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就新疆事件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再评7.5事件

按:遵照7月10日济南国保谈话精神“有意见可以找领导反映”,我在7月11日给胡锦涛主席发了“特快专递”,但至今杳无音信,我只好将其发到网上。

胡锦涛主席:

因为新疆7.5事件,你极其罕见的停止了国外访问,不惜失掉参加八国峰会的机会,说明胡主席对7.5事件的重视,也说明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为此我想向你反映一些看法。

7月9日我写了一篇短文《当局切断通信是违宪——评新疆7.5事件》,(该文附后)发给了五家网站,结果只有一家刊载,发到其他网站的稿子好像被人截留了。

稿发第二天济南国保我谈话,说不该在海外发表这样的稿子,我说这篇文章没有错,到海外发文章是因为国内无处刊载,他们说以后不要到海外投稿,有意见可以交流可以写信。我现在就把对新疆7.5事件的一些看法写给你,有错请批评。

一)“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不好,有的事比稳定更重要,稳定不能压倒人权、不能压倒宪法,我写了《当局切断通信是违宪——评新疆7.5事件》,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因为稳定而封锁地区的互联网和电话,这种做法推而广之,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的权利,建议中央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的互联网和电话通信。

二)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7.5事件后,世人都求知真相,官方控制的媒体,只报道血腥场面和打、砸、抢、烧但,这只是事件的后果,事件的原因、过程细节世人不清楚,一些很重要的情节没有报道,比如:海外媒体报道了开始时的大学生和平示威,几点开始?诉求的主题什么?示威者中有没有带凶器?大家不知道。

在游行过程中,突然冲出一些人手持凶器,而且凶器是整齐划一的,看来早有准备,他们进行打、砸、抢、烧,他们幕后是谁在策划?谁在教唆?

这次事件死了至少184人(官方报道),这些死者汉族人、维族人各有多少?该把死亡名单公布出来,他们是死于枪击还是器械?这些都要公布清楚,有的消息提出,某些尸体不让家属认领,这是不对的,尸体不经法医鉴定,不经家属核对是不能任意火化的,以防有人焚尸灭迹;

官方提出不信谣,不传谣,但谣言至于真相的公开。应该提供条件,不但让海内外媒体深入采访,而且可以准许人大、国务院、政协等组织调查,促使真相大白。

三)一定要查究政府领导责任

事件发生后,各级领导都把原因归结为海内外的“敌对势力”,这至少是不全面的,这次事件的形成,(我认为)主要起因在于历史积怨和当地领导的工作失当,及现场应对的失误。有上万的民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聚集市中心,对政府提出抗议,这说明当地民众中的积怨已很深。现场政府的应对、预警都有问题,给人留下了很多疑点,比如:

当地政府事后表示“海内外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煽动群众打、砸、抢、烧。大家都知道中共当局,对互联网和电话的监控是非常严格、细致的,这些“煽动”如果确实存在,当局又知情,哪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市民?被当局高度垄断的操纵的各种传媒,如果一起出来报警,那么还有多少人出来活动呢?如果知情,当局事先采取了那些应对措施?从当局的表现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的“煽动”打、砸、抢、烧“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当局没有采取应与的措施。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局像当年反右派一样在引蛇出动,布下陷阱,或者利用黑社会势力挑起冲突和仇恨,制造血腥。

四)中央应该重点考察新疆的领导班子的问题。

考察当地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有那些举措失当?有什么责任?指导思想有那些错误?谁应该引咎辞职?这是今后新疆和平安静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把目标只是锁定在“海内外敌对分子”,大造舆论转移国内外的视线,以违宪、违法手段求得一时的稳定,(我认为这)不能得到永远的和谐?平安。

以上当否请批评指正。

祝顺利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孙文广2009.7.1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655317356(可收短信)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0号8号楼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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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孙文广:当局切断通信是违宪———评新疆7.5事件

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暴力事件,造成大量伤亡,当局宣布切断该市与外界的手机、电话和互联网联系,这就切断了当地公民的主要通信手段,这违背了中国宪法第40条“公民的通信活动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当局应该立即开放当地的电话和互联网。

新疆5.7事件造成至少156人死亡、伤者逾千、逮捕逾千,当局宣布切断该市互联网和电话,很多海外旅客无法与家人联系,国外也打不进电话。

当局的理由是“敌对分子”会利用电话和互联网联系,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通信自由是宪法精神,怎么能因为少数“敌对分子”而剥夺300万乌鲁木齐公民的通信自由的权利呢?少数“敌对分子”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电话传递信息,发布指示;广大民众不是更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电话接收中央的社论、报道及各方面的信息从而了解真相,辨明是非吗?

媒体遭垄断、操控之后,通信就是公民了解真相的最主要手段,官方切断通信使人怀疑当地官员在掩盖真相,希望最高当局对此进行查究并制止。

2009年7月9日于山东大学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王德邦:建立公信机制 寻求事件真相 化解两极对抗

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临,暴力冲突日炽,因此导致的血腥事件激增,社会整体性危机日益显现。尤其从去年至今,由贵州瓮安事件到上海杨佳事件,从甘肃陇南事件到湖北邓玉娇事件,以及最近的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南康事件与新疆乌鲁木齐事件。

这些重大事件卷入人数之多,引起社会关注之广,网络民意参与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为以前历年所罕见。虽然杨佳与邓玉娇事件,起始于个人的抗暴,但随之在网络所引起的反应之强烈,及在现实中一大批人前往声援、抗议之行动,也使之成为重大的群体性事件。

纵观这些事件,虽然它们直接起因各有不同,事件发展中具体表现各具特色,最后结果也大相径庭,但是这些事件反映出的共性也是显见的,即民众对现实普遍不满,怨气久积,稍有某个突发之事作”引子”,民众就轰然群集,诉诸抗议,导致冲突,最后酿成流血。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事件不管当初起因如何,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变成民众对统治集团(无论地方而或中央)的质疑,(7.5新疆乌鲁木齐事件也是在抗议政府名义下进行的),民意会以自己的理解形式来将事件解读与引申,而在这些事件中直接当事的官方发言都会不自觉地站到民意的对面,并进而招致民众的猛烈抨击,形成舆论上的官民对峙、冰炭难容局面。

从群体事件起因各异但都最终变现成官民对峙这一局面来看,中国社会两极对立化已经极为明显了。在这种两极对立的社会中,出现冲突性事件时的处理方式表现得极为简单而机械,那就是镇压与赎买,即要么通过钱来解决,要么就通过枪来解决。  这种两极化的解决路径,事实上远离着社会让人恒久敬畏、依从的公理、正义原则,也远离着从制度与政策层面来长远解决问题的方向,它只能暂时隐瞒问题,延缓事态,而不可能为社会长治久安奠定基础,积累规则。

从人类已有的历史来看,维系人类社会发展的纽带应该是不可违逆的天道规则,其中人们心中恒久认定的公平、公正原则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原则,也是天道在社会与人心中的映照,这些公平与公正原则表现于形式就是法律、道德。对于这些公平、公正原则的认同与遵守,是一个社会和平共处的前提。官民对峙的两极化社会,如果双方还有共同依从的准则,那么处理双方分歧时,这些准则会提供相互对谈商讨的平台,会形成有序解决问题的路径,而不会表现于简单的暴力镇压与金钱赎买。当两极社会矛盾出现只能是镇压与赎买时,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共同遵从的准则。

从近年来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群体事件来看,官民对峙中已经缺乏共同遵守的准则。这表现在双方基本找不到共同的话语。事件起来通常是官方与民间各说各话,民间对官方所说基本是一概否定,而官方对民间也拒不认同。从目前已经暴发出的事件来看,就算中国官方对某个事件所说是真,但也很难得到民间认同,而如果其中伴随有对民间的任何责罚,那就更是会激起民间一边倒的怒骂的局面。导致这种真话也无人信的局面,显然主要责任在官方长期的欺骗,使信用丧失殆尽,让民众感到官方绝不可信。当然民间的诉求与对事件真实的陈述,也同样被官方否定,并经常被冠之以”别有用心”或”煽动”。

这种官民双方真话均无法得到对方信的局面,深层地反映出社会公信机制的丧失,社会共同价值理念的崩溃。这种完全对峙化的局面,在今年6月媒体披露河南一干部质问记者的”雷人语录”中得到反映。报道说河南开发商在经济适用房小区中大建豪华别墅时,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前去调查的记者质问”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从而形象地将社会两极在官僚意识中的评判标准反映出来。在这里党事实上是个被中国官僚集团绑架的组织,逯军所说的话的本质事实上是质问记者是替官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一个基层的地方小吏,一句质问将中国目前官民对峙的两极状况表露无遗。这种”替谁说话”内涵着社会公理的丧失,昭示出人们的行事准则只有替谁的选择,没有”客观事实如何”与”社会公理如何”的选项。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可以共同遵从的准则,只有利益相关的选择了!

