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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的《论自由》，几乎是一本小册子，可是却有着一种巨大的声音：自由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托克维尔，无论是美国的民主文明，还是东方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幡，似乎都要把自由认定为自己矢志追求的目标。

托克维尔如此说道：“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

马克思说得更让人感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托克维尔出身古老的贵族家庭，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在自由的阵地上，两个人似乎具有某些类似的理解。雷蒙·阿隆显然看到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入手，主张重新阐释，试图在两种政治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在阿隆看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鼻祖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人的自由发展，因此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部分观点便存在着值得商榷的余地。如此，作为哈耶克理论的范本，美国政治制度是否背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正理念，舆论的作用和权力的人格化在当下技术性的世界里，会怎样隐性消解人的自由，更是值得考量。

所以阿隆在书的结尾处，拿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走向灭亡；如果没有每一个人都能自己作主和自主行事的环境，那么自由就是不可能的。”看来，雷蒙·阿隆把他的立足点定位在人的主体性之上，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之后，再一次提醒我们，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一切自由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国家自由，还是个人自由，无论形式自由，还是现实自由，无论是古典自由，还是当下的自由，无论社会自由，还是精神自由，人的价值才是我们的第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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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为中国缺少自由观念，并由此断定中国历史中的人很少享有自由。争论由此开始，有人在中国古籍里能够找到各种对自由的阐释。比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就是一种自由精神，“君子和而不同”，更是一语中的，显示出古代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大学》里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程序，也是很清楚的说明：中国人早就理解到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从个体建设逐步推进到群体的，所以余英时先生指出，“承认个体先于群体，实际上已涵摄了社会自由的意义在内”。

关于精神自由，中国古代文学典籍里更是比比皆是。杜甫诗云：“送客逢春可自由”，对春天来临，人如同草木一样自由生长的场景无限向往；王安石诗歌：“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柳子厚诗云：“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宋代僧人道潜也有诗歌提到自由：“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这些关于自由的抒情说辞，都是关乎心灵状态，让人想起某种无拘无束的超脱之感。

孔子一辈子提倡道德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应该算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划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界限。可见，中国人有史以来就有自由观念，只是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与雷蒙·阿隆的《论自由》相去甚远。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精神自由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但在社会自由方面却发展甚少。所以，有人把这种精神领域的中国式自由称为“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人权，也不是统治者赐予的特权，而是松弛的社会组织与不完善的统治技术所遗留下的精神空隙。还是余英时说得好：“尽管它随时随地都存在，然而也随时随地都有丧失的可能。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经过制度化，未能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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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雷蒙·阿隆的方法论，结合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我们能发现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偏差在哪里？我们应该沿着怎样的路径来建设我们的自由。

最醒目的自由理论偏差可能就是毛泽东的檄文《反对自由主义》。

毛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它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文章还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文章最后还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起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和历次党内教育的重要学习文献，成为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锐利武器和党员党性修养的座右铭，也成为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理解自由的标准答案。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自由的理解主要局限在精神领域的“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而对社会自由，自由权利却没有进行最基本的思考。因此，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就是：以反对自由主义的名义，剥夺每个人的自由权力，暴力和强权、否定一切的单元思维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逻辑，而沟通、多元、人的主体价值则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由此降低到泛政治的层面，并离普适性的自由文明价值越来越远。

最醒目的自由行为偏差可能是文革时代的造反派行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袁素娥等人批斗校长卞仲耘，一群孩子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将自己的校长关押，用带铁钉的木棍殴打，卞仲耘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冷水泼在校长的身上，并呵斥她装死。一些不了解文革，也不了解自由理念的人曾经认为，文革时代是中国人少有的自由时代。谬误就在这里，一方面，当时的学生们的确拥有“散漫的自由”、“一盘散沙的自由”，甚至拥有随意剥夺他人权利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所谓“自由”是以伤害他人为目标的，这样的自由，背离了人的价值这一基本前提。

这样的历史场景真是让人伤心，看来对自由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人听见自由二字便火冒三丈，有人则高举自由的幌子在那里胡作非为。有人把神圣的自由权利看成是无耻的自私自利，有人则又借用自由的价值，将国家、法制置于脑后。人们似乎总是站在几个极端的地方讲自由，要自由。所以罗兰夫人很生气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罗素可能是比雷蒙·阿隆更重要的自由主义大师之一，他在《什么是自由》中开篇就说：“自由的种类很多；有的世界上太少了，有的又太多了。但若说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任何种类的自由，那么我们得接着补充一句：只有一种自由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便是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仔细揣摩罗素的话，他首先点破的是自由好坏善恶之别，不可以笼统地以为任何自由之名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其次他将自由设定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如此推论下去，马克思对古典贵族自由主义的否定，与后来哈耶克等人对马克思自由理念的忽视，包括毛泽东对自由主义的狭窄理解，文革时代学生对自由的滥用，都是已经或者试图“减少他人自由的自由”，是某种对他人权利的有限剥夺。

如此看来，生活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警惕那种以“集体自由”、“国家自由”、“阶级自由”为借口来剥夺个人自由的言论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必须警惕那种以“个人自由”来消解“社会自由”、“法制自由”的非理性陷阱。后者盛行之后，则必然出现群体性的盲动；前者盛行之时，独立思维能力稍微不够的人们，就极有可能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悉数拱手相让，彻底丧失个人价值。

所以还是雷蒙·阿隆说得好：“我们珍视自由的意义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守卫自由，但我们也尊重他人的自由，这种宽容、理性的自由精神，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

现在，让农民组织起来呼声越来越高，但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其中一个疑问是，村委会就是村民自治组织。既然已经普遍推广村民自治，村委会已经普遍建立，又何必另起炉灶，发展其他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会呢？

的确，现在呼吁搞农会的人，有的是认为村级选举有问题，所以需要农会来体现农民的民主权利。但问题在于：村组织如果真是农民民主选出的，就不需要农会了吗？同样逻辑：城里的政府如果也民选了，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会、商会乃至类似民间组织？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既然民主政府是民选的，已经代表了人民，所有的公民组织是不是都可以不要了？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成其为问题呢？

