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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消费率与“过剩”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它除了与经济形势及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关外，还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 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 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 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提要：就中日关系而言，一般说来，在中国，民主党被看成是比较“亲中”的政党。这一方面是由于小泽其人的外交主张，另一方面，与小泉政权时期中日交恶时，中方对民主党的“期待”有关。

刘柠（以下简称“刘”）：至于说到民主党的安保政策，特别是涉及中日美大三角的一些问题，尚有不透明之处和不确定性因素，需进一步观察、分析。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你有哪些判断？

加藤嘉一（以下简称“加藤”）：首先，中日美是否是个“大三角”，我始终是比较怀疑的。中日美关系本身的“大”是毫无异议的，是21世纪最大的三边关系。至于三方或各二方，就是中日、美日、美中，是否平等或对等的角色和关系，很难定论，它在我看来是名副其实的“动态”（dynamics）关系，任何一方关系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对您说的“大三角”产生着实际的影响。

其次，我认为，假设民主党上台，中日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未变，或者说，即使有变，也不是因为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民主党在7月27日公开发表的《政权公约—MANIFEST》当中提到，“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继续强化日美关系”，至于日本要不要在日美关系上占据更加独立的地位，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基本上会继承“现实路线”，也没有具体提及“修宪”议题。

根据这一正式材料判断，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曾提出的“等距离外交”理念，即日本把美国和中国视为对等的外交对象，并在保持等距离的前提下展开政策，是站不住脚的。我不知道当时的小泽发言是否代表民主党的方针，但毕竟是党首的主张，理论上是代表民主党这一组织的。当时，这一主张遭到了美国方面的严厉批评，美国当局认为，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有着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的，它又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战略基础，怎么能与中国的关系等同起来呢？

据一些内部消息，后来小泽丑闻曝光而辞职，与美国方面向日本政局施加的压力不无有关。反正，即使民主党获得执政权，无论谁是首相，日本今后的对外政策将依然坚持以日美同盟为牢固基础，同时处理好与亚洲的关系，主要是对华关系。

走出战败，回归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日本坚持的外交总方针无非是“外交三原则”：1.联合国中心主义；2.自由?民主主义与自由贸易体制；3.亚洲的和平——以及“日美同盟与国际协调”。按照我个人的判断，其优先顺序为：1.日美同盟；2.亚洲外交；3.联合国外交。虽然日本决策者尽量在尊重3的前提下平衡1与2的关系，最近日本的对外政策实况也越来越呈现出三者之间的“均衡”。福田康夫前首相针对中美日关系提出的“共鸣外交”也是一个道理，但还是体现着日美同盟为基本框架，发展对华关系的行动方针。因此，我认为，民主党上台后的安保政策也将基本继承原来的战略框架，只是在表态上有所区别而已，包括日本参加印度洋补油的问题，民主党最终做出了“妥协”，在《政权公约》上也没有表示反对补油，7月29日鸠山由纪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的立场是明年1月以后不延长给印度洋的补油”，这是考虑到“拉票”的表态。

不过，至于所谓“靖国问题”，民主党在《政治公约》上提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有问题的”。8月3日，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在接受中国驻日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若民主党执政，将不参拜靖国神社，也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对中日关系，甚至对中美日关系的基本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民主党也承担着一定的国内风险，他们做出这一表态，我个人是有些惊讶的。毕竟，“因遭到中国的指责而不参拜靖国神社”，在一般国民看来是“不坚强、不靠谱”的领导。美国方面也不欢迎中日在历史问题上出问题，导致混乱。您觉得，假设民主党获胜后，日本的对美、对华政策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刘：在民主党的安保政策与对外关系问题上，我基本赞同你的判断。我个人也注意到民主党高层在早些时候的表态与《政权公约》出台后，写在书面上的“承诺”之间的落差，而且这个落差可谓不小。譬如，从曾几何时的“日美中等距离外交”，后退到“构筑坚固而对等的日美关系”，原来的“等边三角形”中，中日这一边便缩了水；还有，《政权公约》中所谓“确立主体的外交”的提法，其实也无非是旨在拉拢选票的煽情表达而已：地球人都知道战后日本外交存在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这是历史造成的，也与日本外交长期以日美同盟为柱石有关。从中美建交时对日本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的“越顶外交”，到其境内美军基地的迁移及费用负担问题，都不是日本说了就能算数的问题。但提出外交主体性问题，触到了国民的兴奋点上，煽情则煽情矣，但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似不容乐观。

