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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公民们虽仍高谈阔论，言辞锋利，但和和气气，不再吵架。

——笔者

一百年前有个好小伙子，名叫享利。马丁。罗伯特，二十五岁，中国人叫愣头青。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在南北战争期间奉命主持一个地方教会的会议。结果呢——搞砸了。人们争个不亦乐乎，什么结论都没有。总之一塌糊涂。这个会开了比不开还要糟糕。这个小伙子呢，有点一根筋。说我要研究一下，弄个规则，否则我就再也不开会了。他研究上下几千年的开会讨论，有一个结论：人大概是特别爱争论的一个动物，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分歧一旦出现。很难在短时间内靠语言交流说服对方。否则吵个几天几夜都不会有结果。而且越吵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是个笨蛋。所以双方找到共同点达成一个结论一定要有一个机制。他把这个研究当作一个战争一样。把人的争论本性当作敌人。最后这个小伙子打赢了。

打赢的结果是1876年罗伯特议事规则。他自费出版买了一千本到处送人。1915愣头青罗伯特成了将军，他修订了这规则。一开始人家不重视，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的小家伙行吗。唉，没想到，真行，他们一实行这个规则，吵架没了，会开下去了。墨水瓶，板凳也不乱飞了。结果罗伯特议事规则成了世界上最通行的议事规则。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罗除了一根筋，智商也和我们差不多，他不过是吸收了议会与西方各种会议规则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他深刻地分析了人性的本质，认为人同时有“追求自由”与“追逐利益”的天性。攻破了人性中或明或暗的一系列堡垒，所以他赢了。

赢还有一个原因：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制定的重要特点是实用，从实际中出发，最早的规则，其实是罗自己摸索出来的四五条他抄在一张纸上放在钱包里，开会随身带着，发现按这几条做会能开下去。此后他与妻子积极参加民间组织，又根据实际情况扩充。最后才慢慢写成书。罗和其它议事规则作者想法不同的地方是罗认为：每个社团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规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应当使用相同的议事规则。从这种实际的需求出发，工程兵将军罗伯特才成功了。

但是这个规则在一百年中最终获得人们认可一致赞许最根本的原因则隐藏在他规则本身，下面我会慢慢谈到。

花开二朵，各表一枝。话说一百三十二年后，2008年中国一个农村合作社，开会也发生了问题。这不我的好朋友杨云标，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的创办人，痛感农村开会的问题，就请来罗伯特议事规则。我们来看看农村人民吃西餐对不对味门，这是我采访他的感受。人家罗伯特小伙子也是开会开砸了，下个狠心研究出个方法，为什么中国人开会经常开砸就不能研究出个东西来呢，同样是人嘛。

杨云标说他们农村开会啊，经常有三个问题。

一，跑题：就是你说李连杰，我扯到成龙，你说猪八戒，我扯到温家宝。跑得没个边了。而且老人家特别爱摆掌故，一开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这一讲，就讲到中饭了。

二，一言堂：这一个一言堂呢，是领导者爱讲话，谁是领导就哗哗哗说个没完，一讲就全他讲了。第二个呢，农村有一些特别爱讲话的。也有从来不讲话的。其实别说农村了，咱们伟大的党代会，人大会不都这鸟样。

三，野蛮争论：一讨论问题，就说明磊你上次多报了五元钱，你不是好孩子，怀疑别人的品德。一百句话中抓住人家一个词不放。甚至打起来。会议就没法子开了。

例如，我读一下法制日报：“一位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曾心有余悸地说：”主持村民代表会议实在是难。你在上面开会，村民在下面骂你，吵吵闹闹，甚至摔椅子、砸板凳，实在不成样子。“

这位靠“海选”起家、在其第一届任期内连续召开了六次村民代表会议。但他现在早就不开会了，没这热情了。“我有我的办法，让他们直接打勾签字，通过书面方式表决”。“

话扯远一点，这些问题又何止在农村呢。

复兴学校的问题，我采访很多次，最大的问题是志愿者老师开会不佳，学生说很伤心，老远就听到老师们开会在吵架。

中国的议会不也这样吗。从黎元洪时代就开始了。到现在台湾议会还是这样。我不妨再读一下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写的武夫当国一书“当年1922年10月11日黎元洪参加参众两院常务会议，他在台上讲，议员就大叫”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致颂词。“”吴景濂（议长）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要负连带责任。“还推推拉拉不让总理王宠惠就坐，说他是”私生子内阁。“和现在的台湾议会象不象？

第一个问题是效率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民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文明的问题。

这些老问题，罗伯特议事规则管用吗，老农民说，你管用，我们就服，你不管用，去你娘的。杨云标说农民就这样，你有用，他才正眼瞧你，人家最实在了。

管用吗，管用。

杨云标说我们就要求把议事规则浓缩到农民能掌握的十条，多了人家记不住。（这让我想起罗伯特最早在钱包里的四五条，这是有趣的还原。）要让老百姓接受，我们就演小品，演咱们平时开会的问题。比如说野蛮争论的问题，我们就演争论争论着，一个人就说你们姓张的就是这样……结果姓张的全站起来了“我们姓张的怎么啦！”吵个没完。会议就失败了。

那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先谈野蛮争论的问题。

罗伯特规则首先主持人中立，辩论双方面向主持人，避免双方直接争论。也就是说双方是向主持人陈述，而不是互相质疑。还有一定要举手起立发言，通过举手，起立，让发言人无形中遵守规则，通过这些动作，也可以先稳定情绪。

每个人的发言次数有规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主持人而且掌握均衡原则，一方发言后，肯定让另一方发言。

原则上，现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允许争执的。如果我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办呢？我首先必须想到的，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我的发言时间？什么时候？第二，当我表达我的意见时，我是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是向持不同意见的对手说话。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直接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只能向主持的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发言的时候不能拖堂延时，不能强行要求发言，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插嘴，因为这都是规则所禁止的。这样的技术细节，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事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低下。

还有就是不可对别人进行人格上的道德评判，对事不对人，这个好理解，但罗伯特规则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如绝不可指责对方说假话，即使他真的说了假话。更不可指责对方是骗子，想行骗。这个中国人不大容易理解，他确是说假话或骗人，我为什么不能指出呢，这是正义啊。

翻译者袁天鹏说：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有一条，是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个规则背后有比较深刻的哲学理念。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的动机本身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大跑题：

跑题，有很多原因，一个是中国人爱摆龙门阵，大老爷们也跟娘们似的。二是面子问题。三是讨论的题目太大，比如你说民主好不好，这种题目一谈就上下五千年。下面我具体谈。

罗伯特议事规则，还有一个要求辩论的人，要先表明立场，再说理由。一开始，杨云标不理解，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发现有道理，因为中国人总是怕得罪人，一说话总是先扯远，先谈理由，最后再说我支持谁的观点。有的往往这样开头，我先讲个故事。绕来绕去，把话说得妥妥贴贴。这样效率很低。先说自己论点，可以提高效率不跑题。

中国人经常发牢骚，很多会议变成痛诉会，甚至有些颇有学识的人在一起开会时，也会把会议开成“高级牢骚会”、“漫谈会”，罗伯特议事规则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袁：有很多办法，但不是简单的几条规则，而是一整套方法。罗伯特议事规则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制定规则：一是“针对性”，就是议题必须是具体明确的，例如不能是“如何完善个税制度”，而必须是“应该把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000元”。我们不能谈大的民主的问题，而要谈细的，比如“2010年中国深圳能否普选市长”。各专家在会前就要提交这样的明确观点，由主持人分发给大家，会上大家就可以针对这些观点进行有的放矢的辩论。二是“建设性”，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每个议题有一个表决结果，代表会议的一个多数意见；三是“深入性”，就是通过“修改”机制，让大家真正深入和务实地讨论问题。

奇怪的表决：

杨云标说：还有在我们农村，开会表决是个大问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了提议，大部分不反对，也不支持，因为面子问题，怕得罪人，所以弃权多，这在农村非常普遍。

还有一种，就是有人先发言，三个支持，会议表决就一边倒，顺大溜。能坚持个人意见的少。

罗伯特议事规则有巧妙的设计。

首先通过一个普通的决议，要求参加表决的人数一半通过即行。那么比如一个提议有二十人开会，一个人提出（另一个人附议）。如果十八人弃权。那么也能通过。这样一来，与会者就知道了，弃权对自己不利，弃权越多，自己不喜欢的提议被通过可能性越大，所以一定要鲜明表示出赞同或反对的态度。沉默反正是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就用轮换平衡发言权，非常非常重要，免得有一面倒的情绪。因为如果有三个人发言，老张说一个观点。老王说我支持！老刘说我也支持！这时就容易一面倒。这是因为在农村，人们爱顺大溜。俗话说有群胆，无孤胆。国家也是这样。

一般一个人对同一问题发言不能超过二次，一般不超过十分钟。而且正方发完言一定接下来是反方发言。

罗伯特规则之平衡原则：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人，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人，从而最终做到保护所有这些人组成的整体的权利。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平衡的不懈追求，才换来了议事规则今天的发展。

一言堂

中国人无论农村还是城里人，最大问题是一言堂，好象谁是个官，谁是个长，大家要听他的，你说话说多了，如果不是拍马屁的话，就是对他的挑战，一个单位是这样，我举了一个外滩画报的例子。那一会，俺还在新闻界混，他们请我当评论部主任，我去了开了个会就不干了，为什么那个女主编开会一个人讲二个小时。没人说话。我说我不干了，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主编特象我妈，唠叨，我已有一个妈，不能有第二个妈了。

大的说七千人大会提意见，老毛就受不了。因为不是一言堂了。

罗伯特议事规则则确定凡是决议一定要辩论通过，没有辩论或辩论没完是不可以表决的。当然通过对每人发言次数限定，可以充分保证让所有人能把话说完又不会说个没完。这就是高明之处。

罗伯特规则之对领袖权力的制约原则：集体的全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领袖，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领袖，但是同时，集体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使自己仍旧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事务，避免领袖的权力过大，避免领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集体的头上。

同时一旦发现违反规则，程序，任何成员都可不用经主席同意，立即站起声称：“我要提出秩序问题。”或直接说“秩序问题”。然后主席会请他表述，一旦主席裁定“秩序问题成立”，就要改正遵守。这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起来维护秩序，秩序与程序是首要问题。程序也当然大于权力。

袁天鹏：我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还分不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核心原则就是保护每个人在会议上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特别强调必须经过“辩论协商”这个环节，这个过程，是利益相关各方表达自己诉求、了解其他人的诉求，然后共同创造多赢解决方案的过程，这是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的过程。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这样的制度保障。

规则可灵活，原则是精华

为什么开会需要有规则，罗伯特认为“民主的最大教训，是要让强势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者一方有机会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把对方的观点作为全体的决定来承认，积极参与实施，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势。”：

意见分歧的程度正相关。团体规模越大，意见越是分歧，会议就越需要遵循正式的规则。

所有的成员都必需遵守议事规则，在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主体，既要努力运用好各自的发言权、知情权和投票权，设法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又要当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接受时不滥用个人的权利而危害整体的利益。会议主持人虽是规则的执行者负责按程序来运转会议，但同样要受到会议规则的约束，不能凭个人意志对议事过程施加不当的影响。“

有趣的是罗伯特后来主持过许多工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决议绝大部分是全票通过的。虽然罗认为意见是很难统一的所以以大多数通过来表决一般事务。但这个结果说明这个规则的实效——通过真诚的说服与对议事规则的娴熟应用，才可以高度统一众人的意见。

罗伯特议事规则适用于每个成员可以自由表达意见，拥有相同权重的表决权的协商会议。也就是公民性组织。当然不完全是协商组织的，罗伯特规则大部分也适用。

没有什么样的规则是最好的，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知道追求什么样的原则，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原则和精神正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精华和意义所在。

我再重复一下，加深大家记忆

根本原则：

平衡：保护各种人和人群的权利，包括意见占多数的人，也包括意见占少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即使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人，从而最终做到保护所有这些人组成的整体的权利。正是几百年来，人们对这种平衡的不懈追求，才换来了议事规则今天的发展。

这被称为罗伯特规则的核心原则。

如果套用企业核心能力的话，这个正是罗伯特规则的核心能力。也是独特点。保护各种人群包括多数方，少数方，个体，缺席者和整体利益，并经过充分有效的辩论，让各方意见充发表达，考虑从和谐一致到针锋相对，考虑每个成员意见，就大量复杂程度各异的问题达成最大程度的一致，总之在如此之多的要求下最大程度体现一个组织的总体意愿，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目前人们找到的最好方法。

这也回答了我在文中最开头讲的罗伯特规则能赢的最根本原因。

对领袖权力的制约：集体的全体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领导者，并将一部分权力交给领导者，但是同时，集体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使自己仍旧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事务，避免领导者的权力过大，避免领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集体的头上。

多数原则：多数人的意志将成为总体的意志。

辩论原则：所有决定必须是在经过了充分而且自由的辩论协商之后才能做出。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辩论说服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甚至一直到这个意志变成总体的意志。

集体的意志自由：在最大程度上保护集体自身，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和平衡集体成员的权利，然后，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

具体原则：

1689年英国议会出现了一本手册叫做《议会》（LexParliamentaria），已经开始呈现我们今天的很多原则和规则的端倪。比如：

l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一旦一个提议被提出来以后，它就是当前唯一可以讨论的议题，必须先把它解决了，或者经表决同意把它先搁置了，然后才能提下一个提议。

l意见相左的双方应轮流得到发言权：辩论的时候有人请求发言，主席应该先问他持的是哪一方的观点，如果其观点与上一位发言人相反，那么他有优先权（比如有若干人同时要求发言）。

主席必须请反方表决：必须进行正、反两方分别的表决，缺一不可。不可以正方表决后，发现已经达到表决额度的要求，就认为没有必要再请反对方表决。l

l反对人身攻击：必须制止脱离议题本身的人身攻击。禁止辱骂或讥讽的语言。

l辩论必须围绕当前待决议题：如果发言人的言论显得与议题无关，而且其他与会成员已表现出了对此的反感（如嘘声），发言人的发言应该得到制止。

l拆分议题：如果一个待决议题可以被分成若干小的议题，而且与会成员倾向于就其中小的问题分别讨论，可以提议将议题拆分。例如，将一个选举两个骑士的议题拆分成两个议题分别表决。

