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角关系中的“我”，就是实在的我，1949年前少年时代迷上了写诗，1949年后写诗成了大半生的业余活动。起初几乎在迷上写诗的同时，也就迷上了政治，具体地说是迷上了革命。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诗和一切文学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但因为迷上了革命，有时在抒情诗里所抒是政治感情，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来自实际生活的激发，又来自左翼文学的影响，客观上也是为革命政治服务了。
后来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作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具有不可违背的权威，又认定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惟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苏联文学是现成的无产阶级文学样板，于是惟苏联诗人作家马首是瞻。我以我的诗来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肯定。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1957年是我遇到的第一道“社会主义关”，我在关前落马，沦为反右派斗争对象，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其罪状则主要是我自认为执行“为政治服务”方针而写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政治色彩浓烈的诗。
在我早年写诗的生涯中，可以说：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也想通了。都缘于当时的我对“政治”一词的误读，或者索性是缘于鲁迅所说的，“政治（家）与文艺（家）的歧途”，以及历史上古已有之的“隔膜”。
要做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革命歌手
在1949年以前，我的诗情来自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对专制高压下的黑暗的控诉，来自对一个理想的甚至近于幻想的新社会倾心的向往，浪漫的描绘。当现实的变革已经出现在我周围的时候，我的歌唱反而显得空洞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乃是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动用“革命暴力”采取的重大行动；现实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要转化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我在日常生活里，不是没有激情感受的，但这时候我已经有一种被迫的自觉，就是摒除属于个人的感情，认为所有属于个人的感情都是卑微的，琐屑的，包括亲情和爱情——在这方面，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旧俄写《暴风雨》的那个，而是苏联时期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都有一些鄙而弃之的语录，已经作为革命新观念流行；而别林斯基在十九世纪，就对文学说出过可为圭臬的名言，此时也为我所信奉：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只有渺小的诗人才会由于自己和靠描写自己显得幸福或不幸，但是只有他们自己才倾听他们那小鸟似的歌唱，而社会和人类是不愿意理会这些的。
我当然不甘于做一个只靠描写自己的幸福或不幸的“渺小的诗人”，仅仅发出只有自己才倾听的“小鸟的歌唱”，而要做一个革命的歌手。但外在的要求化为我内在的自律，总觉得这也不好写，那也不好写，我陷入创作的苦闷。这种苦闷，不是没有什么可写的枯竭，而是胸中涌动的，无以名状的青春诗情，渴望找一个突破口，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还是以极大的兴趣和专注去写诗。在力求写作上也能“革命化”的同时，英美法德这些国家的文学经典仿佛都失去了范本的意义，因为它们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那里只有少量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这跟后来1958年有人写道《托尔斯泰没得用》，特别是跟文化大革命中指控所有人类文化遗产为“封、资、修”的思路如出一辙。这样，自然把目光转向苏联。解放前夕，我于《苏联卫国战争诗选》之外，读过布洛克的《十二个》（戈宝权译），“黑色的夜，白色的雪……”但那是以现代派手法写十月革命，且以基督教的圣徒为喻，总像是隔着一层。1950年春，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偶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生于1893年，与毛泽东同岁，但年纪轻轻就自杀了。
说来不好意思，我们（或者只说我）把马雅可夫斯基奉为榜样，主要的不言自明的原因，其实是由于斯大林的一句话，说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把这样一个最高评价给予一个死于自杀的诗人，真有点匪夷所思。列宁曾经表示看不懂他的诗，没有多大兴趣，估计只看过那时还算是未来派的诗人之作；斯大林既感兴趣，一定是看懂了，征诸后来斯大林对现代派艺术的深恶痛绝，则我估计他看到并且首肯的，该是十月革命后诗人改变诗风所写的“罗斯塔之窗”，以至《列宁》和《好》等颂歌吧。
