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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都喜欢说“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笔者起初对此言有些半信半疑，到如今，我可是深信不疑了。为何？就因为最近出现的一则天下奇闻，这则奇闻让那些不相信预言的人相信了预言，让那些怀疑中国媒体缺乏公信力的人看到了中国媒体的“公信力”。

事情是这样的，在2009年8月7日的《三湘都市报》（B3版）上，竟然提前刊出了本应在8月7日晚上才开出的全国3D开奖结果：“642”。此事最先由网友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版块发帖曝出，之后，该贴文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并最终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面对舆论压力，《三湘都市报》负责人关于此事的解释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在当天的文字录入中出现了失误，录入的是2007年105期的中奖号。至于为何正好是当天晚上要开出的号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只能用“巧合”来解释。

前段时间，湖北武汉曾出现过经适房“6连号”事件，当事方在事后并没有像《三湘都市报》的负责人这样用“巧合”来解释，因为谁都明白，那种概率太小了，不是用“巧合”所能解释得了的。《三湘都市报》的负责人为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用“巧合”来掩人耳目？看来只能用无耻来解释了。只是，我们见过无耻的，却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明明在弄虚作假，却还要拿出傻瓜都不信的理由来遮掩。

中国的彩票行业已经兴起了很多年，笔者在开始也曾买过几次，后来在看到很多地方出现彩票丑闻后，便索性不再购买，不是不想献爱心，而是不想玩这个无聊的骗人游戏。可悲的是，虽然彩票丑闻迭出，买彩票的人仍然是络绎不绝。如果要将买彩票的积极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准，那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实在是太高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社会道德水平却早已是不尽人意。

笔者观察，买彩票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者，低收入者反而更乐于“奉献”，外国的朋友也许永远都看不懂这种中国特色。其实，稍微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买彩票积极完全不等于有爱心，那些积极者的动机往往是希望能一夜暴富。所以说，很多中国人不仅仅穷，而且患上了非钱而不能医的穷病。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彩票行业在中国会如此发达了，即使彩票行业明显是在玩搜刮民财的游戏，而且游戏的过程充满了猫腻，但购买者仍然是坚持不懈，而且越是经济条件欠佳的地方销售越火爆。

《三湘都市报》能提前预知3D彩票中奖号码，其根本原因就是已经知道了中奖号码，而中奖号码按理应该在当天晚上才开出，它凭什么知道呢？难道是该报的工作人员开了天目能预知未来不成？显然不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该彩票的摇奖方已经提前确定了中奖号，即使会公开摇奖，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三湘都市报》的负责人在“澄清”这一事件的时候竟然称是工作人员不小心录入了2007年105期的中奖号，这种解释太牵强，毫无说服力。出了这种事情，报社不能仅仅是道歉了事，必配合有关部门查清事件背后的彩票弄虚作假真相，如果触犯了法律，还必须须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的媒体在网络媒体兴起后，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如今这次“642”丑闻却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媒体竟然还有如此惊人的预见力，实在是太神奇了。如今的科技也是日益发达，彩票开奖要做手脚也是易如反掌，而且可以让公证机构看不出一点破绽，所以，笔者相信，绝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媒体都能提前开出彩票的中奖号。

2009年8月14日

          茅于轼：美国人如何看待“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的概念有其理论基础，这就是从斯密到李嘉图，又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认为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因此收入的分配应依劳动支出的多少而定。

但是在美国，人们除了劳动收入还有其他收入，例如将钱存入银行可获得利息，拿来买股票可得到股息，将房子或土地出租则可获取租金等等，这些都是劳动之外的收入，非但在美国如此，在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甚至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利息、租金等非劳动收入。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话，就会想到：除了劳动，是否还有别的产生价值的要素？现代经济理论的结论是：劳动、资本、自然资源是产生价值的三大要素。这倒不是说资本和自然资源会自动创造出价值来，而是说，有了资本和良好的自然资源，可以帮助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一部分额外的价值不能归功于劳动，而应归功于资本和资源。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努力积累资本，改进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并从中得到非劳动报酬。所以美国人不但有“按劳分配”的概念，还有资本报酬和资源报酬的概念，认为这三种报酬都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也是合法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劳动报酬为生，或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根据统计，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总价值创造的８１％，非劳动收入只占１９％。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缓慢稳定上升，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７５％左右上升到现在的８１％。

美国的工资标准是凭什么确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不同职业的人实际收入是多少。在美国很忌讳去打听别人的收入，但各种招聘广告却能够透露出一些信息。美国各大城市的报纸都设有这类广告专栏，有些学术性杂志出有征聘专业人才的消息；马路两边的墙上，商店的橱窗里也都可以看到“聘请帮手”的招贴，不过后者多数是请临时工，不是订正式的长期录用合同。这些广告有的明码标价，说明每小时报酬若干；有的则只给出一个报酬范围，确切数字留待面议，不过也有一字不提的。一般情况下，短期雇佣多为明码，长期录用则有待双方商议。因为确定工资数额是一种费时间精力的谈判，只有对涉及重要职务的长期录用才值得花成本去作仔细的调查和比较。

在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经理阶层。他们的年收入可从十几万到百万美元，个别的杰出人物竟达一二千万美元。这不仅包括他的薪俸，还包括股票增值、分红等收益。由于经理阶层收入最高，美国最豪华的住宅的主人多是腰缠万贯的经理们。

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的年薪也只１５万美元，通常正教授年薪为７万多美元左右。在大公司的科研单位任职的科学家薪俸稍高些，在政府任职的官员薪俸相对要低一些，

他们之中总统的薪俸最高，也仅２０万美元。而一位女秘书的年薪一般仅２万多元左右。女售货员的薪水还不到２万美元。薪水的高低不仅与职务所需的知识水平和所受的训练有关，也与职业的稳定性有关。正教授和政府官员近乎铁饭碗，所以待遇较低。经理们的报酬波动很大，其职位也远不如铁饭碗，所以待遇较高。美国的警察待遇很高，可与教授相比，不但因为这一职业要求很高的文化业务知识（警察常常代表政府），而且在执行公务中常有危险。井下矿工的待遇则超过大学教授，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所指的薪水都是未扣所得税的毛收入。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美国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即收入高的那一部分的税率较最初的几千元的收入税率高。近２０年来美国不断降低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１９８６年的一次减税中，将最高档的税率从５０％降到２７％，和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的税率是很低的。克林顿总统提出增税方案，将年收入为１８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３１％提高到３６％，而且年收入超过２５万美元的那部分还要再增收１０％的税。最近布什总统又在酝酿减税。除了政府官员的薪水由其上一级决定（政府官员也有各州统一的工资标准），其他工资基本由市场供需决定。而且，官员的工资也要受市场的制约。因为如果高于市场，人们趋之若鹜，会超过政府的需求；如果过低，则会出现无人应聘的情况。

我在波士顿的那一年（１９８６），圣诞节市场购销两旺，一方面有大量商品应市，一方面有巨大的购买力，可是商店没有足够的售货员。在这种情况下，售货行业的临时工工资竟抬高了将近一倍，连一些加减法还算不大清的小青年都被召去临时帮忙。在闹市的商店里贴着大幅招请帮手的广告，标明的待遇一天比一天高，使人感到赚钱的机会多，赚钱也容易。

一位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青年朋友，曾当过清道夫、图书馆管理员、宿舍的夜间值班员，最后到剧场里带座兼当纠察，专门监视观众中抽烟的人。事实上美国人非常注意公共道德，在剧场抽烟的事简直是闻所未闻。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拿钱看戏。当然，找工作中倒霉的事也不少。１９８６年以前美国的移民法规定，不符合法规私自找工作的外国人要被罚款，在纽约和旧金山这些外国人多的城市里，一些雇主（特别是餐馆老板）借此机会把外来人的工资压低到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受雇者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去告发。１９８６年以后规定雇方同样要被罚款，这大大减少了非法找工作的机会。

工资是劳动在市场上的价格，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价格可能是扭曲的。为使价格不致扭曲，必须有供方和需方的平等自愿的谈判和公平的竞争。和别的国家一样，对一切人平等对待、保证同工同酬，远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对黑人和妇女的歧视，为了保障基本人权和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美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通过了不少禁止歧视的法律。受到政府资助的机关必须明确宣布本单位提供“同等雇佣机会”，并把这一行字印在公用信笺上。

