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中国需要启蒙运动—-从戈扬病逝思想起

原《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人戈扬女士一月十八日凌晨病逝于纽约的法拉盛医院,享年九十四岁。消息传来,我们在震惊与伤痛之余,也令人想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记得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启蒙运动呢?

今天我们都在忙于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八十年代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那个时期中,一批年轻的时候为了中华崛起的理想投身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并逐渐觉醒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他们掌握的一定的话语权力,积极推动思想解放,针对很多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并向社会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我们称之为“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以一九八九年出版发行的《新启蒙丛刊》为阵地,而代表人物中,就包括戈扬女士。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所谓“改革”存在的严重问题,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模式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不可能针对未来社会转型提出更加清醒的方案。而要做出这样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必须看到,八十年代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思路,与九十年代以后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的改革思路,存在很大的差异。厘清这些差异,重新比较这些差异,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九九○年之后改革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差异和问题,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如果在我们的反思中,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缺席的话,我们的反思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已经不记得戈扬,王若水、刘宾雁、包遵信等等这些名字,那我们是没有资格继续向前走的。这已经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

今天中共提出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以人为本”,其实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根本都是抄袭当年启蒙运动提出过的主张。既可笑而又沉痛的现实是,中共今天继承了戈扬一代人的主张,等于承认他们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又依旧把他们当作敌人,拒绝让他们回国,这样的逻辑混乱暴露了今天的中共没有任何中心思想的本质。

余  杰:家宝原来爱读书

温家宝访问英国,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谈及其读书生活。《金融时报》报道说:“温家宝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读者,他透露,每次出国都会携带一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温家宝又反驳一些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进度的质疑,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害怕民主和选举’,但中国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会愿意让你维持权力。’”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那么,总理的无耻,就更是国耻了。这个自称“信任人民”的总理,唯有到西方国家访问的时候,才可能遇到流亡在外的“人民”的抗议,呆在国内的“人民”唯有对他感激涕零、三呼万岁的份儿。温总理在出入中国驻伦敦使馆的时候,行走在守护人员用黑伞组成的“仪仗队”之中,那两百多名在外边抗议的“人民”,既然看不见,就当他们不存在吧。

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暴君们个个喜欢焚书坑儒。中共的首脑们却很少是不爱读书的。毛泽东的书房里堆满了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大号字体的古籍,难怪权谋术和厚黑学运用自如。毛对知识分子耍流氓手段,对梁漱溟破口大骂,以蔑视文化为荣,显示出山大王“无知者无畏”的本色。他却对那些胸无半点墨的军头们引经据典,使他们听得云里雾里的,从而对主席之睿智博学叹为观止。老毛让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读《红楼梦》,武功惊人的许大和尚读了五遍都没有读懂,只好到主席面前来请求免去这可怕的苦役。

江泽民也喜欢读书,在当年南京的伪中央大学里,大概是学过几本英文原版教材的。所以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他从容地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让学生们在这个“民主前辈”面前自叹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稳定,差不多靠老江的这一场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稳定,终于让老江北上继位,权倾天下。看来,他得感激当年的西式教育。

而家宝爱读书,更是让“八宝饭”们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痴。海内外至今还有不少对从来就不存在过的“胡温新政”抱有幻想的人,如香港学者蔡子强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选出总理温家宝作为‘年度人物’,我想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不愿意被蔡先生的“异想天开”所“代表”了,我就对此提出异议,而且我身边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显然不止“几个”。许多中国人仍然停留在“类人孩”状态,一遇到作慈母状的青天大老爷,便禁不住膝盖发软。

温家宝喜欢读罗马皇帝奥勒留写的《沉思录》,却从没有学会作者强调的“对那些不假思索发表意见的人的容忍”——你为什么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如仇寇呢?温家宝喜欢读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却从没有学会作者强调的“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六四”已经二十年了,曾经陪同赵紫阳到过天安门的温宰相,为何不能对天安门母亲们鞠一躬呢?

雪迪:领悟(诗三首)

                                                                         裂

刚开始是意识体验到晕眩
曾经能做的模糊了
身体一截一截的变慢
慢到操作者感到恐惧
那么多的不能
理解的人。一切都很快
很具体的恐怖。当身体
和意识分离,仅剩下意识
和速度,和黑暗里的弯道
和从后面来的很多人
在黑暗中显得很亮的光
第一次感到光,那么多光
也可以使一个虚弱的人
感到更恐怖。一切开始于爱
爱是许诺者,保证
在爱中的人安全
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要承受他人的恐惧

当身体比平时慢
意识更锐利,更鲜艳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信念
智慧能使弯道变得直一些
不能使黑暗里的
距离缩短。那时
爱中的人,完全依靠爱
一个出口接着一个出口
最后返回家圆

听我们最爱听的歌曲
想起天黑之前
我们祝贺抵达时的样子
身体发凉之前的状态
我们跟着我们的感觉
很平常,也没有恐惧
我们感到在里面的光
相爱着,远道旅行
当光从后面
显得具进攻性
连身体里面都是黑的
在意识里是没完没了的弯道
心怀叵测的旅行者
在右边,靠我们很近的行走
说些我们最困难时
会说的那些话
感受到我们在一起的原因
两个变慢的身体在一起
就坚强一些;就从
当地的单行道上
返回大路。不仅仅是理解
是承受,代替另一个体验
一切都是可能的
当一个人,保证
对爱许下的诺言

