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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历史学者

“温和腐败”是近日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发明”的新概念，真应该向其颁发创新奖———腐败竟然还分“暴力腐败”、“温和腐败”！

据报道，赵仕永在任麻栗坡县委书记期间，收受了在当地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又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对于自己的敛财行为，赵仕永觉得很正常。记者问他为什么购买个人用品还开发票让公家报销，赵仕永回答很干脆：“我是县委书记，有报销的便利条件。现在当官的哪个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正常啊！”

赵仕永的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清同治元年（1862年）一位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的一个比喻：“家家贩私酒，不犯是高手”。中国古代实行盐酒专卖制度，贩卖私酒就像贩卖私盐一样，是被严禁的。但是贩卖私酒很盛行，家家都在贩卖，就看你做事是否够隐蔽，如果够隐蔽，不被抓住———不犯事，那就是“高手”了。这位官员援引这个民间俗谚是想说明一个现实情况：“如今所谓陋规，朝廷未尝不知之，特以其不败而听之。幸而不败，则以为操守廉洁；不幸而败，则以为卑鄙无耻。”简单地说，就是大家都在做违法的事———就像民间家家贩私酒一样，就看你能不能蒙得住：蒙得住，不出事，那就是“操守廉洁”，可以算清官；蒙不住，出了事，那就是“卑鄙无耻”，就是贪官了。

赵仕永所说的情况与“家家贩私酒，不犯是高手”很相似：“现在当官的哪个不这样，大家都这样做”，那不就是等于说“家家贩私酒”吗？自己之所以“犯事”，那不过是因为自己不是“高手”罢了。官场心态来自官场生态，在制度中属于犯法的事，成了“大家都这样做”的“正常”的事，可见官场心态后面的官场生态如何不正常。

在明清时代，对于官吏违反规定收取陋规这种贪污腐败行为，是严厉禁止的。但是陋规盛行，“朝廷未尝不知之，特以其不败而听之”，因为没有办法禁止，也就只好听之任之。地方官员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以致激起群体性事件，一般也不会出事。基层官吏向老百姓乱摊派收取的钱，或者国家财政支出中截留的钱，再以“节礼”等陋规形式送给上级，层层分送，形成整个官场按权力分配利益的格局。久而久之，本来不正常的事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在官场内部也就成了“正常”的行为了。清代官员，不取陋规的人少之又少，连林则徐这样的人都难以例外。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即鸦片战争之后数年，邓廷桢去世，林则徐接任陕西巡抚，该年陕西发生旱灾，军粮都停征了，但陕西粮道衙门对各上级衙门送礼如常———“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巡抚衙门的送礼标准，是每季1300两，一年5200两（约值现在百万元人民币），另加表礼、水礼（即实物礼物）、门包等等。不能说陕西巡抚衙门收的礼都归林则徐个人，因为这些钱要用于补贴巡抚衙门办公经费，但如果说林则徐个人一分钱也没拿，那恐怕也不符事实。林则徐在人们的印象中自然是清官，但他也是不反对陋规的。

如果连林则徐这样的人都不反对陋规，那么就可以想象官场之风气了。晚清的欧阳兆熊和金安清说：“外官各缺，自督抚以及州县，皆由陋规优厚耳，不必例外求赇也。……各官养尊处优，视为固有，能守此，即已名‘操守廉洁’矣。”林则徐正是这样“操守廉洁”的官员，他的操守，是不去“例外求赇”，而不是禁绝陋规。

“陋规”从字面来看，就是“鄙陋的规则”，也就是上不得台面的规则，即所谓“潜规则”。“潜规则”盛行，官场习以为常。赵仕永认为自己是“温和腐败”，就是因为自己不过是遵循通行的“潜规则”而已。用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干了那么多好事，也收了那么多钱、贪了那么多钱，可我在收钱的时候，认为这是社会‘潜规则’，是正常的，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但是，“温和腐败”也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赵仕永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说：“如果我不是县委书记，人家不会给我送钱，那些给我送钱的人是在‘期权’。”经济学中对于腐败有一个著名的“C=M +D -A”模型，即腐败（corruption）=垄断（m onopoly）+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责任（accountability）。在这个模型中，自由裁量权对腐败行为的产生非常关键。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是两种权力，它是通过对他人福利的影响———减少或增加他人的福利而产生作用的：“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是“合理赐（福）利权”。由于每个人都有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为了避免受到“伤害”会被迫出让福利，因受益来自他人“赐予”也会主动回报，这两种行为都会增加权力拥有者的福利。因此，拥有权力者可以进退自如：恶劣者可以运用“合法伤害权”谋取利益，不那么恶劣者也可以运用“合理赐（福）利权”换取好处。

赵仕永说：“我根据现实的情况发明了两个词，叫做‘暴力腐败’、‘温和腐败’。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赵所说的“暴力腐败”，实际上就是“合法伤害权”的运用；而“温和腐败”，则是运用“合理赐（福）利权”。赵认为自己是“温和腐败”，就是因为他在运用权力时不那么“暴力”，没有“伤害”他人，而是以帮助他人、增加他人福利换取他人的回报，是互惠互利、温情脉脉的。

不管是“暴力腐败”还是“温和腐败”，其根源都是自由裁量的空间太大，说到底还是权力没有办法制约造成的。追求福利最大化是人的天性，拥有权力而要让他不利用自由裁量权为自己谋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制止腐败，根本办法是制约权力。如果没有办法制约权力，那就没有办法制止腐败。历史上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腐败现象，已有足够的经验事实说明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以及制约权力的重要。

留学天堂澳洲，最近接二连三地亮起了红灯，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数据，从2001年起大约有2646名国际留学生被羁押，当中大多数来自中国，拘押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出勤率偏低，学业通不过。此前也有报道，中国留学生在澳洲死亡率、犯罪率也偏高，《侨报网》最近引用澳洲官方统计，在澳中国留学生的自杀倾向为澳洲当地的四倍。

这些报道令人忧心，究竟是澳洲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留学政策出了毛病，又或者是某些人士所说，这些到澳洲留学的中国孩子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甚至不乏坏孩子？

相对于别的国家，澳洲的留学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学校入学的门槛比较低，所以留学生的人数众多，留学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以我的观察，我想强调这么几个方面。

