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海外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无意间看到了中国民主党重组过程中的林林总总。这场纠纷仅就个人品格而言，可以说由来已久，其中那位籍文革成名的人物，曾经有过为了与同胞争名夺利而在他国首都大闹国会的纪录。其搭挡则与那年人权风波的主角，同为七九民主墙的历史产物，并且早在国内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就已经有过言而无信、出尔反而的前科。倘若说这场纠纷提供了什么新的笑料，那么应该是竟然将党内同仁之间的纷争，诉诸国与国之间的照会形式。至于期间诸如不守承诺、动辄不按牌理出牌、向同仁发动突然袭击、故作高深莫测、无端表演神龙见首不见尾之类的政治魔术，让人感觉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是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那个臭名昭著的男主人。毛泽东在那个年代上演的权谋剧，一不小心被人在2009年的美国煞有介事地重演。任何一个正常人看了这样的闹剧，都会在捧腹之余，不得不以精神分析的目光，加以不无怜悯的审视。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扮演毛泽东，无论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的，全都属于疯人院里那些白大褂们的关注对象。人们可以说这是海外民运的可悲之处，也可以说这是这类病人的幸运所在：至少有个看病的机会，假如他们还知道医治的话。
平心而论，海外民运的这类轻喜剧，并非第一次上演。遗憾的是，以往每次演过之后，无论台上的角儿，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没能获得应有的长进，从而最后总是以当事人在生存利益上的进退得失，黯然收场。好在这次稍有不同，个别人在重组一个民主政党期间刻意玩弄的帝王术，引起了绝大部分同仁的反感。据说有人当场指出过，倘若用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玩法是不及格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玩弄权术不再被看作深刻老到，反而显得滑稽可笑。令人担心的只是，这场纷争会不会像以前几次一样，最后又变成由于仅仅聚焦于个人名利，成为过眼烟云。
海外民运普遍存在专制人格、帝王心态，并非新闻。可以成为新闻的乃是：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心态，突现到了让众人异口同声不予认同的程度。在遭到耍弄的当事人出奇地愤怒的同时，冷眼旁观者或许可以看出，此事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假如置事其间的诸多当事人能够认真面对的话。无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人们的长进，都需要生动典型的反面教材。由于专制人格和帝王心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针贬，由于一次次的教训都不被认真汲取，致使海外民运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状态：以专制的人格，从事民主的事业；以帝王的权术，玩弄民主的政治；拿着他国民主基金会付予的薪俸为尚未完成民主转型的祖国制造新的独裁模式，在不可能产生毛泽东的土地上刻意扮演毛泽东以此获得病态的满足。如此等等。究其原因，大致如次：
其一，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海外一些戴有民主斗士桂冠者，或者起自文革，或者来自七九。他们有坐牢和流亡的经历，却没有努力读书重头学起的朴实。其知识结构大都停留在当年所阅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氏语录，满脑子的假大空，以致会把“照会”当作叫得响的唬人名词，胡乱砸向组党同仁。不要说稍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见了这样的卖弄会瞠目结舌，即便让新左人物见了，都会忍俊不禁。须知，人家至少已经把西方思潮读到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了，就连谈论萨特都显得相当过气。可是这些可怜的民运旧人，不要说根本弄不清楚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有何异同，就连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都还不知所云。
其二、思维方式的僵化。不啻是六、七十年代的民运旧人，即便是八九学运以后的民运新人，乃至在美国读了博士的民运学子，都深受毛式斗争哲学的毒害。且不说美国校园里的左倾风气是如何的误人子弟，就算是真正学习过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学子，一旦面对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现实，脑子里马上就跳出阶级斗争的信号。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毛式斗争哲学经常成为民运人士下意识恪守的政治格言。这种情形的古怪通常在于：就算曾经在美国的课堂上学习过民主政治，一置身中国的政治现实，也会马上变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从事民运的人们，习惯了将民运与反共划等号；从而以反共的激烈程度，作为衡量民运深入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思维方式，几乎就是对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历史抄袭，其下意识的斗争目标无非是：你下去、我上来。由此再产生种种幻觉，诸如伟人幻觉，陈独秀再世幻觉，曼德拉中国版幻觉，未来中国开国总统幻觉，等等幻觉。
