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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旋律的谆谆教导下，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都知道，苏联和东欧集团在上世纪末的解体，是美国大搞“和平演变”的丰硕成果。套用红色样板电影《南征北战》里的流行台词：不是共产党无能，而是美国人太狡猾。尽管苏联共产党实地统治了七十年，不知怎么回事，要论争取人心，他们居然比不过国内民众见都见不着的美国佬。显然，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如果当地的主旋律天天妖魔化美国，“和平演变”在苏联和东欧怎么可能发生？

原来，狡猾的美国佬，居然施展苦肉计。在苏东“和平演变”之前，他们利用民主运动先搞掉了几个亲美政权。苏东的同志们一时不察，亲美政权嘛，少一个好一个，就让这些运动的画面上了党的媒体。民主的思想就这样飞进了铁幕。

而在八十年代搬倒亲美独裁政权的运动中，站在首列的，正是本月１日去世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题头图：阿基诺夫人竞选总统）。

科拉松·阿基诺的故事听着像传奇（《南方人物周刊》有篇较为详细的报道）。她本是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对政治并无兴趣。结婚后，她甚至中断了自己的法学院课程，高级学位不要了，还是老公更重要。但她的丈夫贝尼尼奥·阿基诺，出身名门望族，本是政治世家。他二十二岁时当上了最年轻的市长；然后是最年轻的省长；三十三岁时，又选上了最年轻的参议员。

菲律宾人有句玩笑，说他们在修道院住了三百年（西班牙殖民统治），接着又在好莱坞住了四十年（美国殖民统治）。西班牙的影响是天主教，阿基诺夫人就是虔诚教徒；美国的影响，说个细节就够了：二战后菲律宾独立，日子选在１９４６年的７月４日——这一天也是美国的独立日。美国人把权力移加给日军进攻菲律宾时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阿基诺选上参议院时的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那是六十年代，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却看着原来远比菲律宾落后穷困的台湾和韩国工业起飞，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受美国反战运动的影响，学生反对马科斯派军队去越南——你看马科斯何等亲美——虽然派的仅是工兵部队，并非战斗人员；另外在农村，日据时期因权力真空而出现的共产党武装割据，又在死灰复燃。多种原因之下，菲律宾开始动乱。

１９７２年，马科斯第二届任期到头，按宪法必须退位。他干脆实行戒严，理由是维稳大局的需要。最有可能在大选中挑战他的阿基诺，被投入监狱，理由是胆敢为民维权，企图颠覆镇府。八年后，在美国的压力下，马科斯允许阿基诺保外就医，其实就是流放美国。阿基诺得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资助，在波士顿郊外，美国的安宁环境中，阿基诺夫人过了三年她后来称之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段时期，阿基诺走访了古巴、尼加拉瓜、利比亚和伊朗等亚非拉革命国家。他告诉科拉松，他发现革命不是出路。作为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决心走一条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非暴力道路。

１９８３年，阿基诺不顾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这位女士常去美国采购——当面警告，单身回国。８月１３日，飞机降落不久，他在马尼拉机场被军人杀害。阿基诺夫人立即动身回国，安排丈夫的葬礼。

阿基诺夫人在葬礼上的镇静和风度，令菲律宾人印象深刻。从此之后，她成了反对派的象征。

人人都相信是马科斯下令枪杀阿基诺，不过，一直没有找到无可置疑的过硬证据。

阿基诺的被害，将中产阶级和教会也激怒了。马尼拉集会连续不断，人称“街头议会”。阿基诺冥诞时通宵忧行，虽然科拉松不愿意如此政治化，希望仅是私人致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５年末，马科斯被迫提前重开总统大选。

在专制政府高压下没有机会得到足够锻炼的反对派，四分五裂，群龙无首。他们公推阿基诺夫人出马，只有她能够团拢选票，战胜马科斯。儿女们说：我们的母亲不搞政治的，我们小时候见到她永远在厨房忙活。但到这一步，阿基诺夫人想推也推不了，无数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她参选总统。

在候选人登记表的职业栏，她填的是“家庭妇女”。

之后的故事，多年来多次重演，今年６月又在伊朗发生。阿基诺夫人的支持者穿着她喜爱的黄色。那时还没有“颜色革命”一说，否则会被称为“黄色革命”。投票在１９８６年２月７日（星期五）举行。选举后，马科斯宣布他赢了。人民不相信，人民相信胜者必是科拉松。人民相信马科斯手下做票，人民上街抗议。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也宣布站在人民一边。马科斯派军队去马尼拉郊外军营逮捕倒戈的军人。教会一声号召，百万人上街，挡住了马科斯的坦克。

２月２６日，马科斯在举行了一场没有记者和外国使节的“就职”仪式之后，离开菲律宾，仓促出走美国夏威夷。阿基诺夫人接管政府，成为亚洲第一位女总统。

阿基诺夫人称百万人上街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这词流行一时。第二年，１９８７年２月，韩国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随后罢工罢课不断。面对人民力量，６月，军人独裁者全斗焕宣布将总统职位传与卢泰愚，卢立即提出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誓言建立民主。这时台湾已是山雨欲来，人民力量风声四起。７月１４日，蒋经国宣布解除自国民政府迁台以来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报禁党禁同时解除，台湾人民获得了集会、游行、组党和办报的自由。韩国和台湾同时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金光大道。

亚洲亲美独裁政权的民主化，和同时发生的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的民主化，及紧接着的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世界民主第二波”（第一波指美国和西欧的民主化）。

当然，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菲律宾仍然是个穷国。本星期四（８月２０日）的《纽约时报》有篇文章，说菲律宾人在悼念阿基诺夫人的同时，对二十余年前的人民力量的胜利感想复杂。一位作家说：我们对此有句话，what a waste。护士工会的主席说：We thought the problem was just the dictator，I say the problem is us，we did not change。或许，阿基诺夫人应该利用自己当时的巨大威望，靠总统命令强制推行那些她有意实行却遭到多重反对的政策？比如，彻底的土地改革；比如，和共产党割据势力直接谈判。但阿基诺夫人说，她是民主派，她不能像专制者那样统治。

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末世之人》（这是吴门译法，原书名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译本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译者黄胜强、许铭）一书中分析了专制可能优于民主的几种情况。其一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富者（比如地主阶级）占有各种资源，他们利用民主程序将“自己人”选入政府，像民主前一样控制政权。他将菲律宾归入这类例子。福山说得比较简略，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形式民主，使政权保留在地主阶级手里，并没有解放更有经济活力的商人阶级。而马科斯那样的军人独裁者，倒是出身寒门，他们更可能推行比较彻底的土改（如台湾），为商人阶级的发展提供条件。而经济的发展早晚要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这才是民主的真正保障。第一条路，在条件不成熟时就实现了形式民主，但实质民主遥遥无期；第二条路，连形式民主都没有，一旦实现了形式民主，却可以很快进入实质民主，甚至同步实现实质民主。第二条路或许能比第一条路更快地到达实质民主。

不过上段只能当作学术性讨论。老百姓哪会想到那么多。如果他们已经在街上呼口号了，阿基诺夫人不去领导，就要沦为暴民暴动。搞不好，闹出伊朗式大革命，那就更是 what a waste 了。

其实阿基诺夫人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很有限也很伟大，就是在菲律宾恢复民主体制。她做到了：通过了新宪法，恢复了议会制，重建了司法独立。单是这三条，她已经不愧是亚洲的女骄傲。

文章写到这里，按理可以结束了。不过，如有革命同志或爱国青年读到，他肯定觉得求痴欲未满足。美国人的黑手呢，美国人的黑手在哪里？

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以两国关系之深，有美国“黑手”根本是 default。１９８６年的选举，美国国会还派出监票团呢，他们也认为是马科斯一派作弊。阿基诺夫人的阵营里，不但有美国人出主意，还有美国人出钱帮她在美国搞公关。但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挺喜欢马科斯的；总统夫人南茜和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还是好朋友。毕竟，马科斯也算派兵在越南和美国人一起打过仗，总有点战斗情谊吧？但美国舆论一面倒地支持阿基诺夫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支持她。在舒尔茨的推动下，里根最后默认了马科斯的出局。

其实美国人的态度猜都猜得到。总统和政府或许有着历史、私人交情、地缘政治和外交影响等种种考虑；但是，作为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众、议员、媒体和下层官员，必然是一面倒地站在人民一边。比如，我国辛亥革命之后，列强要求国民政府承诺偿还清朝的外债，然后才肯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政府收到民众大量电报来信，他们质问：我们是民主国家，现在中国人推翻了帝制，走上民主道路，我们怎么可以不支持？美国政府告诉列强：不能再跟各位一起行动了，我们将承认中国新政府。美国在西方国家里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其他国家被迫跟进。从此开始了那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特殊好感。

马科斯因为是亲美政权，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北京之后，在美国撮合下，菲律宾是南洋各国里很早就和我国建交的，比新加坡还早了十多年，而且关系很好。建交之前，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就到中国作过多次私人访问。这位女士曾是选美冠军。马科斯初当总统时，他们也是活力焕发的一对金童玉女。伊梅尔达当时还很漂亮，毛泽东主席握着她的手不放，一再关照：你要来啊，你要多来。江青也和她成了朋友，带她去自己蹲点的天津小靳庄观摩农民赛诗会。路上，车子突然一震，司机说撞到人了。伊梅尔达大惊失色，叫道“快停车”。江青说：等会儿派个人去看一下。车子疾驰不误。

菲律宾人对伊梅尔达印象极坏，认为她穷奢极欲，鞋子就有三千双。不过，一个小国（其实菲律宾不小，再过几年，人口也要上亿了）独裁者的夫人，坐在泱泱红朝正宫娘娘旁边，立即显出胆魄远远不及。马科斯到底没有胆量令坦克碾毙阻路民众，也没有这个狠心，命令军队向示威学生开枪。他最后病死美国。

一、 血案过后的对恃

7月24日吉林通钢事件引发震惊中外的国企改制血案后，7月26日，原来从通钢集团分离出去的70多名七道沟铁矿工人，再次在通钢宾馆前打着“我们要生活孩子要上学”的横幅进行集聚，表达他们要求回归通钢的诉求，并再度引起群众围观。

7月27日下午，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首次通报了事件经过。王喜东说，虽省政府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加通钢重组，但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的方案是经过约4个月、对比众多战略投资者方案后确定的，履行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仍是最有利于发展的方案，也符合全体职工的利益要求。

吉林省国资委的这个通报所反馈出来的信息，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它反映出吉林省国资委希望借此通报，挽回他们作为政府领导与管理者身份，在本次事件中实际上所扮演的肇事者角色的不良印象；另一方面， 7月24日晚上8点后吉林省国资委向通钢职工紧急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与通钢重组”的决定，是否已经出现反悔或动摇，不得不引起人们怀疑。

大规模的暴力对抗虽然暂告结束，但较量却以另一种激烈的方式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 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

看来，建龙集团或吉林省国资委试图绕开通钢职工，改变通钢股权结构的反扑图谋，随着这份“通知”的出台而受到严重挫折。因为以建龙集团在通钢职工中的印象，要想职代会通过一个令他们感到满意的控股方案，显然已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通钢事件中陈国君不幸殒命的人命案，在暴力对抗暂时结束以后，已引起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

新京报7月31日报道，通化市公安局于7月30日成立处置“7•24”事件指挥部；7月31日，吉林警方成立专案组侦查通钢总经理被打死案。

新华网8月7日报道，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常明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钢集团群体性事件，导致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死亡，令人痛心，公安部及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案件非常重视，就有关侦破工作专门作了批示，要求尽快破案，严惩凶手。吉林省公安厅、通化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并立案侦查，多方收集线索，加大侦破力度。

处置“7•24”事件指挥部总指挥、通化市公安局长纪凯平要求，市区公安分局和市局机关各相关部门要打破常规，摸清查实“7•24”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核心、骨干成员，各参战单位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通化市局拿专项经费给予必要保障，以及时获得有价值情报。

