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邓对奕的历史真相
二○○九年二月十八日，江丙坤在台湾“投资新中国”高峰论坛上说：
“八○年代两岸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大陆在过去十五年，经济成长率平均百分之十点五，为世界第一名，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贸易大国；至於蒋经国的政策，让台商在台币升值、自由化过程中，大举到大陆投资，利用大陆作为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平台，对台湾经济有莫大贡献.
“去年关键人物再度出现，马英九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在过去八个月所呈现的发展，得到全世界肯定。现在是关键时刻，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与内需市场，对台湾带来良好机会，因此马英九竞选政见两大主轴，为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两岸经贸合作协议.”
显然江丙坤是为了表白今日马英九与胡锦涛的“合作”双赢，不惜伪造出昔日蒋经国与邓小平“合作”双赢的历史。蒋经国与邓小平那场对奕历史真相是：
第一，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邓小平的确千方百计“诱惑”蒋经国同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他始终把自己的愿望寄託在学弟蒋经国身上。最后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九月，邓小平得悉蒋经国健康状况不佳，拜託李光耀去找蒋经国做说客。因为李光耀是双方都信得过的朋友。邓小平对李光耀说：
“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如果蒋经国先生从中华民族利益着眼，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有很多好处。事情只能由他来决定。你下次见到他时，请代为问候，希望同学之间合作一下。”
在此之前，邓小平还多方设法通过美国对蒋经国施加压力。卡特、布里辛斯基是听他摆佈的，布里辛斯基在他的着作《大失败》中公开主张台湾在邓小平的“商业共产主义”统治下，“仍可保持它自由经营的、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
卡特竞选连任失败后，邓小平把希望寄托於列根总统，他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会见列根时说：
“中国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而且台湾还可以继续维持对外关系，主要是对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变。但是，这要取决於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并非无所作为，就是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这样，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统一。”
列根未为所动，邓小平再接再厉，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会见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时，託她传递讯息给列根，希望美国能像英国同意把“一国两制”用於解决香港问题那样，同意把“一国两制”用於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说：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请戴卓尔夫人再过几天见到美国总统列根时，介绍一下中英两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的情况，并祝贺列根先生连任总统.列根总统认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话，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别是列根总统本人。”
邓小平想用列根和戴卓尔包围蒋经国的这两步棋均未见效。戴卓尔在华盛顿会见列根时，一字未提邓小平请她转达的重大建议.等戴卓尔一离开华盛顿，中国驻华盛顿官员就向美国官员探听，列根对邓小平的建议有何反应？美国官员被问得莫名其妙，后来在英国人协助下才弄清是怎么回事。
李光耀倒是很认真，专程到台湾与蒋经国在日月潭会面，转达邓小平对蒋经国的问候与国共和谈建议，但被蒋经国拒绝.蒋经国委託李光耀访美时，带信给美国总统列根。信中指出：共产中国以各种手法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对於美国，则指称台湾是美中关系绊脚石，企图迫使美国对台“废法”（废除《台湾关系法》）、“停售”（停止对台军售）、“逼和”（逼迫台湾接受和平统一谈判）。蒋经国表达了他坚持不与共产中国谈判的立场。
第二， 面对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和邓小平进一步迫使美国“废法、停售、逼和”的凌厉攻势，蒋经国的中国战略是从专制反共转变到民主拒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说：“这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也就是比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更艰险.一九三七日本侵犯，还可以退到大后方坚持抗战。一九四九被共产党打败，还可以流亡台湾。一九七九遭美国背叛与邓小平“促统”双重压力，台湾已无路可退。
蒋经国从专制反共到民主拒统
那一天是世界人权日，当晚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标志台湾自由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临.一九八○年二月的“美丽岛大审”，是蒋经国对台湾自由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几乎把着名的反对人士一网打尽，然而台湾人民却站在蒋经国的对立面──被审判者一边。当年年底台湾民意代表选举，“美丽岛大审”的受难者家属和辩护律师获得空前胜利，使蒋经国看到戒严恐怖统治的威慑力量已经阻挡不住自由民主的历史潮流，民众不再畏惧支持挑战国民党党国专制制度的政治反对派了。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蒋经国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是屈服於美国“断交、撤军、废约”与邓小平“统一时间表”的压力，满足他的学长“同学之间合作一下”的愿望，实现国共和谈；或者如江丙坤所言，迎合邓小平改革开放，“大举到大陆投资，利用大陆作为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平台，从经贸合作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统一。”
二是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国民党流亡政权在台湾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而蒋经国晚年已疾病？身，他可以继续拖延残局，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三是顺应历史潮流前进，跟着台湾人民告别过去，同党国独裁政权决裂，走上自由民主新路。
蒋经国只要走错一步，今天的民主台湾就不存在了。在这场博奕中，邓小平转胜为败，蒋经国转败为胜，就在一九八○年代他们各自走出的最后几步棋。
蒋经国晚年走出的关键一步，就是从专制反共到民主拒统.