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诗歌奠基者的马雅可夫斯基，是以未来派颇有才华的诗人的身份迎接十月革命的。革命胜利重新唤起了他的政治热情。在内战时期，他为苏维埃政府的塔斯社设计以诗配画的橱窗，名“罗斯塔之窗”；其画是宣传画，招贴画，其诗则是政治诗，讽刺诗，短小精悍，及时面世。他有一个自豪的说法，所谓“社会订货”论，即他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为革命政治的需要而应时写诗的，犹如工厂根据订货来生产。这与我们中国要求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以至配合宣传中心工作的方针不谋而合，也跟党报党刊在各个政治节日或有一定宣传任务时组稿配合的做法相呼应。1950年我就写了不少这样的东西。有的发表了，如关于抗美援朝的鼓动小诗，甚至咏唱全国粮食统一调运的《粮食进关》等“新闻诗”；又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表后，我曾写过一首批评电车公司把铁轨弃置街头以致生锈受损、无人过问的诗，没有发表，我遂就此事写了读者来信，看来，本来这件事适于写信反映，用不着写诗的。这些就事论事的“诗”根本不是诗，也起不到真正的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的“罗斯塔之窗”应该怎样评价，是另外的问题；我这种“邯郸学步”只能怪自己幼稚，怪不得人家误导。况且，他还写过别的一些诗，如在苏联政府派遣下出国访问写了《苏联护照》，宣称：“我骄傲／我是／苏联的／公民！”情调高昂，体现了“苏维埃爱国主义”，不但在苏联选入课本，在中国也到处朗诵。
在形式上，我在1955年秋的青年积极分子会上写了《青春进行曲》，1956年3月写了《三门峡放歌》，都用的是所谓“楼梯式”，也是从这位苏联诗人那里套来的，我以为有助于朗诵时掌握抑扬顿挫的节奏，而当时我希望我所有的诗都能琅琅上口，面对广大听众。
翻看我1955—1956年在北大、人大、中央党校诗歌社团讲话的提纲，都推马雅可夫斯基为政治诗人、革命诗人的典范。从提纲引用的看，能够与他并列的，当时在我心目中，只有俄国的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匈牙利的裴多菲，法国的雨果，苏联死于纳粹集中营的靼鞑诗人穆萨·加里尔，智利的聂鲁达，还有中国（19）30年代年轻的共产党人、烈士殷夫（白莽），（19）40年代转向激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烈士。他们多数的共同特点是都或浅或深地介入政治，关注现实，同情弱者，倾向进步乃至革命，不惜做出个人的牺牲。
马雅可夫斯基有名的长诗《列宁》，是公认的代表作，写于列宁逝世后不久，诗中有一处警句：
我们说
列宁——
就是指着
党，
我们说
党——
就是指着
列宁！
诗人当时可能就是这样认识的，这也反映了苏俄“民主集中制”下党和领袖关系的实际状况。这里是把党和领袖完全等同起来，“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也就必然导向服从领袖。本来是没有党就无所谓领袖，一下子变成了没有“这个”领袖就没有党。领袖俨然是党的化身，党性最终体现为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马雅可夫斯基写下这两句诗时，可能并没想得那么多，他更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斯大林时代，斯大林的名字不仅意味着党，而且成为祖国、人民、理想、未来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前线的战士冲锋陷阵，不惜赴死，嘴里喊着的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我在苏联卫国战争诗歌影响下写的《伏尔加河之歌》，在1949年末作为向斯大林诞辰献礼，最后也是以歌颂斯大林的口号结束的。
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以很大的激情写出这样的诗句，不足深责。这里有认识的根源，更有体制的根源。因为这不是他的创造和发明。在西方，有“朕即国家”之说，在东方，忠君就是（也才是）爱国。现代对政党和国家首脑的个人迷信（领袖崇拜），深深地植根于千百年来专制主义的土壤。据说，在30年代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上，“海洋一般”的群众振臂高呼的口号之一，就是：“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他们显然不是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获得灵感的。
马雅可夫斯基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歌颂，对领导十月革命一举胜利的列宁的歌颂，跟那些阿谀谄佞之徒的言论自然是有区别的。他不是一味盲目地歌功颂德，他在写了长诗《好》以后，说还要写一首诗叫《不好》，这跟他写《澡堂》等讽刺剧的构思正好互为印证。然而这首题为《不好》的，以揭露、批判社会阴暗面为主题的诗还没写出来，他就不幸弃世。二十多年以后，1956年底，我和舒小兵、沈仁康一起，赶写了十几首短诗，为1957年1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组成一整版诗配画，总题就是：《1957：好！》当时也曾戏言，以后再写一组《不好》，也是还没来得及写，迎面骤来急风骇浪，在那个1957年的夏季，我们个人先就“不好”了。
《到远方去》等得到“政治诗”的命名大约在1952年的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道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一个开阔的诗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从日常发稿、开会的烦琐中摆脱出来，从有关写诗的清规戒律和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我的精神一下子奔向了遥远的野外，未来的工地，我在同辈的身上寄托着我的情怀，我在草创的蓝图上感到了沸腾的生活，我写出了《到远方去》、《桥》、《在夜晚的公路上》和《她们来到新城》等诗，直到1953年的“五一”写出《五月的夜》，我恢复了写诗的自信。