现在关于村委会到底是政权组织还是村民自治组织，是有争论的。但我觉得这争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何在？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这就决定了：第一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左派、右派可以竞选执政权，但选上来的只能有一个。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既有一个左派政府，又有一个右派政府。那么，例如，在右派政府执政时左派如何表达其集体诉求？第二民主政权是一个地域性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后者比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员组织来分别代表。

农会不是“民主政权”，这当然不是说乡村不存在民主问题，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农会是维护成员自身权利的组织，政府是对别人行使权力的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主产生，其权力也会有制约，不能随意侵犯农民的权益。相反，如果农民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可能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利益。

农民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前景

我一直有个看法：熟人共同体建立权责对应可能更需要的是伦理约束下的自治而非民主。共同体越小，人们之间的持久互信和伦理联系越多，权力和责任就越容易直接融合为一，“民主”制约的必要性越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家庭中，儒家主张“父父子子”固不待言，即便是西方人也不会主张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父亲。原因很简单，父权一般都以父责为基础，“虎毒不食子”嘛。家外的熟人共同体，伦理约束就不那么可靠，但比陌生人社会还是有作用，而且它的“交易成本”较低。但是进入陌生人社会，伦理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制度安排来制衡权力、保证权责对应。

乡村的熟人社会也是这样，实际上熟人群中通常会有一些成本更低的功能，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为中的权责对应等问题，如果合理使用这些资源，有民主当然不错，没有民主，也不见得就是大问题。其实许多不发达的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民主不民主，而真正最需要民主的，是那些缺少直接人际情感联系的陌生人社会，大尺度社会。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在陌生人社会建立权责对应的一种运作方式。

因此，中国最需要的应该是县一级（如果县以上一时还做不到的话）的民主。村一级主要是发展有效的自治。那么乡镇这一级怎么办呢？我觉得在中国很多地区，乡镇一级的确可以变成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成员可以是职业文官即公务员，由上级派任并对上级政府负责。当然前提是上级（县）政府本身是民主政府，它是民主政府的派出机构。那么，乡镇一级的农民公民权利如何体现呢？不一定体现于直选乡官，组织农会的权利更重要。有农会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跟政府沟通、谈判，我觉得不仅没什么坏处，反而可能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好方法。没有那么高的行政成本，那么多负担，还能保持一定的效率。老百姓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虽然乡官是派出而非民选，但权力有制约，责任可追问，不能为所欲为，农民有诉求可以通过农会来与之协商，乃至向上级政府请愿。他的施政仍然需要征得农民同意。我觉得这比在乡镇直选与否这个问题上相持不下，可能更好一些。

这可以说是“自治比民主更重要”。当然这里讲的是乡镇一级。就治理而言，我以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主要治理方式。熟人共同体尤其是家庭，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家族与自然村主要靠伦理自治，乡镇这种人们偶尔能相遇的中等社区（施坚雅所谓的集市共同体）主要是本地自治组织和上级民主政府（包括其派出机构）的协调，县和县以上才主要靠代议制民主来治理。遗憾的是我们的现状完全是倒过来的：在熟人共同体中（文革时甚至在家庭中）搞“民主”，在陌生人社会反而不搞。农村中的很多问题都由此而来。

农民组织不仅仅是种田人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城市化明显加速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的问题，而不是农村本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说也不无根据，如今我们谈论“农民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种田人的组织，正如“农民问题”在中国不仅是种田人的问题一样。笔者最近曾撰文认为，很多地区与其政府补贴一部分又强制农民付出一大部分钱财，在农村修那么多所谓新农村住宅，只是供打工者春节回乡住几天，还不如拿这笔钱在城里给农民工盖廉租房。

还可以说得更实质一些。中国真正的问题恐怕不是什么“三农”问题，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以人为本”，如何对待占我国公民大多数的那些“人”，也就是对待“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中国的所谓农民问题，从来不能仅仅理解为种田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被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其如今是否种田）的问题。众所周知，那些人现在很多都在城里，解决“问题”不考虑他们能行吗？

农民问题不一定是农村的问题，它不一定表现在农村。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在户口簿上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都是应该解决的。我们讲的农民既不是指一种职业，不是指种田人；也不是指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穷人也有一些富人，有雇工也有老板。即便是富人，是老板，他们也仍然是农民，所以才常常称什么“农民企业家”。而作为“农民”，他们的权利维护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所以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完全应该的。新农村建设花在农村的钱，相当一部分如果用来给农民工提供公共品，恐怕更好。但这当然并不妨碍我们关心农村问题。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农民一时进不了城，还不能不呆在农村。

新农村建设如果真正有意义，就应该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你就得维护他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意留在农村，你就得维护他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不管鼓吹“城市化”还是“反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按照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状况，城市化的进度可能是有限的，它能容纳的人口也可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点儿不会减少、而且恰恰应该是增加了农民权利问题的尖锐性。

本来从农民的意愿来说，他是否进城取决于他在城里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工作不好找，一般人是不会贸然自断后路，把土地卖掉的。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算计不比市民差。他们不是傻瓜。他会不会一边保留土地，一边进城去看看？完全可能，而且通常就是如此：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去了。八字还没有一撇，什么信息都没有，就随便把土地卖掉，然后自己跑到城里去流浪——这样的二愣子也许有，但肯定不如土地被别人看中然后不由分说就被撵走的“失地农民”多。换言之，如果条件成熟，农民会希望进城；但如果条件不成熟，农民不会贸然进来——除非你圈占了他的土地把他赶出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因此，如今围绕新农村建设方向的一种争论其实很不得要领：有人说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加速城市化的建设，是促使农村“有序消亡”的建设；有人则相反，认为“三农问题的出路不能是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把各种要素留在农村，以实现“乡村复兴”。其实中国地方那么大，有的地方城市化很快，有的地方会长时期保留大比例的农村人口，怎么可能一刀切地讲“城市化”或者“农村复兴”？

但不管“城市化”还是“农村复兴”，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农民权利问题：是否进城，农民可不可以自由选择？农民的命运必须捏在官员手里吗？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要圈地了就一道命令下来，通过简单的行政区划，把农村变成城区，人为地把农民赶出土地，赶进“居委会”。农民不想要城市户口都不行。一旦觉得进城农民是个麻烦，又一道命令下来，给农民设置很多就业门槛，租房门槛，甚至强行驱赶，人为地把农民拦在农村。农民是进城还是留在农村，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选择，只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需要。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变化存在着一种“尺蠖效应”，就是或“收”或“放”都是那些强势者得利，忽“左”忽“右”总是这些弱势者吃亏。现在看来在“城市主义”与“乡村主义”之间也有这样的尺蠖效应：乍“城”乍“乡”都在要农民付出代价。

