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只是一个前奏：
在焚毁图书的地方，
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
——海涅《阿尔曼索》
世界上有很多爱书的人，他们将书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以色列作家奥兹出生于一个学者世家，他的家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几千册书遍布在住房的各个角落里，那些书陪伴这个早慧的孩子度过了动荡而忧伤的童年时光。在那些孤独与黑暗的日子里，书是奥兹惟一的朋友，书让他学会了爱与怜悯。少年时代的奥兹甚至不想长大成人，而梦想变成一本书：“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书是不朽的，那是怎样的感觉。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一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伐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待遇。”1他认为，在这个黑暗比爱更多的世界里，成为一本书比成为一个人更加安全、也更加幸福。这是一个遭到过大屠杀的种族的后裔自然而然的想法，这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对世界和对他自身的期待。
那么，书真的比作家更坚强吗？书的寿命确实比人长，很多作家的理想就是在自己的著作之中获得某种“不朽”，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憧憬的以“立言”的方式达致的人生境界。犹太作家斯·茨威格眼看着纳粹的勃然兴起，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在遥远的巴西，当他发现他所热爱的昨日的欧洲已经毁灭和破碎的时候，他像一颗压伤的芦苇一样突然折断了；他的书却流传下来，延续着他那脆弱的生命，并继续激励无数读者追求真理的心灵。家国不在了，人也不在了，可书还在，这就是书的顽强的生命力。本雅明也一样，当他在逃离纳粹德国的路上绝望地自杀的时候，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引用过的艾雷尔的书中的一段话吗——“考虑到由各种质料做成的金字塔、廊柱和塑像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毁坏，或被暴力所破坏，或仅只腐朽……以至于整座城市陷落、消失、被水淹没，而书写和书籍则免受这种灾难，因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被毁坏或消失的书，很容易在无数其他地方找到。因此，在人类经验中，没有什么比书更永久和不朽的了。”2这是作家们自我安慰式的乐观主义吗？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书比作家本人还要羸弱：作家可以抽身逃亡，可以将祖国的泥土粘在鞋底带走；书却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屠杀的来临，像沉默的羔羊一般，无助地被暴徒扔进火焰之中。书不能发出声音来，也不会流泪。当火焰凶猛地舔着它们的肌肤的时候，甚至不能像柴禾一样发出噼里啪啦的抗议的声音。书也不能持久地燃烧，从纸张变成灰烬几乎就在转瞬之间。
世界上有很多敌视书的人，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似乎就是不择手段地去毁灭书，他们一边杀人，一边焚书，一刻也不停止。书并没有伤害过他们，他们却天生便要与书为敌，如秦始皇，如希特勒，如毛泽东，如塔利班，这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豪杰无不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书是用来烧的，而不是用来读的；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有权读书，才可以通过读书变得聪明，书是他们的禁脔，而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无权读书，老百姓就得保持愚民的状态，才会心甘情愿地当奴隶。他们进而策划和掀起了若干次规模不等的焚书运动，以此显示其无边的权力与卓越的功勋。他们是书的敌人，也是文明的敌人，更是自由的敌人。在此意义上，人类的“不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焚书史，以至于中国明朝的学者李贽愤怒地以“焚书”作为呕心沥血之作的书名，并预见到了他的书将面临的遭际：“焚者不复焚，藏者不复藏矣……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畏也。然余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3在刻书与焚书之间，在知音与敌人之间，著作者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人死了之后，通常都有墓地，以供后人凭吊与追忆；那么，书死了之后，有墓地吗？那些灰烬早已在空中飞舞而去，谁会继续怀念它们呢？我早就听说柏林有一个著名的“焚书纪念处”，就在洪堡大学前面的倍倍尔广场上。我经过此处多次，曾经留连于附近的旧书市场，却没有发现这一纪念建筑。于是，我决定专程去那里寻访一番。倍倍尔广场是一处典雅肃穆的城市广场，周遭的许多建筑在二战期间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后来全都按当初的模样加以复原，如仿罗马万神庙的圆顶式教堂圣黑德维希天主教堂、宏伟而厚重柏林国家图书馆等等。我向四周巡视了一番，仍然没有发现有任何与“焚书纪念处”有关的标志。当我在广场上转到第二圈的时候，这才发现有几个游客围绕着一处地面指指点点，仿佛地下隐藏着什么秘密似的。难道这里像北京的街道那样，出现了地下水管破裂的情形？