一、价值观、世界观的冲突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姑且不说留学的孩子都是在高中、大学阶段出来的，就拿我自己来说，30多岁来到西方，仍然在学习和工作中感到了两种价值观的冲击。虽说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初来澳洲的中国孩子可以找到中国大陆能够得到的所有东西，可是，内心价值观的冲突却阻挡了他们真正融入这个社会。在热闹的留学生活背后，是内心的孤独和压抑。

二、与此类似的是中澳教育制度的不同。很少人想到，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孩子突然被转到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下，他们能够适应吗？他们会经受什么样的磨合？例如，中国的教育是以老师和课本为中心，而澳洲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很多时候，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只是引导作用。

三、中国新一代留学生和20年前的老一代留学生相比，更缺乏谦卑学习的态度。上一代中国留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内心深处他们都存有一份“谦卑”，这我们国家落后人民贫穷有关。带着这份谦卑心的学生，相对更容易适应西方的环境，也有更强求知欲望。然而，当我们国家崛起强大了，澳洲留学的孩子们也大多是富家子弟的时候，不但这种谦卑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甚至是“趾高气扬”，我不止一次听到刚出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大加指责，认为还是中国的好。这种批评的精神是很好的，但带着这种心态，能够学到东西吗？

四，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面对，那就是留学的目的。20年前出来留学的中国人目标很明确：学到知识，赚到钱，拿到文凭。而现在留学澳洲的绝大多数学生目的也很明确：取得文凭，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由于澳洲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只要在澳洲读完大学或者研究生，移民分数够了，就可以移民了。在众多中国留学生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是他们自己想来留学，而是父母家长要求他们来的，其动机无非是：孩子留学澳洲取得移民资格是一个好的退路，国内的环境也许会恶化，赚的钱也许不安全等等。大家想一下，这样被父母劝说出来留学的孩子，能够安心读书，内心能不孤独吗？

留学澳洲的中国学生不是坏孩子，留学制度也没有问题，澳洲社会和留学市场也相对健康。还是那句话，这些孩子们需要更多的关心———澳洲学校关心的是钱，中国政府关心的是他们学到了什么，以及能够为祖国作出贡献，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能否在澳洲拿到文凭和绿卡……其实，这些在学业和感情上都受到困扰的留学孩子们最需要的却是沟通、理解和关心。

澳大利亚最近好像是和中国干上了：又是中国女间谍案，又是中国威胁澳大利亚安全的媒体炒作，又是力拓毁约拒绝中铝收购，又是展映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10个条件》，又是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执意为热比娅访澳护航，又是议员迈克尔。丹比指责中国司法……

于是，有一个判断像一条蛇，在中国媒体的字里行间爬行：澳大利亚近来涌动反华暗流。

其实，就像所有的国家都是多面体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多面体：有民族和国家的一面，可称为“华面”，在这一面上，有“华人”和“华人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港澳，某种意义上还包括新加坡；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面，可称为“共面”，既包含共产主义，也包含大陆执政的共产党。

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反共多于反华，而俄罗斯则反华多于反共。澳大利亚间歇性地对中国大陆不友好，但很少对一般华人、台湾等非共产主义华人共同体不好，它从主权上反对大陆国有企业对本国命脉性产业的收购行为，但没有看到反对华人私营企业的收购行为。就是被媒体称为顽固“反华”的丹比议员，他实际上反的也是“共”，他就力拓间谍案和新疆问题攻击中国说，中国的法律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是共产党的意志取代了整个法律体系”。

俄罗斯则不然，它不仅反对中国国有企业，也反对民营企业对俄罗斯企业的购并，甚至反对华人在该国经营零售商业。对文化交流，俄罗斯领导人也心存戒备，前总统现总理普京就反对俄罗斯边疆滨海省成立俄中人才交流中心，认为这会导致俄罗斯人才流失。据报道，面积不过13万平方公里的英格兰地区就有4座城市有唐人街，但在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至今却找不到一条唐人街。最近有消息说中国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与俄罗斯AFI开发公司签署协议，要在莫斯科兴建亚洲商贸和文化合作中心，有点像唐人街，俄罗斯官方马上表示“不被接受”，将来有不被接受。民间舆论反应更负面，说那会“聚集数十万中国人，将只说汉语，只用中国货币，只执行中国法律。我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他们不会谋求独立。”

可怕的是俄罗斯反华恐华情绪像得不到诊治的传染病一样，苏维埃时期比沙皇时期严重，今天比苏维埃时期还严重。沙皇时期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还有数十万华人和朝鲜人居住，苏维埃统治下的1926年1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会议作出决定：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流入苏维埃领土”。二战后，斯大林下令把远东地区的华人和朝鲜人驱逐到中亚地区。上世纪30年代初，远东地区有7万华人，1979年只剩下1742人了。

由此看来，国民心态与国土面积并不必然成正相关关系，这要看你的国土是用什么方式弄来，以及用什么方式占有。洛克和亚当。斯密都认为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合法性来源。遗憾的是，俄国人很像是当代的斯巴达人，战争是这个民族的主要技艺：用战马获得土地，但却不是用耕牛来占有土地，心虚是自然的。心一虚，就不宽，虽然幅员辽阔，但却像生活在猫耳洞里。

由中国信息中心编辑、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于香港问世。此后仅一个星期，中共宣传部、教育部、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即下令查禁此书，并特别向全国各大学发布文件，严禁大学师生阅读与传播该书，号召大家揭发举报之。此后三个星期，《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和组织者之一刘晓波先生，被当局宣布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这一决定是在刘晓波被秘密警察非法绑架、监禁六个半月之后作出的。据与刘晓波会面的律师介绍，刘晓波本人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他早有为义受逼迫的心理准备，所以从秘密监禁的地点转移至看守所之后，他的精神状态良好，对面临的审判过程坦然受之。

