国教会都宣示效忠独裁者的耻辱中，上帝拣选了文质彬彬的朋霍费尔去承受那“昂贵的恩典”；而在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教会被连根拔起的磨难中，上帝也将弱不禁风的林昭像一盏明亮的灯台一样放到桌子上，让她照亮黑暗时代的人们。

如何在一种消灭肉体并企图消灭精神的暴政中持守信仰，上帝早已给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个可以效法的圣徒，她就是林昭。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林昭是一个异数，一个右派中的异数。作为北大中文系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学生，作为一位在五十年代初一度左倾、然后迷途知返的基督徒，在百万右派中，林昭虽然不是最有学问和阅历的人，却最早、也最深刻地洞见了中共专制主义制度的核心，并与之作了最为坚定、完全和彻底的争战。林昭那人权斗士的一面，逐渐被中国当代思想史发掘出来；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林昭、作为殉道者的林昭，至今仍未引起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足够的重视。艾晓明女士对林昭的这段评述应当被我们所有人记住：“林昭是我们民族一个非凡的榜样，我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人中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林昭改写了我们对历史、对中国人精神的认识。林昭的精神，是一份被重新发现的遗产，它也需要重现阐释，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人权建设的时代。林昭告诉全世界，中国的女性，承继那一份女权遗产（无论那一血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多么微弱），她可以为自由、人权和政治参与付出何等的代价。林昭的意义，开启了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几年以前，独立制片人胡杰深受林昭生平事迹的感动，毅然辞职，致力于拍摄一部关于林昭的记录片。胡杰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在拍摄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了信仰在林昭的一生中的重要性。我在与胡杰接触的时候，特别向他建议说，表现林昭绝对不能忽视其信仰。后来，当《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成形之后，关于林昭的信仰状况的那一部分果然大大加强了，作为基督徒的林昭的形象呼之欲出。最近几年来，这部纪录片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思索：为什么那么多的博学鸿儒、大师名流都向专制政权屈膝下跪，而一介弱女子的林昭却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想，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林昭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林昭没有留下哪怕是一本神学著作和一篇个人见证，但她短暂的一生本身便是一个荣美的见证。在那漆黑不见五指的毛泽东时代，林昭所承担和奉行的，便是类似于旧约中先知的使命，她的激情和紧迫感都让人叹为观止——一个人可以用什么道德杠杆去移动整个国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不可能与黑暗势力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作为最后的支撑，她也不可能如此透彻地洞悉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偶像崇拜。

林昭与其他的反抗者都有所不同。作为无神论和唯物论者，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在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中被杀害的，他们反对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奸臣”，他们只是“清君侧”，他们对文革中的激进政策不满，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制度，并没有看穿“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才是中国灾难的根源。而蒙上帝光照的林昭，却直截了当地看到并揭示出了这一整套邪恶制度的根源——圣经的十诫中明确地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五节）林昭以反对和破除偶像崇拜为使命，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在上海被当局枪杀，年仅三十五岁。此后，一名警察还上门向其母亲收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她的父亲自杀，母亲死于红卫兵的街头暴力，妹妹后来移居海外。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确实够大的。

关于基督信仰，关于自己的使命，关于基督徒与受难的关系，林昭的狱中的遗稿中有若干片断的表述。她用血书写到：“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像圣女贞德一样，林昭将自己当作献给上帝的活祭，她知道那永恒的荣耀在天上，她知道慈爱的上帝永不离弃她。

这样的信心是何其大！林昭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她不是以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她的反抗不是充满仇恨的反抗，相反她对那些迫害她的人亦充满了深沉的悲悯和同情：“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悲悯和同情是出于上帝的，而不是出于人的，它乃是人身上残存的最接近神性的部分。林昭的出现，乃是当代中国基督信仰史上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神迹，乃是上帝亲自在中国这块坚硬的磐石上打下的一个楔子。

林昭是一朵幽谷中的百合花，是上帝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祝福。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然不配领受这恩典无边的祝福，我们仍然处于自我捆绑的悲惨境地。在海内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之中，林昭依然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在不同宗派和背景的华人教会里面，在两岸三地及海外不同处境中的基督徒里面，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林昭这位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基督徒；很少有牧者和基督徒知道，在中国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曾经承载过林昭这个纯洁、刚毅而崇高的灵魂。今天，反思毛泽东祸害中国的历史、直面毛泽东崇拜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偶像崇拜的事实（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到人民币上的毛像，难道不都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吗？），并不会像当年的林昭那样遭致灭顶之灾。但是，这样的言说在大部分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当中，仍然是不言自明的“禁区”。很多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教会，是为了教会现在的安全和未来的复兴。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没有想过：一个看见罪恶却不去指证的教会，一个将策略看得高于真理的教会，能够蒙神的喜悦吗？这样的教会人数再多、教堂再大，也不是真正复兴的教会。教会的复兴不是人数的复兴，也不是建筑的复兴，乃是真理的复兴。