总之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城市化进程不是消除了、而是突出了这个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会问题如今受关注，原因不过如此。

新农村建设更突出了农民组织问题

这些年来农民给人以“弱势群体”的印象，许多人出来为农民说话，中央领导也高度关注农民问题。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归根结底，别人为农民说话，何如有个组织让农民说出自己的话；别人维护农民的权益，何如有个机制让农民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别人如何代他维护？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他们的其他权利又如何能够维护？农民缺乏这种权利，不要说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可能损害他们，就是有人好心想要帮助他们，也有可能难以成功，乃至好心做“好事”却很难有好效果。

特别是现今的新农村建设更凸显了这个问题。今年财政当局宣布本年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充分体现了本届国家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但是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财政投入不能重蹈‘部门分肥’的覆辙”，和“财政投入如何与农民的需求对接”的议论。的确，我国基层的“财政饥渴”由来已久，农村税费停征后如何弥补基层财政缺口也一直没有明确，许多地方越来越依靠“卖地财政”，使“圈地运动”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国家三令五申仍未理出头绪。在这种情况下如今上面凭空掉下这么大个馅饼，假使诺言兑现，这笔钱谁来接？平分给9亿农户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农民又不像日本、韩国乃至台湾农民那样有发达的农会、合作社等自治集体来对接这笔财政资助，那么就只有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来瓜分这笔巨款，再靠他们凭良心给农民提供“服务”了。

让农民组织起来

其实“组织化”并不是个新问题，早在建国前就有那篇名文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问题不在于农民该不该有组织，也不在于农民自己想不想有组织，而在于农民以外的一些人想要怎样的组织。

一位“三农”专家曾说：当年搞强制集体化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户打交道“交易成本太大”。可同样是这位朋友，跑到工会农会都高度发达、农民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印度去考察一番后又说了：印度没希望，因为他们的官员、企业和工会农会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弄得连圈地修高速路都搞不成。原来他讲的“交易成本”不是科斯说的那种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付出的总成本，而只是为强势者单方面计算的“成本”。这么讲，那当然是古拉格式的“组织”最能为强势者节约“交易成本”（不许你“交易”，我自然就不用付“成本”了）。如果做不到，那只好让弱势者一盘散沙。否则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了，我对付他们的“成本”就太大太大了！

显然，这么看问题就无法跳出“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我们怕”的怪圈。我觉得只有摆脱这种心态，才能争取在农民组织化问题上、乃至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双赢局面。在这方面，如今最高层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提法我认为很对：那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所谓主体，就是要尊重他们的意志，尊重他们的权利。在农民组织问题上，这个原则尤其重要。

当然这决不是说官员和农民以外的人就不能为农民提供帮助。笔者的一位官员朋友很反感“官办组织”的说法。他说我是官员，可我的权力并不大，我帮助农民搞合作社和行业协会都是从农民的意愿出发的，并没有动用权力搞什么强制。我说这样当然太好了，你这样的做法是应该称赞的。官员帮助办的组织不等于“官办组织”。但这与指出“官办组织”的弊病有何矛盾呢？因为动用权力搞强制的现象如今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嘛。

可喜的是，如今像这位朋友一样，作为官员不仅不阻止、而且还帮助农民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注意不颠倒“主客”关系，自居于帮忙的服务者角色而让农民成为“主体”的事越来越多了。这表明农民的结社权和农民建立现代公民组织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让农民组织起来”，而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一字之差，真可谓千钧之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吧。

民主需要多高的素质？

二十年前发生在苏联东欧的那场变化到底有多剧烈，为什么被称为“剧变”？这是我每一次行走在那块土地上都会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也许是时间的渐逝，也许是记忆的淡忘，让我不解的是，每一次搜寻到的答案都毫无二致地告诉我，二十年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其实是非常平和与有序的。就其政权的交接，除了罗马利亚之外，其波动和成本并不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场总统大选要高。就连罗马利亚，充其量可以说是一场宫廷政变，齐奥塞斯库自己的军队把他抓起来，打靶了，政权易手了。对比一下美国总统从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到最后尘埃落定的花钱如流水的漫长过程，苏联东欧的“剧变”只从政权性质的变化上，才勉强称为“剧变”。

让我们看看没有团结工会也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党的前苏联，这也是拖了好几年，最后一个完成“政权交接”的铁幕国家。可整个过程并不是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一个执政73年的一党独裁政权在枪炮声中，在激烈的抗议中被推翻，你死我活，甚至血流成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博弈，是妥协，是辩论、是选举。而且，几乎大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各派势力在折腾。

折腾到最后，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叶利钦用选票打败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的新总统。无论从卷入的人数，还是当时有群众参入的场面来看，所有场次加起来，都并不必美国总统选举造势更加夸张和花费巨大。这一现象，对于当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当然，对于那些前苏联政权的支持者和依恋者来说，除了不解，更多的还是极度的恐惧和失望。

这也许是他们的失望，但却绝对是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历史有其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三大不可阻挡的趋势之下，你可以走弯路，但不可能长期在邪路上死不回头。

这样说来，是不是苏联东欧剧变后，各国的转型都顺理成章，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呢？当然不是，上面我说的都是指政权更迭，结束以党专制，也就是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建立。事实上，苏联东欧的转型中，问题持续最长，世界各国关心最多，也是我们每一次都拿出来说事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归纳为一句话，也是我每一次到俄国东欧，朋友都想我回答的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吧？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经济生活而不是民主政治？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们也看到了，民主政治在俄罗斯和东欧已经逐渐扎根，而民主政治这种东西是很少有回头路可走的，相比较美国走了两三百年，谁能说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政治在过去二十年不是在进步？所以，对俄国和东欧的民主政治抱悲观态度的人，大可把眼光放远一点，无论是回头看，还是朝前看。无法放开目光的那批人，也是二十年前绝对不相信苏联东欧自我演变的那批人。

