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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

这个绝地信仰的故事，我早在今年春天，就从朋友余鲲嘴里得知。当时他敦促我火速去千里外的大理采访，否则就“人走茶凉”、来不及了。但是我这厢杂务缠身，一直拖到夏天，才有机会出行。

2009年8月16日中午，阳光极泼辣，我自低矮的屋檐下钻出，撑个懒腰，出农家院门，先迂回而上，沿着漫无边际的草坡，逼近阴道密布的苍山。昨夜下过瓢泼大雨，我曾梦见洱海的波涛涨起来，淹没了古城，顷刻涌上苍山顶，而我像个打秋千的小丑，在20余个乳峰间荡来荡去。

可此刻，我光着膀子，在太阳的波纹间荡来荡去。左边两条牛，右边几条狗，在畜生的响动之上，雷声隐隐，原来轮船那么大的一朵乌云正朝我的眉毛袭来。

于是适可而止，浑身焦黄地下急坡。得意忘形，就返祖为猿猴，丛林裸奔好一段路，直至接近印地安部落一般质朴的石门村，方重新穿戴，变回知识人形。跟着，衣冠楚楚过马路，入城，与花里胡哨的众游客打成一片。

继续走。汹涌的人流逐渐分岔，逐渐稀稀落落，终于在人民路下段枯竭。余鲲灰头土脸地闪现。“来啰？这么晚？”他埋怨道。我说“不晚，才两点半呢。”他说“人家在死亡线上挣扎，你还爬山？挺悠闲挺时尚嘛。”我立马检讨：“不该爬。真不该爬。”

两人在两米多宽的窄巷内穿行，我垂头端详自己的影子。七拐八拐，就抵达了临近街口的广武路81号。余鲲未敲门，先吆喝，我却仰视着褪色的红漆门楣上“主赐福祉”的醒目墨字。

一个和我一样焦黄的白族农妇开门，她是本文主角的妻子，5年前，拖着一女儿改嫁，与拖着一儿子的后夫倒还融洽，所以最终全家信主了。“这位是李弟兄，这位是……”，余鲲立在比较袖珍的院坝中央高调张罗，于是我的访谈对象提着两把菜刀，自墙角站起：“哦哦。廖老师。久仰久仰。没法握手啊。”原来他正在剁饺子馅儿。

在嘀嘀哒哒的刀案打击乐中，我掏出录音机。余鲲打趣道：“老廖你看，李弟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像不像刚从纳粹集中营里逃生的犹太铁匠？”我说：“瘦是瘦，很精干。”老李笑了，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光天气晴朗，他的“传说缝补行”也永远关门了。余鲲道：“劳累一辈子，干不动就别干了，上帝他老人家让怎么活，就怎么活吧。”老李点头道：“所以我要包饺子，庆贺一番。自从得病，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剁馅儿，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要尽可能剁细些，照老家的式样，多加萝卜。如果一会儿力气还有富余，我就亲自和面擀皮，亲自包。你们都留下，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正宗的山西饺子吧。”

我于心不忍，可谈话还得展开。

正文

老威：你咋落下这个病？

李林山：哎呀，不好回答。我从小就难养。在娘胎里，就折腾得够呛。

老威：此话怎讲？

李林山：我1963年生，弄死几千万人的3年大饥荒刚结束，父母就带着肚子里的我，奄奄一息地回老家。

老威：1963年生的娃娃不少嘛。

李林山：人和人、地方和地方不一样。据说我见光时，和一只小猫差不多，皱巴巴的，哭不出声。父母觉得养不活，不想要了。多亏奶奶抱起我，说这娃还有气呢，暖一暖就过关。我爸唉唉两声说：我们两三年没吃过一顿半饱饭，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却硬要提起嗓子唱戏，所以这娃先天就不足啊。

老威：你父母爱好唱戏？

李林山：他们曾是壶关县落子剧团的专业演员，在当地有些名气。

老威：作曲家王西麟在山西劳改多年，后来把上党梆子移植到交响乐里，如苍狼悲鸣，撕心裂肺。

李林山：对对，像陕西的秦腔，不是唱，而是吼。因为望不透的荒山秃岭，不吼咋的。我们山西有四大梆子，其中上党梆子和上党落子齐名，十里八庄，男女老幼，个个都会哼哼几句。

老威：落子梆子，有区别吗？

李林山：一时说不上来，即使说了，你们外省人也不一定明白，总之，长治县唱梆子的多，壶关县唱落子的多，可内容嘛，是宋朝忠君爱国的杨家将系列居多，因为杨家将就出在我们地面。

老威：对对，中国地方戏种少说上千，彼此隔阂，比外语还难搞懂。

李林山：我父母在县剧团混几年，糊不了口，就跑回店山镇南山后村做农民。原以为靠山吃山稳当，却不料倒了几辈子邪霉。病痛折磨之于我，家常便饭。前几年得了肾结石，那个痛啊，整夜整夜睡不着，只好爬起来坐着，呲牙咧嘴时，别人还以为我在笑……

老威：没钱医病吗？

李林山：穷地方出来的人，舍不得。我死扛了4年，终于有一天倒下，人家说不治就没命了，我才掏1万多块，从腰间取出那核桃大的硬块；如果早点开刀，估计5千就够了。

老威：然后呢？

李林山：然后就是绝症啊。贲门癌，也就是喉管和胃的连接部位长癌，2007年发现的，早期，可现在已经扩散了。

老威：啥症状？

李林山：最早是突如其来的不舒服，一阵阵恶心，就蹲下地喘粗气，过半个钟头，才缓解；在古城和下关的国家医院做胃镜，检查和复查，确诊为癌。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手术，否则拖不了多久。我一问费用，顿时傻了！至少20来万！开刀、放疗化疗、住院观察等等。

老威：听说你搞个体缝补，衣裤打个补丁，才收1块钱。

李林山：对呀，我把自己卖掉，也不值几个铜板。医生还说，开完刀，他们能保证我多活5年。可我们没钱，也无处借钱。即使东拉西凑，捡条命，可20万外债，我们全家两代人，10年不一定能还清。

老威：老李啊，你这辈子过的！

李林山：窝囊是吧？咱是中国人，又生长在穷地儿……

老威：你家乡是革命老区么？老毛写的《愚公移山》，也就是《山海经》里记载的太行、王屋二山，在你们那儿？

李林山：对对。当年共产党打游击，在灰疙瘩里翻滚，都靠我们当地人支撑嘛。终于解放了，翻身了，可比没解放还惨。

老威：黄河的水干了。

李林山：还要惨，因为我们店山镇没河，没地下水。村里家家户户，至今靠挖旱井囤水。雨季时，两人多深的旱井囤满了，省着能吃两三个月。

老威：无根水的味道咋样？

李林山：那种泥汤子呀，几天就生线虫，一瓢舀起来，晃眼睛呢。估计你们四川人，捏着鼻子也灌不下去，可对于我们山西人，特别金贵，多便宜的“自来水”。

老威：接下来呢？

李林山：特长的旱季，赶着驴车，拉着装了嘴儿的大铁桶，爬坡上坎，至少去五六公里外找水。

老威：有水源吗？

李林山：没固定水源。十里八庄打听，哪儿有水我们就奔哪儿，就如当兵的听见了军号。几家人合用一辆驴车，几个壮劳力跟着，最先跑低地儿，因为山腰干了，山脚还没干，总能掏出水来；稍后跑高地儿，因为放羊娃的消息灵通，发现了哪个山顶哪个凹坑，还蓄了些没流失的雨水，大家立刻就兴奋，再远再难也得去。