中国有句古话：“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政治家多“君子”，台下一套，上台“豹变”的政客屡见不鲜。前首相安倍晋三持“美丽国家”论的强硬主张，受到多少喝彩，可一俟上台，却率先实现了对北京的“破冰之访”。民主党还没上台，蜕变就已经开始了。据说，在各种场合，包括小泽一郎在内的民主党高官，已分别接受了美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等的“面试”，至少在表面上，华盛顿似乎已经放下心来。而这种放心的背后，无疑意味着民主党从过去立场上的后退。

就中日关系而言，一般说来，在中国，民主党被看成是比较“亲中”的政党。这一方面是由于小泽其人的外交主张，另一方面，与小泉政权时期中日交恶时，中方对民主党的“期待”有关。中共以中联部为窗口，与民主党的接触早在民主党的前身、旧民主党结党之初的1996年就开始了。其后，在不同的时期，民主党代表团的访华，均得到北京方面最高规格的接待，这的确体现了中共对“后自民”时代，可望担纲政权的民主党的前瞻性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上台，中日关系应不至于变坏。

不过，小泽其人虽然在历史问题、靖国参拜等问题上令北京放心，但在诸如东海问题、钓鱼岛等问题上则持颇强硬的立场，加上前党代表前原诚司的“中国威胁论”等鹰派持论，诸如此类的民主党对外政策中的保守底色，届时是有所收敛，还是日益放大？这些还都是未知数。但受制于意识形态、制度差异，又处于全球经济大萧条、各自国内现实问题成堆的时期，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如北京所期待的那般琴瑟和谐。让我们拭目以待。

加藤：“靖国”两个字事实上纠缠着日本的内政与外交，错综复杂，对中日关系来说，则是牵涉到两国能否正常交往的“底线”。两国领导人将谨慎对待这一底线。就东海、钓鱼岛问题而言，也是牵涉到主权与民族尊严的长期性问题，不可能在一夜间得到解决。那么，对于某些政客的暂时强硬论或情绪论，两国舆论最好不做过度反应，让两国的外交部门与其他部门携手踏踏实实地展开谈判，以期到时候有英明决断力的政治家来加以处理。

就像您说的，两国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制度差异，在全球大萧条的形势下面临着众多国内问题，在如此艰难而不确定的时期，带着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恐怕无法得到解决。但反过来看，正因为两国都处于困境，合作的动力和需求将比平常时期更加突出，也是必然的逻辑。把如今的大萧条视为抑制冲突和矛盾浮出水面的大工具、在双边、多边外交框架内展开合作的机遇，才是有智慧的做法。

谢谢您，刘老师。

刘：谢谢你，加藤君。

一次上街，遇见处理的洋娃娃。我特别挑一个模样挺夸张的黑人娃娃，因为想让孩子知道，这也是他的弟兄。我们给他起名撒母耳，去年底，改为奥巴马。

电影中，戴夫是棒球教练。孩子们发生争执，戴夫问，我是什么种族？孩子说，是黑人。不，戴夫教训他们说，知道金牧师吗，他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是黑人。地上只有一个种族，就是人。但人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

后来，戴夫转头向同伴承认，话不是马丁.路德.金说的，是我编的。其实准确点说，这话是原著作者、另一位黑人牧师T.杰克斯说的。

杰克斯牧师的教会，是“美国十大超级教会”之一。参加周日崇拜的会友超过3万人。他主持的辅导机构，致力于帮助酗酒和吸毒者。他也创办了电台、电视台等许多基督教媒体。2001年，他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被称为“下一个葛培理”，“美国最好的传道人”。2005年，在一项全美50位基督教领袖的名单中，布什总统排第8，葛培理牧师排第3，杰克斯牧师排在第1位。在2007年，一份妇女杂志列出“前25位最有影响力的非洲裔美国人”。当时的奥巴马，也排在杰克斯牧师后面。