二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人家搞选举了，民主了，天啊，让人讶异的是，长期被愚弄的民众不但会搞选举，而且还挺适应的，连共产党中最左的、最保守的那批人，都证明为民主政治的熟练操盘手，而且表现还相当优异。

例如苏联分裂后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11个总统都是前苏共高官，克格勃和情报机关的人屡次出任民主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这说明，民主大概需要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就能够玩，而且连脑子被毒化过的人也可以玩，看起来是不需要什么高智商和高素质了。这也同样说明，二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场双赢的博弈。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输的只是陈旧过时的体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赢家。

只要政治好，一切都好了吗？

不用担心俄国东欧的政治，那么就没有值得担心的？就一切都好了？不是这样。恰恰是我们认为不用担心的经济却出了问题。我们怎么说来着？只要政治好了，一切都好了——这“一切”自然也包括经济。可苏联东欧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好了——一夜之间民主了，经济却没有马上好起来，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遭遇了困难。虽然不能说转型后俄国等遭遇的经济问题一定是政治转型带来的，但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那么这些经济困难从何而来？我是这样看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应该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上的。大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实行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革命），可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却原封未动。

计划经济为社么给政治变革后的苏联东欧经济带来了困境？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困境。苏联东欧变革后我们大陆常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是：在严寒的莫斯科的冬天，市民们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轮到自己的时候，面包架子上已经空空荡荡，而要开小车离开时，发现车子里没有汽油了……

我曾经被这个画面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度这样自言自语：是啊，俄国人倒是有民主和自由了，可却没有了面包，难道面包和民主有仇？

多年前和一位在美国的俄国专家聊起此事，他只是用一句很幽默的话回答了我，没有面包？那是因为没有了政治局的原因啊……

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想一下我们三十年前的那种计划经济，虽说某个面包场具体生产哪一种面包不用俄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可相差并不远。在所谓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下，严格说，从部长以及以下的各级党政官员，都是靠执行上面的命令（计划）过日子的，没有了政治局的指示，可是寸步难行。面包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你一个月该吃多少个面包，真还和最高政治局的会议与计划分不开。

可苏联东欧一夜之间没有了政治局，搞了一个用来指导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也难怪，面包厂不知道如何生产了，老百姓不知道哪里去买面包了……现在回头来看一下，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的经济，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人家不是开着小车去排队买面包吗？如果用市场而不是计划来调节，难道俄制小车不能在国际上换回一些面包？再说，当时的苏联拥有的那么多核子武器，随便拿一个出来“市场化”，不是可以给半个莫斯科人一人一瓶伏特加烈酒？

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后，当时特别是苏联面临着如何改革经济体制，也就是如何私有化，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叶利钦选择了大起大落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事后有人说他太猛，应该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或者象中国一样。这样说的人忽视了俄罗斯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人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改了，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允许慢慢市场化和私有化。

从绝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以及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好了，经济等自然不会太差。然而，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者从短期来看，政治不好，经济未必就不能好，而且，政治好了，经济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好起来。苏联东欧的情况从正反两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被堵死了？

苏联东欧变革后又经历了二十年，很多人悲观了，认为，其他国家例如中国错过了一个机会，不可能再那么平稳变革了。这话有很大的道理，二十年前苏联东欧的变革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性，还有很多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例如共产党内部促变革的愿望和热情。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剧变之所以如此顺利与平和是因为那是一场来自内部上层的革命。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全面，但很多事实是支持这一观点的。正如前面论述过的，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诸国，在那场变革中，共产党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国家的变革就是共产党内部分出的派别在唱独角戏，包括前苏联，也是共产党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地方党委书记叶利钦在玩，其他很多民主力量反而成了配角。

探讨一下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起来改变自己的政权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只强调一点，我认为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苏联东欧共产党当时促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经济生活也不怎么样，虽然有特供制度，但他们的特权，不但没有达到花钱如流水，住房宽敞等，而且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贫富差距都是相当小的。这让很多共产党员认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很可能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同时摆脱政治上的被压迫感。

看看事实，也相差不远。苏联东欧变革前，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富人”，例如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所住房子和待遇几乎都是党和国家的，下台后就没有了，更不用说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而变革后的苏联东欧，很快出现了很富有的一批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正是以前的共产党人包括领导干部。当然也有很多普通民众，这些人如果退回到以前，没有机会去发财致富，唯一可以出人头地的是去申请入党或者进入克格勃这种可以胡作非为的党政机构。

其实即便不拿苏联东欧的情况说事，只要稍微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看看中国的情况也能明白一二，当时国家穷得叮当响，即便是享受很多特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富裕”和特权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

所不同的是，同样是不满意的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决定改变政治体制从而改善自己和所有人的待遇，而中国的则直接从经济改革入手。

这也给我们今天造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改善民众的生活（这里抛开政治权利这些天生人权不表），那么通过经济改革达到了这一目标后的中国，是不是就不用政治体制改革了？

再说，那些经济上已经获得巨大利益的各种利益集团，不但没有了改革政治体制的愿望，而且还会和二十年前的那些共产党人相反，誓死捍卫这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的体制。所以有人说了，无论从人性还是利益两方面考虑，今天的中国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都不一样了。政治体制改革变得举步维艰。这是悲观者从人性和利益两方面推测出的暗淡前景。

可是，人性是靠不住的，好的人性靠不住，坏的人性同样靠不住。而利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悲观是要不得的。这是我的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带来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

行文至此，大家也看出来我想说什么了，不错，从主观上说，我们确实感觉不到转型的多大希望，可从客观上讲，各种条件不但成熟，而且，我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悲观的人总是悲观，乐观的人总是乐观。可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说到改革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一部分人（利益集团）的个人意志，于是悲观之下，也就把我们自己的个人意志忘记了，实在有些本末倒置的可笑和可悲。再说，虽然一些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的改革意愿下降，但改革的客观条件却更加成熟，两者是可以互补的。

我们说二十年前苏联东欧变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我们恰巧在过去二十年里，在经济改革上走得很远，市场经济很发达，私有制也蔚然成风，这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东欧相比，进步何其巨大？

二十年前苏联东欧要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上建立民主政治，当时的苏联东欧不但没有一点私有制，甚至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旦我们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苏联东欧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将不会发生在中国。