 

为了还愿。当你使身体
变得很慢,长喙的鸟
低低地贴着湿沙子飞
海浪在潜意识里
一层一层地向前涌
白色是你唯一看见的颜色
那里的护路人说,往里走
这是回家的方向。还愿
在到这里之前,我们
没干完的,干糟了的
也许真爱过,被爱得
很深,使我们
在那时变得暴躁
使此时居住的地带
多雨;风总是卷起尘沙
狐狸,还有短腿的狼
在多树的镇子里
追捕女人们宠爱的家猫

那也是学习的过程
失去那些刚开始喜爱的
懂得的,哀伤和
怨愤,还有我们已深深
陷入的,不仅仅是和人
也和物。磨得漂亮的木头
羽毛弯成很美的角度
那些令我们大哭一场的东西
朋友和亲人,由于他们
那些人开始仇恨

在美的后面,应该是更美的
理解的后面,是更多理解
然后是顿悟。一个人的顿悟
是在云和云之间的落日
观景人赞赏云层的瑰丽
那也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的迷惑
我们一次一次地返回
学习爱,体验那些困惑的
成为美的,价值无比的
然后观景人叠起椅子
在暮色中消逝

完成没有完成的,走的
离家近了一些
在具体的、充满细节的事件中
懂得什么是爱;责任
是逼真的、客观的疼痛
一些坏念头,使回家的路
变得长了些,并且多回来一次
澄清后果;看见更多的自然景致
看见更多的人,糟踏自然
他们的脸一片模糊
他们将吃好几碴苦,受好几碴罪
这是中国老一辈人的说法

为了用具体的感觉
认知抽象的能
他驱使浪涛
向有人的地带靠近
使山豹在躁热里往低处走
使山一寸一寸长高,然后
在大地震里塌陷
一个婴孩,哭叫着诞生
那个母亲流了许多血
然后是女儿的,然后
是从我们称为“心”的地点
一切都是为了懂得爱
给予爱。一切仅仅是开始

 

那里是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
不再回来。许多生
一截一截连上的回家的路
有时是在岔道上;有时
纯粹是向下沉。在暗处
在我们还不知怎样看见的地方
我们始终被保护着
被象征性地指引
和异性一起的日子里
一层一层地了解自身
一次爱是一个角度
足够的角度,形成圆
那时我们知道怎样离开身体
使身体仅是一支锚
抛在人海;思想带着白光飞翔
拜访其它的思想;使花
在某个瞬间,比其它时刻鲜艳
某个地带,比众多的其它地方
更具有人性

那时我们经过做人,也许
别的什么,将具体的疼
饥饿;涉过一条河时的寒冷
沮丧,仇恨;濒死的不同的
情景;我们同意回来
渐渐地,体验到爱
然后身体不好使了
我们接近完整地意识自己
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
这儿还有那一个,那一个
全为对方存在
对方因为对方存在
圆的外面是更大的圆
更大的圆;持续下去
如同我们在一个雨天离开
在某个节日返回。我们
把最难忘的片断连在一起
“能”出现;爱在最后一世
是安静的,不强求表现的
是所有美好事物最后完成时
伴随的那种深深的宁静
思想被提炼成形,是球状的
我们经过做人,还有别的
就是为了把思想从无数世中
提取出来。用具体的肉身感觉
经历转换的过程。从暗到亮
从焦躁到宁静;从人到自然
到人。精神离开他需要的
最后一具肉体,那是大爱
是纯粹的能,耀眼,似光
有缘、有福份的人
感觉他的颤动,在热和光中
然后他升入比最后一次来时
要远、要高的地方
只有爱,能使我们持续
一次比一次睿智;无尽地
施善。只有爱是具体的
能领着我们,走过穿透
无数生、众生的那条通道
越走越亮,就越真实
美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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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来自上海的神秘公司

前些日子看资本主义国家错误腐朽电视连续剧《越狱》和《二十四小时》,里面经常会说到一些神秘的COMPANY,我们的翻译是公司,这些神秘的公司左右着政府和国际形势的走向。当然,我认为,这是编剧们的意淫,因为比较明显的,类似的公司必须是官方控制或者官商勾结才能存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最适合的土壤。越是和谐的地方,在文化上硬是要意淫出不和谐的内容,因为看完电视郁闷了,出门一看会感叹,真和谐,而越是不和谐的地方,在文化上硬是要意淫出和谐来,因为出完门郁闷了,一看电视会感叹,真和谐。在爱卡论坛上海分会的一个帖子里(可能也是转帖),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COMPANY,这个中外合作上海市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掌握着上海市的大部分高架和一些高速公路,拥有内环高架和南北高架二十年的经营权和维护权,并且拥有这两项权利:

(一)向在上海市缴纳公路养路费的机动车辆征收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收入中的七分之六;(二)在上海市现有出入境道口向过往的外省市机动车辆(特种车辆除外)征收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收入中的五分之二。

通过查询,这个于2001年注册成立的,收取了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的七分之六(上海市的每辆车必须每年缴纳1500元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和外地车进上海通行费的五分之二的公司只有七个人,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壳公司,那么他的后台是什么呢?上海市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公司呢?