《时代周刊》说，杰克斯影响了美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很难想象这位著名的宗教和社会领袖，同时是关注婚姻家庭题材的小说家。《难以破碎》是他第二部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开头，牧师拿一根绳子，主持婚礼。说婚姻是三股绳子，两股是你们。你们今日如何相爱，明日必将如何经历怨恨、猜忌和试探。因为你们不过是两个宁愿彼此相爱、却没有能力彼此相爱的人。第三股是上帝。当基督的爱与你们的爱，合成一根绳子时；你们明日的危机如何大，你们的婚姻也必将如何地难以破碎（not easily broken），如《雅歌》所唱，大水不能熄灭，众水不能淹没。

说完，就把花花绿绿的绳子，披在戴夫和克拉莉丝身上。

最近两年，有好几部描述基督教婚姻观的电影。我和妻子在夫妻小组或婚姻辅导中，都推荐夫妻或恋人们观看。一是去年的票房黑马《消防员》，一是罗宾&#8226；威廉姆斯的《结婚许可证》，前者说，只有个人生命的重生，才能带来婚姻的重生。后者把一般教会的婚前辅导内容，拍成动人的教科书。西式婚礼在我们这里，也成为风尚了。电影描述了教堂婚礼背后的信仰实质。对许多人来说，“神圣”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氛围，并不是爱的泉源。仿佛婚礼的仪式，可以帮助恋人们，在瞬间捕捉永恒的影子。信仰呢，信仰只是摄影师的修辞，爱情的蕾丝花边。

在“盟约式婚姻”（Covenant marriage）的观念中，婚礼是对一个婚姻誓约的宣告和见证。意思是说，你相信婚姻的意义，超过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所以对一个负责任的传道人来说，不可能不经过对新人的婚前辅导，了解和建立他们对婚姻盟约的认识与信心，就胆敢奉上帝的名，宣告和见证那个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誓约。更不敢把教堂当行头，来表演一场婚礼。因为那摆明了是假见证。

在一个世俗化和个人主义的时代，基督徒的婚礼，可能令人莫名其妙的感动。但背后的婚姻观，和由此带来的婚前辅导（电影夸张地称为结婚许可证），却是奇怪和保守的。通常会有一对基督徒夫妻，与决定结婚的恋人，定期的彼此协谈、认识、陪伴和辅导。电影把这个过程喜剧化了，叫人发现，其实婚前辅导涉及的每个部分，都那么有趣，并与婚姻中的生命关系，血肉一般相连。

去年夏天，在加州一间教会，我意外遇见毕业12年没见的大学好友。他说，将来回国，要做两件事。一是从事婚姻辅导，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二是坚持给小费，尊重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我们数算往日的同学、老师，婚姻破裂的已有4、5对。张锐提到他们就流泪了。那个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为自己在友人生命中的缺席，深感亏欠。

法律上称为“近亲属”的范围，就是婚姻辅导上所说的“原生家庭”，通常是罗马法算法的“四等亲”，或中国算法的“三代亲”。以这个范围算，我的原生家庭，离婚的次数已高达6次。离婚比例约50%.杰克斯牧师有个观点，我也很同意，今日世界最大的衰败，是婚姻的衰败。国家越强盛，婚姻越脆弱。人若不能对最亲的人付出爱与饶恕，又怎么可能爱国家、爱仇敌。人若不能不断地接纳最亲的人的一切，又怎么可能接纳这世界的变化。

另一个牧师说，我也很同意，这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男人不负责任。在家庭中不负责任，又怎么可能在公司和政府中负责任。家庭若不能得安慰，国家又怎能有盼望。我们的问题，是只对自己的感觉负责，不愿也不能对自己的意志负责。这几百年的世界文化，在两个极点之间挣扎。一是人文主义，对人性包括理性、智慧与意志的自信心。另一个是宗教改革对人性之自足、自得、自信的无情的否定。用两句针锋相对的话描述，一是从尼采到法西斯的名言，“意志的胜利”。一是马丁.路德的名言，“意志的捆绑”。

杰克斯牧师说，夫妻二人，“不过是两个宁愿彼此相爱、却没有能力彼此相爱的人”。这话正是后一种世界观的产物。戴夫和克拉莉丝各有理想。戴夫是棒球选手，受伤退出后，梦想就是训练那帮孩子，忙得顾不上家。克拉莉丝工作更卖命，是金牌的房产经纪人，一心成就辉煌，没时间生孩子。