从东欧回来后，有一次我在广州街头散步时突然想，现在的广州领导是谁？他在干什么？随即我就设想，如果政府高层换人了，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广州的经济会如何？经济出现困境？

我很难想象，面包店的人会停止做面包，等着市委书记的命令，社会各行各业会停止不动，等着人家来指令他们明天如何赚钱。我想，上班的人早上起来会照样去上班，除了一两个意识形态部门失业了几个职业骗子之外，其他各个部门照常运转，警察维持治安，特务们继续到国外搞情报，更不用说那些小摊小贩会停止做面包了，他们会更加起劲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大赚特赚的……

我坚信，有了市场经济（虽然不成熟）和（部分）私有制的中国，即便经历苏联东欧二十年前的剧变，至少不会出现后来俄罗斯和东欧遇到的那种经济困难。

我常常对俄国和印度的朋友讲一句话，你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政治体制），但却存在很多小问题（经济发展，包括效率问题），所以一直在修修补补；而我们在一个大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却“很顺利”的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

结果会如何呢？谁都清楚，解决了大问题的国家，即便民众再一次饿着肚子走上街头排队买面包，也基本上会心平气和，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动乱；而那些没有解决大问题的国家，吃饱了面包的民众总有一天会走上街头的，到那时就不是排队要面包那么简单了。

杨恒均2009-7-29（阅读本人时评不是时评、学术不是学术的博文，别太认真哈。我试着把时评写得像学术一点，把学术弄得庸俗一些，你就将就着看，好不？我的新口号是“时评学术化，学术时评化”o（∩_∩）o…哈哈o（∩_∩）o…哈哈）

今天上午，网络再次爆出惊人消息。著名门户网站网易的历史频道暂时处于封锁状态。这是一个月来，网易公司遭遇的第三次封闭频道事件。前两次分别是因报道清华同方子公司丑闻被封锁科技频道；因报道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离职学习（后被中粮集团否认）被封锁财经频道。

 

据某北京资深媒体人士求证得知，这次的网易历史频道被封，缘由是一篇发表于7月28日的题为《俄罗斯政治改革：走出经济阵痛，宪政日益成熟》的文章。封锁频道的指令直接来自中宣部。

 

本文摘自《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 李凌/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俄罗斯的人民宁愿忍受改革的阵痛，也坚持政治改革，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决和总统选举，表明人民宁愿抛弃什么，需要什么。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深知，加强对公权力的操作和政府官员们的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是反腐倡廉的必要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败的决心的表现。

俄罗斯联邦改革的阵痛和进步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出现了大规模经济下滑。据官方统计，199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91年下降约50％。

一

但实际产量是否下降了这么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些需要具体的分析。

1.在苏联时期，GDP中，包括大量的军工厂的产品、未完成的建设项目和计划经济下的劣质产品（有人估计这些共约占当时GDP的50％-70％）。因此，苏联当时GDP数字虽然很高，但居民生活消费品却很少，商店货架经常空空如也。当时的苏联政府中了美国的诡计，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国家资源。冷战结束后，大部分军工企业被迫停产改造，连带引起一部分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也停顿或减产，引起许多工人失业。军工产品特别昂贵，一辆现代化的坦克的产值相当于几十辆汽车，更不要说飞机、导弹和核武器了。这些产业一停产或减产，必然出现整体GDP数字大幅度下降。

2.苏联时代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地方官员和公有制企业的经理们，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得到奖励和提拔，往往夸大产量，所报的数字有很大的水分。实行私有制后，私营企业主为了减少或偷漏税负，所报产量往往少于实际。

3.苏联解体后，地下经济迅速发展，不算入官方公布的GDP数字之内，但对居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有人估计，地下经济约为当时官方公布的GDP一半以上，实际如何，无法统计。

但必须承认，在经济改革中，主要由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某些人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馊主意，1992年起实行所谓”休克疗法”，物价一下子完全放开，在当时商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引起物价数十倍地迅速飙升，这才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由于某些人所喋喋不休地宣传的政治改革。

二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人民宁愿忍受改革的阵痛，也坚持政治改革，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公决和总统选举，表明人民宁愿抛弃什么，需要什么。

叶利钦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执行者。俄罗斯第一部宪法就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人民群众通过一次次的全民公决表示了对他，也是对改革的支持。

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剧变不是靠暴力强制，而是俄罗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需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

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就是否实行总统制举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赞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74.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7.3％的选票投了叶利钦的票，只有16.8％的选民支持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

1993年4月25日，64.5％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58.76％的选民对叶利钦表示信任，53.04％的选民对叶利钦总统和联邦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政策表示赞成。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选民的58.4％赞成通过俄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

迄今，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1996年大选时，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约50％，然而，是叶利钦而不是俄共的久加诺夫获胜。

1999年12月，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并于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在2004年俄罗斯第四届总统选举中，选民共1.09亿，选民投票率超过61.18％，普京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得71.31％的选票，远远超过2000年当选时的52.94％。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利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

三

他们选择宪政民主，选择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俄罗斯颁布了政党法，根据该法，各个政党在司法部注册后，就可进行活动，提出本党的政纲、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名单，进行竞选。

自由选举。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和议员。国际观察员们对选举中媒体报道不平衡和偶尔出现的差错提出过批评，但他们对整个选举还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把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评为”自由和公正”.随后的代表团在评价1996年和1999年的选举时，认为”巩固了代表性的民主”；1999年和2000年选举的计票过程也被评为显示了”透明、可靠和准确，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

在所有的俄罗斯选举中，投票率从来没有低于54％（1991年为最高，达到75.31％）。而在美国最近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平均只有约50％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立法机关由苏维埃制改为议会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联邦委员会，下院称国家杜马，议会为常设的活动机关，议员和本选区的选民有直接的联系。议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也不得参加商业活动。议会的主要职责一是立法，另一是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而过去苏维埃的代表们大部分是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开完苏维埃会议以后回本地区就是官员、是领导。苏维埃的代表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等于自己监督自己，这样是很难有效地进行监督的。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执行的意识形态，居民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新闻自由。《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保障了新闻自由，取消了新闻检查，这就有利于各种思想进行自由的交锋、辩论，有利于探索真理。马克思曾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又说：”最好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的光辉就越灿烂。”俄罗斯联邦立法保证新闻自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还有利于对官员们的专横暴政和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司法独立。俄罗斯联邦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工资待遇完全由联邦政府支付，法官统一由总统任命，实行终身制，无违法行为不能撤换，法官不能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法官只对联邦法律负责，地方的规定不是联邦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这些规定排除了地方官员干扰的可能，保证了司法独立。