我凑过去一看，原来这里的方石地面上镶嵌着一块一米多见方的钢玻璃，是整个广场上惟一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面材料。几经游人践踏，玻璃的表面显得有点模糊。但走近去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下面是一个密封的幽洞。洞深五米左右，洞底是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暗室。暗室四周摆着一排排木制的书架，书架一直顶到地面，上面却没有放一本书。书架上的书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一间裸露的地下室，真的是一座图书馆的书库吗？或者是修复广场的时候尚未完工的一部分呢？还是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涵义呢？在欧洲很多古老的城市广场上，时常会发现地上镶嵌一个小小的铜牌，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某历史事件。比如巴黎的协和广场的一个角落里，便有一个铜牌注明这是大革命时期断头台所在的位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便是在此被砍头的。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见有此种奇特的设置——居然让一间地下室通透地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广场的下面。
在这块玻璃板旁边的地面上，并排嵌着两块铜牌。一块铜牌上镌刻着这样几行文字：“图书馆，米夏·乌尔曼设计，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焚书纪念碑，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修建。”另一块铜牌上刻的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以及海涅的那几具关于“焚书”与“焚人”的关系是诗。原来，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设置，就是大名鼎鼎的“焚书纪念处”。如果稍微疏忽一点，不经意之间就走过了。设计者似乎故意要造成这样一种“惊艳”的效果，正如建筑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当游客或柏林市民步行至空旷的歌剧院前广场，毫无心理准备地踏上玻璃铺面的焚书纪念处，正疑惑着这一小块铺地面积怎么和别处不一样，愕然发现地下别有洞天，一个小小的布满书架的空间里，书籍早已不知去向，光亮的玻璃面，反映着四周建筑物和参观者的倒影，就像当年焚书的现场，看热闹的人们也是这么围绕着、看着熊熊火焰中的书籍，无知或者无辜的人们，或者也是帮凶？”4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果然给每个游人都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是的，那天晚上，究竟有多少人是参与者？究竟有多少人是旁观者？参与者当然很多，旁观者则更多，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挺身而出谴责与制止这罪恶的行径。当人们不以罪恶为罪恶的时候，罪恶便成为征服者。
这一设计确实是独具匠心，它巧妙地将建筑安置于地下，这样便不影响整个广场的和谐之美。它用玻璃将地上与地下的世界分开，也将历史与现实分开，却又“分而不割”，因为玻璃是透明的，玻璃上下的两个世界仍然在互相沟通、互相影响。换言之，如此设计让人深切地思考历史与现实之相关性，这也是德国人的历史情结之所在——大屠杀没有过去，焚书也没有过去，如德国学者科泽勒克所云，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战争和罪责一直没有真正结束。5图书馆本来应当是书的家园，而这是世界上惟一一座没有一本藏书的“图书馆”。据说，下面的书架上恰好可摆放两万册左右的图书，书架的容量是设计师精心计算过的。这个数量与当初纳粹在此处焚烧的图书的数量是一致的。但书架上面却一本也没有。空空荡荡的书架，暗示着当年那些被火焰吞噬的图书的悲惨命运。
更有意义的是，这个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完工的纪念装置，是以色列雕塑家哈斯哈隆与德国设计师乌尔玛合作的结晶。当年的受害民族与加害民族的新一代，如今终于可以携起手来，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共同定格耻辱的历史、共同缔造美好的未来。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之后，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带给人们以无限想像的空间和无比温馨的感受。
今天的倍倍尔广场宁静而祥和，谁能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疯狂的焚书行为呢？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也就是希特勒就任总理之后的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这天午夜时分，掌握纳粹党宣传大权的戈培尔，策动了成千上万名大专学院的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手举火炬，高唱着《威塞尔进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向倍倍尔广场进发。
《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伯查尔详细记载了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十二英尺，高五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队伍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为了煽起旁观者的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学生鼓动者们开始高喊书的作者的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用欢呼来回应，似乎在宣告一本书的死刑的同时，也在宣告其作者的死刑。接着是下一本书和下一名作者——“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响起来。紧接着是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广场效应”，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人们渐渐地陷入一种迷狂状态，忘记了他们曾经阅读过这些优秀的书籍，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养料。他们争先恐后地将一本本书扔进火堆之中。
