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奥巴马总统：
我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在二十年前北京“六四”大屠杀中痛失爱子的母亲。
首先，我祝贺您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并预祝您在未来的岁月里能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以及践行美国立国之本作出杰出的贡献。
在您即将于十一月中旬访华前夕，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请求您在此次访华期间运用您的政治智慧和影响力，营救目前身陷囹圄的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博士。
据我所知，世界上一些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正义之士、议会人士，都先后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途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博士；尤其是在10月1日中共建政60周年当天，美国众议院以410票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要求释放刘晓波博士的决议案。在此，我热切地期盼您不负众望，加入到这个营救行列中来。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总统，您的举措，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向以来，刘晓波博士不仅勇敢、热情、执着地追求民主的信念，而且始终不渝地以温和、理性的态度去争取这种信念的实现。在已经过去的二十年中，他数度遭中国政府当局逮捕入狱，最近一次是他于2008年底参与起草并发起签署著名的“零八宪章”。然而，导致此次拘捕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他始终怀有一种“六四情结”，对于涉及“六四”的人和事，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良心上，一直想争取做点什么，致使他走上了一条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不归路。但这究竟是谁之罪？
逮捕刘晓波博士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起最典型的 “以言获罪”。以警察之暴力去剥夺一位公民的言论和人身自由，此类事情竟众目睽睽地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泱泱大国——中国，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尤其是美国的首脑无法容忍的！我期望总统先生向中国的领导人传达这样一个强烈的讯息：美国不支持压制言论自由的政权。
在您此次访华期间，中国广大的《零八宪章》签署者、千百万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们，将以热切的眼光注视着您的一言一行，如果在您的这次访问中认为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践踏可以忽略，不必提及，那将不仅是对中国所有的政治羁押者及其家人权益的漠视，也将严重伤害中国公民的感情。以往人类所经历过的惨痛教训难道还少吗？
为此，我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基于一个受难母亲的悲痛给总统先生写这封信。无论您是否同意我的见解，请一定慎思而行。
预祝您访问成功！
丁子霖 2009.11.12日
附：
此信的英译已于11月5日直接送交美国人权助理国务卿，并由她转交奥巴马总统。
Ding Zilin: Letter to President Obama
Dear President Obama,
I am a Chinese intellectual, a mother who lost her beloved son in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in Beijing 20 years ago.
Fir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on receiv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this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you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ity, and putting America’s found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On the eve of your trip to China in November, I am taking the liberty of writing to
you with a request that you use your political wisdom and influence to save Dr. Liu
Xiaobo, the imprisoned Chines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To my knowledge, legislators and fighters for justice from several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world have used various approaches and channels to
dem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 Dr. Liu Xiaobo. In particula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a resolution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Dr. Liu with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410 votes on October 1 this year,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I therefore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will not disappoint
everyones expectations and that you will join in the rescue effor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largest democratic country in the world, your actions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Dr. Liu Xiaobo has not only pursued democratic principles with courage, passion,
and persistence, but has also steadfastly fought to achieve these principles with
moderation and reason. He has been arrested and jailed many time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ost recently, he was detained for taking part in the drafting of, and being an initial
signatory to, the famous Charter 08 at the end of 2008. However, the deeper reason for
his current arrest is his longstanding June Fourth Complex. That is, Dr. Liu has kept
trying to do something for those involved with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whether out of
ethical concerns or his good heart. His actions have propelled him onto a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s path of no return. 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who is at fault?
The arrest of Dr. Liu Xiaobo is representative of a whole series of speech crim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 police can, by brute
force, deprive a citizen of his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nd liberty of the person, and
that this can happen in the glare of the public ey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a great country
like China, must be intolerable to the leader of any civilized nation, especially the lea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hope, Mr. President, that you will relay a strong
message to the Chinese leader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regimes that suppress
the freedom of speech.
During your visit to China, numerous Charter 08 signatories and millions of those
who love freedom and pursue democracy will eagerly watch your every move. If you
think that one can overlook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rampling of human rights and
choose not to raise the issue during your visit, you will not only be ignor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as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their families, but will also seriously 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snt the human experience provided enough painful
lessons in the past?