在北京方舟教会主日敬拜结束之后的分组讨论中，我多次谈到必须破除毛泽东的偶像崇拜的问题。保罗早就告诫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反对偶像崇拜和坚守上帝的公义上，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教会回避这从上帝而来的真理，结局便如先知以赛亚所言：“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八至九节）一个被圣灵充满、被真理充满的基督徒，不应当继续过着恐惧战兢、如履薄冰的生活，惟有脱离撒旦的捆绑才能全然地亲近上帝。

林昭那美好的见证，是每一个基督徒遇到苦难和不公义的时候力量的源泉。想一想林昭的血书，想一想林昭的誓言，想一想林昭对黑暗势力的代表毛泽东所发出的斥责，想一想林昭在天父的怀抱里所享有的永恒的平安，还有什么恐惧能让我们不敢认主呢？还有什么逼迫能让我们放弃信仰呢？即便死亡也不能让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保罗说过：“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至十三节）与保罗一样，将自己全部地奉献给了真理，她在狱中遭受种种非人的虐待，被当作“反革命中的反革命”、“精神病中的精神病”，这一切并没有摧毁她的信仰，却让她更加与主接近。

 

（101）
打开僵化的瘠薄的思绪啊
我的每个细胞里都装满了隐含的窠臼。
（102）
我看见在你双眸中徐徐降落的太阳，
路过我的心灵时一阵颤抖。
（103）
假若我想移居到天外，
你的眼睛啊是不是我的另一个银河系？
(104)
你从哪里牵回一个披着黄昏的梦寐,
藏入庭院中的郁金香中摇摆。
（105）
一圈圈的红晕套住了
我茫然失措的眸子无处逃遁
（106）
你的天露淹没了我郁葱的庄园，
葡萄枝下啊爱情颗粒无收。
（107）
一对对躺在秋叶上的情人，
竟然钻进歌网诗眼中去寻觅自由。
（108）
裸露着光芒的星辰化作了记忆的水萍，
依然挣不脱夜幽在梦中纠缠。
（109）
緑裙里躲着一个罢工的约会，
要到春天才会跑出来见我。
（110）
爱被包装起来加以密封，
冷藏在太平洋的一块浮冰上。
（111）
天空越淡越深不可测，
你留给我的是一串飘飞的记忆。
（112）
也许有一天你会徐徐降落，
而我的迎接正是那绿草坪的馥郁。
（113）
白蚁在啃食宫廷里的梁柱花纹，
却说自己是在装修不是在搞腐败。
（114）
蝙蝠以黑暗为生命的光亮，
它的翅膀一直在驱赶着萤火虫。
（115）
上帝啊我住的星球怎么这么多的蚊子，
你不知道我的血是拿来写作的吗？
(116)
你我都朝着落日走去，
可最后一瞥中心愫在颤抖。
（117）
浪花拖着你的长辫，
在礁岛上舔着你芳心的忧郁。
（118）
我在十字街头托钵，
向每一个良知未灭者乞讨公正。
（119）
你可以在我的爱河中扬帆远航，
去摘取坠落在水中的星星。
（120）
我将燃烧成黄昏的落霞，
而你降临时是黑夜还是月光。
（121）
地球旋动了你的方位，
我依然能找到爱情的坐标。
（122）
我在山脉中默默寻觅你的天然，
瀑布中却响起了你的音韵。
（123）
你存在于我的心态的朦胧，
我存在于你的柔怀的飘逸。
（124）
打开日历掉出你的嫣然一笑，
拾起来一看竟是一串眼泪
(125)
我仿佛失落了一根羽毛，
是那片白云为我收藏着记忆？
（126）
如果你我之间的距离是未知数，
是否可以用梦寐来测量。
（127）
你看到窗棂前歌吟着的夜莺了吗，
你没注意到它在朗诵我的情诗呢！
（128）
我不要天坛里那眩目的宫殿，
除非那里面住着你的光芒。
（129）
为什么在骄矜的黄昏中，
总看见你那掩饰不住的幽忧。
（130）
太阳让我感到暗淡的时候，
我试着把你的美貌升到天上去。
（131）
我用一根绳索套住阳光，
想把她栓在家园里的果树上。
（132）
伊甸园门外夏娃的脚印伸到哪里去了，
她的身后是躲藏着后悔呢还是幸运。
（133）
你这程序复杂的爱的软件，
用诗歌可以替代那无人知晓的秘码吗？
（134）
眼泪有时候是一种虚假的微笑，
笑容有时候则是一种真诚的眼泪。
(135)
这片枫叶真要到秋天才肯降落吗?
要知道我等着吻你的落寞。
（136）
我有一件与你有关的经典文物，
可藏匿在梦乡里怎么取出来呢？
（137）
吞食眼泪是无声的疗效.
湿云啊不要给我太多的恩赐.
（138）
你的存在是我记忆的遥远.
你梦中的浮现许是来自时间隧道.
(139)
如果痛苦可以折叠收藏.
我就把你存放在我的枕心里.
（140）
我想抽时间找上帝去聊聊天，
告诉他地球的水有一半是眼泪。
（141）
把太多的痛苦用针线穿起来，
缝一件厚实的风衣好抵御寒冷。
（142）
最遥远的不是你我之间的距离，
而是还没找对爱心的位置。
（143）
晚雁急匆匆地赶来给我一个飞吻，
是要赶在天黑之前消声在梧桐树。
（144）
最亮的那颗星星为什么饱含热泪，