企业名称 上海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费立夫 . 成立日期 5/10/2001.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 . 联系电话 58885500-3024 . 传真电话 .所属行业 . 业务类型 . 员工人数 7人

这个公司的可恶在于,联系人是“费力付”,你也知道大家付的很费力啊。

这一切,都要等待杰克。包娃或者史高飞的解答。当然,作为一个每年都缴纳1500元的车主,我很想知道我缴纳的这个归属于“中外合资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道路贷款费究竟是被用作了什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当然,别告诉我你们这里没有姓史名高飞的工作人员,所以不能解答。

按理来说,政府应该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公司是政府背景,负责修路,因为修路没钱(没钱修路你当什么政府呢),所以修的路都是这个公司贷款的,然后向公众收费(中国估计是世界上罕见能靠修路来赚钱的国家),建成了外环和南北高架以后,一开始是要收费的,后来觉得收费会导致交通瘫痪,所以就统一收了这个道路建设贷款,来弥补和赚取当年上海市政府修路的费用。

话说回来,道路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设施,难道政府不应该修好他麽?答案是应该的,但财政吃紧,得大家出钱一起修,那财政为什么在收了这么多税以后还会吃紧呢?是因为行政成本太大。那行政成本为什么太大呢?是因为公款消费吃喝玩乐铺张浪费以及公务人员太多。那能不能减少公务人员和公款消费呢?不能,是因为减少了政权就不稳定了,要让足够多的家庭得到好处。那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死结了麽?

是的,形成了一个充满了先进性正确性的和谐死结。

那能不能官商不勾结呢?不能,想把生意做大,一定要官商勾结,要让当官的知道,跟着屏蔽词才有肉吃,不跟着,别说没肉吃了,没有官司吃已经很好了。

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还是得交钱。但是,当你开车走在公路上的时候,你要时刻明白这一点并安慰自己,在你脚下的公路,应该是你间接出钱造的,但在中国,其实是你直接出钱造的,你是一个每年都得买这支股票但是永远没有股份和分红的股东。

博  笑:胡锦涛政治笑话八则

胡锦涛就干旱拜访风水大师

话说胡锦涛被北方的大旱灾恼得神经不太正常了,主要是怕灾民闹事。他突然提出请全国最好的风水大师来俯上看风水。风水大师一再称:不敢来!于是胡锦涛发出“直言不讳,免责,免罪,免死”的圣旨,才把风水大师请来。胡锦涛:“这十多年来,以前水灾多,可如今又旱灾多,究竟为何?”风水大师:“以前不怪你。主要是江泽民的‘泽’系妖泽。《周礼。地官。掌节》中道‘泽国用龙节。’唐。杜牧《题白云楼》也写道: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这里的‘泽’主要指:如:泽陂(池沼);泽皋(沼泽);泽淖(泥潭);泽农(指在水泽地区耕作的农夫),能不年年发大水吗?”胡锦涛:“可如今怎么变干旱了呢?我这‘涛’不也含水吗?”风水大师:“陛下有所不知:”锦‘,在风水学里配同音井也!这井里能掏出多少水来,够全国人民用吗?“胡锦涛:”那有何妙计?“风水大师摆摆手:”改朝换代,别无它法!“

胡锦涛查清零八宪章源头

胡锦涛得知专案组已经查清零八宪章源头,甚喜。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专案组一行人。

胡锦涛问:“刘小波交代了吗?”

专案组:“他彻底交代了,我们查证属实。”

胡锦涛问“:”联邦共和国出自何处?“

专案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原文提法是:建立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多了个自由。”

胡锦涛问:“那,那军队国家化呢?”

专案组:“也查清了!出自周恩来选集。原文提法是:必须实现军队国家化。多了个必须实现。”

胡锦涛问:“那,那,那赞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处?”

专案组:“新华日报社论。原文提法是:美国代表了民主社会。多了个美国代表。”胡锦涛问:“那,那,那解除党禁呢!”

专案组:“毛泽东反对国民党时提出来的口号!原文提法多了个:打倒一党专政!”

胡锦涛问:“那,那,那,那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

专案组:“这些宪法里全有!”胡锦涛愁眉苦脸地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专案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把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和宪法全列为敏感词汇,一概屏蔽掉!”

胡锦涛大怒:“饭桶!干脆把我也一概屏蔽掉算了!”

专案组:“他们是这样说的,若把你屏蔽掉,就一切包括零八宪章都不用屏蔽了!”

胡锦涛派人慰问刘晓波

春节即到,胡锦涛派人慰问刘晓波,试图软化他的立场。来人一进门,刘晓波便问:“胡锦涛叫你来干嘛?” 来人:“你怎么知道我是胡锦涛派来的?” 刘晓波:“之前来的人,胡说的有,胡打的有,胡闹的有,胡扯的有,只差胡办的了!”

胡锦涛微服出访

胡锦涛大过年微服出访,来到一家餐馆,见餐馆业主正在挂春联。上联是:全国上下无官正,下联是:吃饭莫喊胡紧掏。他大惑不解。餐馆业主解释道:这是经验,凡来吃饭的官员大都不付钱。(吴官正)。胡锦涛:“那下联呢?” 餐馆业主:“老百姓呢,又总掏不出钱来!”

