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前《美国研究》主编资中筠说：“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只有能正视历史，有反省的勇气，才有光明的前途。”（《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镇反运动就是我们应该正视的一部历史。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了狂人的这么一节“心语”：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是小说，故事和主人公都是编出来的，所谓“吃人”不过是一种借喻的说法，是写封建主义的“仁义道德”吃人，并非是实写“吃人”。

现在我要打开一部书。它不是小说，是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它有年代，月份和日期，它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革命革命”几个字。写的不是“吃人”，而是“杀人”，杀反革命，要杀的反革命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成千的反革命，成万的反革命。

这部书叫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据说，毛泽东一辈子没有放过枪，打过一粒子弹，因此可以说他没有杀过人，但是他有权，有杀人权，可以下令成千成万地杀人，只要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就可以格杀无赦。据毛泽东后来洋洋得意地说，最后按照他的一系列指示，总共杀了71万反革命，这还不包括清匪反霸土改中杀的人。毛泽东是镇反运动下令杀人的总指挥。因为有了这些“解密”的资料，使我们这些经历了镇反运动历史却对内情一无所知的局外人，可以略略窥探到当时毛泽东如何发布一道道密电，指挥全党全军全国“镇压反革命”。这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他的每个电报中都离不开这样的指示：“再杀一批”，“处决一大批”，“要大杀几批”，“应当放手杀几批”。这种批量杀人的“批”，是以“千人”作为计量单位的。大概因为“批”是一个模糊概念，杀戒一开，下头就放手杀开了。

于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可以看做一部新《狂人日记》。这部日记的主人公就是指挥杀人的杀人狂毛泽东。

和毛泽东时代的其它运动，如反右、文革等等一样，镇反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领导指导运动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断地下达指示批示，逼令各级党的领导人毫无异议地执行。这是所谓“党性”纪律性的大问题，也是保住官帽的唯一条件。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使他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同意之外，别无异议。至于各大区、大军区、省市党委的书记们，就更加别无选择了。

初次阅读毛泽东为镇反运动下达的指示真是惊心动魄，魂不守舍。下面选择几则毛泽东的指示批示原文，供大家欣赏，所谓“奇文共欣赏”之意。

（一）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饶陈，邓谭，邓贺，习张，薄聂刘，高贺，叶方诸同志：

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华北新区约有二千万左右人口是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一贯道等会门甚为猖獗，有众二百余万。故现在须重新提出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而在华北老区及东北老区则因对反革命镇压彻底，人民高兴，生产积极，匪患绝迹。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附后。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二）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市委，并告饶陈：

你们一月六日关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月的综合报告，由华东局转来，业已收到，甚好，甚慰。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今年一二月份的几项中心工作，也是好的。其中说到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请你们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三）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叶黄肖林并告中南局：

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四）关于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和给张云逸的复电（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陈饶及华东军区党委会，邓谭及中南军区党委会，贺邓及西南军区党委会，张习及西北军区党委会，聂薄及华北军区党委会，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的党委会：请你们检查一次军队中军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对于中央一九五○年十月十日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是否引起了注意，是否传达了这个指示，自己在剿匪工作及帮助地方工作中是否有过这种右倾偏向及是否克服了这种偏向，将检查结果向军委做一次报告。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警〈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九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现将中南军区政治部一月十六日转来广西报告一份转发给你们阅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希望你们认真研究，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报告我们。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云逸同志，并告子恢、剑英：

一月十六日电悉。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直到病愈为止，到广州后请叶方妥为照料。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五）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的批语（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 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关于毛泽东指示批示杀人的电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和其它文献中公开出来的，多得很。这里不采取摘录的方法，而是原文抄录几则是为了使大家看到原貌。这里摘录的原文，按照时间顺序，都是在2月21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前的部分。这有什么重要性呢？非常重要，因为毛泽东下达以上一系列杀人指示的时候，对于杀人对象，规定为“匪首恶霸特务”，“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但是却是无法可依，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没有法律依据，没有量刑标准，却可以不断地下达杀人指标，要求成千成万地杀人。那是杀人，而不是割韭菜啊！你说毛泽东伟大不伟大？不是一代枭雄，能有这么大的胆量、气魄吗？即使在中共领导人中，敢于这样下达指示的人，恐怕难有第二人。

“在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当时的湖南全省人口不过两千多万，湘西人口要稀得多，因此21个县杀人4600人，肯定已经超过1‰，但还要“再杀一批”，毛泽东认为“是很必要的”。

毛泽东对于上海特别钟情。他认为上海要“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

广西“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

这样指挥杀人，请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可有过这样的皇帝、君王、总统？毛泽东规定的数字当然和中国人口多有点关系，但是在相对数和绝对数上，世界上可曾有过这样下达杀人标准的前例吗？

镇压反革命工作开始于1951年初，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从此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才在全国正式开始。到1951年2月21日正式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中间起码有四个多月，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条例作为依据的状况下，仅仅是按照毛泽东的杀人指标杀反革命的头。但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惩治反革命条例》实在太粗疏，缺少基本的法律规范。再过了两个多月，毛泽东大概是感觉到杀人“太多”，已经“丧失社会同情”，而且杀了那么多的男人，“损失劳动力”，留下多少孤儿寡妇、失子老人，给社会留下太多后患，因此龙心震动，于4月30日《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下达全国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毛泽东指挥镇反，起先是反右倾，批评各地犯了“宽大无边”的错误。再说，何谓“匪首”？何谓“恶霸”？何谓“特务”？都是没有法律界定的概念。那时，据参与过其事的人介绍，杀或不杀就是碰运气。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纠正了“宽大无边”的错误，下头就杀杀杀，反正是少杀有错，多杀正确，杀错无罪，那谁还不敢大开杀戒啊?毛泽东终于发现“宽大”还是要划定一条边，怎样做到“宽大有边”呢？聪明过人的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改为比例数，要求各地按照人口比例杀人，县以下农村是1‰，“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半个月后再指示减为0·5‰。这种按照比例抓人、整人、杀人的做法，简洁明快，易于执行，易于检查，成了日后毛泽东领导政治运动的基本套路。