中国社会民间对官府的极度不信赖,当然是半个多世纪来被一再欺骗愚弄后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官府事实上也高度地对民间持有怀疑,这种怀疑可能深植于政权自身来源合法性与官僚整体制度性犯罪的恐惧中,同时中国官府从开始就将官民关系作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必然导致这种不信任。

应该说从历史上来看,一切专制社会基本上都是两极社会,但是封建专制社会调节社会两极官民对立矛盾中还有皇帝与乡绅可以起作用,也就是说封建专制的两极对立还不是那么绝对与鲜明的,中间还有外在于官民的成份。所以一旦官民出现直接对峙,要么百姓可以联合上书皇帝罢官,要么乡绅可以出面来协调缓和官民的矛盾。总之在官之外还有乡绅与皇帝作为适当的调节机制,虽然专制历史上也经常使这种成份混乱与机制失效,但那时候基本上是改朝换代的前奏了。也就是说在封建专制时代,官民冲突中形式上还有第三方可以诉求,还有出面调节仲裁处理问题的外在方面,这样社会的公信机制可以得到微弱的维系。

然而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于彻底的官民两极化,又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官民丧失了共同依靠的依据,使社会公信机制完全失效。官民的互不信赖,使官民双方无法寻求到共同的话语,当矛盾暴发后也无法寻求到共同商讨的依据。在这种公信机制无存情况下,对于矛盾的化解就只能简单到镇压与赎买,要么赤裸裸的暴力比拼,强力压制,以控制暂时的稳定局面,要么就是无原则的金钱赎买,不管是否合理,给钱息事就是大吉。而无论暴力镇压还是金钱赎买,这绝对不是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因为镇压不仅解决不了已有的问题,还必然会造成新的血仇,积累起社会更深的矛盾,是名符其实的抱薪救火;而赎买也只是暂时将问题掩盖,因为赎买中有两个致命伤:一则赎买对象无法针对所有的民众,二则赎买也不会永远填满人心的欲望,所以赎买肯定是饮鸩止渴。所以利益的赎买与暴力的镇压都不是社会长治久安之策,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原则与社会提供起和平协商的对话机制。

两极化的社会由于官府掌握着一切的立法、司法与政策制订权,指望官府来出台反映公正、公平原则的法规与政策,确立社会的公信机制,那只能是与虎谋皮。多年来中国民间在社会诉求中常常无法寻找到自己表达的对象,民间完全失去向官府寻求正义的途径,使民间日益清醒认识到官府的本质。多年来中国社会大批冤民的造成,与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得不到公正讨还的现实,已经力证出这个官民对峙的社会丧失了对民众的法律有效救济,使中国已经深陷入申冤无地告状无门的困境。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公信机制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一个没有公信维系的社会,社会行事就没有共同的准则,也没有共同的底线,这个社会混乱就是它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官民的冲突就会日益演化成存亡之搏,最后社会沦陷入整体性的官民不可共存状态,出现全局性的推倒重建就成为难免的选项,那样全民族的灾难又将如王朝更替般重演一番。

如何重建一个社会的公信机制?是一个社会是否能长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舒缓各阶层与各族群冲突的关键命题。人类社会在历经数千年的摸索总结后,终于认识到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起最好的公信机制。

宪政民主具有一则对权力设限,使之在有限范围内活动,一则对权利提供保护,同时也划定其边界的特点。也就是宪政民主使官民双方都设定了活动边界,都是在共同的准则下来行事。同时宪政民主内涵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即外在于官民的公民社会团体与力量的存在,使反映社会公平、公正的公信机制有承载实施的主体。这些独立于官民之外的公民社会团体,将以其客观、中立的特点,而在社会官民出现矛盾冲突时承担起调查真相与寻求公正解决之路的使命。这种外在于官府、独立于民间的机构,如大量的NGO组织、新闻独立调查机构等等,形成了官民之间冲突化解的中间层。

这些通常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介于官府与民间的机构,他们的生存依据就是社会公信力。在社会出现官员分歧巨大的问题上,这些公民社会的机构就可以出面来调查公布真相,充当官府与民间的协调仲裁机构。在近代二三百年来,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都成功地通过这种机制来化解了社会的诸多重大矛盾,为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为社会平稳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这些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中国如何平稳走出两极化公信机制缺失的高危状态?这已经是这个民族刻不容缓的课题。如何尽快改变这种官民互无信赖,使民间行事有权利可依,使官府行事有条规所限,当民间与官府出现重大冲突时,能有独立的第三方的力量来调查真相,协调仲裁,这无疑是中国实现平稳过度,走向长治久安的必须前提。

应该说人类的历史已经将这种独立于官府与民间的公信机制的建立昭示清楚,然而公民社会承担这种公信机制的力量却有个发育的过程。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社会近年来一些独立于官府的NGO艰难地成长着,虽然至今由于受到现体制的各种压制而极为弱小,但毕竟已经出现,并且近年来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有所表现。如邓玉娇事件中的公民调查团与公民法律救援团,还有汶川大地震后大量NGO机构进入救助,以及中国一些人权救助团体对人权被侵害者的救助。这些机构虽然弱小,远不能达到寻求事件真相,仲裁冲突双方,公正协调解决官民矛盾的目的,但这些团体的出现在中国严重官民势力不对等的状况下,增加了一份对真相的接近,增大了一点民间申诉的空隙。在目前信息化与国际化的作用下,这些机构与团体的存在,为弱势的民间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提供了一些可能。

是否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发育,是一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是否支持公民社会的发育,也是衡量一个政府现代文明水准的尺度。中国社会公民发育的整体水平与诉求通过《零八宪章》已经有了集中的反映。《零八宪章》在对社会提出整体性解决方案时,其中第六条”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及第19条中的”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就集中阐发了化解中国时下官民两极对立的途径,提出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与”真相调查委员会”作为外在于官府的独立公信机构,在人权原则下消除中国官僚对民间的侵权情况,厘清事实,通过公平、公正原则解决冲突,重建中国官民互信。

《零八宪章》中的要求设立”人权委员会”与”真相调查委员会”就是从立足全民族福祉,着眼历史长远,建立社会长效化解矛盾纷争的公信机制,以便从制度上来消解社会冲突可能导致的灾难。当此社会危机如火山爆发之际,认真听取采纳《零八宪章》中的公民建议,建立社会公信机制,使社会和谐建设得以落地生根,这才是真正对民族与国家的负责任!

2009年 7月

沙非公:《零八宪章》之“宪章派”与梁启超之“宪政党”

2008年12月9日,303名国内各界人士发布《零八宪章》。有人因此把《零八宪章》签署者统称为”宪章派”。

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零八宪章》的反对人士。左派”粪青”网友”和尚”率先于12月12日,即《零八宪章》发布后第三天,在左派大本营之”乌有之乡”发表《资产阶级”宪章”派的无知与狂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12/61180.html)的文章。这篇毫无逻辑、不讲道理的文章,虽然其内容可以说不值一提,但却创造了一个新词–“宪章派”。

随后,”宪章派”逐渐被《零八宪章》的反对人士使用。2008年12月16日,网友”野牛排”在西西和社区发表的《宪章派2009年路线图》(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942877);2009年2月13日,左派网友”我心悠悠”在乌有之乡发表的《和宪章派网友辩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2/69768.html);2009年1月5日,网友”弱水”在牛博网(发表的《”不改旗易帜”必须深入揭批”08宪章”派》(http://www.bullogger.com/blogs/nishui/archives/267472.aspx);2009年3月,刘自立、张三一言在博讯发表《零八宪章派正在坠落》(http://www.boxun.com/hero/200903/myzl/36_1.shtml);2009年5月9日,网友”大河上下”在联合早报网论坛发表的《08宪章派政改是和权贵的”白脸红脸”–揭穿08宪章代表权贵的本质》(http://luntan.zaobao.com/viewthread.php?tid=130955)。

实际上,不仅《零八宪章》的反对人士使用”宪章派”,《零八宪章》的支持人士也开始使用”宪章派”。2009年1月7日,支持《零八宪章》的评论人士牟传珩,在博讯发表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070851.shtml);2009年6月29日,中国和解智库发表的《向宪章派宣战将堵死政治和解之路》(http://crd-net.org/Article/lingbaxianzhang/200906/20090629020206_16081.html)。

可以说,”宪章派”一词已经完全用来指代《零八宪章》签署者。不过,”宪章派”这个词语,让我想起了梁启超之”宪政党”。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似说部非说部,似榷史非榷史,似论著非论著”的小说中,梁启超描写了1962年正月初一日,”新中国”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

当然,这里的”新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那时,”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在这次空前的国庆祝典上,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演讲中,76岁的孔觉民老先生表示:”新中国”创建的基础,就是六十年前由黄克强所创立的”立宪期成同盟党”,即”宪政党”。

对此,孔觉民进一步解释说,”一国的政治改革,非藉党会之力不能,这宪政党为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又为后此一切政党之先河。若没有这党,恐怕中国万不能成分治统一之大业,何况其他哩。””到这宪政党起,前头所有各会(”保皇会”、”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中紧要人物,都网罗在里面,同心协力,共商大计。””再说维新以后,国中三大政党,所谓”国权党”,所谓”爱国自治党”,所谓”自由党”,常握一国政治上之权力,以迄今日。……一个主张中央政府的势力,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权利,一个主张民间个人的幸福,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对,激烈辩争。但这三大政党的首领及创始人都是前此立宪期成党党员,三大政党只算得宪政党的三个儿子便了,这可不是后此一切政党之先河吗?”

