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历史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利益欲望所推动。胡温当局没有这样的动力接受零八宪章。只有未来中国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才能成全零八宪章。

●香港市民集会声援零八宪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零八宪章》激起的回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零八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治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份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毛泽东的残酷是出於的他的卑怯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於临危不惧，还在於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於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於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於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於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零八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零八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於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於变招，而不在於一招致老。

《零八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认同率可能超过百分之九十

指出《零八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份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零八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於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於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於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准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零八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於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推翻王朝易，终结帝制难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和做买卖不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他，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於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零八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他，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二○○九年一月六日写於纽约寓所

澳洲《每日电讯》网站报导：“中国赌王给新州工党的大礼”（Chinese casino’s big gift to NSW Labor)

最近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公布了2007到2008财政年度澳大利亚各政党接受政治捐 款的帐目表，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一天之后，用“政治捐款（political donations）”在Google上进行澳洲网页搜索，能得到2600多个结果。在数目众多的报导中，最引人注目的，又是87岁的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巨额捐款，澳洲媒体称之为“中国赌王押宝澳洲工党”。

何鸿燊是澳门首富，2008年1月被福布斯杂志杂志评为香港第五富豪。他同时还是中国的全国政协常委，曾受到江泽民、杨尚昆、邹家华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因为经常发表支持当权者的言论而遭致批评。

根据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披露的数据，何鸿燊及其相关公司赫列政治捐款榜榜首，在07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之前的数月中，共捐款90余万澳元（约合新台币1,933万，人民币393万）给澳大利亚工党，也即现在的执政党，这还不包括一笔近50万澳元的被退回去的捐款，这笔捐款是以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Angel Leung）的名义寄出的。

另外，香港京士敦投资有限公司（Hong Kong Kingson Investment）还分别向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工党捐款48万和28万澳元。

媒体同时还披露了何鸿燊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止一篇报 道提到，2006年， 陆克文出席了价值达13亿澳元的北京友谊大厦重建项目的发布会，此项目由何鸿燊和与陆克文关系不同寻常的澳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AustChina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Pty Ltd）的CEO、华裔商人邓尧（Ian Tang）合资开发。当时陆克文还未当选总理，是当时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工党的外交事务发言人，而他到中国数次旅行的费用，正是邓尧提供的。

不止一些媒体试图就此事请陆克文发表评论，不过，到目前为止，陆克文对此 类采访请求推了个干干净净，一律让媒体去找工党秘书处询问。

为此，媒体惊呼道：陆克文竞争时的口号之一，就是禁止海外政治捐款，谁知 一年多之后大家才知道，敢情工党早已是“闷声发大财”了啊——在2007至2008财政年度，澳洲工党收到的捐款高达1.1亿澳元，上次大选中下台的的自由党收到7400万澳元。

这些数据和情报被披露后，很快在澳大利亚政坛引发两种呼声：一是应禁止澳 大利亚政党接受来自海外的政治捐款，一是应将政治捐款申报下限从现在的1万澳元调低到1千澳元，即凡高于1千澳元的政治捐款就必须申报。

在现行制度下，何鸿燊及其他所有人的捐款虽然并不违法，但从媒体的反应来看，大笔的“不明不白”的海外捐款绝对算作是负面消息。相信此类消息的影响力还将持久发酵。澳洲的普通公众和选民当然要关心：在位及在野的政客们，多大程度上会受到金钱、特别是来自海外的金钱的影响？这种影响会不会损害澳洲本国人民的利益？

不过笔者从这些报导中，却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各个政治 党派，不管接受了多少捐款，总是那些公司、团体或个人捐出来的，没有一分钱是来自国家的财政收入。党产与国产，是分的清清楚楚的。

而在中共国，人们说：“共产党没有党产”，孰不知，共产党根本就不需要党产，因为庞大的共产党系统，是直接附着在国家政府系统上的，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这“三公”消费，每年就达九千亿。中国人民养活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党”，不但从来拿不到任何“捐款收据”，还经常“发自内心”的感谢共产党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民，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当前农村缺少的不是村官，而是能够给农民带来文明的教育工作者；向农村派驻大学毕业生担任村官，是一种既违反我国现行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同时又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错误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非但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变革，反而由于破坏了农村基层结构，而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农村的发展，有赖于民主政治改革。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社区自治权，才能使中国农村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成为下一次革命的策源地。