究竟是谁将刘晓波送进了监狱？据我的推测，作出此决定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中共党魁和未经选举的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在当局非法绑架刘晓波之后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抗议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关信息当然会反馈到最高当局那里。究竟如何处理刘晓波，必然经过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而胡锦涛是最后作决定的人。胡锦涛难道不知道，他作出如此决定，根本伤害不了刘晓波，也吓阻不了那些追随刘晓波、为中国实现宪政与民主而努力的中国公民；胡锦涛难道不知道，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能表明，他愚蠢地拒绝了《零八宪章》这根救命的稻草。胡锦涛将本来是救命恩人刘晓波当作仇敌，齐奥赛斯库的命运将在不远处等候他，到了那个时刻，他再想回头请求刘晓波的帮助，已经来不及了。

《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收入《零八宪章》发布之后各界人士撰写的六十多篇文章。第一部分为“我们支持《零八宪章》”，收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达赖喇嘛等人的声明，捷克人权奖、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奖等国际奖项的颁奖词，还有余英时、哈金等数百名海外华人学者的声明，以及包括多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全球三百多名作家联署的要求释放刘晓波的信件等等。第二部分为“《零八宪章》与中国社会转型”，收入多名人士对《零八宪章》的价值与意义的分析，认为这份文件诞生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其横空出世，乃是“传承常识，解困当下”，是“道义之上的宪政启蒙”，论者坚信“公民运动的理性力量必定战胜强权”。第三部分为“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收入《零八宪章》的多名签署者对刘晓波的声援文章，以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呼吁书等。第四部分为“《零八宪章》与当局的反应”，该文件发表之后，国保、片警和单位领导对若干签署者或威胁、或恐吓、或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有几十名被约谈者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并在网络上发表，以公开化的策略应对“地下党”的卑劣做法。第五部分为“《零八宪章》的争论与前景”，收入围绕具体内容展开的一些争论，如联邦制与原住民自决问题，如保障私有财产与清算贪官污吏财产问题，如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问题等，这些争论显示出，《零八宪章》并非一个凝固的、已经完成的文本，而是一个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步的、“正在进行时”的文本。

“六四”之后的二十年，中共一次次地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并以经济发展来掩饰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零八宪章》应运而生，对如何解决中国当下的危机与困境，提出温和的、富于建设性建议。《零八宪章》并不谋求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中共的统治，尽管它对中共统治的“不合法性”有清晰的认定；它倡导联邦共和与和平转型，并力求以最小代价和震荡来实现“宪政中国”。《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者，不是革命家与造反者，大都是充满理性的知识分子，香港作家、媒体人梁文道便是其中之一。在本书中，梁文道这位在大陆最具殖民地的香港公共知识分子，先是解释了自己签名之前的担忧：“我怕丢了工作，怕今天的香港没有传媒敢再请我。我怕在大陆被封杀，再也无法在内地的传媒上发表言论。”但他又反问自己说：“可是身为一个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我时常感到惭愧和内疚。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凭什么我要比内地的同行能够享受更大的空间？为什么他们要比我冒更大的风险？”他终于战胜了恐惧，签署上自己的名字：“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谓恐惧，往往有一部分是心理的幻觉，只要你走了过去，你就自由了。更何况，这条路上不只你一人；如果有百人、千人、万人，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由此可见，《零八宪章》的酝酿成形的过程，也就是关心中国政治民主的公民凝聚共识、战胜恐惧的过程。

那么，胡锦涛为何将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视若仇雠呢？他真的连分辨基本的是非、善恶的智商都不具备了吗？是权力的惯性、权力的独占、权力的傲慢，使他以《宪章》为敌。这种“敌人意识”最后使得他本人成为人民公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失去了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雄心壮志，“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中共大力宣扬“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其实是确保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所以，共产党比任何人都害怕革命，共产党才是当今真正“反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这一“反革命”的力量，却又是“革命”与“动乱”的根源所在——如今中国的困局，与晚清极为相似：一百多年前，流亡日本的立宪派思想家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指出：“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大小官僚以数万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再看今天，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以及西藏、新疆的民族冲突，不是刁民闹事，不是群众不明真相，更不是海外敌对势力的策划，而是中共自身的腐败政治和打压政策酿成的；不是地方官僚局部的腐败无能，不是基层干部将中央政府的好政策变成了坏政策，而是根子就在中央，就在中南海，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也。梁启超当年对满清当局的抨击，完全可以转移到胡锦涛的身上：“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

本来，今天的中国具备了和平转型的若干条件。研究巴西现代化道路的学者董经胜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西军政权还政于民，是一种“通过交易的转型”，避免了激进的暴力革命。这种“通过交易的选型”的实现，有赖于以下五个条件：第一，威权政府的统治必须牢固并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第二，威权政府能够控制“颠覆性的”威胁；第三，倡导民主的反对派必须接受威权政府确定的一些限制和规则；第四，程度有限的民众动员；第五，熟练灵活的领导水平。除了第五个方面“熟练灵活的领导水平”胡锦涛不具备之外，其他条件中国目前基本具备。但今天具备，并不表明明天也能具备。中共当局的权威与合法性正在迅速流失，民间激进力量正在抬头，因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造成的怨愤情绪正在滋长，时机一旦丧失，等待中共的就不是“通过交易的转型”，而是“通过解脱的转型”和“在权威政体崩溃或瓦解后的转型”了。那时，千夫所指的共产党想求为多党政体下的一党亦不可得了。

胡锦涛却没有这样的紧迫感。他控制着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多财善贾，长袖善舞，并不认为危机迫在眉睫。他也根本不加考虑，不改革或者错过改革的最后机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年，满清拒绝改革，便自取灭亡；如今，中共拒绝改革，难道就能万寿无疆吗？对于今日中国现状之严峻，时间之紧迫，改革之必要，《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一书中有深刻之论述。无疑，这是一本应当被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好书，更是一本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国公民和外国友人都应仔细研读的好书。今天，胡锦涛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拒绝《零八宪章》，似乎有充足的力量将刘晓波打入黑牢，他却无法在明天避免遭遇齐奥赛斯库的厄运——在逃亡路上，七十一岁的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多次伏在汽车仪表盘上哭泣。当死刑判决下达之后，齐奥赛斯库的妻子埃列娜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枪声骤然响起……这一幕，会在胡锦涛及其家人的身上重演吗？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共军建军之日

綦彦臣：中共第四代”解放思想”评价（三）
–党内民主与寡头政治的复杂博弈

小引：理性地看待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于中国历史，可以训诸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换言之，中国现代之有”中华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实系于Republic之意。乃寡头政治之遗产。