不仅如此,”宪政党”的纲领也是最温和的,最公平的,最忍耐的、最广大的,最平等的。其温和公平体现在:”本党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本会便认为完全宪法。”其忍耐体现在:”本党抱此目的,有进无退,弗得弗措,但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其广大体现在:”凡中国国民,有表同情于本党宗旨者,无论何人,皆可入会。”其平等体现在:”党员无论官绅士商男女,执何职业,其在党中权利义务,一切平等。”

要建立”新中国”,就需要进行预备。为此,《立宪期成同盟党治事条略》规定:”本党为国民公党,故凡属党员,皆当尽国民应尽之义务。但国民义务范围太广,今择出为达本党之目的必当预备者,定为党中义务八大子目,凡属党员,必须认任一项以上。”

其预备包括八项:扩张党势、教育国民、振兴工商、调查国情、练习政务、养成义勇、博备外交、编纂法典。其”教育国民”一项,后来被”宪政党”所创立的,就包括12所私立大学、万数千所中学、小学。而其”扩张党势”之法,”或游说、演说,或著书、作报,或入官场蓄养势力,或进营伍改良军人,或充工佣开导愚氓,或为学生联络同学,或入秘密结社改其手段,或游海外各地结其殖民,凡百方针,皆可适用。”

遗憾的是,这部记录”新中国”建立过程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只写到第四章。不过,五年后的1907年,他却根据《新中国未来记》的设想,组建作为”新中国”基础的”宪政党”,即”政闻社”,试图”尽网国中之豪杰”。然而,他的想法不仅得不到张謇、郑孝胥、杨度等人的支持,甚至其组建的政闻社还被清廷查禁。其”宪政党”之努力遭遇第一次失败。

1911年,为了敦促清廷推行宪政,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又遥控推动组建”宪友会”。这个组织实现了”政闻社”未能实现的目的,即”尽网国中之豪杰”。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宪友会”失去了”敦促清廷推行宪政”这一目标。于是,民国这一”新中国”成立后,”宪友会”便分裂为一系列政党。

虽然梁启超设想的”宪政党”,最后也要分裂为”国权党”、”爱国自治党”、”自由党”。但此时的”宪友会”与”宪政党”不同的是,”宪政党”一手推动建立了”新中国”,而”宪友会”虽然积极响应,但”新中国”建立之功却不是他一手推动的,而是同盟会推动的。本来,他们应该继续团结,与同盟会竞争,在中国建立”两党政治”。可是,他们却分裂了。

也正是为了推动实现”两党政治”,1913年回国的梁启超,将已经分裂了的”宪友会”团结起来,组建成”进步党”,试图与同盟会人员组建的”国民党”竞争,以期实现”两党政治”。然而,因为宋教仁的被暗杀以及袁世凯的皇帝梦,而使这一计划夭折。梁启超期望的”宪政党”,再一次遭遇失败。

虽然梁启超成功预言到十年之后,即1912年建立了”新中国”。然而,这个他热烈期望的”新中国”,随后却被袁世凯之北洋军阀、孙中山之国民党、毛泽东之共产党消灭。

1949年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号称”新中国”。实际上,它与梁启超的”新中国”当然是不一样的。它没有任何自由、民主、宪政的因素,甚至是一个比希特勒之德国、斯大林之苏联,更为残暴与严酷的极权主义政权。

因此,梁启超所期待的1962年”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也就永远未能实现。既不会有万国来贺,更不会有梁启超设想的中国倡导的”万国太平条约”的签订。因为这一年,中共政权在国内饿死空前绝后的至少3700万人之后,又分别与美国、苏联为敌,甚至与印度发生战争。

在距《新中国未来记》发表106年之后,距”政闻社”成立101年之后,距”宪友会”成立97年之后,距”进步党”成立95年之后,也距”新中国”成立96年之后,建立”新中国”、组建”宪政党”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今天国人的肩上。

可以说,《零八宪章》就是未来”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宪章派”就是未来的”宪政党”。经历了近30年的”民主运动时代”,以及近10年的”维权运动时代”之后,以2008年《零八宪章》的发布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宪章运动时代”。

在此,希望目前海内外已经存在民主中国阵线、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共和党等组织,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能够放弃分歧,以《零八宪章》为共识与纲领,组建”宪政党”,共同推动早日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以期实现梁启超先生以及国人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

金渝:七四年春节小城轶事

(一)七四年春节县城的街头巷尾

七四年春节,是虎年春节,S县城热闹非凡。大年初一,龚老大和“土而奇”两口子又上演全武行;两口子打架,从家里打到街上,砖头飞来飞去,一边有龚老二助阵,另一边有娘家人参战,真所谓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大年初二,公安局的小贾痛打老婆,老婆号啕大哭着跑去跳野马河,好容易被人从河岸上拉回来。大年初三早上,中学乌老师两口子爆发战争,老婆大发雌威,提起八磅暖壶砸碎一块窗子玻璃,乌老师大怒,拿起火铲“乒乒乓乓”把窗子玻璃全部打碎;正是寒冬腊月季节,朔风怒号,气象站站长“左不准”预报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度,寒风从变成大窟窿洞的窗子直往屋里面灌,尽管炉火旺盛,也无济于事,屋里马上变成了冰窖;乌老师和老婆冻得瑟瑟发抖,就又怒气冲天地打浆糊裁报纸糊窗子。

也是大年初一,邮局的几个酗酒者玩枪走火,子弹从小丁子身上穿胸而过,局长吓得酒也醒了,飞跑到医院里,大喊大叫医生护士,医生护士却当他来耍酒疯,都躲着他,离他远远的站着看他如何吹胡子瞪眼睛,半天没人理睬他。又有几人跑来喊医生救命,值班的张从虬大夫这才感觉情况不对,拿起急救包去救小丁子。小丁子伤势甚重,张从虬不敢怠慢,赶紧四处找车送小丁子上沙州县医院。冯玲大夫接着值班。很快又有吃坏了肚子的花花来看病。她抱着半岁的儿子,看过病,她去药房取药,顺手把儿子放在药房小窗口上,小孩在窗口上拉了屎巴巴。花花见状,装作没有发现,不动声色地抱起儿子走了。下一个病人是邱鼻子,他也是吃坏了肚子,他到药房取药,一不留心,手抓到屎巴巴上,登时勃然大怒,正要发作脾气,忽然转念一想,他又不作声了。邱鼻子取了药走到走廊另一头站下,一边用纸揩手,一边耐心地留神等着观看,直到又来了一个取药的人其其格,也抓了一把屎,她气得在药房窗口前跳脚大骂“缺德!可恶!岂有此理!”邱鼻子这才满意地捂着嘴巴偷笑着离开了医院。

天阴沉沉,雾蒙蒙,大路上行人很少,芦草湾的刘豁豁在商店门前遇上了东滩的于三爷,两人手拉手寒暄:“年过的好着哩吗?”“好着哩!你吃过了没有?”“吃过了。”说着,两人同时把头转过去。原来四队一个妇女抱着小孩旁若无人地沿大街走,她两眼直视前方,面容悲戚,不紧不慢地走着,一直走到街尽头,走到公路上,还一直往前走,那里就是荒郊野外了。刘豁豁和于三爷看着女人在小学上面的树林子里消失不见了,又转过头来亲热地继续说话:“你年夜饭都吃了些啥嘛?”“吃的是猪杂碎面。”“吃了几碗?”“三碗。”

那个神情异常的抱小孩的女人,后来有人看见她呆呆地坐在喇嘛庙废墟的水渠边上,一动不动,坐了好几个小时。

正月初四晚上,影院里演文艺节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广场上放电影《地雷战》,县城无所事事的人都去看。影院里的文艺演出不好看,尤其是别盖公社宣传队的女声小合唱《草原人民想念恩人毛主席》,简直很可怕:五个七长八短的姑娘都是些左嗓子,张口就跑调;而且一个姑娘头如脸盆大,紧挨她的另一姑娘却头如饭碗小,其他几个姑娘同样也长得像牛头马面。春节期间“七一”电站站长“毛不亮”立了军令状,所以他铆足劲儿发电,果然影院的灯光贼亮,这倒把演员们的脸照得惨白,形同厉鬼。观众看着害怕,纷纷离场,出去看露天电影。《地雷战》更没有意思,人们都看过十遍八遍了,只好又返回电影院。广场到影院五十米的路上,人来人往。影院里空气污浊又热,观众就去广场看电影;广场上太冷,冻得受不了,人们就进影院看演节目,不看台上的演出,就东张西望看左右的人。

电影院是新建的。造好之后,县革委会达书记去视察,指示说正门两边墙上涂黄油漆好,这符合蒙古族风格。下面的人惟命是从,赶紧涂黄油漆。涂过之后,过往行人都说难看极了,好像涂上了屎。舆论传进达书记的耳朵,达书记跑去观看,果然像是抹了屎,他赶紧下令改过。文化馆的人只好雇人先刮去黄油漆。哪里刮得下来?就又雇人一块一块地往下撬,工钱一天一块五。中学苏驼子的儿子干了一上午,才撬下来一块涂屎的水泥,他不干了,别的几个也都不干了。没办法,最后只好把遭了撬的坑坑洼洼再用水泥补上,在黄油漆上面再涂铁灰色油漆,前前后后折腾,总共花费了一千四、五百元。这在当时,是二三十个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呢!