老威：天啊。

李林山：日常生活啊。村里哪家富余了一两桶水，就是新闻了，大伙特嫉妒。我从小到大，直到30多岁离开故乡前，就没洗过几次脸，更别提洗澡了。

老威：下雨时总能洗吧？

李林山：雨季刚来，大伙全站野地，等着淋呗。也有人脱得赤条条，站自家院子里淋。如果在半路遇上，就放慢脚步，好好享受。全年的个人卫生，都在这时做了。

老威：女人咋办？

李林山：不咋办。没见村里女人洗过澡，包括结婚、生孩子，也就擦擦抹抹。

老威：你呢？

李林山：也擦擦抹抹，五官、四肢、肚皮。不过新婚之夜，女人要擦抹得细致些，男的要马虎些。熬到我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也是接生婆挽起袖子，一点一点，把老婆孩子身上的血块搞掉。用了不到一盆水吧。

老威：没落下病？

李林山：男女之间的那点病不算病。

老威：什么才算病？

李林山：癌症。主要是胃癌和食道癌。一旦检查定性了，马上就抬回来，躺在屋里慢慢等死。没钱呀，一年到头连白面都捞不到几顿吃，哪有闲钱管病呀。我印象中，只有一个德高望众的老教师住院开刀，因为是国家出钱，医生保证能多活5年。这在村里可是破天荒的喜庆，老教师家另花600元，搭台请戏班子，连吼3天落子，方圆几十里地，都来凑热闹。

老威：你们村的平均寿命多少？

李林山：不满60吧。也有个别，像我爷爷，撑到80多，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不明白为啥这么命长。我爸的身体，是我们家最棒的，一扎入玉米地，就像大牯牛，吭哧吭哧干拢天黑。他的性子也急，曾因为和我的老岳父动拳头，被拘留几天。唉，他50多就突然走了，中毒。

老威：啥事儿想不通？

李林山：农药，1605，他满当当地抹一身，就出门去伺候庄稼。谁料日头太猛，他蹲在野地一出汗，农药就渗透皮肤了。开始肚子痛，他还忍着；忍不住了，就跌跌撞撞朝家里跑，倒在床上，发出几声牛叫，就迷糊了。断气前抽搐了一阵，窗外星星刚刚出来。

老威：来不及叫医生？

李林山：来不及。

老威：他为啥抹农药？

李林山：杀虱子。村里人都拿农药杀虱子。赤条条的，抹遍身体，再紧紧裹上衣裤，那农药味儿能闷死虱子。一般人都习惯用敌敌畏、敌敌啼、666粉等等，药性缓和一些。1605是剧毒，我爸是被虱子咬急了，要图个痛快。

老威：他以前用过吗？

李林山：用过啊，全家都用过啊。可我们是阴干了才出门，他等不了，就冲着太阳去了。

老威：我爷爷是老地主，我小时候在乡下领教过虱子的厉害，可没听说过这么“以毒攻毒”的。

李林山：没水，一年到头、年年到头不洗澡，不洗衣裤，不洗被褥，那虱子呀，像蚂蚁窝，拦不住泛滥。我们朝床底床面、柜里柜外洒农药，白白一层，结霜似的。就这样还绝不了种。小学到中学，我们那时候，除开念书，最重大的事儿，就是抓虱子。男生公开抓，女生躲在厕所相互抓。经常是课文一翻，念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一颗或两颗虱子就“啪”地摔下来，再“啪”地掐毙，继续念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

老威：我的肉都麻了。

李林山：还有一种土办法。冬天痒得狠了，就把棉裤脱掉，倒竖着举在煤火上。当心伤手啊，一定要捏紧两条裤腿，再朝旺旺的煤火浇水。只听得“哧哧”两声，水蒸汽就直冒，直窜入裤裆。接着就“噼里啪啦”，虱子们纷纷落火，跟油煎蚂蚱似的。人也跟蚂蚱似的，拧着裤子直蹦达，嚷着：“不痒了不痒了！真舒服真舒服！”

老威：你们村，像你爸那样中毒的多吗？

李林山：很少。我们打小抹农药杀虱子，习惯成自然了。

老威：对皮肤没伤害？

李林山：阵阵火烧，留下一绺绺紫斑，然后大块大块蜕皮。稍微严重的，就有点浮肿，有点头重脚轻，几个钟头能缓过来。可喝农药自杀的，不一定缓得过来。

老威：很多自杀的？

李林山：一年有那么些女人寻短见。喝农药的少，跳旱井和茅坑的多，两人多深呐，栽了进去，根本爬不上坎。

老威：环境太恶劣！倒邪霉的女人才嫁进来。

李林山：本地找本地，谁也不嫌弃。我家男的多，味儿重，你家闺女多，味儿更重，因为女的连露天澡也没机会洗。我老岳母家那个味儿呀，站围墙外，能将外乡人冲一跟头。

老威：啥味儿？

李林山：乞丐味儿，比屎臭强不了多少。我们村各家的味儿各有特色，比如谁谁上我屋，不用看，我闭着眼睛也能叫出他的名字，因为味儿提前就拐进墙了。可就这条件，老岳母还挑刺。为了娶媳妇，我上几十里外的煤窑打了几年工，没鼻子没眼，差点累死，每月才挣几十块钱。

老威：总能吃饱吧？

李林山：玉米和小米，填个小半饱就不错了。15个人，一个月才吃一斤菜油。盐巴倒是敞开供应，可不是细盐，而是比玉米籽还粗的岩盐，炒菜不容易化。终于熬满刑期，回家了，那煤渍却浸入肉里，烙印一般去不掉。

老威：总能洗澡吧？

李林山：不能，管得还特严，除了挖煤，就只准在工棚内呆。大通铺上，紧裹比煤炭还黑的被子，觉得人生最大的娱乐，就是大伙挤着，像猴子一般互相抓虱子，因为肩背和头发，自己够不着，让别人撩撩，那种酥麻劲儿，筋也缩一块了。哎呀，就这样攒够两三千块。起新房花了2000，彩礼花了300，老岳母还挺不乐意。

老威：1980年代，这是很大的钱了。

（待续）

一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犯罪者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和异议人士。

如同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一样，人们往往满足于一般印象或流行说法，却没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到具体事物和其细节中去，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命运和情感。类如战争、灾难、屠杀、牢狱、酷刑等话题，我们都是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其黑暗、血腥的内部。但是，好的写作则是直面这一切，尤其是纪实作品，这对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这些事情未曾发生。

我眼前的《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这部书稿就是对中国劳教制度的亲历和见证；而且它给我们的启示不仅限于劳教，也涵盖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等更广阔的领域。该书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上访过程中，她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直至被劳教。她在劳教调遣处受到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但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地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作者的这种不屈和执着，世人得以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重新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二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但酷刑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仍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而且至今仍在实施。对法轮功——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早已跌破文明底线，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就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来说是一种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种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劳教所的日常“规训”、其对“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劳教所的很多管理制度和一些非正式的要求，完全就是为了折磨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鞋、牙刷等物品要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男劳教人员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训话时就提到：“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把人训练成非人，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发现一点小问题就要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

一次野靖环被批评“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劳教所里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负责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得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作者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从此卢静变了。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对关押者如此，对管教人员也如是。受害者也成为了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犯人”监管、殴打、虐待同伴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管教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缩影，它集中体现了极权制度对人的摧残。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从本书，从许多见证作品，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我们都可以得到“互害”的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在劳教所，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甚至这点效果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有时作者进行抗争，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考虑他人的利益，她被迫放弃抗争。

作者在劳教所尽力发掘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作者评论劳教干部：“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三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写信给一个管教干部：“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字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见证，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2009年11月