This is why, with the conscience of an intellectual and as a grieving, victimized
mother, 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you today. Whether you agree with my views or not,
please let careful consideration inform your actions.
Wishing you a successful visit,
Ding Zilin
November 5, 2009
柏林墙倒塌20周年，隆重而盛大的纪念仪式在德国举行。柏林墙倒塌日，11月9日，就像二战结束日一样，这一天，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众多国家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齐聚柏林，包括德、美、英、法、俄，以及匈牙利、波兰等国政要。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连俄国总统都受邀出席，独缺中共领导人。
以“中国崛起”和“硬实力”为背景，能够出席联合国大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还能列席“八国集团”（G8）峰会的中共领导人，却被排除在柏林盛会之外。这无疑是中共领导人最尴尬的一天。这恰恰是一种诠释：文明世界，没有中共的一席之地；或者，中共自外于文明世界。
同一时间，正在阿拉伯国家访问的中共总理温家宝，发表《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的演讲，重复江泽民在国际上的自辩词，要求国际社会容忍一党专政的“中国模式”。但，这类自辩，是如此的虚弱不堪，以至于，只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立即瓦解，试问：你中共为何不能容忍中国民众的多样性？
对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媒体仅简要报道，标准口径，是强调柏林墙倒塌对德国统一、乃至欧洲统一的重要性，只字不提柏林墙的本质：极权对自由的封锁；以及柏林墙倒塌的明确意义：自由与民主的胜利，专制与独裁的溃败。
众所周知，柏林墙的倒塌，很大程度上，因缘于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中国学生的呐喊，唤起了东欧民众的勇气；中共刽子手的惊天暴行和历史罪责，令东欧共产党首脑良心不安、手脚发抖。在民众一方，是抗争勇气的增长；在统治者一方，是镇压决心的消减。两者相向互动，为东欧和苏联历史巨变腾出空间。
八九民运，在中国，遭遇失败，血流成渠。但中国八九民运的种子，却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东欧解放，苏联解体，对此，中华莘莘学子，功不可没。不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八九学生和知识分子，其倾情呼唤，未成绝响；其满腔热血，并未白流。影响所及，何止东欧、苏联？可歌可泣的壮举，永垂史册。
作为牺牲品的中华民族，暂时地，继续牺牲，依然被强权者奴役的中国民众，为享受自由的世界人民垫底。柏林墙倒塌了，那是德国的柏林墙。柏林墙还没有完全倒塌，那是广义的柏林墙，世界范围内残存的专制壁垒。尤其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领地，柏林墙无处不在。
被封锁和过滤的互联网，是柏林墙；被管制和“导向”的新闻媒体，是柏林墙。它们隔绝和过滤的，不仅是国外真实资讯，更是国内的真实民情；环绕中南海的厚重红墙，是柏林墙，是对老百姓民意充耳不闻的隔音墙；号称“钢铁长城”的中共军队，是柏林墙，它保护的，不是这个国家，而是那个政权。犹如奥运会或大阅兵所展示的那样，这支“听党指挥”的军队，其主要作用，是将国家主人翁—-中国民众，阻挡在“长城”之外。对持不同政见者关闭的国门、国界，也是柏林墙，惟比德国的柏林墙更离谱：东德的柏林墙，不准本国民众出走；中国的柏林墙—-国门、国界，不准本国同胞返国。眼下，望国门而不得其入的中国公民李剑虹、冯正虎等人，正体会着中国柏林墙的阴森和无情。
翻墙，这个流行于中国互联网的词汇，本身突出了墙的涵义。当年，东德民众冒险翻越柏林墙，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中国民众翻越互联网上仅仅是虚拟的柏林墙，竟也有人付出代价：牢狱之灾。
自辩的温家宝，甚至妄引中华文化中“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为中共独裁统治辩护，奢望国际社会“理解”，正是绝妙反讽。中共对异议人士，何不待以“和为贵”？中共对西藏、新疆，何不主张“和而不同”？中共对中国民众，何不抱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反证，中共专制腐败集团，不仅与当今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更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传统格格不入。
如果温家宝等人还有一丁点智商，就应该有起码的自知之明：有关“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教育，应该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进行，而不是到国际上对空喷气，徒费口舌，自说自话、自欺欺人。
（进入连州著名的地下河风景区，远远看到这次大会的会场布景。。。）
（中午日程太紧张，大家一边在旁边吃盒饭，一边聆听会议主讲人慷慨陈词。。。）
我很高兴来到美丽的连州，更高兴是来参加2009年主题为“微动力，广天地”的“中文网志年会”。有人说，如果2009年网志年会无法举行的话，我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那也许是我在2008年“中文网志年会”上的最后那场演讲太猛，让一些人不舒服了。
现在我放心了，年会不但照常进行，而且还在如此美丽的风景点。一来到连州会议现场，我就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是我们在连州地下河上面举行会议，让我从“地下河”想到“地下活”、“活在地下”等等，你们看，今天我们的会议在阳光明媚的洞口和蓝天下举行，真希望从今年开始，这样的会议不再“地下活”，而是都能够堂堂正正的“活在地上”，希望明年政府能够赞助举行第六届网志年会，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贡献。