较诸西方文明，古罗马与罗马的继承者拜占庭都是寡头政治，尽管世界政治史学家们不太关心拜占庭的政治实质。寡头政治总比绝对专制要好一些。直率而言：邓小平时代是寡头政治并发生了天安门流血事件，毕竟它要比毛的绝对独裁（反右之后）造成数千万平民之死后果要相对轻许多。然而，寡头政治虽有导致民主的可能，但是毕竟它不是使民主临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反观古罗马，由于寡头政治疏离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不但使人民对帝国命运漠不关心，而且人民”往往心存仇恨，尤其是在征税人员出现时。效忠罗马帝国是继续运转之必需，但当考验来临时，这种效忠却不存在”。[拉尔夫，1991/1998，P356-357]

拜占庭的情况比较更坏一些。那个帝国虽然存在了长达千年并给今天的俄罗斯留下了无限的遐想（–拜占庭将斯拉夫民族基督教化是历史成就之一），但是拜占庭政治肮脏是世界无与伦比的，拉尔夫[1991/1998，P480]在《世界文明史》中评价它说：”正因为拜占庭因其不可胜数的幕后交易而声名狼藉，所以后人常常使用’拜占庭’一词表示极其复杂和曲折的阴谋。”

一、党内民主：追求更规则的游戏？

之于现代社会，寡头政治同样具有古罗马和拜占庭的特征，并且在中国，它是”兼容性”的。征诸实际，”倒叙”而言：

（一）”六·四事件”导致的赵紫阳下台以及江泽民上台，本身就是寡头政治交易的结果。邓小平作为”周公”不得不对作为”召公”的陈云做出巨大妥协，两大强势寡头的势均力敌给中国政治带来了一个长达十五年的不确定时期。以腐败换团结又成为次级寡头政治均衡的一大特色。

（二）邓小平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强势寡头对若干个次级寡头的政治优先性安排。这个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以腐败换团结”模式的一个纠正，但是它却在实际运行中使人民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疏远感。因为反腐特别是其政治化处置只关乎寡头政治的均衡安排，而无助于社会公正特别是司法公正的改善。无数执法暴行（如城管殴死小贩）与执法利益化（如最近北京税务与民政权力机关对公盟的处罚）。

人民的疏远来自于他们的无奈，比如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有没有权利自由地在城市经营。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有所改善，流动小摊的执照化经营无疑压缩的城管暴行的空间，因此就出现了城管认为替工商行政”背黑锅”的议论。再比如公盟事件，本身就是法制无理性（限制中间社会发展）导致的违法操作–公益机构以公司性质登记。结果呢，无人关心价值理性，却在工具理性引发了一场知识精英与政府的”意识形态冲突”。

社会的状况是高级政治运行的放大性反应，我们在本系列第二部分所专门研究的”普世价值”观念之遭遇，在本质上与城管对工商行政权责划分、中间社会合法化对公司化面目出现之抉择，是一样的问题。简单地说，没有清晰规划的中共党内寡头政治是低效的、非透明的政治运行机制，如果实行道德化改进，必然要在逻辑上厘定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地位。仅中国政治之现状来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八到十年的样子。也就是说：在胡温任内是无望完成的，或许经过中共十八的”一代过度”，才有可能。同时，以预测的观点讲，习李双接班模式只在十八大一届有些许效率–很有可会出现”习李没有十九大的”状况。

那么，对于”普世价值”遭受强行压价的胡锦涛来说，党内民主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来说：第一，尽可能地放慢信任危机的发展速度；第二，使一些”局内规则”相对清晰化，第三，维持一个非中心但半威权化的命令体系。在中共建党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党内民主”作为一个政治鼓动口号得以提出。

党内民主，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与普世价值相联系，没有可观测指标，但它被定性为科学发展观（狭义为科学执政）的一个要素。按体制内高级智库人士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的说法，此次”积极稳妥地推动党内民主”是一种”存量改革”。[张朔，2009]

存量改革，本来是一个制度经济学术语，有类于”盘活资产”的提法。假定真地有相当的”存量”存在的话，那么恰说明中共党内的运行体制对历史与现实都是有欠账的。不言而喻，对”普世价值”的利益式与情绪化讨伐，是反民主的。正是这样一种佯谬状态的存在，智库人士（仍如上指李君如教授）才把眼光放到基层政治上的微调上去。实际上，那种微调在高层规不清晰即有”存量”需要盘活的情况，根本就没多大意义！

二、群众性与正常原则的糊模关系

仍如在引言中涉及到古罗马与拜占庭政治一样，我们不妨参照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改进的情况来分析问题，即将视距缩短到非常近的地方。世界上较为成熟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足以说明问题：

（一）尽管”民主社会主义”论调在中共党内遭到抵制，但中共极左势力也不能否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在技术性处理方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实就是试图模仿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

（二）尽管中共意识形态体系已经相当混乱，但对”正常的党内生活”之原则还是共同维护的。不如是，寡头均衡将很快破产，引发或是回归毛式绝对专制或是古典式社会崩盘之结果。简单地说，”正常的党内生活”原则至少是一个”共和式”招牌，不管它真地正常与否。

中央编译局在1996年就对德国社民党的经验进行全面转介，译引托玛斯·迈尔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该书的群众性原则与党内正常生活原则，归统于一个核心观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迈尔，1991/1996，P50]党内民主与”自由的民主制度”共同构巩了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上，P66]

接下来的中国经验性拷问题是：中共的党内民主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与社会民主联系起来？它能够促进任何一项具体的政治变化吗？–比如说，县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之于这个微观的且经典的政治现象，观察家们不得不说：”在数以十万计的基层人大代表群体中间，相形之下，他们（指’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只是沧海一粟。这极容易令人丧失信心。”[章剑锋，2009]

三、分工或者制约：天下与人心的颠倒

总的来看，党内民主并无中下层基础，所以，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的理想主义模式仍很遥远。如果中国还能得获”天幸”，或许会出现一种成本低廉的社会政治转型–国共两党重回上个世纪理想时段的合作，进而导致两党政治。现在看来，尚不太可能。一方面，多党制、联邦国体的主张如《〇八宪章》诉求，遭到了政治镇压；另一方面，台岛政党轮换积累的高能政治资源仅供本身使用，还没有补贴大陆的存量。