1953年6月初的《中国青年》刊出了我的《到远方去》和《五月的夜》二诗。在采访全国青年代表大会送审新闻稿时，遇到《中国青年》主编韦君宜和她的丈夫、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韦君宜问：“你就是邵燕祥？”告诉我诗已发表，杨述插话说：“怎么能够更有力一点儿……”我唯唯而退，我没去想怎么更有力的问题，但我感到这是一种鼓励。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员，后来长期做青年工作，宣传工作；宣传鼓动，自然要有力才能有效。这也是我追求的。
以后，陆续听说，《到远方去》这首诗，在不少大学和中学的毕业晚会上成为朗诵节目。我想，这是因为它比较明快，有叙事性，直接好懂，适于朗诵；它有一个走向生活、参加建设的大背景，而又渗透了年轻人的豪情与柔情，童心与雄心，比一般光是写生产热情歌颂劳动竞赛的诗歌，多了点打动人的地方。例如诗的开头说：“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心爱的同志送我／告别天安门广场。”结尾说：“记住，我们要坚守誓言：谁也不许落后于时间！那时我们在北京重逢，或者在远方的工地再见！”可能这正切合了当时年轻人的情景吧。
文学，即使来自现实生活，毕竟是一种虚构；古往今来的诗，无非作者营造的意境或称情境，有时甚至是一种幻境。而我这个人，长期是一半生活在现世，一半生活在自己构造的幻境当中。在1946年，生活在“绿杨处处”，“碧纱窗下”，1948年，生活在“风雨鸟”呼叫的暴风雨中，而1952—1953年后的一段时期里，我就生活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戈壁荒滩迎来新年”的远方了。
1954年1月下旬，一条二十二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就在抚顺举行仪式，我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在灯下匆匆写了以此为题的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连夜抄出，寄给了爱诗也爱朗诵的朋友——中央台老播音员齐越，总编辑梅益看到了，决定由他朗诵录音，在黄金时间联播节目里播出了。几天后的2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使之得到较广泛的流传。我见作家协会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又是俄语翻译家的铁弦，竟说什么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
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许多选本选来选去，比《到远方去》入选得多。我想，那原因，一是听说当时就跟马烽写高小毕业生回乡养猪的小说《韩梅梅》等，一起编入过中学生劳动教育补充教材，二是在《人民日报》上刊出，这个载体发行广，影响大，起了宣传推广的效用。
党报在非文学版面上刊发文学作品，自然着眼于方向，旨在提倡。我从一封郑重的约稿信里得到传递给我的信息。具名人民日报文艺部，不是统一程式的，而是写给我一个人，也不是如常的手写，而是打印，看来经过起草和审批，很认真。信的内容是肯定了那首“高压线”，鼓励我继续写作这样的“政治诗”。这个把我以建设为题材的诗也称为“政治诗”的命名，把我的写作跟“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衔接到一块，一直影响了我大半生。
我在鞍钢采访了十二个初进厂的女润滑工后，所写《十二个姑娘》，也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刊出，编者、诗人袁水拍来信说：《十二个姑娘》改了一下。诗中饱含着青年气息，很可爱。
我修改的一二句，是为了使主题突出。作品固然首先要有浓厚生活气息，但同时也应紧密结合党的政策、宣传鼓动任务。概念化、口号化是不好的，但不必躲开政治，我觉得目前有些人为了避免概念化公式化，连政治也抛弃了。
这代表着当时主流的文艺观点，也可以说是“延安讲话”的具体化吧。
这年6月宣布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为六万万五千万；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一次选民登记，准备9月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写了长诗《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把大半年间在鞍山、抚顺、长春积累的感性意象都融会其中了。将近三十年后，我曾自嘲这首诗可以说是借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结构：前有总叙，然后依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最后还捎带着国际上“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这才以“让全世界倾听我们的脚步声吧”作结。在首届人代会前夕刊于《人民日报》，当时也有较大反响。尽管它像许多形象化宣传一样成为过眼云烟，但片断画面还能使我找回旧时的感觉：
虽然不远还有平肩高的蔓草，
虽然到处听得见吵闹的蛙鸣，
那怕什么！
我们正是在工棚周围筑起城市，
在骆驼队旁边，
让火车发出自豪的吼声。
我之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题材的诗作，一共也就是1955年出版的《到远方去》中的十几首，后两年又写了《致黄河》、《三门峡放歌》等，不过是其馀响而已。
应该说，“我与诗与政治”的关系，在1949年和50年代初期，表现为“我与诗·我与政治·政治与诗”的公式，就是说，一方面我还是以主体的身份写我的诗，一方面我积极投入了我追求的政治，进入我的诗创作的是我的政治激情，不管体现的政治观点如何，艺术水平怎样，毕竟不失为我自己思想感情的真实抒发；因此，一部分“政治诗”既是“我的诗”，也是“我的政治”。