宪法法院制度。它有效地保证宪法的全面实施。宪法法院由19名大法官组成，如无违法行为，一经任命就连任12年。宪法法院大法官的职责为：解释宪法，审理包括总统的命令在内的各项法律是否违法，审理关于公民人权是否遭受侵犯的案件，等等。

独立人权代表制度。人权代表由议会任命，任期五年，一经任命，就成为独立于一切权力的联邦机关，其职责就是受理公民就基本人权问题提出的申诉，并按期将全俄的人权报告书提交总统、宪法法院、联合国以及欧盟的人权委员会审议。

宪法规定国际法准则和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优先于国内法。俄罗斯联邦承认联合国人权宪章的优先地位。宪法规定，俄罗斯人民有权向欧洲宪法法院提出俄罗斯联邦政府侵犯人权的申诉。

四

俄罗斯现在还存在诸如人口减少、吸毒、车臣问题、恐怖主义横行、金融资本和政府官员勾结、分配不公平等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官员们贪污腐败问题尤为突出。为了反腐败，俄罗斯联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实行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官员们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和收入。叶利钦总统于1997年5月15日签署了这个总统令，并率先行动，公布了自己和家属成员收入和财产：总统夫妇的不动产价值为11.891472亿卢布，1995年买的宝马轿车700万卢布，没有有价证券。1995年购置的地块面积4公顷，上面建有别墅452平方米，位于莫斯科州。在国外没有不动产。根据租赁合同的住宅323平方米，和总统夫妇居住一起的还有小女儿夫妇，共6口人，叶利钦年收人为2.43575027亿卢布，包括工资和利息。

普京就任总统后，也公布了自己和夫人的收入和财产。

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深知，加强对公权力的操作和政府官员们的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是反腐倡廉的必要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败的决心的表现。有的国家以种种借口，事事”暗箱作业”，使公民不知情，想监督也无从监督，这实际上是保护了贪官。

以上就是俄罗斯人民做出的重要选择，是俄罗斯人民自由意志的表现，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公开地、和平地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利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制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并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五

在新的制度中，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以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但是这种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宪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任两届。每届总统都必须通过竞选，由选民普选产生，这才能有合法性。总统在任内，和一切官员一样，如有违法行为，要受到国会、宪法法院、各党派和独立自由的舆论监督。

由于转型为市场经济，各种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许多原来公有制的军工企业以及为军工企业配套的重工业、化工业、电子工业等先后转变为私有制企业，从事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生产结构逐渐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生产也有所发展，商品丰富了，政府收入增加了，补发了以往的工资、退休金等白条欠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并逐渐好转，其后几年增长迅速。例如，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的16平方米上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1991年每百户拥有汽车14辆，到2000年增至27辆；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1993年的160万人已升至2000年的430万人，再升到2004年的650万人。

还要提一下，俄罗斯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联邦对学龄前教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是强制性和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

在医疗方面，治病免交挂号费、检查费和治疗费，药品的费用由国家控制和高额补助。

俄罗斯居民住房、水、电基本上是免费的，有的收费也很低。

六

俄罗斯联邦近年的经济情况如何呢？且看俄罗斯总统普京2004年12月2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们的开场白：

“开始时，当然要对即将过去的一年作出总结。有的数字你们已经知道，有的则是不知道的。如果有重复，请诸位原谅。

“第一个数字大家都知道。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约为6.8％。最近5年来的年平均增长率大抵都如此。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000美元。这比2000年多了一倍，几乎是1999年的三倍。

“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增长了10％以上。虽然比去年稍少，但已不坏。商品出口约增长25％。出口几乎比进口多了一倍，于是贸易顺差达到了80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我说到出口增长时，不只指价值，而且也指数量。黄金储备几乎增长70％，接近1200亿美元。这不仅创造了俄罗斯历史的纪录，也突破了苏联历史的纪录。

“值得指出的是，黄金储备首次超过了外债。这意味着俄罗斯变成了净债权国。经济增长促进了扣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增长因素后的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了9％，退休金增长5％，工资据各种估计（遗憾的是连我都没实际掌握最准确的统计数字）增长10％-12.5％。但增长10％是肯定的。

“失业人数减少，约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7.4％。不过应当指出，失业人数还是不少，达550万。这当然是政府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

“国家财政的情况也不错。联邦财政有盈余已经是第5个年头。稳定基金的数量超过了200亿美元，同时，国家外债比1999年减少了2／3，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60％降为20％。

“成果之一，就是世界两家著名排名公司把俄罗斯列为适合投资的国家，这样的评价完全可以反映经济状况。过去年代里，平均每年吸收的直接投资仅有40亿美元，2003年达到62亿美元，今年则接近100亿美元。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进入解决社会问题的下一阶段。你们已经知道，从2005年1月1日起最低工资将增长20％，从600卢布增为720卢布，各级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也将增长20％。从2005年10月1日起，最低工资还将上升11％，达到800卢布。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也将再增长11％。2005年我们计划使财政供养人员的实际收入增长1／3，在通胀率8.5％的情况下，实际增长22.9％。

“应当说，我们是头一年为两年内的工资增长作计划。2006年5月最低工资将增为1100卢布，如此一来，一年半内工资将增长83％。当然大家都希望增加得更多，我要说的是，增长的趋势是积极的。”

俄罗斯的经济现正在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是我们从每天的媒体中看得出来的。

据《参考消息》：普京两届总统（共8年）任满时，民意调查对他的满意率为83%

提要：在笔者看来，鉴于如此之多的问题均内生于从抓大放小到做大做强的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之中，那么，有必要对这一发展逻辑加以认真的检讨，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介入的得失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监管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强势介入，对于其所想解决的问题来说，更可能是南辕北辙。