 2008年农历除夕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到江苏仪征看望大学生村官，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把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作为一项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并认为这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举措，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加强跟踪培养，完善政策措施，构建长效机制，培养大学生村官带头创业，使他们不仅下得去，而且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人民日报》2009年1月25日）这说明中共执政当局重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基层单位，希望从加强组织建设入手，巩固执政党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探索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使得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大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建国初期的制度设计，农民可以享有自己的土地，除了上缴公粮之外，土地上所有收入归农民自己所有。但是，执政者很快发现，如果不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现代化计划，那么，中国将长期成为一个农业国家。而分散的土地耕作制度，显然不利于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通过鼓励农民实行初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很快把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建立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本质就在于，政府不再需要与个体农民进行单个的谈判，只需要与集体组织进行协商，就可以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建立在土地二元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为国家征收、征用农民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不仅如此，政府还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居民未经特殊程序，不得成为城市居民。这就使得城市的发展既有取之不尽的土地，同时又可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为工业化的发展铺平道路。

近些年来，由于实行房地产改革，政府大量圈占农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由于农业耕作边际效益越来越小，农村青壮年不愿意继续留在故乡，许多偏远山区的农民也四处打工，这就使得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虽然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号文件，强调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偏远地区的农村都成为现代化的沦陷区。

最近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城市经济面临严重问题，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不得不重新回到故乡，他们没有了土地，也没有基本的劳动技能；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精神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了”黄、赌、毒”现象，”黑恶势力”在农村盛行。不仅如此，一些外出务工的青年受到国外宗教文化的影响，回乡之后，建立地下宗教组织，从而使农村成为宗教势力、”黑恶势力”、家族势力，中共基层党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相互博弈的大舞台。农村实行直接选举，非但没有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由于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相互制衡，使得那些财大气粗、心狠手辣的人成为集体经济的控制者。

中国农村的彻底沦陷，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复存在。在许多农村地区，勤勤恳恳、老实巴交的中共党员，已经被边缘化，而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巨额利益的农村居民，则可以通过收买、贿赂选举的方式，成为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启动大学生下基层活动，重新整合农村政治资源，夺回失去的大片政治版图。中共中央的这样政策，从表面上来看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而另一方面则可为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巩固和发展提供后备人才。但决策者没有想到，在执行的过程中这项政策面临空前的危机。许多大学毕业生空怀理想，扎根基层，可是在农村他们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开展工作的人际关系，许多大学生在坚持一段时间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项充满理想的政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毫无意义。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下基层看望大学毕业生村官，目的就是要振奋人心，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到农村去，为巩固基层政治组织贡献力量。但是，这样做不但面临现实的困境，而且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和法律问题。

首先，大学生到基层去担任村官的政策与现行的法律和章程不兼容。根据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选举。凡是当地居民，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由于大学毕业生不是当地居民，所以，他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级政府或者党组织向村民委员会派驻负责人，不但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剥夺了村民的选举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进一步加重村民的疑虑，他们对执政当局推行的农村自治制度缺乏信心。打个通俗的比方，本来村民可以自主选举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但是由于党组织向村民委员会派驻大学生，这就使得村民委员会选举变得非常怪异。假如这些大学毕业生只是短暂地担任职务，那么，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矛盾还不明显；可是如果大学毕业生长期担任村官，那么，就意味着这项政策的实施将加重村民的负担。如果这些村官不能给村民带来切实的利益，那么，村民会毫不客气地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大学生村官就是在村民的歧视和驱赶之下，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农村，重新到城市寻找工作。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基层党组织可以接纳大学生担任支部书记。但是，由于这些大学生赤手空拳，不能为当地村民带来现实利益，所以，当地基层党员不会对这项政策表示拥护。许多地方的普遍做法是，对这些上级派来的特殊”钦差大臣”，基层党员会敬而远之，从而使这项制度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凄凉无比。在中国共产党创办初期，确实有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厂矿去发动群众，从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且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意识到，发动群众是夺取政权的唯一出路。所以，他们风尘仆仆，上山下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在农村基层动员群众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们白天帮助农民耕作，晚上与农民促膝谈心，从而与根据地的居民形成了鱼水关系。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娇生惯养的大学毕业生，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不具备改造中国的任何能力。这些人到农村只能给当地农民增加负担，而无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任何实际问题。从中组部公布的先进典型来看，取得优异成绩的大学生村官大多利用裙带关系，或者利用不正当的同学关系，帮助农民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是一种不可复制、不能推广的权宜之计。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而是落后生产力与农村居民脱贫致富之间的巨大矛盾。多年来由于执政者采取不合理的农村政策，使得农村居民对政府缺乏信任。执政者向农村派驻大学生村官，在多数情况下被看作是政府深入到基层组织的”爪牙”，当地村民不会相信这些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生也很难与当地村民打成一片。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执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沿用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基层群众的做法，显然是东施效颦，难以取得成效。