然而，随着我“为政治服务”的自觉意识加强，随着我在政治生活中主体意识逐步失落，我的笔渐渐沦为“传声筒”式的宣传工具，外在的“应该怎样写”像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我的写作（多半只能称为写作而并不是“创作”了），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等为名的政治成为第一位，在许多“为时而作”、配合任务、所谓“社会订货”式的作品，已经从“政治与我（与诗）”的不对称关系，进而落入只有“政治”没有“我”也没有“诗”的公式了。我在人生实录《沉船》和《找灵魂》乃至《人生败笔》中举有不少这样的篇目为例。过去我曾以它们为自己辩诬，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紧跟党，紧密配合党的政治任务，一门心思“为政治服务”的。自然，由于这些所谓诗中没有“我”也没有“诗”而只有“政治”，无艺术性可言，以政治主题感染读者的力量也极其有限。不过，当时当局不承认这些东西，甚或也指为反动，却不是从缺乏品位和艺术感染力着眼，而只是深文周纳，欲加之罪罢了。
无论如何，我在50年代初期“为政治服务”的诗，在总体上获得了文化当局的认可。从1956年初全国作协理事会（扩大）会议公布的文件看，会上的报告点到我的作品时，如说诗集《到远方去》努力表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有一种粗犷豪迈的风格（周扬），以及《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热情歌颂了祖国建设的飞速前进和工业化的壮丽远景（茅盾），我想，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时代主体、时代精神的定位，也符合我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期许。
老诗人公木在对我加以肯定时，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的契合：“他热情洋溢地走进‘一朵一朵浓烟，一片一片雾’的钢都鞍山，走进‘浓浓的油漆味阵阵扑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走进‘一声声爆破震天动地响’的大伙房水库工地，于是卡车、钻探船、超高压送电线、电焊的光芒以及年轻的司机、女推土机手、建筑工人、女润滑工……便成了他诗的灵感源泉。虽然对生活的深入不够，也给他的创作带来限制，但是他的强烈的政治热情，青年豪迈气概与高度爱国主义精神仍然使他的诗篇发出汹涌澎湃的声音。”（《邵燕祥的诗》，《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所有这些，更加坚定了我写“政治诗”的自信，我要继续在“为政治服务”的路上走下去。
数十年后回首，不能不注意到，当时肯定我的“政治诗”，着眼于从“正面”反映和歌颂“光明面”，这一品格属于当时标准的文风和诗风。
由不满足于歌颂，到要以
揭露、批评、讽刺来“为政治服务”
上述那些受到揄扬的诗，记录了生产建设第一线的光明面在我心中的返光。但我很快就不满足于仅仅是歌颂光明了。因新闻采访之便，我多少走过一些地方，多少接近基层，也就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另一面，如普通工人尚未解脱的贫困，基层干部作风的粗暴简单，等等。与此同时，发生了“高饶反党联盟”等党内政治事件，联系社会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不能不刺激我的思考。这种思考又不能不同党所灌输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观念纠结起来。我不可能把这些梳理清楚。来自上层的和来自群众的各样信息，混成一气，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认知——我们的世界远不是一片太平景象，要透过水面的平静看到深层的涌动。
早在1954年国庆前后，我写了一首《英雄碑下》，借助英灵的口吻提醒：“在节日狂欢中你们要清醒，／在欢呼中要听出喝倒彩的声音，／在胜利中更加要擦亮武器，／擦亮眼睛，不放过一个敌人！”然后以后来者的身份作答：
我们还要攻克无数的堡垒，
做一切敌人的顽强的敌人。
胜利的酒决不能使我们沉醉，
只能使我们热血更加沸腾。
灯红酒绿，从没有花过眼，
万水千山，从没有灰过心。
今晚啊，我们狂歌欢舞，
明天看我们冲锋陷阵！
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我已觉不满足，潜意识中以为那毕竟是“经济”建设，尽管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我渴望以诗的武器“直接”为政治服务，写真正的“政治诗”冲锋陷阵。我仿佛是在枕戈以待。
这样，我在11月南下的时候，只装了一脑子历史上和现实中真枪实弹的对敌斗争，过长江写下了《致长江》，表达的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到上海写下了《南京路》，革命义愤并及于帝国主义列强。
随后，我的笔锋从海峡转向内地，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成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传声筒”。
毛泽东是大人物，他的海阔天空，不同于我们凡俗的世界。1955年，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不断革命，热火朝天，每每有惊人之笔，出人意料。但他形容那个夏天，居然说是乌云翻滚，原来是他的冒进的农业合作化步伐遇到了“小脚女人”的阻拦。这时他已走出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节节胜利的氛围，准备打一场新的战役（两年以后，也是在他惊呼“黑云压城城欲摧”时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加速对乡村的改造。