纪念胡锦涛

胡锦涛从井岗山返回,得知 江泽民在上海发表了一首纪念六四大屠杀的歪诗,很不痛快。

那歪诗说:「忽忽光阴二十年,几多甘苦创新天。浦江两岸生巨变,今日同心更向前。」胡锦涛的秘书也讽刺道:这大白话哪里是诗,简直是屎!胡锦涛便派秘书去教训江泽民。秘书见江泽民后说道:“政治局有决议,要淡化六四。可你老人家又把屎抛了出来,这不是挑动人们回忆六四大屠杀吗?”谁知江老竟然骂道:“我这坨屎抛了出来,哪里是为了纪念什么六四大屠杀,那死去的老百姓会值得纪念吗?我把这坨屎抛了出来,是为了纪念小胡20年前站在坦克上实施拉萨戒严,他怎么就那么健忘呢?”胡锦涛的秘书脸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坨屎还是满芬芳的!”

胡锦涛辩护“不折腾”

邓小平在阴间急传江泽民和胡锦涛,声称自己的“不争论”指示被人篡改。江泽民一听就明白,先声辩说,你的“不争论”指示好是好,但我发现有些老百姓虽然不争论了,但他们还啃声,说三道四,所以我又发明了“闷声大发财”的“不啃声”理论。接着,邓小平和江泽民把目光投向胡锦涛,都声称自己的“不争论”和“不啃声”的指示被人篡改了。胡锦涛急了,党国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吗?但我拼命控制言论后,依然发现,老百姓虽然不争论也无法啃声了,可他们开始报复我们的专政工具。所以我又发明了“不折腾”理论。把“不争论”“不啃声”“不折腾”连为一体,岂不可永保世袭家畜?!三人大笑握手和谐。

胡锦涛到井冈山访贫问苦

胡锦涛春节到井冈山访贫问苦,颇有收获。下面是他与老农们的对话:胡锦涛:“大家的地位都提高了吧?”

老农:“打革命成功后,我们的田地都升为国有了。”

胡锦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吧?”

老农:“是的,紧跟中央的人,县委书记,县长,乡委书记,乡长,村委书记,村长。”

胡锦涛:“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吧?”

老农:“大家言必谈三块手表了。”

胡锦涛:“工人阶级地位提高了吧?”

老农:“他们一个接一个下岗了。”

胡锦涛:“妇女地位也提高了吧?”

老农:“年青漂亮的女孩子们都当小姐了。”

胡锦涛:“老区的土匪们都消灭干净了吧?”

老农:“他们都转业干城管和公安了!”

胡锦涛:“你们去给烈士们扫墓了吗?”

老农:“一去烈士们总在要枪要子弹的。”

胡锦涛大为震惊:“为什么?”

老农:“烈士们说,他们的目标还未实现:打倒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

胡锦涛安慰宝宝被鞋袭

胡锦涛得知总理温家宝星期一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期间,一名听众提出抗议并向他扔鞋。为表示安慰,特打电话给“宝宝”,强装大度和幽默:“把那只鞋带回来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吧!”温家宝耳听老大“大度”,深受感动,一时头脑发热,也幽默起来:“我在想:何不允许人们向领导抛鞋子,这样一来,全国的鞋子可能脱销。大大刺激消费,可提早摆脱全球经济危机!”胡锦涛:“主意是不错,可你想过没有?如果允许人们向领导抛鞋子,我们政治局常委一帮人在鞋堆里还能找到出路爬出来吗?”温家宝:“这个好办。让《人民日报》发社论:”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鼓励人们向领导抛鞋子。同时,人大出台《关于向领导抛鞋子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人民群众有扔鞋子的自由,但得事先必须报公安部门批准。消费刺激了,社会也和谐了。”胡锦涛:“朕同意。补充规定:参加任何集会的公民,不得带未经批准的多余鞋子,同时定光脚为非法!”

朱大可:序吕约诗集:破坏仪式的诗歌

 

 有些人坐得如此笔直

 仿佛坐着根本没有必要

                                 ——吕约

诗歌,一种意识形态的幽灵,游荡在汉语的广阔荒原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面对演艺化的大众狂欢,没有任何家园能够收容这种“细小而柔弱”的事物。这是21世纪的语词悲剧。到处是诗人的坟茔,诺贝尔文学奖追赶他们的背影,犹如考古学家追赶法老的亡灵。

在远东的汉语腹地,残剩的职业诗人正在为最后的尊严作战。要么流氓,要么自杀,这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诗歌不仅与主流文学对峙,而且向整个世界宣战,判处它堕落和死亡。自杀者的事迹在四处传扬,就像一种严厉的诅咒。而尽管文学自身早已走投无路,但诗歌“这只苍蝇”却依然顽强地“站在救世主面前,一点也不让步”(吕约诗歌:《参观一个自杀的朋友的房子》)。

那些80年代的成功诗人,在90年代初期背弃了诗歌,转向喧嚣的市场,成为腰缠万贯的书商,继而又在21世纪零年代重返诗歌故乡,热切地打造精神家园,以重温青春年代的鸳梦。这是一种严重破裂的风景:一方面是诗人尊严的日益失重,一方面是诗集和诗会的大量涌现。这彼此矛盾的景象重塑了诗人的属性。他们被告知,必须首先拥有世俗身份,而后才能为诗歌打开新的存在空间。