解决中国当代农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农民的权利完全交还给农民，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让农民可以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建立社区自治管理机构，探索适合当地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改革路径。事实上，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改革，并没有大学生的支持，执政当局也没有向基层组织派出大学生村官，农民凭着朴素的觉悟，冒着极大的风险，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央组织部向农村派驻大学生村官，是一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选择。它不但会使许多充满理想的大学生彻底淹没在农村，而且会使得当地村民现有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所以，早在多年前笔者就呼吁，执政当局应该看到这个政策的局限性，看到在现代文明社会，采取这种极端幼稚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实际后果，真正为当地农民着想，为那些优秀的大学生着想，尽快废除这项制度。

其次，作为执政者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不是通过渗透的方式，管理或者监督村民。向农村派驻大学生村官，或许不能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但是却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到农村基层。在宗教势力、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相互博弈的复杂背景下，向农村派驻大学毕业生，不失为搜集信息、了解农村基层的好办法。但是，这项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既面临着整个社会的压力，同时也给实施者本人带来许多痛苦和麻烦。不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下基层之后，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们虽然手中持有组织部的”尚方宝剑”，但在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他们既没有生产资料的分配权，也没有生活资料的分配权；他们既不能代替政府向当地村民提供各种优惠措施（因为他们是村官），也不能代表农民向政府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是组织部的雇员），这种不尴不尬的身份，使得农村村民不相信他们，而他们自己也缺乏必要的”执政”资源。这些手无寸铁的空降兵，要想在农村 “夺取政权”，得到村民的广泛信任，除了依靠当地”五种势力”之外，只能伸手向政府索取资源。事实上，各级地方政府在安排各种资源的时候，都会根据上级政府的指示，为大学毕业生村官站稳脚跟提供政策帮助，而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人们不得而知。

中国当代农村需要的不是”钦差大臣”，而是合理的法律制度。当前农村社会治安混乱，各种势力相互博弈，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解决农村的问题，首先要改善农村的基础教育，让农民重新回到课堂，接受现代文明知识教育。可是现在，在高等教育机构，农村大学生的比例直线下降，有些省份农村大学毕业生在高校毕业生中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0%以下，这就意味着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不超过20%。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执政者应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加快兴建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设施，让全国最优秀的青年，到农村去担任志愿者，帮助农村教育机构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现在中共执政当局一方面拿出大量的资金，用来资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院校，另一方面却放任农村教育资源逐渐减少。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中国农村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教育问题。虽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坚决取消了农业税，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所以，这项政策只是一种安抚，避免农村经济继续下滑，却无法解决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的问题。只有在农村兴建更多的教育设施，让青少年农民可以随时到教育机构接受教育，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组织部门向大学生派驻村官，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少数大学毕业生村官的成功，不意味着这样做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比如可以通过发放边远地区教育补贴的方法，向农村派驻大量的教师，让教师帮助农村青年改变精神状态，重新融入现代文明社会。