来到会场后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触景生情，这可是我第一次想起这句诗而没有生出对作者色心的嘲讽。仙人洞的魅力在“危险”，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猛博》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中国写博客，而且写成了猛博更危险的事儿。
不过，能够和这些猛博在一起，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是我的荣幸。是的，是我们的荣幸，但我却要说，这虽然是我们的荣幸，却是国家的不幸。据我所知，除了越南、埃及、土耳其以及中东和非洲其他一些不那么自由的国家有“猛博”之外，那些文明的发达的国家，是没有所谓“猛博”现象的，在那些地方，说点真话，谈点常识，不需要那么“猛”，更谈不上“勇敢”。
所以，此时此刻，在我得到了“中国猛博”的荣幸的时刻，我的愿望是看到中国“猛博”们尽快消失——今天“猛博”们需要鼓足勇气才敢说和敢做的，将会成为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与日常生活……
* * * * * * *
我五年前开始写小说，三年前开始写博客，当时其实是在国外从事一个课题研究，题目就叫“是互联网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政府改变互联网”，这些年过去了，他们显然都依然在互相改变着，只是还没有分出胜负。倒是我这个人，却被互联网和中国的现实给彻底改变了。
从三年前心随所欲写点东西，谈点在海内外的见闻，到去年每天上网写博客……自从老大哥搞了个“网瘾”标准后，我简直是提心吊胆，生怕半夜三更突然有人敲门——
等我打开门后，三个彪形大汉立在门外，墨镜，礼帽和黑色的风衣，就在我以为见到了传说中的克格勃的时候，那为首的脸上有麻点的阴森森地说：杨恒均博士，我们是戒网中心的，有人举报，你染上了网瘾，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要对你进行电击治疗……
我现在都不敢见老朋友了，生怕他们取笑我。仅仅五年前，我意气风发，那时已经离我的尽量多地收集世界各地驾驶证的理想不远了（只有到一个地方定居才能报考申请一个地方的驾驶证……），可是现在，我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写博客上了……
我说过，当初写博客只是顺手写一下见闻和感想，写点真话和真感情，没有想到，写了半年，就发现了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来信：杨老师，你为真理而写作和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耶……
真是雷到我了！各位，我写真话是真的，写一些故事，谈一些感想也没错，但我博文中说的那些道理，在我看来——对于我这位在香港和海外生活了十几年的人看来只不过是“常识”而已——到了中国怎么就成了“真理”？我充其量算是一个“小贩”，贩卖一些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里家喻户晓的“常识”，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捍卫真理的杨老师”？
啥叫真理？我们一般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就是“真理”！为啥啊？因为，当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时候，那就不叫真理，而叫常识了。你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前就是“真理”，有人为此被活活烧死了。而现在，这个真理已经变成了“常识”，没有人再去为捍卫这个常识而牺牲了。
从这件事联想开来，就让人感到无限的郁闷了。我在写一些常识，却被那么多网友誉为“传播真理”，我只是复苏基本的人性和勇气，就被赞誉成“为真理而奋斗”，各位，还有比这更郁闷的吗！难道这块古老的土地如此需要真理？还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和常识在这里依然只是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真理部”和“真理报”制造出来的“真理”永远不可能成为“常识”，更不会被民众接受……
如果这是这样，我想提出今天想让“猛博”尽快消失这个愿望后的第二个愿望：我想用自己的博客尽一份力量，尽快在中国消灭“真理”——也就是让那些早就被世人接受了的“常识”不再像真理一样珍贵，珍贵得需要猛博们和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去为她付出代价！
谢谢各位。
杨恒均2009-11-8连州（此文为2009年11月8日在广东连州召开的2009年“中文网志年会”上的发言与讨论内容，有增减）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1月11日讯）独立中文笔会近日致信即将出访中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他促使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并特别关注三位笔会会员刘晓波、杨天水、张建红。
这封致奥巴马总统的英文信中文翻译如下：
在您访问中国前夕，独立中文笔会想请您运用您的影响力，不仅作为一位大国总统，而且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最新获得者，促使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我们特别提请您注意我们会员被监禁的三个案例，其中两人患有严重的疾病。
独立中文笔会有250名会员，百分之六十以上住在中国境内，任务是争取中国的言论自由，并保护我们那些勇敢的同事，而他们正用自己的笔促进中国走向更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刘晓波博士是北京著名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名誉会长，于四个月前被正式逮捕。他已经被关押11个月并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只因为他去年12月??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状况，还因为他写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官员的文章。