改变一个既成决议比通过一个新决议需要更大的努力。这是为了避免由于类似出席人数的变化这样的因素所可能导致的组织决策的不稳定。l

l在一届会议期间，一旦会议对某一议题做出了决定，同一个议题，或者本质上的同一个议题，不能再次讨论，除非发生了特殊情况。

l如果对某个议题做了暂时性的处理（disposedof），并没有形成最终决定，那么不可以引入任何一旦通过就会干扰到会议再对原议题讨论时的立场的提议，无论新提议对原提议有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掌握上面的六项原则，我们可以参照罗伯特规则制定出任何适合自己组织的议事规则。

谈到这个份上，再让我们看看罗伯特议事规则原汁原味的规定是什么。

（下面是翟明磊的节选，具体讲课时可再精选，如选读争论一章）

罗伯特议事规则具体规定

别看会议大大小小，我同意，我反对。是真正公民会议的两个主要声音。好比数码世界中的0与1，再复杂的会议也是由这两声构成。学会表决是公民会议第一步。

表决

表决某动议时，主席首先要问：大家对表决这个问题准备好了没有。？如无人站立或反对。主席称：“赞成刚才宣读的决议案的人请说赞成。”在投了赞成票之后，他说：“持相反意见的人请说反对。然后宣布表决结果：”动议已表决——决议已通过。“多数票足以通过任何决议，但有些决议例外（需要三分之二票数才能通过）如：修正规则，停止规则。通过特殊议程。将一个问题从他合适的次序中取出。反对考虑某问题。放松辩论限制。结束或限制辩论。以前的问题。

需要提醒的是如章程等重要组织规则，需要逐条表决，首先是一条条宣读，问询是否有修正意见。直至最后一条，然后主席说：“全部章程已宣读，现在可以修订”任何人可以提出章程任何部分的修正动议。然后再表决章程。

主持权是会议的重要权利，主席必须不偏不倚地主持会议，会议的理性，主席是关键，每个与会者，尊重主席，也是遵守规则。

主席

如果是临时集会，由大会某会员首先站起来说：“请大家开会，我提议A先生担任本次集会的主席。”另外一个人说：“我附议。”即可交付表决。大多数票赞成，即通过主席人选。会议交由主席主持，如果提议失败，提议会员宣布事实，请大家提名其它人担任主席，直到选出主席。

主席或会长，召集与主持会议，宣布议程维持秩序与礼节，并决定一切次序问题。在“将问题交付表决以及在针对一项申诉发言时，他应当起立，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坐着。当一名会员起立发言时，发言人首先应当说：”主席先生。“主席应当回答”A先生。“然后A再发言。发言人只要合乎次序，主席不应打断他。

如二名或多名会员同时起立，主席必须决定谁有发言权，方法是点出发言人名字“B先生”原则如下：一般是第一个提出的先发言。如果是动议的提出人，并未曾发过言，虽不是第一人，主席须请他先发言。在会议讨论同一个问题，只要另一未对该问题发言的人要求发言，发过一次言的会员没有资格再发言。如果是正反论辩双方，正方发言完，必须是反方发言。反之亦是，给双方平等机会。

认为主席主持不符合规则时，会员可提出申诉，主席讲明理由，并由会议表决。

主席不能自称我，而始终称以主席称自己。

如果一名会员因无知提出一项不恰当的动议，主席应礼貌地提示适当的动议。主席永远不要因为你对事情知道得比正在发言的会员多而打断他。永远不要激动。永远不要不公正地对待制造麻烦最多的会员，也不要利用他对会议规则的无知。开好会议需要严格，但不能过分，要使用你的判断力。……

（我要说一下，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的议会秩序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议长也就是主席的立场问题，中国人摆脱不了主席是官位的想法，安排的议长往往是当权者的代言人，甚至全体决议未出，就代表议会发言，议长做不到中立，议员当然反对，于是会场就混乱了。这也是我前面读的武夫当国中武打场面出现的原因。）

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定主席必须中立，不能参与辩论，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灵活的地方，作为组织成员，主席发现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或议题会造成严重后果时，他可以站出来提醒，但这时他必须退出主席位将主席权交副主席，结束论述后才可回主席位。当然这种情况也不可多用，否则成员们会认定主席是有观点的。

动议是会员最常用的方法。他可以使每个会员在会议中自由正式发表见解并争取多数人认同，成为会议决定。动议不是私下或不经思考的胡言乱语。他要求会员的理性与良好思考。但你有你的自由，别人也有限制你的自由。附属动议可限制不合理或不受欢迎的动议，反击利益相反方，提高会议效率。

动议

希望向会议提出讨论事项的任何会员，除非它很简单，否则都应写成一项动议的形式。例如：“决议，本次大会对本社区的公民的衷心欢迎与慷慨接待，表示感谢。”提动议的会员只要发言“我动议通过下列协议”并宣读决议交给主席，只要另有一人附议，主席说：“已有动议和附议要求通过下列决议案。”然后进入讨论与表决。

当一项动议已被主席承认待决时，如果不撤回，必须用表决处理。

动议的攻与守

提出动议后，别的会员对这个动议也可提出附属动议或次生动议即应用于其它动议的动议，以压制，拖延或反对此项动议，常用附属动议有：“动议将此问题搁置桌上”：它使会议不考虑某个问题。这个动议不可辩论，而且多数票即可通过。当要再次考虑这个问题时，提出一项动议，或“从桌上拾起这个问题。”

“以前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名词，在效果上等同于“现在停止辩论，会议立即对待决问题进行表决。”这主要用来压制辩论，当会议讨论到一个可辩论的问题，只需有一人要求“以前的问题。”即意味着：“现在是否表决主要问题？”主席应立即将问题提请表决。如有三分之二通过，一切辩论立即停止。

“推迟到某一时间。”如果通过，在此时间之前，除非有三分之二通过，否则不能讨论。

“反对考虑一个问题。”获三分之二通过，这个问题立即被抛弃，而且在本次会议不能再提出。不需要附议，但必须在辩论开始前提出。

其它还有“无限期推迟。”“提交委员会”。“修正。”“重新考虑”等。

这均可成为各方从自己利益考虑针对反对方的手段，从而使意见纷争走上合法的途径。

如何防止使辩论变成争吵与无休止地争论或意气用事，人身攻击？

辩论

所有辩论必须限于会议正在讨论的问题，避免涉及一切个人因素和牵涉任何个人动机。可以通过规则限制任何人对同一问题的发言次数。以及每次发言允许的时间。在普通会议上，任何会员对同一问题发言不能超过二次。每次发言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有三分之二票同意，可以允许一位会员发言次数多些或发言时间长些。在任何想发言的会员都已发言之前，任何会员不能对一个问题做第二次发言。

辩论变成意气用事，往往是因为辩论双方无休止地多次重复自己的观点使情绪升级，变成不理性。因此规定每一方同一问题表述的次数，时间就可解决……主席有权利必要时可驱逐人身攻击的会员。

提到另一名会员时，尽可能避免直呼姓名，而称“刚才最后发言的会员”不允许指责别的发言者的动机，但可以用强烈的语言遣责别人议案的后果与危害。

例如辩论中绝对不可以说另一方是在说假话，而要说：“我相信我们充分证据表明，这位成员被误导了。”主席要听到辩论一方说对方是骗子，撒谎，欺诈，就有权果断制止而避免情况恶化。

发言时面向主席，而不是辩论对手。不得直接与辩论对手直接交锋。而应说：主席，我的观点是……。

失礼的语言将被秘书记下，并读出要求会员确认，如不承认，会议可用表决方式确认此君是否说了无礼的话。如果会员不愿意提出使用那些语言的理由而且拒绝适当的道歉，会议可采取行动（严重时可驱赶这个家伙）。辩论，主席讲话，表决时，任何会员禁止耳语，或在会场中穿行或做任何扰乱会场秩序的活动。

只要有任何会员想要发言，主席不能结束辩论。

当主席认为辩论结束时，他再问：“大家都准备好表决此问题吗？”如无人起立，主席再次陈述问题即可表决。除非赞成票与反对票已投过，否则在此之前，会员都可以重开辩论。

普通团体中，和谐关系相当重要，因此也可针对某问题提出切断或限制辩论的动议，但应要求三分之二通过。

如何准时准确地开会？

议程

对当天议程，普通惯例是会议通过一项当天议程，并规定考虑每个问题的时间。当规定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间到，主席应即宣布，如无人反对，大会即将讨论的问题交付表决并陈述将要讨论的下一问题。如有人反对，则大家表决。

特殊议程则可以不顾所有需在规定时间考虑他的一切会议规则。特殊议程提出，需经三分之二通过。

罗伯特规则在中国

其实啊，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并不陌生。

孙中山亲自翻译参考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写出《民权初步》。胡适说，孙中山的《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远胜过《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然而，却被人们忽略了。1916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文中恳切而言：“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因此，孙中山将议事之学当作民主政治的入门课程，亲笔撰写此书，向国民传授民主议事的规则技术。

当时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因此禁绝人民集会，禁绝言论自由二百六十多年，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人不会集会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天生散沙。有感于民国五年就被袁大头改成帝制的悲剧，他决定首先从教会百姓开会行民权开始。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然则何为而可？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姆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今天，我们读他的话就象在现场一样，历史又是一个循环，这五十年，人民的结社言论自由又有哪一天真正实行过呢？虽然没有人敢做皇帝，但那位毛比任何皇帝都威风，直到现在，什么宣扬威权主义，开明专制的论调从没有停止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也有“一事一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事不对人”等良好的提法，但是这个最多是我们道德的内化要求，不是有句话话吗：“做人要厚道。”只是你厚道，别人不厚道，事就没法议，会就没法开，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好的就是把中国人传统的原则化成了可操作的细目，所以他不是西餐，因为地分南北，人性不分东西。

有一位朋友说：中国人不是不会开会，而是根本不想开好会，因为会要开好，有些人阴谋诡机，拉帮结派，黑白颠倒就失去了机会。后一半我同意，前一半我不同意，一方面的确有的组织者就是要用会议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如果大家都会开会，都懂程序，又如何会让他得逞呢？

现在有人说，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将是中国成年人的“希望工程”。我看有点道理。只要是不是真心想搞一言堂，牢牢抓权的领导，都可以想一想在自己的企业组织来推行罗伯特议事规则。至于平等的公民团体会议，则非尊守上述的原则是开不好会的。

现在阿拉善协会和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开始了这个尝试。作为公民教员，我也向大家推介：不爱吵架的人们都可以试试。

民主始建于议事规则上

前面讲到民国初期时的议会怪事，现在讲几个相反的案例。

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也就是议长，当记者问她“你高居议会之颠是什么感受？”她回答：“有口难言。”记者又问她：“你解决争议的原则是什么？”她回答：“议事规则”她说：“凡是符合议会规则的，必须让他说下去。凡违反议事规则的就要阻止，我的职责就是让会议顺利进行。”

范徐丽泰的遵守规则保证了香港的民主进程的正常进行。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六年后的制宪会议上制定，美国的各路精英在这个会议上有严重分歧，也有激烈的争论，但最后达成了宪法成果，其中的关键正是议事规则，大会在第二天专门制定议事规则，从而保证了会议的高效与出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元勋华盛顿做为会议主席，只做了三个简短发言，一个是宣布开始，一个宣布结束，一个是提出一个附议。他对规则的重视保证了制宪会议各抒已见，又最终达至妥协。

相反，差不多同时期，中国清政府是如何开会的。简单地说是奴才会议，官位高的先说，别人只有赞同的份。

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他与中国清朝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以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爱国的人常爱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变法相比较，人们常思考为什么日本人能迅速建立议会政治，而中国出现曹锟贿选的怪事，于是动不动说中国人国民性有问题。其实他们没有了解的是其实在1892年，甲午海战前二年，日本历史上第二次议会选举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贿选，起因是民党，也就是在野党与执政党的严重冲突导致议会一窝蜂的混乱，最后解散议会，之后的大选，政府直接贿选。比中国更厉害的是日本政府大开杀戒，甚至警察都不够用，动用了军队。选举当日，全国被杀二十五人，负伤388人。这时日本的制宪之父伊藤博文起了关键的作用，首先他辞去枢密院议长之职，以示抗议，并促成内阁反思，并在此后导致内阁倒台。

伊藤博文在日本民主社会转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伊藤博文性格机敏温和，不喜战争，常被政客称为胆小鬼，早年因主动在英军与藩长间劝和被称为卖国贼。他辞去总理之职后担任议长，他的主持使日本摇摇摆摆走上民主轨道。在他死后，日本进入了大正朝的民主黄金时代。

他在主持贵族院议长时重视议事规则，与学者平等争论协商。而议员们也是千方百计在议事规则上找破绽，进行议会活动，使日本议会在规则中运行。

金子坚太郎（日本宪法与议会学者专家，制宪的重要人物）生动地记下了当时伊藤主持会议时的常景：

“贵族院有许多厉害的角色，其中……五位将军尤为杰出。所以遇着便要和议长争吵。由于议长的宣告带有很强制的性质，所以议员方面也研究种种议事规则，总想寻找伊藤公的破绽，想在许多新闻记者和旁听者面前给他一番挫折，因此提出各种困难的问题来。于是伊藤公回头向我坦然问道：

“金子！这怎么办才好？”

我赶紧将答辩要点记在纸条上递给他，他便毫不介意地将它朗读出来。某日，议员发难：“议长，刚才议长说的是书记官长的意见，我是要听伊藤议长的答辩的，不是要听书记官长的答辩。”

伊藤公答道：

“因为议长很不熟悉议事，如果不征询曾巡回欧美而专门研究回来的书记官长的意见便不能执行职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伊藤博文虚怀若谷，从容放松的议事风格使日本从民主险境中解脱出来。反观中国，在民主转型期的关键人物，袁世凯，此人应当是有才干与现代意识的政治人物，可惜多次用的是破坏规则的方法，例如制造兵变来回应孙中山叫他去南京上任总统的要求。这开了个依靠武力的头，而宋教仁案后，孙中山又打破规则，不寻求议会解决，反而武装起义，变成叛国，导致袁世凯可以合法地在议会清党。