毛泽东先是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接着把各地汇报上来的快速实现高级化的典型报道，一一加了如同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上所加的按语，编成一本厚厚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热情难捺地写了一篇序言，号召在各条战线上大反“右倾保守”，迎接社会主义高潮——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要大反右倾保守。他有“促进，还是促退”之说，大获我心。我想我必须积极参与“促进”，一边狂热宣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将于十二年后的1967年实现时的美好远景，歌唱“花团锦簇”的明天①，一边响应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写下一首首短诗，鞭挞墨守成规的“磨道驴”，并且拾着毛泽东、刘少奇的牙慧，呼唤我的同辈们“长出角来”。那时，我也早已陷入狂热的心态了。
①《歌唱新年——为〈北京青年报〉作》：地球昼夜不停地旋转，永远也不把脚步放慢；如果地球放慢了脚步，多少日月才过上一个新年？／／我们昼夜不停地前进，永远也不把脚步放慢；如果我们放慢了脚步，那还算什么青年团员？／／我们生长在胜利的年代，我们不后悔生得太晚；更艰巨的任务，更长的路，更高的高峰在我们前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实现；我们六万万人加快脚步，十年里前进一百年！／／我们要赶上并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用最快的步伐，最短的时间；我们要把资本主义的古物抛出地球，让地球变成个锦绣的花团！
毛泽东把注意力从思想政治领域转向生产关系的大变动。1956年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庆祝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我在当天的急就章《新的歌》中高度评价这件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是攻打冬宫的／大炮的回声。”1月16日，我又急就了《一个农民向毛主席说》，“这锣鼓高敲，这红旗飘飘，好像是提前闹元宵！／／我们全体社员大会决议：正月新春请您来瞧瞧——”许诺请毛泽东瞧的，除了“瞧瞧我们的秋千架下，有人笑闹，有人谈心，有人争吵；／／争吵的是生产队的竞赛条件，一队高啊，一队更高！”还有：“瞧瞧我们捉麻雀的模范，老不服老，小不服小，／／小树林再也听不见吱喳叫，锛得儿木，锛得儿木，那是啄木鸟”。村队之间，互相挑战，大轰大嗡，那是从解放区闹参军、闹土改，直到建国后大搞互助组、合作化，一以贯之下来的，此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放卫星”，更加发扬光大。而打麻雀，以前没有过，是从“农业四十条”提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这才列上日程的。我对麻雀本来颇有好感，一旦把它与蚊蝇老鼠并列，乍听顿感意外，但党中央的决定还有错？于是违心地照写不误。
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错误决策给国计民生带来严重后果。单是大量移民户既失去家乡的沃土，又安置在异乡严重失收的盐碱化地带，绵延三十年后都没有解决好遗留问题。我却就这个工程写诗多首，豪言壮语包装的，是所谓征服地球、命令自然的妄谵幻想。而我当时凭着浪漫主义预期写移民的《走敦煌》，歌唱移民“搬一家，保千家”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时想象“祁连山上雪水，引来好灌棉花”，一片丰衣足食的好景；内容和形式得到过臧克家、李季的赞许，三十年后还收入谢冕主编的选本。但随着三门峡真相的披露，我越来越感到负疚，对那些因政治替代技术，迷信苏联专家，服从长官意志而造成的工程失误——也是一种“人祸”吧，我无疑是在推波助澜了。
我服务于现实政治，以反映和歌颂光明面为特色的“政治诗”，到此已达极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写的一些诗，包括《社会主义的祖国万岁》，成了政策图解、自觉表态的末流。
而在循着响应号召、配合任务、歌颂现实的惯性写这些“为政治服务”的诗，并且在总体上也还是受到首肯的同时，想要加强“为政治服务”的力度，这把我引向一种新的追求。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说得不好听就是阴暗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真正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和讽刺。在1955—1956年之交反右倾保守的高潮中，我在几次公开发言中说过：“抒情诗排斥对生活的旁观态度。革命诗人必须积极干预生活。”“在诗歌领域中反对无冲突论，某种意义上就是反对回避对生活斗争的反映。反对导引读者脱离生活，无视生活中的矛盾。”“有不少诗歌，主题缺少积极意义，形象不够鲜明，因为回避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既不能强烈有力地歌颂我们新生活的壮美，也没有狠狠地鞭挞旧的腐朽的事物……我们这充满新旧紧张斗争的英雄的时代，需要参与斗争的英雄的诗歌！”（《沉船》，67—68页）
我自然是自居为站到前列的革命诗人，面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要以诗歌为武器，不仅打击一切敌人，而且鞭挞“旧的腐朽的事物”，并且认为这就是响应党的号召，执行党的方针，履行“为政治服务”的义务。这样的想法似乎并不“离经叛道”，因为是以“延安讲话”提倡的“（文艺）工具论”为前提的，也符合“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文艺功用论。然而从后来的经历看，由于对揭露、批评、讽刺对象，如所谓“旧的腐朽的事物”乃至“官僚主义”的认识分歧，不免成为一厢情愿了。