同时，纪凯平还要求，各级公安人员要掌握通钢职工群众对立案侦查的各种反应，严防再次引发事端。

一边是要努力破案寻找杀人嫌犯，另一边却要高度注意民意对侦察的各种反应，防范再次引发事端，如此进退维谷的处境，难道反映出在该血案的处理上，存在一个关乎事件公正性或在内在动因上考验执政者道德标准与水平的是非矛盾？公共权力陷入到社会治理的这种尴尬状态，算是一大奇观了。

那么，“7.24”的群体抗争过后，作为社会次序的维护者，政府公权力在对这一血案及其矛盾的处理上，如何对待导致血案发生的矛盾真凶，又如何处置直接造成陈国君不幸死亡的肇事者责任，在这个矛盾对立的两者之间，对于公平地维护社会正义，特别是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将是对公权力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一场是非与道德的检验。

也许，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强调，24日的通钢事件“是极少数担心既得利益和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一起严重的群访事件”的定性发言，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于权力部门能否合理地惩治元凶的公正性感到怀疑。

二、资本驱使公权在国企改制中上演的通钢“改革”

通钢集团作为一个年产700万吨钢的国有企业，在2008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244位，是吉林省最大的省属钢铁企业。但吉林省的这个钢铁巨头，因为其国有企业的经营属性，象所有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一样，也无可例外地一直在上演着一场表面繁华而生存艰难，并日益衰落的老大难旧戏。因此，改革也是通钢一直在寻求的出路。

2005年7月，吉林省国资委着手对通钢集团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整体重组，要求企业在重组后形成1000万吨产能的总体目标，而且指令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个改制任务，在此要求下，它直接将建龙集团推到了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通钢集团面前。

对建龙入股通钢的情况，当时身为通钢董集团事长的安凤成的反应，也只能是对向他了解情况的其他管理人员激动地发火说：“你问我，我哪知道？”

在这一限制了时间与合作对象的匆忙的改制过程中，为了按上级指令，完成对吉林省这个最大的钢铁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制，在面对河北德龙钢铁和吉林铁合金两家积极准备进入通化钢铁的企业，因为突然被告知建龙将入股通钢，和不满意建龙的规模和没有技术优势，而先后退出重组计划的不利形势下，通钢集团管理层在改制操作中，只能被动地应对建龙提出的入股要求。

新组建的通钢集团并没有因为建龙集团的入股，而产生实质性的经济效益。吉林国资委当初在《关于对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在两年内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规模，这个作为改制主要目标之一的经济指标，在三年后都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建龙集团懂事长张志祥在建龙入股通钢后，曾承诺把通钢变成与世界上管理最好的钢铁厂媲美的现代化盈利企业的蓝图，多年后也只一直是一个泡影。

相反，随着建龙的入股，通钢的利润逐年下降。“建龙除了强硬的成本控制和利润第一外，并没有在技术和管理上拿出让通钢职工信服的本领，尤其是管理上的粗暴和缺少方法。”一位叫白建国的通钢职工举例说。

建龙集团当初承诺增加大批新设备的计划一直不见动静，在投资生产方面也没有什么积极的举动，他们甚至没有对原有的生产设备进行过应有的正常维护。

资本积累的贪婪性，却让这个改制后的企业在对待财富创造者们的待遇方面，暴露出赤裸裸的剥夺与压迫者的面目。

通钢原来在运送钢胚的时候，采用的是手工运作，非常危险。后来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用一种液压的系统来运作，代替手工运出钢胚。这个技术性革新改善了操作工人的安全生产环境。但是在建龙入股后，为了节省成本，它竟然放弃了这项技术革新成果，让工人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方式，用手工的方式去运送钢胚。

2008年年底建龙管理者宋凯的死亡，实际是对建龙管理方式的一次严重警告。那天晚上炼轧分厂厂长宋凯在巡视车间时，发现一位员工因为圣诞节而在饮酒后上班，宋凯当场严厉地作出了让这位职工下岗的处理决定，这名员工在酒精作用下，当即杀死了宋凯。

建龙派来实际掌控着通钢命运的总经理陈国君，一向对职工实行严厉的管理，他可以因为职工忘记扣上风纪扣这样的小事，而对人们进行毫不留情的高额罚款处理。

但在对工人们收入待遇的处理上，却又是一种与其严厉管理不相称的令人失望的现实。在建龙入股后通钢职工的工资曾经短暂地上涨过一倍，但后来却又逐渐减少，到2008年竟然又退回到了2005年的收入水平。

建龙入股通钢期间，一方面积极准备对在岗的国企职工进行全员下岗，一方面又在准备大量吸收在他们的征地活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工厂，打算使用更底的工资待遇让他们取代现有职工。这项工作已经进入了前期运做阶段。

年初建龙已经在实施一个新增5000人到通钢从事维修工的计划，第一批500人已经进入车间实习。 这些连拧螺丝用什么型号的扳手都不知道的学徒工，工资竟是师傅的3倍，每月达到4000多元。他们的出现直接成为现有工作人员的生存威胁。早在今年三月份，一些通钢员工就到办公楼进行过抗议集合。

但作为建龙方代表的管理层，他们的工作报酬却让通钢职工望尘莫及。据传建龙派驻到通钢的高管陈国君的工资，是普通职工的上千倍，达到年薪300万元以上。而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的月收入只有二、三百元。

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6月以后通钢的经营每况愈下，多数职工甚至在严寒中得不到供暖。到2009年2月，通钢亏损达到10亿元人民币。

这种局势下，建龙“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退出在通钢的全部股份的撤资决定。年初的两会期间，通钢懂事长安凤成公开向职工们说“建龙已经撤资。” 得知建龙撤资的信息后，抗议建龙操控通钢的员工点燃了烟花鞭炮，大事庆祝。

三、公权在资本操纵下表演的封锁、欺骗、压迫、退让直至死亡结果的悲剧轨迹

2008年年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进行救市，这些大量流入钢铁等基础建设领域的资金，立即使已经处于严重亏损的通化钢铁迅速扭亏为盈。2009年6月份，也就是建龙集团宣布从通钢撤资的第三个月，通钢实现近7000万元人民币的盈利效益。

见此经济回转的大好时机，资本经济赤裸裸地表现了它的掠夺本性，同时也将它无坚不摧地腐蚀一切不受制约权力或势力的魔力，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通钢经营一片兴旺的红火形势下，7月中旬，建龙集团及时作废了它已经决定退出通钢的撤资计划，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展开了对通钢集团的兼并控股行动。

7月22日上午，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召开通钢干部开会，会议议题是“通钢向何处去”，就通钢经营好转后的发展问题进行兴致勃勃的讨论。

7月22日，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主持召开主任办公扩大会议，宣布建龙集团再次以66%的股份入主通钢，并进行控股经营的改制信息。当天晚上建龙回炉通钢的消息传达到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场气氛当即呈现出一片震惊……

7月22日下午，吉林省国资委向通钢集团高层传达建龙集团向通钢集团增资并控股的决定。通钢管理高层对于这个突然的通知性信息， 表现出措手不及的反应。懂事长安凤成和3名通钢集团副总经理对此表示了一致反对，拒绝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并提出集体辞职。

面对通钢管理层的抵制，吉林国资委当即决定对集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权为我用的主政观，在资本的掠夺性操作中也表现得同样赤裸裸的狰狞。与此同时，建龙集团控股的消息象火药库被引燃一样迅速在通钢爆炸。

亏损就撤资，见到利润就杀回马枪，而且来去自如畅通无阻旁若无人。法律赋予国企职工的应有权益，在掌握民众命运的政府公权和资本的联合夹击中遭到完全的剥夺。这种赤裸裸的资本吞并和凭借公共权力的合法操作而进行的公然掠夺，在一群已经和即将遭到剥夺的国企职工面前，打着国企改制的旗号已经在中国大地公然上演了整整十年以上。这种无耻的损害与剥夺必然遭致的反抗，甚至杀戮报应的后果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本能的生存搏杀。

实际上，在传达建龙控股的同时，作为主宰通钢职工命运的“上面”权力，已经作好了对付职工抗争的准备。相关民警透露，7月22日他们已经接到对通钢进行布控的命令。无疑，对悄无声息地进行抢夺性改制可能招致的暴力对抗局面，相关方面一开始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7月23日晚，通化钢铁公司家属区出现召集群众第二天8点到广场集合抗争的小字报。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要求通化市公安局和通钢集团，对号召职工联合抗议的小字报连夜进行清理，并对张贴小字报人员进行掌控或训诫。政府公权一如既往地使用封锁信息的阴暗手法，并试图对民众的合理抵制联合进行切割瓦解。民众不是弱智，当公权在掩耳盗铃地愚弄公众的时候，血案的序曲实际已经开始凑响。

7月24日，建龙集团操作控股通钢行动的第一天，建龙集团张志祥、李明东和陈国君等高层领导，准备从早晨开始，找通化钢铁各层次干部职工进行控股谈话。

7月24日早上8点多，通钢退休职工吴敬堂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门前，拉起了“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横幅是这位退休职工连夜赶制出来的抗议工具。但吴敬堂这个举动立即遭到对立方的强行扯夺，暴力行为使这位退休工人摔倒在地，这个暴力的发端迅速向整个厂区和职工蔓延，内退人员、职工家属，以及分散在通钢周围的相关社会人员开始纷纷聚集。

通钢办公大楼前迅速集聚起3000多名抗议人群，他们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高喊口号，抗议队伍在迅速扩大……

这时候，建龙派往通钢的负责人陈国君正在通钢焦化厂与相关管理领导谈话，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坐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的危险形势。

10时30分左右，陈国君进入“老焦化楼”，他还在幻想以企业领导者的身份安抚人心。这时候人群已经封堵了铁路运输线，接着 1、2、3号高炉停产。工人们高喊着“建龙滚出通钢”，要求陈国君离开，人群开始冲击焦化厂办公楼。陈国君在保安的保护下避开人群，来到焦化厂办公楼二楼，保安锁上了两道铁门，他们试图保护陈国君的安全。

但激愤的人群用暖气片撞开了二楼的防盗门，对陈国君进行了第一次群殴。面对暴力侮辱，陈国君一开始十分还十分愤怒，他要求现场的通钢领导人指认出殴打他的工人，准备在事后追究这些暴怒的人们侵犯人权的责任。

“通钢的事情与你们无关！”面对汹涌的愤怒人群，陈国君还在行使企业管理者发号施令的权力，他要求人们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从话语中看出，陈国君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仍然坚持说他“带来了几千人，三年内不要通钢一个人。”陈国君不可一世的语气，无异于一道让自己付死的符咒激怒着愤怒的人群。
此时，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正在远离厂区的通钢宾馆，暂时没有受到抗议队伍的冲击，但迅速集聚的抗议队伍所显示出的震慑人心的气势，使这位颇具魄力的民营企业家迅速判断出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上午10点半，张志祥在武警的保护下撤离通钢宾馆。

上午11点前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下达调集警力对现场布控的指令。中共通化市市委书记齐晓光要求，在场的通钢集团领导提供闹事者姓名。与此同时，焦化厂附近数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进行了布控。

随着事态失控，陈国君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12时10分，陈国君通过电话送出来自己被围困殴打的情况，称自己处境十分危急，要求得到解救帮助，陈国君此时只穿着一只鞋，在慌乱中他的一只鞋子跑丢了。

接到陈国君的求救信息，副省长王祖继下令要求与会的通化市公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全力实施解救。

下午2点以后，随着抗议队伍堵住通化钢铁的5个厂门，7号高炉停产，整个企业陷入全部停产状态，周围集聚的群众达到数万人。在一片抗议声中，通化市通钢协调办主任于连才被误认是“建龙的人”而遭到殴打，他被打晕在地后，被人们送进通钢医院；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的秘书宋玉清被暴怒的人群打断两根肋骨。

下午4点40分，愤怒的人群将陈国君逼到宿舍楼的某个办公室，人们对陈国军进行数度殴打后，将他从二楼楼梯上踢下，仰面倒在一楼门口的陈国君，喘着粗气已不能动弹，伤势非常严重，但仍然遭到一些人用砖头杂物进行的攻击。此时的陈国君，人已经“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一现场目击者说。