据媒体报道，一份名为《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引起了浙江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报告提议加强对民企的监管，建立民营企业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进而，视情况可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按照“报告”的要求，在绍兴市，将有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都将被纳入这个系统。消息一出，即受到诸多评论人士的关注，被认为有悖“不断给企业放权，而限制政府的权利，合理划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的“改革共识”（马光远），自然，这样的批评是成立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企业自主权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改革共识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一直被不断侵蚀，主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另有其逻辑，而出台这样的举措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运行，势在必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1992年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既定目标，这意味着，企业将最终摆脱政府的直接干预，在法律的约束下展开自主经营。在此后10多年间，企业自主经营权确实逐渐得以落实，但在另一方面，政府也始终掌握着诸多最为关键的资源如土地、资金，同时也保留了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诸多手段如税收政策、劳动关系等等，此外，以“抓大放小”为名义，政府几乎全数保留了能源、交通、通讯等垄断性企业，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不仅表现为市场因素的增多，也表现为政府始终保持对经济的强势介入。

由于掌握着诸多的资源和政策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介入在近10年间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以致于令人平生“国进民退“之感，而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则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做大做强”举措。在中央层级，垄断型企业的兼并重组不断推进，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跃而为世界五百强；而在地方一级，各地方政府也努力推动本区域强势企业的扩张发展，从土地、税收、资源、资金等各方面加以扶持，这里面，既有通过打造龙头企业提升本地经济发展的雄心，也不乏利益交换输送的私下算盘，但无论如何，从抓大放小到做大做强，各级政府始终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边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含混模糊，所谓“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云云，从来都只存在于改革鼓吹者的幻想之中，既从来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也从来没有成为各级政府的追求目标。

不过，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势介入也有其风险。明星企业万千宠爱于一身，既可能因条件优越而一飞冲天，也可能因轻于尝试冒险而毁于一旦，尤其是在地方层级的竞争性企业，即使有诸多有利条件，也可能栽倒在市场中。以绍兴华联三鑫为例，其所在的PTA产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就高达20亿人民币，而华联三鑫一口气就上了三条，不难想象，在巨额的银行贷款和充裕的土地供应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过度的扩张也势必带来管理和决策的巨大风险，尤其当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做大做强”的战略支持所带来的高速扩张瞬间就变成了巨大的陷阱，华联三鑫如此，江龙控股也如此，类似企业也将如此。可见，大型民营企业经营风险的主因其实内生于做大做强的战略之中，只要地方政府仍继续其揠苗助长的举措，这样的风险就始终存在，靠出台一些监管措施而对此加以防范，或许可算是一时的治标之策，却不大可能是治本之道。

做大做强一旦失败带给地方政府的不仅是稳定之类的社会负担，也意味着多年努力的浪掷，以及GDP政绩的滑坡，据当地估算，华联三鑫如彻底倒下，绍兴的经济很可能将倒退5到10年。而这是地方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当这些被做大做强的企业出现问题时，政府总是会出来救火，据测算，为挽救华联三鑫，绍兴财政就拿出了10亿左右的专项资金(华西集团和绍兴县政府等相关企事机构联手注资17亿)。然而，这也带来正当性的问题，将属于全民所有的财政资金用于挽救特定企业，未必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而即使有其合理性，在笔者看来也应当通过人大权力的审批。如果考虑到类似企业的风险本身就与政府的作为脱不了干系，那么，更需要检讨的就是做大做强的政府作为本身是否合理，而不仅仅是靠一些监管措施的弥补。

曾几何时，受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所鼓舞，政府主导的做大做强被部分学者看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所在，但是，华龙三鑫和江龙控股的教训则在提醒人们，这样的战略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总的来看，这种战略建立在政府角色的多重性之上，由于政府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两职，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建立一个规则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使从短期来看，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强势介入，也扭曲了资源价格，损害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这其中隐含的资源配置错误更是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为弥补应对风险而使用财政资金，则带来了正当性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鉴于上述如此之多的问题均内生于从抓大放小到做大做强的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之中，那么，有必要对这一发展逻辑加以认真的检讨，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强势介入的得失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监管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强势介入，对于其所想解决的问题来说，更可能是南辕北辙。

香港《亚洲周刊》7月23日发表文章，提到乌鲁木齐一位名叫海萊特.尼亞孜的维族知识分子，曾于7月4日下午8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7月5日上午 10点左右，面见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中午12点以前出来发表讲话；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是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海莱特说，他不是唯一的向政府提出预警的人，有人比他提的还早。

Photo:AFP图片：７５新疆事件发生后，维吾尔人抗议。（法新社）

按说，海莱特提出的三条建议是比较周全的。首先，政府出面讲话，可以疏解维族人的不满，缓和紧张局势。即便还有极少数人要闹事，起码不会闹到那么大的规模和程度。与此同时，政府再调集大量军警严加防范，并告知汉人做好自我保护，就算不能消除暴乱于无形，至少也能减少到较小的程度。然而政府却偏偏是一条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最需要追问，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是政府事先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吗？不可能。用不着海莱特7月4日下午来提醒，早在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马上就会想到：1、有维族人会上街，要求政府主持公道给个说法；2、有人会冲击政府；3、有人会报复，打杀汉人，等等。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预加防范呢？其实，政府决不是没有预加防范。根据中新社7月6日的报道，七月五日下午五点钟左右，“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由此可见，在打压和平抗议方面，政府是早有充分准备，动作神速。到了九点钟，有不少维族青年冲到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由此可见，政府对保护自己也是早有准备，固若金汤。政府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决不是警力够不够的问题，因为你政府至少可以还有多少就派多少嘛。如果担心警力不足，还可以象海莱特建议的那样，让汉族平民自己保护自己嘛。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别有用心。

根据官方报道，暴乱是在八点半以后开始的，大量暴力行为是发生在乌鲁木齐南边的维汉聚居区。然而根据纽约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整个暴乱过程中，简直看不到什么军警的影子，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暴乱已经接近尾声时，大量的军警才出现。纽约时报的报道特地提到，在打砸抢开始不久，一位姓韩的出租车司机被维族人硬从车里拽出来，旁边就有一个警察却没有上前制止。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这难道还要请示上级请示中央吗？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吧。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警察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