(二)七四年春节县城婚礼轶事

在这小小的S县城里,七四年春节有四对青壮年举行婚礼。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员,有招待所服务员,有解放军,有机关打字员,有汽车司机,有公社干部。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血统论在中国很是根深蒂固;与此相对应,婚姻也讲究门当户对,所谓“鱼找鱼,虾找虾,井里青蛙找蛤蟆”,S县城虎年春节的四桩婚姻也大体如此。

七四年已经是文革后期,毛泽东路线成了强弩之末。虽然革命口号依旧震耳欲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响彻云霄,但是文革之初被横扫、被打得稀巴烂的旧风俗旧习惯却悄然回潮。不再像文革之初那时的结婚,结婚仪式只能唱《东方红》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而且新郎新娘只能向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礼,贺客只能给新郎新娘赠送毛主席语录本和毛选四卷。从一九七三年起,婚庆的请客送礼忽然盛行,相互之间的攀比也相当厉害。S县城七四年春节结婚的这四对新人,身份尽管不同,但是那种无形的社会风俗力量,却使他们身不由己地要把婚庆搞得尽量排场和体面。再说世风难测,借结婚之际联络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而建立关系网,已经是大势所趋。同时借此机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来捧场,可以展现自己的社会分量,不叫他人小觑。于是乎酒宴礼金,鸣炮鼓掌,称兄道弟,熙熙攘攘,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开头的一对是中学郭老师和他的前学生、招待所服务员小卜。郭老师出身不好,又是臭老九,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对象,成了大龄青年。无奈之下,他向已经毕业的学生小卜求婚。小卜相貌平平,老实善良,她的父母看出郭老师虽然为人圆滑,却个性极强,将来一定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尽管一开始就十分情愿,可还是对他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考验。一会儿姑娘的姥姥有顾虑,一会儿姑娘的亲祖父提出条件,然后七大姑八大姨纷纷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老郭进行考察,最后总算一一点头应允。一切都是过场,可是小卜的双亲认为这个过程对女儿日后在家庭里的地位有重大意义。

郭老师的婚礼准备很扎实,仪式在中学一间教室举行。他的几位知己之交忙前忙后,检视婚仪的一切细节。仪式开始之前,我去这间教室,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里面空无一人,但见耀眼的灯光照射着空荡荡静悄悄的座位,炉子上的茶水正在咿咿呀呀的低唱,一排排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香烟、酒、茶杯和一碟碟糖果。桌子后面放满了椅子。我环视一张张空椅子,想象着几分钟以后,各色人等将鱼贯而入,一一落座,于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哗,逢场作戏,蓬荜生辉。我再想象喧嚣一阵子过后,又将是人去屋空,留下杯盘狼藉,一切将重归于寂寞冷清,此处岂不变作“古庙无僧风扫地,旧殿无灯月照明”?我忽然怅然若失。我是一个多愁善感、又喜欢胡思乱想的人,看着即将要上演好戏的舞台,我又莫名其妙地大发起感慨来。

这天是二月十九日。晚八时,吉期届临,宾客纷沓而至,有S县城的大小官员、社会贤达、三教九流,令人感到婚礼的官场色彩和民间色彩平分秋色。事先人人交给张罗人十元贺金,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郭老师准备有名贵的烟酒,有从河南老家邮寄来的市面上早已绝迹多年的花生和奶糖,还有黑瓜子。来客一一落座,一个个先叼起凤凰烟吞云吐雾,细细品味久违的味道。官场人物同时不忘互相恭维寒暄几句。忽然,鞭炮鸣放,一群人簇拥着新郎新娘走进教室,新郎新娘并立在毛主席像前。司仪大声宣布婚礼仪式开始。郭老师生性孤傲,性格有点阴鸷,不苟言笑;新娘沉默寡言,庄重而自卑。这样,婚礼只能平铺直叙地进行,热闹不起来。新郎拒绝介绍恋爱过程,对请他唱歌的提议置之不理,对所有的插科打诨一概不予理睬。那新娘明显是看夫君的脸色,人们已经感觉到她对新郎的敬畏甚于爱慕。有心打开局面凑趣的好事者常常弄个没意思。场上气氛未免显得冷清。那位司仪束手无策,满头大汗。他一心要导演一出好戏,让喜庆气氛高潮迭起,结果新郎拒绝配合,倒使司仪自己洋相出尽,丑态淋漓。后来的闹洞房也是一样,新郎太严肃,新娘太拘束,场面尴尬,希望热闹的闲人个个下不了台。婚礼过后,次日晚上郭老师夫妇联袂请客,分成几处招待,酒宴也是丰盛有余而气氛不足。

郭老师是一位有大志也颇有能耐的人物,他很会讲课,无论解方程还是三角形的证明题,他以抽丝剥茧,举一反三的技巧,清晰而准确地娓娓道来,让学生们的逻辑思维有很大长进;他的组织能力也是不同凡响,当班主任很会使用霹雳手段,令学生敬畏;学校出外劳动,他的班完成任务总是最早。在阶级斗争时代,郭老师只能委曲求全、韬光养晦;后来到改革开放,他时来运转,终于出人头地,得以大展宏图。八九十年代他在肃州教育界龙行虎步,呼风唤雨,名声大噪。不过,我始终不喜欢他的性格。本来我和他是一对很好的语文数学教学搭档,可是我受不了他那独断专行的作派,因此设法金蝉脱壳,结束了和他共同教一个年级的困局。

紧接郭老师的婚礼,小学教员华敬国和孟金蝉也喜结连理。他们的婚礼在大年初二中午两点举行,气氛很是热闹。新郎新娘平素就脾气随和,又是S县城里的大名鼎鼎的文艺活跃分子,因而在此场合下他们表现得异常大方。两口子对所有来宾的插科打诨均以花言巧语回应,来宾的胡搅蛮缠也被新人机智幽默的三言两语轻轻化解。新郎新娘口齿伶俐,甚至是油嘴滑舌,给他们出难题的好事者反而被搞得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使得众宾客乐不可支。华孟婚礼的贺客以普通民众为多,是典型的平民婚礼。整个下午这对新人摆了一桌又一桌的宴席,款待络绎不绝的吃相不雅的饕餮客。晚上闹洞房时,凡白天没有请到的客人,又被拉去赴夜宴,名曰补宴。华孟两位老师人情练达,爱惜羽毛,不希望给县城那些好吹毛求疵的乌鸦嘴们留下任何话柄,所以婚宴的方方面面他们都考虑得很是周到。

郭老师和小卜、孟老师和华老师的婚礼我都应邀叨陪末座。初三的两场婚礼,我是纯粹的看客。

初三白天是司机董朴和公社妇联主任于兰英结婚,我也没有能够躬逢盛事,只能道听途说,一饱耳福。董、于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婆家娘家就在县城跟前的七队,于是就在七队设宴待客。娘家人吝啬,婆家人抠门,双方对婚宴的规格进行沟通,一拍即合,婚宴使上了高招。那就是,宾客刚进院子,还没有走到席面上,就有几个泼皮上前敬喜酒,不喝不行。那是一茶杯白酒呢,这一杯灌进肚子,基本上就把客人灌醉、放翻了。接下来就是在昏迷状态下继续喝酒。那些泼皮是特聘的,个个是猜拳行令的大内高手,大拳小拳左右开弓,又是打通关,又是喝“学习酒”,客人只是输,只能一杯接一杯地、不歇气地往嘴里倒劣质烈性酒。酒场上气氛热烈,泼皮们把来宾杀得落花流水,灌得人仰马翻。表面上看,是在表达新娘新郎对来宾的亲热、殷勤和激情欢迎,骨子里却是让客人们空肚子喝下大杯烈酒,使客人很快就不省人事,那么肉菜他就吃不下几口了,主人也就不必费事地上七碟子八大碗的菜肴了,这岂能不节省下很多?酒宴结束后,从七队到县城的小路沿途,很有几个人趴在地头呕吐。凡是吃了这家酒宴的客人,事后没有不痛骂董朴和于兰英为人不地道的。他们说根本记不得那天宴席上都有什么肉菜;还有人说董朴于兰英肯定在喜酒里下了蒙汗药。那是什么酒呀?是最最廉价的红薯干酒嘛!