除了关键政治人物对规则遵重的差别，中日在民主轨道的不同，文化素质也是重要原因，日本传统文化中对规则的尊重是惊人的，如每个高级武士必学的茶道，对规则程序是充满了宗教式的信奉，这团结了民族的向心力。相反中国的江湖游民文化是不讲规则。而日本的武士文化有中国春秋的侠义精神，但与游民文化有质的不同。这些都要细细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1882年天皇命令伊藤博文考察西方宪政时，天皇本人仔仔细细明列了要考察的二十九条，其中“议事规则”是单独的一条，列在第十四。八年后1890年日本就进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相当成功。虽然有第二次议会选举的流血悲剧，但在杰出政治家的护航下，和平解决。

议会走上正轨二年后，伊藤与在野自由党达成共识，日本国内已是一片和谐，团结。议会的团结使伊藤组织了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元勋内阁。国力大增，寻求扩张。这时爆发了甲午海战，1894年中国被一个弹丸小国打败，北洋海军全军被歼灭。

你能小看议事规则的作用吗？

附：农村的顺口溜。（翟明磊作）

有口难言，主持中立

要算本事，得是动议

举手发言，一事一议

面对主持，免得生气

定时立次，提高效率

立马打断，不许跑题

主持叫停，得要服气

正反轮流，皆大欢喜

首先表态，再说道理

就事论事，不能攻击

话都说完，才能决议

正反算数，弃权没戏

多数通过，平局没过

罗伯青菜，开会顺利。

附农村版罗伯特规则十三条

第一条：会议主持人，专门负责宣布开会制度，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执行程序。

但主持人在主持期不得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

第二条：会议讨论的内容应当是一个明确的动议：“动议，动议，就是行动的建议！”动议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可操作的行动建议。

第三条：发言前要举手，谁先举手谁优先，但要得到主持人允许后才可以发言，发言要起立，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

第四条：尽可能对着主持人说话，不同意见者之间避免直接面对的发言。

第五条：每人每次发言时间不超过二分钟，对同一动议发言每人不超过二次，或者大家可以现场规定。

第六条：讨论问题不能跑题，主持人应该打断跑题发言。

第七条：主持人打断违规发言的人，被打断的人应当中止发言。

第八条：主持人应尽可能让意见相反的双方轮流得到发言机会，以保持平衡。

第九条：发言人应该首先表明赞成或反对，然后说理由。

第十条：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

第十一条：只有主持人可以提请表决，只能等到发言次数都已用尽。

或者没有人再想再发言了，才能提请表决。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

第十二条：主持人应该先请赞成方举手，再请反对方举手。但不要请弃权方举手。

第十三条：当赞成方多于反对方，动议通过。平局都于没过。

议事规则的历史

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仿效日耳曼部落的习俗，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定期开村民会议，为村落制定规则，维持公正。村民会议再选择代表去参加“百人会议”，管辖更大的区域，处理仲裁村落间争议。再往上一级，就是部族会议。部族会议掌管部落的军队。部族是稳定的政治单元。

7世纪，英格兰有郡会议，王国会议。国王权威需要得到王国会议的认可，王国会议在王位传袭事务中施加影响。

10世纪，王国会议变成大议事会。

1275年，平民议员出现。1340年出现上议院，下议院。

16至17世纪，英国议会已形成了一套议事规则：一次一议，正反轮流发言，正反分别表决，禁止人身攻击。1619年乔治。皮特写《议会》。

美国殖民地移植了英国议事规则。独立宣言与第一部宪法，这是在这些规则下通过的。

1801年杰斐逊写了《议会规则手册》。

1845年库欣写了《库欣手册》。

此时各州议事规则均不同，争议较大。

1876年罗伯特写了《通用议事规则》。至今发行五百万册。

1917年孙中山写《民权初步》。

　　在我一系列关于法国史随笔中，企图揭示的是专制对法国人民带来的深重危害，从罗伯斯庇尔到拿破仑莫不如是。如果说这两人是资产阶级专制的典型代表，那么封建体系下的法兰西更是不乏其人，比如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就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好材料，尽管在伏尔泰笔下显得骁勇善战、英雄不已，依然无法掩饰他的专制本性，自然，我不会忘记写下这一笔。当我读到英国人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时，我决定暂且放下对路易十四的政治讨伐，在彼得?伯克的传播学后面别开生面一把。

　　一眼看到《制造路易十四》书名的时候，我先见之明地将其与当下的明星制造业联系在了一起，果然，在封二折页简介上便提到了现代传媒的包装机制。每当演艺界出现一阵喧哗与骚动，不用问就知道，一个新产品即将下线。工业化生产下明星们的经历几乎都由程序代为书写，只要按动一下按钮，于是“轰隆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场”。由于当今演艺界和狗仔队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不断向我们炫耀过于“烂污”的一面，明星一不小心就被演绎成流星和夜莺，而明星们交头接耳的经验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可以肯定，路易十四不是星工场的产品，不论他身上呈现出多少明星气质，在法国历史舞台上，他是当之无愧的伟人；又不论在伟人身上有多少共性和个性，不可复制性却是他们相互之间最大的共性。路易十四和明星们不是一类人，不论什么时候都绝对是“即便天空没有巨响，老子照样闪亮登场”的那种人。

　　路易十四5岁登基、23岁亲政、执政长达72年，创造了波旁王朝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时代，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他企图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实现统治全欧洲的野心；他被宠臣们吹捧为“太阳王”而自己也乐于自诩；亲政以后他没有任用过一个首相，他的政治名言是“我就是我的首相”、“朕即国家”；当政期间，他发动了大小数十场战争，把整个法兰西拖的精疲力竭；他逆历史潮流，废除对宗教和解有利的《南特敕令》、停开具有调和社会矛盾作用的三级会议……从这张履历表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而他另一个特殊本领就是能够充分利用政治上的强势，使文化艺术不仅为专制服务，并且发展了自身，他繁荣了法国的古典文艺，使法国艺术达到了当时欧洲的最高境界，为欧洲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强大基础，经常出没于王宫的是高乃依、莫里哀、拉辛这些文艺巨匠，这对习惯于看到文艺家的艺术生命、乃至生物生命总是凋零于政治高压下的我们不能不感到是个异数，难怪作为晚辈的伏尔泰要带着兴奋而崇敬的笔调写下《路易十四时代》，把这位先帝爷描写的英雄无比，更难怪彼得?伯克这个英国佬要从故纸堆里把他翻将出来，重新回炉制造。

　　制造路易十四的过程正是现代传媒学在古代的运用过程。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使用“传媒学”这种现代术语，只需应用下极具中国特色的“宣传”二字便可高度概括“制造路易十四”的全部涵义。在中国，如果谁居然不知道“宣传”这个词，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其中国人的身份，君不见，上至国家下至街道，无一例外地都设立一个宣传机构，就是个极不起眼的小企业，也会冠冕堂皇地竖一块“宣传科”的招牌，以表示对宣传的重视，倘若具体到某人，我甚至愿意相信其对“宣传”的热爱超过对亲爹亲妈的孝敬，爹娘不过给了一副肉眼凡胎的臭皮囊，一旦拥有了“宣传工具”，立刻就掌握了从人到神的进化密码，只须下达一个指令，所有宣传机器会立刻开动，一切神性特征会源源不断地向其身体上组装，用不了多久，一个金光灿灿、辉煌无比的神人从天而降，不用我等小民在心理上做好诚惶诚恐的准备，就先屁颠屁颠地瞻仰其光辉形象吧。

　　说来需要我们惭愧的是，路易十四早就掌握了宣传的奥义，尽管“宣传”不是路易十四伟大的主要依据，却是他更加伟大的主要依据，他的伟大是他在从事国王这个职业中得到的，而他更加伟大则有“宣传”不可或缺的参合，因为宣传“并非要提供一幅供人识别国王容貌的写真图，亦非要对国王活动作一如实的叙述，其目的正好相反，在于颂扬路易十四，赞美路易十四，换句话说，在于参观者、听众和读者们相信路易十四的伟大。”【1】

　　如同路易十三曾经倚重黎塞留一样，十四在亲政前也十分器重首相马萨林（Mazarin，即马扎然），马萨林自己独断专行，并把这一套教给了路易十四，他不仅对路易十四进行政治培训，还充当艺术赞助人，直接熏陶了年轻的国王。于是，年轻的国王也充当起艺术家角色——他酷爱芭蕾舞，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在1653年上演的、由诗人伊萨克?邦塞拉德设计编导的宫廷芭蕾舞剧《夜之芭蕾》中，15岁的路易十四亲自扮演了剧中的太阳王阿波罗形象，并且由画家将这一形象描摹下来，使他的“太阳王”形象得到了固化，图画中的路易十四年轻英俊，充满朝气。此后国王成为法国艺术的主要资助人，不断地收买艺术家为自己效劳。在法兰西的宫廷舞台上，他还扮演过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国王居鲁士、英雄罗杰，如此等等。

　　既然“太阳王”的身份得到了确定，那就让我们看看路易十四是如何通过宣传手段向全世界源源不断发射自己万丈光芒的。

　　在对路易十四的宣传上竭尽了他所处时代的所有宣传方式，所有宣传机器一哄而上。在视觉方面，出现了绘画、青铜制品、纪念章、石料制品、挂毯等，不常见的蜡笔画、搪瓷制品、木料、赤陶和蜡制品中也时常会出现路易十四的形象，并且通过木版画、蚀刻画、铜版印画和网线铜版印画大量复制“从而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到路易十四，知道关于他的消息”。在这类视觉产品中，他总是非常幸运地与各种神灵为伴，什么胜利女神、荣耀女神、丰饶女神总是及时地伴随他左右，并且经常对这位人间大神的光辉业绩表示惊讶；而象征反叛的巨蟒、象征异端的九头蛇和长着三个脑袋的猛犬则总是被国王轻而易举地制服。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国王不一般，他具有人和神的双重身份。

　　视觉艺术如此，文学艺术当然不会落后，甚至比视觉艺术更加直白和动人。路易十四形象经常通过口头言辞和书面文字进行塑造，如布道、讲话、散文、诗歌、传记等进行传播，此外还通过形象情节和音乐混成一体的多媒体形式来歌颂他的业绩。作家们将他与欧洲著名的统治者尽数作了比较，其结论自然是路易十四比他们都伟大，果然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路易十四——完全可以想象出，如果路易十四时代拥有当下如此现代的宣传手段，简直令人怀疑，当电脑开机时，跳出的不是某个杀毒软件的提示，而是他的光辉形象。

　　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是近现代艺术家乃至全体知识分子决不动摇的信念，长期以来，艺术家们总是在努力和政治划清界限，以示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可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艺术家的思想全然没有这样纯情，倘若他们不打算为尊贵的太阳王做点什么，恐怕不仅意味着穷困潦倒，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1661年马萨林去世，他的政治继承人科尔贝尔——尽管他没有同马萨林一样成为首相，但他却使国王主宰了艺术——他对当时著名评论家让?夏普兰提出要求，夏普兰按照科尔贝尔的要求，于路易十四亲政第二年的1662年写出了一份关于利用文学艺术“为确保国王的事业永放光芒”的长篇宏伟报告，在这个报告指引下的此后十年时间里，法国巴黎先后于 1666年成立了罗马法兰西学院和科学院，于1671年成立了建筑学院，此前，在1661年成立了舞蹈院、1663年改组了成立于1648年的皇家绘画雕塑院，到了1671年将歌剧院改为皇家音乐院。国王通过这些院所，对艺术家们进行犒赏、资助，艺术家们则同样给予国王带来满意的报答，大多数受赏者将国王伟大的名字放在其作品的首页，借此向国王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赞美国王。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收买艺术家怎么都算不上高尚的行径，但总比精神上的控制要具有更多的人道主义色彩，我不知道古往今来的中国艺术家们有几位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即便没有这样待遇，还得乖乖地山呼万岁，磕头谢恩——据说，1957年3月24日就有位大学者心悦诚服、信誓旦旦地在《人民日报》上赞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三月，确乎是春意正浓的时候，结果，春天还没过去，冬天已经来临，正是这篇赞美“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新枝”的歌德文章，居然成为这位大知识分子右派的“罪证”。

　　精神的控制自然是有效的，金钱的收买同样也是有效的，它使路易十四时代的大作品、大艺术家层出不穷，只要我们抬头仰望一下星空，就会发现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拉辛这样的巨星在夜空里不断地闪烁；而低头一下，横卧于地面凡尔赛宫、卢浮宫同样会让我们惊讶地伸一下舌头。

　　艺术家们对国王的宣传可以说不遗余力，不仅赞美国王生活，对国王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也大加赞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路易十四是如何运用宣传获得政治暴利的。

　　在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和对荷战争中，这些艺术家把人类本性中奴颜卑膝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们卖力地发挥着自己的艺术天份、毫无节制地挥霍自己的才华，把所有赞美极其慷慨地奉献给这位太阳王。

　　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是路易十四亲政后的首场大型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西班牙兑现玛丽公主嫁给路易十四时允诺的“嫁妆”。战争开始前，他们大肆进行舆论造势，出版了一批类似《最最虔诚的基督教徒王后拥有继承西班牙王国诸领地的权利》、《法国国王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正当要求》等专门文章，以论证并鼓吹战争的必要性。在战争期间，路易十四安排了两位宫廷画家随行出征，如同战地记者一般描绘、展现战争的场景，战后，不仅举办大型活动庆祝战争的胜利，还以“路易十四给欧洲带来和平”为主题举行最佳画作比赛；建筑家们建造了多处凯旋门迎接国王的归来；诗人语言表达最为煽情，说国王出征获胜神速，令诗人来不及提笔为一次次胜利献诗称颂——说这样话的人正是文学巨匠高乃依。由此可见，厚颜无耻也是人类共有的品德——当这样的品德延续到另外一场战争中就愈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小战役的胜利也会得到无休止的歌颂。这就是对荷战争。