夏威夷大学经济系主任、华裔教授洪家骏先生说，他在当系主任期间招聘教授时，不敢问应聘者的种族、性别，甚至年龄，否则出了纠纷可能被人以歧视罪起诉。美国有些州规定要优先录用黑人，或者黑人和妇女比例高的单位在拨款等方面享有特殊优惠。此项政策类似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政策。但它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优先照顾任何一类人都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后者认为黑人和妇女本来的地位就比白种男人低，他们之间表面上的平等竞争，实际上是承认了黑人和妇女原来的不平等。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经济学家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强调公平。

在我国，按劳分配中的“劳”，大家都认为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但分配是取决于投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取决于劳动产生的效果，在这一点上看法是有差别的。而这两者有时的确是不同的。对于竞争性的商品而言，价格最终将趋近于成本。把这个理论推广到劳动这种商品，就会认为劳动的价格（或报酬）取决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劳动者维持家庭、生儿育女的开支，以及培养此劳动技能所必需的教育开支，而与劳动所产生的效果无关。所以“没有功劳有苦劳”的人也应得到同样的报酬；而创出的价值大大地超过所支付的劳动价值的部分就成为没有原因的财富，谁得到这一部分谁就有剥削之嫌。赞成劳动的报酬应该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决定时，这报酬就和投入的劳动无关。无效劳动将得不到报酬，而创造价值高的劳动可以得到极高的报酬。显然，后一种原则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的效果。在美国，报酬是明确地取决于劳动创造的财富而不是投入劳动的成本。歌星凭他的歌喉，影星舞星凭她们的相貌身段，都可得到几十倍于常人的收入，这些收入与直接投入的劳动无关，但没有人说他们是剥削。经理们的高收入也与支付的劳动关系不大，而主要与他们的创新精神，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出决定并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他们的运气好坏有关。这样一种分配观念有利于进取革新，提高社会的生产率，但显然并不公平。好在美国人已习惯于这种是非观念，过高的收入又有累进所得税加以限制，所以这种分配原则还会继续下去。 　　

小结：在市场经济内，除了劳动还有资本和自然资源也可以获得报酬，因为他们帮助增加产出。劳动报酬并不取决于劳动的成本，而取决于它所创造出的价值。然而这引起社会公平问题。

刘禾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年5月第一版 / 30.00

《持灯的使者》是由《今天》杂志同仁的怀旧专栏和回顾口述组成，可以说是一本回忆散文集，但一本散文集的腰封上赫然罗列

着近十位文学史教授与批评家的联合推荐，却似乎在昭示着这本书背后的文学史意义，编者刘禾更是在序里面借此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即“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文学史写作……不以歌功颂德为己任，不以树立经典为目标，而是抱着诚实的、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过去”。这些，诚然为这本书增添许多重量，然而，一旦把这些回忆的内容视作史料，把这种回忆的形式当成叙述历史的学术新方式，我们又要小心新的危险。

最近这些年，一方面，诸如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李陀等主编的《七十年代》之类的当事人回忆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这种由回忆和访谈所构建的“新史料”也引发了强烈质疑，被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有通过“文学想象”增扩某些“历史事实”，尽力凸显自身历史“当事人”和“启蒙者”身份的嫌疑。

钱锺书有一段名言:“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一个人的真相尚且如此诡谲，一段文学史同样如此，并非个人秉持着诚实和怀疑就可以掌控。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杂志只存在过两年，共出过九期杂志，以这么短的生命却成就如今的声名，是一本杂志的幸运，却也是一段文学史的无奈。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若回望九十年前的中国，那绝不是一本《新青年》的天下。薪尽火传，彼伏此起，大抵是五四时期文学杂志整体境况的概括，也是那个时代的生气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持灯的使者》，会另有一种复杂的感受。

我们会从书中看到，围绕着《今天》杂志，二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永远的发言人，一直在写作、述说、回顾、表达，如芒克、多多；另一种是永远的幕后者，起先他们在付出和承担，而后是沉默与荒芜，如赵一凡、周郿英……读完本书的人，一定会对后一种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并被深深打动。这两种人无论日后命运有多少差别，却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自从他们遭遇《今天》那一刻起，这二十年来，无论远近，他们都一直生活在《今天》的笼罩之下。你可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强韧的情感啊，一群人与一本杂志；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多么狭隘和令人叹息的情感，一群人与一本杂志。

在本书的第一篇，齐简的《诗的往事》一文里，她提到初次阅读郭路生的诗歌时的情景，“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我想这段话一定也深深震撼了编者刘禾，她将本书取名“持灯的使者”，多少也与齐简回忆里的这番情景有关。然而，谈及这个持灯的意象，不由不让人想到周作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引自英国思想家霭理斯的那段动人的话:“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手持火把的人，不仅为了照自己路程的黑暗，更重要的是要将火把传递下去，自己甘心隐没在黑暗里。反观诸位《今天》杂志的“持灯的使者”，他们也手持灯火，但首先是为了能感受到光明，他们一直是努力奔向光明的孩子，时代却要他们充当光明使者的重任，最终，只能留下“满脸的油烟和泪痕”。

因此，抛开文学史的纠葛，这依旧是一本动人的回忆录，但在“满脸的油烟和泪痕”之外，这本书里令我最心仪的，却是那些游离在《今天》的灯火之外的人。阿城、郭路生、叶三午（叶圣陶的孙子），他们汇集在阿城的一篇文章里，元气淋漓，是真正活在今天的人。

听说大陆版有删节，我找来的是台湾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电子扫描本。该版译作者名为汉娜·鄂兰，许多人可能还是习惯译为汉娜·阿伦特。汉娜·鄂兰也好，汉娜·阿伦特也好，都是Hannah Arendt.

为了勾勾划划和复制粘贴方便，又寻得一个HTML编译本，后者没有注释和参考书目，中间《帝国主义》部分也好像出自他人之手，另是一种译法，个别语句也很有些出入。两相对照，也有好处，如果嫌这个说得不明白，可以看另一个怎么说。

这本书内容不少，分量不轻，不是几天阅读能消化得了的，欲为分析评论，实是力有不逮。这样却也省事，就说一些小而零碎的心得。

本书分三部，依次是《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犹太人和帝国主义离我似乎有些远，我更感兴趣的是“极权主义”问题。想起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话，还是从头读起来。

看过一个小笑话。有人采访南极企鹅，问它们每天都做些什么，企鹅回答得简单，吃饭睡觉打豆豆。逐个问下去，都是这样回答，当问到最后一个，只答吃饭睡觉，没有打豆豆，问为什么不打豆豆，它说我就是豆豆。在这里似乎不该想起小笑话，散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却使人生出许多联想，阿伦特的一段话也使人颇生感慨，她说：“在暴民眼睛里，一切被他们嫌恶的事物中，无疑犹太人是可以教训一下的目标。如果他们仇恨社会，他们可以针对社会容忍犹太人的方式；如果他们仇恨政府，他们可以针对保护犹太人的方式，或者故意视犹太人与政府为合一的。”（《反犹主义》第四章，P174）

欧洲有反犹历史，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手上都有犹太人的血。汉娜·阿伦特也是犹太人，纳粹期间曾有过流亡生活，她在谈论犹太人的遭遇和命运的时候却没有骂“德国鬼子”、“俄国鬼子”、“法国鬼子”、“意大利”鬼子，而是“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蔡英文《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极权主义的起源》，Pix），分析这里有政治、经济、历史、国家、宗教、民族等诸多原因，而且还有犹太人自身的问题。

一直以为犹太人不论散落哪里，总是坚持自己，不肯同化于任何地方。看阿伦特所写却又不全是这样。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犹如乡下人在城里，要么被人轻视、欺辱和排斥，要么就须努力学习，争取和非犹太社会的人一样，以求得非犹太社会的承认和接受，进入非犹太社会里去。许多犹太人“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反犹主义》第四章，P185），即使这样，毕竟还是犹太人，这就迫使其越发要“同‘普通’犹太人两样”，出类拔萃，“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反犹主义》第三章，P113），就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既然逃无可逃，又没有独立的希望，只好自觉地向同化上找出路，同化过程中，一面不惜讨好任何人，以期得到一张“入场券”，一面为了“使自己和‘落后的同胞’无名的群众区别开来”（《反犹主义》第三章，P 118），竟和他人一起欺蔑同类，阿伦特引伯纳德·拉查尔谈“德雷富斯”事件说，“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反犹主义》第四章，P184）。