事态彻底失去控制。下午3点半左右，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在警车内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者宣告，“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合作的通知，但遭到抗议者投掷石块的攻击；

下午5点左右，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晚上8点左右，吉林省国资委《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文件开始散发到职工手中。

得到重组方案“永久作废”的消息后，人群开始解散，抗议活动随即结束。

晚上11点左右，被武警发现的陈国君生命脉搏消失。尸检报告显示，陈国君 “颅骨骨折，颅内出血”，显示出虐杀者们的暴怒与无情。

一个企图绕过民众眼睛而在权力单方面操作下的资本兼并计划，在屠戮生命的悲剧中，以宣告权力操作的失败而暂告休场。

四、权力面具下杀人元凶的真实面目

逆来顺受一向是中国人自以为聪明过人而崇奉的处事哲学，在大伙隆的集体行动中动手打死人，冒着杀人偿命的风险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也是令人不可理解的行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也许，在人们的生存受到你死我活的排斥性选择要挟时，本能的抗争就成为必然的动力，而且会以猛烈的程度表现出来。
通钢事件中杀死陈国君的凶嫌们难道也面临了这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吗？如果没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起人命关天的血案呢？

生命尊严是不容许被随意屠戮的，死了人自然需要追究凶手的责任。在我们这个将生存权作为人权主要定义内涵的所谓“特色”国度里，对陈国君死亡血案的破解，不仅仅是维护生命尊严的必要，对于以掠夺为最终目的的权力和资本的联合操作，或许还有着更重要的破解反抗压力和舆论引导上的正义性的表演意义。

从7月24日早上8点多钟，退休职工吴敬堂在通钢办公大楼门前拉起“建龙滚出通钢”的横幅，被扯夺横幅的人摔倒在地的争斗开始，在引发全厂职工集结抗议后，发展到全厂7个高炉陆续全部停产，暴打政府官员，打死兼并方负责人，并坚持在得到决定职工命运的国资委作出明确的退让答复后，才交出生命垂危的陈国君，人群解散。整个过程有如一场迅疾的风暴，中国国企改革十几年来郁结的愤怒与反抗的能量，象被压抑了很久的火山突然喷发出来。

人们对通钢血案本身投注的目光，也许远远没有社会对中国十余年来国企改革的反思更加关切，或者投注了更多的疑问与思考。

一个在国企改制的社会变革中，被社会的公权力无情抛弃的下岗群体的命运，似乎是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才突然清楚地推到了世人面前。

当人们将目光投注到这个多年来一直被忽视，并遭到严重剥夺的社会群体身上时，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所引发的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也许会让人们从对通钢血案的震惊与意外中得到合理的答案与解释。

在社会以畸形的甚至是邪恶的姿势呈现或运行的时候，失去社会正义的矛盾状态，就决定了这种社会的暴力本质。

当火种和炸药埋下后，大爆炸与火山喷发等待的就只是一个时间或偶然的诱导因素了。

那么在通钢事件中究竟是谁充当了杀死陈国君的元凶呢？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假如陈国君不死的话，通钢工人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的命运结局。

建龙入股通钢后的几年，通钢下岗和退休职工每月只能拿到二、三百元工资，而资方代理人陈国君却以普通职工上一千倍以上的畸高收入生活着，这是一个显示公平激发反抗的角度；

无论从一位合格的民营企业高层管理者，在追求资本利润或企业效益的决策思维中，所应该具有的资本逐利性行为出发，还是从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的陈国君这位认真、严厉而执着的建龙资本代理人，所进行的一方面大量裁员通钢职工，一方面又积极蓄谋使用周边出让土地的农民，准备用更加廉价的工作报酬换取企业最大利润空间的操作；

陈国君在生死的最后关头仍然坚持 “三年后让通钢姓陈”，“让你们全部滚蛋”等言行轨迹，所有这些残酷的所谓国企改制现实，都决定了一个十几年来为中国国企下岗职工们，已经在痛苦承受的无情事实：要么饿死，要么让资本死亡以便消除它剥夺中国工人的现实威胁。而后一条，在被剥夺了正当维权渠道以后，人们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杀戮。

宪法、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劳动法、工会法、合同法、各种红头文件；党委、纪委、上级机关、职工代表大会各种组织，等等，中国工人表达利益诉求的法律和渠道，似乎有着世界上最完美最充分的权利。
但所有这些明确、多重、复杂、庞大的保障体系，却全部是形同虚设，中国国企职工照样遭遇了十几年来一贫如洗的公然剥夺，通钢悲剧照样发生了，一直到今天陈国君惨不忍睹的死亡。

白纸黑字所写的这些名目繁多的保护职工权益的条文或法律，在政府公权失去社会的有效监督后，早已是一道道供权力把持者们玩弄的程序性游戏。就象宪法上明明写着公民拥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举国上下竟然看不到一场民众真正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的示威游行；又象宪法明明规定公民有选举权，但中国政府的公权力却与公民的选举毫不相干，而一直在以私下交易的任命方式产生交替。

正如这些背离了法律文字规定的实际意义，而在中国社会的治理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离奇操作把戏一样，中国国企职工的应有权益，早已被公权力把持者们耍弄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目，而这次陈国君的死亡悲剧，只不过是在某些偶然因素下引发的典型个案。

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就企业改制中保护职工权益和监督权作出规定。

这或许是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在对通钢事件中表现的权力的非法掠夺进行正义的否决与打击？至少让那些借着公权的名义，干着偷鸡摸狗勾当的人们无法理直气壮地侵吞掠夺吧。当然，更有可能，这是又一次程序的把戏，只是为了给公众上一点眼药。因为此前如上文所述的无数保障措施与法律，都没有能保证人们的权益，怎么可能相信这一次的一纸通知文件改变局面呢？何况，在“中国特色”的箩筐下面，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组织，甚至连一个权力小卒子的角色也谈不上，除非权力斗争中让它中了这一次彩头而已。

多少年来的国企改革，早已形成对普通民众进行无情掠夺的有效“维稳”模式，命运与国企相连的人们，一直在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贫困被边缘化的这场“改革”，当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只有抗争才是唯一的活命出路时，陈国君之类人物遭杀戮的命运是否就只是一个时间的早迟问题了呢？

中国的国企改革中，公共权力与资本勾结后所演示的赤裸裸的压迫与掠夺，在政府没有考虑为被改革牺牲的民众提供生存必须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掠夺的美妙借口时，政府公权将民众逼到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生存悬崖后，死亡应该是早就注定了的一个悲剧定式。

在通钢事件这样震惊世人的血案和抗争中，作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和工人日报等全国性维权渠道，表现的集体失语现象，反映出通钢事件绝不是通化市一个地方的孤立问题，而突显出中国社会公权力的体制矛盾和执政宗旨，这是一件非常清楚明了的事情。

躲在合法权力后面，借助国家公权进行掠夺压迫，将民众逼到生死悬崖进行义无返顾的搏杀，杀害陈国君的这个不公正权力的元凶面目，不是已经暴露无余地展示在阳光之下了吗？

五、国企问题是中国社会民众遭到剥夺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的国有企业现象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营模式问题，它实际包含的社会矛盾与改革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涵盖了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全盘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在对民间资本进行掠夺式改造后，引导国民选择了一个大锅饭、窝里斗的所谓“全民所有”的国企经营模式，这个模式甚至将几乎所有国民的生活内容都全部涵盖到这个“国企”局子里面，使中国社会深陷于一个没有动力缺乏效益的僵硬内斗的社会经营体制之中。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职责不明，腐败内耗效率低下的衰败特征，在中国社会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的政治背景下，在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的混乱逻辑下，给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创造性所造成的伤害，一个触目惊心的概括都无法穷尽其罪恶之万一。
这个所谓的国有体制一直到它的罪魁毛泽东去后，到共产党内的开明派人士邓小平主政时，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虽然邓小平仍然不可能逃脱一个将自己凌驾于全民和国家之上的政党的纲领制约，但他在打破这个政党多年诟病中所显示的魄力和能力，今天活着的共产党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他相比较。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大潮中，吴敬链、朱熔基等一批具有改革意识与魄力的学者和领导，终于继中国社会的农村改革后，开始对国有企业这个巨大的社会运行毒瘤，进行探索式的治理改革。

要打破一个自诩为伟大正确的政党五十年的国营治理思维，而且是在社会的政治环境不加改变的条件下进行改制，显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改变。在这种前提下，奢谈什么社会公平、经营制约、平等发展地创造价值，显然只能是民众的一种美好愿望，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徒叹只手难补天的悲叹。

首先是改革所处的社会治理环境问题，一个自身机制缺乏效率与公平的政府，是不可能为国企改革提供公平和效率性的思维与操作保障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国企改革只能是一笔得过且过的糊涂帐。充其量只不过在民众反抗强烈的地方或时间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选择，临时性地或个案孤立地表现出某种片面公正。这也就决定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众必须唤醒自我利益的保护意识，反抗越激烈被剥夺者得到的临时公平，机会可能就大一些，通钢事件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写照。

吉林省国资委完全绕过通化钢铁的职工和管理层，让一个民营企业在国有资产中来去自如，在刚刚宣布摆脱一个亏损严重的经营局面后，一转身发现这家伙竟然有利可图，立即出手，通过政府权力要在24小时内操作一个急欲完成的吞并计划，但在遭到民意强大的反弹抵抗后，又不得已地由拥有为生杀大权的国资委出面，在4小时内三次作出“暂缓”、“终止”、“永不”的不同表示，只手遮天地否定建龙集团对通钢增资控股的企业改制决定。这不仅是对死了人的反映，更是对民众决定社会改革的正义力量的恐惧与让步，是中国民众力量在国企改制抗争中取得的标志性胜利，也是民众日后维权的成功借鉴。

除了通钢事件中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情况外，实际在更多的国企改制中所发生的情况，不可能象这次一样由职工决定权力的走向。而国企改制中所实际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却都有其客观的和人为操作的复杂性与艰难性特点。

但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与艰难，最终的结果，也是最好的改制路子，自然是在玩弄法律程序的条件下，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封锁信息切割联合的操作下，让权力或与权力沾边的人得到好处，而无权无势的职工注定只能为此所谓改革付出牺牲与代价。即使你流离失所卖身跳楼，也无关权力者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

国企现象或国企改革的腐败与掠夺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众被剥夺被边缘化的社会矛盾，随着中国绝大部分中小国企悄无声息的改制结束，数千万国企下岗职工已经用他们苦难、贫穷、绝望的人生承担了十余年的悲惨代价。

通钢事件是大型企业遭到剥夺的一次民众力量展示，尚有一大批大型国企面临改革考验。无论是已经在国企改制中遭遇剥夺的数千万被牺牲者，还是象通钢这样即将面临剥夺命运的国企职工，他们的力量，他们被剥夺的灾难人生所必然产生的社会性反抗，对于中国社会自诩为伟大正确的管理者，无异于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封锁下进行的贫困化的剥夺，其非法和不得人心的邪恶性，不可能是依靠欺骗与压迫的伎俩，就能够真正掩盖或化解得了的。中国社会国有企业现象和国企改革的巨大矛盾，通过通钢血案，明确而坚决地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拖延和阻挠的结果，只会带来势不可挡的反抗、暴力、灾难甚至死亡的结局。

在这个一百年前尼采曾于此精神失常的城市里，关于图书博览会的这一念头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美丽的环。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麦比乌斯带（众所周知，此为一恶性循环），因为，这次博览会上有好几个展台都被这位伟大德国人的全集或选集所占据着。就整体而言，无穷恰是这次出版交易活动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这仅仅是由于，它延续着一个已逝作者的存在，甚至超越了该作者的期望，或者，它向一个活着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未来，我们大家全都乐于将这样的未来视为是永无止境的。