咳!农民穷怕了,于是不能不搞些鸡鸣狗盗的名堂,我以为鄙夷不得。

初三入夜,一军人和一打字员结婚。我独自漫步在街头,我信步走到军营门口,那里站着几名闲汉等着看新娘,我加入其中。听说这一对新人从早上起,女方家就摆起了酒席,一桌接着一桌,直到下午七点,大约上了二十桌。吃了喜酒的宾客说,酒宴丰盛之极,风光无限。席上有牡丹烟、鲤鱼,都是S县城罕见之物。

我正在听人们议论,黑夜中忽然几个军人奔忙起来,他们手忙脚乱地点鞭炮,于是我看见影影绰绰的一行人从大街上走过来,当然是新郎新娘施施然而来了。有两个伴娘紧紧贴着新娘,后面又跟着两个男人,他们各拿一个大脸盆,正在大把大把地给跟着跑的小孩子们分发炒胡豆、葵花子和水果糖。

新娘被迎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几个闲汉也挤进举行婚礼的会议室看热闹,就有人过来把喜烟发给我们。只见新郎新娘站在房子正中,新郎不耐烦地挥着手,因为有几个人嬉皮笑脸地要求他介绍恋爱过程。新娘则含羞地把头摆来摆去,仿佛不知道面向哪里最好,她在偷偷地笑。房里挤满了人,以本县党政军要人居多。虽然权势人物令婚礼增色,但是我觉得场面俗不可耐,比起郭老师的婚礼来缺乏文化氛围。几个活跃分子从各个角落稀稀拉拉提着不三不四的逗人发笑的问题,更多的人或则聚精会神地吞云吐雾,或则全神贯注地嗑瓜子儿。玻璃窗外,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小孩子凑热闹,耐心地等待发喜糖。

看了一会儿热闹,我又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无声的风冷嗖嗖地刮着我的脸。街上空无一人,几盏昏黄的路灯寂寞地照着地面,点缀着夜景,冷清清的,全没有节日气氛。夜空是那样深沉,静谧,万籁俱寂,阒无人声,我茫然地走着。一座座房屋隐没在夜色里,我想,在这些毫无生气的房屋里,人们觥筹交错,酩酊大醉,丑态百出。可惜我不能像萨勒日的瘸腿魔鬼那样透过千家万户的屋顶,窥察一番人们的节日行乐图。我百无聊赖,于是在心里构思一篇小说。我想象这县城里的一个酒场:酒席终于在凌晨三点半散场,醉鬼们恋恋不舍地喝下最后的杯中物,东倒西歪地回家:赵不敢回家,在街上打了一个转身,溜进单位的办公室猫在椅子上过夜;钱回家敲门,老婆一声不响地开了门,啪地一声关门;孙叫了半个多小时的门门才开,劈头遭到老婆一顿臭骂,两人大吵一架,悻悻然分床而眠;李鬼鬼祟祟地走到一处地方,侧耳而听,小声学鸟叫,一个女人出来给他开门,那是他的姘头,他刚进屋,姘头就一头钻进他怀里。

这小说太无聊。我在黑暗里游逛,嘲笑自己只能做不入流的作家。我忽然想起此刻军人和打字员婚礼的闹洞房正是热闹时刻吧?于是又踅回走到武装部的大院里。果然隐隐约约传来笑声,寻声而往,走近前去,透过窗缝向里望,乖乖!闹洞房的是七八个醉鬼加瞌睡鬼,他们斜躺在沙发里,新郎以军人的立正姿式站着,新娘则就唱一支歌还是两支歌和众醉鬼讨价还价。醉鬼们时不时地咯咯笑两声,看样子双方都很疲倦,可是谁也不提收场的话。看了片刻,我又转身到街上溜达。

(三)七四年春节县城酒场轶事

七四年的春节,我郁郁寡欢,甚至犹如一只丧家之犬。已经上了年纪的母亲和我的三个未成年的弟妹在石包城,很受生产队的歧视——因为没有强壮劳动力。我见县上陆续有农村社员以丧失劳动力的理由迁到城市,就找领导恳求他们批准恢复我母亲的城市户口。我想,那些转为城市户口的社员其实个个身强力壮,只因和县上领导有关系,就得到照顾。我家的实际困难明摆着,理应解决户口问题。为此我往县上头头们的办公室里跑了无数趟。张政委和达东主任尚能对我说几句客气的好话,他们甚至在石包城还要求生产队不要难为我母亲。那陈书记、宋副政委、刘副部长、巴吉主任、旦木僧主任,一个个扳着脸很不耐烦地听我陈述,时时打断我的话,训斥我。他们说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家属是遣送农村,再回城市不可能,这是政策界限!我怕他们,但是眼看着母亲受苦的窘境,我又不能不去哀求他们网开一面,高抬贵手。

俗话说:“天下有两难,登天难,求人更难;天下有两苦,黄连苦,贫病更苦;天下有两薄,春冰薄,人情更薄;天下有两险,山川险,人心更险。”对此还有谁能比我体验得更深刻呢?切肤之痛啊!我常常在领导们的门外徘徊踌躇,逡巡不前。我既希望领导在办公室,我可以怀一线希望请求他法外施恩;但我又希望领导不在办公室,因为那样我就不必碰钉子看脸色受屈辱了。内心的矛盾,如受酷刑,有谁能够理解?

达主任已经答应把我母亲安排到县城附近的农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解决办法,可是城关公社没有哪个生产队肯收留我家。我忧心如焚,愁眉不展。谁知老婆心里却另有盘算,她不希望我母亲经常出现在她眼前,那样对她独吞我的工资肯定大为不利;而且她也不希望她的同事知道她有一个准阶级敌人的婆婆就遣送在附近农村,尽管她自己的娘家也是地主成分。于是她反对我母亲由石包城来县城近郊农村落户。我和她为此矛盾不断,互相怨恨。家庭战争因此频频发生。不瞒列位看官,前面我所说的过大年的几天,S县城好几家两口子打架,其中初三早上的那乌老师,就是我本人啊!唉!男儿有泪潸然下,只因说到伤心处!

初三夜里,我在街头流浪,我不知何去何从。正在彷徨无主的时候,碰见文化馆的郭老大,就是曾经跟随短腿龚老大巧遇“狗熊”、用手风琴吓唬“狗熊”的那个活宝,我和他很是相熟;事实上,是郭老大广交善缘,学校的知识分子他个个结交,所以我和他相识。他也是低人一等的社会贱民,我们是难兄难弟,故而能够惺惺惜惺惺。此时他见我孑立街头,形影相吊,便要拉我去四队的蒲生海家,今晚蒲家请客。蒲生海我认识,却不熟悉,再说人家没有请我,我怎么好腆着脸皮去吃酒呢?可是郭老大说不妨,他和蒲生海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他带我去,蒲一定欢迎。走就走吧,反正我无家可归。

果然,主人很热情地接待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喜出望外。原来今晚县城几家婚礼婚宴还在举行,县上那些重量级的人物,都被拉去蓬荜生辉,结果蒲家的酒宴门可罗雀。当此时刻,我不请自到,等于是给他雪中送炭,我相当于是专程前来为他捧场、解忧排难的,所以他喜出望外,我也轻而易举地浪得古道热肠的虚名。当下蒲生海点烟让茶,请郭老大和我上炕,我在炕头坐下。那蒲生海一边和我们寒暄,一边焦急地朝我们身后张望,似乎再来几个打秋风的就更好了。郭老大告诉他,武装部的婚礼和另外几家的婚宴恐怕还会持续一阵子,急得蒲生海走出走进,嘴里喃喃自语:今晚客人怎么这么难请?