　　对荷战争完全出自路易十四的报复心理，原因是荷兰在法国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中与西班牙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法国。蕞尔小国的胆大妄为激怒了这位太阳王，但是，对荷战争并未取得预期的快速胜利，在法国军队攻进荷兰不久，顽强的荷兰人破堤放水，淹没荷兰全境，迫使路易十四退兵回国，从而使战争延续了7年之久。彼得?伯克不无讽刺地说“提及此事的人可能有点缺心眼”【2】。可是这无法折断法国艺术家们用金钱打造的想象翅膀，仅在跨越莱茵河事件中，艺术家们连同法国媒体几乎进入疯癫状态，当时的《法兰西公报》出版多期特刊，报导各种大小战斗的胜利和事后庆祝盛况，诗人高乃依以国王的口吻宣称要胜过罗马人的业绩，而同样为诗人的夏尔-克洛德?热内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河神惊恐万状的景象……

　　正是艺术家与国王的完美互动，使法国的古典艺术上升到欧洲艺术的最高境界，连惯常不与官方合作拉封丹也在生命的暮年乖乖地向国王低头；而拉辛对国王的赞美连国王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对拉辛说：“你若少颂扬我点，我就会多多赞美你。”【3】——这句话如果放置于当代媒体，又是国王的胸怀广大的一个绝佳证据。那么，拉辛是如何奉承这位太阳王的呢？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认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词，这些音节看作为伟大保护人的光荣服务的工具。”【4】真是肉麻的可以，这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简直就是同一句话。

　　在对国王种种行为的描绘中，造假也是一种手段，1670年前后，一位叫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尔的画家创作了一幅《路易十四视察科学院》的版画，而事实却是国王从来没有视察过科学院。这使我想起一幅中国的著名油画，由画家董希文先生于1952年绘制的油画《开国大典》，表现了1949年开国大典时壮观的历史画面，但据吴继金先生在2006 年第四期《文史春秋》中撰文介绍说，画面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却又根据时代的变迁被多次改动，高岗、刘少奇、林伯渠“根据时代需要”先后从画面中消失，后来同样“根据时代需要”又出现在画面中。而这位“根据时代需要”修改自己画作的董希文先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他的儿子董一沙就亲眼看到父亲被打倒的场景。

　　1678年之后十年是法国相对安静的十年，发生在这期间的大事主要是废除南特敕令，尽管同样会得到来自国内艺术家们的不断歌颂，但同样也导致了法国40万人口的出逃【5】，这里面不乏优秀男女，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路易十四把很大精力都放在自己形象塑造上，起床、就餐、狩猎、散步以及觐见都设置了许多礼节，把国王的生活进行了仪式化，这时，国王繁文缛节的生活已经程式化和戏剧化，“路易十四只要醒着就差不多在台上进行表演”【6】。在国王的授意和艺术家的配合下，路易十四在法国历史上变得越来越伟大，努力向他表达忠心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有许多表忠心的活动根本不是自发的，而是来自官员们的鼓动，但臣民的口是心非则总是专制者们所乐于见到的。

　　随着国王的衰老，对他的描绘也大成问题，因为他不想把自己龙钟的样子表现出来，但他确实老了——不过，这对于画师和艺术家们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也从来没有算过问题，比如，路易十四只有1.6米上下，画家就给他穿上了高跟鞋；他脱发，自己就披上了假发；尽管掉光了牙齿，可随便一幅关于路易十四的肖像上，也没几个人能发现这样的奥秘——对路易十四描绘的真正困难在于，十七世纪末已经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声，对法国已经产生了深度回响，他遇到了两个棘手问题，一个是“现代性”问题，他始终自视为、也被人们看作是超越奥古斯都、超越亚历山大的帝王，那么并不雅观的现代化产物“滑膛枪”能不能用在画面里，对整个绘画结构产生破坏？因为这里暗藏着一个悖论：如果国王是神性的，他就不需要滑膛枪；可他经常依靠先进的武器战胜对手，因此又会削弱他的神性。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既然他已经成为超越奥古斯都和亚历山大的帝王，那么使用滑膛枪也是超越的标志。比较使国王难堪的是，那已经是个“世界摆脱迷信”的时代，国王还能时时刻刻都在画像上与神灵站在一起，或者把自己比附成神吗？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一旦失去神性的庇护，必将迫使他们走下神坛，在统治者们看来，不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可能失去驾驭人民的权力，这是所有专制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其实他们内心里深刻地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神。在国王的暮年，有关他的绘画上，果然神灵越来越少，只是他已无力追究了，真不知是他抛弃了神圣，还是神圣抛弃了他？能够从精神上斩断国王神性的不是别人，是笛卡尔、伽利略、洛克和牛顿这些时代精英们，由他们所开启的知识革命动摇了神性的基础，接着将由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们来动摇专制的基础了——这已经是后话了。

　　红太阳升得再高，也有日薄西山的时候，一个人不论如何伟大，不论可以战胜多少敌人，他唯一不能战胜的是时间，在一帧纪念章上，铭刻着路易十四的座右铭：与众匹敌。可他却无法与时间匹敌，当他衰老之时，他的敌人则强大起来——至少可以与太阳王并驾齐驱了。当时间进入十八世纪的时候，“太阳王”的制造者们也纷纷离世，在路易十四暮年，法国已经没有莫里哀、没有高乃依、也没有拉辛了，他们把太阳王抛弃在自己生命的后面。这时的太阳王已经老了，而且老得是那样落寞和寂寥，以致在他临终前对他的曾孙、国王继承人路易十五说：“我太好战了：不要在这方面学我；我花钱如流水：也不要学我。”【7】只是，路易十五也太不成器，不仅学了，而且学得一点也不像，使自己成为法国历史上千夫所指的荒淫国王。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艺术家不遗余力地赞美路易十四，但舆论一律的奇迹并没有在欧洲发生，他作为一个侵略者，受到被占领国的咒骂是理所当然的，可在国内他也同样遭到了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的责难，不过，路易十四对付这些人是有办法的，因为法国有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一位叫做尼古拉?拉尔梅森的版画家兼出版商的家伙，就因为讽刺、绘制了路易十四及其情妇的漫画而受到这一待遇；另一位叫做图阿尔的人则因为在1707年不识抬举地嚷嚷“国王是个混球儿，是个强盗”而被送上法庭。

　　在当时的欧洲，如路易十四这样自诩为“太阳王”的并非他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他的舅舅兼岳父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philip Ⅳ，即菲力浦四世）不仅被比做“太阳”，而且是“全球之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在担任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期间的标准像是完全模仿路易十四的标准像绘制。此外，瑞典、英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在不同方面都对路易十四进行过模仿——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路易十四的地位，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取得他的成就，这就难怪要被湮没了。

　　使我感到稀奇的是人类对制造太阳的狂热爱好，非但十七世纪的欧洲如此，二十世纪的苏联、中国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在我们邻国天空，高高悬挂着的那颗人造太阳依然栩栩生辉，而大凡被人造太阳普照过的地方，总会出现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稀罕事。如果说十七世纪的造神运动还昭示人类被蒙昧主义的阴影所笼罩，那么从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造神运动只会在蒙昧主义之外增加一份刻毒。于是，彼得?伯克在对两个不同世纪政治人物的宣传进行简单比较之后不无幽默地说：“17世纪的领导人与20世纪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并不是虚情假意与真心实意之间的对比，而是两种虚情假意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对比。” 【8】可见，人类文明的步伐并不步调一致，有些地方不仅步履蹒跚，甚至还在倒退。

　　最后，我对该书做个简单的介绍，此书写于1989年，完成于1991年，1992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史学界的热烈反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由法国人让-皮埃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的四卷本《法国文化史》对此书也有关注，在相关内容中采纳了彼得?伯克的观点。

     附：目录： 

　　本书旁征博引路易十四时期的油画、版画、雕刻、文学、纪念章、戏剧、芭蕾、歌剧等媒体，全面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地呈现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

　　内容简介

　　本书着力于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作者旁征博引当时再现路易十四的媒体——油画、版画、雕刻、文学、纪念章、戏剧、芭蕾、歌剧等，全面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地呈现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透过作者比较文化的精辟观点，读者定能对现今的媒体包装机制有另番解读与省察。

　　作者简介

　　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高级讲师及伊曼纽尔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研究，尤以文艺复兴为最。主要著作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与社会》、《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法国史学革命》和《知识社会史》等。

　　目录

　　路易十四再探——中文版前言

　　平装版序

　　致谢

　　第一章 路易十四研究

　　第二章 宣传

　　第三章 日出

　　第四章 体制的创建

　　第五章 自主

　　第六章 胜利的年代

　　第七章 体制的重建

　　第八章 日落

　　第九章 形象描绘出现危机

　　第十章 反面形象

　　第十一章 受众与反应

　　第十二章 客观地评价路易十四

　　词汇表

　　附录

　　1.路易十四的纪念章

　　2.路易十四肖像研究

　　3.反路易十四著作年表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制造路易十四》，[英]彼得·伯克著，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第一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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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6】 【7】 【8】（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版，第22页，92页，41页，101页，136页，224页

　　【4】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77页。

　　【5】 尽管彼得?伯克说20万法国人出逃，但据张芝联的《法国通史》材料，则说法国人口因此减少了40万，且有相对完整的数据，因此采用40万的数据。 

检视过去的二三十年，你会发现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很奇怪，两派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却有颇一致的观察和由此得出的结论。

在哪个问题上？在中国的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个问题上。二者基本上都认定，中国近来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这个一致可以从最近网上广泛传阅的两份材料上看出来。一份是由一个宣称成立于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谓”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海外媒体说，该宣言不仅在网上传，还被印成传单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发源地）等城市里散发；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他们在吹牛。从网上传的扫描文件上能够辨认出一些关键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词，如果把时间部分掩盖起来，你会以为又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比如”对于这些腐败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我们造反有理。” “对于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力，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我们造反有理。” “对于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腐败透顶，我们造反有理。”火药味十足。

这个文件如果单从政治诉求上看——因为究竟有没有成立”中国毛主义党”我们搞不清楚——放下这个组织存在与否不谈，就它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声讨和造反情绪，在中国倒是经常能够听到的。这种情绪淤积了不是一两年，该宣言生动体现了极左派对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的观察和总结，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官僚特权腐败趋势越来越严重。

我们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极广的那份 《宪章》。这份宪政自由主义的宣言，也照样有很多尖锐的对中国官僚特权腐败的批判。

这两个文件的政治立场和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不一样，但对那一点的观察是一致的。回顾一下，从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网开设专栏以来，读者在本专栏留下了上千条评论。如果把它们按类别来分，最多的也是对于官僚特权腐败的评论。所以，这种一致使得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看待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是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财政——里面的官僚体制。

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我们要站在一个较高的历史立足点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上比较政治学课的时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刚去世的亨廷顿）给我们读的经典文献中有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在我的脑海中都难以磨灭。那个比较政治学的开场白有一句话：”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学者把它译成”科层制度”。我还是用人们熟悉的字眼官僚体系或制度。但是要强调，我这里讲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对把官僚制从初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这样无比复杂的形态作出了最持续和最大的贡献。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我们都知道，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科举制的萌芽，然后代代发展。这个制度在十八世纪又通过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成为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官制的参照源之一。

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该官僚体制在二十世纪只有两个简短时间里受到严重冲击，而这两个严重冲击一方面冲破了平民百姓极端痛恨的官僚专制，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悖论。你看看中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会有稳定，另一方面也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严重腐败和特权。如果痛恨官僚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局面。

二十世纪中国官僚制受到严重打击的两个简短时候，一是世纪初的军阀时代。军阀制度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在中国历史上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带来灾难。

第二个时期就是文革。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不满，既有官僚体系经常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但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共产党官僚体系弊病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告全国人民书”中的措词包含的老百姓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痛恨。如果没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文革的动乱当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讲是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在中国是悲剧性的两难。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所以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邓小平作为书记处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以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为什么邓能够在毛之后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他为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稳定下来。

官僚制度能否“创新”？

问题在于，当一步步恢复官僚体制的时候，最早遇到的老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由于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文革的过程记忆犹新，而那时又是中国在1949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文革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那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后，这个领域里的真正制度创新被束之高阁，官僚特权和腐败于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导出几个结论：第一，官僚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第二，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两难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会管理就会大乱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制约的话，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而它们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促使民众不满、激化社会冲突、导致政治衰败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它们使你想起文革。国内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化。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政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国人民书”，反映的就是这情绪。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给学生的参考书，有一本是研究中国文革的权威 MacFarquhar的《毛泽东的最后一场革命》。我正拿着书走出办公室时，来了一位资深访客，他一直是在中国参与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来出席一个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国际会议。看到我手里的书，他笑了笑说，很难讲文革就是毛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现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他亲身体验了从1976年到现在的整个中国的变迁，感觉是切身和敏锐的。近年来中国社会里，确实看到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间对”党内资产阶级”、对特权和腐败的批评作为旗帜，来不仅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对抗性的政治行为。

如何对付官僚特权与腐败？

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但另一方面我也忧虑的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政治学上的一些教训，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特别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发生过多起由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的干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冲突，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他们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长时期的发展。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在与我们开会时讲，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羡慕印度，为什么？印度没有军人当政，虽然也有腐败，但至少印度的体制使得大部分时候政府还是在推动现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懂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能赶走一个腐败的文官体制，但不可能使国家社会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泽东的办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论，但他确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直到文革初，毛才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问题，所以他才把文革的办法称为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大。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的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是看看中国文革导致了什么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中国社会受到全面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因为大环境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400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尼经济搞垮了。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尼的进步很鼓励人。

所以，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可以把本篇话题聚到一个基本的思路上。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败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拒绝第四种。

读吴思老师的《潜规则》一书时，颇被吴思老师独特的史学观念、别具一格的历史审思视角折服。

但是，当《潜规则》一书在揭露了潜规则的祸害时，却在接受过程中，走向了吴思老师审思历史的反面，这恐怕也让吴思老师大吃一惊。

后来读吴思老师给《硬球》一书写的序言（未能公开发表），知道吴思老师把潜规则一词扩展到“有权力就有潜规则”的境地，我好象突然明白了吴思老师的揭露潜规则却反而让人们心安里得的接受了潜规则的根源。