一盘散沙，很容易拿捏、践踏和利用。阿伦特从犹太人写起，其意却不只在犹太人。张中晓书中有话：“在历史观点中对于它们（特定的历史现象），不能仅从道德上来谴责，而是应该科学地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产生的必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这应当不是一个道德责任（个人的）问题。”（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阿伦特发现，人世间有一种非常的痛苦，亦即E·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说的“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与怀疑”，而在近代，由于世事变化的原因，这种孤独感越来越强烈和普遍，因孤独而惶恐，因惶恐而欲有所依从和归属。从这个角度说，东方红，太阳升，这里也许真就含有等待、期盼、寻觅和选择。

在一个积贫积弱、饱经忧患、总感觉受了欺负很没面子的地方，群众也的确是有期待的，就如阿伦特所说：“在那些群众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有可能产生……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极权主义》第十章，P445），“群众对所谓‘超国家的力量’（superstate powers）……的狂热兴趣其实并不产生于民族和国家崇拜，而相反是产生于嫉妒及渴求‘超国家的力量’，并且希望尽职尽责变成一种这样的力量”（《帝国主义》第八章，P366）。结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看原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等人曾明确提出的“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转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四章引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这里的“群众”似应指“暴民”。阿伦特指出：“暴民首先是这样一种群体，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多余人物。这一点容易使人错将暴民看作民众，而民众也是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一切伟大的革命中，民众为寻找真正的代表而战斗，暴民却总是叫喊要寻找‘强人’、‘伟大领袖’。”（《反犹主义》第四章，P173）

1949年阿伦特写成《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出版，1958年出修订版，阿伦特为本书第三部《极权主义》写序已是1966年，也就是中国人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在序中甚至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不知毛泽东对此知道不知道，印象中却不记得毛泽东说起过阿伦特。如果知道阿伦特说过他，如果读过阿伦特的这本书，毛泽东还会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会不会有所醒悟而心生悔意？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即使毛泽东不知道阿伦特的这本书，他还知道胡适。胡适在谈自由主义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

和平的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

胡适还说：

我要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是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胡适文集》第十二册，P810）。

这两段话出自1948年9月4日胡适在北平电台的广播词，载于1948年9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时题为《自由主义》，当时阿伦特的书还没有完成，而胡适这些话却几乎可以为阿伦特的书作注。毛泽东若不知道胡适，也不会开国不久就对胡适进行大规模清剿，而且要迫使知识分子人人动手。毛泽东这种做法一举两得，一是清除胡适的影响，二是就此把中国人打成一盘散沙，就像鲁迅曾一针见血指出的：“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鲁迅《南腔北调集·沙》）

渺小的沙，阿伦特称为“分子”，这些分子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隔断的地方，没有自己，没有隐私，甚至并不比犹太人更多家园感。即使这样，“人与人之间也还是要尽量避开一切亲密往来，不单是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发觉，还要考虑未来可能会发生麻烦，因为每一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为了保住性命，他们甚至自愿告密，争先恐后地用莫须有的罪证来指控和谴责他人以证明自己的忠实”（《极权主义》第十章，P456）。阿伦特说：“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极权主义》十三章，P652）

这就使人落到非常可怜的境地，因为即使“奴隶也仍然属于人类社群，他们的劳动被需要、被使用、被剥削，使他们仍被保留在人类范围之内，在社会中还占有一个地方”（《帝国主义》第九章，P420），即使剥削、压迫、腐败也还好像有点人类的尊严，“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蚀者与腐败者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共同的目标，相互争夺同样的东西”（《帝国主义》第六章，P312），而在极权世界，就连这点可怜的位置和尊严也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用粗暴的态度践踏私人生活和内心生命”（《帝国主义》第八章，P356）。

还有更恐怖的，对内分割，对外隔绝，不只阻挡外界视线，也封闭内部视听，在一个“用灌输（indoctrination）代替宣传”（《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87）的地方，这一切是为了要告诉人们，我们是孤独的，托洛茨基虽然已经没了，可是“托派”还在，我们是被“全世界的敌人”包围着，不得不“独自对付一切”，否则我们就要灭亡。

恐怖之上还有恐怖。如果你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就会被历史抛弃，势必陷入绝望，生命也将毫无意义（《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0）。现实的孤独已非常可怕，若再被时代抛弃，那将陷入更大的孤独，这就使人不仅活在孤独境地，而且还活在对更大孤独的恐惧之中，就像人之恐惧堕入地狱。

为什么要这样？皆为“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极权主义》第十三章，P652）。崔卫平先生在介绍《极权主义的起源》时的一段话概括得好：“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甚嚣尘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事实的确是这样，孤独的、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群众，他们厌恶现状，喜欢“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并融入意识形态的谎言世界，他们只相信想象，在一种纯粹想象中感到自在，准备和所谓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由这力量带向安全之岸，去得到一种飘渺的遥不可及的被许诺的自尊，甚至歇斯底里地要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1、495、496、501）。不幸的是，这些，在我们这里都曾有过。

一直以为毛泽东是个农民起义领袖，现在看，他连古时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如，古时起义成功者还要今天，毛泽东却连今天也不要。这样说好像是把毛泽东说得很低，其实不是，在另一方面，毛泽东非常现代，墨索里尼十分喜欢却并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第十章，P443），在毛泽东这里全面实现了，毛泽东其实走的是极权主义的路。

极权主义抛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文革”时候也总是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极权主义宣传的特点是利用群众渴望一致性，“文革”时候让人人向着一种伟大目标梦想好处；

极权主义并不停下来思考历史，“文革”时候也假设要迈向未来；

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文革”时候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科学”的“主义”；

极权主义让人相信他们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文革”时候多少孩子也正义得面目狰狞；

极权主义制造种种宣传以诱导暴力元素，“文革”时候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也鼓吹阶级仇民族恨；

极权主义要每天重复领袖的话才是遵循了路线，“文革”时候用“天天读”统一思想；

极权主义社会“谁不赞成我就是反对我”，“文革”时候也总在重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个人”，“文革”时候却是睡觉说梦话也令人恐惧；

极权主义像一个外来征服者，“文革”时候所谓经济皆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国中的一切皆可随时为政治和革命所用；

极权主义是扩张的，对外援助的性质也实属政冶，“文革”时候不断支援异国的“解放运动”，对外输出革命；

极权主义治下的生命全无价值，因其总是可以被取代，“文革”时候的每一个沙粒也都可以是多余的；

极权主义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文革”时候收听广播也有性命之忧；极权主义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文革”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

极权主义有“可能的罪”，“文革”时候也有“知道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知道他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

极权主义如贡斯当所说是一种“僭主政治”，“文革”时候也要迫使人说话；极权主义囹圄天下，“文革”时候中国是一个“思想大学校”，“校”内人连服装发式都是一律的；

极权主义建立内部护照制度，“文革”时候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也须登记和获得批准；

极权主义有“株连罪”（guilt by association），“文革”时候连血统也会成问题；

极权主义要使知识分子自我仇恨，“文革”时候知识分子自惭形秽；极权主义需要“罪犯”，“文革”时候不断将人打成汉奸、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极权主义治下连人最后的自由——自杀的自由——也没有，“文革”时候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

极权主义使好人失去希望，“文革”时候为恶也失去了恐惧；

极权主义不要今天，“文革”时候以牺牲现实而欲换取长久的胜利；

极权主义不能容许个人主义，毛泽东号召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要“大公无私”；

极权主义不惜任何代价要防止正常化，毛泽东要砸碎“封资修”的一切；

极权主义认为“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极权主义对人进行改造，毛泽东有“思想改造”和“灵魂深处闹革命”；

极权主义社会虚假和伪造达到极端，毛泽东那里历史可以随意修改和打扮；

极权主义罔顾法律，毛泽东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毛泽东一次次地“发动群众”；

极权主义既利用群众也可以随时抛弃群众，“文革”时候多少造反小将在“万岁”声中上山下乡；

极权主义相信自己的民族能够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体”，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极权主义如托洛茨基所倡要“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毛泽东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极权主义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生存，毛泽东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大搞”运动“。

这些皆得益于一种意识形态，操此意识形态者自称拥有了解说历史的钥匙，发现了“数学定律一样”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并要使其预言变为现实，带领大家“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4）。

蔡英文先生在《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中说：“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贯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

同时，为了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崔卫平先生在介绍《极权主义的起源》时也说：”过去的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

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于是一部分人便承当起这个改造的执行者。“

极权主义运动还有一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那就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完了。毛泽东也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如果人类还要存在，还要正常生活下去，极权主义必不能久，这就势必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极权主义的预言，而一些迷信或追随者也就总以为毛泽东真有远见，绝对正确。（参见《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493）