中国社会转型，除了重回两党制，还有次优选择：其一，党内民主高度发达促成党内分派合法化，最后结果是全民票选中共党魁与国家元首合一的人选；其二，社会进程失控–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具有道德说服力–整个社会经受古典丧乱后，实现”自然重构”。如此预测，不只是体制外学者的先见之明，而是中共党内高级权力人士（且不论他们的利益集团色彩）都不愿承担党内派别合法化的政治责任。潜规则下的纠编就是非中心半威权的经典。你可以说胡自纠普世价值是一种政治生存策略，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党内民主的一个结果。

回观2008年下半以来的政治收紧即寡头政治对社会民主的压制，不难发现在政治分工名义下的博弈是十分激烈的：

（一）”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周永康，2008]成为一个恢复威权治理的信号，其直接后果是维权律师遭到打压，如目前尚未有结果的公盟事件。

（二）敌对观念再次提升，如宣传部门要求”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刘云山，2008]，其直接结果是奥运之后的国内舆论环境收窄，典型事件则绿坝软件的高度争议。

（三）政治改革虽无明确方向，但是，红线提前划定，即”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 。[贾庆林，2009]

既然，寡头政治的强制约也可计为党内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退守的中共又如何认识其政治现代化与传统资源的关系呢？很简单：传统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而中共实行的是”得天下者得人心”的新模式。

何以如此？皆因其仍控制着社会利益分配的总源头。一个经典性的操作是：让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而放弃政治自由。按英国观察人士约翰·李[2008]的说法是：”中共为精英阶级提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发展机会，城市中产阶级反过来接受一党体系的统治与合法性。”

小结（兼全文总结）：已经没有前夜的二十一世纪

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李的说法是个现实，也不用考虑社会舆论（出于商业目的）如何质问政府体系提供了不实的大学生就业率数据，只是从纯理论的层面上看一下：作为全球性（而不是全球化）重大问题之一的社会主义，还能不有自我生成一种合乎政治逻辑的新规制，特别是由党内民主而社会民主的可操作路径。

按着”二十一世纪前夜”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分析看，在二十一世纪里，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人类三大基本社会问题：社会内部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弗洛罗夫，P97，1985/1989]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自谓之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上述三大问题均未做出良好的答案。

之于社会内部，就业问题背后是社会公平与政治诚实问题，比方说，大学生就业率一直被政府部门有意地伪造数据。之于人与社会，福利化的提高往往出现悖论，大到行业平均工资差别，小到经适房的反常高价，国家显然已经失去道德生产的大部分功能，重建社会信任远比口惠而实不至的党内民主要重要得多。

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而其背后的博弈是：党内民主能够对地方利益产生实质要约吗？地方利益一定是先天不合理的吗？

党内民主看似”微观”的课题，实在包含太多的社会学的内容。它是否可以实行，或许是一个西蜀贫富二僧到普陀取经的典故的复现。从蜀之西鄙先走到普陀的或许是民间自由力量–这正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在台湾示范之外的又一个奇迹。

主要参考文献：

[25]拉尔夫，1991/1998：《世界文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英文原版1991，赵丰等译。
[26]同[25]。
[27]张朔，2009：”中共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载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7月1日。
[28]迈尔，1991/1996：《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殷叙彝译。
[29]同[28]。
[30]章剑锋，2009：”独立人大代表十年沉浮”，载于《南风窗》2009年第16期。
[31]周永康，2008：”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载于《求是》杂志2008年第15期。
[32]刘云山，2009：”中国制度无比优越，宣传工作极端重要”，载于《求是》2008年第19期。
[33]贾庆林，2009：”筑牢抵御西方多党制的防线”，载于《求是》2009年第2期。
[34]李，2008：”中国是怎样使大学毕业生忠诚的”，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10日，原载于英国《卫报》2008年12月8日。
[35]弗洛罗夫，1985/1989：”社会主义和全球文明问题”，载于尼科利奇主编《处于21世前前夜的社会主义》一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赵培杰等译，英文版1985。

某次，一外媒记者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共党内曾不公开地进行过一些调查，结果表明，对执政党的满意度和支持度均有大幅度的上升，这尤其体现在内地中下层民众当中；而与此同时，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也在急剧上升，这又表明，在中下层民众中，对现政权的不满也在大幅增加中。所以，他的问题是，这两者难道不是矛盾的吗？它们有可能同时都是真实的吗？如果是，又意味着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两者都是真实的，且并不矛盾。前者反映出，在当下的社会进程中，对于中下层民众来说，有相当多人的感受到了福利的改善，而后者则意味着，这一社会进程也同时在制造着数量不菲的中下层利益被剥夺者。

福利的改善首先来自于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了居民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政府提供了税收，使得政府可以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交通、市容、治安、法制……此外，执政者的思路转变也起了很大作用，所谓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相应地向部分中下层群体倾斜，如取消农业税、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推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等政策，为这些相关群体带来了实惠。，并增加了对政府的支持度。因此，所有这些凑在一起，在中下层群体中出现对执政党支持度的大幅增加，并非不可理解。

而在另一端，我们可以发现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被压制的信仰群体（法轮功、地下教会）……此外，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种种纠纷，由于掺杂有权力的因素，也一直都在制造着庞大的上访群体。从整个人口的相对比例来看，利益被剥夺群体所占比例并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而尤为重要的是，站在所有这些利益被剥夺群体对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权力本身所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就导致利益一旦被剥夺，就很难被扭转，从而，相应的被剥夺群体就好比是一垛谷草，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失望和愤怒也与日俱增，也就更倾向于采取各种行动，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相应剧增，也就在情理之中。