作家杨天水先生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6年判处12年徒刑，目前患好几种疾病，包括结核性肠道炎、结核性腹膜炎、糖尿病和肾炎。我们了解到，他自10月以来就发烧，而监狱的医疗条件很差。他迫切需要保外就医，到医院接受治疗，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
第三位会员是作家张建红先生，同样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7年判处6年徒刑，目前患有严重的肌肉坏死症，双臂几乎完全瘫痪。张先生也要求立即保外??就医，以得到适当的治疗。
今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410票赞成，21票弃权，1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您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您为加强国际外交和增进世界各民族之间合作的非凡努力。您使人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为此，我们请??您，奥巴马总统，在您即将访问中国之际采取以下行动：
1）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所有系狱作家和其他良心犯；
2）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的决议做出反应；
3）呼吁中国当局容许杨天水先生和张建红先生保外就医。
总统先生，我们知道您不仅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具有令人钦佩的非凡阅世能力，也是一个仁慈的人，深为关切世界人民的人权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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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现在，俄罗斯已经具有民主的雏形，正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但是，由於转型正义的缺乏，由於强力部门和商人寡头的联盟，由於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对威权主义的习惯，非民主乃至反民主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用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几任总理顾问的米哈伊尔？傑里亚金的话来说，是“从国家头脑中开始的『独裁主义痉挛』让整个国家抽筋”。所以，他在《后普京时代》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追问：俄罗斯能够避免橙色革命吗？
反对派为何无所作为？
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不同，俄罗斯的反对派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无所作为。苏联的解体，并非因为反对派的强大压力，而是因为苏联极权制度自身的失效，以及共产党内部派系的争斗，即以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与以俄罗斯联邦总统、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派以及以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派之间的决裂，最后是叶利钦这一派夺取了权力，并由普京到梅德韦傑夫一直掌权至今。
在东欧国家中，反对派力量最强大的是波兰，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当局决定分享权力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执政的实力；反对派最孱弱的是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垮台差不多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救国阵线的领导层基本来自原来的统治阶层。而苏联反对派的状况，非同波兰而近似罗马尼亚。如果再将视域放广，我们会发现，在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南非、南韩、台湾，都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反对运动”或“党外运动”的历史。在与当局对抗的过程中，反对派在道义、人脉、舆论和组织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这一点是苏联所无法比拟的。苏联的反对派的致命缺点便是：批判有余，建设不足；重於精神号召，疏於转型研究，更缺乏如何执政的训练。
苏联反对派无所作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谁也没有料到苏联的崩溃来得如此之快，大家都以为这个老大帝国会如同百足之虫一样，死而不僵。谁知斯大林主义者们错误地发动自掘坟墓的“八一九”政变，导致苏共成为众矢之的，很快被宣佈为非法组织而遭到解散。原有那些统治层中的精英，则纷纷变脸成为民主派，立即攫取了唾手可得的权力和资源。
土匪亚文化的复辟
早在苏联解体前后，改革派的思想家雅科夫列夫便敏锐地指出：“不能不看到：几千年来俄国历史上佔统治地位的暴力模式还能重新产生疯狂的独裁者和觊觎王位的人。”结果，此后近二十年俄国发展的轨迹被他不幸而言中了：普京便是这样一名应运而生的“新沙皇”。
拜国际石油价格飙升所赐，普京政权一度显得财力充足，大部分民众的生活也有所改善，普京因而获得极高的民望。但是，傑里亚金认为，普京式的繁荣是“肺痨性潮红”，经过普京八年的任期，俄罗斯社会既没有建立起公正的政治经济体系，也没有真正的文化思想和科技的创新能力。