极权主义治下，无论有产无产，无论位高位低，即使围绕权力中心者，也都生活于恐怖之中，一夜之间也会一无所有，性命不保。

既然这样，何以几乎所有围绕者总是老老实实不做他想，甚至命在垂危也要表示忠诚？

阿伦特给出答案：“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极权主义》第十一章，P526）

制造散沙，再将其裹进狂风中去，或迫害屠戮，或利用驱使，这问题不只发生在犹太和德国人身上。

从犹太问题入手，进而扩大开来，阿伦特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残酷和恐怖，而中国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似乎在在印证了阿伦特之所写。

这就颇耐琢磨。即使照着书本做，也未必全都一样，也许一旦进入极权政治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切都会变得可怕，就像一个平庸的人在极权运动中也会变成一个冷血的杀人机器（参见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一件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结合历史，可以编撰一部《极权主义的起源》词典，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美学的，也不是像韩少功那样文学的，而是史论性的。

阿伦特的一段话为读者留下一个悬念，她说：“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极权主义》第十三章，P647）如此说，对任何意识形态都应保持警惕。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美]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著，林骧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4月23日初版。定价：[台币]700.00元。

在很多媒体的宣传中，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都被称为是“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最多读者的拉美作家”。这种宣传口号明显是媒体含糊其辞的销售策略：打着马尔克斯的口号，为柯艾略挣钱。拥有最多读者是没错，他用葡萄牙语写就的畅销书全球总计销量已经超过1亿本。其中，单《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又译《炼金术士》）一书，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6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但“继马尔克斯之后”这一用语很容易误读为可以“与马尔克斯比肩”的大师级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已经证明经典也可以畅销，但柯艾略还需要证明畅销也可以成为经典。

2008年有两个好玩的八卦与这位全球畅销书作家有关。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一本由柯艾略亲自授权的传记《魔术师》（The Magus）在巴西出版。据该书披露，他的第二本书《吸血鬼研究手册》，实为其好友的捉刀代笔之作；更为爆炸性的新闻是，柯艾略称自己之所以在 2002年参选巴西文学院的院士，是因为自己对文学院是一颗“好玉米棒子”，极具利用价值，一方面用自己的声誉给巴西文学院做了免费宣传广告，另一方面他膝下无子，要是成为院士，死后遗产便顺理成章地归巴西文学院所有。另据爆料，当年柯艾略为了跻身颇具威望的巴西文学院，在参选过程中，为了稳操胜券用“畅销”来的钱先打点好了那些具有投票资格的人——看来，无论是柯艾略和巴西文学院都光彩不到哪去。还有另外一则八卦，2008年11月25日，由英国《文学评论》创立的“最糟糕性爱描写奖”在伦敦颁奖。柯艾略榜上有名，凭借新书《布瑞达》中的那段“人行道上的激情表演”，好像“生理卫生课教程”，荣获这一“荣誉”。值得一提的是，以“美国兔子”著称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因为连续四年获得提名，今年终于获得了“终生成就奖”。柯艾略费尽周折想进入巴西文学院不就是想在畅销作家的名号上加上一个经典作家，可以跻身大师级作家之列嘛。这不，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至少颁奖的那一刻，他不是一个人，他与厄普代克站在了一起！

我是在阅读《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后，才搜寻到这些关于作者的八卦的。因为之前我对作者一无所知。孤陋寡闻也罢，不屑一顾也罢，反正是没读过这位畅销全球的作家的作品。我对畅销书的态度一直是如此：不反感，但也没什么兴趣。这次偶然的机缘下阅读《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看到序言中说他“耗费了十一年的光阴钻研炼金术，一想到能够点铁成金，或能够发现长生不老液。就心驰神往，再没有任何研究巫术的念头”。一想到这年头还真有人言之凿凿地称会玩炼金术，而我恰好这两天手头有点紧，如果也会玩把点石成金之类的高科技，岂不是要发了？于是乎，我不禁也有些“心驰神往”了。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很好懂，讲一个叫做圣地亚哥的牧羊人，几天做同样的梦，受到了天命的指引要去埃及金字塔寻找宝藏。经过了不远万里的征程，遭遇了许多危险，收获了美丽的爱情，这些都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梦想，义无反顾地走到了金字塔下。他在那里受到了一伙强盗的嘲笑，这时才从强盗的言语中领悟得知原来藏宝的真正地点在他家附近。书中总说这是天命的指引，而我总想这个寻宝的过程有点过于造化“弄”人——故弄玄虚和嘲弄的弄。我觉得这是给小朋友睡前准备的催眠读物，当然了，你也可以看做是作者所称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怎么理解都行。小朋友看了都说好，柯艾略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不一定非要再逼迫着大朋友看着也说好。很多喜欢的读者说这本书启示了人们实现梦想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勇气、智慧、执著和经受考验。我觉得这样解读挺好的，符合我们积极向上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看到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封面介绍说这是一本“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或许几十年才出现一本，您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本书”的说法，作为一个情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有点怀疑它宣传的真实性。

柯艾略曾在访谈中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作家，“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得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他还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博尔赫斯帮助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写看到到这里我都有点忍不住：博尔赫斯、亨利·米勒、亚马多、威廉·布莱克以及马尔克斯现如今已经是我们写作传统的一部分，柯艾略所谓的不关心传统看来是不能当真。另外，一边说着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和不严肃作家，另外一边还称自己是严肃作家。看来面对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大师级作家，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保罗·柯艾略，还真有点心虚了。

 

题目为别克全新一代君越高级轿车广告语的前半句，后半句是“但我们可以创造前进的力量”。这则广告语虽算不上多么高明，却也让人感到说得在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至少比我们有些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宣扬某种思想、主义要明智得多。

大半个世纪来，人类几分之一的人口、大小十几个国度，在某种思想主义的一再忽悠下，相信了我们可以“改变前方”，或是就觉得人类历史会毫无偏差地自动走向我们想象的社会，甚至还设置了一个人类最终目标。仿佛我们是神一般，能掐会算，早已算准了“前方”是什么，甚至连前方的前方是什么都没有了问题。

于是乎，有人一生明明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且后来又一跃成为极专制的社会里度过，死后竟也能尊称之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虽然那意思极明了，即指此人“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可一个原本就只是一种“理想”的主义，恐怕连创造这个主义的人对这种主义都并不十分明了，别人又是如何知道自己如何去为这种主义而奋斗呢？说到底，恐怕也只能是含糊其词，或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当然，我甚至相信很有可能还是自欺欺人。再说，如果一个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且后来又极为专制社会里的人都能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那么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岂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人也更有资格成长为这种“战士”了？因为即使按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比封建社会——哪怕是半封建社会——进步得多。不然，岂不是要告诉人们，生长在半封建社会的人反而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更进步更伟大？然而，至今我都没听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的哪个人物死后被追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有些人忘记了哲学上一个基本定义，这就是一切必然皆出于偶然，或叫必然寓于偶然之中。既然凡必然皆出自偶然，那么事实上必然也是一种偶然，没有绝对地必然。尤其既然认为宇宙里充满了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斗争无处不在，那么“最终目标”实现了，是不是就没有矛盾没有斗争了呢？好像连被誉为某种伟大主义的继承者自己都有所怀疑，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最终目标”之后，也还会有矛盾还会有斗争。既然还有矛盾还有斗争，那人类社会的一些形态也就有可能还会有所改变，甚至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改变。

所以说，历史决定论也好，认为人类一定会走向某个历史阶段也罢，都是某些人某些主义的一厢情愿，甚至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看来，凡是主张并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都是“懒汉”。这种人就是想找到一劳永逸的“方子”，不肯承认人类社会原本就没有某种发展规律，因此也不愿辛苦探索。然而对这种历史决定论又是很容易驳倒的。因为历史决定论的致命之处，就是它的结论是依靠总结过去的历史得出，而依靠总结过去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前方会发生什么并没有必然联系。不然，若是一总结过去，就能知道将来，我们也就真的只通过总结历史就可以“大踏步前进”，并且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了。

当然，有人会说，总结过去的历史，也包涵总结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曲折。那我就想问，既然过去的历史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曲折，前进的道路上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的困难和曲折，又有谁事先知道呢？既然不可能预知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和曲折，怎么就能断定我们一定能战胜曲折和克服困难呢？十几年前，一颗硕大的彗星撞上了太阳系里一个个头比地球要大许多倍的木星，并且据说撞出的“大坑”足可装下一个地球——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或叫灭顶之灾，也还能“克服”和“战胜”得了吗？这当然是从“极端”而言，可既然是偶然，又有谁敢说什么样的偶然不会出现呢？据知地球最近5亿年来就至少有五次物种大灭绝，这是有地质史和化石为证的。