就这样，看似矛盾的双方，却在同一个社会进程中同时增长着，一方面，是随处可以感觉到的亲政府立场的回升，另一方面，也随处可以感觉到抗争的规模和力度的爆发，尤其在政府力不能及的网络世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规模不等的群体抗争事件的报道，以及对此的各种愤怒评论。这一现象困扰了我的外媒朋友，也困扰了不少对中国政治进程感兴趣的人士，我曾经遇见过不少网友，通过网络上持续披露的各种信息，感觉到一种持续且普遍的不满蔓延，但是，当他们回到现实生活，尤其是当节假日回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圈子中，却很容易发现自己的孤立，或至少陷入到某种对立之中，于是，他们的困惑就如我的外媒朋友：这样的社会进程中，执政者究竟是在收获越来越多的支持呢，还是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不满？如果两者同时都存在，那么，其各自的发展趋势又如何？以及，将对未来的中国政治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利益被剥夺案例的披露，以及由此爆发的群体性抗争在规模和力度上的持续扩大，很容易给人以一种遍地干柴的图景，于是，也就可以经常见到有“只差陈胜、吴广”之类的激烈评论，并因此，一种整全性的政治发展模式被构造了出来，在这一模式中，以利益被剥夺群体为一方，而以主导分配格局的权力为另一方，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中，双方将展开抗争与压制的长期争斗，并以此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矛盾，在这一图景看来，随着抗争规模和力度的增长，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对现行社会进程构成致命威胁。

从道义上和感情上，很难忽略利益被剥夺群体的感受，也很难不对其所遭受的苦难动容，正因如此，以这样的对立矛盾为枢纽，而建构出的整全性的政治图景，很容易获得人们的道义和情感支持，也因此，在近些年来的诸多政治表述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一图景的各种版本，可是，这一图景真的能成立吗？

笔者以为，这一图景并非全然虚幻。首先，双方的矛盾确实难以调和的，这是因为，所谓的利益被剥夺，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些利益的被获取，在下岗、征地、拆迁的另一面，都可以清晰地发现以权力为后盾的利益获取、转移、输送链条，这也就指向了一种零和博弈模式，换言之，利益双方的对立是结构性和整体性的，也因此，上述相关群体性事件也就很难获得妥协性结果。此外，对立的矛盾也确实有可能激化，一是数量规模的持续增加，一是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络和配合支持的加强，一是法制进程和信息开放所不断提供的各种保护，在在都在增强被剥夺群体的力量，并支持着他们发起越来越有力的群体性抗争，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前景是真实的，利益被剥夺群体的群体性抗确实争将长期持续，并且在规模和力度上还将不断提升，而它们所指向的以权力为后盾的利益分配机制，也确实是中国政治的核心痼疾。

但是，同样普遍存在的对执政者的满意和支持度上升又预示着，也有更多的人所持有的是不一样的政治图景。一种对当前社会进程大体接受，而寻求渐进局部改变的政治图景。如果走出上诉分析的局限，把社会中下层之外的社会中上层一并纳入，那么，这样非整全性的政治图景其实拥有更大的支持。社会的中上层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权力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整个党政权力体系、文教科卫等事业体系，公用及垄断性企业体系等等，毫无疑问，这一群体对当下的社会进程的满意度和支持度，要远远超出中下阶层中的满意群体；而另一部分社会中上层与权力相对较远——包括民营企业家、中小工商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白领等等，尽管他们对当下的社会进程也有不满，但是，对于当下的社会进程，从整体上来说，还是持有某种求变怕乱的矛盾心理，而寻求渐进局部的改变。

因此，平心而论，尽管笔者也如许多人士一样，对利益被剥夺群体的境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关切，对他们的诉求以及诉求背后的正当性有着高度的认同，但是，笔者所不得不指出的却是，以利益被剥夺群体的抗争为基础的整权性政治图景，在目前的条件下，并无可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夺群体的抗争显得相当悲壮而又无助。

但是，其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不断提升的力度，以及其所蕴涵的正当性也在提醒人们，不要试图无视或抹杀它们的存在和意义，事实上，被剥夺群体的抗争所指向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命运改变，而有其普遍性，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尽管在此前一段时间内带来了相对普遍的福利增进，但权力所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也有着广泛的剥夺特性，只要这一特性不被克服，剥夺压倒福利，损失代替增进就有可能越来越普遍（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重点分析这一可能），因此，尽管整全性的政治图景尚不被人所普遍接受，但不要忘记，权力剥夺也同样不被普遍接受，在笔者看来，只有触及权力剥夺特性的渐进改良，才可能真正替代整全性政治图景，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整全性政治图景进占核心的位置，在未来也就不是完全不可能。

滕彪博士简介：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公盟创始人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滕彪博士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提起违宪审查的“三博士”之一，这些年来，滕彪博士参与了大量的公益法律援助。

2009年7月17日，公盟被查抄并被课以巨额罚款，7月29日，公盟创始人之一许志永被拘押，为此《公民》月刊约请了部分评论人士就此事件展开评论，公民月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此事与尚在旅途中的滕彪博士约定了一次采访，下面是采访记录：

记：公盟事件后，如何展望NGO前景，还有多少运作空间？

滕彪：首先公盟事件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中国NGO的发展面临非常大的制度上的问题。实际上在民间为数不多的NGO当中，公盟一直走在维权的前沿，参与了很多公益的行动。一直坚持法治、非暴力的原则，比较稳健。这样的NGO都受到打压，而且许志永也被抓，可能表明NGO发展正在走入一个很大的低谷。但是从长远来看，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民间社会走向繁荣兴旺。民间NGO发展还是会持续。

记：官方拘留许志永，中国政府向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释放了什么信号？

滕彪：通过羁押许志永，政府向其他的民间机构和维权人士表明，他们实际上一直将维权人士视为制造麻烦的人。他们一旦认为你对政府或者特权利益构成威胁，或者认为你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他们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后，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压。对国际社会实际上也表明了这样的信号，他能够控制住局势。一旦他们下定决心进行打压的时候，他们可以将法律、文明准则等放在一边。

记：NGO人士将如何应对未来，应对方式是否会有所调整？

滕彪：因为中国的NGO本来就很弱，相互之间也不太可能有一种默契或协调的行动。基本是每一个NGO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进行风险评估。不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应该会让其他NGO更加的小心，更加如履薄冰吧。

记：对许志永案的前景有何看法？

滕彪：现在还很难说，我希望政府能够恪守法治的原则，尽快释放许志永。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公盟所做的事情完全没有违法，完全不可能构成犯罪。相反是相当温和，相当理性的。

记：那么许志永博士在入狱之前，作为公盟的负责人，也是被外界一致认为是一个没有律师身份的维权律师领袖。如今他被羁押，面临牢狱之灾，维权律师群体是否会出现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