普京政权所依赖的支柱，仍然来自於旧体制。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在《帝国》一书中分析说，所谓“旧体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旧的官僚体系，总人数约一千八百万人，由於反对党从未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所以这个体系仍然无他物可替代；庞大的军队，共数百万人；权力很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民兵；中型和重型的国营的工业企业，包括高度发展的军事工业集团，仅后者就拥有一千六百万名僱员；集体和国营的大农场；几十年灌输给人民以蒙昧观点的意识形态领域。其中，普京最器重的又是强力部门，因为他本人便曾是一名克格勃官员.如今，克格勃虽然更改了名称，但昔日为非作歹的成员们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转型正义自然就无从谈起。
傑里亚金认为，普京政权的实质是一个“军事──警察官僚集团”。他发现，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强力部门的开支（国防、维护稳定和国家安全）超过所有社会性开支（社会政策、教育、保健、文化与传媒等）的一倍还多。他更发现，整个国家的暴力化愈演愈烈，狱中一半的囚犯都受到过虐待，警察普遍蔑视法律、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当国家政权像一个匪帮那样行事，即用纳税人的钱来进一步掠夺纳税人的时候，大部分社会成员也不得不接受土匪的原则、学习土匪的习性，“习惯暴力的实现方式很容易并不易觉察地发展到诉诸暴力的倾向”。对此，傑里亚金并非杞人忧天地指出：“讨好军事──警察官僚集团，只会将其变成国家的实际主人，俄罗斯已经远离美国和欧洲模式，更可能漂向尼日利亚和海地模式。”
另一方面，普京时代继续叶利钦时代对商人寡头利益的照顾。虽然普京打击了几名着名的寡头，但这并不是他有意要改变寡头深切地嵌入俄罗斯社会的现状，而仅仅是这几名寡头挑战了他的权威。普京本人即是最大的寡头之一，他个人拥有的财富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与大多数寡头之间的关系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这个政权虽然经过程序上的选举，但已经失去了服务民众的本质，正如傑里亚金所批评的那样：“如果国家服从於商人利益，除了导致极其嚣张的腐败外，还会把国家变成实现商业利益的一个普通而粗暴的工具。仅仅由於商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客观不一致，国家就失去了履行其社会职能的机会，那么对於授权给它的社会而言，国家的存在也就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今天中国的现状，在这两个方面都与俄罗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中国还维持着一党独裁，所以中国之疾更是病入膏肓。
一个“好的俄罗斯”是否可能？
在普京执政后期，普京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傑里亚金对普京的批评被许多人认为是吹毛求疵。几年以后，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跌落，俄国经济遂遭受重创，普京神话终告破灭，傑里亚金的前瞻性这才让人信服。那么，俄罗斯有没有可能补上转型正义这一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蜕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一个“好的俄罗斯”的梦想呢？
傑里亚金认为：“俄罗斯的悲剧在於，当前的精英层是在偷盗和破坏自己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改变此种格局的办法是：“只有实现政治现代化，从而不仅促使大众觉醒，而且还要对俄罗斯精英层进行整肃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开闢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之路。”目前仍然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国家投资委员会任职的傑里亚金，进而对“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开出了一张全面治疗的药方：在国家制度方面，建立公正的司法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恢复议会的立法权，联邦关系的正常化等；在社会政策方面，医疗保健体系实现正常化，让退休金改革服务於老百姓，制定有长远目标的教育和科学政策等；在经济现代化方面，保障所有权，限制滥用垄断地位，解决大众贫困化，振兴落后地区等。这些建议，对政治转型尚未开启的中国来说，亦有相当之参考价值。
如果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傑夫愿意接受或部分接受这些建议，俄罗斯的重生不是没有可能。他并不愿意成为普京的傀儡。俄罗斯“告别普京”不是没有可能，俄罗斯医治寡头政治的绝症、实现社会的公正性和责任感也不是没有可能。从“贫乏的专制”走向“充满活力的民主与自由”，是实现一个“好的俄罗斯”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反右派斗争，迄今官方的正式定论，见於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场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当年我曾经参加中央国家机关四千人对这一“决议”草案的讨论（担任能源组的组长），有不少人对草案中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说法是提出了质疑的，可是“决议”还是照草案写的那样通过了。关键就在这是邓小平的意见（邓是当年反右斗争中的直接负责人）。根据公开发表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五七──一九八二年卷所载，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杀气腾腾”这句话，邓小平说过多次，其来源出自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当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他的“右派言论”中，确实有“杀共产党人”的话。但是葛佩琦并没有这样说，他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当然没有更正。