我真心实意地感谢20年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假若延至今日，这部书是否会按照现在的内容出版，就不敢揣测了。《毛泽东文稿》也节选了一些毛泽东关于镇反的论述指示批示，但是我拿上面的引文对照了一下，《文稿》删去了若干重要的数字，例如上面“在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就删去了“四千六百余人”。还有“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这么一大段比例数也删去了。

毛泽东，作为镇反运动的总指挥，大概只有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可以具有他的胆略和气魄！

（2009-2-7于山东大学附中）

茅于轼老师是我经济学的启蒙者。我虽是研究法律的，但法学之外的很多学科都让我着迷。在北大上学时，经常跑去听什么政治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西方哲学、制度经济学之类的课。著名的美国大法官布兰代兹曾说：“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公敌。”虽然有些夸张，但道理是对的。只懂法律、只认法律的法律人是很可怕的。许霆案也许是个较近的例子。

茅老经常去北大做讲座，只要有他的讲座，我一定会到场；茅老的讲座极受欢迎，要早早地占位置，来晚了就没地方坐，甚至都没地方站。他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经济学的道理，常有一些非常精妙的或者惊人的论述；往往一句话、一个例子就能颠覆我们想当然的错误观念或者不假思索的伪命题。他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引起了我对经济学的极大的兴趣（需要感谢的还有盛洪、周其仁、张曙光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授课）。

后来茅老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每两周举行学术讨论会，我有时赶到位于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天则所去听一些著名学者讨论问题。70多岁的茅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开完会了，我以为他会有专车和专门的司机，但他竟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身体好，没架子，我们更是佩服不已。

再后来，天则所和我们创办的“阳光宪政”（也就是今天的公盟，茅老是我们的顾问）一道，共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天则的双周学术讨论会从未间断。我还被请去做过发言嘉宾，讲群体性事件与民间维权运动。茅老极为认真地听了我们每个人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很在行、很深刻的问题。对不了解的，他非常谦虚地向我们这些年轻人请教。他对我的发言和回答很感兴趣，会后专门问了我的名字。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知识的敬畏，对年轻人的平易，茅老绝对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茅老是个身体力行的行动者。他创立富平学校，从事保姆培训、NGO人员培训、小额贷款、扶贫等具体实践，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践。润物细无声，他的耕耘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学风浮躁、追名逐利的中国知识界，能够默默从事这些具体而微的工作，需要非凡的胆识和韧劲儿。

让我最敬佩的其实还不是这些。我曾经在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加上一句“大众不能惑”，把这四条作为真正知识分子的标准。既要不屈服于权力、权势、金钱，还要做到不屈服于”大多数”、不盲从大众观点和不献媚流行的意识形态。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茅老拥有众多追随者，他的一些言论也得到广泛的称赞。但他从来都是从自己的知识逻辑、从良知和真相出发，从不怕惹怒当权者，也不怕得罪粉丝和大众。

他忠于真相、不畏强权，因此被有关部门“封锁”、“警告”，一些著作无法出版，一些已经出版的著作被禁，这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他面对悖时违法之举，绝不用保持沉默来配合。2004年，茅老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被禁售，他毅然站起来公开发表声明，挑战言禁制度。他坚守自由市场原则，坚决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一切压制自由、侵犯民权的行径，哪怕得罪政府权贵，也要讲真话。多次在公共事件上坚守捍卫人权的立场，体现了独立思想家的铮铮傲骨。

他提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反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观，主张提高大学学费和电费，反对“抵制日货”，最近又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没有必要”，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遭到网络暴民的恶毒攻击，侮辱谩骂，什么“王八蛋”、“卖国”、“汉奸”一类，不堪入耳。但他全都淡然处之：“我不会计较骂人，更不会对骂。”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和颜悦色地讲道理，认认真真地谈问题，对只知道骂人的脑残无赖和爱国愤青，不予理睬。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迎合大众，比抵抗强权更不容易做到。

虽然茅老的一些提法需要斟酌，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面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述）；但在出现争议的几乎每一个议题，我都站在茅老的一边。我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使我很容易理解茅老的出发点和逻辑过程。他的逻辑是清晰和一贯的，既不做曲学阿世的摇摆派，谄媚逢迎的歌德派，也不做晦涩难懂的屠龙派，更不会讨好民众、“爱国者”和可疑的“大多数”。虽然被很多人误解和谩骂，但我能感觉到他心底里对人类、对每个人的深沉的热爱。

肩负使命，充满微笑，茅老是真正的健康公民。我愿意一直做阳光茅老的阳光粉丝。

春节回到安徽北部的家乡，发现那里已经有三个多月滴雨未下了，按以往绿油油的冬小麦，现在却是干黄如枯草，在数千亩的土地上，只能看到有两三家人在浇水抗旱。村子里的广播里号召农民抗旱，每亩补贴30元，可农民无动于衷——基层政府在农民眼里毫无权威。仔细询问，原来水浇一亩麦田，需要120元，也就是说30元远远不够，农民自己还需掏出90元。有的农民等待下雨，靠天吃饭；多数农民外出打工做小生意，不指望土地；村里剩下的老弱病残，虽然指望这片土地，但也没有钱浇水，也只能听天由命。