纳粹焚烧的书籍全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和甄别的。在柏林，仅第一批禁销书的作者名单就有四页打印纸那么长，包括了一百六十位作家，其中许多人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如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斯·茨威格等人，如魏玛宪法的起草者雨果·普鲁斯，如自然科学家哈柏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难以幸免的还有若干外国作家，如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威尔斯、普鲁斯特、纪德、左拉等等。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6很多人从旁观者加入到了参与者的行列之中。在现场耳闻目睹焚书场景的伯查尔写道：“当我还在写这篇文章时，熊熊大火仍然在燃烧，伴随着缕缕烟云消失的又岂止学生们的偏见和狂热呢？！丰富而又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如果说过去还留下一些的话，也在今晚的大火中消失殆尽。”他已经预见到了德国即将被暴力和野蛮所淹没，但是大部分的德国人和西方人却未能从这天晚上疯狂的焚书行径中觉察到危险，他们忘记了海涅多年前的警告——从焚书到焚人只有一步之遥。
一切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人们的纳粹礼和身穿军装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出现为止。这是那天晚上最吸引人的一幕。个子矮小、腿脚不灵便的戈培尔走上讲台，开始对众人发表演讲。这名宣传部长的口才不如希特勒，但其博士头衔却颇能折服学生和市民。戈培尔本人读书甚多，学识渊博，却自愿充当焚书的元凶。可见，焚书者多半也算是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才知晓书中所蕴含的力量，才能对他们不喜欢的书有那么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一个不识字的人，既不会热爱书籍，也不会仇恨书籍。戈培尔巧舌如簧地将纳粹的焚书行为合理化，在火焰和灰烬面前，他无比激动地宣称：“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们！极端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的成功再次给予德国精神以正确的道路。你正在从事一件正确的事情，在深夜将过去罪恶的精神交付给火焰。这是一个强烈的、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在世界面前见证了一个强烈的、伟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它在世界面前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一月的（魏玛）共和国已经消失了。从它的废墟上飞起了一只具有新的精神的凤凰。过去正埋葬在火焰中。未来从我们心中的火焰中神奇。我们的誓言被火焰所照亮：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在讲台之下，九名学生代表分别负责九类图书，对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图书”提出控诉，然后将它们扔进火中。7
戈培尔所说的“新时代”，其实就是希特勒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推行法西斯暴政的时代，就是践踏民主、取消自由、毁灭文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遭殃的不仅是文学、艺术和科学，还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教师和神职人员，以及一切保持独立思想、发表独立见解的人士。那些持守民主自由理念的德国的精英分子，有的受到盖世太保的骚扰，有的遭到通缉，有的则被逮捕入狱。一时间，德国成为著名女作家莉卡达尔·胡赫所说的“地狱帝国”。几千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不堪法西斯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被迫逃离德国。就连被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作家雷马克都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受到威胁，虽然我既不是犹太人，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法西斯党徒加给雷马克的罪名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反英雄主义态度”，在将他作品烧毁的同时，向他下达了通缉令。他们的著作被焚烧，被查禁，他们本人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被送进集中营，甚至被送进焚尸炉。纳粹将一流的天才人物驱逐出境或残忍地杀害了，结果是在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他们提供了令人难堪的低级作品，正如托马斯·曼所说：“任何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德国印刷的书籍比毫无价值还要严重，任何人连碰都不想碰。它们充满着血腥和耻辱，应该化为纸浆。”8与此同时，戈培尔却恬不知耻地宣称：“今天的德国艺术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得多，无拘束得多。他们正在心情舒畅地为国为民工作着……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得到德国艺创造者们的衷心的拥护，他们是我们的人，恰如我们是他们的人……”
那天夜晚，倍倍尔广场的石头地板被熊熊火焰烧得滚烫；那天夜晚，在不远处安坐的洪堡的塑像看到这惨烈的一幕之后，该作何种感想呢？作为德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制的奠基人，作为将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引入德国的先知，当洪堡看到由他一手创立的洪堡大学成为纳粹焚书运动的先锋的时候，能不为之感到痛心疾首吗？次日，戈培尔的演讲通过广播传送到千家万户之中，顿时如催化剂般点燃了整个德国。在德国的其他城市，随即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焚书活动。一个最热爱文学艺术的民族，居然为焚书运动摇旗呐喊，在不可理解的背后也有可以理解的逻辑线索——反复发生的暴行只会窒息而不会唤起对暴行的反抗，普通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起初