例如1955—1956年之交写的《磨道驴》、《给一位工程公司经理》，这两首近似诗体“小字报”的东西，一是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骂，一是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随后写的《拍马须知》（对马雅可夫斯基《初学拍马者的指南》的仿作）、《关于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团委书记心肠好》，以及为《中国青年报·辣椒》版所写点名实指的讽刺诗等，都是当时的干部层一般不能接受的。较多被人提起的《贾桂香》一诗写于1956年末，因通过一个青年女工之死提出对生存环境的质疑，就更为主流舆论所不容。在不久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坐实了我攻击共产党干部、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
且置作品的精粗不论，我基本上搁下歌颂的笔，写下这样一些直接“干预生活”之作，除了我一贯要“为政治服务”并想努力服务得好的动因外，甚至也还有其国际的根源，那就是从苏联传来的“干预生活”之风。
那“干预生活”这一苏联“解冻”后的
重要文艺现象对中国的影响
说到“干预生活”的口号，不能不说到苏联的影响，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出现的“解冻”，后来被中国党命名为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
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它首要的标志自然是批判斯大林。而批判斯大林，则以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为标志，赫鲁晓夫在那次大会闭幕前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其实，在此之前，正如同年7月苏共中央的有关决议所说，“三年多来党坚持不懈地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坚决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说，一切已经进行了三年，只是我像亿万中国普通人一样无法察觉到罢了。
然而，在苏联，实际上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开始，敏感的人们就意识到“斯大林时代”的终结。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和工程技术界，都参与了这一个向斯大林时代告别的曲折进程。最初的“解冻”文学和戏剧，如爱伦堡1954年的《解冻》，直到1955年杜金采夫的《不单是靠面包》等许多小说以及剧本，多以受到压制的工程师为主人公，当然也离不开肃反等历史背景；文学界以奥维奇金为先导，揭露斯大林时代造成而又积重难返的“三农”（这里借用半世纪后中国的说法，指“农民、农业、农村”）的真实，力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奥维奇金的一组特写名篇《区里的日常生活》最早的发表于1952年秋斯大林还在世时（《人民日报》在1954年译载了其中一篇），随着奥维奇金、田德里亚柯夫、尼古拉耶娃等人作品的译介，“干预生活”这个概念也输入中国了。
其实，“干预生活”一说，并非苏联小说特写作家和戏剧家的创意，而出自当权者的提倡。1954年11月，《真理报》一篇关于戏剧的社论（以我们的经验度之，该是作家协会或戏剧家协会起草，经过上级宣传部门乃至中央书记处主管审阅的），就要求文艺“干预生活”。正如1954年苏共中央致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祝词，是要作家“深入研究生活”，“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干预生活”，“不仅要反映新事物，而且要尽力帮助新事物取得胜利”，而这一切都是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任务服务。
因此，从今天的认识高度回首，可以说，“干预生活”完全是一个体制内的口号，它不仅是一般地指“为政治服务”，而且是十分直接、十分具体地为现实政治，也就是为党的政策、措施服务。也可以说，“干预生活”作为从属于“为政治服务”的范畴，正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表现。只是到了中国，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才把这个“干预生活”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也许这正表明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文艺界都堕落为“修正主义”了。赫鲁晓夫一上台，在那个“九月全会”上，就决心大力解决农业问题，为此要“修正”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和部署。虽然后来他采取的开垦生荒地和开垦熟荒地的措施都证明是失败之举，但他确实正视了长期被各级党组织也被粉饰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所掩盖的真相；他可能不仅在当下推动新政遇到阻力，而且在前半生里也已经深有所感，他要求对官僚主义做无情的斗争，坚决揭露机关工作中的缺点。我在那时候看到的一些苏联最新小说，都贯穿着这个“反官僚主义”的主题。拜“中苏友好”之赐，像《不称心的女婿》、《不需要的荣誉》、《中等水平》这些新小说都得以及时翻译出版；特别是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在中国的文学界引起了注意，也可以叫轰动。年轻的作家和读者们一时争说娜斯嘉。娜斯嘉是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刚出学校门，分配到一个边远的拖拉机站当总农艺师。她一到任，就发现问题，跟脱离群众又安于落后的领导进行了斗争，使这个拖拉机站一跃成为先进。这个拖拉机站的领导状况大概很有代表性，在计划经济大锅饭、干部由上级任命的体制土壤上，产生不为群众所喜的官僚习气和保守势力是自然而然的，这“习气”和“势力”都通过具体的人，来压抑甚至扼杀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此时此地，就像中国老戏里盼望的清官，这里凭空掉下一个正直、能干的年轻女闯将，使群众包括小说读者的善良愿望有所寄托，悠然神往，还能不受欢迎吗（在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这篇特写式小说中的女主角黄佳英身上，似乎就可看出总农艺师娜斯嘉的影子）？