夏粮减产，已是注定了。乡里人预测，原本亩产800斤的小麦，能产出400斤就不错了。种粮农民的收入也同样减少，亩产1000元的，估计也只剩500元了，即使有十亩地，年产5000元，也不过是外出打工5个月的收入，外出务工经商的精明的农民已经不指望土地了。

乡里人说，这样的干旱五十年未遇。而回到杭州，碰到买菜的大妈，她说，因为干旱，猪肉要涨价了，面粉和粮食也随之涨价。一看报纸报道，正是如此。经济不景气，城市居民的钱袋子捂得更紧了。

2008年春节之际，整个南中国遭遇冰雪。2009年春节，整个北中国遭遇严重干旱，一点五亿亩耕地遭遇干旱，干旱造成的危害已被专家认为超过冰雪灾害。很快，旱情惊动了中南海高层。高层干预，不过是动员抗旱，却起不到雨水的任何作用。国家投资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流于形式，而靠天吃饭，基本上是中国农业的特征。

干旱袭来，按照历史上教训是以付出巨大代价为补偿的规律，干旱是否为农村带来公民社会呢？

任何天灾人祸，都能带给当前所行的制度以强烈冲击，干旱也不例外。本来，近两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若没有户籍制度限制，至少有一亿人可以在所在谋生的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市落户，从长计议。而他们的土地可以让从事农业的地主、农场主集约化经营。比如我所在的农村，有一千人进城，余下的几百人可以包揽一千人的约千亩土地，或者把土地入股让农场主集约化经营，一个人可以管理数百亩地，在规模经营、机械化作业的情况下，一个人一天可以浇水抗旱一百亩，都比一百人浇水一百亩地更有效率和效益。这说明经济改革30年后，30年前的一家一户小农耕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前是落后的，更谈不上成功经验。至少，眼下的干旱，应该检讨这样的落后政策，土地若实行私有化，或可以买卖，集约化经营可以产生规模效应，至少可以使真正的农民富裕起来。由此可见，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行不通了。

眼下，中国经济出现问题，至少有3000万外出务工者已经回到农村，政府高调称这些农村拥有承包土地，30年承包期的政策更是“永远不变”，可这些人并非真正的农民，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了，更不会浇水抗旱。至于让他们回乡创业，更是纸上谈兵。打工农民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群，除了力气之外谈不上有什么可以投资的，至于他们的存款，多数在城市买不到10平方米的住房。这一现象也冲击当前的制度，一是城市房价太高，政策保护城市利益，牺牲农村利益，农民无法分享经济成果；二是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落户太难，同时又带来农民工养老、子女入学、就业、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三是农民工在城市还能有谋生机会，能够生存下来，比如干最脏最重的粗活，可一旦回到农村靠土地，连养家都难，国家政策岂不是把农民工问题都”返销”到农村。回乡创业之说，属于拍脑袋想出来的结果，实在无从操作。四是农村消费能力太差，拉动内需，农村远远逊于城市，应该让农民工进城扩大内需，而不是让他们再退回农村。

如果政府把户籍制度放开，农民工若以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标准购买经济适用房，让一部分农民工进城当居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也是解放农村，也是解放农业。

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城乡制度活了，城市居民可以回乡当真正的农民，可以下乡创业，比如投资运输业，让进城的农民从事服务等第三产业，国民待遇上同等了，没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农村进城租房买房，拉动内需，也可以帮助中国在度过经济危机中承受一些责任和经济负担。

当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都只是一个方面，若解决千头万绪的三农问题，一定要有智慧，比如在干旱背后，我们能否看到以此为契机促使制度变革，得以建立公民社会？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无工不富，在农村建立公民社会就是给城市居民和农民以自由，让想成为农民的城市居民自由成为农民，发展种植业，规模经营，让想进城务工的居民自由进城成为工人，给他们自由，流转他们的土地，让想成为地主的人自由成为地主，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就是为公民社会建设打下一个方向正确的坚实基础。

若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制度都处在一个限制人自由的条件下，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城市待了30年也稳定不下来，回乡也不会稳定，公民权利如选举权、平等权、受教育权、购房权都受到歧视，也就不利于公民社会建设，这个国家也就更加不和谐，更加没有希望了。

亿亩农田干旱是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个契机，以此可以推进制度变革，还土地以实际的功能，让喜欢农业的人自由耕种，让打工的农民自由进城安家落户，还城乡人民以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各种自由，建立城乡基层真正自治的公民社会环境，缩小城乡差距，这样假以时日，就可以为中国带来千年未遇的变局——就是公民社会，同时带来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缺一不可的民主、法治等现代国家制度所必备的条件，中国就离成为强国不远了。

（维权网义工郑毅报道）今天（2月11日）上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受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委托，派代理律师尚宝军专程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递交了律师函。律师函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刘晓波先生的家属告知关于刘晓波被羁押的经办机关、涉嫌罪名、时间期限等。

刘晓波先生自2008年12月8日晚11时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2009年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把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拉到北京郊区小汤山附近的一个“中间地带”见了一次面，警方口头告知刘霞，对刘晓波采取的是“监视居住”，但一直未出示书面通知，因此，经办机关、涉嫌罪名、时间期限等一概不清楚。刘霞多次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国保总队上访，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但一直被推来推去，至今无人告之。春节前和春节期间，刘霞还多次向公安机关要求再次探视刘晓波，也未获准许。

过了初一等十五，春节的每一天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家人和朋友都老问：有晓波的消息没有？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鞭炮声一天比一天稀疏，等待见晓波的心也彻底凉了。