人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他们不愿相信。后来，当他们不得不相信时，他们已变得对恐怖的罪行习以为常，而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的事情加以接受。”9焚书之夜象征着德国生活倒退回了原始部落状态，人人都像中了魔咒一般不由自主地“与狼共舞”。人的本性中便有一种奴性，一种希望融入群体和集体的心态，而纳粹的公共活动正为之提供了此种机会。多年之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准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他承认：“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它们似乎重新铸造了我们。我这样形容这件事：魔鬼暴风雨般地袭击了我们，把我们和它们一道卷进了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混乱之中。我们体验了类似于中世纪后期巫术中邪的东西。”10但是，仅仅将希特勒和戈培尔当作罪魁祸首是不够的。海德格尔在那时扮演了什么角色？君特·格拉斯在那时又干过些什么？每一个人都应当被追问和自我追问。面对焚书的烈火，谁能保持“诗意地栖居”呢？
纳粹德国在人类历史上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是，德国人的自我反省能力让人肃然起敬，他们并不掩饰那段耻辱之极的历史，并且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以永久性建筑的形式来彰显此历史，正如研究城市建筑和规划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德国政府在国际督导与本身人道主义提升下，对过去暴行的反省已经深入城市空间的各个层面。”11显然，倍倍尔广场上的“焚书纪念处”便是其中之一，它如同一道仍然在流血和流脓的伤口，让所有人都无法绕道走开。这一建筑被命名为“图书馆”别有深意在：这确实是一间藏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尽管暗室里的书架上一本书都没有。用中国道家哲学的观点来看，“无”比“有”更多。这是为消逝的书构筑的一处安谧的墓地，是书们的衣冠冢，是爱书人为之挥泪的地方。《红楼梦》中林黛玉有“葬花词”，今天人们来到“焚书纪念处”也会油然而作“葬书词”。书比花更值得我们纪念。在纳粹焚书七十之际，德国政府和文化界人士在此处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有作家朗读那些昔日被焚烧的书籍的片段，以彰显文化之永恒与暴政之可鄙。德国文化部长魏斯女士在当天的纪念讲话中指出：“在熊熊烈火中消失的不仅仅是书籍，而且还有德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出于恐惧必须缄默的历史不应在德国重演”。可以说，这一“地下装置”本身便是一台时刻都在鸣响的警钟。
书是文明的载体，于我而言，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里。奇妙的是，从泥板、甲骨、竹简、布匹、丝绸、羊皮到纸张，人类文明从不同的起点走到了同一条大道上。书虽然是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的，但各种不同文字的书却又都是用纸张印刷的。书的历史，是文明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读书人、爱书人以及恨书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所以，一九三三年纳粹的焚书运动，“既非开创性的起点，也非确定性的终结”，“与熊熊烈火一同升起的‘异端’学说的滚滚浓烟飘荡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领域上空”。12比如，《旧约》见证了塞琉古帝国的征服者将巴勒斯坦法典扔入火海的疯狂；凯撒大帝统治下的军队纵火焚毁埃及舰队，大火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代表着希腊文明的大量藏书和五十万份手稿化为灰烬。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包拉斯专门写了一本名为《焚书》的著作，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入笔，从古希腊到埃及，由甲骨文的命运到德国纳粹于广场疯狂焚书，细数人类愚蠢的焚书史。书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毁灭，似乎燃为灰烬不失为庄严而尊严的死去。作者撰写此书的机缘，乃是亲眼目睹了一九九三年萨拉热窝国立图书馆毁于内战。时至今日，文明仍然不足以保护自己免受野蛮的摧残。于是，包拉斯决心为那些被杀戮的书和读书人竖碑立传，为那些沉默的书开口说话，对焚书的研究本身便可以构成一本新书。13
德国是欧洲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我曾经在古登堡的印刷博物馆中看到当年精巧的印刷机械和精美的书籍。然而，德国却是欧洲惟一将焚书当作国家行为来实施的国家。在漫天的烟火之中，古登堡、马丁·路德和歌德们倘若地下有知，是否会泪流满面呢？这一吊诡也发生在东方的中国：中国人向来以文明古国之居，“四大发明”之中的两个发明都与书有关，或者说是书的关键构件：造纸术与活字印刷。如果没有这两项技术，书就不可能得以普及，从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正如散文家筱敏所说：“纸和印刷术堪称人类迄今最伟大的发明，它使思想飘扬，如风中的蒲公英籽实自由飘扬，使空气灵动，流布着生命胚芽的潮湿。”14但是，书籍在中国的命运却多灾多难，从古代到如今，书籍或被禁，或被毁，或被焚，惨刻的文字狱甚至牵念到作者的整个家族，老师、学生和朋友的社交圈子，一本书导致数百人、数千人的命运发生逆转的惨剧，在中国屡见不鲜。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焚书和杀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们，大都是“有文化”的人、好藏书的人、爱读书的人，如戈培尔，如乾隆皇帝，如毛泽东。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惨痛的“四大焚书”事件，都是由统治者布置实施的：第一次是秦孝公焚书，发生于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在《韩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焚书的人。