行文至此，大脑开了小差，竟想到一些八竿子打不到的东西：一是几十年前，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由于无聊，常常玩一种“打老碑”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在我们的前方不远处的地上树起一块砖头，再往后退几步在地上划一条界线，一个个孩子的手上都拿着一块自己选定的石头，站在划定的同一条界线上，依序排着队，看谁扔得准，扔得有力，一言蔽之，看谁先把那块石碑打倒。那时当然不懂人类还有什么“终极目标”。但现在看来，有人设置或相信终极目标，极像当年一群孩子们玩的游戏；所不同的是，除了那“目标”不过是孩子们自己所树而已，还有就是，一个要打倒，一个却要实现。

二是想到鲁迅。如果说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认为，一概反对“终极目标”，其实也是陷入“绝对”的怪圈。那么，我要告诉他，自己并非一概否认有“终极目标”，只是这个终极目标就像鲁迅所指出的一样——他确切相信，自己的前方不过是坟，并且还曾写过一段奇文：某富豪家得一子，人们都去道贺，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能做官，可也有人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死。在鲁迅看来，说升官发财的未必，而说这孩子会死，却是一定的。只是说未必的受到了奖赏，说一定的却在挨打后被哄了出去。

其实，说句很悲观的话，别说一个人，就是整个人类的最终前途，也只能是灭亡。别的不说，就算人类不管如何糟蹋环境，也还可以“自救”，因此也就乐观地相信子孙万代，“生生不息”。可依据天文科学家的预言，若干亿年后，当我们的太阳进入它的晚年，会极度膨胀，依次吞下水星、金星、地球等，然后收缩，成为一个“黑洞”——你说整个地球都被太阳“吞”了，人类的前途又还在哪里呢！

2009-7-23

2009年7月20-21日，中欧社会论坛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以当代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在会上做了“威权政体语境内的民族冲突”的主题发言。本文即根据这次发言的提纲整理而成。

前不久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再一次引起世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强烈关注，也又一次凸显了民族问题对中国宪政转型所具有的深刻的挑战性。

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我不认为近年来频发的民族地区的群体事件是现代化和民族融合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换言之，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解释不了类似去年西藏“3.14”和今年新疆“7.5”这样的大规模群体骚乱。

我也不赞成官方的“分裂与反分裂”说。从根子上讲，这不过是中共敌对思维逻辑的一个结果，用来掩饰事情的真实本质而已。

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说到底，是我们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党专制的现存政治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应该对此负有最终的责任。

当然，这么讲，不是说中国就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民族矛盾甚或民族冲突。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人口众多、在大中华历史演进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汉民族和边疆地区各人口较少民族之间，的确有着复杂的历史交合、融汇或冲突等多方面关系蕴含。另一方面，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各民族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可能。以汉、藏为例，藏族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本来已经面临现代化的深刻挑战，传统的、政教合一的西藏上层政治结构需要改革，也已经是一种十分现实的要求。尽管在涉及主权的汉藏关系问题上，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各执一词，但可以想象，如果假以时日，以宪政建设为宗旨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统一的主权国家框架内完全有可能逐步影响、甚至推进西藏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可惜历史没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新疆的情况要更复杂些。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或其他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在语言上均属于突厥语族，在文化和宗教上与中亚一些国家有着跨国同源关系，从历史地理上看处于“突厥走廊”的东端。这和藏民族独自封闭于雪域高原的情况完全不同。1864年，阿古柏就曾在南疆及部分北疆地区建立“哲德沙尔”汗国；1944年，又有所谓“三区革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虽然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折射出这个地区深刻的“双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以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和1951年西藏和平协议的签订，是一个重要变化，它们不但标志着“新中国”将在这两个民族地区正式行使主权，而且意味着“党”的理念、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将从根本上左右民族地区的命运。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意在通过改造民族地区，使各族贫苦百姓“翻身做主人”，步入“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来也不失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妥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体制容纳不了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党的书记（多由汉族人士出任）在任何一个自治区都是少数民族的太上皇，而由本民族人士出任的行政职务往往只是摆设，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不可能真的落实。此其一。其二，中共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摧毁了民族地区原有的政治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也在基层制造出无数“敌人”，加剧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紧张。其三，中共“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势必导致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打击，乃至摧毁，这一点，在毛泽东年代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狂潮中显得尤其惨烈。

理解了以上几点，就不难理解何以会发生西藏1959年的“叛乱事件”，何以至今仍要在新疆保留成建制的、规模庞大的汉人“生产建设兵团”。尽管中国共产党最初是要给边疆各族人民带去“解放”，带去福祉，但由于体制的不合理和意识形态的癫狂，反倒制造了一系列人权灾难，客观上加剧了汉民族与藏、维等少数民族间的不信任、矛盾乃至怨恨。所以我才讲，这么多年来中国边疆地区频发的民族冲突，说到底，是我们这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党专制的现存政治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应该对此负有最终的责任。

体制顽症强化、激发民族冲突

这次乌鲁木齐“7.5”事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第一次表现为维、汉两个民族普通民众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说明维族公众中的民族积怨之深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地步。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以上讲的历史的、体制的原因以外，恐怕和改革开放以来威权政体下经济、政治的畸形发展和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心理失衡有关。

不能否认1978年以来，“党和政府”确曾花了大力气试图抚平文革和“极左”年代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伤害。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也没少花钱，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民生的改善。政府在教育等领域提供的优惠政策甚至在汉人群体中引发某些不满。但必须看到，威权政体由于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在内地汉族聚居区造成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存在，比如贫富分化的加剧，官民矛盾的扩大；某些问题甚至具有更加复杂、更加独特的性质，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大量汉人经商群体的涌入，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多有在自己的家园被边缘化、疏离化的感觉。执政者误以为强调“致富奔小康”就可以让少数民族的老百姓满意，却忽略了、或者说完全不理解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宗教需求。装饰一新的寺庙和形式化的宗教仪式不过是做给来访者和外国人看的，暗地里的宗教监控却足以令人窒息。少数民族区域内部的地区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拉萨、乌鲁木齐等首府城市的繁华和边远、农牧地区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地方权力结构方面，依附于中央政府、同时又更少流动的少数民族地方权贵在开放和引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迅速结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群体；派去的汉族党政官员也在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地方权力监督缺失，执法犯法，腐败盛行。而一旦爆发不满或因百姓权利被侵害发生的群体事件，地方官员则习惯于把它归结为“敌对势力”的“挑唆”，上升到“反分裂，维稳定”的“高度”，换取中央的支持和金钱。结果，深刻的官民矛盾、体制痼疾被掩盖，地方权贵的“反分裂饭”倒越吃越香。无助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普通少数民族百姓会自然地把对贪官的不满转换成对汉人的不满。这种权利的被侵害、不满加上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的感觉，难道还不足以积淀为深刻的、一触即发的民族积怨么？

还有更愚蠢的，那就是出于“反分裂”需要而在内地随处可见的“保安”措施，它事实上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公众的感情和尊严。民间组织公盟发布的《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就曾指出：政府在3.14事件之后和奥运之前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和藏人在各种公共场所受到的“特殊对待”，使得藏人、尤其是年轻藏族人的民族意识陡然上升。一位叫白马吉宗的藏族女孩这样讲述奥运期间她在北京的遭遇：“我代表拉萨某公司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的培训，就因为我是藏族人，竟然没有任何一家旅店肯让我入住，气得我和他们大吵，你们这是民族歧视！”¹

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藏、疆等地少数民族的民族积怨有着复杂的历史和体制因素，并且已经有了长时期的积累。体制的不合理，地方官员的执法犯法、为非作歹，商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百姓的被边缘化，司空见惯的对少数民族语言、就业等方面有意无意的歧视，以及在许多普通民众接触的场合少数民族人士常常感到的不平等、被轻视，最终强化、乃至激发了“弱势”一方的民族敌视心理，这种敌视、怨恨往往是非理性的，它没有分析事情之所以如此的深层体制原因，却把矛头指向其实也深受这个体制之害的、作为另一种民族存在的汉人。而我们的汉族兄弟们呢？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往往用同样的非理性来对待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结果，体制问题转换成了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既凸显了、又遮蔽了体制问题。是体制性顽症强化、激发了今天的民族矛盾，但它的外部形式却更像赤裸裸的、单纯的民族间冲突。作为7.5事件导因的6月广东韶关事件就具有这样一种性质。