这个春节他是怎么过的？看到我送给他的书了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我们通不了信，打不了电话，见不了面？为什么这个“监视居住”比人在监狱还残酷？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监视居住，首先应是在本人的住所“执行”。其次家属是可以共同居住的。再就是律师不用任何审批手续就可以会见当事人。这就是法律。如果不按法律办事，那么法律的意义何在？

感谢两个多月来所有关心刘晓波的朋友们，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刘晓波的不透明生活。

我盼望晓波早日回家。

2009-2-9  元宵节夜

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后，我觉得自己太过肤浅：从未经历过”六四”、也没有亲人在”六四”中丧生的我，对于”六四”根本不了解的人，有资格写这个话题或者类似的话题吗？

一次偶然的聚会，让我知道，即使没有，我也必须得写。为他们，为我们，为正义，为明天。聚会的具体日期我忘记了，只知道那是一个深冬时节，待我赶去时，天色已晚，饭桌上坐了一大桌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居多。而不认识的人里，有几个居然是”六四”时期被判刑出狱的所谓的”暴徒”。那天，因为有事，我没有等宴席结束就走了。回去后，我睡不着，王维林挡坦克的身影犹如刻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印象越来越清晰。

后来，我再次和他们见面，虽然没有聊更多，但他们内心的沉重与悲愤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的。为此，我知道，我无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也更无法不写些什么，以表达我的心情。

廖亦武先生在《六四画家武文建》一文中写道：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10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这不是个别现象，我所了解到的是：一个工人，就为了”我们北京市民要给绝食学生以道义上的支持”这句话，每天下了班，在天安门的一个绿化带边蹲着，一蹲就是几天。他说：”我为学生们做不了什么，也没有能力做什么。但我知道，学生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是为了让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没有贪污腐败的正常生活而游行绝食的，我认为我应该在道义上给他们以支持，别的我什么也没想。”

6月3日那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了解放军杀人的场景，年轻的心一时不敢相信人民子弟兵会开枪射杀自己的同胞，悲痛之余他和一些市民参与了将被打伤学生和市民往医院送的事情，并站在一个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有人放火烧坦克了，他也被抓了，被判死缓。他说：”很荒诞，我从不抽烟，所以我身上从来不装打火机或者火柴，也没有做过那样（烧坦克）的事情，但我依然被判了死缓，因为我和扔燃烧瓶的人站在一起。”还有一位，他因为在住所附近看到了解放军杀人的场面，义愤难平，便和见到的人述说真相，并带着烧军车的人离开危险地带，也被判了死缓。判决时，审判长问：”是不是觉得冤枉？”他们说：”冤枉。”然而审判长的回答让他们哭笑不得：”我也知道你们冤枉，但比你们还冤枉的人呢。有一个人，因为打了解放军两个嘴巴，就判了12年。一个嘴巴6年，你说他不比你们冤枉吗？但我没办法，上面让我这么判的，不要怨我，我也没办法。”

而这些所谓的暴徒，在监狱里，成了谁都可以欺负的人。廖亦武在《六四画家武文建》提到了一个细节：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但这种情形，在”六四暴徒”中却只能是天方夜谭。他们干最苦最累的活，人格、尊严等等一切皆无。他们只能用”今冬明春”来安慰自己。（注：这是”六四暴徒”们在互相询问他们他这个群体什么时候能出狱时，一位狱友用”今冬明春”来安慰他们也是安慰自己的话，此语在北京二监成了一句最足以安慰他们的话，因此也流行了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是从鬼门关上逃出来的，能活着就已经满足了，其他的，我们不敢想。比起很多人，我们都是幸运的。六四时，我们没死，是第一大幸运；在公安局，我们没被解放军打死，是第二大幸运；在判刑时，我们没有被判死刑，是第三大幸运；在监狱里，我们没有被欺负死，活着出来了，是第四大幸运。我们已经不敢奢求什么了。”听了这些话，我什么都不想说，因为任何话都是苍白的，都是多余的，根本就无法抚慰他们的心灵。再加上长年的监狱生活让他们个个从精壮的小伙子成了疾病缠身的中年人，原有的技术已经无法适应现在这个社会，让他们的生存变得艰难无比。我，一个飘荡在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不能给他们以实际帮助，最好还是闭嘴吧。否则，说什么对他们都是伤害。

也许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他们即使出狱了，也被所住地的各专政部门死死看守着，随时都得到相关部门去报到，虽然这种报到让他们感到屈辱，但他们不得不去，否则就会被以”再次关进去”来要挟。一位大哥缓缓地说：”我们已经出狱了，我们已经是公民了，但我们依然被这个政府当作对这个国家会产生威胁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似乎被烙上了烙印，一辈子就和这个烙印粘在一起，永世不得分开。”这种屈辱我们都未曾经历过，所以我无法体会他内心的悲愤和抑郁，但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犹如”红字”的东西对人的伤害的程度，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谁让我们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比蚂蚁都微不足道的存在？

由于疾病缠身，由于”特殊”身份，由于有关部门的”照顾”，由于他们自身年纪已大，由于……种种原因让他们在出狱后生活得异常艰难，不得不靠家里人接济才能活下去。此时，尊严从哪里来？一个大哥反复说：”我们就是在苟且偷生啊，兄弟，就是苟且偷生！”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你我都不会说出来，但他们只能这么说！

廖亦武在《六四画家武文建》的结尾写到：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话音一落，全场哑然。我想，廖先生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么多年来，很少见人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为他们的遭遇和当下的境况做点事情。我曾试图采访他们，以对他们的情况做更多的了解，然而，他们拒绝了。一位大哥说：”兄弟，谢谢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了。如果我们说了什么，不但的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帮助，还会遭到所住地的相关部门的打压。我们已经受够了，不想再给自己找事了。”这种悲凉谁又能体会？