其三、民运人士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主要体现于，以双重标准从事民主运动。一面向专制政府要求民主，一面却自己专制行事。仿佛民主仅仅是针对他人而言的要求，跟自己的有无民主作风毫不相干。这种人格分裂又通常被统一于老子天下第一的自以为是之中。以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从事现代民主政治，必然导致专制人格和民主政治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总是以这样的结果告终：不管怎么样都得由我说了算。在民运中一旦得分，马上产生创世心态：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我创立。或者中国的民主党，我有首创权；这个党眼下如何重组，首先取决于我的意思。这种心态与当年镇压学生的红色丘八没有什么两样：这天下是老子用性命拼出来的，怎么能让你们说了算？同样，这个党的名气，是老子用坐牢的代价搞大的，岂容他人置喙？
按照民主政治的原理，从事者理当非常低调，就像民主国家里那些置身竞选的候选人一样，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现身，以免高高在上，从而让选民感觉亲切。然而，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要角，走到哪里都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被一种接受亿万民众欢呼的渴望折磨得苦。哪怕是在饭桌上，眼睛里都会情不自禁地闪烁出一览众山小的目光。而事实上，无论是他们的政治能力还是他们的人文修养，全都可怜得哪怕将余生全部付诸就读成人教育学院，也不能算是浪费时间。他们从来不曾想过，民主政治的前提，不是因为什么人的首创，而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懂得民主政治的性质恰好在于，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他们因此在向中国当局要求民主的同时，总忘不了要向从事民主事业的同伴们表示自己如何的高人一头，从而不可与任何他人同日而语。他们同样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奥秘不在于有没有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领导，而在于商业文明的等价交换原则。争取民主的关键，在于实现平等。当两个政党平等地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就算民主政体的建设尚未完成，民主的涵义，也已然在其中了。同样道理，当党内各方同仁平等地坐到一起共商诸事时，就算这个党的组建尚有难产之虞，民主的气氛也已经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天敌，乃是个人意志的飞扬跋扈。听凭一个人的意志左右一个政党，即便在当今的中国执政党，都已经成为一页翻过去了的老黄历，更何况之于一个尚处重新组建之中的在野党？
其四、民运中的专制人格，通常来自要角们的自我夸张，以及由此造成的伟人幻觉。始于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政党政治，缘何最终陷入专制的泥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玩家们的伟人迷幻。当帝王政治随着王朝的终结而声名狼藉之后，中国的历史，旋即又被由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带来的伟人政治所左右。伟人政治既是专制人格的土壤，又是帝王心态的温床。倘若毛泽东穿上皇袍，延安的热血青年也罢，革命军人也罢，立即会把皇帝拉下马。因为这一代造反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有过袁世凯称帝的记忆。然而，毛泽东扮演的是伟人，致使全党不得不五体投地。因为这个党所接受的主义，天然暗含一个政治密码：伟人政治。制造这个主义的是伟人，领导这场革命的更是伟人。皇帝是不能复辟的，但伟人却是必须得到崇敬的。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就是这样从伟人政治和帝王传统在暗地里的嫁接之中，悄然起步的。至于最后酿成的灾祸，有目共睹，虽然尚待继续肃清流毒。
混杂着帝王心态的伟人迷幻，即便在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依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朝野政客的心底。海外民运也不例外。不少重要角色，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一种伟人的夸张，仿佛一起吃过伟人政治的摇头丸。民主政治应有的低调，在中国式的民主斗士当中尚属鲜见。尽管从事民主事业其实与在公司里打工是非常相同的，但中国式的民运人士，很少具备这样的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的民主事业与其说是从七九、八九开始的，不如说应该从民运人士能否把自己当作民主事业的打工仔起步。他们的脸上，理当带着侍应生的微笑；他们的神情，应该具有搬运工的快乐。但是也得指出的是，当今的海外民运之中，并非没有这样的微笑和快乐，只是为数实在寥寥。