滕彪：许志永在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当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实际上在他周围也形成了一个维权律师的群体。如今他被羁押，但是我想维权律师不会退缩，他们还会继续作维权的事情。

记：您本人作为公盟的创始人之一、核心成员，简单谈一谈在公盟经过这么一次大的事变以后，和未来的打算。

滕彪：目前首要的就是想办法营救许志永，然后继续秉承理性、法治、非暴力的原则去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

记：办公室目前情况如何，是否还有压力或骚扰？

滕彪：办公室目前还有工作人员继续工作，来自警方的压力或骚扰一直就没有断过。不过正如我在我的文章中提到，公盟不死，也不会慢慢凋零。因为爱与公义永存。因为追求自由和法治的精神不死。

力拓间谍案虽然闹得满城风雨，并且变成中澳两国关系的重要考验，不过迄今为止，相关司法机构并没有对外公布全部案情，案件真相如何，公众依然不得而知。对于这种牵涉面广泛，过程复杂的案件，坊间可以纷纷猜测，但是司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却要保持必要的审慎和严谨，不能信口开河。

但是今天发布在国家保密局网站上，署名“蒋汝勤”、题为“力拓案件折射出什么？”的文章却让人大跌眼镜。 该文来势汹汹，一开始就论断到：“涉案的经济间谍六年来拉拢收买、刺探情报、各个击破、巧取豪夺，逼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相当于全国钢铁行业同期利润总和的一倍多！”

似乎为了激发公众愤怒情绪，该文章用更加煽情的语言指出，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省2008年财政收入为2731亿元（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这7000多亿元意味着“7000多万江苏人民白白干上两年半”，“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加上辽宁省人民辛劳一年创造的财政收入的总和”。

不知道国家保密局发表这篇文章是什么意图？！是代表官方说法吗—在没有司法机关权威的公告之前，保密局有资格做这种判断吗？ 抑或这是一个外交手腕—这种舆论动员岂非显得中国很心虚？或者纯粹就是为了追赶热点，给国内公众一个谈资，增加保密局的曝光率？

无论初衷如何，这篇文章的一个关键指控：力拓案件中，因为经济间谍中国钢企损失7000多亿的说法，却因为没有有效的论证，而缺乏说服力。这不像是一个严肃的国家机关的做法，这更像是“环球时报”的做法。

虽然笔者对中国钢协垄断铁矿石进口谈判权和铁矿石进口配额制度深恶痛绝，并认为这一制度是所谓的经济间谍案的深层基础，同时笔者也相信在中澳铁矿石谈判进程中有非法的利益输送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理会商业逻辑。这里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成本和价格都是动态的，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所谓底价，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施加一些战术和博弈，甚至利用某些谈判优势，提高或者压低价格，这也都是自然的，只要交易不是强迫发生的，就不存在所谓的讹诈和巧取豪夺的问题。这是中国钢企面临的市场风险。

保密局文章作者大概不会承认这种商业逻辑，也许是假设力拓方面存在一个不变的底价，然后把成交价减去其底价，再乘以这些年进口的数量，大概就是7000多亿的来源？这种认识也太缺乏常识了吧？

其实，如果保密局文章里的指控是真实的，那么最大的祸首肯定是中方的谈判团队，他们简直完全没有智商，并且彻底站在商业对手的立场，正是在他们的配合下，7000多亿的损失才能顺利发生。虽然中国钢协主导下的铁矿石谈判积弊重重，但是要假设他们彻底放弃谈判利益，任由对手摆布，我想这种指控他们也近乎污衊了。

因此，想质问国家保密局的是，你们所谓的7000多亿巨额损失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你们用这个天文数字和许多辛辣比喻把无数公众的愤怒给搅动起来了，但是对关键指控和其证据链，你们难道不想对公众做个起码的交代吗？

今年8月号新出版的香港《前哨》杂志，刊出了一篇署名文章，回应了广大读者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呱呱的好奇，披露了呱呱在英国读贵族学校的经费来源，令人震惊。谷开来一再声称，呱呱的学费是哈罗公学的奖学金，但这篇文章作者依兰明确指出，这笔巨款来自大连大商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牛钢。由于牛钢所领导的是一家在1993年12月22日，于上海证交所股票上市的国企，这个指控的罪名非同小可！假如著名律师谷开来，不敢起诉作者诽谤，那么就等于告知人们，薄熙来受贿不犯法！他的使命就是在重庆抓文强等它人的贪腐，中纪委只能装聋作哑。难道这公平吗？这是真的反腐倡廉吗？

现在，我本人不能证实这笔赞助费的具体情况，但能够证明薄熙来与牛钢两人的关系确实很牛，也很不正常。90年代初大连国企搞股份制改革时，大连商场是首选，薄熙来利用市长的权利，给大商以强有力的帮助与支持，大商职工内部股票的管理并不规范，大连有传言说，大商老板通过外发内部职工股，私下向薄熙来等市委市政府的许多官员行贿，但记者们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查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时大商的领导人是邹垣敏，并非牛钢，薄与牛钢相识深交是90年代中期的事。待邹垣敏退休后，牛钢接任总经理，开始向薄熙来靠近，经历了企业改革之后，直到2004年薄到北京当上了商务部长，他们的私交才进入了蜜月期，用薄在大连的哥们的话讲“这两个老铁钢钢的。”

首先，薄熙来在任大连市长时，亲自下令叫牛钢接邹垣敏的班。此前我经常去邹的办公室聊天，邹很善于结交记者朋友，我报道过他的企业，与其来往密切，他还介绍我认识他儿子邹立俊与副手牛钢，但牛给我的初步印象不佳，不仅个矮貌丑，而且胆怯内向，对邹唯唯诺诺，能力底下，无所建树，但邹垣敏却认为他忠心耿耿，所以当大连市商委领导评议大商董事长接班人时，不仅邹本人力荐，而且商委领导也认同牛钢。大商内部知情者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硕士生牛钢，通过关系求情于市长薄熙来，才占上大商老总这个肥缺的。