对农村教育缺乏重视，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已经使中共失去了农村居民的支持。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除了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的工作之外，别无所长。城市经济发生问题之后，他们回到故乡，除了四处游荡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这些在乡村土地上踯躅徘徊的农村青年，将会给执政者带来严重的威胁。那些派往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村官，非但不能舒缓民怨，反而会成为激化农村矛盾的导火索。只有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并且通过民主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改造农村的基层组织结构，才能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央组织部向农村派驻大学毕业生村官的政策，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虽然表面上来看风风火火，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们就会发现这项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亲自到农村基层，看望这些大学毕业生村官，就是希望稳住阵脚，从而帮助执政党重新在农村巩固基础。可是，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因而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认为，”我们党的血脉在人民，根基在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理解的骨干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一代又一代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的接班人。人的才干不仅要靠读书求学增长，而且要靠实践磨练积累。温室里长不出经风雨的花朵，坐在机关大楼里培养不出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感情。农村是青年学生了解国情、熟悉社会的好课堂，是培养锻炼人才的重要基地。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做出的战略决策”。看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对这项制度寄予厚望。这充分说明执政者已经意识到了执政的危险性，意识到了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意识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可是，这种沿用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曾经使用过的做法，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公开场合表态，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成为永远的执政党。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已经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执政难题–如果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那么，很可能会遭遇暴力革命。而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治巨变，已经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自身改革，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可是，如果继续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循序渐进，那么，非但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渴望，反而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触碰到不同阶层的利益，面临复杂的人事调配关系，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身发生分裂。所以，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希望改造基层政权，稳住阵脚，再图发展。这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但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必须刮骨疗毒，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限制自身的权利，并且培养一大批真正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执政官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继续控制政权。在民主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任何花拳绣腿，最终都会被公众所识破；在民主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限制或者剥夺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最终都可能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要修改法律，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方式，归还农民的权利，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建立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利，让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排除干扰，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加快自身的改革，通过发展民主，吐故纳新，让那些真正有能力为公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党员，进入执政团队。现在这种把”童子军”作为巩固农村执政地位的政策和策略，最终很可能会加速执政党垮台。当农民的权利不受尊重，农村民主政治在各种眼花缭乱的包装之下，原地踏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自掘坟墓。

总而言之，中国当前农村缺少的不是村官，而是能够给农民带来文明的教育工作者；向农村派驻大学毕业生担任村官，是一种既违反我国现行的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同时又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错误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非但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变革，反而由于破坏了农村基层结构，而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农村的发展，有赖于民主政治改革。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社区自治权，才能使中国农村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成为下一次革命的策源地。

中国当前执政当局推行的各项政治改革措施，正在越来越背离民主政治的大方向。假如改革是为了扩大执政者的权利，假如改革是为了少数既得利益阶层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假如改革浪费社会资源，损害农民的利益，那么这场改革注定要失败。