它是不是看到了藏进深谷的隐秘。
（145）
发明拥抱的人体温应在零度，
无以支持那贪求爱情的眼睛。
（153）
我预订了一张时间隧道的门票，
想去考察一下伊甸园的禁果吃完没有？
（154）
不知道地球当初是怎么恋爱的，
是在追求太阳呢还是坠入月亮的迷惘。
（155）
如果假设人真是猴子的嬗变，
我怎么就没看到猴子在自相残杀呢？
(156)
心灵哭泣着要去见心上的人，
我却不知道怎么来安慰它。
（157）
男人需要一个真正的女人，
正如女人需要一个真正的男人。
   （158）
只有爱情能治愈女性的百病，
 男性须承担起做灵丹妙药的重任。
    （159）
 男人以情节的伟大而著称，
 女人以细节的浪漫而闻名。
   （160）
 我在你的双眸中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不行我要移民到这山清水秀的地方。
（161）
蝙蜉说：黑暗就是我的光亮。
蟑螂乘人们熟睡时在厨房播种情爱。
  （162）　
白蚁不停息地搞腐败是出自生存本能，
  老鼠则言是协助人们在收割庄稼
    （163）
  夜来香忘记把芳馨收回树上，
  白昼碰到了求爱时的尴尬。
（164）
   快把栩栩如生的月亮抱在怀里，
   她会从树上飞到幽情的远方。
    (165)
   是你把记忆的闸门关住了吗？
   我怎么在脑海中未搜寻到你的图象。
   （166）
   你知道我在河流的岸边等着你，
   可听到的总是碧波的潜流。
   （167）
   被时间弄丢了的青春，
   可从爱情中找回来。
   （168）
   今夜你也在这颗星球上赏月吗，
   我俩的座位可以连在一起吗！？
    （169）
   我发现失恋是一所大学，
   而我考的是伤感系郁闷专业。
    （170）
   下辈子我要变成一只钟情鸟，
   第一个飞进你情窦初开的那一天。
   （171）
   是不是地球版块移动得太快，
   我来不及寻觅你的芳踪。
    （172）
 有贫窭的蜂房长在树上，
 若没有它人类就得休眠。
    （173）
索然无味的圣殿的虚名，
竟轮候着无限多的顶礼膜拜。
   （174）
男人是女人的雕塑家。
女人是男人的造就者。
    （175）
你的时间有没有放过在冰窟里，
与你见面时总感到一股清凉。
    （176）
为什么不到银河中去寻觅，
据说宇宙间的美女都在岸边凝眸。
   （177）
花啊你为什么独独缺少黑色？
人啊你们的幽默竟没有别的颜色。
    （178）
据说海豚的智商接近于人类，
难怪它们从不出席人类举办的宴会。
    （179）
动物委员会每天接到狗的申诉，
说自己被人类辱骂是的词汇有一百多种。
   （180）
在人海中的哪一个珊瑚岛上，
居住着我眼中浮现过的那个倩影。
    （181）
是不是因为云霞落在了山谷里，
天空才悲凄地洒下了眼泪。
    （182）
我怎么知道这梦会是真的呢，
你闯了进来还带着满天的星星。
    （183）
&
nbsp;兔子啊你为什么总是跑得飞快？
 人类啊你为什么总嫌步伐太慢？
    （184）
 鸟儿看见了一枝枪瞄准了它的心房。
 人们辩称是派子弹去访问窝巢。
    （185）
 野人闻到人的气味就瞬间消失，
 他不知道人类正在发思古之幽情。
    （186）
 我要亲自驾驶一颗星星，
 开往你躺卧着的那一片密云中。
    （187）
 隔壁的这颗星球上弥漫着玫瑰红，
 看来爱情不是地球人的专利。
    （188）
 天啊如果我被外星人劫持了，
 她们逼我献上情诗那可怎么办？
    (189)
 是谁偷走了马克思的外衣?
 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冻得打颤。
   （190）
   哲学家：这世界任由我来解释；
   艺术家：这世界任由我来表现。
   （１９１）
   梦想家：伟大的希望造就伟大的人物；
   实干家：我用双手把理想编制成金箔。
    （192）
   珍稀的植物啊躲进遥远的山麓，
   是不是怕被人们抢走你的婚纱。
    （193）
   密林中有一种神秘的风流草，
   看见爱的使者她就会跳舞。
    （194）
   如果我回归到大森林中栖身，
   就把家安在一种叫空中花园的树上。
   （195）
   既然人类的身上有夏娃的原罪，
   上帝啊你就不能帮我们取出来吗？
    （196）
   夏娃偷吃了禁果后知道了羞耻，
   现代人吃了禁果后反而不知道羞耻。
    （197）
   在教堂里我忘记了告诉上帝，
   人间有不少人自称是你的替身。
   （198）
   我猜想宇宙来自尘埃的灵性，
   他们恋爱了产下了一颗颗星球。
    （199）
   男人：我始终辛劳着因为你是花朵。
   女人：我始终守护着因为你是种子。
    （200）
   如果有一天这世界不再流行爱情，
   我就一个人做亚当去寻觅夏娃．
  