炕上歪七竖八地躺着三四位半醉的客人。时而走掉一两个,时而补充进来一两个。人们互相答非所问地搭讪,又争先恐后地向躺在炕中央的高股长献媚取宠;人们陪着笑,弯着腰,拼命地恭维奉承他。尽管高股长只是一个水电局的副科长,却偏一口一声地“主任长”“主任短”叫个不停。听那口吻,简直是称呼大政治家呢!高股长淡淡地点了一下下巴,算是和我打了招呼,我和他有半个老乡之谊。我心想,你的“开口升官”现在人们都在活学活用哩!我不知如何与这班人物攀谈,便从炕头挪到炕下面的条凳上,这是名副其实的叨陪末座了。

这时门外一阵喧嚷,主人立刻紧张和兴奋起来。一大串客人终于鱼贯而入:有武装部的大个子宋副政委,有县委办公室薛主任,有组织部朱部长,有粮食局赵局长,医院钟书记,等等。说时迟,那时快,那躺在炕中央享受众人奉承的高股长出其不意地、就像个山猫,敏捷地纵身跳下炕,就势拦腰抱住大个子宋副政委,直接把宋副政委往炕中央放。宋副政委谦让着,高股长连声谄笑着说:“军民一家嘛!军民一家嘛!鱼水情!”,他笑得蜜一样的甜,终于把半推半就的宋副政委尊为上席。无所不在的李大嘴擦着手,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赶着向各位领导拜晚年,又帮高股长安排席位。一阵忙乱之后,炕上的官员们按尊卑大小坐定,地下的民间布衣也团团坐定,端的是嘉宾如云,高朋满座,主人自觉脸上十分有光彩。方才的杯盘狼藉立刻被一道道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取代。李大嘴又从厨房里跑出来抢先向诸位领导敬酒,他声明今晚是他亲自主厨,各位领导一定要吃好喝好,酒醉饭饱,说完赶紧往厨房跑。场面登时热闹起来,众人众星捧月般的向宋副政委敬酒,这屋里数他的官最大。大家比赛似地奉承宋副政委,人人眯着眼,露着门牙,狗似的甜蜜地笑着。吃喝了一会儿,我们炕下一桌的陈大耳朵为增添酒兴,毛遂自荐,要唱蒙语歌向宋副政委敬酒,但是正有几个局长科长缠住宋副政委喝酒,半天夹缠不清。一心想要唱歌的陈大耳朵等不及,丢下酒杯低声咒骂起来。

蒲生海又端上了一道拔丝洋芋。拔丝洋芋是今年春节从沙州县传过来的,据主人说这是它在S县的首度亮相,大家仔细观看欣赏,见它金黄油亮,秀色可餐,就一齐发出“吁”的由衷赞叹,还没有来得及下筷子。

忽然,炕上有人放了一个屁。谁人不放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问题是那屁声特别古怪:是阴阳怪气的、别别扭扭的、贼眉鼠眼的。分明是放屁者想放一个不出声的屁,却没有控制好力度,结果就造成了特别不堪入耳的音响。屁声甫停,二十几个人的酒场子,霎时间鸦雀无声。我偷看每一个人,只见个个一本正经,根本看不出是谁如此大煞风景。宋副政委一脸严肃,薛主任面无表情,赵局长、朱部长、高股长眼观鼻、鼻观心,犹如老僧入定。众人都装做什么也没有听到,耳朵没有随身带。但是医院钟书记终于忍俊不禁,失口而笑,偏偏他嘴里正含了一口就要下咽的菜肴,此时便喷薄而出,渣子不偏不斜,正好均匀地喷洒在拔丝洋芋上,众人一愣,看着那拔丝洋芋,越看越恶心!此时李大嘴一心想要得到众人对他的拔丝洋芋的恭维,走出来笑嘻嘻地对宋副政委说,拔丝洋芋要趁热吃,政委吃嘛!有人向他努嘴,他才看出拔丝洋芋覆盖着唾沫渣滓,立刻气歪了脸。蒲生海无法,端走那个盘子,把地下一桌的拔丝洋芋分出一半,上到宋副政委面前。

场面一时变得冷清。已经醉得够呛的郭老大要打圆场,他独出心裁要讲笑话助兴。他的笑话是:一人问一醉鬼,你真喝醉了么?醉鬼说喝醉了。这人打开手电朝上一照,说,那你顺这个柱子爬上去。醉鬼失声道,妈呀!那我爬到半中腰,你一关电门,不把我摔死么?郭老大讲完,又补充说可见喝醉酒的人并不真醉。

这个笑话大约人们都耳熟能详,早就听腻了,所以炕上炕下无人笑一笑。谁知道这一来郭老大疑心大发,心想是不是领导们听了这笑话多心了?郭老大出身很卑微,家庭成份不好,以前犯过政治错误,组织上一直把他视为异己分子,每次政治运动来到,党员和积极分子们总要修理修理他。只因为他多才多艺,特别是有美工的一技之长,所以才留用他至今。他在文化馆里一贯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是一只惊弓之鸟,一有风声鹤唳,马上草木皆兵。所以方才讲了笑话,众人不笑,他就觉得蹊跷,进而判定大事不妙。这么一想,他吓得酒也醒了。他再一想,领导们是不是怀疑他讲的笑话是在影射政治?他又吓得糊涂了。

突然,郭老大敲着自己的头,向炕上一桌的领导们告罪,宣布刚才的笑话没有任何政治用意,不针对任何人,纯粹是侯宝林的一段相声。宋副政委薛主任们纷纷劝他没有什么,谁也没有怀疑他另有居心,没人见怪。可是郭老大还是捶胸顿足,又双手抱拳一口一声地向各位领导道歉。他的道歉没完没了,书记局长们再三再四解释也不顶用,烦腻透了,于是宋副政委薛主任几个人纷纷告辞走了。

酒场上还剩不多几个人。郭老大抱着头蹲在地上痛骂自己。忽然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赌咒发誓:我他妈的一辈子再不喝酒了,再喝就是王八蛋!就是四条腿!我拉他回家,我对他说没有人觉得那个笑话有问题。他说那为什么大家不笑?一个个扳着脸?他把手搭在我的耳朵上悄悄诉说自己的冤屈。他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啊!

一来二去的事令主人蒲生海觉得大煞风景,他也懈怠了,盘腿上了炕。李大嘴也出来上了炕,舒舒服服地躺在炕中央。还有屁股特别重的两三个人醉意朦胧,乘此机会做神秘谈话,无非是互相办事,互相提携,互相关照等等。另有两个酒鬼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拇战方酣,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本来坐在炕下,此时移师上炕。我和郭老大动身时,他们还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八!”“四!”划“一字清拳”呢!

郭老大所说的自己的冤屈,也正是组织上认为的严重政治错误。那是文革前夕,也是一次酒场。主人煮了一大锅肉,肉汤“咕嘟咕嘟”地响着,热气腾腾,香气四溢。人们望着锅里肥美的肉,垂涎三尺。当时郭老大还是毛头小伙子,自恃有才,口无遮拦,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地说道:“锅内形势一派大好,十八个猪头香喷喷,锅外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十八双猪手喷喷香!”在场的人一个比一个老于世故,谁也没有接他的话茬。接下来就是书记找郭老大谈话,紧接着开大会批判他,勒令他交待:国内形势大好,十八个猪头是指谁?是不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国外十八双猪手又影射什么?是不是指和中共一起反击现代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革命政党?七斗八斗,要把郭老大打成恶毒攻击党的领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郭老大再三辩解他说的是“锅”而不是“国”,可革命群众一口咬定郭老大说的是“国”,不是“锅”。当时的现场确实有煮肉的锅,但问题是锅里根本没有十八颗猪头,锅外也没有十八个猪手,郭老大无法自圆其说,只承认自己说的是大铁锅。最后定不了案,不了了之。郭老大总算死里逃生,事后他沮丧地说,差一点把送殡的埋在坟里了。那一回他等于下了一趟十八层地狱。从此郭老大事事小心翼翼,经常提醒自己“闭住你的嘴巴,苍蝇飞不进去”,可还是老道失算,春节在蒲生海的酒场上酒后失言,他痛悔莫及。实在说,这一回他完全是杯弓蛇影,庸人自扰,就像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里的主人公。然而,有头发谁愿意当癞子?唉!

《自由写作》首发

邓小平帝国三十年(续13)

(续上期)

关於“兴无灭资”的插曲

一九八○年四月,胡乔木和韦国清在党内、军内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乔木四月一日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宣传部要当警察。”四月十八日,韦国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重提“兴无灭资”。

“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是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在同青年团干部谈话中提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主要口号之一。这是对邓小平的“凡是”,韦国清拿来写进了华国锋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经邓小平同意公开发表。

这件事引起了李维汉的注意。五月二十四日,李维汉到邓小平家中拜访,表示不赞成重提“兴无灭资”。他认为思想战线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而是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李维汉这个看法,过去也有人提出过,包括叶剑英、胡耀邦和学术界的黎澍等。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分析“四人帮”的思想社会根源时,就指出其根源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流氓无产者。李维汉此行的重要性在说动了邓小平,使他同意收回“兴无灭资”口号,并於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篇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讲话。邓小平说:

“李维汉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值得重视。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李维汉同志建议我在十二大讲话专门讲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我看,这个意思首先要体现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这就是一九八○年春夏之际,邓小平试图跳出专政派思路,向民主派思路倾斜的最后一跃.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主旨就是“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进行制度改革。邓小平说:

“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的弊端,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肃清封建主义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

这篇讲话经政治局讨论,在八月三十一日通过.接着举行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了“宪法改革委员会”,准备修宪使之符合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

邓小平在陈云集团进攻下退却

邓小平五月、八月两次讲话,打乱了专政派“对自由主义思想、方针发动进攻”的部署。他们利用七月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进行抵制。胡乔木九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提出“中国也可能爆发像波兰那种局势,必须像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发生波、匈事件时那样制定对策。”胡耀邦未予回应。胡乔木就通知中央书记处把他的信印发给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

中央宣传部讨论胡乔木的信时,传达了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方面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会后中宣部发出通知:“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然后在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陈云集团进攻下全线退却,不但在政治领域放弃“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角度”进行党和国家制度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接受了“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的陈云路线。邓小平还在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退回他一度自我否定的“兴无灭资”纲领.