就整体而言，书籍的确比我们自己更能实现无穷。甚至连那些糟糕的书籍也能比它们的作者活得更长——这主要是因为，较之于它们的写作者，它们占据着较小的物理空间。常常是，在作者本人早已变成了一抔尘土之后，它们还披着尘土站在书架上。然而，这种形式的未来，仍胜过几个健在的亲戚或几个不能指望的朋友的怀念，常常，促使一个人拿起笔来写作的，正是这种对身后意义的渴望。

因此，当我们将这些长方形的东西——这些八开、四开、十三开等等等等的东西一一传来传去的时候，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是在用双手抚摸我们实在的或潜在的骨灰盒，我们是不会出大错的。说到底，用来写作一本书——一部小说，一篇哲学论文，一本诗集，一部传记，或是一本惊险读物——的东西，最终仍只能是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好坏，它永远是有限的。有人说，理性的思考就是死亡的练习，这话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借助写作而变得更年轻些。

同样，也无人能借助阅读而变得更年轻些。既然如此，我们自然的偏爱总是倾向于好书的。然而，这样一个事实却构成一个悖论，即在文学中，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好”并非一个独立自在的范畴：它是由它与”坏”之间的区别来界定的。于是，一个作家要想写一本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的低级书刊——否则的话、他就难以获得必需的标准。在最后的审判时，这也许能构成坏文学的最佳辩护；这也同样是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个仪式的目的。

既然我们全都是生有时限的，既然对书籍的阅读是费时甚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出一个可以使我们获得节约之假象的系统。当然，这并非一种否定，去否定那种在阅读一本大部头的、情节缓慢的平庸小说时可能会有的欢乐；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可能同样欢乐地沉溺于时尚。最后，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阅读本身，而是为了学习。因此，就需要简洁，需要压缩，需要溶解——需要进行一些工作，以将人类各种各样的尴尬处境置于其最细小的焦点之中；换句话说，就需要一条捷径。因此——我们怀疑这样的捷径是否存在（它们是存在的，但出现得要晚些），作为这一怀疑的副产品——在现有印刷品的海洋中，还需要某种罗盘。

罗盘的角色，当然是由文学批评、由评论来扮演的。唉，这罗盘的指针摆幅很大。时而北方，时而南方（确切地说，是南美），时而是其他方向；对于东方和西方来说也是一样，其摆幅甚至更大。一个评论家的麻烦事（至少）有三重：（一）他有可能成为一个雇佣文人，像我们大家一样无知无识；（二）他可能对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持有强烈的偏爱，或者干脆与出版业一同去牟取私利；（三）如果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他就会使他的评论文字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例子——于是，你就止于阅读这些评论而不会再去阅读那些书籍了。

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自己正漂浮在那海洋上，四面八方都有书页在沙沙作响，你紧抓着一只你对其浮力并不太信赖的木筏。因此，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去发展你自己的趣味，去构造你自己的罗盘，去使你自己熟悉那些特定的星星和星座——无论暗淡还是明亮，它们却总是遥远的。然而，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你会轻易地发现自己年岁已老，头发花白，腋下夹着一本糟糕的书正向出门走去。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者，也许仅仅是问一方案的一部分一一就是去依赖传闻：朋友的一个建议、你偶然喜欢-上的文本中的一个提示。这种做法尽管还没有被约定为一种时尚（这倒不会是一个太糟的主意），但它却是我们大家自幼年起就非常熟悉的。然而，这最终仍只是一个可怜的保险，因为，现成文学的海洋是波涛汹涌的，是不断扩展的，就像这个图书博览会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在那海洋中仍会有另一种风暴。

所以，哪儿才是我们的陆地（尽管这可能只是——座不宜居住的岛）？哪儿才有我们的好人星期五（更甭提一头猎豹了）？

在我要提出我的建议之前，——不！我所提出的仅仅是一个用来培养健康文学趣味的方案——我想对这个方案的来源、亦即我卑贱的自我说上几句，这并非是出自我个人的自负，而是因为我相信，一种思想的价值是与其出现的上下文相关联的。说真的，如果我是一个出版家，我就会在我所出书籍的封面上不仅写上作者的姓名，还要标明作者写作各本书时的准确年龄，以便让那些书籍的读者们决定，他们能否去评判一个比他们年轻得多、或是年老得多的一个人所写书籍中的信息或观点。

我的建议的来源，属于这样一类人（唉，我可不再使用”一代人”一词了，这个词具有民众和整体的特定含义），对于这类人来说，文学永远是一种带有上百个名称的东西；这类人的社交风度会让鲁滨逊·克鲁索、甚至会让人猿泰山皱起眉头；这类人在大的集会上感到不自在，在晚会上从不跳舞，常常要为通奸找出形而上的理由，在讨论政治时非常注重细节；这类人远比他们的诋毁者更不喜欢他们自己；这类人仍然认为酒精和烟草胜过海洛因或大麻——这些人，用W.H.奥登的话来说，”你在街垒中找不到他们，他们从不向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情人开枪”.如果这类人偶然发现自己的鲜血在牢房的地上流淌，或是偶然发现自己在台上演讲，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并非某些具体的非正义的反对者，而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反抗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赞成）。他们对他们所提出观点的客观性不存幻想；相反，打一开始，他们就保持着他们不可原谅的主观性。然而，他们这样做，其目的并不存于使自己摆脱可能遭遇的攻击：作为一个角色，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其观点及其所坚守立场的脆弱性。而且——采用了一个与进化论者相反的姿态——他们将那脆弱性视为生物的首要特征。这一点所需要的，我必须补充一句，与其说是如今几乎每个写作者都被认为具有的那种受虐狂倾向，不如说是他们本能的、常常是第一手的知识，即正是极端的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才帮助艺术摆脱了俗套。对俗套的抵抗，就是可以用来区分艺术和生活的东西。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想要说的话的背景，我也就可以将那话直接道出了：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如果你们以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就错了：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问题在于，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一个人的诗读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成小说艺术中。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像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像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线性结构的替代品、删除不言自明之处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的技巧。尤其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懒惰的学生。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想批驳散文。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恰好比散文年长，并因此走过了更长的路程。文学始自诗歌，始自游牧者的歌，这游牧者的歌要早于一个殖民者的文字涂鸦。虽然我曾在一个地方将诗歌与散文的区别比作空军和步兵的区别，但我此刻提出的建议却不是在划分等级或弄清文学的人类学起源。我想做的一切，就是干一点实事，使你们的视线和脑细胞摆脱那许多无用的印刷品。人们可以说，诗歌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出来的——因为，它就是节约的同义词。因此，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对我们两千年的文明进程进行概括，尽管是小规模地。这比你想像得要简单些，因为，-首诗远不如-部散文那样冗长。还有，如果你所关注的主要为当代文学，你的任务就真的很轻松了。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花上两个月的时间，用你的几个母语诗人的作品将自己武装起来，最好是从本世纪上半期的诗人读起。我估计，只需读上一打薄薄的书、你就可以完成任务，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像模像样了。

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我可以向你推荐罗伯特·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W.B.叶芝、T.S.艾略特、W.H.奥登、玛丽安娜·穆尔和伊丽莎由·毕晓普。如果你的母语是德语，我推荐的是莱纳·马里亚·里尔克、乔治·特拉克尔、彼得·胡赫尔和戈特弗里德·贝恩。如果母语为西班牙语，那就是安东尼奥·马查多、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刘易斯·塞尔努达、拉斐尔·阿尔维蒂、胡安·拉蒙·希门内斯和奥克维塔奥·帕斯。如果母语是波兰语——或者，如果你懂波兰语的话（这将成为你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本世纪最非凡的诗歌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我则乐于向你提起列奥波尔德·斯塔夫、切斯拉夫·米沃什、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和维斯拉瓦·辛姆博尔斯卡。如果母语是法语，那么当然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儒勒·苏佩维埃尔、皮埃尔·勒韦尔迪、布莱斯·桑德拉尔、保尔·艾吕雅的一些作品、阿拉贡的少许东西、维克多·塞加朗和亨利·米肖。如果母语是希腊语，你就应该读一读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乔治·塞菲里斯和雅尼斯·里索斯。如果母语为荷兰语，那就应该是马丁努斯·尼约赫夫，尤其是他令人震惊的《阿瓦特》。如果母语是葡萄牙语，你就应该读费尔南多·佩索亚，也许还应该读一读卡罗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如果母语为瑞典语，就请读圭纳·埃克辽夫、哈里·马丁逊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如果母语为俄语，那么至少可以说，要读一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安娜·阿赫马托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维列米尔·赫列勃尼科夫、尼古拉·克留耶夫。如果母语为意大利语，我不想冒昧地向在座的各位提供任何名单，假如我提起了夸西莫多、萨巴、翁加雷蒂和蒙塔莱，这仅仅是因为，我早就想向这四位伟大的诗人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情，他们的诗句对我的一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能站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对他们表达感激，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你读完了上述这些人中任何一位的作品之后，你就会把从书架上取来的一本散文搁在一边，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你能继续阅读那本散文，那么这就应该归功于作者了；这就意味着，那位作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诗人一样，对我们的存在之真理的确有某些补充；这至少表明，那位作者不是一个多余的人，他的语言具有独立的力量或优雅。还有，这就意味着，阅读成了你难以遏制的嗜好。说到嗜好，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事。

请允许我在此绘出一幅漫画，因为漫画能突出精髓。在这幅漫画中，我们看到一位读者，他的两只手上都捧着翻开的书。他的左手上是一本诗集，右手上则是一部散文。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会首先搁下哪一本书。当然。他会两手都拿着散文，但这将给他以自我否定的标准。当然，他会问道，什么是好诗和坏诗的区别，如何能保证他左手上的书的确是值得费神一读的。

好的，首先，他左手上拿着的书，十有***会比他右手上的书更轻。其次，诗歌，如蒙塔莱曾言，注定是一门语义的艺术，江湖骗子们在其中的机会非常之少。读到第三行，一位读者就能明白他左手上拿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诗歌能很快地产生感觉，其中的语言特性能立即让人感觉出来。而在读了三行之后，他却只能看清他右手上拿的是本什么书。

正如我对你们说明的那样，这是一幅漫画。可与此同时，我也相信，这也可能构成一种姿态，在这个图书博览会上，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会不知不觉地采取这样的姿态。至少，你们要确信，你们手上的书籍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如今，让人们的眼睛离开左手而转向右手，这自然是一个使人疯狂的计划；而都灵的大街上再也没有马夫了，在你们离开这些场合的时候，那鞭打着马儿的马车夫的视线也不会再败坏你的心情了。此外，此后的一百年，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精神失常能对民众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些民众的数量将超过这次图书博览会上所有书籍中黑色小字母的总和。因此，你们最好来试一试我刚刚推荐的那个小把戏。

“我不是有意、故意要写什么样阳刚的文章给你看，来证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没那么无聊”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爱女权主义者。通过跟您接触，我觉得您是一个很女性化、爱心很重的人。不过，您说您是从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心灵中打下的是中原文化、中国文化和男权价值体系的这种印记。对这种自身文化背景和女性意识的自觉，对您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成长和后来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龙应台（以下简称龙）：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尤其是在对女性的自觉方面，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因为在做母亲之前，人是比较自我中心的———我想干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要实现的是什么？我的成就是什么？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我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一边。譬如说我要写作，或者是说截稿日期就在明天，可是那个非常脆弱的小生命在你手上，他要等着你去帮他包尿布，他要吃，他生病了，他发烧，那你对这个小小的生命的责任其实远远超过你所有的对自我的追求。

所以，我做了母亲之后发现：哦，这就是一个所谓“成熟的关口”。因为连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说：所谓成熟，就是那个自我变得小，而自我以外（可能是别的东西）变得大，因为婴儿是自我最大的，自我越大则越不成熟。做了母亲之后，我的那个“自我”就完全在一个要重新调整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就迫使我去选择你作为个人的所有欲望，既然你把人家带来（孩子并没有自己要来，是你带来的那个生命），你必须要负责到底。在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冲突。我对女性的这种冲突和痛苦都是在做了母亲之后的一种发现。

傅：您觉得自己文风的改变，从《野火集》的那么犀利、那么凶悍，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厉害无比的龙应台，再到《人在欧洲》、《百年思索》文风上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这和您做了母亲、有了育儿的经历有没有关系？