不知道在苏联，这本小说是否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一阵风似的影响，是否有人因效仿娜斯嘉而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反正在中国，娜斯嘉的形象煽起众多年轻人的热情，青年团中央又添了一把火，号召全体团员和广大青年读这本书，向娜斯嘉学习。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这样的文学本来就有“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中国的团中央显然认定娜斯嘉的精神属于社会主义精神，它既能改造人，又能推动社会前进，在青年中普及这种精神，完全符合青年团做党的助手的宗旨。他们没有想到，由一些不仅严重缺乏政治经验，甚至连社会生活经验也很不足的青年知识分子，单纯依靠“娜斯嘉式的斗争”，是不是以卵击石，白白把自己送上祭坛。
进一步看，小说中的娜斯嘉之所以一时获得令人目眩的成功，也只是由于她搭上了“九中全会”的便车，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作为后盾；而尼古拉耶娃这部小说的成功，固然是她生动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反映了群众改变现状的愿望，更是因为它是全面贯彻“九中全会”决议之作，符合“大胆批评缺点的同时，表现值得模仿的榜样”的要求；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在赫鲁晓夫为了政治平衡转而支持文艺界的保守派时，也许连发表的机会都得不到，或者一发表就遭到抨击。尼古拉耶娃在解冻时期，是率先突破教条，从理论上揭橥“文学艺术的特征”，又在创作上以较高的艺术性来为“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服务的一位文学界女闯将，以她在（19）50年代初期的实践，应该说是体制内冲锋陷阵的改革者。
当年中国有些文学家呼应“干预生活”的言论和作品，表面看是“得风气之先”，受到苏联文学界的影响；其实从深层看，还是植根于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苏联那些解冻的文学，也是蓄之既久一旦得以喷发的，痛苦阅历、忧患之情和焦虑之思的释放。赫鲁晓夫抓农业问题，虽然不成功，但他打破了斯大林时期天花乱坠的集体农庄神话，这样，以奥维奇金等为代表的作家，才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放手写出真相，不讳言苏联农村的凋蔽和农民的疾苦。
就我看到的，苏联“干预生活”的作品，主要是特写和小说。
苏联文学的“解冻”，看来集中于1953年底到1956年底的三年，而以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为标志，强调“忠实于古典艺术的高贵传统——现实主义，人民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
似乎是戏剧界带头，在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口实下，进行了反对“无冲突论”（即社会主义社会只剩下“好”与“更好”的矛盾）的理论斗争，因而就摆脱了必须粉饰现实生活、树立公式化的“理想人物”的紧箍咒，可望能够真实地表现实实在在的矛盾和斗争。
看来不必特意去寻找，不管城市或乡村，充斥在作家艺术家身边和眼前的，是各种类型的引起群众不满的党政干部，被作家和群众习惯地命名为“官僚主义”。他们有许多特点，如专横保守，粗暴武断，压制群众，享受特权，至少也是刚愎自用，卑鄙自私，追逐名利，酗酒腐化，以及形式主义，浮夸虚报，而对群众痛痒表现冷漠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与党所宣传的和他们自己标榜的马列主义正统思想毫不相干，这个干部问题不解决，党中央的政策例如改善农业的“九月全会”决议的执行必然受阻，因此，“新与旧的斗争”就集中在“反对官僚主义”上。
然而，在奥维奇金的作品里的“官僚主义者”，是一群“有党龄”、“有无可非议的历史”、“有多年工作的履历”的人，而州委里的官僚主义者，还跟莫斯科权力机关的人物有联系，因此盘根错节，很难撼动；在田德里亚科夫的作品里，则从区委到州委，到处笼罩着官僚主义，人人患得患失，“没有敌人，谁也没有错”，“不知该跟谁斗争”，这表明所谓官僚主义并不止是干部问题，更不仅是道德乃至作风问题，而是浸透骨髓的制度性弊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中的一个人物曾说，官僚主义像是灰尘，弥散在空中，想抓又抓不住，云云，异曲同工之处，我相信是在不同的时空捉到了共同的感觉；我在《抒情诗的一章（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中抒发的也是类似的感触）。在描述这些现象时，一般是形象大于思想，也许作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或意识到却没有提升到理性的认知，抑或是心知肚明，但碍于形势扞格，没有点破，兹事体大，不可轻言。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谈文学》，《集体农庄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前者是法捷耶夫的文学札记，后者是全苏农业题材文学会议文集，即以奥维奇金会上报告的题目为书名。
我把他们的见解都放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基点上统一起来。我从中接受的，反对无冲突论，反对粉饰生活，真实地反映新与旧的斗争，不回避困难和矛盾，不怕揭露阴暗面，积极干预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同属于“解冻文学”的思潮……我全盘接受下来，就像当年把马雅可夫斯基当作楷模一样。我发现，像我这样虔诚地从苏联“取经”的，恐怕不止我一个。当时没有像不久以后毛泽东那样把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叫做修正主义，相反，我认为苏联文学中的这一切，正是苏联作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探索，因此引为同道。