第二段插曲在经济倒胡、政治倒周之后的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后悔一九八○年中央工作会议对陈云“让步太多”,让胡耀邦起草十二届三中全会《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玩弄左右平衡的手段,比毛泽东厉害:他决定对陈云让步时,要邓力群替他起草那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退却的讲话。他想挽救经济,收回对陈云的让步时,又要胡耀邦起草《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而之前胡耀邦已被排除出经济工作的中央决策核心。

胡耀邦是在陈云集团的极大压力下,独力完成这个《决定》的。不是都说胡耀邦“不懂经济”吗?这回邓小平却称讚胡耀邦起草的这个决定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利用胡耀邦的智慧来挽救经济,实现其收回对陈云让步之需要。这两段插曲表明:

第一,在政治思想领域,邓小平认同李维汉,放弃自己的“兴无灭资”,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篇“急就章”一样,是一时的。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兴无灭资,反自由化,是邓小平帝国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第二,在经济领域,邓小平认同“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的陈云路线,也是一时的。而坚持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本、资源、资讯、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建构和平发展的新国际联盟,是邓小平的全球战略,也是邓小平帝国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

把这“两手硬”合起来,就是利用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特色新奴役制度,这才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帝国

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毛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被批判,除了他的遗体还静静地躺在天安门前的“毛主席纪念堂”里,他所建立的那个毛泽东帝国无声地消失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他的主题演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用对他自己的“凡是”,取代对毛泽东的“凡是”,跨出了缔造邓小平帝国的第一步。

难道不是吗?胡耀邦、赵紫阳两届总书记被整肃,罪名都是不听邓小平的话,违背邓小平教导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在生前对邓小平帝国未来的巩固和发展作了周密部署。

对两代接班人的指定

一九八○年邓小平一度同意李维汉建议,在政治局会议提出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角度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专访,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他说的是真心话,后来忘记或者变卦了,还是原来就言不由衷,且不去追究,只要看邓小平自己的做法,比毛泽东更封建专制主义.

毛泽东抛弃刘少奇、林彪两个接班人之后,并未明确他打算“交班”给谁.一度选择过邓小平(“人才难得”),因邓小平不愿继承“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而发动“批邓”。直到最后也未明确“交班”给华国锋,还说出“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那样对未来毫无把握的话。

邓小平比毛泽东深谋远虑,他选择在“血雨腥风”中确立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时,说得十分明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政治交代。”

这就是邓小平独创的“核心”理论。为什么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站住”?因为“第二代实际上我(邓小平)是核心”。即使胡、赵有“斗争经验”、有“工作成就”、有“政治思想水平”,是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党章上的第一把手,又有人民支持,只要“实际上的核心”不高兴,邓“核心”随时可以弄个“生活会”、“八老碰头会”,一句话废掉。

后来乔石任人大委员长时,曾经主张“法治”,爆发过一场“法治”与“核治”之争。江泽民的“核治”,就是以邓小平的“核心”理论打败了乔石的“法治”,在中共十五大逼退乔石。

江泽民当上“第三代核心”之时,民间流传过一则小故事《毛泽东的一颗核桃》。故事说:

毛泽东临终前,把政治局委员召来,一一握手告别.叶剑英告别后走到门口,毛示意让叶回来,握住他的手长时间不放,嘴唇微动,似乎要说些什么.等到叶点头表示领会,毛才松手让叶离去。

原来毛暗暗把一颗核桃放到叶的手里.叶剑英后来说,毛曾同他论及汉朝故事,称周勃“厚重少文”,“能安刘氏者,勃也”。意思是知识分子靠不住,将来安定天下,要借助叶这样的重臣,临终把核桃交到叶手里,是託付后事。

毛死后,叶剑英帮助华国锋除掉了“四人帮”,准备把核桃交给华,邓小平说:“慢,再看看”。接着邓小平与陈云联手废掉华国锋,十一届六中全会选出胡耀邦当党主席兼总书记,叶剑英又准备把核桃交给胡耀邦。邓小平还是说:“慢,再看看”。直到叶去世,核桃未能交出。

天安门屠杀前,邓小平在北京西山召见从上海赶来的江泽民。邓告江,赵紫阳不听话,反对戒严,已撤销其总书记职务,由江接任。江大惊道:“我不适任,在党内我只有小学生水准。”

邓小平说:“稍安毋燥,我先给你看样东西(拿出核桃),这颗核桃,是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传下来的,他临终交给叶帅,託叶传给第二代核心。叶帅想交给华国锋、胡耀邦,我都挡住了。叶帅死后,到我手中,我算第二代。今天我交给你,你就是第三代核心。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江泽民接过核桃,转忧为喜。

这是一九八九年的故事。三年后,邓小平对未来还是不放心,怕江泽民到时候不交权,或交到不适当的人手里.於是又指定当时四十九岁的胡锦涛为“第四代”,将来接江泽民的班。

确立基本路线和战略佈局

邓小平废黜胡耀邦,心中最大隐忧是怕胡耀邦“树立自己的开明形象”,将来会改变他的路线与战略,正如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批判胡耀邦的生活会上点出的,“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因此邓小平选择赵紫阳取代胡耀邦之后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党的十三大制定未来的“基本路线”和“长远战略”。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邓小平把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找到家里,谈十三大报告。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着作,要在理论上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

三月三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遵循邓小平的思路,赵紫阳提出了一份《关於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於三月二十一日报给邓小平。

赵紫阳的设想,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根据,把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三月二十五日批示:“这个设计好”。

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报告,就是按照这个设计完成的。即使在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废黜了赵紫阳之后,仍然坚持“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对此邓小平曾再三强调: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一贯。”(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佈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佈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台湾淡水红树林

(未完待续)

乔新生:中国大学是如何堕落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教授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新闻媒体记者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就此事件作出评点.我难以推辞,只好略陈固陋。

最庞大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首先,中国大学的组织架构是如何浪费资源的。不瞭解中国大学的人,很难想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机构庞杂的官僚组织。在大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学校的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大学校一级的组织──学院一级的组织──系一级的组织──教研室一级的组织。大学日常运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学校开会之后,传达到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开会后,传达到系负责人,系负责人开会后,传达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再传达给教师。在现代互联网络条件下,一个小小的通知,往往要经过层层传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可能会导致教师接收不到信息。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普通教师是最没有权利,也最没有发言权的职工。学校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耗费在这些组织机构里面。从教研室、系办公室、学院的办公室到学校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耗费教育拨款,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层层加重教师的负担。

大学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学校的负责人除了有专车、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特别的出差费用和电话费用;学院的负责人除了不配备专车之外,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以及出差费用、电话费用样样齐全;在许多大学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有专门的电话通讯补贴.假如学校有数十个院级单位,上百个教研室,那么,仅仅办公费用和电话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根本谈不上效率,普通教师的辛苦所得,几乎都耗费在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身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现在许多年轻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心向上爬。究其原因就在於,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只有获取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得到资源,包括教学和科研资源。普通教师要想完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中国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也是许多青年教师希望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根本原因。

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说了算

其次,大学的资源掌握在各级官员的手中,级别越高,获取的资源就越多。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资源的层层分配体制却大体相同。据笔者瞭解,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营性收入。这些资源被称作基本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完全由校一级领导说了算。学校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向不同学院分配不同的资源,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譬如,支持学科建设、申报博士点、申报硕士点、资助年轻教师、申报国家重点课题、扶持核心刊物、奖励优秀教师、增加重点专业等等。学校的领导可以颁发各种文件,寻找各种藉口使用资金。不用问,这些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领导倾斜,普通教师只有在极力迎合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资源。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一些学校的领导认为这种寻找理由制定红头文件的做法,过於複杂,於是设置各种校级或者院一级的课题,直接以课题费的方式,将这些款项拨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生,然后由自己使用。

可以这样说,在大学资源的配置方面,学校完全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操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学的领导出手阔绰.他们可以採用各种手段把学校的经费据为己有。少数学校领导干部,把自己的黑手伸向学校的基本建设,贪污受贿获取钜额资金。这样做十分愚蠢,只要行贿人员告发,那么,学校的领导就会被送进监狱.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负责人锒铛入狱,绝大多数是在学校基础建设方面贪污受贿而被人揭发的。现在许多大学领导早已意识到,制定各种教学科研奖励制度,可以公开获得钜额的资金,根本不值得与建筑承包商同流合污。现在大学领导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大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科研资金,这些人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游山玩水。

官僚体制层层盘剥

到了学院这一级,很少有经营性收入。但是,学院可以开办培训班,收取合作单位的学费,用於支付自己豪华的旅游费用。现在,大学学院的领导,如果没有公费出国访问,简直就是另类动物,绝大多数学院领导,把出国访问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当然啦,他们出国访问的费用,就是办公费用或者申请的课题费用。