从此牛钢上任后象变了一个人，对邹不再那么容气了，与薄市长建立了直接的联糸，一方面不断向市政府上书企业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下岗分流与股份制国企改革，在短短的10几年内，把大连商场变成了全国最大的零售企业集团，下有遍布11个省50多个城市的150个店铺，2008年营业额高达625亿元，至此，我再见到的牛钢，已变得太牛了。他已认不出我是捧过大商的老记了，但还知道邹垣敏，只是印象淡然了。他一身名牌西装，气宇轩昂，动作神态，举手投足，如同王子，讲话的声调，手势，眼神都颇似薄熙来，大连当地一个媒体记者告诉我，他经常去北京找薄熙来玩，他们的交情已不一般了。他现在一切都在模仿薄熙来。而且模仿的很成功。2004年7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亲临大商考察，便是薄熙来代为安排的，而2005年5日21日薄熙来又以商务部长的身份，再次亲临大连大商集团鼓劲，并对牛钢说，这回大商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大商了。的确，由于薄熙来给他的优惠政策，牛钢通过合资合作，兼并重组，资本运营，国企转型，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已使大商成为中国目前零售业的最具实力的无敌军团。然而北京新闻界一位资深记者对我说，可不是无敌嘛，一个国家的商务部长，只为大连一个企业办事，怎么能不成功？

由此可见，牛钢的确很欠薄熙来的人情，与薄熙来近年来走得的确很近，不过，据我所知，薄在大连的大款朋友很多，都很有钱，都很牛！牛钢不过是其中之一。假如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敢于收取赞助费，相信慷慨解囊的大款多得很！问题是，胡温领导的中纪委敢不敢查个水落石出！

另据大连新闻界消息人士称，早在90年中期，薄熙来先是通过大连一个姓王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把薄呱呱送到新加坡去读了几年英文，然后才去英国伦敦上贵族名校哈罗公学的，此前他们已在新加坡，香港，美国洛杉矶，瑞士，伦敦等地买了多处房产，办证时用的是儿子或其它亲友的名子，并转移了大量贿款，存在海外多家银行，以备政治斗争失败后所用，但另一位老记表示，这都是瞎猜，买房与上学的钱都是谷开来在美国纽约打官司攒的，这个故事记载在《胜诉在美国》一书中。但我查阅此书，谷律师在书中说，那场官司是免费为大连一家国企打的，没攒到钱。那么，薄呱呱在哈罗公学一年下来数额巨大的学费与生活费是从哪里来的？真的是牛钢拿的？……看来，雾都重庆，依然迷雾重重。薄熙来在重庆，抓了文强，又抓黎强，读了红典，又唱红歌，唯独忘记了一点，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狐狸再狡猾，斗不过好猎手。薄熙来残酷迫害法轮功，伤害的大法弟子遍布全世界，我相信团结无私，火眼金晴的他们，一定会对此事严查到底。我要说，中纪委不查我们查！当《前哨》文章披露牛钢与薄熙来的权钱交易时，巨贪冰山才刚刚显露了一角，更多更深的真相与内幕一定会逐渐浮出水面！对此我拭目以待。

2009 8 9多伦多

     刘逸明：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年轻市长周森锋的终于又出来“抛头露面”了，在经过了论文抄袭风波之后一个多月，7月9日，湖北省襄樊市所属的宜城市宣传部的一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周市长现在工作一切正常，情绪也已经平静下来了”，据悉，自从7月3日以来，已很少有媒体去采访周森锋了。（8月11日《东方早报》）

今年的6月21日，年仅29岁的清华毕业生周森峰全票当选湖北宜城新一任市长。少年得志的周森锋起初在面对摄影记者的照相机镜头时，大概会觉得风光无限。孰料，在大小媒体一番正面报道之后，突然有网民曝出了周市长的硕士论文系抄袭的猛料。通过网民给出的链接地址查找和对照，周市长的论文和别人的论文相似度确实是非常高，这使得周市长一时间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

在如今学术腐败日益严重的中国教育体系，抄袭论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本科生喜欢抄，研究生也同样喜欢抄，普通大学的学生喜欢抄，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喜欢抄，最为让人震惊的是，就连大学的校长也难以做到洁身自好，最近媒体曝出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抄袭丑闻便是最有力的证据。

周森锋在不到而立之年就登上了市长宝座，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从他的从政情况看，实在是找不出可以破格提拔他的充分理由。周森锋一上台就遭遇到了网民的质疑，首先是质疑其家族背景，然而，在媒体的澄清下，这种质疑声浪逐渐平息。具有戏剧性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快，细心的网民便找到了周市长的软肋，那便是他的毕业论文。面对抄袭论文的指控，周市长一反常态，不仅拒绝就此事回应广大网民，而且拒绝媒体记者的采访，认为采访会干扰他的正常生活。

就这样，虽然网民仍然在对周市长穷追猛打，但在主流媒体上，有关他的消息却慢慢消失，而他曾就读的清华大学也没有对其抄袭论文一事采取实质性的举措。襄樊当局和清华大学双双选择了对周森锋冷处理，这是无法让网民接受的，因此，在各大网络论坛上，我们仍然可以时不时看到一些网友对周森锋的追问。周森锋不敢正视自己的污点，这和现代官场的文明规则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一个有公信力的官员必须得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事实上，周森锋没有选择面对，而是选择了逃避，这便更加增添了网民对他的负面印象。

就连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此前和网民在网上进行交流，这说明，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都开始重视网络民意了。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之所以最后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和网民的积极参与是密不可分的。周森锋对网络民意置若罔闻，这是对网民的冷落，也是对自身形象的进一步贬损。真不敢想象，这样的官员还能否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要求。

据报道，周森锋在“论文门”之后参与的官方活动其实有十多次，只是只有最后一次能通过网络引擎搜索到。最近一次是在8月5日与宜都其他市领导一起陪同湖北省交通厅长林志慧在宜城调研207国道绕城公路建设。真不敢想象，假如省里的领导也知道周森锋抄袭论文的事情，周森锋在陪同他们一起调研的时候，脸上会显现出什么样的表情。

树欲静而风不止，“论文门”一天没有结果，相信就会有网民继续质问周森锋，质问襄樊当局和清华大学，而周森锋自己心中的这块心病也永远不会治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年轻的周市长，向公众道歉也许不失为最佳的选择。

2009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