1956年4到9月，《人民文学》在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引起轰动之后，相继发表了刘宾雁的特写式小说《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编者改题《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都是写逼近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而又与习见的玫瑰色作品大异其趣，较多地抒写了年轻一代在面对某些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时的迷惘，困惑，企求解答的迫切，亟想改变周围环境和个人现状的躁动不安——说这是一种时代情绪，不知是否贴切。
我从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和交往，经常感到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体现在干部身上的各类问题，有进攻性的违法乱纪，侵犯群众利益，也有消极性的意志衰退，灵魂锈损；在我从事工业报道工作中，耳目所及，普通工人乃至劳动模范在生产生活中不愉快的遭遇，更不能不使我动心。某些基层干部的简单粗暴，压制民主，包括对创造发明和合理化建议的冷漠，对不同意见的打击报复……这些不健康的现象所以愈益普遍，大大小小的矛盾所以越积越多，我以为又是上级机关和干部的官僚主义使然。我想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时弊”吧，诗也好，文也好，就该加以针砭。我写了一些杂文，也写了一些诗，包括抒情的，叙事的和讽刺的，如前面提到的《贾桂香》和《抒情诗的一章》等。我以我的方式加入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一个时期我“干预生活”的主要指向很明确，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乃是我的内心要求，感发于中，我写诗抒发我对官僚主义的愤懑，以我的思考唤起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热情；写这样干预生活的诗，不是为了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宣传任务，不是外在的“政治”主宰和指挥我，毛泽东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契合了我的愿望，也只是意味着提供一个合法的平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我”与“诗”与“政治”这一三角关系中“我”的主体地位；我不再只是“传声筒”了。为什么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呢？因为归根结底“我”还是置身“为政治服务”的体系当中，在为巩固和发展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序列里。
在这一序列当中，“干预生活”的实践者，只是比另外一些“为政治服务”的信奉者多走了一段路，五十步与一百步，也就是所谓“第一种忠诚”和“第二种忠诚”之别吧。
当后来官方以为“干预生活”意味着从异己立场“干预政治”时，这一潮流就被看作“逆流”了。当后来官方认定这些作家、诗人和知识分子的反对官僚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时，把他们定案为敌对分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国内（19）50年代“干预生活”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应该说也不过要在禁锢的围墙上开一两扇小窗户而已，后来，即使是反右派斗争中的极端事态，也无非是一些急性子因欲开窗而不得，便嚷着要掀屋顶，结果惹恼了“屋主人”，不但把个别说要掀屋顶的人抓住，且把曾经呼吁开窗的人们也一个都不放过，为维持既定的秩序，不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再往后才陆续出现了召唤整个地砸烂铁屋的人。这样的事情发展的逻辑，其实早年鲁迅便已经多次陈述过，并为中国的历史不止一次地验证过了。
指出“干预生活”属于共产党体制内的思潮，只是如实地认识一段历史，绝无为因此受到反党指控的作家们辩诬的意思。时过境迁，那已经毫无意义。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要作家们“干预生活”，是借助作家的笔为其所用，不惜揭露斯大林时期阴暗面，如农业生产管理和干部队伍的阴暗面，以排除推行新政的阻力，不是没有收效的。后来，他为了内政和外交的政治需要，又来煞车，也提出“反对修正主义”，并对文学界倒打一耙（奥维奇金后来被关进精神病院，不论是真疯还是借口，恐怕都跟这一反复不无关系）。
而在中国，文艺界的一些人，所以接受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并且身体力行，以文艺作品为进行社会批评以至参与政治的工具，程度不同地表现了不满于现状的困惑，寻求变革之路的意向。除了个别的投机者，也除去个别的先觉者，我想绝大多数都是书生气十足，真诚地“为政治服务”的一派。这是不谙中国国情，昧于历史又昧于现实，以致被实际政治嘲笑、玩弄和迫害的悲剧。
鲁迅有两篇文章，《隔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是解读这一悲剧的钥匙。
[附记]此文据我有关1950年代的忆旧文字编写。涉及的作品及其背景，可参看：（1）记述反右派斗争时我的经历的人生实录《沉船》（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找灵魂·邵燕祥私人档案（1945—1976）》（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