值得回顾的是，一九九三年葛佩琦病逝以后，新华社发的报道公佈了他是“一二九”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九三八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并且说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蒙受了冤屈”！除了葛佩琦之外，报纸上从未揭露过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人”的话，可见并不能把“杀气腾腾”的罪名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右派分子头上。可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共产党在给自己发动的这一场斗争作最后结论的时候，还要拿党的喉舌编造出的这四个字作为“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根据！
邓小平在那次谈话中还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他当然只能这样主张。否则较起真儿来，落实当年“杀气腾腾”的是谁，此人是不是当真说了这样的话，邓小平整个立论的根据就不存在了。
“历史决议”在肯定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前提之下，承认它也有扩大化的缺点.所谓“扩大化”，也就是有五十五万多人本来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受了委屈，吃了苦头.这样来认识共产党在反右派斗争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上的错误，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呢？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讨论“决议草案”的时候，党中央还刚刚开始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那时，在许多方面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延伸，党内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确实也受到时代的局限。而现在有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参照，回过头来看，事情就很清楚了。今天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打击了多少右派分子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过打击这些有思想有见解又敢於讲真话的人，批判了他们的主张，而那些被批判的主张现在看来，都是有助於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例如法学界主张的独立审判、无罪推定，经济学界主张的引进外资，许多人要求民主执政，等等，在斗争中都通通被划为反动言论。这种颠倒是非的批判，必然地迟滞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首先就是这一条.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而一年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就实际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上去了，以后一路走到“大跃进”和最后的登峰造极“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深入研究这一事件，就可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完整的、深刻的瞭解。就是今天遍及全国上下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也与这场斗争的遗产不无关系，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正视、彻底清算反右派斗争错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恶果。为了促进我国早日实现宪政，按照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律健康发展，反右派斗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由於官方的有意封锁，甚至於销毁原始材料，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收集有关反右派斗争的资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旅美学者宋永毅、丁抒、周原等人和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一起，用了数年时间，制成了反右运动的数据库光碟。我只大略浏览了一下宋先生的文库目录，即很有收穫。例如，许多批判右派文章的作者，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重要成员.又如那许多右派言论，就是在五十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那些知识分子当年的忧时爱国之心，看出他们的责任感、正义感，所谓的右派言论都是切中时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珍视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这批所谓右派分子在那个年代显示出的独立思考之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薪火相传的，是国家的希望之所在。我近年来一再大声疾呼的就是三件事情：“把中外历史搞清楚，把理论（主义）搞清楚，把我们这个党搞清楚，从而正确认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现在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了，我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十分落伍了，不会使用电脑，常常有热心的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为我送来打印好的网上的信息和文章，知道电脑、互联网是了不得的东西。我相信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对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是件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这个光碟肯定会为今后的研究者大大地提供方便。宋永毅先生和这个文库的顾问和编委们，是非常值得我们感谢的。