第二次是秦始皇焚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一些儒生游士针砭时政，“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丞相李斯遂提出“焚书”之议。公元前二百一十三年，秦始皇焚毁百家语、《诗》、《书》。这起焚书事件，令无数文化典籍化为灰烬。第三次是梁元帝焚书，公元五百五十四年，西魏大军攻破江陵。梁元帝认为，自己读书破万卷，仍免不了亡国，读书还有何用？他遂命舍人高善宝将所有十四万册图书聚集在一起烧掉。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什么焚书，他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第四次是乾隆焚书。乾隆即位后，组织文人学者，历时十年，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问世，对于保存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传播古代学术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编纂过程中，乾隆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整个乾隆时期，共焚毁各种图书七十一万卷之多。“系统化的禁书毁书，在精通汉文化的皇帝的亲自过问下，由学问高深的纪晓岚大学士主持，经历了四库开馆前后近二十年。比之秦朝傲慢而粗糙的焚书，不知高明了多少。”15焚书的技术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而中国历史上的这四起焚书事件，与“文革”时代的焚书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肇始，焚书便成为红卫兵的拿手好戏，且受到伟大领袖的鼓励。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次日包括《燕山夜话》和《静静的顿河》在内的一大批图书，便在东单被当众焚毁。伴随着“破四旧”运动在八、九月间达到高潮，红卫兵、造反派抄家和抄文化馆、书店、图书馆、寺庙、教堂及文艺团体，获得了大批珍贵图书。其中，包括国内外文学名著与美术作品、宗教书籍，还有文稿画稿、教材笔记、家谱族谱、历史照片，民国时期的书画报、政经资料，明清等朝代的书籍、字画，以及戏装、易燃文物等等，除了少量集中管理和私分以外，大都被立即焚烧了。另外还有许多图书被随意抛弃、践踏，有的被当作手卷烟、糊墙的用纸和厕所手纸、垫马桶盖的纸。这场浩劫毁灭的珍贵图书资料，让纳粹亦望尘莫及，简直就无法计算，达到了天文数字。要在焚书坑儒上超越前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阴暗狠毒的心理呢？
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将抄来的书籍，集中在学校操场上的一个大坑内焚毁。点火前，命令教师们围坑站定，然后举行升火“典礼”。熊熊大火，烤得有些教师受不了而昏厥过去，一个红卫兵头头得意地说：“我们就是要进行革命的焚书烤儒！”被誉为“最后一名大儒”的梁漱溟被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将梁家几代珍藏的图书、字画和旧式衣物，包括梁漱溟正在撰写的《儒佛异同论》手稿及参考资料，统统搬到院子里焚烧。梁漱溟回忆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历史学家顾颉刚家被抄，数千封信札及数千张照片被烧毁，历时三日。章伯钧逾万册藏书，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部分被进驻他家的红卫兵用作烤火取暖的燃料，其它被送到造纸厂做纸浆。田汉家中整柜整柜的珍版书籍、名家字画，被堆在他居住的四合院里和胡同口焚烧。俞平伯家几世积存的藏书，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全部被付之一炬。冯至的书画，其中有《杜少陵诗详注》，重新校改过的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本，也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沈从文工作室里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包括明刊本《古今小说》，是在他所在单位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声称“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之后被烧掉的。章乃器的全部藏书被堆在院子里焚烧，他被红卫兵架住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印刷学校、女八中等校两百余名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殿的前院，焚烧市文化局所属各剧院存放在孔庙的大批戏装和图书。下午三点，在炎炎烈日之下，萧军、老舍、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二十九个“黑帮”被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二十九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国子监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当时，红卫兵们在院子里架起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顿时烈焰熊熊，灰烟四起。红卫兵的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某某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这二十九人被强迫在火堆前跪下来，头顶着地面，不准抬头。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俘虏”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敌人”。当时正值盛夏，受害者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二十九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根本无处躲闪；若要躲闪，只能招来更为残酷的毒打。