于是,社会身份的多重化,改写了70年代及其之后出生的个体,令其成为诗歌生长的温床。这些人大多是编辑、记者、公务员和写字间白领,收入稳定,心理健康,完全不同于那些穷困潦倒和走投无路的职业诗人。就其本质而言,这就是关于身份修复的范例。职业是身份的证明,也是一种生活投保,它部分地解除了存在的危机,令汉语守望者重新介入诗歌,自由处理语词事务,并享用书写游戏的快乐。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要以一种更加形而上的立场,去“缓解生存的本质性焦虑”,以及重续社会批判和汉语诗学的事业。

在经历了身份和信念的断裂阵痛之后,诗人学会分离职业和诗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务。荷马和李白式的乡村游吟诗人早已辞世,80年代走红的浪漫主义女诗人也已谢幕,而当代都市诗人正在成为诗歌的主体。这是一种革命性进化,在诗歌无法直接换回生活资源的背景下,它转身成为一种课后语词运动,为新一代诗人提供精神家园。众所周知,它的风格通常是反讽和挑衅的,充满了身体化的词语暴力;此外,就文体而言,当代诗歌犹如文学的精液,稀少、简洁、喷射短促,结构自由,足以为诗歌运动提供书写的便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种男性化的词语书写语境里,女诗人吕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样本。在这部杰出的诗集里,第一首《坐着》,就是关于人类身体姿态、生命经验与微观权力关系的试探。“写诗需要坐着/谈判需要坐着/签署命令坐着”,这是毫无疑问的。吕约说,“坐着说‘对’或‘错’,比站着说更有力量”,因为“坐着虽然行动不便,但足以让别人呼吸困难”。在这里,词语以一种自由嬉戏的方式逐步逼近事物和生命经验的核心,揭示那惯常的身体姿态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坐着就是一种权力 坐着就是力量 坐着坐着 突然站起来 也能产生一种力量 但还是不如坐着 有力量”

                                                         ——《坐着》

是的,诗人正在获得一种有限的反讽权力,得以在“仰望天空,赞美电信公司的信号”之余,从事职业外的诗学书写。但这写作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逻辑的悖论。写诗就是营救诗歌,但她的诗句似乎总在嘲笑和伤害传统“诗意”,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在伤害那种包括朦胧诗在内的虚假“浪漫主义”话语方式。而这恰恰就是当代诗学的使命,它必须在清算撒娇的历史后才能获得重新起飞的动力——

  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在一千个洞的高尔夫球场上为它举行了国葬眼皮上撒上花瓣,花瓣上洒上几滴眼泪……葬礼上,一个孩子发现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但它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 所以它将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死亡

                               ——《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关于诗歌死亡的谈论,如同文学死亡的命题,总是充满喜剧的效果。它也是一种典型的隐喻式叙事,包含着大量用以勾连事件的“事象”:高尔夫球场、国葬、眼泪、花瓣、草履虫、恐龙、教皇、机器人。这些事物出现在“诗歌死亡”的现场,成为诗歌葬礼上的嘉宾,然而,一个孩子发现诗歌并没有死,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诗歌死了”是一条新闻,而诗歌的眼睛还在转动,这是一桩生死之间的秘密。诗人和诗歌一起守护着这个秘密。虚拟的新闻事件不仅是一种素材,也是构成诗学结构的逻辑因子。“事象”的出现,不仅是为了陈述一件事实,更是为了藉此推着语词向前滚动。

 地铁上,一个五六岁的丫头 领着断了一条腿的老太婆 向一排穿着名牌牛仔裤的膝盖 弯腰讨要 有的膝盖哼了一声有的膝盖闭上眼睛有的不怒自威,有的犹豫不决铃声响了,时限已到 最坚硬的一只膝盖 伤感地独白 它说了什么只有离它最近的膝盖才能听见

                                  ——《老太婆的小姑娘》

那些作为借喻的“膝盖”,坚硬地站在诗歌的前线,为当代口语注入诗学的灵魂。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破碎的“事象”不仅是叙事的元素和动力,而且已经成为话语审判的依据。各种事物卷入诗歌进程,令诗句成为社会判词。它跃出浪漫抒情的限度,变得更加自由和犀利。它也超出了寻常叙事的框架,推动一种叫做“议象”的元素,与“事象”结合起来,大量闪现在吕约诗作的现场,俨然是后现代的“诗体政论”。

诗人抓住危机事件和日常生活的积木,恣意拼贴和组装,时而对诸如“爱情”、“救世主”、“老爸”和“外婆”之类的正谕价值展开反讽,义正辞严、犀利戏谑,同时又充满词语再生的机能。自我缠绕的语句,逾越了日常逻辑的层面,在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和绿色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立场中交缠,产生各种讽喻性歧义。它们语义复杂,伦理飘摇,犹如老虎背上的不规则条纹,令阅读者愉快地困惑起来。而这正是一个生于70年代女诗人的特征。她双手纤纤,玩弄正谕和反讽的玻璃珠,在汉语的沙滩上嬉戏,以一种貌似轻快的方式,说出了世界的严酷真相。

 “这颗炸弹比它的祖先们更纯洁它要做一件严肃的事情,不伤及无辜也不为自己谋求利益炸弹温柔地盯着每个可爱的人 表示对他们的宽恕”