四十五岁时的蒋经国（一九五五）曾对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伦？怀丁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被攻击得最厉害，美国误会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
三十多年专制反共的结果，反而被中共逼到了绝境。蒋经国终於看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台湾的国民党党国戒严体制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不能不变了。他提出“革新保台”，解除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准备开放全国民意代表直接选举，这就是终结把台湾当作反攻大陆基地的国民党外来政权体制，跨向以台湾为主体、依靠台湾人民，把台湾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现代国家之路的第一步。这是台湾在中国促统、国际孤立环境中唯一的生存、发展战略，也就是民主拒统战略。
邓小平“统一”梦碎
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历史人物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代的历史机遇，比他的学弟蒋经国好得多。中国於一九七○年代末起步的开放进程，在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主持下，拥有广泛的国内外支持。然而邓小平本人始终在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之间举棋不定。越到晚期，越偏向反改革力量一边。当台湾解除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允许反对党成立之际，邓小平在中国先后废黜了两任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把党国权力交到反改革势力掌握之中。
他的学弟蒋经国的最后岁月，结束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把台湾的命运从国民党手中交还给台湾人民，从而使邓小平的“统一”梦碎。在蒋经国死后一年，邓小平终於承认了他同蒋经国的博奕以失败告终，说出“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临终前不久，曾召见华国锋、毛远新、汪东兴等人，说了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讥讥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可以视为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挑选两名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失败之后，虽已到风烛残年，却不再明确指定新的接班人，而是在左、右两派之间玩平衡游戏，时而支持邓小平批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时而支持“四人帮”批评邓小平。毛对“四人帮”，是利用而非信任；毛认为他们能“乱天下”，不能“治天下”。毛认为邓小平能“治天下”（“人才难得”），但对邓的治法（“路线”）没有把握。特别是邓对“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最不放心。
当初毛让邓复出的条件，是邓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表示“永不翻案”。后来毛又发动批邓，也是由於怀疑邓小平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吧？”毛建议邓小平主持政治局通过一份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即打算把这份“遗产”和平遗交给邓继承，但被邓拒绝.
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就证实了毛的怀疑，邓拒绝接受毛的文革遗产，“永不翻案”靠不住。
邓小平拒绝文革遗产，“四人帮”不能治国，这笔“遗产”怎么交，成了毛泽东临终的难题.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所透露的，正是那种难以释怀的无奈与悲凉。
毛泽东最后决定，让“公道不蠢”、“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华国锋出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已是无可选择的选择。究竟这笔遗产交得成交不成？将带来和平还是“血雨腥风”？毛已经没有把握，只得听天由命（“只有天知道”）了。
华国锋与四人帮争夺毛“正统”
华国锋的思路比较简单，以为依靠叶剑英、汪东兴抓了“四人帮”，巩固了权力，他就能以毛泽东的“正统接班人”地位“抓纲治国”了。
但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这话不错.华国锋和“四人帮”都没有“独立的东西”，双方打的是一场争夺毛泽东“正统”的宫廷内战。争战的主题非常可笑：华国锋以毛泽东亲笔写的“照过去的方针办”七个字，打败了被四人帮“篡改”的“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二十五天后的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按既定方针办》的长文，把“按既定方针办”定性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这六个字也被写进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华国锋在乔冠华的发言稿上批示：“毛主席原文『照过去的方针办』，七个字错了四个！”华国锋和汪东兴判断这是“四人帮”将有所行动的预兆，决定“先下手为强”；於是十月六日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逮捕。汪东兴手下的“理论组”成员郑必坚，写了一篇被评为“气势磅礴”的声讨文章《覆灭前的猖狂一跳》，指称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文章把毛泽东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信号”！然而人们难以理解，究竟“照过去的方针办”与“按既定方针办”的差别在哪里？不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办”吗？
邓小平帝国的理论基础
之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所以邓小平说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可见邓小平自己是有“独立的东西”的。但邓小平的“独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人弄得清楚。外国人说他是不讲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也自称“不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有人写过一本小册子“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概括为“猫论”和“摸论”。根据是邓小平的两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着石头过河”，也还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意思，说不上“独立的东西”。
事实上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那些年，邓小平的思路是不稳定的；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冬天和一九八○年春夏之际，他确曾试图跳出专政派的思路，向民主派的思路倾斜，但为时都很短暂。
中共党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龚育之，把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邓小平文选》最后一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称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恐怕并不符合“完整、准确”的邓小平思想体系和历史的真相。
我说过邓小平那篇后来被定为“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是在当时会外西单民主墙『大气候』和会内各小组讨论『小气候』逼迫下的急就章”。也就是说，它是邓小平追随当时“大、小气候”的应变产物，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理论产物；邓小平不但并未坚守，而且很快以他坚守的东西否定了它。由於最近一个时期有人对这段历史所作种种歪曲与伪造，有必要再作点说明。被称作“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关键作用的是胡耀邦，不是邓小平。胡耀邦不但为这个转折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真理标准讨论、分清历史功过是非、平反冤假错案），而且为实现这个转折运用了社会民主力量（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志，遍及全国）与党内民主改革力量（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党内民主改革派）的暂时联盟。没有胡耀邦创造的这两个条件，当时佔统治地位的“凡是”派是不可能如此轻易认输的。
增加党内民主改革派参加会议，是胡耀邦向华国锋建议的，主要是吸收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知识分子领导人周扬、胡绩伟、秦川、杨西光等参加，他们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胡耀邦还让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收集西单民主墙提出的重大问题，由冯文彬带到会上，以便“启发思想”。
二○○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於台湾淡水红树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