不错，有权力就有潜规则，甚至更可以推而广之，有规则就有潜规则。问题是不同的制度情景中，规则束缚的各方，在面对潜规则时，有没有得选择？

在吴思老师的笔下，专制制度里，潜规则是以明规则为参照。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制定规则的人是不是想到执行规则的人会玩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值得研究。至少其涉及到谁在制定规则，谁在执行规则。制定规则的人是否把执行规则的人的行为也考虑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乃至制定规则的人有没有私利驱动，这些都不是小问题，当然也不简单。

吴思老师认为，明规则一旦成型，专制制度下潜规则必然横行。何以见得，私利驱动也。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叫权力寻租。这里，制定规则的人，在专制制度里往往高高在上，扮演规则裁判的角色。潜规则里主要是执行规则的人，与被规则执行的人在玩游戏。吴思老师将之命名为局观史学。犹如一盘棋，棋子如何走是规则，两人下棋，一人裁判，明规则或者潜规则都在其中。那么，若裁判公正，有没有潜规则呢？

还是先说裁判不公正。裁判在这里扮演的是执行规则的人，两个下棋者是被规则执行的人。当然，更好的例子是两人打公司。法官就是裁判，原告和被告就是两个下棋的人。现在红方或者说原告，私下里与裁判达成协议，若判原告赢，则裁判得多少好处，所谓“黑漆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说是中国古人对潜规则的最通俗注解。

试想一下，一旦这种局面形成，被告输定了是一种符合情理的推测。除非裁判“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就看执行规则的人如何在“局限下取利”了。这里的局限显然有两个要素，一是裁判违规（潜规则当然是一种违规）的机会成本多大，二是原告被告的局限下的利益。三方博弈，都是局限下利益最大化，“局限”当然是一个不能放过的设定。这里面的计算很复杂吗？肯定很复杂，但对于局中人来说，则是很简单。经验与胆识代替了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家的繁琐的数学公式。

这是裁判不公正情况下的潜规则的简述。这个案例还可以衍变为执行规则的人与被执行规则的人直接游戏，亦即裁判身兼二职，即是原告又是裁判。推理同上。现在也说说裁判公正情况下，有没有潜规则。这事实上涉及到原、被告两方的潜规则。最典型的案例能想到的是足球比赛，若两方队员在比赛的同时又同时参与了局外的一场赌博，他们当然可以在公正的裁判下玩他们自己定的规则（我们这里的足球队有过这样的事吗？好象有过报道，记不清了，反正只是假设，就不去求证了）。这种情况最值得研究的例子大概是比赛双方都有代理人的情况下，委托代理利益怎样操作成最大化的问题。

但我不同意吴思老师的地方在于：有权力就有潜规则，没有能够揭露出专制制度下的权力潜规则与立宪民主制度下的权力潜规则的不同。说简单点，在专制制度下，通常规则执行者在设租后，被规则执行者没有选择，只能按执行规则的人设下的潜规则来玩。吴思老师的《潜规则》一书讲了很多真实的中国历史中的案例。你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按他的潜规则玩，但结局往往是更惨。所以说是没有选择，或者说是按潜规则玩居然是最好的选择。何以如此，吴思老师的《潜规则》一书讲得很清楚。

但立宪民主制度下，规则执行者若要与被规则执行者玩潜规则，被规则执行者，有选择。可以进行局限下利益选择，也可以进行道德选择。这里只说利益选择，即假如规则执行者立下的潜规则对局中人都不利，那么，博弈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接受这个潜规则，而将之诉诸于更高级别的规则执行者，甚至诉诸于规则制定者，比如在美国经常出现的打宪法官司。当然，如果这规则执行人居然可以玩出一个局中人和规则执行人都能获利的潜规则的话，那么这条规则将被修改则是意料中的事。

总之，吴思老师的《潜规则》一书，由于没有更深入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揭露专制制度下潜规则横行的原理——被规则执行者根本上没有选择——最终使得原本是揭露潜规则罪恶书，却走向其反面，助长了潜规则被理性接受的程度。再说清楚些：规则制定了，捍卫规则的规则有没有同时制定，而如何捍卫规则才能制止潜规则呢？这些都是可以显现专制制度与立宪制度的优劣的吧。

这同样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为什么明明是一种罪恶被揭露，却反而是罪恶在社会上被更多的人从其自以为理性的角度，得到了更好的接受。

但毕竟有人不接受了。杨佳不接受了。

今天无意中看到网络上正在热议要给老百姓发钱，至少也有几百元人民币，也有的算了一下，每人可以得一千大元，还有一位专家更牛，说干脆拿外汇储备出来，给每个中国人发它几千一万元，刺激消费、发展经济、和谐社会，皆大欢喜。

我看到这里就坐不住了，急忙伸手摸屁股口袋里的中国公民身分证，谢天谢地，平时一直觉得没有什么用处，这次终于要派上用场了，现在只等公布领钱的地点，我就去连夜排队。于是乎，一边气定神闲地闭目养神，一边盘算着如何折腾掉这些飞来的横财。

不过脑袋瓜转了几圈后，忧国忧民之心又膨胀了，不觉猛然惊醒，发现发钱的主意实在很馊。这些钱发给老百姓，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消费掉，所以，很可能造成一边是国家从银行里提钱发给穷人，另外一边穷人排队再把钱存进银行，折腾了一圈，这些钱还是回到政府和富人手里，消费没有刺激起来，银行的腐败案继续飚升。

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可能性，由于把国库的钱拿出来发了，结果一夜之间，除了钱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涨价了。于是发钱的那些人就就继续印刷钞票，后果显而易见：那些拿了一点钱的穷人们不但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原来辛辛苦苦存的那点棺材本也被通货膨胀了。

至于说到富人和一些人民的公仆，你发不发几百、一千块钱，人家照样消费。更何况，你不发这些钱，钱还不是在人家手里。开发票公款消费，感觉好极了。我最近有个理论，为啥消费萎缩了？就是你老百姓在网络上监督犀利了，搞得公款出国、单位买豪华公车、公仆戴名牌手表抽昂贵香烟都受到监督，还怎么鼓励人家消费呢？

还有一点让我紧张的是竟然有人要动用外汇储备，那些可是存在国外的美金啊，嗯，你知道吗，一旦到了某一天，人民的币不值钱的时候，那可是救国救民于水火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被你们这些败家子拿出来分掉，嗯？

用这种方式发钱鼓励民众消费还要考虑另外一大隐患，那就是据说在中国，咱民众素质低，虽然生活没有人帮你，但你的思想绝对不能也不应该自理。你发钱给他，他乱花了，结果几百几千块很快花光了，消费习惯养成了，到时，你却没有钱发了，咋办？你还想和谐吗？

还有一点，别怪我罗嗦，也要提一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才发现，中华民族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普世价值观”除了尊老爱幼和艰苦朴素之外，几乎都被破坏殆尽。你现在为了拯救眼前一时的经济低迷，就高调主张、号召和鼓励消费与花钱——哥们，你悠着点吧，别把咱老百姓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也给断送了，那就千古罪人了，知道不？

可是，我又有些矛盾，虽然不愿意这些钱都发下来被吃掉玩掉或者原封不动地送回他们的银行供他们贪污腐败包二奶，但又觉得那些钱放在国库更不靠谱。于是，结合我春节后正在苦心孤诣、夜以继日炮制的两篇论文（包括一篇探索互联网和中国前途的《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如，给每一个中国人发一台电脑，发一台能上网、低成本的笔记本电脑？

各位，我从来不喝酒，也没有醉，如果你稍安勿躁的话，我给你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美国机场转机

这次到美国感受黑小子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气氛，从费城到北卡，从旧金山到华盛顿，飞来飞去，在丹佛、旧金山、洛杉矶等多个机场转过机，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感受最深的是在等飞机的时候，登机口前上百个旅客，除了几位老人和一些海外游客之外，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笔记本电脑，离开起飞只有半个小时了，可是一看，地上，凳子上，到处都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的美国人。

那场景真雷到我了，我以前真没有想到美国人使用笔记本上网已经到了如此习以为常的程度。我想照一张照片留下证据，但不好意思，结果就照了这一张，也可以看出登机口的人不是看书就在上网。

 

我也打开笔记本电脑，一搜索，找到了十几个无线上网连接服务，用信用卡付了几美元，可以无线上网了……

第二个故事：一位我记不起名字但永远不会忘记的慈善家

美国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和随处上网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就在我到美国前，我已经知道中国的上网人数达到3个亿，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数了。美国人上网成为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我亲眼看到朋友转机时打开电脑，敲了几下，就改变了航班。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大一部分是在电脑上进行的。

虽然中国人上网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但电脑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用处则完全不同。而且我知道，中国的上网人数是有水分的，很多久久去一次网吧也被计算进去了。美国不同，大概上网的人都有一台电脑，而且，由于有些人家里有一台，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办公室还有一台“公家的”，平均算下来，可能美国人不止一人一台电脑。这一点中国还远远做不到。

想起几年前从新闻上看到的一位美国慈善家，他发起了“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全球性慈善计划，主要针对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地区的学校孩子。这位慈善家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他要做的事却一直深留我心。他的计划是以低成本批量生产笔记本电脑，运到第三世界的中小学校，给每个孩子一台。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一台能够上网的标准配置的笔记本电脑的成本竟然不到两百美元（相当于一千多元人民币）。这位慈善家的计划后来据说遭到一些国际电脑公司利益集团的刁难而失败（如果他的计划实现了，其他的所有公司的昂贵笔记本就没有人会买了）。

介绍那个慈善家的一些电视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在孟加拉一个偏僻的小学，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兴奋地坐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前，电脑屏幕上传来的是万里之外——也是相隔了大约几百年的文明世界的画面：纽约、上海的高楼大厦，城市孩子的欢声笑语也不时传来，以及一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老师通过电脑和学生们对话……

从那些孩子脸上的表情，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部能够上网的便宜电脑不但压缩了空间，也缩短了时间，它将比慈善家们送来的面包和衣服甚至校舍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跳跃式地进入到现代文明之中……

第三个故事：奥巴马让我对美国的民主产生了怀疑！

说电脑太乏味了，我汇报一下这次到美国感受第一个黑人总统就职气氛的感受吧——实在太浓了，我说的是民主气氛。我敢断定，那段时间，应该是美国民主气氛达到了顶峰的时候。大家知道，就在奥巴马当选后，我写了一篇很多读者喜欢的文章《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的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我对美国民主的成就极尽赞美之能事。

看到美国人脸上的那些表情，我知道我并没有夸张。我看到昔日奴隶的后代登上演讲台时，那么多的人——黑人、白人和棕色的人，流泪满面……他们为什么那么激动呢？难道这不是美国民主的必然结果？难道——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我脑袋里当场跳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真是无与伦比的吗？

随即，我又弱弱地问了一句，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或者是最不坏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在230年前就设立了（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宪法一直没有修订），却要等到一百年后才废黜奴隶制？为什么在45年前黑人不但无法参选总统，甚至被剥夺了投票权？为什么一直要等到230年后的今天才迟迟实现了“人人生而平等”？而从每一个人脸上的眼泪又分明地让我看到，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定是经过了很多艰难和险阻的。

那么，230年前成立的那个民主制度，为什么走了两百多年才走到今天的高度？

第四个故事：民主小贩杨恒均发生了信仰危机

在我即将推出的两篇论文里，对此有详细的探讨。这里简单提一下。民主制度出现于2500年前的希腊城邦，但那个制度出现后的两千多年里，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少优越性，且不说当时世界上很多生活其中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对民主制度多有抱怨和指责，就拿有民主传统的西方和中国比，也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到1820年前的历史就真因为缺乏民主而成了“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至少在这个年份前，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GDP在1820年前一直世界各国不相上下，甚至还高一点）。

可是，这同一个民主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却突飞猛进，逐渐显示出了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啥呢？

我认为，这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分不开，民主成为好东西的时间正好和科技进步相吻合，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科技的进步，让人类的人性和良知开始苏醒，让民众的公民意识开始普遍形成。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人在230年前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白人们不认为黑人是平等的，连黑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平等的，于是乎，这个民主制度就这么继续前进。直到有一天，民众——黑人和白人，还有黄色人、棕色人，他们逐渐觉醒过来，这个时候，同样一个民主制度才逐渐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里篇幅太短，说不清楚，再说下去，可能就会让人误会我是“素质论”者，误会了。我是想说，在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民主制度的主体——“人”的觉醒，素质的提高，再好的制度，他们也没有经济能力去享受，没有时间去投票，没有能力去决定。所以，我们看到2500年前的希腊城邦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上千个贵族和有闲人士在广场上决定全体希腊人的民运而以，所以我们看到230年前那个让我们激动的美国民主，一开始有投票权的也只是占总成年人口的少数族群：白皮肤的男人。

第五个故事：我们难道要从头走过2500年？

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深深误会我。因为我上面提到的正好和某些人的理论类似，也正是被世界上很多非民主制度国家的利益集团用来抵制世界潮流的借口：哎呀，XX国民的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XX国家人口太多，无法投票；XX国民教育程度不高，和外界接触都没有，如何知道管理自己？

我不想陷入素质论，但从世界上民主制度的发展来看，我们不应该否定，即便在西方，即便在这个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扎根了2500年的土壤上，这个制度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开始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这之前，与非民主制度相比，民主制度还是比较优越的，只是对比没有那么明显而已），而这个时间正是世界GDP曲线突然上扬，以及科技发展开始腾飞的时候，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让民众不再闭塞，言论自由能够表达，媒体也从纸媒发展到收音机和电视机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些事实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知道，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是渐进式发展的话，那我们就陷入了永远无法起步的困境。难道要让亚洲和非洲一些新兴的国家退回到230年前的美国，然后开始起步吗？当然不是，美国这种民主制度是原生的民主，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探索，而后来的民主制度国家的包括日本和韩国、泰国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比较高。

问题是，即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还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民主的主体是“民”，如果“民”因为各种原因（自身和被外界强加的、或者被愚弄的）并没有准备好，甚至根本不想当家作主，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个问题也是我论文里详细讨论的，今天讲这个就太乏味了。让我们再回到开心的事——对了，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在讨论给国民发钱，有人说一人发一千元人民币，我则建议给所有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对的，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六个故事：过去十年，我们在互联网上走了多远？