龙：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没有。怎么说呢，其实读《野火集》的读者要把《孩子，你慢慢来》那本书并着看。为什么呢？那两本书是同时写的，读者会发现写《孩子，你慢慢来》的那个作者是温柔得不得了的一个女性，但是写《野火集》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张牙舞爪的、很厉害的人。读者以为是一前一后的改变，但其实不是，它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做的事情。所以，这不是一个改变，而是一个人强烈的理性和感性的同时存在，只不过《野火集》是我在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那个冷静的龙应台，但这并不妨碍我和孩子玩、和朋友玩的另外的那个自我。

傅：您左手和右手同时并举，您是不是有意要让读者接受一个作为女性的母性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犀利无比的社会批评家的龙应台？

龙：我觉得这对读者是一种挑战。因为读者，尤其是中文的读者，本来在心目中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说只有男性可以写这样的社会批评，女性就一定是写闺秀的文章。当然我不是有意、故意要写什么样阳刚的文章给你看，来证明女性如何如何，我也没那么无聊。只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我的逻辑思路那一方面就出现了比较理性、冷静、沉思的文章，同时我有火热的感情，这种火热的感情是用其他的方式抒发，那么就有别的作品的出现。事实上你看到很多男性的畅销作家，他也写非常软绵绵的、温柔的东西，所以这个逻辑思考能力和性别不见得有关系吧。

傅：您在《野火集》的“龙卷风”风力最大的时候去了德国。您曾经有一个比喻，把在欧洲的那段时间比成一种自我放逐。

龙：你说得很好。假定我当初没有自我放逐到欧洲去，而是在华文的世界里头，跟朋友来往很多，时不时又要演讲上电视、坐到这儿来座谈的话，可能后来的文字风格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以前我是对现实的直接批判，到后来渐渐地离现实越来越远，然后进入那个历史空间。这和自我放逐到欧洲十三年的离群索居很有关系———因为只有你离群索居，你才有那样一个冷的距离；因为你离群索居，你才有充分的时间进入那个历史的纵深里头去思考眼前看到的现象；也因为离群索居和自我的放逐，才造就你一种边缘人的性格———这些全部都体现在我后来的文字之中。

至于说1999年马英九到德国来找我，请我回去，是不是为了要离开那个离群索居的状态？也许有，但可能不明显。那个时候会回去，比较重大的原因是对自己的考验。那个时候我在问自己：龙应台，你对于社会观察了那么多年，对于文化的抽象理论写了这么多年，当今天这个机会来了，让你进入实践的那个场所里去，你到底敢不敢接受？说不定进入之后，你发现这十几年来所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错的，它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我觉得杂文是可以谑而不虐，是可以尖锐而不刻薄，是可以针砭现实同时又有历史的纵深的”

傅：我记得您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鲁迅先生小说的时候，推崇备至，但谈到鲁迅杂文的时候，您就不是很恭维，台下好像还笑声不断。您曾经说过那样的话：您自己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您现在还那么认为吗？是玩笑话还是真的那么觉得？

龙：当初第一次说的时候，其实是个玩笑的话，而且也是自我嘲讽的环境下讲的话，但是这一句话被挑出来，印出来，那个自我嘲讽的环境就不见了，就剩下这孤零零一句话，我也不可能有机会解释，那我也不在乎。

对于鲁迅先生，我的看法到今天还是觉得他的短篇小说绝对是一流的，他的杂文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然会觉得尖酸刻薄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他的杂文是针对眼前现实的反映，跟我自己的杂文当然就完全不同路了。我是尽量地避免尖酸刻薄的这个性质，我当时说的时候我的意思也是说，我觉得杂文是可以谑而不虐，是可以尖锐而不刻薄，是可以针砭现实同时又有历史纵深的。这是我对最好的杂文的要求。

傅：您的杂文风格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比如我觉得读您的那个《野火集》的时候，还是觉得明显有鲁迅杂文的风格，那您有没有觉得受过鲁迅杂文的影响？

龙：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过，答案是：完全没有。原因是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完全禁止的，在我读书的过程从来就没有读过鲁迅的东西。恐怕一直要到写《野火集》之后，因为很多人提到跟鲁迅的关系，才特别去把鲁迅的东西拿来看。这和我是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小孩有关，在台北读大学的人看地下流传的书，可能还看到一点鲁迅的东西。我在南部比较闭塞的乡下，就完全不知道鲁迅的作品，所以影响完全是没有的。

傅：因为大陆的读者看鲁迅的杂文很多，而且接受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您的《野火集》到大陆来，也是遍地烧野火，买这本书都很难，令一时洛阳纸贵，自然当时大陆学者就认为这是台湾的“女鲁迅”。

龙：（笑……）那这个就是历史的偶然了。

傅：在思想上，比如对待国民性和批判丑恶的社会现象上，您和鲁迅不期地有共通性，文风上并没有受他什么影响，是吗？

龙：对，完全没有。写《野火集》的时候，恐怕都还没看过鲁迅。其实如果说文风上有任何相似的话那就是完全的巧合。可是我们有相似的对象，只不过，就是历史常常重复自己———现在我批评的东西，回过头看，胡适批评过，再往前看，梁启超批评过，再往前看，恐怕龚自珍也批评过。也就是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也就是以不同的语言表达。

傅：鲁迅历来是把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那您从《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到《百年思索》、《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心态、文风上有很大的变化。记得您曾经讲过，写出《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说》是因为当时自己的一种率性的天真。那后来的成熟有没有把当初率性的天真销蚀掉或者减弱了？

龙：我觉得两者不可全。《野火集》是当时凭着绝对的天真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一个现象后面所有的拐弯抹角的黑暗的话，而且也知道前面有多少人做过多少尝试去改革，然后那些人都是头破血流或者关到监狱里，如果这些全部都知道的话，我不可能写。正因为不知道，是初生之犊，才会去写。《野火集》其实它的特色不是在于它批评什么东西，主要是在它的文字。因为批评同样现象的文章不是没有，只不过用什么样的文字去表达它。《野火集》的文字煽动性还蛮高的，所以它当时的危险性也在这里。那是跟天真有关，可是，后来的文字譬如说《百年思索》，你看这中间有15年的距离。《百年思索》跟《野火集》差距非常非常大，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是《百年思索》跟天真还是有关系，否则我不会去写。

傅：对大陆读者，您给他们造成的这种思想上的冲击，肯定更多的是那种来自于具有煽动性的天真或者很狂放的《野火集》，对《百年思索》可能就弱了。作为读者来说，这个困惑就在于，龙应台在文学上的变化可能对她自己来说是“得”，而对读者来说可能是“失”，比如到了《百年思索》，读者可能觉得当初您那种天真减弱了。

龙：你说得很有意思，那是跟现实的关系，有很多大陆的读者会感觉他所看到的问题，他希望龙应台再写像《野火集》那样有煽动性、有撞击力的东西。

傅：大陆读者恨不得您永远写《野火集》。

龙：没错，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停留在那个阶段。怎么说呢，第一个，我的书在大陆发表的时候，不都是全貌，因为有很多文章不能收在书里头，或者是有些文章中的段落被拿掉了；第二个，它有个时差，譬如说有一次我在西安发现，有人现在才是《野火集》的读者，而且他还以为《野火集》是我现在写的东西，那他再看《百年思索》的话就会有点错乱。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为了读者而写———不能为了大陆的读者们希望读到什么而写，我也不能为台湾的读者说我们希望龙应台写什么给我看而去写。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我自己成长、成熟的那个过程，写我自己要写的东西。那是读者得跟着我来，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是你走到别的路上去了，我也没办法。

“你批判一个现象，又不知道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又不知道同样的事情在欧洲也发生过，那么你对于它的解读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傅：大陆的读者，包括我在内，所接受的一种杂文观念，好像还是喜欢正视淋漓的现实，比如像鲁迅先生那样“一个也不可饶恕”的杂文的写作方法和观念。那么您觉得好杂文的标准是什么？是“一个也不可饶恕”呢，还是要留有一些余地？还是像您现在这样向历史哲学的纵深去发展？

龙：恐怕都不是。我自己心目中好的杂文第一个是它的文字，它如果是艺术，而不是牢骚的发表和宣泄的话，才能够得上文学的水准。所以，杂文的第一条件是文字的精炼。你不要给我任何借口说里面的东西讲得多么透彻，或者这个事情多么重要，或者是它个性的抒发多么厉害，你先告诉我你这个文字有没有达到艺术的水准。

傅：作为一个作家，看你本事大小，关键还是看文字。

龙：对，其他全部都是借口，先看文字，然后要看你对于事情的看法深刻与否。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东西，没有别的，其他都是假的。

傅：那您有没有觉得，比如作为杂文，对于社会现象和阐述自己文化观念的犀利锋芒，会随着文学的边缘化而有所减弱，或者也变得边缘化而无足轻重了呢？就是看杂文的人少了，您自己的这种观念通过杂文传达到受众的可能性也减弱了？

龙：杂文是跟社会现实关系比较紧密的。《野火集》被称为台湾批判杂文的滥觞，它是一个开始，可是今天像《野火集》这样的杂文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很多人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已经不仅是作家在写了，因为社会民主了之后，每天的社论报纸上都有，变成了是记者在写。那么记者写的东西就不是文学的东西了，杂文批判现实的功能已经被报纸、被民主的正常的管道所担负了。所以文学里对于现实的批判的东西就减弱了，因为没有那个需要了。

傅：您有没有觉得，正因为杂文在大陆发展的空间大，那么为这个大的空间提供更大空间的载体是历史？会不会是这个促使您有意地在90年代开始，在文体上、文风上向历史中去寻找？包括您在谈到您的育儿经历的时候，说这个经历是在向历史的深处走去？

龙：我这样说吧，我离开公务员的这个工作，从7月份开始写文章，这些文章是我比较用心的，这些文章也都在大陆的《南方周末》发表，而且现在写的文章会分一个台湾版和大陆版。

傅：在文字上有什么差别？

龙：有差别，就我对于大陆状况的了解而有不同。譬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一篇文章里头，有太多台湾的细节，而大陆读者其实不太了解，或对于大陆的现状而言不太重要的，我会把它删掉。而有时候是针对大陆的状况去做它的修正，因为大陆的发展跟台湾之间有一个差距，另外再加上大陆的言论尺度跟台湾也不一样。

但是，还是说回来，我现在终于又有时间回来关心大陆的状况、大陆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在为眼前的读者写作，而是我自己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自己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我现在发现，对于很多事情的批判如果没有坐标，你的批判会是一个假批判。你批判一个现象，又不知道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又不知道同样的事情在欧洲也发生，那么你对于它的解读肯定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譬如说有很多的评论家或者是杂文作者会出这样的现象，他说看到中国人如何如何，因此中国文化如何如何。那他不知道，所谓的中国人如何如何，其实德国人也是这样，或者今天的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那当你知道有旁边的这个坐标的时候，你就不能看到中国人如何如何，就直接把它划等号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这个坐标一定要存在，而随着这个坐标越来越清楚，我就不太可能一直停留在《野火集》的那个阶段了。

傅：是不是只有趟过了不同文化的河流之后才能体验到这一层？比如像刚才您说的，中国有这个，人们马上把它规定为这是文化的东西。

龙：对。

傅：不能够说，这个东西有就是我这个民族独有的。

龙：而且说是民族特性，我看了太多东西都直接跳到民族特性，可是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了。

傅：其实这个所谓的“民族的特性”，放眼看一看别的民族，往往都是一样的。

龙：对，它很可能不是民族特性。譬如说你在北京的街头看见发生一个事情，在跳到民族特性之前，你要知道它在波兰的街头、在莫斯科的街头也是发生的，它说不定是跟政党有关系，而不是跟民族特性有关系。你要搞清楚。