“六四暴徒”，一群为了单纯的正义，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和责任的人，付出了他们的全部。而现在，他们犹如黑暗角落里的尘埃，不被人注意，更不被人提及。只在黑暗中自生自灭，从一无所有走向一无所有。

我们，愧对他们！

《零八宪章》签名组前不久公布，尽管有官方种种威胁骚扰，签名人数已经超过8100人，我们相信其很快将超过万人。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一次历史性的签名运动，是中国迈向公民社会的一大步。的确，《零八宪章》并无新异，所说均是当今政治普遍之原则，而实施宪政是中国先贤一百多年以来的梦想和奋斗。《零八宪章》四章十九项主张，四千余字，内容主旨难以非议，它们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规范，妇孺皆知。但是中国当局畏之如虎，认为是政治阴谋，颠覆国家，可见中国政权之脆弱。《零八宪章》仅仅是公民政治意愿的集体表达，它公开的，坦荡的，无须”阴谋”也非” 革命”。《零八宪章》的局限，如王军涛先生所说，其后没有一个政治集团，不能有跟进的践行，因此它的意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它是知识界反对派的政治宣言。但是仅此，它的意义已经十分重要了。

《零八宪章》的首要意义是对中华”共和国”的重新命名。其前言中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陷入了极权主义深渊” 。改革开放后，中国虽然有了进步，但仍然是”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这就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中共一党极权之国，由此给国家带来”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并且此一党之国被”神化”，其党、领袖、权力、制度不可置疑，对之置疑是大罪，无数的人曾为此掉头坐牢，家破人亡。致使一九八九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也要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零八宪章》开宗明义，宣告”新中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是假”共和”，否定了中共六十年来的极权体制。什么是真共和？《零八宪章》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并具体提出了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公器公用、宗教自由等十九项主张。这就是真”共和”，故此人们称之是再建共和国的纲领。而中共指其是”反动纲领”亦不错，因为他们立于维护”假共和”的立场。

六十年来，”党”占据正统名位，已成为人们头上的大山。《零八宪章》让人有”横空出世”之感，就在于它颠覆了”党”窃据的名位，推翻了这座人们心头的大山，是中国人精神的解放。如果说，在毛时代”党天下”、”假共和”的极权制度，尚是个别人的先知，比如林昭。但是，经过”四五”、”民主墙”、”思想解放”，其如皇帝的新衣，昭然若揭。”八九”运动就是反极权、反”党天下”的民运。只是由于铁血专政，没有言论自由，人们虽然心知肚明，但不能公开言论。这也就是”八九”学生之所以要打出”拥护共产党”旗号的原因，但即使如此”党”依然进行了血腥杀戮。”党”所窃据的国家正统名位，要靠暴力和恐怖来维持。自民主墙以来，国人对中共极权的思考和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也甚有勇者，从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到”九评”。经过三十年，可以说国人已经完成了对中共政权的认识。但是，中国社会尚缺少一个公开的体现共识的声音，指出伪名。《零八宪章》完成了这个使命。300多名国内公众知识分子（首批签署）走出恐惧，承继六十年来国人对中共极权制度的批判，开诚布公，大白天下：”新中国”是”党天下”、”假共和”。这是中国的良知对中共政权伪名份的判定。

《零八宪章》未必处处精辟，但是其主旨则体现了民主宪政的基本框架。尽管不同群体对某些条款有分歧，但民主宪政的框架则该是大多数人的认同，因为其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模式。《零八宪章》不属于某党某派某主义，而是中国国家与各民族的希望与方向。不在于谁提出了《零八宪章》，重要的是它提出了新共和的构想和纲领。远而言之，民主宪政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贤们梦想与奋斗；近而言之，其是林昭、顾准、遇罗克、”民主墙”、”八九运动 “的理想与奋争。《零八宪章》承继了这一道统，是历史在今天的再宣言。中国如果有希望迈向进步，那么无论以什么方式，改革还是革命，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左派得势或是右派，时间或长或短，中国都是要走向民主宪政；如果中国不走向这里，则是悲哀的。中国已经为民主宪政奋斗了一百多年，还将继续为之奋斗。

辛亥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并未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但是民主宪政始终是国家的方向，是正名，由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但1949之后，中国转为共产极权国家， 凡言论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均为反革命罪，治以重刑，乃至处死；至今公开言论”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联邦共和”仍属于”颠覆国家罪”或 “煽动颠覆国家罪”，魏京生因为提倡”政治现代化”判重刑，《和平宪章》发起人秦永敏、周国强被劳教，中国现监狱中的良心犯也多属于此，此次刘晓波为《零八宪章》再次被逮捕。最近，胡锦涛针对《零八宪章》，还谴责民主宪政是”改旗换帜的邪路”。故此，中国需要为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正名，《零八宪章》承担了这个责任。