说起电脑，我就兴奋。这次奥巴马当选是得力于电脑和互联网滴。很多以前对大选不感兴趣，也绝对不会出现在投票站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异军突起。结果让那位在现实世界叱咤风云，在互联网上却连电子邮件都不会用的老兵麦凯恩昏头转向，最后输得都找不到北了。

引起我注意的是，历史上民主制度变得越来越好是因为上个世纪的科技大发展，而今天把奥巴马推上总统宝座也同时把美国的民主推到一个崭新高度的竟然也是高科技——互联网。

让我如何不想起互联网就兴奋？让我如何不联想到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让我如何不想起过去十年，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就在这样想来想之中，不知不觉地找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中国网民过去十年在互联网上走过的路竟然与民主制度在在历史上2500年里走过的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甚至吻合。

莫非上天特别眷顾中国？就在我们被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互联网出来了，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世界，我们和过去，我们和未来的距离？

互联网从十年前出现在中国时只有几万名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这类精英在上面讨论问题，到今天达到3亿网民，可以说走过了希腊广场上几百人到少部分人参入发表意见、参政议政的漫长历史。

记得去年有个专家说，中国的网民不能代表民意，因为农民不上网，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他不应该忘记，世界历史上最不坏的民主制度出现后的几千年时间里，在推进、完善和享受这种制度的，都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而且由于经济和科技不发达，这个数字增长很缓慢。而中国的网民的人数则每年都在急剧上升。

互联网的历史和民主制度演变的历史当然不能等同，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然而，在中国人的面前，连接未来最直接的正是互联网。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过你花几块钱的上网费就可以去发表意见，就可以去发表文章的事？而且，从2008年的一系列情况看，无论从胡哥还是宝宝这些最高领导人，还是从政府部门，网民的参政议政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回应，有些反应之快（例如处理人肉搜索出来的腐败官员），是我在西方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很少见到过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么珍惜和深思？

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有赖于我们客观的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走了多远。而我们在互联网上能够走多远，以及是否能够走进现实，或者把现实带进互联网里，则有赖于我们国家电脑和网络的普及程度，以及每一个中国公民使用电脑的熟练程度。

第七个故事：发电脑不但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能解决其他危机

如果我们真要发现金给中国民众促进消费，克服经济危机，我认为拿其中部分的钱制造廉价的笔记本电脑，争取每人发一部（婴儿和太老的怎么也无法使用电脑的同志就算啦），则是非常可行的。这样做，不但可以拉动中国的电脑制造业，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拉动电信和宽带等各项通信和多媒体的发展。

在发放电脑的时候，立即建立覆盖全国的无线上网业务。有了网络，全国民众都能够在电脑上接受教育和资信。发电脑取代发现金，我们分明的感觉到，电脑不但是物质的，而且更是精神的。

电脑带来的精神消费不但会解决经济危机，还会解决教育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

几年前，当我看到美国那位慈善家在孟加拉小学教小学生用电脑时，我就想，如果我有很多钱了，一定开工厂制造这样的电脑，送给中国乡村的学生。那样他们虽在交通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却可以通过屏幕接受最好的教育，从电脑上学到现代化的知识，听最好的老师讲课，一个相对开放的互联网平台，让这些注定要在相对落后和贫穷中度过一辈子的孩子有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机会。

这个故事不是天方夜谭。科技的发展，电脑成本的降低，这一切其实非常容易实现。只是，那些利益集团的孩子们都不在乡下偏远的地方读书而已！只是，还有一部分顽固不化的人，始终人为民众就是喂饱就行了，阻止他们在精神上自理。

当中国人都有了电脑的时候，我们将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电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到那时，只要识字的人，哪怕是农民，都可以上网冲浪，他们可以阅读当地买不到的报纸上的新闻，可以直接和省里的领导聊天，反应当地村里的村长又干了了什么不民主的事儿……电脑将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大学，中国人将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西方人使用了上千年时间走过来的启蒙和人性的觉醒！

而且，不知道你想到没有，最伟大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就可以使用上网实名制（反正你得用身份证才能领到一人一部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手里的电脑直接参政议政，甚至投票！

各位，我没有喝酒，只是有点晕乎乎的——请让我把话说完，再把我赶出去。请问，大家一直在说民主和投票，但你是否知道，从希腊民主到今天的美国民主，投票率虽然从非常低到现在的比较高，但却始终没有实现民主贤哲们幻想的那种全民的民主？那些穷苦的人包括后来有了投票权的黑人，为了生后，根本没有时间去投票站投票。就拿现在的我所熟悉的美国、澳洲民主来说，投票率也并不高（澳洲使用罚款的方式强迫公民投票），而且，很多人已经断言：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谓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在国家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发出声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言之过早了，你忘记了科技的进步会改变一切吗？你忘记了一个叫杨恒均的民主小贩坐在一部破电脑前突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快捷的民主教育和最彻底的民主方式？

电脑不但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不但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不但可以让我们通过开放的网络逐渐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而且，在电脑这个虚拟的空间实行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立即波及现实世界（不会破坏现实的“和谐”）。

而当我们在虚拟的空间锻炼了一段时间，当我们自信到打破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后，中国——这个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将向世界证明，我们后来居上，在一次经济危机中实行了每人发一部电脑的办法，使得我们有条件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全面彻底的民主——如果你高兴，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吧，反正，只要不把后面的“民主”两个字删除掉，其他的事，嘿嘿，我们就不争了，为啥？你忘了，我们有13亿人，而且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你就别代表人家了，他们都会轻敲键盘，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以及他们怎么做……

第八个故事：陶醉

我没有喝酒，但我醉了！

杨恒均2009/2/12 广州

作者：谢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干部“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这一段时间对一些官员的问责，让人们对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从这些官员平时的言论和被问责后的结局判断，他们平时基本不学习现代知识，更不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不理解中央高层执政理念，一句话，还是宁左勿右。比如石家庄公开承认，曾接到三鹿报告，要政府协调管制媒体，对这样无知的要求，政府应当立即驳回才是现代政府的行事逻辑，可石家庄政府没有这样做。

这些年来，凡被问责的官员，在判断事实和理解中央决策方面，都存在巨大失误，在他们去职之前，他们所有的行政能力和判断事实的基本逻辑，没有让老百姓赞赏的。中国从古以来都讲官员的责任，帝制时代，虽然朝廷对地方事务并没有太多干涉，但凡出大事，特别是引起民乱一类的事，官员鲜有不去职的，去职是朝廷安抚民意的一个主要办法，但去职的官员却并不因谪贬而失去他们在百姓间的声望，何以如此？因为老百姓不会把官员的去职和他平时的政声做简单联系。而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凡官员去职，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某些政府官员，平时没有养成为百姓负责的理想，只为自己的椅子考虑，而且一般表现出来的是无知和自负。山西襄汾垮坝事件，我们从事件一开始，就会发现当地某些政府官员的智商出了问题。那样的事件，凡到现场的人，就是三岁的孩子也不会得出一死一伤这样低级的结论。事件初期定性为暴雨引发，可人们要问有暴雨还会赶集吗？这样的谎言，连鬼都哄不了，可它就登在了报上，去职的市长还说死伤不会超过70人等等，有人在网上质疑事件死亡和失踪人数，当地政府新闻发言人还以辩解的口吻玩文字游戏。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事件发生前，哪一件没有预兆？把事后的结果和预兆联系起来判断。预兆哪一件是谣言？

不要把被问责的官员都看成是高层政策变化的牺牲品，官员自身也要反省。非典时期，民间舆论早已把事实说得一清二楚，负责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有创新精神？正视现实，尊重舆论，一味按官场逻辑行事，宁“左”勿右，结果可想而知。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官员不惜以去职要求高层尊重民意，以保护生命为最高追求，他就是再早一点离开，也会青史留名，但现在不是这样，因为不敢创新，循规蹈矩，宁左勿右。

为官的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敢作敢为是现代官员的基本素养，每临大事，要先想到人民，先想到国家，尊重事实，开放舆论。我们是为人民做事的，还怕人民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吗？

中央电视台新址配楼“电视文化中心”2月9日晚起火

2009年2月9日元宵节，璀灿的焰花点燃了”大裤衩”(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戏称)旁的北配楼，即还未投入使用的北京最高楼——电视文化中心。大火造成大楼严重毁损，并导致消防员一人殉职六人受伤。

大火烧出了傲慢

北京市消防局新闻发言人披露，火灾系业主单位不听治安民警劝阻，执意违法燃放烟花造成的。电视文化中心的业主是中央电视台，央视雇用了湖南某烟花公司，擅自在失火大楼西南角空地燃放了数百枚本来必须经过北京市政府批准的A类礼花弹。可见央视之牛：不服管，不差钱，放了个几十亿的大焰火！

电视文化中心的熊熊大火，引来许多网站和境外媒体进行实况直播和报道，而央视却视而不见，播报着歌舞升平，播报着澳大利亚的火灾。央视的确牛，火烧屁股也不为所动！

大火的第二天下午，央视向公众道歉，却没有就自己的违规违法道歉；晚上，央视”新闻1+1″栏目，主持人针对贵州德江县的”炸龙”民俗和西班牙的奔牛节，空谈政府管理和民俗的关系，侈谈”一禁不了之”，使人感叹虚伪竟然可以到如此大言不惭的地步。

傲慢背后是垄断

央视的牛，表现为一种傲慢；而这种傲慢的背后是利益集团的垄断。央视不仅垄断了意识形态，还垄断了文化产业。

央视春晚是中国传统春节大年三十的精神的大餐，然而，再好的大餐，连吃25年也会腻的。更何况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差异性大，自然众口难调，央视春晚已难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为打破央视春晚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前些年，耳闻湖南卫视要与央视打擂台，PK春晚，但无疾而终。今年老孟导演”山寨春晚”，想搞点新意思，十月怀胎，一朝夭折。”山寨春晚”遭到了打压和封杀。

老孟透露，在春节前后，只要标题中有”山寨春晚”四个字的视频内容都无法上传至视频网站。大陆最著名的土豆、优酷、酷6、我乐等几家视频网站，无法查到山寨春晚的节目。在优酷网上，”山寨春晚”四个字甚至成了”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几个与山寨春晚进行合作直播的地方电视台和网站都接到了神秘的”有关部门”通知，停止了合作。最终，”山寨春晚”只能在境外的澳亚卫视上播出。

我看过”山寨春晚”，认为其艺术水平确实不高。都是些自娱自乐的节目，大概是县剧团的水平，根本构不成对央视的威胁。然而，老孟和”山寨春晚”的参与者以及众多观众，代表了一股新兴的力量、竞争的力量、反垄断的力量。

“山寨春晚”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是打破央视对春晚垄断的一小步，是打破中国文化专制的一大步。好比30年前乡镇企业的破土，打破了中国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再过30年，如果中国的文化产业也会象今天的商品经济一样发达，”山寨春晚”是个里程碑，功不可没。

同样是国家垄断，为产生有限度的竞争，石油化工业可出现中石化、中海油、中石油并存，电讯业可实行联通、中国电信、中移动共生，为何电视媒体仍是央视一家独大？别说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连保持艺术水平都难。如果中国每个省的电视台都能办自己的春晚，何愁不迎来文化产业繁花似锦的春天。

垄断靠权力支撑

央视对法律的傲慢还表现在其台标违法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4条规定，广播、电影、电视，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中央电视台使用英文字母CCTV作为台标，显然违反了中国法律。当中国教育电视台得知英文台标违法后，立即修改了台标。央视却无动于衷，理由是中央电视台的台标已经延用了数十年，非常珍贵，不可能轻易更改。若要更改，必须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换句话，又在寻找权力的庇护。

元宵节的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央视的北配楼，暴露出央视的傲慢，更造成国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央视台长理应引咎下台。

央视傲慢和垄断的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支撑。如果让这个靠权力和垄断生存的怪兽继续在俊男靓女轻歌曼舞的掩护下傲慢下去，不知还要吞噬多少社会财富。

冰岛意为”冰冻的陆地”，然而却是海洋火山的爆发创造了这块土地，也带给冰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温泉和地热资源，所以叫她”冰火岛”，也许更贴切些。飞机在雷克雅末克着陆，来接待我们的地陪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冰岛新移民，姓陈，曾是国家队游泳运动员，以技术移民加入冰岛籍已经八年了。

丰富的地热

雷克雅未克——世界最北的透明之都，小陈告诉我们，冰岛语的意思是”冒烟的城市”.这是因为其丰富地热资源，处处温泉蒸腾着水汽，远远望去，使人误以为是浓浓的烟雾。而事实上，由于温泉之恩惠，这里没有煤烟的困扰，冰岛人因地制宜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地热供热系统，地热为城市的经济和生活提供了足够的能源，人们在这里看不到其它城市常见的锅炉和烟囱，终年天空蔚蓝、市容清洁无比，这座”冒烟的城市”恰恰又是世界上最乾净的”无烟城市”.雷市没有摩天大楼，主要建筑如议会大厅、政府大楼，沿市中心风景秀丽的特约宁湖而建，城市内的住房都小巧玲珑，涂成红红绿绿的颜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斑斓、色彩纷呈。一路上我们看到每当朝阳初升或夕阳西下时，迎面的山峰便现出娇艳的紫色，海水变成深蓝色，使人如同置身于美丽的画中。

冰岛饮用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乾净的，都是没有污染的地下矿泉水。据说美国有一个水研究组织为检验冰岛水的洁净度，实地来检验，结果使他们大吃一惊，水中居然一点杂质都没有，检验人员甚至怀疑是仪器出了问题。