藏、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宪政改革的瓶颈

毫无疑问，藏、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瓶颈性问题。无论对执政者还是对民间反对派来说，这都是巨大的考验。

藏、疆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转型不可能最终完成。反过来说，没有宪政改革的实质性启动和深入，民族地区的体制矛盾和被这种矛盾强化、深化的民族矛盾也不可能真的化解。

必须看到，即便是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找到一个能被各民族兄弟都接受的、相对合理的宪政国家结构安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目前的党专制体制内，这个问题则绝无解决的可能。

当然，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考量执政者的“难处”：宪政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民族地区的问题只是中国宪政改革必须处理的难题之一。中国共产党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要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要敢于面对历史上这个党、这个政府犯过的种种罪错，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抛掉那些陈腐的历史观和虚假的意识形态说辞，勇敢地走宪政民主之路，必须有大勇气，大智慧。根本不想改，或心里有想法但缺乏改革所需的大智大勇，事情还是做不成。对于平庸的统治者来说，做不成的事就不如不做。那么怎么办？维持。维持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安抚加压制，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加大投入，做一些改善民生的面子工程，哪怕钱最终被“蛀虫”们大把捞去；另方面加大“整治”、“严打”力度，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再一条就是继续那套敌对思维逻辑和陈腐的意识形态解释，同时辅以“主流媒体”莺歌燕舞式的粉饰性宣传。

然而，这一套真的能奏效么？未必。掩饰矛盾只能积累矛盾，深化矛盾。从去年的3.14 到今年的7.5就是证明。“境外挑唆”的指控就更糟了，它简直就是侮辱中国民众的智力：即便假设境外有心怀叵测者唯恐天下不乱，如果你真把内部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民族关系处理得和睦融洽，老百姓怎么就那么容易被“挑唆”而“上当受骗”呢？

人们可以把此解释为是缺乏自信，缺乏一个大国执政者应有的自信。缺乏自信，才要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缺乏自信，才要操控、垄断新闻媒体，实施信息封锁；缺乏自信，才不敢承认自己有一点点错的地方，而把一切归咎于所谓“敌对势力”。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哪里出了点乱子，不是很正常的么？为什么就不敢从政府自身方面找找原因？

而在我看来，执政者的文过饰非，死不认错，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恐惧在发挥作用。我相信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群体，至少是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没有看到制度困境才是今天执政党的最大困境，藏、疆之类民族地区的问题，只是这种困境的一个结果,一种表现。但还是那句话，不敢从根本上正视这个困境，就不敢往前走，就只能绕着走，回避。然而，回避是没有出路的。借用一位朋友创造的新词，回避是一种懦夫行为，自吹自擂又自我掩饰的政治是一种懦夫政治。它不会把中国引向光明。

说到这里，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清楚，我还是奉劝我们的当政者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样，你们担负着一个大国治理的责任，不能只盘算如何维持一党的私利。如果你们勇敢点，往前走，我相信民间反对派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们，为你们叫好；包括藏、疆等民族问题在内的诸多疑难问题都有望找到化解的出路。毕竟，我们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但如果还是犹豫不决，心存侥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至多搞点小修小补，体制性困境早晚有一天会把中国搞垮，也把共产党自己搞垮。到那时，共产党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你们又何以面对当年为这个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甚至献身的党的先烈？

从转型战略看民间反对派应取的立场和态度

现在，我想对我们的反对派朋友（包括汉族的反对派朋友和少数民族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朋友们）提几点建议：

第一，“独立”不可取。虽然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自决权应该得到充分尊重，但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又非常现实的事情。在我看来，民族自决权的实施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自决”必须出自公民意愿的真实表达，再一个是公众的判断能力和理性化水平要成熟到足以支撑这样的“自决”，使它在整体上是一个理性的、而非情绪化的过程。无论在西藏还是新疆，目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具备实施这样的民族自决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经过60年的演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沿海汉人聚居区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独立”既违背绝大多数汉族民众的意愿，也不符合藏、疆等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何况，除非中国的现存政治秩序突然发生坍塌，天下大乱，西藏或新疆的任何“独立”企图都绝无实现的可能。问题在于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思考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和行动者期望中国发生这样的天下大乱，因为它必定给未来中国的转型带来数不清的难题，甚至给世界带来灾难。当然，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还会继续往前走，只不过会更加艰难。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的和平转型,避免天下大乱的局面发生。所以，“独立”不可取，因为它的前提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真的存在或成为现实。

第二，“暴力”也不可取。暴力造成普通公众的生命、财产损失。针对平民的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谴责。在官民冲突中，暴力抗争虽然对专制政权构成压力，但也给那些地方恶吏采取镇压手段提供借口，客观上加大体制转型的难度。暴力还容易激发普通民众之间的民族仇视情绪。暴力如果演变为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则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以新疆为例，上文已经谈到新疆问题复杂的历史、国际背景。如果反专制和“疆独”、恐怖主义裹在了一起，对于反专制将是真正的不幸。

第三，还是要强调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在整体性的体制转型进程中谋求藏、疆问题的解决。这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自治”是合理要求，核心是真自治，而不是假自治。自治可以在未来的联邦制共和框架内落实，也可以在单一制或我所主张的双轨共和制框架内落实。前提是要解构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逐步建立中国的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争，争取少数民族公民的宪法权利，争取包括少数民族区域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和平转型。

● 建设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各民族反对派的联合，使大家团结在宪政民主旗帜下。淡化民族问题，凸显制度问题。这样，将更有利于各民族要求自由、民主的朋友们形成共识，也更有利于在改革的进程中化解民族积怨，实现民族团结。

● 争取体制内的开明力量；用理智、大度、宽容昭示世人，构成压力，促使体制内顽固者的转变。对现政权遇到的“麻烦”不要抱着“看笑话”甚至幸灾乐祸的心理。不要轻言放弃与对方对话的努力。这既是反对派政治道德的应有高度，也是转型战略的需要。

●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未来中国政制的方案，这个方案应既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又能满足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国治理的需要。 这就必须充分考虑大国治理和民族问题的双重复杂性，提出合理、成熟的制度设计。另外一项同样艰巨的任务是转型路径的选择，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上述目标。以上所谈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极其初步，有待朋友们继续研究，提出更成熟的意见。

（2009年8月12日整理完毕，北京）

今天看见一张《建国大业》的演员国籍表

陈凯歌 美国/陈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陈冲 美国/邬君梅 美国/顾长卫 美国/蒋雯丽 美国
胡静 美国/王姬 美国/郎朗 中国香港/李云迪 姜文 法国/ 中国香港/章子怡 中国香港/胡军 中国香港/汤唯 中国香港/刘璇 中国香港 /童安格 加拿大/徐帆 加拿大/陈明 加拿大/张铁林 英国
许晴 日本/韦唯 德国/沈小岑 澳大利亚/苏瑾 新西兰/李连杰 新加坡/斯琴高娃 瑞士/
胡兵 泰国（描红部分为真实参演演员，该表其实是张国内部分演员的国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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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料想的是，这么多的明星是外国国籍，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呢，是中国的影视，中国的观众捧红了你，你到头来怎么是外国籍呢？

我倒是没有这么想，我只是不知道胡兵加入泰国国籍是怎么想的。好在三年以后，我们有胡斌，哪怕是个假的，那我们也有胡赝斌。言归正题，我们不说出国方便，不说个人自由，不说漏税避税，我认为，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艺人转变国籍，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在我们谈个人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我们也要谈国家责任和义务。这代人要记住的是，国家利益不是高于一切的，国家的合理利益在特定的时候才可以高于一切。

这么多人跑了，说明建国以后很多的大业尚未完成，否则就是很多中国籍的外国人来参与制作或者演当时的反面角色。他们变换了国籍，是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像离婚一样，可能是感情破裂了，可能是遇见了更好的，在道德层面上是可以谴责的，但是在人格层面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也难保你们自己啊，对吧。给你美国籍，电脑前的你要不？

反正我个人觉得我的国籍挺好的，也就是多交点税少享点福，出国麻烦点，其他也没什么。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吃不起住不起玩不起结不起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但最关键的是，还移民不起，所以，看见你们跑了，不爽是肯定的。