圣经是这样描述婚姻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包涵了四个要点，即无条件的接纳、在依赖和忠诚上对原生家庭的离开、情感与思想在盟约中的合一，及身体在性爱中的结合。合一的意思有两个，从结构上看，身体和灵魂都要合一，性才是最美的礼物，不然性就是一种咒诅。从比例上看，是全然的、100%的委身。结婚的意思，就是世上的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我妻子，一种不是。对恋人来说，这是甜蜜的情话。对基督徒来说，却是一个弥漫在婚姻中的誓辞和蓝图。

这么说，戴夫和克拉莉丝的婚姻，其实只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分别持股50%.这是牧师的小说，基督教的电影。关于他们如何向着一个人的生活死，然后在两个人的生活中复活。

2009-4-20

 

1989年6月13日，艾鸽因书写《就北京64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书》，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逮捕，并判刑两年半。艾鸽在逮捕证上写下：“有罪的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此诗为首次发表的狱中诗笺之一。
 
 
我只身孤影地站在这里
望着天空终于缩小成一脉黑洞
一只只弹孔留在了子夜
历史萎缩着冒出袅袅青烟
手铐铁镣咆哮着 交出来吧
笔 良心 和你的眼睛
 
我只身孤影地站在这里
等待着身体流出血液
如果还需要一朵玫瑰作伴
就把我的心也放在上面
即便冷冰冰的枪口用子弹发问
我也永不向专制下跪
 
我只身孤影地站在这里
倒下的都是罪证
活着的都是人证
孤独与死亡都无法阻挡
我要在真理的额头上留下吻痕
在她的怀抱中款款抒情
 
我只身孤影地站在这里
却看见了火烧云漂移
无数个朝代都写不出一个人字
奢侈着的是人的代表
如果那是太阳里的黑点
我要去把它挑了出来
 
我只身孤影地站在这里
不认可强加给我的枷锁
思想是我的精神财富
谁也无法将它掠夺
如果有一天你想招安
先把自由还给人民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地给他上货。

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过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为人处世，一股子乡土味道，根深蒂固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早已把那点精气神消耗干净了，亲贵更是如此。庆亲王奕劻最大毛病，是好货贪财，因此，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劻却始终不倒。比奕劻更明白事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劻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劻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振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来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名妓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嘻嘻哈哈，一笑置之，都习惯了。可能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御史参了一本。好在，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也就是骂了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

然而，过了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可惜，走红的杨翠喜，也只是其养父的摇钱树而已。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劻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到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于是，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劻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却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公元1644年，岁在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崇祯煤山自缢，大明王朝灭亡。大约一百天后的七月初八日，入关的满清政权发布诏令，指责明王朝行“弊政”、“疵政”，加派“三饷”害民：“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此外，官方“召买粮料”只给百姓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交纳衙门之时“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在“弊政”、“疵政”之下，“百姓困穷”，没有活路了。既然明王朝让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它就不配享有上苍的眷顾，灭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后来者往往指责前朝行“弊政”、“疵政”而失去天意、民心，自己取而代之，简直是替天行道、为民做主。然而，这类言辞不过是为争天下而制造舆论，是一种争取民心的统战技巧罢了。

除了指责前朝不能善待老百姓，这类统战策略更重要的还是要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本朝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这份诏令前面指责明王朝“三饷”害民，后面就是宣布“我朝革命，首除三饷，与民休息”，从本年开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之下，当国者的统治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它只能通过给民众以经济实惠，或者说，限制政治权利而通过经济权利来弥补。而经济权利的弥补方式，又只能是轻徭薄赋的“善政”（或曰“仁政”、“德政”）。但实际上，皇权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政”。许多史料证明，满清政权虽然发布了废除“三饷”诏书，但“三饷”至少是辽饷实际上并没有被废除。

除了这份诏书，清代最引人注目的“善政”举措，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永不加赋”。那么，清代做到“永不加赋”了吗？“永不加赋”是针对农业税而言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从康熙后期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农业税保持了一个定额，的确没有增长。但是，这只是正式税收，而不是指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实际负担，除了正式税收，还有非正式税收，即税外收费。