由于丰富的地热资源，冰岛到处都建有游泳池，其特点是露天和使用地热温泉，水温四季都保持在29度左右。当地人喜欢露天游泳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大多数冰岛人出生没几个月，就被父母带到温泉去，学校里游泳更是必修课。许多游客都喜欢看冰岛人在冰雪覆盖的室外游泳池里嬉水，而自己却不敢下水，以为下水肯定会冻得浑身发抖。不过，如果你来到郎达鲁游泳池，马上就会改变了看法，只见整个游泳池笼罩在茫茫的雾气中，一字排开了五个大浴池，水上乐园、水上篮球、泡泡浴、桑拿浴，温度从29度到40度不等。露天游泳池是冰岛最热门的社交场所，人们脱去了正装身着泳衣，没有职业和身份的区别，还原了本色，无论谈正事还是聊天，每个人心态都很放松，情感也变得容易沟通。在郎达鲁花三美元就可随意享受各种服务项目，我在导游的指点下，先在温泉的浴池泡了十五分钟，出来冷却一下，再进一个水温热些的泡十分钟，出来再冷却，然后再在一个更热的浴池中泡五分钟，缓步出来，到游泳池里慢慢地游五百米，出来到室内再蒸个桑拿浴，人顿时浑身舒畅、飘飘欲仙，所有的烦恼和不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听说当地人就是经常这样来享受的。

冰岛很少树木，一路上放眼四周都是黝黑的火山岩，应该长树的地方只剩苔藓可存活。但这并不是冰岛的全部，其实在这个地貌独特的岛国上，可以看到许多在地球其它地方难得一见的景色。从雷市向东南驱车一小时就可到达冰岛著名的地热温泉——蓝湖，它是到冰岛的必游之地。这是世界上最大最独特的温泉湖湾，碧蓝如温玉的湖水，映衬着周边黝黑的火山以及云雾缭绕的地热水蒸汽。蓝湖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一是露天的温泉，由于地热发达，即使在雪花飘飞的季节，游客仍可以泡在暖融融的水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赐予。二是温泉泥，由于冰岛是多火山国家，而蓝湖正是位于一座死火山上，地层内、有益的矿物质沉淀在湖底，白色的湖底是二氧化硅，湖水和水里生长的藻类都呈宝石蓝的颜色。水性好或运气好的人，在挖到白颜色的泥时，会欢呼不已，因为这种泥，能滋润你的肌肤，同时增进身体健康的功效也不错。水里的矿物质对皮肤病有特殊疗效，对牛皮癣这样的疑难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因此不少外国旅游者经常利用途经雷市转机的几小时空闲，专程坐车到蓝湖去泡温泉，用白色的二氧化碳泥在身上揉搓，会将那旅途劳顿一扫而光。

蓝湖的形成十分特别，海水流经地下高热火山溶岩而吸收了大量热量，人们便用这大规模自然热交换中摄取的热能来发电。在这一过程中，海水会产生许多化学与矿物结晶体，这些结晶体已被冰岛医学家证明能用来舒解精神压力和具有某种疗效，许多人都会泡在浅蓝色温泉中。我是个游泳爱好者，又是上海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冠军，在冰岛的泳池里正是大显身手之地，我在蓝湖里像条鱼，一个多小时畅游后别人怕水热都纷纷逃了上去，而我却其乐无穷，在蓝湖温泉里尽情地嬉水畅游，团员们看了都羡慕我功夫了得。我发觉靠近更衣室下水处水温约30度，愈靠近发电厂水温愈高，水愈深，沿着沙地缓缓下去，以避免撞到忽然出现的溶岩。我一次次潜入湖底捞白色松软的自然沉淀泥，给朋友涂在身上，自己沐浴其中，心旷神怡。听导游说：如能遇到漫天飞雪，融雪的清凉与湖水的温润，俨然是两个世界的融合。

“间歇喷泉”是冰岛之游又一重要的行程，位于冰岛西南部奥德恩斯的居民点附近，这个地区是一个大喷泉区，到处冒出灼热的泉水，热气弥漫如烟如雾。大间歇喷泉即以世界最著名的盖锡尔喷泉为主，中央的泉眼”洞穴”直径有十几厘米，周边水温高达百度以上。每次喷发之际，只听洞穴内隆隆作响，渐渐地响声越来越大，沸水随之升涌，冲出洞口水柱高达二十米，每隔八分钟连续喷射两次。我们离开间歇喷泉区，汽车一路沿着一条大峡谷向高坡开去，到尽头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悬崖绝壁边，下面是峡谷的瀑布，水声轰鸣，峡谷上空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金光，成群的飞鸟盘旋，面对此情此景，真让人心情荡漾。

“共产主义”社会

八年前，导游小陈在欧洲游荡了一大圈，最后选择冰岛留了下来。她开始当游泳教练，这几年北欧旅游业兴旺，于是改行做了导游。我们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么一块远离大陆的小岛，而不去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而且现在国内改革开放，发展情况也不错，为何一定要移民？她不无幽默并充满自豪地说：”我放弃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择了冰岛特色的’共产主义’.”从她的介绍中，我们对冰岛、对欧洲人的福利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欧洲的福利体系大体有四种：第一类是英国类型，是根据社会的需要，保障那些生活贫穷的人；第二类是德国类型，主要针对那些劳动工人，使他们享有失业救济和养老金；第三类是南欧型，以家庭为单位，按照家庭的收入多少，享有不同的福利；第四类是北欧型，讲究平均分配，社会福利不论男女，任何公民平等。小陈告诉我们：”我之所以选择北欧，选择冰岛，是因为这里太清静、太清洁，无一点污染，甚至连水果、蔬菜不用冲洗都可以吃。冰岛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吃光用光从不积钱，充分享受人生，真正是个太平和谐的社会，是我梦想成真的共产主义社会。冰岛是个长寿之国，平均年龄女人81岁、男人76岁，长寿秘诀是：良好的医疗条件、以海产品为食，洁净的生活环境和经常在温泉水中游泳。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一条，温泉游泳能使冰岛人保持健美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小陈说，过去在国家队落下严重关节炎，自从生活在冰岛后，地热火使我逐渐消除了这毛病。我像冰岛人一样常年游泳，每次游完觉得一身轻。冰岛人很少有关节炎、哮喘慢性病、皮肤病，都跟温泉游泳的习惯有关。”冰岛全国只有26万人口，人均居住面积列世界第一，人均住房面积达四十多平方米。在冰岛，满山遍野都是小别墅，政府给每个冰岛人提供建造度假小别墅的土地，造价大约10万人民币，主人只在周末住上二天，平时都在二个主要的港口城市生活。听说有些小别墅的门没有上锁，游客可以随便借用，但要自觉，不要损坏室内东西，用掉主人东西需写条说明或付上一些钱，离开时打扫乾净。记得我们第一天住在冰岛的旅馆时，房门中间是块玻璃，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打碎，伸手进来把门打开，而一楼的窗户上也没有安装防盗设备，窗外就是大街，我们实在不放心，就去找导游。她笑眯眯地说：”放心，很安全。”晚上她带我们逛街时，指给我们看，大街不少商店都没有我们国内的那种金属卷帘门和铁栏杆，深夜商店里还亮着灯，里面商品一目了然。我们都奇怪冰岛没有小偷，陈导游告诉我们：她在冰岛已生活这么多年，还从没有碰到偷窃之类的事情。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真可谓太平世界，令人羡慕。

冰岛和北欧四国一样，国家的法律制度平等而理性，没有大的贫富差别，国家实行高福利、高收入、高消费政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冰岛人均收入早在2000年就已达3万多美元，每两个冰岛人拥有一部汽车。如果失业，每月可以领到约合11000元人民币的失业金，每个人一生可以领到1300个工作日的失业金，老年人每月养老金8000元人民币。教育、医疗是全免费的，冰岛实行十年制义务免费教育，高中和大学学生也免缴学费，但需付书本费。如有重病、疑难杂症在冰岛治不好，可以联系到美国开刀治疗，家属陪同一人，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妇女生育，政府补贴7个月生活费，每月1000欧元（10000元人民币），小孩一岁就开始领取牛奶费每月2000人民币。冰岛到处有取之不尽的淡水和无穷无尽的地热，冷水不用付费，冬天暖气电热也不用付费。小陈说：冰岛的高福利使我无忧无虑，养成我追求享受，敢花钱的习惯。这里老少男女都敢花钱，没钱借着也敢花。在中国我不敢花钱的理由是不富裕，钱除了平常过日子，更重要的就是救急，平时拼命节省蓄钱，就是为房子、为结婚、防看病吃药、为子女受好的教育，真到有急事或要命时，才敢动用。到这里以后，我的花钱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

北欧冬天长，到了斯堪的娜维亚半岛，就会知道这里太阳也会睡懒觉，日照时间短，所以冰岛人特别喜欢晒太阳。每年夏天出国度假回来的人们，总要比谁的皮肤晒得黑。小陈说，在这里工作是一种乐趣，现在她选择搞旅游，夏季是她的工作期，到了冬天工作结束后，她不是出国满世界旅游，就是回北京休假。在这样的国度里，一个人挣了钱，只剩下两件事可做，买房、买车，其它的你不用操心，有钱你就尽管花，有脚力，可以全世界跑。生活得十分潇洒开心，无忧无虑，真正像到了共产主义阶段。26万的冰岛人养了9万匹马，它们既不是作为食品，也不是作为商品买卖，更不当交通工具，而仅仅被当作宠物豢养。她还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现在冰岛时兴斯德哥尔摩式婚姻，她也准备与一个冰岛白种男人同居一辈子，到时生个漂亮的混血儿送给北京的父母。这里没有中国式的结婚与离婚，也不注重婚姻证书，更不担心婚后的财产，真是自由快乐的人生。

冰岛现有七百多华人，有不少技术移民，主要来自大陆的体育人才，如乒乓、体操、羽毛球等等，从事教练、培训的工作。她说，冰岛人对华人的评价是”勤奋、工作狂、效率高、脑子灵活”，一半以上华人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素质比较高。这里的孩子参加体育活动的费用都是由政府补助或免费的。小陈在这里曾当了四年游泳教练，她很有体会地告诉我：在国外，体育真正是全民健身运动，政府花钱是对全民的，一切竞赛都是业余的，就是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实际上也是一些业余选手去参加比赛。但是中国不同，国家花大钱从小培养”职业”选手，不过我们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专业”选手，蒙蔽国际体育竞赛组织，目的就是为了拼命拿金牌。体育口号是”为国争光、振兴中华”，中国体育的发展因为各种国际比赛而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小陈原来的一些北京同行，现在都已是体育官员了，一谈起2008年奥运会都说要力争金牌第一，小陈说这种口号太功利，对国人是个误导。金牌仅仅是个数字，并不代表一切，一个体育大国的软实力更重要，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外交、文化、道德标准、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力。

藏富于民

冰岛是一个高税收制度国家，每个工资收入者必须向政府交纳工资的39%左右的税，同时政府也给你23000冰岛克朗的免税额。不管你工资多低，工会费、养老金等是必须要付的。这些在发工资时就自动被扣除。你付了多少养老金，雇主也要为你付同样多的养老金。这种税收制限制了高收入，对穷人有好处，因此冰岛的贫富差别与别国相比不是很大，从而社会也相对稳定。关键是政府的高税收制获得的钱又建立了高福利政策，除留下必须公开的维持政府运作的必要开支外，大部分都投入到教育、医疗、科技、公用事业、社会福利救济等领域中，真正让人民得到实惠。

这么一个小国家，没有太多的工业、产业，人民的收入却很高、每个人都很富裕。冰岛没有中国那样慷慨的政治目的式的国际援助、也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更没有政府及公务员和大型政绩工程建设的巨大开支的消耗，真正做到了将国家财政藏富于民。2005年，联合国全球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发布全球腐败指数，冰岛在全球最廉政的国家中居第一位，美国第17位、香港第16位、台湾第28位、中国大陆排列第78位。自1918年以来，九十年中冰岛只有四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之下中国每年要揪出多少贪官？光一个上海市委书记就敢胆大包天，把人民养命钱32亿社保基金私自借给奸商从中牟利。而隐藏未发现的那就更多了。也令百姓更担忧的是，他们正以各种名目繁多的花样，把国有资产与百姓应该享受的福利血汗钱啃光！而冰岛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即使想腐败也不敢，因为腐败将得不偿失，官员搞腐败失去的不仅是自由，还将失去廉洁保证金等终身的物质待遇。

在向小陈请教冰岛的情况时，我们谈到了藏富于民的问题。团里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张老师，也饶有兴味地谈起他的想法。他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前，他还对国外的富裕没有什么概念。出来后，眼见冰岛等国人民生活富裕，没有”三座大山”的压迫，真是感慨万千。其实，归根结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重视、采用藏富于民的政策。

张教授说：”中国由于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大部分人却没有富起来，反而相对贫穷更加厉害，这就使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有钱的人无须消费那么多把钱存起来，而广大的人民有需要却没有钱可消费。于是，出现了购买力的枯竭。特别是在物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独立工会等制度性的监督体制来保障沿海开放省市普通雇员（外来民工）的利益，整体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更使这种贫富差距非常醒目。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尽管我们成为了’世界工厂’，但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国内又没有强的购买力，使得供求无法平衡，经济循环无法持续、健康的发展。所以，’产能过剩’现象就出现在了我们这样的穷国内。其实，不是我们的生产能力真的有这么强大，而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与之匹敌的购买力而已。再联系到从国有企业改革、股市大跌、房市狂涨等一次次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制定而控制的政策，无非就是一步步把老百姓的棺材本钱给掏空或把损失转嫁给民众，老百姓真的已经没钱了！这样，经济形势必然不会好，失业率高、工资低，国家的扶贫任务就非常沉重。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国家虽然减免甚至取消了农业税，并在部分地区给予人们更多的养老金和低保，但这只是使国家财政包袱更加沉重不堪。于是，只能向地方政府要，并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便拼命加税，普通人的收入也随之更低。这样，中央财政也就更加沉重与危急，这还没考虑到从纳税人到中央的漫长路程中可能被各种名义蒸发了的钱款、腐败、及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正常运转所挪用的更多的钱。于是，整个社会呈现出巨大的恶性循环，政府能做的不过是多印钱、或者用继续抽税等办法变相转嫁负担给民众。这是由体制决定的，是比腐败更具颠覆性的问题，而症结就在于国富民穷。只有藏富于民，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才有可能转危为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GDP在逐年大幅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却更加沉重；为什么他们没有分享到国家经济增长的好处，并心怀不满。”张教授接着说：”冰岛的’共产主义’，还有其它北欧四国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通过建立经济上的民主制度、监督机制，有力地保障民众的经济利益、藏富于民，才能使经济良性发展。而经济生活民主化的前提就是政治的民主。北欧的社会主义正是藏富于民政策成功的典范。”是啊，现在城市人的各种福利都是以农民和民工的牺牲为代价，特别是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东西地区差距，藏富于民的政策更应该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冰岛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不由使人想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刚刚从”与人斗其乐无穷”、”人搞人”的年代过来，又进入”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腐败贪污成风，难免使人担忧。与冰岛2005年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相比，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要反思的问题还太多太多。希望我们国家能借鉴冰岛等北欧诸国的做法中符合我国国情的经验，早日完成中华民族的富强之梦。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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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而近自然”