鞭子打在身上，是肉体的剧痛；书籍遭到焚毁，则是精神的刺痛。这双重的折磨让其中的一些人倒下了，绝望了。经历了这场羞辱与虐待之后，“人民艺术家”老舍选择了自杀——既然自己被“人民”当作了“敌人”，既然著作被当作了“毒草”，活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作为作家，书在人在，书毁人亡，也许这便是最“正常”的结局了。后来，萧军回忆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以致头上鼓起了大包，满背流血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萧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动手反抗，凭自己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二十八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关，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焚书之后的灰烬中，德国政府修建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发人深省的“图书馆”，这一特殊的纪念碑呼应历史、铭刻耻辱、警示未来，正如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所说，人们必须“正视事实真相”，要把记忆当成是一种道德义务17；同样是在焚书之后的灰烬中，中国人却竭力忘记、竭力掩盖、竭力辩解。那些焚书者，那些打人者，又施施然地以“杰出校友”的名义“荣归故里”，或者以“文化大师”的身份“指点江山”。他们从不忏悔，从不对受害的书忏悔，也从不对受害的人忏悔。这样一个民族有什么资格去谴责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呢？如今，当我站在“焚书纪念处”的玻璃地面上之时，我确信在今后的德国再也不会发生不可理喻的焚书事件了，因为这“焚书纪念处”本身便是一本对所有德国人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在中国，焚书仍然是一种“常态”，焚书已经内化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的新作《风雅颂》，据说有影射北大之嫌，于是有北大学生买了一本书，跑到北大著名的三角地，一把火给烧了，而且还号召：“爱北大的同学们都去买了烧，免得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百年声誉。”这名北大学生简直是“直把北大作洪堡”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行为究竟是在捍卫北大的声誉，还是在损害北大的声誉——如今的北大究竟还有什么“清誉”值得捍卫呢？北大的声誉早已被这样暴徒贬低到了地平线之下。
今天，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仍然有灰烬的味道。我们并没有脱离焚书的时代，还有那么多的书籍被查禁，被删节，
被作者藏在抽屉的深处。作为书的敌人的中宣部，戈培尔的中国继承者们，依然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们坚信，焚书者根本不能消灭书籍和思想，焚书者自己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的，正如作家筱敏所说：“历史是被一次又一次焚烧过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也是一次又一次被焚烧过的。火焰过后，仿佛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然而生命和思想的胚芽，却一次又一次从劫后的灰烬中萌生出来。”18 既然人是会思想的芦苇，那么用这芦苇制造的纸张，用这纸张印刷的书籍，亦将与有尊严的思想者一样在永恒之河流中享有上帝赋予的荣耀。
书来自于草木，被焚烧之后也归于草木，这是一个生命的循环。老诗人流沙河曾经因为一首《草木篇》而被打成右派，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坎坷与折磨之后，这位坚强而睿智的老人对着书的尸体说：“书们稿们，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感到冤屈。你们应该知道，火刑绝非史无前例。你们的先辈，名叫《诗》的，名叫《书》的，还有统名叫《百家之语》的，都曾受过火刑。你们要勇敢些！你们每一本都不是独儿。你们都有自己的同版兄弟，他们散播在辽阔的华夏乃至瀛海之外的大九海，谁也无法烧绝他们！去吧，朋友们，不要哭！”这是何等的信心与勇气啊！这是书的宣言，这是读书人的宣言，亦是文明的宣言。
职之是故，我坚信，在文明与不文明的战斗中，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文明。
1 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3－24页。
2 转引自瓦尔特·本雅明《悲悼剧与悲剧》，见《德国悲剧的起源》，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3页。
3 李贽《焚书·自序》，岳麓书社，1990年第1版，第1页。
4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06页。
5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46页。
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2005年第2版，第278页。
7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70页。
8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地474页。
9 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310页。
10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40页。
11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19页。
12 亚思明《焚书：历史感叹号》，德国之声网站。
13 邱辛晔《焚书：亚历山大图书馆兴衰》，《世界周刊》，2008年1月10日。
14 筱敏《书的灰烬》，见《风中行走》，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8页。
15 邱辛晔《焚书：亚历山大图书馆兴衰》，《世界周刊》，2008年1月10日。
17 阿伦·拉扎尔《道歉》，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版，第300页。
18 筱敏《书的灰烬》，见《风中行走》，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