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油水可捞。且不说在申报各种课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即使在教学安排环节,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许多费用相对较高的课程,放在自己的名下。根据笔者所知,仅办公费用、学科建设费用、研究生培养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全由系主任决定。系主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费用报销处理,只要给出一个理由,这些资金都可以化为己有。

教研室在学校是最基本的官僚单位,教研室主任享受电话津贴,并且可以安排课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但肯定是惟命是从的人。表面上看教研室主任忙忙碌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最基层的单位负责人,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

可怜学校的普通教师,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由於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往往都兼任教师,佔有教师的编制,所以,扣除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教师,那些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才是学校最辛苦的大多数。过去笔者总以为,系主任承上启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权力,但现在看来,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内,层层盘剥,只要担任领导职务,都可以佔有一定的资源。

神圣学府沦为商业机构

第三,由於学校实行后勤社会化管理,学校早已沦为商业机构。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物──一方面对外反对教育产业化,可是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却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学校的后勤实行企业化管理,各种设施都要付费使用。大学的后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家划拨的土地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包括开办商店、书店、餐馆食堂等,而且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中收取费用,可以这样说,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后勤集团获取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学校的各个部门也从事经营性活动,譬如,研究生部本来是负责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是,研究生部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收取各种费用。各个学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或者社会合作办学等形式赚取外快。这些收入既不纳入教育管理预算,也不需要向教师公开,只要各单位的领导作出分配决定,就可以进入个人的腰包之中。

莘莘学子成了赚钱对象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大学费用太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看得见的费用是有限的,看不见的费用却是惊人的。大学生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学校赚钱的对象。大学赚取的这些费用,很少用在普通教师的身上,学校的各级官僚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相当多学校负责人成为百万富翁。

分析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让人感到切齿痛恨。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在这样的组织机构逐渐沉沦.中国大学的悲剧就在於,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由上级任命,他们颐指气使,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可是,却把学校当作官僚体制经营.不少学校的负责人拉帮结派,普通教师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对外公开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在学校内部,他们比官僚主义更加官僚主义.学校的普通教师要想与校领导联系,必须通过层层关口,学校的领导高高在上,很难顾及教师的实际问题.人们很难理解,在这样一个日渐透明的社会,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封建堡垒?人们也无法想像,在学生分配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学校还会叠床架屋,不断地消耗着学生的学费?

大学自治早已是社会共识

大学自治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官僚组织,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管理者,希望大学成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安插领导干部,作为政治酬佣,也可以通过强化管理,从而压缩学校的自由空气。现在一些大学早已不是学术的殿堂,而是官僚政客相互勾心斗角的试验场。大学教师要想放下自己平静的书桌,必须俯首称臣,否则,大学负责人会寻找各种藉口,将其扫地出门.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各种学术泡沫不断泛起,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面对此情此景,教育主管当局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思,尽快改弦更张吗?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在东京开幕

  

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正式代表在东京会场(2009年7月13日)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王进忠,赵南,巫一毛,张博树

 

巫一毛在会议上发言

(独立中文笔会2009714日讯)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昨天在东京市内日本笔会办公大楼内召开,国际笔会总部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国际项目主任弗兰克·吉瑞(Frank Geary)、国际项目助理安娜·弗莱彻(Ana Fletcher)和来自17个笔会的代表出席了开幕会议,国际笔会理事崛武昭代表东道主日本笔会致欢迎辞。独立中文笔会四位会员参加了今天的会议,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副会长巫一毛,中国的张博树,日本的赵南和王进忠。 

这是国际笔会自1921年创会以来第三次举办亚太地区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66年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会议于20072月在香港举行,独立中文笔会为主要协办者之一。参加此次东京会议的笔会虽然比上次略少,但亚太的笔会则从上次12个增加到16个,其他代表还有:日本笔会秘书长井出勉,香港中文笔会理事李大立,维吾尔笔会秘书长凯撒,西藏海外作家笔会副会长更特,以及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菲律宾、韩国、蒙古、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非洲的塞拉利昂等笔会的作家。遗憾的是,已报名参加会议的中国笔会中心的代表没有到会。 

在昨天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分别报告了各自笔会的工作,包括当前的项目、挑战及未来活动计划。巫一毛代表独立中文笔会作了较为详尽的报告,并呼吁各笔会特别注意本会理事、前会长刘晓波被逮捕和关押已达七个多月,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他和其他7位笔会会员在内的全部因言获罪的中国狱中作家。各笔会代表对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和努力表示赞赏,特别提及许多笔会都参加了的“国际笔会诗歌接力”项目的成功,该诗以独立中文笔会系狱会员师涛纪念“六四”的诗歌《六月》的100多种语言翻译和朗诵传遍全球,成为国际笔会未来合作项目的一个平台。各笔会代表也表示继续支持独立中文笔会的呼吁,悉尼笔会代表宣布该会已授予刘晓波荣誉会员称号。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独立中文笔会是其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艾  鸽:今夜腥光灿烂(诗歌)

    
    腥是强者的语言
    血是弱者的语言
    仿佛被迫流出来才能表达
    今夜腥光灿烂
    真理不知躲藏在哪里
    能否读懂有华夏特色的像形文字
    血加进了谎言就淡若水
    水揉进了心声就浓如血
    这世道是权力者的天下
    到哪里去觅回你躲藏的无辜
    没有博爱就没有太阳
    被冻僵的是所有穴道的冷战
    血是被摧毁的爱
    血是来自心灵的玫瑰
    不 血就是血
    血是历史最后的晚餐

李怡:季羨林-被幻化的大师与知识分子

季羨林去世,海内外一片颂扬之声,中国领导人、文化界人士或媒体,都冠之以“国学大师”的名衔,有的称之为泰斗,国宝,甚至有北大教授表示:“说季老是任何一个大师都当之无愧”。“任何一个”,也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等领域吗?

一个人离去,人们总会对他有许多溢美之词.但颂扬若超出了他人生致力的主要领域,对他反而是不敬,因为一旦有人认真地以他的“名衔”去检阅他一生的业绩,就会发现“货不对办”,反引来后人讪笑。

季羨林一生虽也做过些学问,但主要研究梵文、吐火罗文、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繙译印度寓言故事和剧本。这些东西对华人来说,相当冷僻,而且与传统经史子集的国学,没有多大关连.因此,季羨林在晚年的《病榻杂记》中,力辞“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三个桂冠。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佔『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纵观季羨林一生,他的主要学术译着,都是1956年以前写的。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担任了种种行政领导工作。文革初期他参加过造反派,后被打为黑帮并关进牛棚。文革后复出又担任北大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他自述说,“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甚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因此,后五十多年,他在学术上是没有甚么进展的。

由於他旧日的学术研究相当冷僻,加以长期担任行政工作,所以季羨林这个“国学大师”在过去是极少人知道的。笔者五、六十年代浏览过不少内地出版的国学书籍,似未见过季羨林的名字。季羨林是最近十多年才突然爆红起来的。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回忆六四的文章称,在八九民运期间,首都知识界曾联署一封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六四镇压后,当局发出通缉令,通缉为首的23人。季羨林虽不在23人的名单内,却是40多位发起人之一。通缉令下,季羨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中等候处置。不过中共没有逮捕他,可能因为其时他已78岁,而面对一大批知名知识分子六四后反镇压的局面,中共也要拉拢一些老人,於是对巴金、冰心、季羨林等频频联络安抚。

季羨林近十多年的爆红,也许有以下原因,一是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治学严谨的学者已所剩无几,那些在媒体上沽名钓誉、逢迎权势的“含泪大师”之流,让人齿冷,至少季羨林“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态度尚能让公众和掌权者都接受;二是他够老,而且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在现社会道德价值崩溃的时代,旧时代过来的人无疑较受尊重;三是有人认为,他近十多年既当权者利用又被公众误解,把他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中共建政后,还那里有真正公共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须具独立性与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这类人不是被杀,被关,就是被逐,社会上已成稀有动物矣。季羨林只在晚年写过《牛棚杂忆》,揭露一些现在中共也不隐讳的文革恶行。他极少就公共事务、社会不平,发表出自良知的声音。

作为中共党员,季羨林已被中共翻来覆去的政治折腾得没有甚么独立批判性了。2000年他写《泰山颂》:“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而这一年的群体事件上升到8.7万起,环保总局表示,中国地表水污染严重,矿难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

晚年的季羨林还说:“爱国没商量……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对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来说,爱国太有得商量了。罗素、爱因斯坦,都极力反对爱国主义.为拯救国家民族,德国军官曾谋刺希特勒。爱国怎会没商量?

但季羨林至少有自知之明,他说,“下一辈子无论如何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但他已离世,这辈子已由不得他了,他已被中共利用并在社会上把他幻化成国学大师与知识分子啦。

他的死带来的启示是:受尽政治摧残的文化,比政治更值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