引言：经济学家的伦理责任 笔者作为独立经济学家，一直在关切中国经济运行问题并对重大经济指标变动做出了相应的预测，事后的宏观经济变动幅度、结果多数与之一致。近期的，如在《民主中国》网站（2008年12月31日）发表的《二〇〇九将是财政危机年》一文的观点，很快被官方权力人物的公开表态所证实，如财长谢旭人在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的官方会议上讲话说：”2009年将是财政十分困难的一年。一边，是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预计明显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局面将不复存在，另一边，财政支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参见谢旭人《2009年将是财政非常困难的一年》，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月6日] 稍后，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也发表讲话称：”当前财政面临较大的压力，要切实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与监督，公开操作，科学安排，确保资金规范透明、安全高效使用。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特别是强化公务支出管理，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大手大脚花钱和铺张浪费行为。”[参见谢登科、韩洁《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称当前财政面临较大压力》，载于新华网2009年1月9日] 在体制内经济学同行看来，笔者另外的一些带有异议性质的分析文章更令他们不高兴，因为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甚至要违心反说的问题，则由笔者如”政治儿童”般地指点出来。比如奥运后的经济运行状况，即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暨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成必然之势。体制内经济学家为保持政治正确大多声称”中国完全可以避免国外曾发生的奥运衰退”，但是笔者则坚持认为：奥运开始前衰退就已经开始，其后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大幅下跌。[参见綦彦臣《预计人民币资产将大幅度跌落—-经济衰退在奥运前已经开始》，载于《动向》杂志2008年9月号] 罗列以上研究成果不是炫耀笔者的学术成就，而是说：经济学家，不管体制内的还是民间持有异议的，应当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尽管”经济学家”的名号在底层社会那里已经臭不可闻。正然是大家在对金融风暴实质影响中国、国家财政将全面紧张–有一致的判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经济学家在财政民主即社会公众无差异地受惠于财政救济，特别是对政府财政决策享有知情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将持什么样的立场？ 一、经济转型将是个长期困难 尽管中共经济决策层声称开出四万亿的大单子刺激经济，并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央财政直接拨款，但是，中国宏观经济至少存在三项观念需要民间观察家认真看待:第一，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何时见底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刺激经济的大单子究竟可落实多少以及能够在什么时限内见到初步效果？第三，能否分清中国经济下行本身与全球金融危机是两回事情以及合并后的影响是什么？ 如果弄不清这三大项、六个问题，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民间自由异议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言都等于无的放矢，尤其是应当分清第三项内两个问题的关系。简单地说：正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不是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说的”相对安全”），才迫使中国选择不算坚定的经济转型之路。按吴敬琏老先生的说法，中国经济的最好转型期应当选在二〇〇三年，现在等于坐失了五年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保增长”的企图必将大大阻碍经济转型的节奏，尽管转型不可避免。因此，加计这个因素，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是个痛苦的过程，而且还是个长期困难。也正是这个长期困难将会出现，财政民主才需要被高度关注，即转型中的经济正义是保证转型成功并具有伦理性的先决条件。 中国经济转型将会出现周折，也是国外观察家的看法，特别是高储蓄率背后的利益流向问题，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伯特·霍夫曼和路易斯·库斯两人认为：高储蓄率中的家庭储蓄份额在下降，企业部分在急剧上升，”从迅速增长中受益的是中国公司，不是中国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经济学家查尔斯·亚当斯则进一步认为：”自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非家庭储蓄急剧增长。这是一个黑洞，因为控制这笔钱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没有明确界定。”[两引均参见乔治·韦尔弗里茨《节约的危险》，载于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3日（提前出版），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0月7日]企业高储蓄率，特别是国企占居绝大部分，至少在技术层面使得经济转型受到抵制，因为他们更希望用手中的积累在传统的出口行业博取利益以及顽固地坚守在房地产行业。尤其在后者，市场机制失效，政府机制同时失效。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不再具有”人民性”而沦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狗腿子”。巨额的房地产税收及收费成为养活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 暂不讨论三位经济学家涉及的国企产权以及经济伦理，仅就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宏观变量暨重要观测指标之一来看，它实际上预示这中国转型的艰难性。如民间而非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以楼市为标志的中国房地产行业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调研数据表明：（一），2000到2007年之间，楼市的销售面积与施工面积之比，一直维持在30%到37%之间，平均值为32.4%，低于40%至50%的合理区间；（二），到2008年底，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达到1.3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这尚未加计新建和在建项目。[参见北京安邦咨询研究总部分析师苏晶《楼市调整2010年结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2日]实际上，这是一个过于积极的看法，仅仅从一个因素着手就发现矛盾–2000到2007的八年间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在两年内解决。这是个常识性问题！当然，预期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学家当中不乐观者为数不在少，公开发表言论的亦有之，比如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会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但会回到通货紧缩的轨道，而且企业盈利能力可能受较大影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在2010年后，即便到那时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仍可能被迫将其刺激手段继续向着国内需求调整。[参见黄益平《中国经济最大挑战可能在2010年后》，载于《环球时报》2009年1月16日] 接下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8%的增长率是否可能就成了最大的悬念。以笔者作为比较有影响的异议经济学家之个人观点来看，我认为：（一）在出口导向没有明确变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提高补贴与退税，年内保持7%有可能，但其代价是中美贸易战再起，甚至破坏了WTO谈判机制；（二）美国在今后二至三年确实无法增加对中国的进口需求，中国被迫走人民储蓄负利率的道路刺激消费，可以维持6%左右、波动幅度0.5%的增长率，但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为人民办理全员低费养老、医疗、失业”三险”。