康熙时代，税外收费已经很严重了。一位名叫陆世仪的官员曾经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漕粮的正式税额是400万石，但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却高达1400万石，这多负担的1000万石，只能算是加赋，而且远远高出正式税额。所以，即使国家正式税收没有增加，都不能说明没有加赋。更何况到了晚清，面对财政压力，国家正式征收的各种农业附加税远超正式税收，如四川在康熙后期的田赋正额不到67万两银子，而到了清末则实征420余万两，“永不加赋”的祖训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康熙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为了博一个仁政爱民的美名，一方面宣布“永不加赋”，一方面对官吏税外收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雍正接过权力棒，他觉得不能再听任地方官员们胡作非为，而要定一个规矩，限制征收额，同时改费为税，这就是“火耗归公”改革。这项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质疑，因为“火耗”的性质是“加赋”，“归公”等于承认了“加赋”的合法性，而这是与“永不加赋”的承诺相违背的。

质疑者说：“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这个质疑后来一再得到验证，雍正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在接位之初，都有官员提出类似“火耗归公”的建议，实际原因，就是费改税后，又有新费产生，越改越多，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客观地说，社会在发展，物价在提升，一个王朝不加赋是应对不了社会变化的，所以，关键的地方不在是否加赋，而在加的赋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为增加公共服务，还是为官吏个人私利？应该反对的，是后者。而中国历史上的加赋，恰恰是后者。

中国古代从皇帝的圣旨，到儒家学说，都一直在讲要行善政，然而善政却一直如镜花水月，无法兑现。此中缘由何在？对此，梁启超看得很透彻，他指出这种思想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儒家论善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说到底，他们论证的只是理应施行善政，而对当政者不施行善政应该怎么办却束手无策。要实现真正的善政，靠的显然不是当政者的善意或承诺，而是要有使之必须行善政的制度安排。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北宋名臣范仲淹一件轶事：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丞相）后，取来官员名簿，审视各路（略相当于现代的一省）不合格官员，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弼平时以“丈”尊称范公，他在旁边看到，便对范仲淹说：“丈（老先生）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于是将这些不合格官员悉数罢免。

这个故事当然能说明范公有体恤民情的情怀，澄清吏治的抱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然而对被罢免官员心存同情的富弼，也非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员，他同样是一代名臣，功绩不亚于范公。他任地方官时，积极平反冤狱；出使辽国时，据理力争维护宋室权益；当宰相时，对王安石变法中急躁冒进、用人不当，毫无保留地反对。富弼不同意范仲淹如此大规模地罢免庸官，和他反对王安石“青苗法”一样，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或许你可以指责富弼保守，甚至有“官官相护”的嫌疑，但在宋代乃至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官官相护”确实有其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某个能臣或者明君，若以理想主义的态度，想进行剧烈的变革来改造这种文化，多半是铩羽而归。

富弼同情被罢免的官员，并非就说明他不问民间疾苦，他如此劝阻范仲淹，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大规模地更换官员，并不能当然地改变地方的民生，因为制度的惰性，会使有锐气有才能的新进官员很快变成贪官和庸吏；二是“一路哭”和“一家哭”相比，前者虽然人多，范围广，但不如后者更能引起同为文官集团一员的物伤其类之感，说白了，这就是“阶级感情”，同一个共同体中，有共同语言，更能相互同情与理解。

以北宋末年为历史背景的《水浒传》中有一个情节：杨志失了押送进京孝敬太师的生辰纲，京城要求限期破案的文书下到案发地，当地府尹心急如焚，对缉捕使臣何涛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这番话，古今为官者恐怕都能予以同情之理解。尤其自隋唐科举制实行后，一个平民子弟出仕后，有平民所没有的种种特权和社会声望，但绝大多数人付出了难以为外人道的艰辛。不用说“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攻读，还要有天资、运气等等。如这位敢于向庸官开刀的范仲淹，现在还流传他“画粥断齑”的故事。因此，在帝制时代，为官者因犯错被削夺官籍，不但失去了种种特权，社会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这种惩罚对官员的严重程度，恐怕不亚于一般百姓被判处几年徒刑———把玩得正高兴的孩子手中的玩具拿掉，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古代的刑事制度中，专门有一条叫“官当”。官当起源于《晋律》中的“杂抵罪”，即用夺爵位、除名籍和免官来抵罪。在南朝的陈出现了正式的“官当”名称。官当直接为官员的特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犯的是公罪，还可以多当一年。一般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后可以当徒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徒一年，所以，犯公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当三年。如果现有的官品不够当罪，还可以用历任的官品来当。如果以现任的官品当罪有剩余，就不再罢官了，交铜进行赎罪即可。如果所有的官品都加上，还不够当罪，就罢官，剩余的也交铜赎罪，不必执行刑罚。