伟人迷幻是又一件皇帝的新衣。因为自以为穿有伟人迷彩服的民运要角通常只管自己兴奋不已，根本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如何伟大。而民运的喜剧性又在于：人人都死盯着自己的伟大，结果在竞相夸张之中，同归于尽。民运之中的山头林立，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伟人”过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过去毛泽东的伟人迷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伟人政治的摇头丸分给大家服用了。而海外民运的伟人迷幻为何始终处于自恋阶段，因为伟人迷幻只限于自以为是的“伟人”自己，或者说，自己独吞了伟人政治的摇头丸，致使伟人崇拜变成了顾影自怜。说得更加通俗一些，毛泽东的成功在于最终实现了精神强奸，而个别民运“伟人”的失败则在于：竟然把手淫误认为强奸早已成功。这可能是这幕民主党重组之剧最有看点的搞笑之处：硬将所有同仁看作归顺的部下。
由此可见，想要在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真正告别帝王术，必须医治伟人迷幻给民运人士造成的心理创伤。民主政治不是伟人的政治。既便伟大如苏格拉底，也不能让习惯了民主政治的雅典民众接受伟人政治，更何况当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还不曾具备那么崇高的人文境界。而事实上，以谦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伟人，海外民运诸子也并非不是没有看见；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为什么就不能对照反省自己呢？
令人不无欣慰的是，在这场重组民主党的纠纷当中，有不少民运同仁在认真学习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并且开始有了谦卑和宽容的人文意识。他们学会了耐心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他们学会了一再被拒之后的登门造访。他们籍此营造着民主政治理当具备的对话平台和宽容气氛。就算他们诚心诚意的期待，结果被对方充满敌意的文革秽语和流氓腔调所粉碎，他们的努力也并不因此付诸东流。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当初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先驱宋教仁在国会里，也曾经这么不屈不挠地努力过。
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五四新文化诸子意识到了以男女平等替代男尊女卑，但还没能将这样的平等意识上升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天然警惕伟人随随便便就横空出世。当然，民主政治也会产生伟人，但那样的伟人通常具有基督耶稣式的殉道品性，并且必定是低低在下的；而不是毛泽东式的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至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更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实现与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相关联的自由和人权，或者赢得一个民族的独立。中国的八九年也有过产生如此伟人的历史机会，只是当事者不想牺牲自己，不想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奉献自己的一切，从而丧失了那样的机会。这虽然令人遗憾，但也不得不尊重他人不愿牺牲的选择，尊重他人作出这种选择的权利。只不过在尊重他人权利之余，也很想问一声喜欢扮演伟人的什么人：你真的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么？须知，真做了烈士，再伟大也无济于事了。要不古人为什么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而历史上，有伟人欲的人物又通常是非常怕死的。毛泽东敢说大话，是因为他同时又深谙活命之道，懂得如何在被敌人逮捕的时候，不惜出卖同伙以求保住性命。不知某些学做毛泽东的民运要角，是否也悄悄地留有这一手。就一个普通人而言，伟大，意味着牺牲。不要说实践伟大，就算随便想想，都会想得害怕。在成千上万的林昭歌颂者当中，真正愿意成为林昭者，不过二、三子而已。因此，多想想牺牲，可能有助于医治“伟人”的自我迷幻。
医治伟人迷幻的另一途径，可能在于分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伟人迷幻通常源自权力崇拜，这与民主政治基于民众有无权利意识，正好截然相反。中国人有很长的专制历史，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而权利意识则与人权意识一样，才刚刚萌生不多久。具体到这场在野党重组过程，对他人权利的尊重，通常被习惯扮演伟人的民运要角看作是自己大权在握的体现。于是，权利和权力被混为一谈。明明是尊重对方的权利，被说成了蛮横的请君入瓮，言外之意无非是有人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而不是什么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当年毛泽东在庐山上就曾经如此这般地耍过无赖，如今民运脚色居然也有样学样，致使旁观者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ABC说起。