国际上看低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放低的金融机构，目前只有一家即苏格兰皇家银行，其报告称：”中国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为8%，同时也不能排除5%的可能性。”[参见彭博新闻网站未署名文章《支出来的太晚，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2008年11月9日] 从微观上看，苏格兰皇家银行的5%并悲观，一方面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大幅度下降，比如2009年1月份的本科大学生就业工资为1200元/月，去年同期则为2000元，降幅40%；另一方面，三万元资本以下小门店转手（停业率）也由去年同期的26.5%上升到目前的41% 。[典型数据出自笔者本人的微观经济学研究观测模型]许多小店如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那样，”开张即关张”。 [见图1] 二、中共政权”去人民化”的经济原因 中共政权的”去人民化”特征很多，比如司法腐败完全摧毁了其公平的政治禀赋，所以，胡锦涛在其政治最受民众欢迎的时候抓住时机重提社会公正话题。[参见胡锦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载于新华网2007年11月16日]事实上，一年多来，以司法腐败为特征的”去人民化”不但没有任何改观，反而急速下滑，超过了经济下行的速度。中共权力高层不得不发动一次”内部严打”来惩治司法腐败，事实上，与所有”严打”一样只能禁于一时，无从根本改观。 以”去意识形态化”的观察方式来看待”去人民化”问题，至少有两个微观实证：其一，学校教育道德教育的巨大危机，如一位中学生平静地杀害老师后，在讲台上发表演讲，公开批判社会不公，具体指出”有钱的人犯了罪轻判，没钱的人就遭重判” [参见孔璞《16岁少年讲台上杀死班主任 杀人之后发表演讲》，载于《新世纪周刊》2008年11月11日 ]；其二，社会请愿行为几乎是无日无之，要求他们具体的权益，而他们的权益即便是写在了书面文件上，也得不到落实。对于后一项，几乎不用专业采访，是任何一位游客都可在普通城市能看的到的社会景观。[见图2] 仅仅就经济原因来看，导致严重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假设–某些人先富起来，有利于帮助周围不富裕的人。应当说，这样的假设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经济流向上，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决定了权力批发和零售是最便捷的致富途径，因此，本该被帮助的那部分未致富者反而被边缘化，而官员们则很快从”发了海边的，富了摆摊的，穷了当官的”抱怨中完成了经济身份的蜕变，即公众说的”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普遍腐败现象。为了获取升迁的资本，有实权的官员无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制造出外观壮丽的经济实绩，与此同时，个人的额外收入又得到了巨大满足。 在”去人民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官员也主动地”去意识形态化”，把权力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发生在南京的周久耕天价香烟与名贵手表事件，周声称打击敢于降价的房地产商的真实原因是他的胞弟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由于”去人民化”的经济表现严重伤害了社会公众，所以，底层社会”经济文革”的诉求十分强烈，无法排斥它将推动社会重新公平的可能性。当然，社会重新公平的愿望并不一定违法，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方式解决，比如：（一）人大代表提案；（二）社会名流发起文明请愿；（三）加入全民公决机制的新宪法的产生。由于这类非经济类、非常专业化的论述超过笔者的学养，故暂存不论。 三、试水财政民主：全民福利与公民监督 如何解决中共政权的”去人民化”问题，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政治选项。而不使问题”革命化”的第一步就是在财政民主路径上递进推开，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实质影响了中国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国经济转型的长期困难，那么就有必要从全民福利的角度来倡议既过难关又推进民主。简单地说：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国家项目的投入来刺激经济，就不如直接向个体公民发放现金。 台湾地区实行过这类办法，刺激效果虽不明显，但是获得民意的支持。在大陆，较发达地区采取的”红包政策”深受民众欢迎，如广东东莞的做法。在”发钱”的背后是财政民主的发端，体现为公众直接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尽管这只是十分初级的民主。可喜的是，终于有体制内学者站出来说话，要求政府对困难家庭发放直接的财政救济，尽管他们非常谨慎地避免提及”全民”那样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财政民主”这样的政治概念。有趣的是，被网络称为”十教授联名上书”的文件非常清楚地量化了发放指标：(一)凡家庭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家庭，按照人头每人发放1000元，家庭可以凭户口本在指定商业银行开惟一基本账户，相应款项直接存入该账户内。(二)分两次发放，春节前发放500元，两个月后再发放500元，从现在开始，约4个月就可以完成全部发放工作；(三)该建议需要资金合计约1.2万亿，资金来源首先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筹措一部分，可以压缩掉一些不急需的投资项目，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向央行发行长期债券筹集。[参见东方网《十教授建议给低收入家庭每人发千元促消费》，《信息时报》原稿2009年1月11日 ] 更为有趣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对类似的建议好像早有提防，事先退出一个”百元救助方案”– 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100元，城市低保对象每人150元，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建国前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每人180元。这项落实的计划总支出90亿元，是十教授建议金额的0.75%；受惠人口7400万，是十教授建议人口的60%多一点。 通过数据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财政状况趋紧的时候，中共上层并不愿意实行财政民主政策，有类于古代”恩惠全出于人主”的国家财政控制方式，同时也与财政宽松时期的公平正义主张大相径庭。由于国家管理的纵向控制力较强，高级政策被复制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救济分配政策更容易趋向权力控制方式，而反对透明化。 结语：用专业精神推进财政民主 财政民主初见时候的矛盾状况更需要民间自由人士、知识精英就比较专业性的财政民主问题向社会公众提供知识支援，比如论证全民福利的可能性乃至于提出相应的方案，与体制内良心学者建立知识共享平台–并不一定是个什么组织或论坛，网络传播完全可达到相应效果。另一方面，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调门下，尽量把表达文本做得专业化与通俗化相兼，增加说服力。更进一步的工作是，促成民间监督机制的形成，给维权运动一个新指向，即在”民生原则–群体生存–利益获取–财政民主–民间监督”这样一个链条上有理有据地争取合法权益。 笔者也相信，无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间里，各级政府采取控制程度如何的财政救济政策与现实利益的派送，都会涉及到财政民主问题。另外，财政困难的长期化也会迫使地方政府的收费部门加大对底层社会的剥削，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类的事件将是迫使各级政府认可财政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9年1月15日初稿，18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图1：小生意转手率是观测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小生意是就业者自我雇佣的重要途径。在信贷人权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国家没有鼓励小生意的资本政策。   图2：政府失效不仅仅在于它与畸形的市场本身就是合谋关系，而更在于它拒绝履行协议责任，因此它的”去人民化”特征就由底层社会给表现出来。