在看得见的未来里，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国籍的。但是电脑前的所有人，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国家给你提出了条件，你也是可以给这个国家提条件的。我的条件是，我无所谓我爱的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利益几乎没有保护，我也无所谓这个国家纵容随便一套房子的利润就抵上中国最大的出版社的全年总利润，但我很喜欢小孩子，我可能无法遵守计划生育，更无法接受计生委的人碰我的女人，所以，如果我不小心生多了孩子，我就不会是这个国家至少不会是大陆的国籍了。

可能很多人要说，却，谁在乎你啊。话是没错，但我就更不在乎了。都互相不在乎了，这不就离了麽。你看上面名单上的那些人，还不都是人模人样的。

今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将召开17届4中全会，而18大也为期不远了，相信前者将会出现新的动向，后者会产生很大的人事调整，进而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因此近期中南海的高层权斗已愈见白热化，最精彩的莫过于薄熙来与汪洋与贺国强的明争暗斗，他们均以反腐倡廉为借口，行一箭双雕之效，并以媒体呈现表面化。由此观之，中共太子党薄熙来似乎占据了上风。

据8月9日重庆媒体报道，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长会议的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忽然被薄熙来从辽宁选调的公安局长王立军派员密令抓捕，而且等不及地方法院审判，立即通报全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此前薄熙来首先抓捕了重庆高法的副院长张某等人，其借口亦是贪腐，这均使当地官员胆颤心惊，老百姓拍手称快，紧接着薄熙来又进行下一步：在抓捕了黎强之后，又把陈明亮，龚刚模等一大批重庆的亿万富翁打入地狱，称其是当地的黑社会老大，尔后立即通过媒体报道，又产生了新的轰动效应。薄熙来原先在社科院新闻所读研时结识的死党，牢牢地操控了人民网，它竟然意乎寻常地在8月10曰15时42分的“网友拍案”一栏，以《薄熙来是黑帮的克星》为题，刊登一篇文章吹捧薄熙来，随后在16点44分又署名“天涯海角客”，以《汪洋该警惕为你铺红地毯的人》为题，对汪洋进行了公开点名的批评，此前还有一篇令人肉麻的吹捧胡锦涛的文章，放在这两篇宏论之前，可见责任编辑齐贺煞费苦心，那么，在根本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是什么力量在强有力地推动这些观点的出炉呢？

古人云，温故而知今。做为一个十分了解薄熙来的记者，我不禁想起了9年前发生在大连的故事。可以说薄熙来如今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操控司法，故技重演而巳。2000年底，为了打击政敌省委书记闻世震，原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原副市长高姿等人，也是这样，薄先以恂情枉法罪拘捕了大连中法的副院长刘晓滨，其目的是为下一步抓捕更多的与其观点相左的党内外人士做准备，然后双规了高姿{刘晓滨原是他的秘书，也当过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也是团派}，同时还抓捕了大连市政府外办主任张步宁，我本人及为我辩护的大连著名律师陈德惠，大连天天渔港老板张永祥等4兄弟以及大连嘉信国际酒店老板韩晓光，等十余人。那时刘晓滨就象现在重庆高院的副院长张某，而高姿，张步宁等如同文强，张家兄弟，韩晓光正类似黎强，陈明亮，龚刚模等人，然而这些人都是薄熙来不喜欢的人，他们或是政府搞服装节拒付过赞助费，或是与薄的政敌关系密切，或是与其铁哥们有过矛盾，甚至还有的只因与谷开来生意上结过梁子，总之，由于共产党一家独大，没有任何监督，才产生了薄熙来这样的一手遮天的“封建君王”，只是由于闻世震主持的省委不断阻挠，才最终没能使刘晓滨等人判刑入狱，后来薄熙来离开了辽宁，刘晓滨恢复了副局级干部，改任旅游局副局长，陈律师亦宣告无罪，张步宁案，韩晓光案则不了了之……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冤案！这些人都是党内外的政治权斗的牺牲品！而枉法追诉他们的薄熙来，大连政法委书记成城等人则逍遥法外，特别是薄熙来不但没有承担任何恂私枉法的责任，而且还步步高升，当上了省长，商务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7年到了重庆之后，毫不改悔，变本加厉，又把大连的旧恶巧加翻版重新泡制一番，开始了新的一轮抓捕行动，在重庆大搞“红色恐怖”。据当地媒体报道，在2008年7月10日至9月30日，仅短短两个月内，重庆陆海空立体打击黑恶案件32771起，侦破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起，逮捕9521人，打掉团伙92个，使整个城市全部看守所爆满，这是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拳出击，而黎强，文强等人不过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而已。

那么，他们代表谁呢？上述人民网署名“金世遗”的吹捧薄熙来的文章，一句话泄漏了天机。文章说，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在经济上政治上有自已的地盘，有自已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自已的保护伞，换句话讲，重庆的黑恶势力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黑恶头目能达到“亿万富翁”，“人大代表”的级别，肯定是非一日之寒。由此暴露了薄熙来的真实目的，他要如同蚕蛹剥丝一样，挖出隐蔽在后面的大人物：贺国强与汪洋。显然这些目前身居高位的官员，才是薄的政敌，也是其最感兴趣的人。所谓“非一日之寒”气来源于此。

让我们认真读一下文强的简历吧：1992年9月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8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1月提升为厅局级，2003年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任司法局长。人们比对一下贺国强与汪洋两人先后在重庆的任期简历，即会明白，这个人的重用与走红，绝对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是否也有经济上的爪葛，这要看胡温查办此案的决心有多大，但不论怎样，文强当了10几年公安局长，薄的眼线已盯了他2年，在现有的政体下与官场上，他的贪腐已不容置疑，贺国强与汪洋若不贪腐则是奇迹。黎明，陈明亮，龚刚模也都是这样。在长期的风云变幻的生意场上，没有哪一个老板不是通过行贿打通官员关系的，而当官的又没有几个人不傍大款。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保护伞很可能是贺国强与汪洋，正是基于这一点，薄熙来才大动干戈，并且舆论先行，抢在中共18大召开前先声夺人。这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先下手为强。

2007年，薄熙来熬上了政治局委员之后，本来并不情愿去重庆，他对大连的哥们说，重庆热的要死，象蒸笼，哪能赶上大连，我真想回辽宁。这是他无奈的心里话。特别是胡温把他排斥在副总理之外，还把团派汪洋由重庆派去广东省当权，却贬他去“火炉”雾都受罪，他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岂能不把火气撒在文强之流的倒霉蛋身上？而重庆的共产党的官员，有几个不贪？想必薄熙来专抓那些与汪洋，贺国强关系密切的人出气！同时反腐倡廉又能顺应民意，争得重庆百姓的支持，而且又可以杀鸡儆猴，逼其顺从，让其它如坐针毡的各级官员听话当孙子。这岂不是一举多得！

不过，还有更为重要的玄机：近年来有关薄熙来在大连以至辽宁施政缺失，以权谋私的群众举报以及海外舆论，越来越多，给中共高层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自从李克强下派辽宁，摧毁了冬海波等大连黑恶势力之后，做为当地黑社会与贪官保护伞的薄熙来，已被中纪委掌握了不少问题，贺国强等人正在胡锦涛的支持下，深挖他的罪行，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以前薄一波活着，他当然不怕，反正中共元老在世，子女再坏，没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眼下情况却已大变，他只有智斗中纪委，抓住贺国强，汪洋等人的把柄，才能与其私下交易，打个平手，互给面子，化险为夷。因此可以想象，薄熙来，王立军及其党羽，一定先把文强等人巨贪的证据拿到手，再告诉他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再告知保命的唯一出路：检举揭发更大的官员。这样一来，假如贺国强，汪洋有把柄在手，薄熙来就大获全胜了。他可以再把证据交给胡温，那么，下一届党代会薄熙来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就增大了。正如上述金世遗文章结尾写的那样：“重庆黑恶势力有如此惊人的实力，却栽在刚来重庆不久的薄熙来的手上，这怎能不叫人为之竖大拇指呢？”

当然，不论他是怎样的动机与险恶用心，但毕竟抓的是贪官，故此我不曾全盘否定其积极的社会效果，我只是指出这里的症结所在，让人们警惕地认清薄熙来的真面目，并从中悟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为只有改变目前一党执政的状况，才能有效遏制以反腐为名义大搞权斗的社会弊端。在目前的情况下，建议胡温把互相有矛盾的地方官员对调，让他们都有机会揭发检举对方的腐败，这种权宜之计，我看总比现在重庆的情况要公平一些吧。