1955年的大年初二（1月25日），纽约曼哈顿区八十街一座普通的公寓内，六十岁的胡适在这个全球最富庶的城市读着一本关于饥饿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二遍在看了，他看得非常仔细，不时为之动容。

故事描绘的是1951年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的一二个月的生活：金根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刚刚分到了土地，不久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上海做女佣已经三年的妻子月香为此回到了家乡，却发现丰收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饱。年底到了，上级要求农民每家每户都要“自动”献猪肉和年糕。自家都没有吃的金根不满这种强派，与干部王同志争论起来，结果饥饿的农民在粮仓前与上级发生冲突。绝望的月香放火烧掉了粮仓，自己也死于大火。新年到了，饥肠辘辘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唱着秧歌给军属送粮。“呛呛砌呛砌！呛呛砌呛砌！”秧歌声声，“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1955年，正是大陆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高潮期。胡适那些在香港和曼谷的朋友们零零碎碎地为他剪寄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清算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的资料。他的脑海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这连台三幕的洗脑戏，小说《秧歌》里的某种政治倾向似乎很符合彼时胡适对大陆的想象。

小说作者的文笔是那样的细腻，人情烘托竟每每使人泪盈于睫。当写那忍不得饿的顾先生，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又怕给别人看见时，作者如此描绘他的心理：“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这真是让苦涩的人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在此之前，胡适好像还没有读到过这样无微不至的小说。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真诚地写道：“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这本小说名叫《秧歌》，作者就是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胡适还很陌生。但是，《秧歌》里面的社会形势，却让他感到熟悉。他很想知道《秧歌》出版后，得到些什么评论，很想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尤其是读了张爱玲去年10月25日写给他的首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胡适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秧歌》，非常欣慰而高兴。他给张爱玲回信写道：“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他为此非常想知道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爱玲在2月20日回了信。遵照胡适的意思，寄上了五本《秧歌》，小说集《传奇》（1945年写成，1954年在香港再版），香港盗印版的《流言》，还有一本《赤地之恋》的英文本。

这年深秋，胡适就在纽约自家公寓的客厅里见到了这个不凡的女子，她与一位名叫炎樱的女友同来。胡适没有料到张爱玲的寡言多思，她天然地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贵气质，反倒那个锡兰女孩子，甚是活泼，胡适与江冬秀都很喜欢她，竟至于聊得很开心。

很明显，《秧歌》给胡适的印象比作者本人给他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他的日记里根本无暇出现张爱玲的这次初访。

出于礼貌，胡适在11月10日回访了张爱玲。这次他竟有一个意外地发现，于是，有了下面的日记：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 \[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 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想不出，作为晚辈的张爱玲来拜访他有何用意，她好像没有明确的目的，丝毫不擅社交辞令，甚至连这段完全可以将之与胡家列为世交的家庭背景，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提起。她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漂泊中的倚靠。实际上，那时主要靠演讲、稿费和积蓄维持生计的胡适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当张爱玲第二次来到胡适家，端坐在他的书房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胡适的思维触角尝试性地探向这颗不可捉摸的心灵，他打算热心地由大陆谈起。

然而，张爱玲明显地对大陆的政治话题不感兴趣。她独自坐在那儿，本身就是那么的“平淡而近自然”。她并不随声附和，哪怕是一个晚辈出于对景仰者的礼节性的心境迎合也没有，这让胡适稍感尴尬。他猛然想起，她在信中似曾说过，国内对《秧歌》的批评都是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却并不怎样注意。

被“清算胡适幽灵”运动刺激着的胡适，似乎失去了“五四”时期品评文艺作品那种超然的眼光。他无奈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谦自己对《秧歌》的批评“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关怀这个柔弱的女子。11月24日，感恩节到了，他怕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主动打电话邀请她出来吃中餐，哪知对方跟炎樱刚从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回来，说是“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回来的路上，二人许是很高兴纽约的夜景像极了晶莹可爱的上海，在新寒之中说说笑笑，不曾想吹了风，刚回到家里，张爱玲就吐了。

胡适一听，知道张爱玲对美国的基督教文化还是不甚了了，美国人在感恩节是一定要吃火鸡的，怎会吃烤鸭这种中餐。既然如此，也就作罢。

饭局如果赴成，胡适大概会极力在自己的友人圈子中，引荐这位对于美国文化界还很陌生的大陆才女作家吧。但上帝安排了这段颇有意味的空白，使张爱玲对胡适始终保持仰望的视角，使胡适对张爱玲始终保持初见的陌生。

后来，胡适听说张爱玲住进了八十七街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便前去探望。救世军是以军队形式组织管理的慈善公益组织，宣传基督教信仰。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里面收容了一些打算终老的胖太太、醉鬼流浪汉、病恹恹的老人，还有初来乍到只认识胡适的张爱玲。

胡适在张爱玲的引导下，走进黑洞洞的客厅，这是个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的客厅，因为没什么人而显得十分空旷。前方有个讲台，讲台上有架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

胡适一路四面看着，竟然满口说好，很真诚的样子，不像是敷衍，因为毫无虚荣心的张爱玲并不需要客套话。

救世军标榜“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这非常契合胡适演讲中的博爱主题。抗日战争初期，他为不战日本而斡旋，倡导和平主义；做驻美大使期间，他宣扬“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无不与此观念相关。为此，胡适根本没有注意到张爱玲住处那简陋的陈设和物质的寒酸，他止不住地连连叹好，直到起身告辞，仍沉浸在这种渺远的博爱氛围中。

大门开启，胡适在台阶上站了会儿。隆冬的纽约，天寒地冻，呼啸的北风，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强劲地吹过来。胡适望着街口显露出的灰蒙蒙的河面，忽然想起了少年时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也是这么孤独地望着赫贞江，写下了白话尝试诗《蝴蝶》。他不由得看怔住了。那个时候尽管寂寞，但是与同窗好友互相切磋文学革命的热情是多么高涨啊，而今暮年已至，为之捍卫一生的某些东西，却是如此的脆弱，这灰蒙蒙的赫贞江多么像他此刻苍凉的心情，他并没有留意，这种苍凉恰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底色。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捕捉到了胡适此时的心境变化。十三年后，她对二人在纽约，也是在世间的最后一面曾有一段著名的描写：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胡适无从知晓，十个月后，张爱玲第二次来纽约，是与和他同庚也就是大张爱玲三十岁的赖雅（Ferdinand Reyher）结婚。这位社会主义的崇尚者会对所谓的“**”小说《秧歌》极为欣赏，大概是张爱玲爱上赖雅的一个原因——透过表面的政治看进她内心的凉薄，看透卑微的人在这荒诞的人世间又多了一种生不如死的形态。

但是胡适更不知晓，他之于张爱玲，是写作活动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这天是空白的，所以不会影响她的任意涂抹，这天是窗外的，所以可以随时收回目光；这天是不能不依傍的，否则又往哪里去凝神呢？

张爱玲的美国想象，很多来自于胡适。当炎樱说“你的胡博士……”时，当她自己说面对胡适“确是如对神明”时，谁能否认张也曾是个胡迷？

1932年，十三岁的张爱玲还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初中生。她经常光顾父亲窗下的书桌，把胡适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一本本地拖出去看。后来又发现了一本《胡适文存》，便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看。

此前，父亲曾为她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老师，教她念古书。当时，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买回来一本《海上花列传》，被张爱玲看到后，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土话（吴语）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张爱玲和弟弟边听边大笑不止。从此，就无法自拔地痴迷上了《海上花列传》。

有一次，张爱玲破例要了四块钱买来了也是胡适考证过的《醒世姻缘传》，结果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做姐姐的大致已经知道了些眉目，便慷慨地给弟弟先看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好几年后，张爱玲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爱玲的姑姑有个时期跟张爱玲的父亲借书看，后来因为张爱玲的原因，兄妹二人闹翻了不来往。张爱玲的父亲有一次扭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张爱玲的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她的。”

张爱玲的母亲和张爱玲的姑姑早年跟胡适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笑容满面，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爱玲的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这真是毫不含糊的一家子胡迷。很多年后，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饶有兴味地铺陈了这段家传。

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三十五岁的张爱玲终于在纽约一座白色港式公寓房子内，见到了身着长袍子的胡适之先生。那杯中的绿茶，室内的中式陈设，太太江冬秀特有的安徽口音，无不使张爱玲的初访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时空交叠感之中。

回来不久，机灵的炎樱就跑出去打听，然后冲张爱玲嚷到：“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尽管张爱玲梦想能和林语堂一样红遍美国，尽管寓居纽约的胡适早已从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来，赋闲在家，正艰难地渡过他一生最潦倒的时期，张爱玲来美国最想见的人还是胡适。

就在这年冬天，胡适开始为《自由中国》写下《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一文，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大陆特别提出来做几次大规模清算批判的目标，“是因为在这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近四十年的过程中，有好几位急先锋或是早死了，或是半途改道了，或是虽然没有改道而早已颓废了，……只剩下我这一个老兵总算继续不断的努力工作了四十年（从民国四年开始讨论中国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算起），没有半途改道，没有停止工作，又没有死……”

读到这里，一下子恍悟到张爱玲那么执着地来纽约拜见胡适的真意。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表白了她对胡适身上“五四”遗风的崇敬之至。在来纽约前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她就注意到了胡适那加圈加杠的阅文习惯，完全是“五四”式的。“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零、三零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明确地评价大陆“批胡运动”是对“五四”传统的遗弃——“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纽英www huachengnz.com华程网伦的“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后来她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基金；一次是1958年二三月间，申请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胡适均欣然同意，第二次做保时顺便把当年收到的《秧歌》寄还给张爱玲。

当“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的《秧歌》辗转回到张爱玲手上时，胡适正离开寓居八年零八个月的纽约，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张爱玲看到这本经胡适反复翻读过的《秧歌》，站在原地，“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着说着他出人意料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四年以后，张爱玲有机会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时，她才猛然警觉自己实际上是把胡适当作一种传统来倚靠的。然而，难抑悲凉的是，如今这个传统真的不在了。“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失去传统的惶与恐，乃至于使她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了。

1955年，胡适张爱玲相逢于纽约，这应该不是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滥调。两个旁人眼中的人间偶像，此时此地，羁留其间，最简单的见面，却也是最真挚的温情。张爱玲写作巅峰的华丽转身，只是她美国梦的起头，而“黯淡中苦行”的胡适，的确是在希望中等待机会。尽管对张爱玲来说，纽约仍然是她企图向全世界宣告才华的世俗目标，而对胡适来讲，它却未尝不是一座精神上的孤岛。当上帝刚刚放手，他们就都那么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座既充满自由又充满欲望的城市。在离开纽约港的一瞬，不知是否会会心地想起那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别有深意地为我们留下了他们那同时望向雾中赫贞江的苍凉剪影。

最近，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境遇有如冰火两重天：这边温家宝刚在达沃斯会议上扮演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中国媒体还沉迷于自我陶醉感中流连忘返；那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UPR）启动，于2月9日首次审议中国包括港澳特别行政区的人权状况。不管中国代表如何巧舌如簧，但面对不少国家就死刑、任意羁押及酷刑、律师的权益保障、少数民族人权、宗教自由、公民表达权和新闻自由方面所提出的尖锐质询，以及要求中国尽快落实《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敦促声，还是免不了几分难堪。

与海外报导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中国新华社以“大多数国家赞赏近30年来中国人权成就”、“联合国会议：多国代表表示支援中国发展人权事业”为题，将这次审议会议上遇到的批评化为一道暖胃的鸡汤，而且为了表示中国的人权状态是正常的，还特别强调有其它国家一道接受质询。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再强悍地让新华社出面指责这是“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之举。

其实，中国接受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审议有其基于人权条约的法理基础。以往不少中国人（包括部分知识份子在内）因为不了解这一点，对中国政府指责“某国以人权为藉口干预中国内政”的说法几乎全盘接受。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他国就中国的人权状态提出批评的法理基础何在。

至今为止，中国已参加25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的核心人权公约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数部公约。

根据不同的人权条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一般包括4种类型，即提交报告的义务，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管辖的义务，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对象的义务，以及出席有关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按规定只在区域性人权条约中）。表面上看，似乎国家在承担义务时只针对其他国家，但人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人权法上承担的实质义务并不在此。

缔结人权条约的虽然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但人权条约却不像其他条约一样仅仅规定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协力厂商受益者，也就是缔约国“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这就是说，国际人权法最终涉及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人权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的，即每一缔约国都有权利要求其他任何缔约国承担人权义务，同时该缔约国自身也承担着同样的义务。国家缔结人权条约的形式是国家间的，但实质上是在其他国家的监督下如何对“在其领土和管辖之下的个人”承担义务的问题──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并批评中国的人权。中国民众之所以相信中国当局关于美国等国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明白上述道理。

应该说，过去数年来中国政府的政治实践表明其毫无履约诚意，根本无意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仅以政治犯与良心犯为例，如郭飞雄、杨子立等政治犯与大批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受到的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就严重违背了中国政府于1988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根本不是所谓“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其签约目的只在于粉饰门面以牟取更大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中国当局从来未曾打算认真实行签约义务，这一点使中国的国家信用严重受损。

我不敢奢望中国政府在接受这次质询之后会痛改前非。但希望这种接受质询的形式能够继续下去，因为这不仅让国际人权团体有机会表达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意见，也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条约义务。毕竟，中国现阶段的人权状态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深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