几十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为”自由”、”民主”、”宪政”不息奋斗，可歌可泣。并不是说《零八宪章》的起草者比前者更有勇气，更有思想，有更高明的见解，而是他们承继了前者的勇气和良知，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发出了历史的声音。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尽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中国走到了一个拐点，或改变制度，或崩溃。不在于统治者要不要坚持极权，而在于这套制度在瓦解失效，官员的普遍腐败和社会的黑化，说明其制度接近尾声。在此历史关头，转换制度再次成为国家的中心结钮。民主墙以来，特别是经过”八九”和网络的普及，自由民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是各界民众的意愿。在这个历史时刻，《零八宪章》公布了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宣言，这是一份全面完整的宪政纲领，是六十年来中国志士仁人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结晶。它的宪章形式，高屋建瓴，表明它不是一般的政治诉求，而是立于国家之本，要求重立宪法，更改制度。而且，它是由国内各界300多著名人士集体发起和签署，它广泛地代表了民意，展现了国家的正途与希望。尽管官方对《零八宪章》竭力封锁打压，但是民主宪政的旗帜已经在中国飘扬，国人有了再建共和的方向。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假共和，是反文明的极权国家。《零八宪章》举起了旗帜，标明什么是”真共和” ？什么是真”新中国”？它彰显了宪政国家的基本规范：自由平等、三权分立、主权在民、保障民权、公器公用，其有针对性地为中华”共和国”作了重新命名。有人批评《零八宪章》是改良，但是《零八宪章》的内容恰恰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它是对极权、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它所主张的也是完整地实行民主宪政制度，也就是要求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转变。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要点，就陷入了偏见。《零八宪章》是一部政治宣言，而非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它起到了民主宪政的宣言作用，就已经履行了它的历史责任。至于如何实现这部宣言，则是另一个问题。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存在于名的世界，人以命名来建立其存在秩序，并受名的支配，按其指令行为。名的混乱和颠倒，将导致人存在的混乱和颠倒。毛后，共产意识瓦解，但是中共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和政权的”合法性”，继续沿用极权符号，比如邓的”四个坚持”。这和中国后极权的社会状态一致，一方面社会趋向瓦解，走向无序，如普遍的腐败、假货、黑社会化；一方面仍然是”党”专政。伪名占据了国家正统名位，导致国家、社会信用崩溃，人们丧丧失对国家、社会的信任与希望，更不要说义务与责任。政权与社会的黑化是解体的标志。中国的腐败和精神的沦落是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而非仅仅是权力。

名是公共之契约，国家之名是国家之契约，当国家、社会由伪名所占，必然是全民作假，腐败漫行，厚黑为尚。尽管《零八宪章》所言都常识，老生常谈，但是人们闻之仍然眼睛一亮，如沐春光，就是因为人们笼罩在伪名之中，真共和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之希望，这不仅仅是政治的，走出伪名，建立真共和，才有道德、精神、文化的真复兴。

2009年1月底至2月初

温家宝出访欧洲期间，一改过去谨慎作风，高调批评他国。就全球金融危机，批评美国“监管不力，控制不严”；就法国罢工，批评法国政府“施政不力”；并赌气似地明说，“绕着法国走一圈”， 而不去法国，意在报复（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名为“信心之旅”，实为“报复之旅”。

中共对他国评头论足，但中共本身，却面临严峻的国内形势：出口锐减，资本外流，工厂倒闭，失业剧增。官方公布，全国失业率为4.2%，但社科院却发布，失业率为9.6%。至少两千万农民工已经返乡待业。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也席卷了中国。

针对外国“中国经济下滑，可能引发动乱”的担忧，中共喉舌之一《环球时报》讥讽，那是“西方人拿本国国情套在中国身上”。言下之意，不论中国经济好坏，只要有共产党的铁血手腕，任何中国民众，都休想质疑或挑战政府。

在“内部文件”中，中共私下承认，被它化名为“群体性事件”的抗议事件，连年攀升，2006年，已经达到9万多起，目前已经达到每年10万多起。但中共似乎仍然“有办法控制局面”。毕竟，中共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其人数，高居世界第一；北京奥运的最大成就，对中共而言，就是在“保证奥运安全”的借口下，进一步壮大和装备了其警察队伍和情报机构；除此之外，中共还拥有7千万党员（相当于一些西方大国人口），足以监控全国人民。

在国际上，中共甚至也转守为攻。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审议中国人权状况的会议上，北京不仅买通了大批发展中国家，为中共帮腔，呐喊助阵；而且，中共本身，也毫不汗颜地为自己辩护，逐条回应，振振有词。

比如，中共辩称：“中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中国，仅毒奶粉一案，就有各地律师和法官证实：不准律师代理受害者家属索赔，不准法院受理受害者家属诉讼，都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指令。

又比如，中共辩称：“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任何人任何媒体不会因为发表言论而受到处罚，记者采访权得到充分保障。”云云。且不说，中共关押记者人数，高居世界榜首；就在最近，中共重新封锁了因北京奥运而一度开放的互联网，并大局扫荡互联网、大批关闭网站；重新颁布了最严厉的新闻采访管制条例，连香港新闻机构和记者，都被规定：须先向中联办申请採访证，并得到内地当事人或机构同意，才能进行採访。曾指望“中国进步”的国际新闻界，为此惊呼：中国新闻领域，又倒退了二十年！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大展其“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源自其党性。谎言文化，原是中共党性的一部分，如今，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性的一部分。谎言自上而下，不仅充斥当今中国官场，也充斥当今中国社会。

受害最深的，当属青少年，尤其那些“80后”或者“90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中共以封锁信息、篡改历史、歪编教科书、舆论导向等百变手法，彻底洗脑，全面蒙蔽，失去独立判断力，往往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其中的一些受害者，无视中国积弊，竟组建所谓“什锦八宝粥”粉丝团，整天“涛涛”、“宝宝”地狂呼乱叫。其癫狂之状，犹如新“红卫兵”，国格人格尽失。

作为“转守为攻”战略的一部分，中共利用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到各国开办电视台，或发行报纸，自我推销，为此，不惜巨额亏损，不断增加投资；中共还计划投入450亿人民币巨资，打造一个类似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24小时运转，对外兜售中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直接叫板文明世界。