注：《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即将出版。

一：革命还是改良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事情。对于政治学而言，首要的问题是：面对不完美的政府，或者面对恶政府，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该怎么办？追溯人类历史，人类对付恶政府的方式有两种：暴力革命与点滴改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前一种方式，马丁路德•金则是后一种方式。

暴力革命的方式在其开始具有正义性。按照契约论的说法，既然政府存在的价值基础就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如果政府不仅没有做到，而且还出尔反尔，运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干涉公民的个人权利。既然政府已经违背了契约，那么公民就没有义务去服从一个他眼中的恶政府了。于是乃有暴力革命的原初正义性。暴力革命的缘起，从来都是恶政府暴虐到无以复加的最终结局。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建立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方式并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如果具体到中国革命的实例。那么，就有必要套用鲁迅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五四时期，面对人们对娜拉出走的普遍赞誉，鲁迅提出了他的疑问。鲁迅的疑问不在于娜拉出走，而在于娜拉出走以后。同理，对于暴力革命而言，我的疑问不在于暴力革命本身，而在于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是叫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暴力革命的原初目的，无疑是为了建立一个比原先政府更加好的政府，关键的问题是：倘使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政府比原来的恶政府更加恶，这又如何是好呢？令中国知识分子烦恼的问题恰恰在这里：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无数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结果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其奴役程度，比先前政府对人的奴役还要厉害千倍万倍。

事实胜于雄辩。在生活与理论不符的时刻，最需要反思的恰恰应该是理论。马丁路德•金给出了治疗马克思暴力革命论的一种好的方式：非暴力。如果说马克思的方案是基于人性深处幽暗的仇恨意识，那么马丁路德•金则运用人性深处熠熠生辉的爱的力量。用爱的力量去化解仇恨的力量，这在雨果《九三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有着淋漓尽致的精彩发挥。在思想那忧郁的河流里，在时光的荏苒中，雨果战胜了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了列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用仇恨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有爱的力量才会带给人类持久的幸福与欢乐。爱比恨更永恒。

二：改良的可能性：马丁路德？金的思想源泉

既然暴力革命不会持久的带来幸福与安宁，那么我们就要必要重新选择改造社会的方式，既然革命这一选项被排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审视一下另一个选项——改良。那么，金博士的改良思想，其改良方式是如何而来的呢？

思想从来不会是天上掉馅饼。马丁路德•金的思想，也并不是来自他自己的原创。在金博士演说的背后，恰恰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脉络与谱系。

1林肯与《独立宣言》：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基石

在这篇演讲的开端，马丁路德•金已经展示出来了其思想的源泉。演讲一开始，可爱的金博士就把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作为自己的思想论证。1862年，林肯在《解放宣言》已经做出了承诺：“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洲或州内指定地区要是仍蓄有奴隶，当地人民将被视为反叛合众国政府。一切被蓄为奴的人应获得自由，并永享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海军当局，承认并维护上述人员之自由。对于此种人或其中任何一人为实际自由而作的努力，不采取任何压制行动。”此外，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说》的最后，林肯也曾庄严承诺：“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被解放的黑人，作为美利坚共和国的国民，自然也要拥有这种权利，否则，平等就无从谈起。

金博士的伟大之处，乃在于他把纸上的承诺通过自己的亲身行动变成了现实。纸上的宪法如果不化作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那么宪法与承诺永远是镜花水月的睡美人而已。鸡蛋之所以飞蛾扑火般的碰石头，乃是源于石头外面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人类曾长久的做奴隶。

接下来，金博士将黑人所遭遇的歧视成为尚未兑现的空头支票。在这里，金博士指向了美国的建国基础——《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一开始就明确写到：“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不论是《独立宣言》，还是林肯签署的《解放宣言》，为金博士的行动提供了其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基础。

2：甘地与梭罗：非暴力与不合作

在马丁路德•金之前，已经有过不少人就此做过尝试。金博士的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关于非暴力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圣经》，但思想如果不从事行动，思想就显得无力。真正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的先是托尔斯泰，依托于《圣经》，托尔斯泰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并在自己的行动中付诸实施。而真正使得非暴力的主张响彻世界的则是伟大的甘地。在说到仇恨的恶果时，甘地写到：“以眼还眼，使整个世界都盲目了”，因此在实现民族解放的道路上，甘地强调目的与手段的纯洁性，因为甘地明白，用肮脏的目的绝不会达到高尚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金还曾有所发挥，他写到：“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有人质疑非暴力的能量，在许多人看来，非暴力未免显得软弱无力，不如暴力来的直接而有效。他们或许忘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一步登天的最可能结局是飞蛾扑火。建立在非暴力基础的则是不合作。关于不合作，马丁路德•金可能还受到了他的美国前辈梭罗的影响，正是梭罗，第一次系统的论证了公民不服从在法理上的正义性，不仅如此，梭罗还曾为此而实践，并由此入狱。梭罗写到：“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些法律，还是努力去修正它们、服从它们直至我们取得成功，或是立刻粉碎它们呢？在当前这种政府统治下，人们普遍认为应等待，直到说服大多数人去改变它们。人们认为，如果他们抵制的话，这样修正的结果将比原来的谬误更糟。不过，如果修正的结果真比原来的谬误更糟的话；那是政府的过错，是政府使其变得更糟的。为什麽政府不善于预见改革并为其提供机会呢？为什麽政府不珍惜少数派的智慧呢？为什麽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呢？为什麽政府不鼓励老百姓提高警惕，为政府指出错误而避免犯错误呢？为什麽政府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会，并指责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叛乱分子呢？”违背了人类伦理的正义性的恶法是非法的。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的正义性比法律的确定性更加重要。由此，对待恶法或者恶劣现实的方式就是不服从与不合作。一个人的不服从与不合作的力量固然弱小，但这依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自由个体的觉醒，而当整个社会的个体一个个都觉醒的时候，真正颜色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恰如诗人米沃什所说：雪崩的形成，乃是源于一个小石子的偶然滚动。多数时候，个体的公民不服从其实就是那颗滚动的小石子。

三：改良的果实：不坏的结局

甘地提倡非暴力运动，运动本身胜利了，甘地却死于暗杀，马丁路德•金提倡非暴力运动，运动本身胜利了，马丁路德？金却死于暗杀。这恰是历史的反讽。当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高水准的时刻，强行提升人类文明的运动固然会取得胜利，但这一文明的领袖人物最有可能遭遇不测。这或许是人类的悖论，想想苏格拉底、想想茨威格所写的《异端的权利》，这不由得使人悲哀。但是，相对而言，用个体的死亡来换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提升是最不坏的结局。况且作为补偿，被刺杀的个体都会成为永垂不朽的人类历史上的恒星。比起暴力革命的血流成河，改良的结局无疑是最不坏的。改良与民主一样，都不是人类最好的选择，仅仅是人类最不坏的选择。之所以不去选择人类最好的选项，是因为在追求最好的路上一定会遇见最坏的道路。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希望用一场改良来达到一劳永逸无疑于痴人说梦。但只要政治上上了轨道，权力制衡的机器开始运转，那么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就会慢慢提升，进而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耐心的温和知识分子才是一个转型社会所需要的。急切与暴躁是一种恶劣的情绪，它会使人的心灵恶化，使人的品质下降。无数人急躁的情绪就会转变为社会情绪，这种情绪会造就暴力革命的土壤，这在晚清时期表现的尤其明显，在革命与改良这场龟兔赛跑中，兔子的急躁情绪部分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时期表现的尤其明显，在革命与改良这场龟兔赛跑中，兔子的急躁情绪部分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走向。

国进民退最糟糕在于“国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破坏国家法治，侵害个人权利，制约内需，权力资本化和权贵资本主义趋势恶化，而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