                                                          ——《炸弹漫游》

那是关于恐怖主义事件的新闻评述,也是关于诗歌自身“威胁性”的隐喻。在吕约的手里,诗歌就是一枚拒绝爆炸并无限温柔的“反炸弹”,落在语词的村庄里,挑战威权主义的权力核心。威权的死穴就是追问,因为它总是建立在谎语沙滩之上。于是人们看见,那枚苏格拉底或哈姆雷特式的巡航炸弹,被体面的陌生人所携带,飞行在动乱的世界,“向遇见的每个人提问”。它跟以往所有炸弹不同,意外地具备了真相探查者的人格。这是诗歌使命的严重外溢。它越出浪漫时代的抒情、撒娇和“含泪劝告”的陋习,转向了犀利和非暴力的挑战,藉此动摇各种意识形态的坚硬根基。但诗歌并未提供答案。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屹立在答案面前的反叛。

此即资讯时代的良性诗学写作,它兼具诗歌、新闻和政论的多种风格,在口语和书语之间随风摆动,完全抹去文体的血缘线索。它对被污染的语言保持高度警惕,又以崭新的语言切入事物和生命经验的核心。到处散布着解构式妙语、似是而非的警句、大义凛然的反讽、表情暧昧的戏仿,各种状态层出不穷,在最具颠覆性的叙事中,涌现出言说的无限快感。

吕约向我们严正指出,“这涉及与语言斗争,测量语言的尺寸,有时裁剪语言,有时折叠语言。”它甚至超越了性别美学的框架。但我们几乎无法从中看清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我们比你(某个女人)更强悍,比剥我们皮的人更耐心。”其中的主词“我们”是暧昧的,规避性别权力的明澈陈述。吕约以一个观察者的立场隐藏了自己的性征。她似笑非笑,面容冷峻,站在中性诗歌的门板后,给怀有性别阴谋的读者以当头痛击。

此举不仅破坏了与读者和批评家的约定,而且也破坏了与传统诗意的约定。“吕约”即履约,也就是一种以履约为借口的反讽,它旨在解除一切跟旧语法的契约。正如某首诗所暗示的那样,她是“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她用语词这把刀子,切碎了大量“未经设计的土豆”吕约说,“我承认,我一直把诗歌当作垃圾桶使用,往里面倾倒身体的药渣,思想的死鸡,信仰的讨米碗,上吊的绳子,算命的铜钱,狂喜的黑念头,嗒拉嗒拉”(《四个婚礼三个葬礼》)。这些坚硬的零件汇成了诗句的洪流。

  绿色的黑暗,明亮而温暖 衬着她如一片叶子 衬着一朵玫瑰。玫瑰被一个升起的呵欠托起

                                                              ——《鼠年》

绿色而明亮的黑暗、被哈欠托起的玫瑰,这些属性对抗乃至毫不相干的事物,总是被意外地召集起来,完成语词重组的精妙游戏。但另一方面,契约和仪式,那些庄严的事物仍然内在地保卫着诗歌,令其散发出恒久的光泽。吕约在摧毁传统浪漫主义语法的同时,显示出对重新打开的语言的高度敏感:“黑夜打扫干净的地方,语言落下皮屑,有洁癖的事物,最先受到伤害,一张白纸挺身而出……火红的士兵在纸上急行军,去年越狱的词语,至今没有到家”(《着魔》)。而这就是诗歌的悖论:它总是以“自责的语调”开始聒噪,“试图用语言来抑制语言,用语言对语言本身发起攻击,使用语言来表达沉默。”(吕约:《激进的沉默》)

这裂变就是诗歌的本质。吕约发现,“诗歌的立场是未成年人的立场。”它是儿童的语词游戏,不受日常逻辑的支配。在诗集尾端的诗学评论中,吕约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信条。她要从词的小凳子起跳,向语言的内核飞跃,去抓握书写技艺的秘密。因为她深知,“技艺是所有行业的良知”。而在这场探险的终点,她透彻地看到,“爱情的最大奇迹,就是消除了调情;诗歌的最大奇迹,就是消除了陈词滥调。”这是当代诗学所能企及的高度,它逾越了古典诗人的传统梦想。吕约援引曼德尔斯塔姆的见解说:“今天,人们已分化成了词的朋友和词的敌人。”她进而宣称,“诗人就是为了词的敌人而写作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对“词”、“话语”和“文学”的死敌,诗人在语词里孤寂地危坐,以近乎洁癖的方式,看守被互联网口水和各种话语泡沫所包围的语言。这本诗集可以证明,在时局动荡和文学衰败的语境中,诗歌仍然在不屈地行进,探寻着汉语微观权力的黑暗边界,以及诗意和诗艺的双重高度。在吕约那里,诗歌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浪漫仪式,诗歌也在重建通往文学乌托邦的语言之途。(本文为吕约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之序言)

本文题图:作者及作品不详

张鸣:天下何处不衙门?