问题就在这里，新疆政府拒绝主动对群众讲话，当别人找上门来，举行和平抗议讨个说法，又立刻打压。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激化矛盾，在堵死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或缓和矛盾。此后，政府又听任暴徒行凶数小时之久。我想，在75事件爆发前一刻，当海莱特极其失望地发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任何一条建议时，他就应该料到，那些准备和平抗议的维族人必将被打压，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一些汉人是已经死定了。

为什么政府宁可发生暴乱，发生暴徒打杀汉人的事呢？我倒并不认为从韶关事件起，政府就在玩弄一个大阴谋。韶关事件可能是突发事件，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涉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涉及政府多年来不得人心的民族政策，它担心自己出面处理，要么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要么是两头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维族人或汉族人或者维族人和汉族人共同的攻击目标，所以干脆当起缩头乌龟。然而问题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传到新疆后，新疆政府感到自己极其被动。政府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站出来对民众讲话才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然而对今日中共各级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和民众对话，尤其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意接，也没人敢于接。

在拒绝了对话这种缓和矛盾的办法后，当局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激化矛盾，等待和促成暴乱发生。因为一旦发生暴乱，用共产党的话就叫，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矛盾的性质就变了，问题就简化了，于是政府就主动了。在这时政府再出来镇压，谁敢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流血暴乱所吸引，暴徒必定成为万众谴责的目标，有几个人还去批评政府？一般也就是抱怨政府出手太慢而已，很少人会深入想到“慢”背后的玄机。在事后，政府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很好，因为这又为趁机进一步打击各种异己力量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谁要是不接受这种解释，请给出另外的解释。

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已被正式逮捕的《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星期三第二次与代理律师见面。律师告诉记者说，最近刘晓波被多次提审，询问内容包括他写的大量文章。

因发起零八宪章而被正式逮捕的北京学者刘晓波

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捕至今八个月，目前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关押在看守所的北京作家刘晓波，本周三与他的两名代理律师第二次会面。其中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丁锡奎律师告诉记者，会面约二十分钟，刘晓波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挺好的，因为距上次见面时间挺长了，他在里面也提出见我们的要求，所以就安排了一次会见。”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莫少平律师转告记者，在一个月前律师首次会面之后，警方开始密集提讯刘晓波，而讯问的内容也从《零八宪章》的问题转移到他以前写的文章，刘晓波本人预期对他的侦查期将会很长，希望律师能定期前往会见：“ 会见完跟我谈了一下，比较新的情况是上次会见完以后，公安除了周六、周日几乎每天都在提讯他， 重点放在他写的文章，每次都是核实文章内容和他阐述的观点。（是否说焦点从《零八宪章》转移到他个人的文章呢？）从他叙述提讯的比例及所问的问题来说是这样的。他叙述了重点是哪几篇文章，记下几个名。律师要看最后指控他哪几篇文章、里面哪些内容被认为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才能谈自己的看法。刘晓波自己认为侦查阶段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希望律师尽量能一个月去会见他一次。”

由300多名大陆知识分子首先联署的宪政民主倡议书《零八宪章》于去年国际人权日网上发表前夕，多位参与者遭到公安传唤问话，其中刘晓波被警察带走后一直处于没有法律依据的秘密关押，直到六月下旬检察院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很多挑战，现在提的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艰难？产业结构升级为什么难以实现？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及国有制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紧密相关。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如从某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行得通的。在“小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当官的也用不着宏观调控经济。

时代前进，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变为世界工厂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工程学院都侧重于技能型的工程系科。但经济发展促成了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也基于此，耶鲁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大学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产业结构升级绝对是受教育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时期，每年都会安排涉及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授课老师决定教材和内容。以人文社会课程为例，可能先是重点了解亚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是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就会绕着五大洲讲一圈。但就是这种非常广泛的了解，从小培养了美国孩子“全球化”的视野与思维。

在美国，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其二是科学方法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为止，我接触的一些国内博士研究生、甚至科学家，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立等多方面愿望和渴求迫切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这些年来怀念老大学的文集很多，怀念老中学的还不多见。南京刘鹤守先生主编的《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是一本回忆过去中学生活的文集。读过这本书后，再反观我们今天的中学生活，真可以说是感慨万千。

《沙坪岁月》收录的是当时重庆南开中学校友的回忆文章。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学校多数撤退西南。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非常有远见，他感觉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所以抗战前就在重庆建立了南开中学。这所新建中学，前后只存在十六年时间，1953年改为重庆第三中学。

南开中学在几十年以后还能引起学生怀念，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至少说明这所中学曾经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迹。在这所中学读过书的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很多，先后成为中国两院院士的就有25人。南开中学何以会有如此成就？说来简单，但想想又不那么简单。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严格教育，时间并不很长，但现在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都公认它的成就，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时，几乎没有发生障碍就完成了？关键在于当时教育制度变革的核心理念顺应了世界文明的主潮。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教育是开放的，虽然具体制度可以因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情况各有差异，但国家不能垄断教育，政府不能因为拨款办教育就对学校事务乱加干涉。当时中国教育就是因为比较早地确立了教育独立的思想，才有了南开中学在短时间内成为名校的范例。

当时中国的教育在国立之外允许私立，不论大学还是中小学，私立的地位在法理上与公立是处在绝对平等地位的。政府有时候还对办得好的私立学校通过相关的教育基金拨款补助。因为是私立，所以它有更大的自由，有更为开放的教育视野。

南开中学就是私立中学，它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成为中国的著名中学，除了当时教师和校长的努力外，主要是这种私立中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它并不因为自己是私立就比公立自卑三分，而是充满自信。

我们看这本关于老中学的回忆录，感触最深的就是当时的学生和教师是在一种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中完成了自己的教学和学习的。在那里，学习是自由的，教育是开放的。提倡独立思考，鼓励自由精神。这样时代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学生，虽然有时会因时代的突然变化在精神上发生一些错位，但总体说来，早年的自由教育在他们一生中还是造就了他们的人格的精神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老学生在道德、教养、思想和人格方面，远远超越后辈的原因。

自由开放的教育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才能培养追求真理，敢说实话、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学生。此点读过这本《沙坪岁月》，读者想来会有同感。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我常常为那些前辈深情的回忆所感动，那样的岁月何时才能再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