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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的两个词，来自于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发表于《随笔》杂志二OO八年第六期。
大家知道，1957年——1958年，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场大浩劫：先是伟大领袖耍“阳谋”，诱灭了名为五十万实则上百万的右派分子；继而全党全民又搞了个“大跃进”，让亩产万斤的粮食在和平年代“撑”死了几千万人。这两场浩劫已铭刻在共和国的耻辱柱上，纵挽天河之水也难以冲刷湮灭。
然而，还有很多人至今尚不知道，在上述大劫的同时，也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发生了一场活劫，那就是“摇篮惨案”——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钱理群先生说，他读了一本题为《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的书，“一口气读完，读得心惊肉跳，却没有勇气再去翻读，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如一座大山压在心头。”
黄一龙先生在《跋〈五八劫〉》中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因此，黄一龙先生将五十年前发生在四川的这－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二
我是四川人，我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还可以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这场摇篮惨案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
然而，五十年来，人们对这场摇篮惨案的背景和缘起朦艨胧胧，不甚了解。
这场摇篮惨案官方名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
这场运动的首创发明权仍然是发明“右派分子帽子”的“阳谋家”毛泽东先生。
他在1957年2月27日那次著名讲话中就说过：“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可见，五百万中学生早己列入伟大战略军事家的“假想敌”范畴，随时准备聚而歼之或分而治之。
而在执政党的战略评估里，中学生不仅是假想敌，己成为实在的敌对势力了。
请看四川省委书记、宣传部长杜心源于1957年11月l6日对中学生所作的“敌惰分析”：
“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学校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师却认为‘青年单纯’、‘子女无罪’，对他们姑息，甚至将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学生’、‘优等生’”。
这个“敌情分析”：先从家庭出身上，认定“被关、管、斗”分子的子女、亲属和父母同罪；然后断定中学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学生”；又将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学苦练”的学生，判断为“心怀不满”，“蓄意报仇”，当然是潜伏的，也是更危险的“反动学生”；最后将学校干部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优等生”，也视为可疑分子，甚至越“优秀”越可疑。其逻辑结论，必然如杜心源所说，“对于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过来反对我们呢？”据说这正是从反右运动中“应该记取的教训”：“大学生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
基于这样的敌情分析，四川省委按毛泽东的教导，创造性地组织了一场重大战略，即在中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借用一句战争术语，这叫“战线前移”，把反右斗争提前到中学，用运动的发动者李井泉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就把它卡住了”，将“危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1958年，继成十上百万人士包括成千上万大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当时四川的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最忠诚的学生李井泉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和中专、中师学生中搞一次社教运动，将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事实上运动并没有局限在高三学生，而是波及到其他年级甚至初中学生，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l3岁，上万中学生被划为三类、四类，剥夺了升学权利，打入“另册”，这些稚气未脱的青少年从此成为“政治贱民”。仅送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占当年四川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当时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