关于“国进民退”现象，近年在中国提出最多警告的学者之一，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这位经历了中国乡村童年、文革、“八十年代”，而后赴美留学有成的经济学教授，讲起话来仍不改湘音。媒体熟悉他的声音，因为近年他持续关注转型中国的宏观经济与制度建设议题，在私有产权改革、国家财政分配、金融创新等领域屡有重磅论述，被民间誉为二零零八年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私有产权的坚定支持者，陈志武的名言是：“很高的GDP或许能加强一个国家的『以官为本』，但不能实现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他相信一个好的制度对自由竞争、社会公平有保障，而所谓“国进民退”现象，在他看来，最糟糕的部分就在于那种“国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对国家法治水平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他认为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会使权贵资本主义趋势恶化，但这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当国家来做资本家时，严格说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又掌握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和行政权的机构，而且它可以垄断强制力，由它来赚钱、经营企业，所有老百姓都处于弱势一方，在这样条件下，任何经济交易就不再是市场交易，更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交易”。以下是亚洲周刊对陈志武的专访摘要：

全球性经济危机出现在二零零八年，这一年刚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你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有很悲观的一面，也有很乐观的一面。悲观的一面是，零八年开始，除了言论空间被收紧之外，国家四万亿元（人民币，约五千九百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十大产业振兴政策，从花钱的结构来看，很明显是强化了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强化了国有企业资本对于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也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任何一个社会，资本供应量不是无限多的，四万亿让国有企业得到好处后，必然意味着民营经济得到资金的机会和总量变小，强化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空间被压得更小，对于产业结构来说，也可能进一步恶化。基础性和重化工业的空间被加大，服务业和个人消费品有关的行业空间被缩小。这是很遗憾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有经济所控制的资源被进一步强化，对过去三十年总体市场化的改革来说这是一个逆转。

但也有乐观的一面，物极必反，比较理智的人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次经济危机使得全球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大下滑，到现在也未能恢复。这应该给决策层敲响警钟。过去靠国家投资建设拉动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头了，但四万亿投资还是按惯性的思维做这件事。继续由国家来花钱，在大的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样是强化了旧有的模式，会没办法再做下去。

“国进民退”会带来什么结果？

国富民穷的现实无法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从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型到内需驱动，特别是民间消费带动的增长。这种转型现在不可能发生，因为民穷。国有企业很富有，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他们每年向财政部上缴分红，但财政部花的钱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吗？

我举过一个例子，过去十年，美国所有的家庭存款、储蓄加在一起，累计是一点五万亿美元；但是它的土地、房产等资产升值的部分给美国家庭带来的财富增长累计是三十五万亿美元。对美国人来讲他们收入增长的来源不是工资，而是资产升值，占到三十五比一。中国呢？大家觉得土地升值了，国有企业不管是收入还是股票价值都上升了，但对任何中国个人来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因为你不拥有这些资产。他们分红也好、增值也好，只不过是国家可以花的钱又增加了。

就我做过的调查，老百姓可以消费的钱占整个GDP的比重是越来越低的，相对于国家的收入，民间反而越来越穷。如果这个趋势不能逆转，中国要靠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愿望也很难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学者和官员谈了那么多模式转型，即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改变不过来。这和整个基础制度的设计分不开，包括政治制度、法制制度、新闻媒体的放开和资产所有权的安排。

可是很多国有企业在国际上表现很好，也有经济学者觉得“国进”不一定是坏事，你怎么看？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能理解。过去几年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政府管制和国家对方方面面的资源、对土地、企业的垄断，或者说国有制，这两方面带来的负面作用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老百姓痛恨腐败，抱怨政府的腐败程度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同样这些人，又希望政府能多做点事，能多管，不容许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民营化。把这些愿望放在一起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么明显。

按一般普通的逻辑，既然你说权力不受制约，腐败非常盛行，那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权力所能够碰到、涉及的资源尽量压缩。这就是私有化、民营化所要做的，把政府手中控制的企业、资源、土地，通过私有化的方式，尽量给个人去拥有，而不是保留在政府与权力手中。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少了，权力再失控，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是有限的。既然这么多的腐败大家都很痛恨，政府控制的这些审批权，应该尽量减少，这样不也是可以让权力和腐败所涉及的空间压缩得更小吗？

换句话说，一个坏人，一个不可信的人，一个不受控制的人，你要是怕他，最好的办法是你离他越远越好，让他控制的你的资源越少越好，那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想到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很疑惑的是，这么多人，还有很多愤青，这些都不能看到，还希望政府管制更多。他们是给权力增加了更多的资源，恶化了权力资本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

有一种说法，觉得期待权力退场并不现实，可以考虑把已经完成权力资本化的那一部分合法化，然后再在法律的范围里去找边界，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知道这是很多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思路，我也可以理解，也蛮同情这种看法的。回到邓小平最初时期来看，当时的中国，如果要允许市场发挥一些空间的话，意识形态的阻力太大，所以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去腐蚀一下这个权力，让权力感受到好处，通过最初的改革，让他们自己的子女、家人享受到市场化带来的好处。这是把意识形态非常强硬的掌权者先腐蚀一下，让他们多少愿意接受改革开放的政策。当初可能是没办法的、必要的让步。

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觉得我们错过了好多次机会——最初可以这样做，但到一定的时候，应该要改变这个局面，要面对真正的现实。到一定时候，不能再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来作为基本方针，任何一个社会，到最后必须要把你做的事不仅仅名要正，言也要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九年是一次机会，到WTO前后，又是一次机会。

我们错过了什么机会？今后又该如何？

一是私有制改革，二是推出对权力的民主宪政的制衡这么一个架构，放开新闻媒体。但很遗憾的是几次机会都错过了。拖的时间越长，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形成的互相支持的利益群体，惯性会更强，更难去打破这个结构。当然，政治家和做学问的人不一样。政治家如果有胆识的话，是可以利用任何一次危机，做出他想做的改革的举措。

中国现在那么多聪明的政府顾问，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说，让资本家入党，对“社会主义”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是很反对这种把“白”说成“非黑”，把“黑”说成“非白”，这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变化，大家都去玩这种游戏，没有了对和错的标准。不把“黑”和“白”最后分清，这样的惯例维系的时间越长，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越大。

 

图：1937年中共政治局会议人员。左起：张闻天、康生、周 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也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对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即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何克全1906—1955）。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关系密切，后来就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到苏区以后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对于老同学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十分不满，认为毛泽东等“结伙煽动反对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国际顾问李德，简直是大逆不道。在遵义会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当时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一条理由，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凯丰说的。会后，他被撤销了所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到延安后，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还写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战初期，凯丰在南方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七大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抢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才知道这身为革命元老的凯丰，也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小三”。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如晴天霹雳，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的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树做靠山，但却找到了何凯丰这样一段朽木头。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和其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陈辛仁书中回忆，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圣地，竟然出现了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利用职权，公开抛弃自己的发妻并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般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专案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不过她虽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早死，但早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

其实，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延安后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战功威赫的老红军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说起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从革命圣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旧是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革命圣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不良现象。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其实，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倒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说了些大实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难道说，如凯丰这样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不该批判吗？不过，对这些高级干部，倒是相安无事，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为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如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能利用职权威逼十多个女明星与其同眠、并强奸几名女大学生、一掷千金地给幼女“开处”等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丑闻，只不过是中共这种淫乱常态的顺延与膨胀的个案而已！

算出了清官的价值，就可以预测平民百姓热爱清官的程度，也可以预测贪官污吏厌恶清官的程度

清官值多少钱？本文试图找出一种计算公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在浙江省淳安县当县长。他本着儒家教条主义的精神，一丝不苟地照章办事，把招待上级领导和同僚过客的费用压回到合乎文件规定的水平上。

海瑞上任前，淳安每年向老百姓征收12950两银子，这笔钱主要用于本县的招待费，还要分摊上级政府的招待费。海瑞上任后，经过大力整顿，削减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开支，拒付上级政府摊派的费用，淳安每年向百姓征收的银子下降到925两，相当于原额的7%.