反右斗争时，由於自己的社会经历，尤其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坐过一年多牢，是很不赞成这样干的，在我主管的单位中，打的右派分子为数不多。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在水电部还打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对反右派有意见是罪状之一。我研究过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特殊反感，他在早年就已形成。二○○八年第七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我的万字长文──《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其中对这个问题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然，由於种种条件的限制，特别又是在大陆以外做这个工作，收录进数据库的原始材料尽管有上万篇之多，但仍然是难以完整的。我自己随这篇序言，为数据库补充一份水利电力部党组“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关於『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我以九十二老叟之名，希望海内外所有同这场运动有关联的人们，大家都来关心这件事，提供自己知道的原始材料；也希望宋永毅先生和数据库编委们能借助於现代计算机技术不断增补再版，建立一个日臻完整的“反右运动”、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的数据库。
二○○九年十月十日於北京
G20匹兹堡峰会召开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晤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时说：中国将继续採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萨尔科齐对此表示讚赏，认为“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前，欧美国家表示将逐步结束政府救市政策，避免引发严重通胀，并且拟定在G20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
中国为什么要採取“逆对全球风向”的政策呢？这里面有着複杂的国内背景与国际关系考量，但最主要的是中国国内就业压力巨大所致。而就业压力又非胡温执政以来形成的问题，实乃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滞后反应。因此，早在朱鎔基铁腕掌控经济改革之时，对此也徒唤奈何。比如，在一九九四年他就对美国商务部长霍伯特？富兰克林说：“确实，人口太多是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
诸多政策目标难以协调
十五年前，朱鎔基的坦言是面对富氏的质疑，后者称：朱雄心勃勃的改革已经造成了增长放缓、失业上升等后果，此种后果给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挑战”。
十五年后，相互冲突的挑战并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相反，由於拖延政治改革使挑战性问题越来越多，高压社会下掩盖的问题也有“反攻倒算”之势，如经租房政策的违宪问题，又比如核试验军人的待遇问题，以及解聘民办教师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不一而足。於是，改革就陷入悖论状态：越不想改，旧问题反映上来的就越多；而稍一改革，就会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强烈抵抗。不能正式抵抗的就採取变相抵抗方式，如体制内改革派学者们所致力推动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并未获得通过.应当说，这是让“改革”一词最为蒙羞的结果，也进一步地降低了执政党的总体合法性。
同样，在全球危机对中国影响日渐深刻而不是官方学者鼓吹的回暖与企稳的情况下，只有靠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来维持就业率。这样，就必须以增长压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设计要大打折扣。其实，“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朱鎔基时代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冀以高科技含量替代粗放投入产出模式的设想。仍然由於“最伤脑筋”的因素之制约，“转变方式”最后不了了之，以至於成为今日胡温的负资产.因此，中央经济政策设计中不愿把信贷资源分配给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是有其本质性考量的，至少怕带来进一步恶化的环境后果，从而使“转变方式”的升级版之“科学发展观”全面失败。
信贷人权缺失下的产能过剩
中国存在严重的信贷人权问题，大量的分散经营者（如投资三至五万元的就业型店铺）没有获得国家银行低价信贷的可能，只能依靠传统亲友关系筹集季节性需求资金，或者甘愿借高利贷.相反，国企凭藉身份优势可以取得大量的低价信贷.在模拟市场利率测算中，中小民企的贷款利率水平是大型国企的二点五倍，大型国企的信贷运用效率低於中小民企百分之六十之多。如果按现行金融结构算出平均市场利率，让国企按这个利率借款，除了电信行业外，国企几乎没有一家能赚钱的！