既然“官当”都能成为明确的法律制度，那么“官官相护”也就是一种官民都司空见惯的流行文化了。除政敌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是皇帝一定要严办某位官员这两类案件外，一般的官员犯罪的案件，负责处理的官员总会想方设法为其减轻惩罚，这不仅是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官场的潜规则。史书中有名的酷吏，如张汤、来俊臣之流，他们的“严酷”更多的并不是针对老百姓，而是则对同类———官员，有些被他们严办的官员还是昨天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同僚或朋友。因为他们对同类严酷，所以才成为官员共同体最不能原谅的“败类”，不但没有好下场，而且死后身背骂名载入史册。戏曲《铡美案》，和小说《水浒传》一样，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时代背景是真实的。秦香莲带着孩子，上访到包公那里，包公看到事涉当朝驸马，第一个念头就是息事宁人，打发三百两银子让秦香莲回家———可见“官官相护”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没想到秦香莲一句唱词击中了他的软肋：“人言包相是铁面，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这句话对他打造许久、赖以立身的“品牌”———“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简直是颠覆性的。此时，和自己的公共形象相比，官官相护便是其次了，所以一咬牙铡了陈世美。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历史上的清官，多数是“酷吏”，因为要想当包拯、海瑞这样的真清官，有时不得不违反官官相护的潜规则。

有两句古代的法律俗语常被引用，一句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句是“刑不上大夫”。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大官也罢，庶民也罢，杀人了，都是杀人罪，不可能是杀狗罪，而区别是同罪不同刑，老百姓犯了多半会偿命，当官的犯了，可以开除官籍来抵死刑。

凡一个社会还是因人所掌握的公权力不同而导致私权利有差别的等级社会，那么“官官相护”和“官当”一定会存在，哪怕经过改头换面。

大右派喊出了小左们的心里话……

 

我的爷爷是拥有三十亩地和近十头耕牛的小地主，我的老爸从1949年参加工作起就是排名“臭老九”的中小学教师，可想而知，地主家庭加上教师身份，天生一个右派。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文革中人家把老爸当右派修理，我觉得一点也不冤枉。如果你没有见过我老爸，看看我这“无出其右”的德行，也应该明白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今天陪老爸吃饭后送他上火车，他告诫我注意安全，又和我讨论起中国局势，说到后来，这位最近一直教诲我做人做事写文章一定要平和客观的老右派突然压低嗓子放言道：儿子，中国又快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啦。

 

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会这样想？老爸说，不是我这样想，我活了八十多岁，越看越不对头，再这样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不，现在是打富豪分房产……

 

我警惕地打量老爸，看到他两眼比我的还炯炯有神，排除了老年痴呆和大脑错乱的可能性。他看到我今天第一次集中了注意力，也来劲了，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想当初你爷爷也没有犯啥事，就是拥有靠劳动挣来的三十亩良田和几头身强体壮的耕牛，人就被打倒了，田地就被没收了，这还不说，在文革中，我们全家人继续为三十亩地和几头耕牛遭罪。其实，那三十亩到现在几乎成了不毛之地，那几头牛分给村民，谁也没有富起来啊。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看多少贪官污吏，腰缠万贯，几个是靠合法得来的？如果再来一次打富豪分财产，我们中国老百姓不就一下子真正富裕起来了？

 

我差一点被老爸的话雷昏过去！我的地主老爸，我的臭老九老爸，可是我认识的最顽固不化的老右派啊，可是，今天他竟然口吐狂言，像一个小左愤一样说出这样的话？  

 

父亲可是亲眼见到自己的家产被没收过的，虽然经过60周年的改造，加上我常常用他家的三十亩地和几头耕牛讽刺他，说如果当初不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把他赶出了农村赶上了革命的工作岗位，我现在也许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给我爷爷留下的三十亩地施肥呢，可我看得出，老爸对那种分田地的做法还是有一定想法的，我想这也成了他右倾的根源。