仅此一项，海瑞每年为当地群众减轻不合理负担12025两银子。以粮价折算，约等于325万元人民币。

海瑞认为这还不够理想，在理想状态下，只收92.5两就够了。那么，超过这个数字的部分，即12950-92.5=12857.5两银子/年，均属不合理负担。

由此可见，海瑞这位大清官的价值至少是325万元人民币/年。“至少”的意思是：第一，海瑞可能继续前进，把剩下925两再减至92.5两，每年再为淳安人民减轻832.5两银子的不合理负担。于是，他本人对淳安人民的价值，也将从325万元人民币提高到347.5万元。第二，这里没有计入的其他价值，譬如榜样的力量的价值，譬如节省陪客时间和催征时间，集中精力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等等。

如果更准确地表达上述意思，应该说：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淳安这块地方，海瑞这种级别的清官，对当地百姓的直接经济价值为+325万元人民币/年。

加“+”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官僚集团来说，海瑞的价值恰好是上述数值的负数。百姓的收入正是他们的亏损。

举例来说，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重要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而按照海瑞死抠的政策，即使省领导驾到，招待费也不过七八钱银子，折合二百元人民币。海瑞替百姓省下的六千多元，正是那位过路官员损失的数目。

海瑞出任淳安知县之前，淳安县每丁的平均负担是3.5两银子/年，海瑞将此负担减到了0.25两银子/年。邻县建德的往来官员更多，因此百姓负担更重，每丁的负担是9两银子/年。同比计算，如果海瑞到建德县当清官，他对当地百姓的价值可能要比淳安高2.57倍，因为那里更严重地偏离了正式规定，更多地增加了百姓的额外负担。

如何从上述数字中抽出一般性的公式呢？

清官的直接经济价值，取决于偏离正式规定所搜刮的财富的价值，例如淳安过去实收的12950两减去理想状态的92.5两，等于12857.5两银子/年。当然还要打个折扣。清官的强度是有差别的，海瑞如此强悍，也未能把多收的每年12857.5两银子（347.5万元人民币）全部减掉，他减去了12025两（325万元人民币），纠偏强度达到93.5%.

总之，违规搜刮越重，清官的价值越大；纠偏强度越高，清官价值越高。清官的价值=偏离正式规定搜刮的价值x清官的纠偏强度。这就是清官价值的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可以计算清官的年度价值，也可以计算整个任期的价值，还可以计算清官一生的价值。如果这位清官创造出一种纠偏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纠偏甚至永久预防偏离，那么，只要这个制度还管用，这位清官的价值就会年复一年地累计下去。不过，贡献如此巨大的人，为后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与其称之为清官，不如称之为英雄或圣人。

算出了清官的价值，就可以预测平民百姓热爱清官的程度，也可以预测贪官污吏厌恶清官的程度。

仍以海瑞为例。当他在省部级领导的岗位上重犯教条主义老毛病的时候，不过一年，就让“百司惴恐，多患苦之”，引发了官僚集团的大规模攻击和嘲笑，使他感觉到“窝蜂难犯”。

次年，海瑞死在任上，百姓的反应是：“小民罢市”。灵柩经水道还乡，人们穿着白色衣冠夹岸送行，酹酒痛哭，“百里不绝”。

抄录《明史海瑞列传》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也受到先民感染，为古人一哭，为小民深知清官的价值却无从购买而哭。

冬去冬来，今年的严冬大雪提前了一个月。11月15日，我从南方回来，火车穿过菏泽、聊城，全鲁西大地是白雪茫茫，无边无际，我这个在文革中，脚踏实地种过10年庄稼的老汉，首先想到的是农谚“瑞雪兆丰年”。好啊，明年的小麦肯定会是一个好收成。

可是，看看国家，09年快过去了，留下了什么记忆呢？乌鲁木齐事件在我们这里已经不留一点痕迹，国庆大阅兵的宏伟壮观场面也被人们抛之脑后，09年能给未来“兆”出一点什么吉凶祸福呢？

于是，我想起了那个蹲在班房里的刘晓波，那个起草了《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刘晓波还蹲在班房里，中国人也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知道。假若有万分之一的人知道的话，也只有13万人。再多大概也多不到哪里了。因此，当局抓他关他，没有引起微风微浪。你就是登了报，谁知道刘晓波啊！

刘晓波起先是软禁了半年，半年之后改为正式拘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是又关了快半年了，既不审，又不判，把他放在牢里吃闲饭，真不知原因何在。

去年，我签名了《零八宪章》，为了说明我签名的理由和揭露核查我签名的询问，我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观察》。

在前一篇里我说：“在2008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惑了中国人百年的老大难问题。五十年前许多人就因为议论这个问题而打了右派。由于‘零八’在我们的心头留下了太多太多难以抹去的阴影，雪灾，地震，瓮安、孟连、杨佳、奥运、三聚氰胺……简直是一把剪不断、理还乱的记忆。中国社会走到了三岔路口。我们摸着石头过河，风里雨里，水里浪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年，路标在哪里？边走边找。‘彼岸’在何处？总是叫人感到雾里看花，前路茫茫！”（《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和刘晓波被捕》）

在后一篇里我说：“一位主流学者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以为民主之所以是个好东西，就是在于它大肚能容，百川能纳，喜鹊、鹦鹉之和鸣不以为是，乌鸦、麻雀之噪聒不以为非。这里不存在 ‘民主’的属性是什么‘主义’。

中国政府不是宣布要制定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吗？很好，那么，请体现在对待《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上。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千万不要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变成忽悠外国人的《国家人权宣传计划》。

明天就进入了2009年，祝愿我们的祖国看到自由的希望，民主的曙光，宪政的桅樯！”（《我万分拥护“社会主义民主”——竖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

可是风水轮流转，冬去冬来又一年，我们似乎还看不到“自由的希望，民主的曙光，宪政的桅樯！”其标志性的标志就是当局对刘晓波由软禁升级为逮捕。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但也未必是个坏兆头。

那么，既然宣布了逮捕，为什么不审判呢？拖延的原因是什么，老朽难以揣测，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当局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困境。释放不甘心，判刑怕冒天下之大不韪。

刘晓波已经被逮捕过三次。俗话说，凡事不过三。对于刘晓波这样判刑过三次的人，再抓再判当然易于反掌，如果再判第四次，岂不是贻笑大方，说明共产党实在是无能。难道共产党的监狱是洗澡堂、洗脚房，可以进进出出、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吗？刘晓波不是盗窃犯流氓犯吸毒犯可以反复抓反复判。他是政治犯，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连关了三次都不能使他屈服认罪悔改投降，那么再判第四次只能说明当局太无能、太无理、太无赖、太无聊、太无奈、太滑稽了。判第四次其实是给刘晓波长脸，给他涂金，给他奉送政治资本。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都是判刑他们的人把他们推到政治凤凰台上的。再判刘晓波是“玉汝于成”。所以，审判就面临了难题。此其一。

抓刘晓波，判刘晓波，显然是最高层的主意。抓好抓，判也不难，但是如果判了，事先当然要评估一下利害得失。刘晓波已经不是一个个体人，他是一个代表，一个符号。判了他，在国内、在国外，会引起什么反应？开口闭口自卖自夸人权的中国政府，难道想用刘晓波来证明自己拥有良好的人权纪录吗？这不是自己掌嘴吗？此其二。