有人送了我本书,名曰《天下衙门》,讲的是古代衙门里的那点事儿,何为书吏,何为衙役,何为师爷,他们都干什么。这种书很好,让人了解古代的衙门是怎么回事,但也有缺憾,就是对现在的衙门不置一词,现在的衙门叫机关,里面虽然没有了书吏、衙役和师爷,但变相的书吏衙役和师爷其实一个都不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衙门,门口多,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衙门口,现在几十上百的大门口,而且门口里面的副职很多,总的说起来,现在的衙门口,清官大老爷多,甚至比事实上的书吏和衙役还要多。

自打我跳出来批评大学是衙门以来,很多朋友都说我少见多怪,说是天下哪里不是衙门?大学是衙门,中学小学就不是了吗?银行不是衙门,医院不是衙门吗?连国企都是衙门,我一个中学同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组织部工作,勉强做了两年,死活要到第一线干技术去,结果留在组织部的同事,现在都变成了首长,只有她现在什么都不是,提前退休。没错,后来我陆续打听,果然这些地方,凡是官家办的,都是衙门,我批评大学的那点毛病,哪儿都有。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我的学生,还埋怨我当初给他们支招,非要到第一线做技术,结果耽误了前程。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衙门已经扩展到了民营企业,一些民营老板有了点闲钱,就开始在自己的企业里,也比着机关设置机构,封官拜爵,自己大过大官的瘾,一直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才能回归原来的游击队体制。

说也奇怪,人们都知道官僚机构办事没效率,凡事只要是官办,大抵脱不了少慢差费四个字。不光中国这样,西方发达国家,也好不了多少,官僚机构,都摆不脱官僚气息,没有高压,效率都谈不上。中国古代老百姓说,“官屋漏,官马瘦,官客厅,鸡粪臭。”后两句需要解释一下:过去的县衙,跟居民区接壤,总免不了窜进鸡鸭鹅狗,拉屎拉尿,衙役们懒得收拾,也只好任其臭下去。看来古代人就知道,官家的事,肯定是办不明白的,因为那是“公家”的事,没人操心。

应该说,这种状况,今天并没有改善。凡是官办的事,多半少慢差费,官家的采购,多半质量最差,价格最高,买来还没法用。官家的工程,多半成本最高,如果监理再马虎点,质量肯定最差,弄不好就是一豆腐渣。所有的商家,都特别喜欢跟官家打交道,只要官道走通了,什么烂货都能卖出去。

客观地说,官办的事,未必都办不好,如果主事者懂行,而且有责任心,也一样办的不错。可惜,但凡官办的事,多数主事的人,遵循的往往是官僚逻辑,而非专业逻辑。世界上的事,有千行万行,大多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官家的事,恰恰不遵循专业的思路来,总难免有强烈的干扰,主事者真的按规矩来了,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于仕途上大抵有碍,主事者不是傻子,谁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因此,学校也成了衙门,医院也成了衙门,银行也成了衙门,天下衙门。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工农兵学商都是行政单位,全国一盘棋,全国一个大衙门,最后发现,虽然全国一盘棋,但全国不挣钱,没效益。改革改革,官退民进,让出了一些领域,不再由官家包办,因此,GDP翻了几百倍,让世界吓了一跳。剩下没有改革的地方,依旧官家包办,包办都办不好,但凡民怨沸腾之处,大抵是官家垄断的所在,能源,铁路,通讯,医院和学校。如果这些领域也能开放,那么能给国家省下多少钱,说不好,但肯定是天文数字。

当然,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民怨。如果官家不包办,维持超然的监管和裁判者的地位,收益最大,而损失最小不说,民怨也不会一股脑都揽到自己头上,把所有的雷,都自家顶着,把所有的民怨都自己担着,国家领导人连春运买车票的事,都得亲自过问。说来说去,亏这样多的钱,顶这么大的雷,只是便宜了少数利益集团,这样的蠢事,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在中国,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本书的名字。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书名,显示作者有意激起更多的读者来关注20世纪西方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作为阿伦特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当代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读者介绍她老师的学识。继多年前写成的长篇传记《阿伦特:为了世界之爱》之后,扬—布鲁尔在阿伦特诞辰百周年之际出版《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对阿伦特思想在21世纪的现实相关性做了精彩的阐发。而要讲清楚阿伦特与我们密切有关,首先要弄清楚阿伦特到底讲了什么,阿伦特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循此,才可以把阿伦特与新的时代联系起来,并揭示阿伦特思想的现实启迪意义。

在阐发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方面,扬—布鲁尔的努力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作者亦未学究式地对阿伦特著作的文本及语境进行详论,但在展示阿伦特著作的意图及政治思想的大逻辑、大方向方面,扬—布鲁尔确实做到了言简意赅。这固然由于作者对阿伦特著作的研读,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作为阿伦特亲自指导的博士生,比他人更有机会了解阿伦特政治思想之本意。此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章:《极权主义的起源》与21世纪、《人的条件》与行动的重要性、思考《精神生活》。从章节标题即可以看出,作者突出了对阿伦特著作中三部著作的关注,当然,在扬—布鲁尔的著作中,阿伦特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恰当的关照。