 

问题在于，在活了八十年后的今天，他竟然说，他此时此刻看到的中国唯一的出路，竟然是再来一次打富豪分财产……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们

 

然而，我却能够理解父亲，这和我对中国左右两派的观察也相吻合。在当今大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基本上都算是有理想有理念的派别，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当今社会现实的看法大同小异，对贪污腐败的痛恨都咬牙切齿，以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都特别强烈。差别在于，左派们在看到这些问题后，总是回头在历史上搜寻答案，眼光始终没有放到960万平方公里以外，于是他们怀念几千年前的圣君明主，意淫毛泽东时代的清正廉洁。

 

当然，虽然被一些网友喊成“大右”，我其实对右派，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也是有所保留的，例如他们的眼光倒是前瞻的，能够看到中国以外，特别是能够透过历史看到未来，甚至有些人开始仰望星空了，可是，在对很多具体事情的处理上，他们对脚下的路和身边的人，往往忽略了，至少关心不够，使得他们自己和老百姓疏远了起来，到最后，他们又反过来对老百姓失望了。

 

我认为中国左右派有很多可以坐下来商谈的地方，而最需要商谈的是他们的最大分歧：中国，路在何方？

 

作为一名传说中的“大右”，我认为作为人类社会一部分的中国，大方向无法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注定了的。问题在于，我能够劝说我周围的人也认定这个方向吗？从老爸身上，我看到了很多无奈。虽然前半辈子，老爸一直在教诲我，但他的后半辈子，就开始接受我的影响了。父亲毕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对现实的认识也很清醒，对人性也有很深的认识，问题在于，他不但没有在海外生活过，对西方民主完全不懂，也没有看过什么海外的书籍，甚至他这一辈子所接触的海外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靠喉舌媒体传给他的。所以，在老爸对现实越清楚的时候，他对未来反而越没有信心，他唯一可以寻求答案的地方时历史，中国的历史。难怪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得出的从来没有被颠覆过的教训和经验：过一段时间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

 

最让人震惊的不是父亲有了这种想法，而是父亲说这话的语气。他不再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不再带着一种宿命的悲观的口气，而是带着一点希望，一点期盼。天啊，如果说连我右派老爸都认为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不是万不得已，而是历史的大势所趋，甚至是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的唯一办法，那就实在不好办了。

 

我太没有用了，我连自己的右派老爸都不能说服，我还能干啥？我告诉过他多少次，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在过去一两百年里，随着科技的发达，思想的进步，已经找到了彻底走出历史悲剧的办法，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和宽容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这个世界上也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依然在惊恐中等待无法避免的“打土豪分田地”时刻的到来。

 

其实，父亲的放言绝对不是孤立的，对中国历史有了一点了解的人几乎都有这个感觉，不受限制的权力造成无法避免的腐败，老百姓看得清楚，于是都在等待，不是在等待中灭亡，就是在等待中爆发；利益集团也不是傻瓜，也看得清楚，于是分秒必争地抓紧敛财，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合法所得与不合法所得的财产一点一点隐藏起来，或者转移到海外；而看得最清楚的反而是最高当权者，他们忧国忧民更忧党，确实一直在不停地想办法制止贪污腐败，确保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只是他们摇摆于左派和右派之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反贪腐的三条路子：中央集权、文革模式、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的贪污腐败、矛盾激化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如果要寻求彻底的解决办法，不是没有的。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加强群众的监督，实行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这一切都会立即改善，矛盾会缓和，中国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然而，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又是如何一番光景？在只反贪官不追究体制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中央的一切政策都是好的，只是到了下面就被贪官污吏（包括权力精英、部分财富精英甚至相当大一部分知识精英）劫持了，改革的成果也被利益集团霸占了。这种表象，让不知道民主和权力监督为何物的老百姓，始终用期盼的目光仰视北京政府。这也使得每一次我们看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来自高层，仿佛只要他们令行禁止了，贪污腐败就烟消云散了。

 

于是乎，我们只能看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反对贪污腐败、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一次又一次被抬出来。

 

首先，就是使用中央集权来清算地方诸侯和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贪污腐败，把权力收归中央，把钦差大臣派往各地。用这种方法显然可以对中层和基层不受民众监督的权力腐败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可是，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难道不是最大的腐败根源？可怜的中国人，如果这种办法奏效的话，老百姓就不会到今天还坐在电视机前被千年前的古代清官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了啊。