判刘晓波，任何一个法官都不敢签字。谁签字，谁负责。胡锦涛能够做到自己不签字，却让别人签字负责吗？李长春敢签字吗？玩弄政治的人，在事关历史责任的问题上，敢于签字画押的，在毛泽东之后，在邓小平之后，在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了。他应当学点乖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做总书记的底线。江泽民为什么不断地要争“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的镜头，究其实就是怕一旦失势，被追究他的历史罪责。据《大纪元》报道：“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该国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名高官。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这个裁决，大概只能起心理震慑作用，但是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给予江泽民们的心理打击不可低估。以江为鉴总不失为一条自保自守的退路。此其三。

中国社会处在三岔路口，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国向何处去”并非是“海外反华”人士的白日梦。当前中国当局正处在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矛盾、彷徨的歧途。沿着旧轨道走不下去了，光一个薄熙来叫板就够受了，但是实行民主也害怕，害怕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得不到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御用学者，几年来不断地鼓吹民主，称赞民主，他们好像得了民主相思病。最著名的小夜曲《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必说了，最新最近的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新著《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 》，发表在《南风窗》上。看这个双重否定句句式，叫人感到在中国推进民主已经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城门失火、迫不及待的形势。王教授不是危言耸听。他说：“新华社9月27日文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重大决议。在决定中，执政党再次提醒全党，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请问什么“危机感”如此严重？王教授说：“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里有一个伏笔、省略，就是“拥有”的宾语“政权”。全句补足宾语就是“过去拥有（政权）不等于现在拥有（政权），现在拥有（政权）不等于永远拥有（政权）。”这就是所谓“亡党亡国”——亡政权之谓也。这个危机感，不是毛泽东经常拿“红旗落地”、“人头落地”来吓唬人的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权危机，共产党存在的危机。

请大家注意，中央党校的教授是分了亲疏远近的。王教授是属于亲近党中央的那一部分的教授。大家还记得，四中全会后，公报未出，江系太子党在《明报》抢先发文：《习近平任军委副主席四中全会通过》，声称“大会原则通过增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有关习近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决议，有可能在国庆阅兵后在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上才对外公布”， 求其先声夺人，避免接班未遂的尴尬。胡锦涛立刻组织中联部代表中央，为境外媒体举行新闻吹风会，介绍四中全会的成果，通过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透露，“这次全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从而彻底驳斥了太子党的“原则通过增补习近平为军委副主席”的谣言，无异于公开给习近平太子党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样一个以中联部名义召开的“新闻吹风会”，就是由王长江教授出面讲话、辟谣的，可见，王教授应该是属于胡锦涛智囊圈中的角色，并委以重任。现在，王教授登高振臂疾呼：“现在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如果我们只是泛泛地领会他所谓的“民主”，那么，这和《零八宪章》似乎也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而已。

读了王教授的大作我们才知道，他讲的“民主”是党内民主，不是国家民主，可是既然党内“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而且推进党内民主也是为了推进国家民主，那么，刘晓波为什么就不能说，一说就是“煽动颠覆政权”呢？
王教授是御用学者，官方教授，而且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主任，那么，他为推进党内民主开出了什么药方呢？王教授开了四味药，最重要的是第一味。

他说“一是推行有竞争性的选举，要给人们选择的机会”。在这方面他本来可以恣意发挥，却语焉不详。胡锦涛面临着十八大交班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可以提名江泽民、胡锦涛那样的强势人物了。这是中共走向党内民主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可再。胡锦涛的智囊参谋们，特别是具有像王长江这样身份的高参，对外起码可以说几句暗示的话呀！十八大谁接胡锦涛的班？是等额选举还是差额选举？候选人怎样提名？他们怎样“竞争”？怎样给每个党员、每个中央委员“选择的机会”？这么急迫的事情王教授怎么竟然不吐一词建言献策呢？所谓“稳定”，究其实，最高领导人的轮换制度化、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比什么都重要。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没有“稳定”问题，唯独中国时时都要“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因为最高领导人的轮换没有章法可依。

最近薄熙来在重庆以“唱红打黑”为招徕，大树特树自己的形象，“在毛派的网站上，不乏‘民族英雄’、‘人民政治家’、‘人民敬爱的薄书记’、‘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肉麻的赞颂，甚至高呼‘薄熙来书记万岁’。”（金钟《 左派拥戴薄熙来任毛共总书记》）据说，左派要推举薄熙来做总书记，挑战党中央，问鼎中南海。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薄熙来或许就是一派之首。如果这是分裂的话，那也是一场有意义的分裂，或许真是中共走向党内民主的第一步呢。

可惜王教授只能在文章标题上，鼓足熊胆振臂高呼“中国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地步”，但是只会说空话大话，危言耸听，含糊其辞，而已而已，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实：中共走到了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十字路口。

我写过一篇《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主导型的民主”——评王长江〈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我说：“何谓‘共产党主导型民主呢’？究其实，还是‘一党专权’。看来，这是旧瓶装新酒，也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反正是改了包装，换了品牌，勾兑了若干新成分，闪亮走进超市，而已，而已。”王教授实在只是一个蹩脚的党建专家。

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读到顾旺炎先生的文章《贫困的理论，蹩脚的卫道士》，颇有切中肯綮之言。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理论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富裕起来了，但理论却越来越贫困了。……咱的理论家们，有独立的见解，自成一派的学说么？卫道而乏学力和学理，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实在蹩脚。”卫道士们现在确实是丧失了话语权。

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宪政的问题，等等等等，都是《零八宪章》提出的诉求，议论这些问题，俞可平可以，王长江可以，刘晓波却不可以，再加上签名就成了“煽动颠覆政权罪”。

再有几天，刘晓波就蹲班房周年了。怎么办呢？

第一是判刑。罪名是什么？罪证是什么？谁能拍板决定此事？

第二是释放。是有罪释放，还是无罪释放？能学学希特勒审判国会纵火案，让季米特洛夫自我辩护，最后爽然宣布当庭无罪释放吗？（2009-11-21于山东大学附中）

继《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一书之后，河南籍女作家端木赐香再接再厉，推出第二部历史著作《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给喜欢她亦俗亦雅、亦庄亦谐或者说是大俗大雅、大悲大喜的独特文风的读者朋友，送来了新一波的精神享受。

多灾多难、忧愤深广的中原文化，赋予河南作家的往往是一种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这一点在男性作家乔典运、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李洱（李荣光）等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女性作家端木赐香的历史文本中，也有着同样深刻的精彩表现。

具体来讲，端木赐香不但没有被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所淹没，反而以一种超然视角和逆反思维，对前后两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和理性解读。她在详细叙说大清王朝一再被动挨打却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的同时，对于作为侵略者的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种种武装行动及和平努力，也给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全面的分析。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自序中概括说：“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就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老把戏。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还回去19个喘气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网友紫夫人对此另有更加形象的概括说明：“关于挨打，有找抽的挨打，有被欺凌的挨打，更有挨了打后还嫌人家打得不够狠。按照端木赐香老家的俗语，这叫挨整砖不挨半截砖；按照我老家的俗语，这叫屎不臭挑起来臭。总之，鸦片战争是一场大清朝统治者们的犯贱找抽。”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笔者一直认为，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每一篇优秀的历史文本，都应该是对于历史盲区的照亮和对于历史空白的填充。这一点在端木赐香的历史文本，再一次得到充分印证。由于涉猎的广泛和眼光的独到，端木赐香以她女性作者慧眼慧心、亦俗亦雅的学术分寸感，有选择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并且意想不到的历史细节，使得拥有同样慧心慧眼的读者，能够在因长期灌输而耳熟能详的历史叙述之外，重新发现另外一种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细心阅读这样的历史文本，往往会成为读者朋友一生中极其重要的灵魂探险和精神洗礼。