国企的生存是建立在对信贷人权压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中国大力鼓吹人民币国际化而又不敢实行市场化利率的根本原因。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储蓄利率的大幅度上涨，从而使国企靠存款人贡献的利润完全丧失。简单地说，国企今天的赢利完全来自於对居民储蓄收入的掠夺，是居民不得不出让的储蓄资产收入喂饱了国企体系。
当然，中国国企的生产能力还是相当巨大的，这也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最大动力源。依据官方公开数据测算：到二○○九年九月底（即前三季度），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三，过剩量约为二点五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四，过剩量为四点八亿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百分之七十六；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百分之六十三。
危险的无限制投资
中国海量信贷刺激经济增长，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暨其广义之“科学发展观”成为不可能。现仍据官方公开数据测算：二○○九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百分之九十，比二○○八年前三季度的幅度增长了约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到二○一三年初，有百分之四十的投资形成生产能力，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百分之二百。由此将造成大量企业停工现象，估计将有七千五百万人失去就业机会。剔除农民工的因素（约为二千二百万，因其有土地生产资料可凭），城镇人口失业纯增量将达到五千三百万.依据目前官方公开的失业率进行推算，二○一三年底的中国失业率将达到百分之三十五。
到那时，中国的全面社会危机将不可避免。政府可能要将手中的储备物资（如粮油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百分之六十用於社会救济，不如是，就要实行“社会重新公平”，如更换新的货币、全民财产实名制而不仅仅是官员财产登记。另外，一直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也会变成社会骚乱.因此，从现在到二○一三年不仅是经济危机酝酿期，也是政治改革生死选择期。
就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道德来看，进行大规模投资并非是为了促进就业，至少不是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标，而是为了维持“吃饭财政”的存续.初步测算：中国地县两级政府的财政自给率尚达不到百分之五十，大量的维持性费用要靠罚款、收费来源。此外，环保控制一降再降，初步测算：全国约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新上项目不符合环保要求，约有百分之二十五没有环保审批手续.因此，为了让“科学发展观”保住面子，北京在九月初重掀的“环保风暴”，结果很可能不甚了了。
据新华网报道，二○○九年十月，中国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於是税务局拨出大把银子，宣传部派出精兵强将。女士们衣裙飘袂，男宾们西装革履，一窝蜂涌出国门，其阵式规模，简直就是“次奥运”。
就在全世界人民翘首主宾国的风采时，会展上发生了“退出门”事件。退出原因不是书展上有二颗定时炸弹，而是来了二个中国同胞──男男女女板着铁青的脸，迈着整齐的步伐，如串在绳子上的蚂蚱退出会场，这是主宾国献给世界人民的“愚人节节目”。他们不是拖着辫子的遗老遗少，而是拖着绳子的木偶。绳动则木偶动，绳止则木偶静，绝对“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是这群木偶，垄断了中国文坛，霸佔了所有版面。老子，孔子，墨子被他们代表了；唐彩，元曲，明瓷被他们代表了；十三亿人民的精神食粮，也被他们代表了。谁要不想被代表，迅速遭到专政的铁拳。如果有“好事国”来“折腾”，立马发表严正声明：你们这么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天哪！真把自己当成十三亿人的图腾了。
宣传部信誓旦旦地说：“现在的中国文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我的《红楼女囚》登上网络不久，“留言板”就被“和谐”；接着文章三天两头“躲猫猫”；当奥运来到时，打开号称“思想集散地，精英大本营”博客中国时，只“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乾净”的局面。
匹诺曹这小子，只要一说谎，马上长出鼻子。宣传部制造了六十年谎言，鼻子早就发展得“粗而厚，重而长”。国人望鼻兴歎，回天无力；外邦视鼻无睹，见怪不怪。正因为此，鼻子和中国GDP一样，以几何级的速度，继续增长.
“谈六十年成就”，为什么不谈六十年中的饿殍遍野；“谈三十年改革开放”，为什么不谈三十年来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展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什么不展示震惊世界的六四屠城？“一年内举行六百多场活动”，这是什么活动？这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是罂粟花下的派对。请问参展文人，对废墟下的亡灵，你们何尝有过悼念？对毒奶粉残害的婴儿，何曾有过关注？对被瓜分的集体财产，对权贵圈钱圈地，何曾有过诘问，抗议？有的是《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文学；有的是用身体写作的《上海宝贝》；有《幸福》中的王兆山；有《眼泪》中的余大师。但是没有《古拉格群岛》，没有维奥尔的《一九八四》。文学的使命，不就是见证历史，鞭挞罪恶？如果六十年如一日地“自己歌颂自己”，“一九六家出版单位”岂不是小丑的插科打诨？“七百多种、总码洋达八十七万余元的参展图书”岂不是戏子的说噱逗唱？这与其说是书展，不如说是“焚书坑儒”后的庆典。
奥巴马说：“我们不能容许一个使更多人被剥夺机会与尊严的世界”。在中国，异议作家或流亡，或封杀，或高墙电网.一片萧杀的寂静中，有个声音在呼唤：“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我来到世界，就是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