说到日本的文学奖，我们惊其多，不过，数量固然多，但更值得一说的应该是其中的新人奖。单说纯文学的，例如文学界新人奖、群像新人文学奖、文艺奖、新潮新人奖、昴新人奖，这些新人奖由出版社主办，用以发掘新作家。说得难听点，是出版社制造作家的机器；往好里说，那是当作家的龙门。鲤鱼们挤挤插插，一旦跳过去就成龙，身价十倍，似乎惟日本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要说新人奖，正好时髦地扯上村上春树的《1Q84》，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新人奖的故事。村上仍然用老手法，两条线交错进行。一条搞暗杀，有点像美国电影，主人公姓青豆；另一条写小说，主人公叫天吾。两条线牵连着一个现代教团，教主深田保带了些奥姆真理教那个该死的教主的影子。天吾是数学教师，渴望当作家，应征新人奖。深田保的女儿深田绘里子患有阅读障碍症，10岁从父母身边逃离，17岁写小说《空气茧》应征。编辑小松觉得有意思，但文笔稚拙，于是让天吾来捉刀改写，绘里子获得新人奖。“空气茧”是另一个世界的小人用我们这个世界的空气抽丝做成的，最后天吾剖开茧，里面躺着10岁的青豆，又忽焉不见了，天吾发誓去寻找……村上的故事总是在找什么，寻寻觅觅，就还得写续篇。

 

村上春树的新著《IQ84》

日本出版界向来不采取投稿或者自然来稿的方式。像岛田雅彦那样读大三的时候自己找上门，稿子居然被著名编辑寺田博一眼看中，实属罕见。他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但六度入围芥川奖，终未如愿，以致对该奖深恶痛绝。岛田和高桥源一郎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手。高桥起初应征群像新人文学奖铩羽，编辑鼓动他再接再厉，转年获得群像新人长篇小说奖。以前当作家的途径通常是先在同仁杂志上修炼，一旦被有名的作家或评论家垂青，便得以出道，但现在走上文坛的入口主要是新人奖。

新人奖大都是征文。拜电脑、手机之赐，“写”已然是人们的日常，作文越来越容易，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小说来。2007年应征文艺奖的稿件多达2128篇，昴新人奖为1961篇。小说家森村诚一说：新人奖不是考试，但作为龙门可再窄不过了。从成百上千的应征作品中筛选一篇（顶多两篇），不论什么样的杰作，即便有才能，如果跟负责初选的人的感性不合，第一关就会被刷下来，所以新人奖是才气加运气。

新人奖没有年龄限制，应征自然年轻人居多。岛田雅彦看不上同样未荣获芥川奖的村上春树，说他是“无聊的幻想小说”，“对大捧俵万智、村上春树的文化风湿病状态要痛加一击”，但村上笔下让17岁少女获奖却不是幻想，取材于事实，那就是绵矢莉莎。2001年她16岁获得文艺奖，而2005年和青山七惠同时获奖的三并夏才15岁。从小学开始写小说的岛本理生2003年获得野间文艺新人奖，芳龄二十。得主的年龄被当作话题，并非始于今日。1956年石原慎太郎获奖，话题之一就是他还在读大学，造成芥川奖社会效应。继他之后，大江健三郎、丸山健二、平野启一郎、青山七惠都是23岁获奖，而2004年绵矢莉莎和金原瞳刷新纪录，19、20岁便获芥川奖。只怕好些人不是读文学，而是要窥视在媒体上大亮其相的少女写了些什么。江户时代武士15岁就算成人了，明治年间向欧美看齐，民法规定20岁成人，延用至今，近来正议论改为18岁，早早替自己负责。低龄化是人类史走向，如今十七八岁做出什么来似乎都不足为怪。

芥川奖也是新人奖，所以阿部重和出道十年，获此奖就不免心情复杂，简直像是对他这十年笔墨耕耘的否定。村上春树1979年以《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1982年又以《围绕羊的冒险》获野间文艺新人奖，后来芥川奖不再考虑他，一个借口就是他已非新手。芥川奖创设七十余年，独具影响，成为新人奖的龙头老大。其他新人奖甘居下游，各出版社好似选拔运动员，然后有专人负责培养，写什么，怎么写，送去参加芥川奖，大奖到手，就好似成为花柳街的花魁、相扑界的横纲。上世纪80年代又兴办了一个三岛由纪夫奖，跟芥川奖别苗头，虽资历尚浅，却已经位居亚军。多而有序，文学奖形成了一种制度，当上评委便俨然成为文坛政治的大佬。从文学批评来说，评奖也凌驾于评论之上。

文学奖是出版界对文学的仁义和贡献，可出版社不是慈善事业，说穿了设奖不是为文学，而是为宣传，为卖钱，也是编辑操纵文学的手段。现今的文化是快餐文化，出版也是快餐出版，不会有人等着你构思巨制，推敲鸿篇。出两三本书不见销路，获奖作家就会被抛弃，再另选新人。

不少人对文学奖表示失望，例如小说家奥泉光，他说新闻与批评闹着别扭携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归根结底，文学奖属于新闻，不属于批评。还有个松浦寿辉说：未必限于芥川奖，不论日本或外国，文学奖评委里都混进了很多不可救药的傻瓜，所以无聊的作品获奖而优秀作品落选的事经常发生。文学奖跟文学完全没关系。要而言之，那不过是为数甚多的人生的社交性娱乐之一。对人生的社交性娱乐没兴趣的卡夫卡当然不会管什么文学奖，而普鲁斯特一门心思要得到龚古尔奖，结果以《在少女花影下》得到了，可是，这种事对于他们的杰作，对于今天读它的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本文全部图片由原作者蔡淑芳提供给本站，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按：八九年五月底在北京跟马少方做了一次专访，大约一个月后，我才整理稿件出来。十九年后，翻阅陈年旧稿后不久，我竟然有机会跟他在香港再次见面，呼唤记忆，灵魂相遇，恍如隔世。他说，坐牢也没大不了，不必恐惧！我说，我没法摆脱恐惧，虽然我没坐过牢。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他是首批发起《零八宪章》的联署人，我们曾经失去联络.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再跟马少方专访倾谈，这次具体谈到学生组织之间的问题.我问他对话代表团、绝食团和北高联之间的关系及意见是否有分歧。

他说，很显然这三个组织对绝食或其他一些重大的决议，是曾经出现很大的意见分歧。他认为，针对绝食活动来说，北高联和对话团都应该尊重绝食同学的意见。事实上，在绝食活动以后，北高联只持理解及同情的态度，但北高联是应该表示支持的。

他解释绝食期间这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北高联是一个长期性的组织，绝食团和对话团都是临时的组织，本来后二者是应该服从前者的领导，而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於绝食同学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广场用生命来死谏政府，因此，北高联和对话团便应该尽最大可能服从或帮助绝食同学达到绝食的目标。在绝食七天的活动期间，这两个团体都致力做好这方向的工作，可惜有些地方做

得不够彻底。

五月十四日阎明复等政府官方与学生对话，对话团和绝食团有否好好的联系？他表示，当日绝食团的代表有出席对话会场，但没有发言权，也没有代表性，只是聆听，以及由程真读出一封遗书，表示广场绝食同学的意愿。

当日，对话团坚持要展开对话，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绝食团同学则认为，政府说过会广泛的与各阶层展开多层次的对话，而绝食团要求对话有现场直播和不许拖延的，最后政府不答允有现场直播，显示政府没有诚意展开真诚对话，对话团就完全没有理由要与政府继续对话下去，这点对话团是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所以便终止会议，没与政府继续对话。

马少方说，他后来也到了统战部把绝食同学请离场，因为绝食团是不应参加对话团与政府的对话。

绝食是由几位同学倡议的，包括王丹、吾尔开希、杨朝晖和马少方等，这些绝食发起人是否想当然地成为绝食同学的代表呢？他说，事实上，很多同学都没有把发起人视作绝食团的代表。

绝食是每一个同学自愿自发参加的，即使中途退出也是自愿性质.不过，大家都要遵守绝食宣言，亦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换言之，任何人违反这条，便都不能算作绝食团的人。

他承认在绝食期间未及做好的一件工作是，没有尽快普选产生一个绝食团的领导机关，不过由於紧急关头，倡议者暂代这任务也未尝不可，因为绝食宣言及誓词是由倡议的同学起草，以发起和宣扬共同追求的政治目的，这是参加绝食的同学应该服从和守诺的。

既然同学宣誓说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何会在五月十九日决定停止绝食？他说，其实有八成同学是不赞成这决议的，他认为作出停止绝食的决定是草率、仓促和没有道理的。

他表示，由於同学用生命死谏政府，只要有一个同学不同意，也就不好宣布停止绝食，其他同学若不愿绝食可以自愿退出，因为当时大家曾经说过，若停止绝食要百分之一百的同学同意才行。后来作出了停止绝食的宣布，他个人表示很失望。

当时柴玲担任广场绝食团指挥，由於有很多同学被抬进医院，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结果五十二票同意，四十票反对，两票弃权，基於少数服从多数，作出了停止绝食的决定，由柴玲宣布。

绝食在五月十三日开始，戈巴卓夫在五月十五日访华，到底在选择日期的时间考虑方面是否有任何关联？

他说，五月十一日已决定绝食，而同学都知道政府在五月十二日有对话的答覆，在得到答覆后才决定绝食时间.由於政府的答覆是允许对话团派二十名代表，而学联则可以派四十名代表，一起进行六十人的对话，而非单独与对话团对话，这简直是欺骗，所以同学决定用绝食作为手段示威抗议.

他认为，考虑五月十三日绝食，其实是有给政府让步，因为当时考虑到十五日就是戈氏访华，同学假定有两日，约四十多小时时间给政府作决定，而绝食在十二日便宣布，政府是完全知道的，不过没有诚意跟学生对话而已！

事实上，在绝食期间，有些同学认为绝食乃过激的行动，太快把学运推到尽头，将来除了自焚外，很难再有其他行动，比这次行动更彻底的了。

马少方对此点并不苟同，他说，斗争的手段中，自焚、绝水和大串连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绝食，他认为在这时期选择绝食抗议是恰当的，因为第一次学运的高潮是属於低估时期，而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怎样才能给政府施加压力，把学运推向第二个高潮呢？同学已採取非暴力和平方式进行游行、罢课、静坐等抗议行动，这些都不能促使政府给正义让路，同学唯有选择绝食了。

个多月来，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请愿行动，令同学疲於奔命，但政府反应冷淡，似乎这次学运是甚么结果也达不到了。

他认为，从狭义来说，这次运动确是得不到原先所要求的：“不是动乱，必须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等目的，但是却从细小的要求，达到更大的目的，亦即重要的结果和有意义的目的都达成了。现在，人民对这个政府彻底失望，愿意站出来要求改革或解散这个政府，要求重新组织一个人民信任的政府，亦即有利於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对民主改革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向前迈进了第一步。

五月十五日凌晨，十二名知识分子前往广场声援学生，以戴晴为代表，向同学提出两点撤离广场的条件：一。在《光明日报》全版刊登记者访问知识分子，肯定这次爱国运动的文章；二。让李鹏、赵紫阳站在广场中，跟学生讲句问候的说话。似乎这两点要求盖过了绝食同学原先的要求，知识分子的插手反映了甚么？

马少方毫不客气地说，十二名知识分子修改同学的要求，这种求变通的做法，完全是知识分子那种奴性，亦即改良主义思想所导致。其实，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政府不可能答应同学的两点要求，所以希望能劝服同学放弃斗争，但这是广场上绝食的同学所不能够接受的。

固然，同学们内心会感谢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但是对同学的要求採改良主义的态度，从同学们对戴晴的呼籲有异议的声音可见，这是不受欢迎的。反观知识分子的要求，其实也并非容易达到，是否他们跟高层有协议？

据马少方所知，十二名知识分子是曾经到统战部发表他们的声明，因为在分析过中国政治形势后，知道政府不会答应学生的要求，所以变通一下。一方面考虑到同学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能给政府留一个下台阶，以为能通过知识分子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力来帮助政府渡过这次难关.