 

其次就是我曾经说到过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参阅《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有多远？》）由对自己下面的诸侯和大小官员不再有信心的最高领导人挥舞大手发动被各级贪官污吏欺压得喘不过来的底层民众，掀起一场上下结合，专门整治利益集团的“财产大革命”——那些右派们在指责无知的左愤们怀念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正知道“无知的人们”为什么那么怀念文革吗？真以为体制不改，文革是可以避免的嘛？更主要的是，当文革成为看不到外面和未来的中国人认为唯一可以让自己卑微的脚踩在贪官污吏身上的时候，文革是应该避免的吗？

 

我们一家深受文革之害，老爸至今还没有走出动乱的阴影，可就是我的老爸，曾经在看到中国的贫富悬殊后，看到官员是如何欺负底层百姓的时候，亲口对我说，现在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好家伙，那些官员都会被活活打死！

 

体制改革，真正的监督机制不设立起来，中央建立再大的权威，也不足以威慑贪官和利益集团，更何况，那些贪官和利益集团正是打着中央的权威在压榨民众，再说，中央集权的权力又由谁来监督？这个方法不灵，文化大革命那种上下结合以民众对付官员和精英的方法又不能使用，那么，中国历史上给我们展示的答案中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那正是我的地主老爸今天突然放言的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

 

——从老爸的口气中，我差一点对未来失去信心，而要去崇拜历史了；从老爸的口气中，我仿佛感觉到革命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从老爸的口中，我也看到在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赛跑中，很多人都有些气喘吁吁了……

 

杨恒均 2009-8-23

 

送我的地主老爸上火车，广州近四十度的高温，可他仍然穿戴整整齐齐，八十多岁的老爸让我这个共产党员惭愧啊，不过，他是1949年前接受的旧式教育，经过六十周年的折磨和折腾，还是改不过来，我在他面前说句粗话，他竟然要半天回不过神来，可他今天说：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啦——各位，我的话你可以不听，这八十岁老头的话，你最好还是听一听。。。

自从江苏省委组织部宣布出资培训1000名大型民营企业的接班人或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的消息公布后，媒体和网络已经就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度的讨论，一些知名学者和评论人士，比如秋风，莫之许，童大焕等等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质疑了省委组织部出资培训的合法性，试图培训企业家的谮妄，以及其中包含的明显的社会不公。以我关注的网络范围来看，大多数网民对江苏省委组织部的这个做法也是冷嘲热讽，一些新闻门户网站干脆关闭了这个新闻后面的评论窗口。

面对这种舆论压力，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官员也进行了一些回应，认为这种做法并非多管闲事，而是让全社会受益。只可惜，在当下的舆论空间下，这种空泛的论证已经没有说服力，公众并不会就此买账。如果真有心要说服公众，江苏省委组织部显然还要做许多功课，还需要多次和公众进行争辩，这显然是很麻烦的事情。而这个议题由于比较复杂，也无法依靠五毛党来引导舆论。

当然，江苏省委组织部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和公众躲猫猫。也就是任凭公共舆论如何质疑，培训照常进行，但是从此之后对这个培训计划从此只做不说—-在偌大一个江苏，要培训千名企业接班人，虽然难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动静小一些，公众关注度低一些，那还不是易如反掌？毕竟，公共舆论并没有能力对实际运作产生什么影响，既无渠道去查核相关的培训费用，也无法对党的组织部门的行为进行问责，更无法对党的行为提起诉讼，因为党并没有一个法律人格。而随着时间流逝，舆论的关注热点很快会变化，很快就没有多少人会关注这茬事了。而经过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教育，富二代的党性增强后，生米煮成熟饭，适时再摆个庆功宴，宣布这件事如何有成效，对社会如何有益等等，那时候公众恐怕连质疑的胃口也没有了。

民间有句话，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为了官场威严或者稳定大局，江苏省委组织部如果能通过上述躲猫猫通道，成功回避舆论质疑，也算是一种“从善如流”了。

当然，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承认公共权力有限性和有效性的话，江苏省委组织部更应该做的是，立即停止这个培训民营企业家的闹剧，这才是公众期待的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