   —未完待续–
   我要把她写成世界上最长的散文诗，好申请吉利斯世界记录。
—共1000首未完待续—

在一场夺取上百条人命的悲剧中，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11·21”鹤岗特大矿难中，已确认死亡104人，另有4人还深埋井下，生还希望渺茫（注：现已确认死亡108人）。国家安监总局骆林认定，这是一起责任事故，缘于事发矿安全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

普通民众看到的是，在一些人的玩忽职守中，108个生命的死亡或失踪，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难以承受的痛苦。这是矿难中的矿难，悲剧中的悲剧。

然而，身为此次重大责任事故的官方新闻发言人、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且他认为记者也应该和他一样——“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528人有420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

也许张金光部长十分得意，觉得自己的视角独到，巧舌如簧。以这108个“非主流”生命的名义，我不得不说，你说这话实在是无耻之极。

按照张金光部长的逻辑，即便这528人全都遇难了，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新兴煤矿的主流；即便整个新兴煤矿工人都遇难了，我们也应该看到全国煤矿的主流；即便全国煤矿工人都遇难了，我们也应该看到所有行业的主流……除非真的等到“2012年”（好莱坞电影《2012》中的世界末日），世界上就没有悲剧。

我猜想作为一个个体，张金光先生还不至于认为死人是一件好事，他也一定能够体会到家属的悲痛。但是，作为党委宣传部领导，张金光部长一开始就有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悲剧变成喜剧的冲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似乎不是这108人的生死，而是推出三个英雄矿工。这三个矿工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不仅保护了自己，还帮助了他人，固然十分感人；然而，借此来把媒体的报道转移到英雄赞歌上，那实在是一种下作的手法。

好在此时媒体没有上当，而是从三个英雄矿工的讲述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疑点：从凌晨1点37分接到瓦斯超限的警报，到2点30分发生爆炸，中间有53分钟时间。53分钟为什么撤离不出来？为什么还有人留在“爆炸核心区域”？

如果按照张金光部长的主流观，这53分钟的事也不值得重视。然而，在媒体的推动下，国家安监局正是从此开始发现问题，追究事故的责任。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张金光部长“看到主流”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真的对那420个生还者那么关心吗？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把死者当作不应该看见的非主流了，因为这420人也只是侥幸逃生。他们希望媒体看到主流，宣传英雄，报道救援，赞美领导，淡化悲剧，不过是想要掩盖责任。

我知道这并不是张金光一个部长的逻辑，无数的党委宣传部长每天都在要求记者看到主流，看到社会的光明面。这个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也有很多人信以为真。有些势利的媒体，也整天高喊着要报道社会主流，费劲心机巴结权势，因为非主流、弱势者不会给他们带来广告，更不用说地位低下的死难矿工了。

于是，不管发生多大的悲剧，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首先是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有的发表重要指示，有的亲自坐镇指挥，有的亲切慰问家属。然后，我们看到在他们的重视之下，救援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英雄人物应运而生，英雄事迹可歌可泣。然而，在一场盛大的媒体狂欢之后，那些悲剧的主角——遇难者——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甚至连遇难人数都被隐瞒。

我始终相信，一个真正对社会光明面充满渴望的人，心中一定对社会的阴暗面不能容忍，更不愿忽视。我也相信，一个关心弱势和非主流的社会，强者和主流才有价值。更不用说，今天的主流，昨天也许还是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