虽然民主总是被诉诸政治，但民主首先却不是政治，而是日常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观念。当大家都能平等相处，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各种歧视，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那么民主的人文环境，就已经自然而然地呈现了。海外民运的一个人文障碍，恐怕就在于一些从事者很难把自己看作是个普通人，从而滋生应有的平常心。他们的怯懦不仅在于害怕牺牲自己，同时也在于害怕自己不是伟人。他们害怕作为一介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害怕丧失因为有点名声而来的各种关照和特殊利益，一如当朝者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他们确实为民主事业奋斗过，但他们又实在离不开借助名声获得的生存方式。他们几乎没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每时每刻都活在自己如何伟大、正在如何创造历史之类的幻觉里。这场民主党重组之所以纠纷不断，就因为某些当事者那种自认伟大的幻觉重重。他们根本不懂得，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平民政治。与其说是伟人的事业，不如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
现代民主政治的这种商业文明意味，使之并不排除从事者的利益诉求。这种民主政治不能接受的，乃各种乌托邦、以及伴随着乌托邦而来的伟人模式。利益诉求是可以协商的，而乌托邦伟人是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要么服从，要么被消灭。海外民运最为不幸的是，总是摆出一付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乌托邦的乌托邦架势，在理想主义的伪装底下，谋求实际上极其卑微的生存利益。动身要有起轿的派头，出访讲求对方的接待规格，诸如最高级的饭店，必须如同国家元首一般随身携带夫人之类。上台发言，动辄代表所有与会者。会场上一站，全世界人民尽收囊底。这种帝王作派，不仅让人无法交流，也让人难以对话。唯一的选择，只能恭请这类人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专制政治要求服从命令，民主政治讲究的是遵守游戏规则。这种要求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意味，但又是构成民主政治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不愿遵守游戏规则的人，都会面临取消参与资格的可能。玩弄专制政治，你可以一会儿《水浒传》，一会儿《三国演义》，就像毛泽东那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然而，置身民主政治，却不能想抢劫就抢劫，想搞阴谋诡计就搞阴谋诡计。就像在球场上，你怎么个踢法都可以，但不能犯规。或者在牌桌上，你怎么出牌叫牌都行，但必须按规则进行。民主政治的输赢，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成败。专制政治通常是成王败寇，并且总是你死我活，毫无退让余地。这次不将你置于死地，下次会轮到我鹿死你手。然而，民主政治不是这样的绞肉机，而像利益角逐的游乐场。这次输了下次可能会赢，这次赢了下次可能会输。赢家并非输家的主宰，输家也没有给赢家做奴隶的义务。这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众，乃是极其简单的常识，但对于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客，却像在解答一道十分吃力的难题。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能等待某些专制病患者的能否痊愈。倘若全体参与者都是专制病患者，所谓的民主运动自然是无解无望的。但好在这次重组政党过程的参与者，并非全都是专制病患。倘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态不受病患影响，假如他们能够告别帝王权术，那么经由重组一个民主政党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得以重启，并非没有可能。
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中国政党政治，迄今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里，教训良多，受益却太少。这一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不按规则行事、不按牌理出牌的流氓比赛所占据。一种小农式的占有天下心理，经过主义的包装，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一百年里，中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不知错失了多少次历史机遇，而实质性的转折，却迟迟不见到来。所谓实质性的转折，乃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场地上，恭请所有扮演毛式痞子的政客退场。这叫做告别帝王权术，重启民主政治。在将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格言，不再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也不再是“解放全人类”式的牛皮哄哄，而是相当朴实的平等对话，谋求双赢。或者干脆就是：侍应生的微笑，搬运工的快乐。民主的政党政治，应该就是这样起步的。而在野的政党，也理当像在朝的执政党一样，接受应有的舆论监督，其中包括黄牌警告，也包括恭请退场。
但愿海外民运，朴实如斯。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写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