扬—布鲁尔此书与其他研究阿伦特的作品之不同首先在于,她提到了不少类似于轶事的阿伦特为人为学的细节。兹列举几例说明:书中提到阿伦特建议作者写关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博士论文,可见阿伦特对她的导师的推崇——雅斯贝尔斯是阿伦特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书中也提到阿伦特推荐作者去上汉斯。摩根索关于国际政治的课。摩根索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之一便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他在课上称阿伦特堪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其实,摩根索和阿伦特私交甚好,晚年摩根索还向阿伦特求婚,而阿伦特表示“我们太年老了”不宜谈婚论嫁。再如,书中提到了阿伦特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于美国波士顿市政厅针对“越战”问题所做的题为“恶有恶报”的演讲,这在以往的阿伦特研究中是鲜为人知的。

注意到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阿伦特,当然,这些还不是扬—布鲁尔作品的关键。作者的中心思想还在于表明阿伦特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新形势、新事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要做的事情是象阿伦特那样去思考现实问题。正如在书中作者所表明的:每每遇到新的事件,作者总是如此问自己:如果老师阿伦特在世,她会怎么想?确实,这种假设令人激动,也颇具挑战性。要推测出阿伦特会怎么想,最重要的是把握住阿伦特思想最核心的原则及方法。这样,已故多年的阿伦特通过学生之口开始向我们讲话。

作者颇为准确地指出,阿伦特之卓越不凡之处第一在于她对新的政治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阿伦特敢于并且善于直面新现象,这是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是用过去的词语来描述新事物,用老的框架来对新情况获得理解,人们倾向于从过去去寻求借鉴,喜欢在已发生的可以把握的事件与新出现的情况间进行类比,而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洞悉新事物之真实面目。扬—布鲁尔提到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习惯于把它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即是一例。扬—布鲁尔继承老师的风格,试图揭示恐怖主义及反恐行动所包含的新特点,这种尝试无疑颇有意义,她的论述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不过,在书中作者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作一本实用手册,试图依据阿伦特所描绘的极权政体的特征来衡量现实的新政体,实际上降低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说的价值,她把恐怖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新形态,以笔者之见,这一判断无论成立与否,皆无关宏旨。阿伦特的著作其实忌讳以实用政治科学手册的态度去阅读。倒是作者循阿伦特之本意表达的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的批判,以及关于国际大家庭问题的阐发,不无现实意义。再如,作者结合阿伦特关于“宽恕”的论述,以南非种族间的“和解”问题进行了应用性阐释,既指出了阿伦特思想之闪光处,也谈到阿伦特的某些局限。此外,作者结合阿伦特的权力论、革命论,就苏东“天鹅绒革命”进行的理论说明,亦是相当精彩。其实,扬—布鲁尔在这里绝非大发溢美之辞,阿伦特思想对于照亮我们的前程之“启明”价值,任何深入阅读阿伦特作品的人皆会有体会。阿伦特作品之扣人心弦,她的言语之振聋发聩,在20世纪思想家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按照《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的指向,笔者试图思考:阿伦特在中国为什么重要?除学术研究之意义外,这一问题更多地是针对阿伦特在中国当下的现实相关性。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转型时期,就政治发展而论,我们的根本任务,以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之言,大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破除旧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构建基于职能分殊之上现代国家,第二步是把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笔者尝从阿伦特思想中汲取灵感,在李教授所说的两步基础上再加了第三步,即大力拓展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第一步的核心是群己权界,第二步的核心是民主,第三步的核心是公民理想。其实,在当下中国语境中,阿伦特的意义不仅与第三步相关,与其他两步也有密切的关联。例如: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论说对于我们消除全能主义体制后遗症仍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阿伦特所言的“开新”、“行动”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这对于国内学人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来说,可谓对症下药;阿伦特提到的“宽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国家统一等重大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她对“权力”与“暴力”的区分,对于我们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暴力迷信”,动辄防暴警察出动等做法,亦具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破”与“立”两方面,阿伦特都是我们可靠的朋友。

当然,笔者强调阿伦特政治思想之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并不是说要将阿伦特的思想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问题,阿伦特也无意于给我们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开药方。我们要做的当是把握其学说之真精神,以期从中获得可能的灵感。阿伦特强调在不同现象和不同概念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提倡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去思考,提倡跳出“主义”之争去直面现实,不唯上,不唯书,这和中国“三十年”推进改革开放背后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阿伦特既关心现实政治,又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她热情与理性兼备,既不同于玩弄学问的自娱自乐者,又不同于过度介入政治的狂热文士,在此意义上,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时参照的榜样。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也成为国人走近阿伦特的又一个桥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英国作家罗琳获法国最高荣誉勋章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取得巨大成功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英国女作家J.K.罗琳3日在巴黎接受法国的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时向读者重申,她对法国没有恶感,尽管她小说中一个邪恶的巫师有一个法国名字Voldem ort(伏地魔)。

Voldem ort在法语中意为“死亡飞行”。在“哈利·波特”7部系列小说中,伏地魔一直是波特的对手。

法国总统萨科齐向罗琳颁发了奖章。罗琳在颁奖仪式上用流利的法语说:“我希望向我的法国读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没有因为我为(小说中)一个邪恶的角色取个法国名字而讨厌我。”

她在提到伏地魔时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选择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我有反法情绪……但是我需要一个既能激发力量,又有异国情调的名字。”罗琳说,她实际上也有法国血统,因为她的曾祖父是法国人。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1924年获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罗琳说:“我认为,如果我的曾祖父知道我们这个家族会有人获得第二枚荣誉军团勋章,而且他的后代写的书会给他的祖国带来愉悦,他会非常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