2009 8 11多伦多

                    昝爱宗：亿万网民借助舆论监督风暴”问责中共”
 
被称为”网络问政”的网络公民行动，一方面维护公民人权，另一方面就是发起舆论监督风暴，主要针对中共问责。一个拥有3.38亿网民的大国，必然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推动全社会的进步，消解中共一党独大的威权，建立公民社会。云南躲猫猫案，湖北邓玉娇案，都是因为网民发起舆论监督风暴才得以真相大白，有关政府人员被追究责任，被问责。以”七十码”起争议的胡斌飙车案，杭州公安交警第一时间居然对着记者非常清晰地定性胡斌不是”飙车”，只是”七十码”速度。若不是网民风暴般问责，网络舆论监督的持续升级，有可能胡斌本人因七十码速度撞死人仅仅判缓刑（中国法律有弹性，可以三年实刑，也可以缓刑），最后事主也无需赔113万就可以一了百了。因胡斌案后专门设计的政府版杭州爱心斑马线，8月4日再次发生一桩撞死人的悲剧，爱心斑马线成为最大的讽刺。其间，网民又发起新一轮问责，一要真相，二要公正。

网络舆论监督无孔不入，直接摧垮的就是中共按部就班以替党遮丑为能事的党媒体、党喉舌–“枪杆子”之外同等重要的”笔杆子”。现在中国传统媒体大致分成两种：党的喉舌和党外的群众喉舌。但是，一般情况下，党媒体受各地地方党委政府和宣传部掐着脖子，没有说真话的自由。比如有些政府官员专门爱挑记者的刺，指责记者舆论监督是多管闲事，是替老百姓说话，而不是替党说话。基本上，党的喉舌报喜不报忧，一般不敢惹政府。而影响力巨大、后来居上的网络媒体则是真正的群众喉舌，又是党外喉舌，网友们若抓住一件政府的丑闻如云南公安”躲猫猫”事件不放，马上就开始问责、评论和人肉搜索了，亿万网民问责，就能把云南警方一些丑闻及负面家底给翻个底朝天，云南当局当然恐慌了，恐怕小事引发大事，就开始调查，证实网友所监督的嫌犯在看守所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属实，把两个涉案警察给抓了。这个事的推波助澜者不是党媒体，而是党外的群众喉舌。把政府丑闻放大、产生巨大新闻效应的就是网络媒体。中国的网络媒体，基本上是党宣传部吃力不讨好总也控制不住的公民媒体，以民众的评判标准为评判标准，真实地报道民众关注的新闻事件，而不是像党内喉舌那样天天是党八股。

举个例子，上海的《解放日报》是党报，《人民日报》也是党报，CCTV的新闻联播也是党喉舌，报道6月27日上海闵行区一座十三层高楼整体倒塌事件，6月27日的央视新闻联播不会播这个新闻，6月28日人民日报涉嫌故意漏掉了这个新闻，上海本地解放日报6月28日的报道居然还有点大喜大悲：头版刊登头条：《上海港外轮喜迎24小时”管家”》，下面就是《闵行一在建13层楼房整体倒覆》，党控制下的市场化媒体标题是”见过楼倒塌，不见过这个样整体倒塌的”，而网络媒体更为直接讽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搂倒了”。当然还有一些党外喉舌恶搞上海楼塌事件，大标题是”太神奇了”，完全不是基于事实描述，而是讽刺加问责，实际上把对上海市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信任尖锐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网络舆论监督风波，网络问责。

最近，我认识的一位官方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6月26日谈到”网络问政”，他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一个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这句话很开放，成为一些网站转述消息时的标题。把网络当作党的喉舌管，是与网络的特征背道而驰的。祁先生是北大毕业的，有民主意识和开放精神，按照他的意思，网络就不是党的喉舌，不能当作党的喉舌去管，否则就永远被动，比如前面提到的云南看守所嫌疑人被打死说成”躲猫猫”，湖北邓玉娇杀淫官引发的”推倒”改为”推坐”事件，杭州富翁子女城市飙车引发的”70码”车速受质疑事件，湖北一29岁周市长的抄袭门和人肉搜索引出的官场任职非正常现象，余秋雨教授的灾区从捐款到捐书的”假捐”事件，还有石首厨师非正常死亡引发三天数万人群体性事件，2008年还有贵州”俯卧撑”事件，都是党外尤其网络媒体发酵的，这些媒体主要是市场化媒体和网络没提到推波助澜，如南方都市报、华商报、成都商报、网易、凯迪社区、天涯社区、新浪搜狐的论坛和博客，以及翻墙通过境外网站及各类贴吧、公告板将即时信息发布到网络，网友们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和其他网络工具上网，把一些身边的突发事件，视频、图片，或记者匿名把党内喉舌不发或发不出的消息，发到网络平台上，这些网络就成为老百姓问责中共的主要信息来源。

不过，网友不能光看网络媒体，党喉舌也很重要，不过要反着看–这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洞察某官员的动向，以及推测他是否被抓起来了。这一招来自共产党内的失势者的经验，前中共高级官员陆定一，当过中宣部长，他的妻子严慰冰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在监狱里坐牢期间通过人民日报看到没有林彪的消息，细心的她发现了这一变化，马上推测林彪出事了，后来果然被证实。现在呢？我们看报纸，党内喉舌，主要看我们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是否每天上头版头条，或者到底有几天没有上了，一旦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一周没有出现，又没有出国，基本上不是生病了，就是被抓或被”双规”接受党组织的调查了。深圳市长许宗衡被抓后，不是一批副市长名单一一见报了，否则不是生病，就是被抓。这样的判断十个里面有几个是准的。还有就是外逃了，像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成功外逃，但当局不好宣传，就避免提起他。我知道高严外逃后，各地公安部门内部下达了通缉令，现在网络上已经解密了，但也没有通缉到，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中共控制的”党的媒体”又称党的喉舌，但它现在已是夕阳势力，敌不过党外的网络媒体。其中有个规律，党媒体的标准是夸大及美化宣传党的形象高于一切，网络媒体则是新闻事实高于一切。比如，6月26日2时许，广东韶关港资企业旭日玩具厂发生一起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数百人群体斗殴事件，造成120人受伤，其中2名员工因脑部受重伤抢救无效死亡，有数十人留院治疗。该企业有新疆农民工800名。如此重大事件，甚至惊动了当天正在韶关调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依法公正处理”，但这次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却不甚了了。众所周知，这里面有宣传部的控制。在中国，涉及民族宗教的新闻一般都是内部处理，对外只报道一些皮毛，或一句话新闻，甚至一律保密，只对共产党高级领导发内参。实际上，公众通过网络媒体可以了解到，韶关事件是当地谣传新疆农民工涉嫌强暴汉族女工，引发械斗，可党媒体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迟迟不报道真相，事实上这就是对民众遮蔽真相。这一遮蔽不是媒体自主的，而是宣传部强力命令的，可出事后宣传部居然不被追究责任。把黑的说成白的，成为中宣部的拿手好戏。在任何民主国家都不会有中宣部这样的机构，而且人家的媒体是自主的，虽然也有可能因某种因素遮蔽一些新闻，但基本上无法遮蔽所有新闻，或者时候对公众说明真相，进行解释。如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罗德逃出塔利班战俘营，阿富汗官员在绑架事件发生数天后证实了这一事件，但美联社和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体应《纽约时报》的请求没有对此事加以报道，因为报道这一事件将对人质营救努力产生负面影响，危及罗德的生命。《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在其网站上称：”在绑架事件发生的最初阶段，罗德家人、绑架案专家、数个政府的官员、咨询人士的主流看法是，报道此事将会增加罗德和其他人质的危险。《纽约时报》在过去七个月只与罗德和他的绑架者有零星联络，未支付赎金。”罗德的妻子穆维希尔对《纽约时报》称，她和罗德结婚已有9个月了，但有七个月是在罗德处于被关押的状态。她称，她感谢《纽约时报》、美国政府和所有其它人在绑架事件期间提供的帮助。可见这样的遮蔽新闻不是权力因素，而是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就是中外媒体的区别。在中国，中共党媒的影响力已经削弱，而以网络为主的党外媒体和南方都市报一些调查报道与网络媒体互动，眼下看起到反腐败和舆论监督的作为，长远看就是推动中国民主化和新闻自由的重要力量。党的喉舌将葬送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在网络已经有了一定的空间，而整个网络平台可以说是公民问责监督中共的最大保障，也将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