显见，面对世界潮流和人类方向，中共的选择，不是顺应，而是对抗。这是中共集团变得财大气粗之后，精算其自身利益的结果。亦即，为了死守其既得利益，劫持了整个中国的中共集团，决意与文明世界正面对撞。

新华网贵州德江2月9日电 (记者李忠将) 2月8日14时许，贵州省德江县发生一起部分群众因舞龙纠纷围攻县政府事件，引来2000多人围观，3名警察和5名群众受伤。在德江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后，目前事态已经平息。

又是贵州地方政府，去年贵州瓮安爆发“6·28”事件，瓮安县公安局被烧毁，这次德江县政府受到围攻。两次事件起因都不复杂，前者是女学生跳河“自杀”引爆，后者是民众自发舞龙欢乐受到驱赶。但是，小事端引发的导火线，以致在当地权力核心机关点燃爆发，这当引起思考。

笔者不做过多的政治原因分析，就事论事。德江民众春节期间舞龙娱乐，名正言顺。对于中国乡村居民，元宵节不过，等于春节还没结束，北方许多地方更是延续到正月二十。耍社火、舞龙、扭秧歌等地方风俗，各有不同。这是古已有之的民间习俗和权利，别说一个小县政府，就是过去的皇帝，也不会干涉这等民间习俗。

德江县政府给出的理由是：政府考虑安全因素，不让舞龙队在主城区经过，只允许在环城路也就是郊区玩玩。如若不是新华社曝光，不会相信德江政府怕老百姓竟然到这个地步，“安全因素”多虚弱牵强的理由，让人吃惊。政府怕人民，相信这是每个地方政府的心病。其次，德江政府胡乱来，将舞龙队安排到远远的郊区谁去看。这是典型的折腾老百姓丑行。

第一，普通的民事纠纷，何以导致警察和民众受伤。该地政府领导仍是暴力执政思维，动辄出动警察武警镇压。这些农民不是暴动，只是元宵节传统习俗图个热闹喜庆，娱人娱己而已。政府不出钱，民众自己出钱出力玩乐，碍着政府什么事了？再者，据报道警察3伤民众5伤，现场围观者2000人，警察武警不会超过这个数目，但是，少数警察打伤民众居多，这足以说明谁是暴徒。

第二，政府管理错位。本来这些城管、警察和武警，只管站在主城区马路边维持秩序即可，防止发生踩踏事故，不应强制安排路线，这不是游行示威，需要事先申报路线、口号和人数。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再说关城管什么事，中国城管本就没有执法权，为何敢越权一开始就驱赶舞龙队？谁给城管这样大的权力，县长还是县委书记？看来德江的这两位头面人物，真该送到中央党校博士班镀金，让他们明白什么叫“执政为民”，好好思考一下与执政怕民、防民区别在哪里。

第三，靠强权武力维持地方稳定、安全，这是愚蠢短视的执政思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个皇帝靠武力维持长久统治，武力夺权倒是比比皆是。凡是清明皇帝，都是顺从民意，开放禁忌，民间社会自然而然将注意力转向生产和生意，这样才是一个和谐社会。显然德江政府预设了立场：舞龙队是潜在暴徒准备闹事。但从官方报道来看，舞龙队纯为娱乐并无其它企图，德江政府属反应过敏。居民都在舞龙娱乐、观看，能威胁谁的安全？可见这些官员内心的负罪恐惧心理有多严重。

第四，经济危机蔓延，最好不要平白无故欺负老百姓。2000万失业农民工，这跟历史上没见识的农民完全不同，没那么好欺负愚弄。据报道这几个舞龙队来自德江县的村镇，这些农民工见多识广，尤其是二代农民工，再加上他们失业正好怨气无处发泄。他们本就没违法，政府再出动警力镇压，于情于理于法都失去正当性，德江政府首先丧失法理和道义优势。这些农民却不傻，干涉镇压他们娱乐的权利，他们就敢围攻县政府。这难道不是另外意义上的民意觉醒和自信。

第五，警察武警沦为地方政府的打手。笔者不相信警察不首先动手打人，民众敢抢夺警棍殴打警察。瓮安民变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就有人反思：政府决策失误，凭什么让警察救火打人？凭什么县长书记都躲藏起来，让警察背负恶名恶人？不无道理。警察是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政府。民间流传公安部长一句名言：警察就是保护执政党利益的。那请问政府的权力来源合法性在哪里？德江县政府是人民选举授权的吗？德江县政府的野蛮残暴，仅只再次印证了“警察国家”。

第六，地方政府胡来，必然导致民间剧烈反弹。地方领导思维和手段简单粗暴野蛮，普通的民事纠纷，硬被地方政府弄成一个政治事件，没有谈判、协商，只管武力镇压，这只能加速社会崩溃，而不能维护安定。一个社会宽容民众时不时闹点游行示威、罢工集会，有助于疏解社会积累的矛盾。何况这些权利都是宪法规定的。

瓮安、陇南和德江等群体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既没有事先策划，也没有领头人，完全是受到警察镇压后，群体过激反应。这说明民间积怨太多太久，官民关系紧张对立。话说回来，德江事件并不牵扯官民直接利益冲突，最后居然恶化到以双方群体暴力收场，并不见得全是坏事。可以预见，经济危机将促使群体事件集中爆发，再一次考验当局的执政能力。

2009年2月9日

你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好像地球一样终日转过不停。这源于我小时的梦，我想把世界都走遍，触摸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亲近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现在如果你问我，这样折腾，你到底认清这个世界没有？我会说，差不多了。如果你再问，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哪块地，你觉得认识还不够深入，还想继续了解下去呢？我会不假思索地说：中国。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怎么会不了解她呢？也许正因为生活了这么多年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我觉得，我对中国认识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发生在我远离中国的时候。而且，最近几年，每当我置身中国却感到看不清她的时候，我都会找机会悄悄到外面去转转，思考几天再回来。