他认为，知识分子一直不敢与政府对立，跟学生所坚持的不同，到底甚么时候才是民主进程的最好时机？还要等一百四十年吗？几代人之后再等几代人就能没错吗？他强调，民主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是争取得来的，如果不争取，就永远都不会来。经济发展、利益冲突和权力分配，牵涉到人性、人的欲望等私利问题，如果不去施压，它只会膨胀而不会收歛的。

到了五月十七日，绝食活动把人民唤醒过来，数百万壮观的人群参加全市人民大游行，严重打击政府的绝对权力和共产党的威信，同学有否利用这个良机，把学生的斗争跟市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大联盟？

马少方表示，其实最好是在五月十八日能停止绝食，把学生力量加进人民民主运动中，直接投入全民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潮流去。

可惜，广场出现了失控状态，谁也不能劝服同学们停止绝食，因为当时同学的眼睛只是盯住所要求的两点.

他说，这失控现象也正好反映同学对民主的认识并不属於科学化的民主，而是处於与政府对立的局面。这是争取民主过程中的重大失误，不过在以后更大的运动中，亦可为同学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同学到底怎样做决定的呢？为甚么会出现失控？

马少方说，广场指挥部做决议时，是由在场的各校全体同学委派代表出来商议和表决的，但是柴玲能代表北大，程真能代表北师大吗？她们能否真正代表各自院校同学的思想，本身就存在问题.

事实上，出来表决的同学，都表示能代表学校，而学生能否代表同学的意愿，就要视乎同学代表能否把每个同学的反对意见，採纳及补充为自己的意见，或者尽量令反对的接纳自己的意见，试图说服他们。

五月十五日凌晨，绝食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为应否转移一下的问题争论，当时同学已经否决了十二名知识分子的两点要求，也不等李鹏和赵紫阳出来了。同学认为他们到广场来说声你们好，没必要了，同学也不会撤退的，因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是一种欺骗，对学生不公平。

由於戈巴卓夫访华，同学为转移绝食场地的问题伤透脑筋，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赞成转移，希望绝食同学以大局为重。当时，这些自愿出来绝食的同学对政府还抱有一丝希望，还未完全失望，所以没有理由不给政府作一些让步，向全国人民表示，同学对政府还抱有诚意。但是，另一方面亦有很多同学认为，既然绝食是用生命来向政府死谏，政府一直以来对同学没有诚意，同学又有甚么理由

让步？

两种不同的意见，由五月十四日上午争论到十五日凌晨还没有结果。马少方说，主张转移的同学不希望影响戈巴卓夫的访华行程，同时亦希望表明绝食跟戈巴卓夫访华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所有同学对戈巴卓夫访华都表示欢迎的，所以十五日凌晨六时许，绝食同学採取了由纪念碑的北侧转移到东侧的行动。

其实在採取这行动之前，反对转移的意见亦很强，所以曾经宣布过原地不动。当时意见存在很大分歧，学生领袖无法说服绝食同学，最后吾尔开希以个人身份劝同学顾全大局，贯彻爱国精神，希望同学接纳他们的意见，挪一挪让出广场中央的地方，欢迎戈巴卓夫到访.马少方当时亦有发言，他认为由北侧转移到东侧是顺乎民意，有利於坚持斗争，乃是明智之举，所以可供同学参考。

终於转移行动成功了，同学收拾被铺，拖着疲惫的身躯，由学生纠察队开路，顺利转移了，然而，转移过程中，却也有很多同学不支晕倒。其实，即使转移，结果还是佔用了广场的一侧，外交礼节上的欢迎仪式始终无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而且广场实在髒臭得很厉害，满地垃圾、纸碎、破瓶，戈巴卓夫肯定不能来啊！

马少方说，这是策略问题，不佔用北侧，政府就不能向同学施压，但是绝食的地点一定要坚持在广场，这是不能改的。不过，同学也真的没有考虑到政府是这样无赖，绝食了四十多小时，还不给同学答覆。

他也承认，只挪一挪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表示对戈巴卓夫的欢迎和尊重，因为戈氏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改革家，而中国的问题正是政治体制不改革，所以欢迎戈氏访华，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向戈氏学习，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改革。

绝食的七天里，他说在继续绝食和停止绝食之间是曾经有过犹疑，但是见到同学一批批倒下时，他再没有犹疑了，主要是因为有救护设施，同学的生命并没有太大危险，而且继续坚持绝食是希望迫使政府能够满足同学的要求。

在绝食到了第五、第六天，北京出现了大规模全市人民大游行，但是仍未能促请政府答应同学的诉求。当市民也起来的时候，便已经变成由市民採取实质行动，将学运性质定性为“爱国”而不是“动乱”了。

他说，戈巴卓夫结束访华行程后，李鹏曾经看望过学生，但学生认为李鹏是以政治投机分子身份到广场，没半点人道主义思想，对三千多名绝食同学的死活毫不关心。很明显，李鹏关心的是内部政治的权力斗争，要夺回他认为必须夺取的权力。

至於赵紫阳也来看望学生，他不敢说赵紫阳是不带政治目的来广场，肯定是有的。但那天，赵非常诚恳地劝同学停止绝食和返回校园，并掉下眼泪，这至少是有良心和站在人道立场，对每条生命爱护，而李鹏连这点人性也没有。

之后，李鹏与同学见面、谈话毫无诚意，令同学十分失望。

李鹏曾说，要红十字会把广场上所有绝食同学全部送去医院好好护理。当晚，绝食同学因避雨已走上绝食车，他们恐防政府真的强行把他们一车车运走，有同学激动得把绝食车的车轮刺破，使车不能开动。

对话又再不欢而散。马少方表示，他不赞成绝食团跟政府有这种接触，因为既然这是用生命来死谏政府，向政府提出请愿和要求，就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上的买卖.

政府怎样表态，同学才能满意呢？

马说，中国政府应该尽快通过新闻媒界直接及以实质行动来满足同学的要求，而没有必要跟李鹏接触.

同学在甚么时候发现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的呢？

他说，在同学未进行斗争之前，已经知道政府内部派系斗争非常激烈，而两派都想利用学运整党和推翻另一派。学生是没有能力逃避或不被他们利用，但是有能力主宰自己和作出抉择。

总之，不管那派上台，阻碍民主进程的就反对，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就支持。五月二十日，李鹏宣布戒严、军管，这是中国的大倒退。这个人不可能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为中国带来贫穷和落后，所以要彻底反抗他的领导。他说，同学已清楚看到这个政府是他妈的王八蛋呀！

政府的态度很强硬，而学生的组织又因为缺乏经验而涣散，没法协调行动，很多外省同学涌到北京，但广场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指挥，市民不可能持续地早晚去堵军车，每天给广场同学送水送吃的了，运动这时已呈胶着状态，令人担忧.

马说，撤留问题争论了好几回，往后运动该怎样发展谁也估量不到。现在已不可能撤了，天安门广场必须坚守，因为很明显它已成为民主的象徵地，留在天安门就表示民运尚未结束。学运已经成为民运，北京天安门广场这地方更成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圣地标志，任何撤退的决定都不能符合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人民心理。

到底要坚持到甚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长期的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留在广场就一定要搞好秩序、组织人员及注意卫生问题，这些整顿工作后来也慢慢展开了。

至於大串连的工作，其实亦酝酿着开展，当时不少外省来京的同学都回去把北京的情况广泛宣传，而北高联也有人建议空校运动，有组织地向各地统一宣传，同学是策划着一次比文革大串连更有组织，和更明确的宣传纲领的。

将现在的运动跟文革比较，最大的分别是甚么？

马少方说，他还没有很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文革是自上而下蔓延至全国，基本上是否定民主和人权，这跟今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要求民主和人权很不相同。文革时期的大串连是很有目的地将官方的宣传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及每一个角落，如果这次运动进展到大串连的话，问题就複杂得多了。

对学生而言，现在是面对着新闻封锁，如果不走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就很难让全国人知道，北京到底发生甚么事。因此，是新闻封锁迫使大学生走上大串连这一步，希望广泛地将北京的学运讯息和民主思想，传达到全国各地。

谈到会否造成文革时期的大动乱，他认为，北京人完全有能力维持现状，有信心将这场运动拉到大串连这一步。因为在这个多月来，北京没有混乱，也没有动乱.而且，他相信北高联是有能力让同学有秩序地到各个省份去宣传斗争的方向，把北京同学和市民的非暴力和平斗争方式带到全国各省，这样就能令斗争越烧越旺，而各省地区也能通过这场非暴力和平的斗争令社会安定、和平，这跟

文革时期也很不一样了。

学生是反对暴力，反对流血的，毕竟他们还年青，还比较热爱生命。他说，同学都希望这政府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流血。但是，假如政府真的希望造成流血事件，也许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流氓政府越早做这一步，它就越快倒台。

当然，这群年青的同学，还没有经历过文革及“四五”天安门事件，始终还是显得感性激情一点，是否真的对流血、死亡没有恐惧害怕？

马少方说，同学是有点怕的，也不敢说所有学生都不怕流血。

事实上，这流氓政府也曾有过镇压的先例，实在不能不提防他们会下毒手。

后记

六月四日，这流氓政府终於下毒手，用坦克车、装甲车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用冲锋枪、达姆弹枪杀手无寸铁的市民。惨烈的大屠杀引起民愤，恐怖还在延续，这政权仍以狰狞的面孔进行辗压、吞噬、杀戳、炸裂，血还在流，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完结.

跟马少方做访问时，当然没估计到会有这残酷暴戾的结局。那天他还透露，会以北高联为中心，另外搞一个民运组织，类似成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党派，成员由普选产生，而最高纲领及总原则还在草拟中。

过几日，他又表示会去其他省份大串连.六月一日出发了，六月二日我们还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六月三日晚他赶回来，因为吾尔开希通知他，北京形势十分紧张。六月四日屠城的时候，他在广场站在第一线，坦克驶近时，他无畏地迎着坦克。后来跟随大队撤退，他与勇敢不怕赴死的同学，安全地撤离天安门广场。

后来听说他六月五日离开了北京，逃亡到广州。他变成被政府追捕的学生领袖通缉犯之一，最后的消息是六月十七日，他在广州向公安投案。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2002年，我与一批新西兰留学生的家长们，踏上新西兰国土。这是个田园风光十足的国家，蓝天白云，清风拂面，鸟语花香，到处是绿色的草坪，到处是蓝色的海洋，海面白帆点点，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家。

新西兰可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当地人保护自然其情殷殷，而大自然也默默地滋润着这方水土的灵性，造化了这片洁净、安谧的土地。我们在奥克兰入境时，就遇上了近乎苛刻的规定和检查。不但外国人的食品、草木、种子、土壤禁止带入，连我们同行者一双沾了泥巴的旅游鞋也被边防检查员拿进去冼净后才放行。真是让我们感慨不已。新西兰是世界第一个提出政府体制改革的国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国家，是世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祥地。2005年新西兰被评为”世界廉政第二位”，同时还被评为”世界信誉第二”.她的教育培训在国际上有重大的影响，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教育协议即是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委托新西兰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

我们的导游是位中国新移民，姓陈，曾是南京大学学生。八十年代到澳洲留学，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年，几次到新西兰旅游，当他到了南岛就再也不想走了，于是，他又把父母接来定居养老。他告诉我：这里有着他父子两代人在国内向往并为之努力奋斗而得不到的生活。为了留在新西兰，在这”和平、自由、民主、富裕”的国土上生活，作为公派生他宁愿放弃中国国籍甚至党籍。小陈还介绍：”到新西兰一定要去南岛，这是世界数得上的几个最美丽的旅游胜地之一。”他提议我与团内一些人参加留学生团去南岛看看。

留学不学

目前中国在海外留学人员总数大约60万人，是全球之冠，世界各国每七个留学生中必有一个大陆留学生。他们分布在全球至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以每人每年平均十万人民币计算，就是600亿人民币，如果再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而少数家境不十分富裕的人家，为了送子女出国，真可以说是倾家荡产。这次，我们团里不少团员去新西兰就是去看望自己或亲友的留学子女，或者准备送自己子女去新西兰留学。