女性作者的慧心慧眼加上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成就了端木赐香既大俗大雅又极具穿透力的话语风格。学者的语言与平民的语言、幽默的语言与戏谑的语言、杂文的语言与小说的语言，在她的历史文本中异彩纷呈，读来令人时而莞尔，时而爆笑，从而于酸甜苦辣的话语快感中，回味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悲怆历史。

面对端木赐香的历史文本，读者朋友在阅读时最应该保持的，就是作者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换言之就是要与书中所展现的历史现场保持适当的欣赏距离。假如某位读者由于过于爱憎分明并且过分投入情感，以至于在潜移默化中移情做了大清王朝的忠臣顺民，不仅有可能在感情上受伤，思想上也有可能陷入复杂历史的幽谷迷雾甚至于圈套陷阱，到头来难免会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既廉价又冤屈的牺牲祭品。

2008年是中国北京的奥林匹克年，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按照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游戏规则来开展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公平竞争，进而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普世大同中，区分出综合实力优劣高下的小差异。相对而言，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之间的军事战争和贸易竞争，要比体育比赛更加复杂，这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游戏规则的不一致和不兼容。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中英两次鸦片战争，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通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两本书，笔者得到的基本印象是这样的：

所有的战争都是以流血杀人为惨痛代价的，都是不值得提倡和肯定的。但是，同样是战争，却可以区别出以野蛮征服更野蛮、以野蛮征服更文明和以文明征服更野蛮三大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在重复轮回的却偏偏是自欺欺人地号称承天奉运、替天行道的以野蛮征服更野蛮甚至于以野蛮征服更文明的改朝换代与暴力革命。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来自边疆或来自底层的“半野蛮人”征服“半文明人”；借用姜戎的《狼图腾》一书的话语逻辑，就是来自西北草原的野蛮狼群，一再玷污改造中原地区的腐败羊群。只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大陆才开始出现以工商文明征服更加野蛮落后的农耕文明的近代化战争，这种战争不以改朝换代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而是以“枪杆子里面出市场”的商业利益和市场殖民为最高目标。这场撇开国家政权而较为单纯地抢占殖民市场的鸦片战争，无论如何也要比异国异族甚至于本国本族的一部分人征服残杀本国本族的另一部分人的改朝换代要更加先进也更加文明。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黄兴等人组建的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在宪政共和还没有得到初步实现的1912年之前，统治中国大陆的满族人只能是外来的“鞑虏”即侵略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谓的大清国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华之国。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如果非要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话，最应该反对的显然不是英国人与英国政府，而是在中国大陆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满族人及其大清政府。同样是武力征服，满族人带给中国人的是新一轮的闭关锁国、愚民自愚的统治骗局。鸦片战争带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的，却是放眼世界的改革开放。

1840年至1842年，中英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国民马上睁开了一只眼。1856年，中英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国民又睁开了另一只眼。日本人擦亮双眼的结果，就是主动与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自由贸易，彻底开放，全面维新。相形之下，大清王朝挨了两次打，依然处于稀里胡涂半睡半醒之中，扭扭捏捏地搞了个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洋务运动，从而使恩格斯所向往的“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和马克思所希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彻底落空。进一步说，假如没有西方列强所发动的鸦片战争，无论异族统治的大清王朝是不是继续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和开放程度都只能是更低劣而不是更高尚。

笔者说这些话的目的当然不是美化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而是说现代中国人所热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大清王朝“家天下”的专制之国；现代中国人所热爱的中华文明，也不再是政教合一、君师一体、愚民自愚、自欺欺人的传统儒教、佛教及道教文明；而是能够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国际社会正常接轨的高度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及先进制度；或者说是能够保障每一位中国人不再被无耻愚弄和肆意侵略的先进文化及先进制度。像《那一次我们挨打了》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这样高度通俗化、口语化的法政比较史学著作，能够影响于广大读者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杨先生走了，令我这无缘识荆的无学后辈不胜怏怏。尽管我甚至无缘拜读过先生的文章或是译作，然而我毕竟知道，世上于今又少了个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治学的传统型知识分子。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乃是文革前拍的电影《舞台姐妹》上的主角竺春花的台词，在文革期间被重点批判。那理由是什么我可记不住了，记得的就是那场运动的伟大影响——我此后几乎没有见到过谁做到这两条为人的起码标准，包括我自己在内。

依愚见，“清白做人”在那阵子是做不到的高标准。已经反复说过了，毛共治下无清白。从文革过来的人，良心清白的人就算真有，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只能马马虎虎，降格以求，看看是否“认真做事”。然而就连这条标准也难达到。从农村到工厂到大学，我发现“拆烂污”成了全民普遍实践。谁不这么干还要被众人讥为“猪头三”。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不讲认真。连关天的人命，大夫们也能拆烂污。我在医院里守病人时，耳闻目睹过无数次医疗事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害阑尾炎的小女孩给割了子宫，而害子宫肿瘤的中年妇女给割了阑尾。

前段季羡林先生辞世，老金说，季先生虽然不是什么国学大师，然而他有一点让人钦佩，那就是传统知识分子自甘寂寞、不求闻达，只从学术兴趣出发，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在传统型知识分子中很常见，而今此类人却成了濒灭物种，走了一个就少一个，就跟老年人的牙齿一样，失去了就再也无法补充。如今学界大拿们个个精通“利益博弈”，为钱包崛起而读书，哪会还像季先生那样甘于“烧冷灶”，去潜心研究吐火罗语那种绝学？

确实如此。在我看来，杨先生也是这种自甘寂寞的人。多年来他埋首翻译绍介中华文化，乐在其中。民国年间某些文人曾颇看不上翻译，认为那是“做媒婆”。的确，靠翻译不可能青史留名。何况杨先生翻译的还是《史记》、《资治通鉴》、《楚辞》、《红楼梦》那类作品。这种书，翻译得再好也没有多少人赏识——中国人不会看，英美只有汉学家才会感兴趣，而汉学在整个西方文化界里实在是不足齿数。汉学家们的推崇，根本不可能为杨先生和戴先生带来什么遐迩皆知的国际声望。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考上牛津本科要比考上牛津研究生难得多），论学力决不下于钱钟书，论名气则远远不如，然而杨先生也就没有什么心态不平衡。

最令人吃惊的是，据杨先生自己说：

“大概在1950年或 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

翻译伟大领袖的雄文，该是何等荣幸！不说就此飞黄腾达，起码是为自己买了政治保险。然而杨先生竟然拒绝了，那原因在如今的人看来简直就无法理解，这真是传统知识分子笃信的“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些事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说来惭愧，我知道杨先生，还不是因为他的文字，而是通过西方电视台。那是“八九风波”之时，大屠杀发生后，杨先生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怒斥中共法西斯罪行，西方电视台随即播放了这段录音。那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中国学者对大屠杀发出的公开谴责。与此同时，方励之正忙着逃入美国大使馆，而不久后钱学森便公开出来歌颂政府“平叛”。最难得的还是，那并不是杨先生一时冲动失控。过后我党软硬兼施，要他检查，但他拒绝收回那段发言。我党只好把他开除党籍了事。

杨先生不是不知道我党的厉害，他在文革中坐过四年牢，长期生活在随时被拉出去“公审”后枪毙的阴影中。然而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毕竟不顾一切后果，清清白白地面对全世界做了一回人。

窃以为，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无论以前是否因狂热或轻信犯过错误，都可以如文天祥绝命词说的那样“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比起前不久逝世的钱学森来，杨先生的学术成就或许不如（如果两者可比的话），然而光凭这一条，杨先生也就可以无愧于后世子孙了。