到处走，就会见到很多人，按说见到这些外国人，最想了解的是他们国家的事，可我就不同，我最想从他们眼中看中国和认识中国。让我每每惊讶的是，好像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个不同的中国。

夜深人静时，我不禁问自己，那么多中国，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中国？我又怎么知道我眼中的中国是真实的？

我们心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2008年紧张的一年，我自认为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因为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就更加有信心。可周围看看，我的好多朋友却更加泄气了。这真让人郁闷。我也没有理由责怪人家外国人眼中有太多不同的中国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的人，眼中看到的倒是同一个东西，可心中装着的还是不一样的中国。

于是，在2008年底，我飞赴美国一个月，中国的朋友和美国的朋友都兴奋地问道：啊，来观摩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我说不是的，他们又问，来看看美国？我说，不是的。怕他们继续问下去，我就干脆告诉他们：我是来看中国的。

在这次一个多月的旅行中，从东到西，我接触了华人精英，更多地接触了美国多位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虽然大家免不了要谈谈大热人物奥巴马，但我总会及时把话题转向这样的问题：啊，告诉我，你知道多少关于中国的事？你怎么看中国？你认为中国将来会……

虽然我心中早就揣着一个中国，但我还是想通过各种不同人的眼睛看清楚一点中国。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中国？

下面简单列几条这次见到的美国朋友给我最深的几点印象：

一，2008年的中国发生了那么多事，特别是外国媒体歪曲中国的报道以及愤怒的留学生把五星红旗插到了旧金山、巴黎和悉尼等地，我这次出来特意留意了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让我既喜且忧的是：外国媒体报道中国的事越来越少，越来越谨慎了。外国媒体不会报道好的事，这是他们的新闻观，不会为我们改变，但他们好像也开始了自律了，或者说不愿意惹麻烦，所以也减少了对中国负面的报道，结果给我的感觉是整个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所减少（或者时间有所减少）。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但外国人很单纯，新闻不报道，他们也就不关心。不过，不关心也好，反正，国内的媒体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西方人整天都在关注我们，虎视眈眈，其实，稍微会几句外语的人就知道那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和对任何一个中等国家的报道差不多。这可和我们神州大地的媒体完全不同，有时在中国打开一份报纸，你好象立即就置身于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列强的包围之中，报纸还没有看完，冷汗就流出来了，甚至想立马抓起一杆钢枪，保家卫国。

二，美国的很多官员学者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了，趋向比较平和与不置可否，甚至连学术研究都有些收缩。我想，这应该不是天朝打压了他们，而是他们确实看不清中国了。好几个美国人看到我们留学生在他们的街头挥舞五星红旗就被真正雷到了。有一个妇女对我说，你们那里一定比我们国家自由和美好多了，可怜的美国人，我们还一直以为这些可怜的中国孩子是来投奔自由呢。她的言下之意，我们中国发展太快，他们落后了。这也是实情，这些年来，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如此牛气冲天，一边偷偷申请绿卡，一边可以同时在巴黎、悉尼和旧金山游行示威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中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里自然也是自由表达，既然是自由表达，也就是说反映了留学生的真实的想法。美国人说，这可是他们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的真实想法，正如他们从美国人游行示威看民意一样，他们从留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民意。美国人很尊重民意滴，所以，他们蔫了，牛不起来了！

三，这次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其实很少有人要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制度，甚至没有一个人和我交谈中要把美国的普世价值推广到中国。这给我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中国，那些左派们一口一个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美国和西方要找代言人，把我杨恒均也说成美国的代言人了。而一些右派，往往在文章中也是一口一个普世价值和美国的民主。有时弄得中国的互联网好像是美国的代言人和中国的捍卫者在对仗。结果，这次我才惊悚地发现，人家美国人（注意，我可是见到从政府官员、军人到记者、学者等很多人的）根本不知道你在玩啥，人家早就放弃了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你的做法，也绝对没有要让你照搬他们的制度的想法，这一切搞不好都是我们自己在意淫。至于说有时在人权上做文章，他们就这德性，对全世界都要搞，他们其实也不一定真想认真，只是碍于人家的价值观而已。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你们其实不必介意，只当我们放屁就可以了，至于你们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吧，只要不侵害美国人的人权，基本上没有什么事。还有一位更露骨，对我说，你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就是要复辟帝制，其实又关美国人什么事？另外一位国防专家给我说了实话：杨，其实你难道没有发现，我们在亚洲最头疼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如果有选择，我们更愿意和一两个说话算数的君王打交道（例如沙特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当然，这位美国人说的话不一定算数，但我知道，从骨子里，美国人不是那么傻的，中国这种古老的民族一旦真正掌握了好的制度而变得强大，美国人绝对受不了。而像中国现在这样，傻瓜也知道，都玩了五千年了，你真以为能够强大崛起而不会再一次陷入我们折腾了几千年的恶性循环？

四，好了，这就是我这次到美国通过美国人眼睛看到的中国。可以明显感觉到，经过2008风霜雪雨的一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有了改变。

同志们，无论你是寄希望于美国，还是担心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现在好了，现在，该死心的死心，该放心的放心吧。只要你不把大批偷渡客和办签证都保证一定会来可以去就想着办绿卡的中国人都放过去，美国人不会介意我们如何生活的。介意我们如何生活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这次美国行给我很大的冲击，这世界上，什么事都能够发生的。我通过很多美国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中国，和我眼中和心中的中国都那么的不一样。

杨恒均200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