运动由成都推向整个四川，从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内江一直到达县、涪陵、温江、泸州等地，连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没能幸免。上万中学生的命运从此改变，遭受了无情的批斗、侮辱，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获刑，有人沦为乞丐……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挣扎在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右派”的名份，最后“平反”、“改正”也轮不到他们。
“五八社教”不惜将治下无辜的孩子视为“敌人”而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一场执政者以中学生为敌的政治大迫害，多少年来，几乎己被历史的烟尘埯埋，被世人所遗忘。直到2006年，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川大附中的王建军先生决定把自己亲历的五八社教这段痛史记下来。他到处寻找当年的受难者，单独访谈，开座谈会，收集文件资料，足迹遍及四川、重庆许多地方。终于编纂出又一部中华民族的痛史——《五八劫》。
三
《五八劫》一书中，收录了这场“摇篮惨案”亲历者名录，分为“ 组织者、执行者名录”和“被伤害者名录”。在组织者中，当然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李井泉、杜心源、廖井丹、杨析综等党国要员，而在被伤害者名录中，却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这些小人物中，有一位我的老朋友——邓尔谦。名录是这样介绍的：
“邓尔谦，男，自贡市三中高五八级学生。在校期间任班级团干部、校三好学生。五八社教中因发表反对中学毕业后所谓“三种可能”里的“回家自修”一说，被打为“思想反动的极右分子”、“政治橾行不及格的四类学生”，受到开除团籍，不准升学，不予分配工作的处分。为维持生计只好干重体力的抬盐工作，以至腰杆压坏至今留下后遗症。1960年经单位同意，出具证明考入自贡化专，毕业后分配至制盐化工厂任技术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因五八社教问题受到批判打击，直至解除技术员职务，改为工人。现家居自贡。“
我走天涯下岭南，离乡别井二十余年矣，于此见老友当年形迹，真是别梦依稀了！遥想我少年时得识尔谦兄，迩后过从甚密一二十年间，为他的才具所感佩，为他的气质所感染，为他的情怀所感动……特别是在他身上，似乎始终笼罩着一种忧戚与悲凉，五八劫给他留下一条长长的阴影！
然而，尔谦兄始终没有倒下去：他清白地做人，勤恳地做事，以他的智慧和技术为他所服务的企业做出很多贡献。经历了文革的挫折，经受了“揭批查”的灾难，他又从－个村办企业临时工做起，成为了当地最先富起来的实业家。
其实，五八劫名录上有名者只是寥寥，劫后余威及祸延幼小者更是多多。
就说说我自己吧！
一九五八年，我还是富顺县一个乡村小学的六年级小学生。那里远离城市，远离政治，我不知道整风是什么样的“风”，右派分子是什么样们的“分子”，但政治照样来关怀我这个无知无辜的乡村小学生，我以全县考试第一名的成绩，竟然没有考上初中！
何也？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赵世荣，在五七年寒假整风反右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大队长、班长，被右派老师所培养、所器重，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右派了！
从此，我这个小右派开始了多灾多难的一生，在我编著的书上，我这样自我简介：
张云初，男，1945年春生于四川省富顺县的一条乡村小河边。幼年丧母，少年失学，命途多舛，饱尝忧患。种过田，做过工，当过商店店员，任过政府官员。无初中学历而驰骋高中教坛，上高校讲席始获大专文凭。就学既有限，自修则杂多，闻道有先后，术业无专攻，为学做人，惟求真诚，博闻广识，厚积薄发，历经磨难，其童心未泯，中年白发，奚老之何将至。近十几年间，奔走于沿海特区，出没于报刊书林，做报纸记者，做图书编辑，做期刊副总编，曾获中国期刊协会编辑一等奖，已发表二三百万字文学评论、时政杂文、散文随笔、新闻通讯。近年致力企业文化咨询研究，出版《让企业文化起来》、《企业文化基本》、《企业文化实践》、《企业文化资源》、《企业圣经》、《新企业文化运动》等专著，在业界影响较大。
我坦诚地向大家坦白，我只是一个没考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没考上初中怎么办？我怀揣着几个烤红薯，走到令人向往的自贡市，当上了一家大跃进跃出来的工厂的学徒工。
就在工厂当童工的日子里，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我的终生挚友、良师益友流火兄。
流火兄也是一个“五八劫”的受难者。
那时节，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在工厂运输队当上运输工，拉着架子车运输河沙石块。领导关心我，给我派来一个十八九岁的主力，这位主力架车工就是流火兄。
流火兄高挑的身材，清俊的面庞，给人以眉清目秀、神清气爽之感。一番苦力劳累之后，他就从怀里掏出本书来，旁若无人坐在架子车上读了起来。随着我与他相处日久，一本本我从不知道的书名出现在我眼前：《昭明文选》、《唐诗别裁》、《文心雕龙》、《随园扎记》……
原来，流火兄是自贡市的全国名校蜀光中学高材生，按照他的一个同学的说法，他高中时的水平已不亚于大学毕业生了。
然而，他没有能考上任何一所大学，因为他是“政审不合格”的四类中学生！
四川的太阳，晒焦了流火兄的青春年华；四川的月亮，嘲弄过流火兄夜半的叹嗟，1965年，流火兄力图摆脱五八的阴影，踏上了支边的征途，去迎击扑面的风沙。
所幸的是，四十多年过去，流火兄以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身份退休，依然书香绕梁，依然神清气爽……
而当年五八劫的组织者、执行者，而今安在哉？
四
五八劫已过去五十年了！然而对于这样一场残杀无辜孩子心灵的“摇篮惨案”，没见任何一级组织的问责，没见任何当年组织者执行者的反思忏悔，如果不是《五八劫》这本书的出现，将来的中国历史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和这些受难者一起，来追问“摇篮惨案”，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历史将记住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