在去南岛路上，我相交了几位上海小老乡。长宁区的小王是高中二年级被做公务官员的父亲送到新西兰，因语言与文化习惯不适应，他一度沉迷网络，旷课不断，最后瞒着国内父母离开学校，与一个大连的女朋友同居。生活开销很大促使他要找工作，后来做直销，这在新西兰是受法律保护的，他很快在朋友帮助下半年中就发展了六十个下线，月收入达到3000纽币，属当地平均收入，一路上还向我们做起了直销生意。他嘲笑说：我到今天还瞒着父母退学一事，自己都不知道算不算是”留学拉圾”.上海徐汇区的小徐是个女孩，与她同行的男朋友是当地华裔。18岁高中毕业那年小姨陪她到这陌生的国度，曾在新西兰待过的小姨通过熟人，把她寄住在一位白人房东家，房主是当地比较富裕人家，有二个孩子，15岁的大女儿与她关系特好，经常领小徐四处出去玩。一年多里小徐从这白人家庭得到不少帮助，很快适应了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习惯，特别是口语进步很大。当小徐借口打工搬去与朋友一起住时，房东因为与她有感情极力挽留她，并说只要肯留下，房租都可免除。小徐说，其实她是不好意思告诉房东自己已经有男朋友，是一起同居的。

上海闵行区的小林家境不富裕，父母把老宅动迁款全部供给他出国留学，自己住在爷爷处。到新西兰第一年他不适应，感到枯燥无聊，沉迷网络，最后发展到退学，到处找事打工赚钱。一年后被国内父母发觉，父亲赶到新西兰流着泪苦口婆心劝他：全家花了几十万为了什么？父母生活在灾难性的文革年代想读书都读不了，初中毕业十六岁就去农村插队落户，十年后回上海一无文化、二无技术、工作艰辛，改革开放后下岗有份，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唯一希望就是儿子能有出息，父母倾全部家产就是搏儿子一个好前途，出国留学争取拿一个国外学历。贫困生小林说：我想起父亲当时劝我几乎绝望地跪在地上的一幕，心里就痛，从此发誓一定咬牙为父母争气。小林苦读三年并利用空闲时间一直坚持打工挣钱来减轻父母负担，他说甚至三年中连近在咫尺的南岛都没去过，这次回国前才来游览。

一圈走下来，特别是和留学生们同行几天的耳闻目睹，听到和看到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的生活情况，让人十分担忧。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真不知是喜是忧？套用那些留学生的话：”留学是一把双刃剑。”留学首先要入语言学校。新西兰政府的政策是允许当地华人和早期成功的新移民办语言学校，而中国人开办的语言学院陷阱太多。首先利用中国的家长、学生出国心切不懂英语，在签订条款里做文章设陷阱。语言学校还采取各种虚报学生人数、制作假工资表的卑劣手段，甚至为希望移民的留学生出售工作许可证，为自己同胞设下层层圈套，真可谓五花八门。许多留学生用一二年时间花了几十万人民币拿到的才是一个语言学校文凭，上大学则需要凭此文凭再报考。他们把父母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当然其中不包括贪官家子女）全部投入新西兰任人剥削，然后新西兰人还要歧视他们，而他们却只能保持沉默。据说几乎每个留学生都有被人欺侮的经历。新来的留学生首先要做的是找份兼职，赚取零花钱和生活费。在国内只要考上大学，毕业基本没有问题。但在新西兰，要想拿到学位绝不容易，能按期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半人数，考试不及格还要交钱补考，有些学生几门不及格就决定休学去打工混日子。在奥克兰就有八万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在语言学校，有些留学生注册后就没有很好地去读书。在国内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完全适应不了国外独立自主式的生活，于是，逃课、旷课的人很多。而国内家长还以为子女在新西兰用功留学，拼命省吃俭用寄钱给子女，唯恐他们受不了苦逃回国。但事实上在那种环境下学坏、堕落的学生还真不少。

和我们一起去南岛的一群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年龄最小才十六岁。许多小留学生说自己并不想出国，是家长一手安排的，他（她）们懵懵懂懂地就被送到了海外。类似的情形，在小留学生中非常普遍。中国家长向来”盼子成龙”、”盼女成凤”，改革开放富裕的中国人在国内外商界、学界的推动下，近年来刮起送子女留学的旋风，而且送出国的年龄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小留学生们在国外遭遇的困惑——自我身份认同的迷惘、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教育体制的差异等等，使得他们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这些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境优越，他们脱离父母到了另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后，压力很大，感觉孤独，再加上金钱使用上的不受限制，使得他们在诸多诱惑面前丧失了抵抗能力。而近年来随着同居、逃课、以及惊爆于小留学生间的几起凶杀案和绑架案的发生，在内外媒体上充斥着对小留学生的消极、负面评价，甚至有人称他们为”留学垃圾”.大部分小留学生的成长，都经历过相似的四个阶段：第一，思乡与封闭；第二，尝试融入另一种文化；第三，在两种文化之间困惑、摇摆、蜕变；第四，回家并带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对自己的母文化。我真希望国内父母要认真反思，小留学生是特别需要关心的群体，独自在异乡生活，并且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生存，这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为什么去小国新西兰留学的特别多呢？除了学费比澳大利亚相对低外，纽币与澳币汇率差价也是原因，主要一点是新西兰无语言特别要求，在新留学可以先读语言，然后再进大学。目前一年的费用已上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大学毕业后，一般能拿到半年工作签证，如能有二年续约，以后转为移民就容易。在2001-2003年，大陆括起一股留新风，主要是几个大城市上海、广州、北京，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富人子弟，出于各种目的去新西兰，另外来自东北几个省市大连、沈阳、哈尔滨的有背景的官员子弟也不少。整体素质差，读书是幌子，整天游手好闲，旷课、谈朋友、游山玩水、上赌场，负面影响很大，引起新西兰教育部门的注意，开始控制和加强留学学历要求等。

在当今中国大陆，80后的独生代的特点是，经济依赖、家务低能、缺乏宽容、没有爱心、更没有责任心。中国独生子女生活在爱泛滥的环境中，久而久之，自私、不负责任、凶狠、蛮横、粗鲁就成了他们身上一部分。对于爱”啃”老的子女来说，经济宽裕的家庭是他们的提款机；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则是他们的榨汁机。小的敢用，老的愿挨。在中国生了儿子不养父，生个孙子吃爷爷的情况不在少数。而另一方面，一些中国来的富人及高官子弟却是肆无忌惮，买昂贵的跑车，过着糜烂的生活。与我同一房间住的商人陈先生悄悄告诉我，他这次来新西兰任务是买单，主要目的就是陪同队内一位官太太来考察，并为下半年安置其儿子来留学打前站，他已答应要为长期关照他的这位领导孝点力、出点血。这些在新西兰的中国纨绔子弟把国内寄来的钱挥霍一空，连小偷、无赖都盯上了中国留学生。常有留学生驾驶很贵的跑车在遇到红灯停下，马上就有小孩用脏水脏物抛在车前窗，并帮你擦洗强行耍赖索要钱。在新西兰中国留学生都有被偷窃的经历。一个留学生告诉我：”有次家被偷，我马上报警。警察居然说，让他们（小偷）拿去点就拿去点吧，他们很穷、也很可怜，你们比他们有钱。并建议我下次当场抓到小偷再报警。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团里还有一位童女士，她来看外甥女，因为身为官员的姐夫怀疑自己女儿并没有在新西兰读书，因为不断向家里要钱，花钱开销像无底洞，自己不便，于是要小姨实地来了解情况。一路上她不断纠缠导游帮助查寻外甥女是否在读书的信息，地陪陈先生干过好几年中介留学生工作，这方面关系很熟，他几个电话就查询出结果，她外甥女在一年前已离开该校退学，原同学说她现与一个男生同居在某处。童女士听后，气得闷闷不乐，见面那天把外甥女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团内不少人得知自己亲属小辈在新西兰留学生活情况后，非常后悔与无奈。同时，大家也看到听到不少中国留学生不争气的事例。先有中国人绑架中国人，连自己人都不团结，怎么能让人看得起呢？后有凤凰卫视报导、揭露留学生的丑事。当地报上刊登一个东北留学生用刀捅死了一名广东学生；一名北京男孩因恋爱纠纷重伤了一名上海女生，元凶己经被引渡回国等等。真乃可恨、可耻、可悲！再说新西兰原本是个很太平的社会，甚至连一隻狗、一隻猫死亡都会登上报纸，新西兰居民希望有一个太平的环境，而不是大把的钱。中国留学生窝里斗的一系列命案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华人移民和留学生遭到了当地人的歧视、甚至排斥。我们亲身的经历也反映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一次在公园里，碰到一个不到五岁的洋人小男孩，我们一些团员好心跟这金色头发、蓝眼睛的漂亮小男孩打招呼，友好地摸摸他的头。想不到的是小男孩竟冲着我们竖起了中指，大家很惊讶。惊讶过后则是无比的郁闷，没有父母的教育，他怎么会向一些陌生的中国人做出这么下流的手势。而坐一边的父母只是轻蔑的一笑，可见他们是默许自己的孩子这样做。还有一次是看到在马路上竖立一幅巨大的广告牌，留学生告诉我们：上面赫然写着”移民增加、犯罪率上升，你还能忍受吗？选我吧！党魁温森彼得，我的政策就是把他们赶回去，还一个安静的新西兰！”类似这种事留学生都有经历。

留学不归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从八十年代留学潮开始至今，共有60多万人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工作的人三分之一不到。导致留学生学而不归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很多，发达国家综合因素的拉力诱惑就是主要原因。海外的中国专业人士有许多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从事高科技行业，硅谷7000家公司有2000家是华裔创办，中国留学生使接受国节约了巨大的教育开支，因为留学人才大部分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另一方面，国内环境的推力作用也促使了留学生学而不归：第一，只做表面文章，忽视创业投入；第二，唯长官意志是从，用人机制有失公允；第三，没有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第四，国内知识分子待遇偏低，收入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第五，国内成才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如国外。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几年的留学生活使那些不归留学生认同了西方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气氛，特别是民主、自由、平等这方面，反过来对国内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表示不满。

作为常识我们知道，”人才大国”不可能在官僚体制横行的环境下制造出来，因为人才需要自由环境。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及民国初期是中国人才最活跃，思想最璀璨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世纪上半叶是人才辈出的年代，胡适之、陈独秀、蔡元培、傅斯年、张东荪、马寅初、鲁迅、郭沫若……那时不论北洋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留了适度的空间，对外来思想文化也没有赶尽杀绝，使社会保持着一定活力、自由。许多国文底子较好的人才都去西洋留学，他们了解国情，又把西方文明科技成果带回国。那时满清王朝崩溃，中国没有王权、没有专制的统一思想，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学、哲学等领域非常活跃。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权强盛的中央政府对人民并非好事，专制统治下民主往往是灾难。而新西兰立国才100多年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主要归功于领导层始终廉洁奉公。新西兰导游向我们介绍了这样几件事：有一位官员用公车送自己孩子上学，媒体曝光后就下台了；还有一位教育部长，他的女儿吸大麻，被公众指责也下了台，因为你是教育部长，自己女儿都教育不好，有什么资格教育别人呢？还有一例，国家总理超车，媒体披露后，民众议论纷纷：有的说总理政务繁忙可以理解；但更多的市民说，总理违反交通规则应该下台，当官的不能搞特殊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在海外经常问留学生一句话：为什么不回国？他们说故乡、家庭、朋友和文化，对他们都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选择是”自由与民主”，呆在海外的原因，也是怕中国不断”变”，怕失去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

新西兰处处是花团锦簇，绿茵连天，宜人的气候、洁净的空气，辽阔的海滩、宁静如镜的湖泊、高耸入云的丛林，真是美不胜收。新西兰也被称为”蓝天与绿草之国”、”南半球的瑞士”、”上帝留给自己养老的地方”，无数美誉都与我国古代相传的”人间天堂”、”世外桃源”相连。它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真是不为过。末了，我想借着这篇文章祝福远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愿你们坚强、自律、学业有成，为国争光，能在这诗一样的国度里生活得更好。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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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