杨先生千古。

天鹅绒革命二十周年，捷克街头赌场被黑帮用来洗钱，政治被黑道劫持。在经济繁荣背后，捷克也成为欧洲贪污重灾区。哈维尔的情操令捷克人追忆怀念。

十一月十七日是捷克天鹅绒革命二十周年。在这个捷克大日子的三天前，即十一月十四日，位于布拉格旧城的圣安尼教堂（St. Anne’s Church）里，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办了一个私人派对，邀请数十位来自东欧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出席，此外还有俄罗斯异见人士普德拉比内克（Alexander Podrabinek）和奥列格·奥里沃夫（Oleg Oriov），以及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瑜，而有捷克血统的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lbright）更是吸引全场目光的嘉宾。

原本这是哈维尔与他私人朋友聚首一堂庆祝二十周年的场合，怎知在中途，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突访，并发表演说。事后有人指这是克劳斯企图在哈维尔身上沾光，又或要与哈维尔分享革命的荣耀。

这个不受民众欢迎的总统，是否趁此机会借哈维尔来挽回民望？捷克人对他的举动都在窃窃私语。

在十一月十七日的大游行中，捷克人重走二十年前学生游行路线。当年的游行虽受军警镇压，但却同时拉开天鹅绒革命的序幕，由哈维尔领导的“公民论坛”乃是东欧反对力量的表表者，当中有不少是“七七宪章”成员。

具有非凡文化魅力的哈维尔吸引了捷克反对派凝聚一起，为推翻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捷克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当年的理想，是否就在今天的捷克得到实现？

瓦茨拉夫·克劳斯是哈维尔的继任，为捷克自八九革命之后第二位总统。可是，十一月十七日二十周年的游行当中，不少人高举横幅指责现任总统为“罪犯”，高呼他下台谢罪。

当天天气灰沉，上天没有为二十周年大放阳光，游行人士也百般滋味在心头。一位音乐老师尼奥在我身边经过，他举牌控诉捷克民主受到黑帮政府骑劫，劳苦大众依然得不到好日子。

走在布拉格街头，人们会惊叹该城市在二十年来有著高速的经济发展，五光十色的商场和名店跻身在这个由古典建筑打造成的名城之中，传统与现代互相辉映。翻看过去的经济数据，强劲的工业和出口令到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维持在百分之六的增长，直至去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为止。世界银行早已把捷克列为“已发展国家”。

贪污困扰变天后的捷克

人们或许会奇怪，捷克的经济成果不就是得益于其开放民主制度吗？为何人们竟然借二十周年的游行来表达不满？

原来，在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有一项国际调查却指捷克是欧洲最贪污的国家之一，与意大利齐名。贪污，一直困扰著变天后的捷克。

一九八九年底，一场非流血革命成功，本身是作家出身的哈维尔，和他同样是文人知识分子的盟友们，正在讨论如何接管共产政权，推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此时，克劳斯不请自来，推门而进，指著哈维尔，说：“你们需要我！”

克劳斯是一名经济学家，早在共产时代已高喊只有自由经济才能挽救捷克，但他却不算是政治异见分子，亦没有如哈维尔等反对派遭到迫害和受牢狱之苦，他参与政治也是在革命成功之际。

他向哈维尔毛遂自荐，这对于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运作的哈维尔团队来说，的确没有别的选择，便接受他成为推动自由捷克经济的大旗手。

克劳斯一开始即大力主张他所称的“戴卓尔夫人政策”，他通过抛出一大堆自由经济学大师的名字如海耶克、弗里德曼、亚当·斯密等，并赞扬“无形之手”的威力，完全震慑了只念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哈维尔团队。

未几，克劳斯很快便全速推行私有化，他以售卖“股份券”形式来私有化国有资产，结果最大的得益者是他的近亲盟友，贪污谣言此起彼落，哈维尔曾痛心指克劳斯所实施的其实是“黑帮资本主义”（gangster capitalism）。当时哈维尔是总统，而克劳斯则是总理，这两位国家领导人旋即成为政敌。公民论坛瓦解，克劳斯与盟友另立右翼政党——公民民主党。

曾是七七宪章与公民论坛成员的约翰·伯凯（John Bok）向我形容瓦茨拉夫·克劳斯为国家窃贼；而哈维尔这批理想主义者根本不太懂得治理国家。他还告诉我克劳斯所说过的一番令捷克人震惊的说话：一次，当专家提醒克劳斯在私有化过程中慎防有黑钱流入，必须先立例作出规范，怎知克劳斯却回应说：“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黑钱？钱就是钱，我只知道我们需要钱。”这番话一出，即变成家传户晓的“名句”。

从华沙、柏林走到布拉格，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这些前共产欧洲国家在自由化之后突然出现不少的小型赌场，特别在布拉格，几乎在每一个街角都可以碰上一间，它们并不像拉斯维加斯或是澳门的赌场，而是低调地存在著。我认识一位曾专门采访黑帮新闻的捷克前任记者Jiri Reichl，他现为“专制政权调查研究所”发言人。我好奇问他问到赌场这一现象时，他严肃地回答说，这都是黑帮用来洗黑钱的手段，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他还建议我入内探访，赌场里根本没有什么顾客。

我继续发问，捷克赌场比其他前共产欧洲国家多，这是否表示捷克要洗黑钱的人也较多？Jiri Reichl鉴于他现已是公家机构雇员的身份，不欲再回答我在这方面的问题。

在游行队伍中，我碰上多组年轻人，他们虽各自表述对政府和国家各种的不满，但殊途同归，例如有一群年轻人指现任总统与前共党成员勾结，要求真正开放透明的政府。另有一群人举起写上“世界新秩序反对者”的示威牌，不过，他们的诉求与前者一样，就是对真正民主的渴望。

查理斯大学教授奥嘉·罗慕娃对我说，现在在政坛上批评前共产政权最落力者，就是前共产党员，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念，只是一群希望向上爬的机会主义者。

完全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克劳斯于去年能够连任总统，有传闻指他就是向一些有前共产党党员背景的国会议员买票。

在捷克，总统不是普选产生，而只是由国会议员选出来。虽然如此，但他却不是象征性领袖如英女皇或日本天皇，而是享有一定实权，就好像较早前有关欧盟改革的里斯本条约，在捷克国会和宪制法庭都同意通过下，克劳斯偏偏却拒绝签名，令到欧盟与捷克关系一度紧张。克劳斯在各方指责中最后还是勉强签名通过，但人民不禁质疑，捷克民主体制哪里出了错？

一位老捷克人慨叹，他们无疑是摆脱了共产独裁统治，这却并不表示民主立刻可以实现。至于经济方面，捷克人的物质生活的确比以前丰盛了，可是，这就是大家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吗？

哈维尔依旧是英雄

我在捷克所到之处，人们摆放著的依然是哈维尔的肖像，而不是现任领导人的照片。哈维尔或许不一定有很强的治国能力，不过，他所代表的道德情操和理想的精神，到如今更令人追忆怀念。

在我所入住的酒店，有一位兼职的年轻接待员汤马斯，他二十三岁，在查理斯大学修读语文。他向我说，直到现在他只会承认哈维尔才是他们合法的人民总统。这可能不是哈维尔所乐于见到的情况。

无论如何，八九年革命后第一份民办新闻杂志Weekly Respect，在二十周年出版的一期以老哈维尔像为封面，质问这位精神领袖：我们还等什么？二十年来捷克人一直期待的转变仍未来临。当中道尽新一代捷克人的心声，就在这个天鹅绒革命二十周年的时候。

在这个浪漫的国家，革命却绝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