“旋转门”与国家安全

我到美国工作后不久就发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漏洞，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个巨大的发现，直到好几年后，才和美国人朋友讨论起这个问题，结果才知道，人家早就知道这个漏洞，而且这漏洞也一直是FBI（联邦调查局）和CIA（中央情报局）竭力在堵塞的。

我说的是美国政界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旋转门”。美国也是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当选一个总统，政府各部门的第一把手和重要职位（以及他们的重要智囊）几乎都要换一遍，例如这次奥巴马当选，华盛顿一下子就要换掉了几百位最高级别的官员，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按说各国都有这种情况，可是美国的更换频率之高却是少有的，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更换都是很平和进行的，波浪不惊，没有人哭哭啼啼，没有人要找政府给补助，更没有人认为自己不得志。今天你还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存在大选还没有结束，你就有可能被白宫挖去当教育部长。而今天的商业部长，明天就失去了工作，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你得去一个公司当顾问赚钱养家活口。这就是旋转门。这个不停转动的旋转门，使得每一个想从政的年轻人都有机会一试身手，也使得玩过一阵政治的人可以全身而退，再去赚钱过另外一种生活。

然而，正因为这种旋转门现象，却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例如，昨天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高级智囊，今天就失业了，就要去找工作，谁能保证这家伙不会被全世界的间谍机构盯上？我有工作给你，干不干？只要透露点情报，或者给我的“公司”参谋参谋，就给你丰厚的待遇。

当然，相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这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的安全保密工作更加难做，因为你甚至无法“防患于未然”。那就是一些在“旋转门”另外一边等着随时转进去从政的那部分人，例如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们。相比较前一种受到过保密教育的刚刚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的人，他们更容易成为海外间谍机构拉拢的对象。有眼光的间谍机构不会傻到打美国政府高官的主意，他们只要很有耐心的在华盛顿转悠，找到一些研究学者“授之以惠、动之以情”就可以了，或者请他到某国去好吃好喝一个星期。据我的经验和并不科学的统计，在华盛顿那里从事所谓学术研究的美国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机会进入政府重要部门，甚至成为白宫依赖的高级智囊。

就是美国的“旋转门”现象，也是美国FBI和CIA投入很大精力应付的重大事件——FBI负责国内监控，CIA则在世界范围内对他们进行跟踪。

可是，对于美国的普通民众，他们并不那么关心“旋转门”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他们更关注的是“旋转门”现象下的经济腐败和利益集团问题。

奥巴马与K街

如果你问我美国华盛顿最神秘最有权势的街道是哪一条，我不会告诉你是联邦银行所在地，也不是中央情报局驻地，甚至都不是白宫和国会山，我会告诉你是K街。这是一条很普通的街道，然而，却是美国智库和院外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上班的没有多少人，一栋栋大楼也不是很热闹，但你应该知道，盘踞在这里的智库、公关公司和院外劝说集团几乎雇佣了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都是经过“旋转门”退出政府和国会的重量级人物。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雇佣他们的利益集团服务。如果你也也雇佣得起，哪怕你是外国人，他们甚至都愿意为你服务。

美国院外集团的坐大，甚至改变了华盛顿情报战的玩法。上次去美国和一位情报专家聊天，他感叹，现在不用搞什么秘密间谍战了，你只要有钱，到华盛顿开个公关公司，找一些常常穿越“旋转门”的美国人做顾问，你甚至不必去知道白宫制定了什么计划，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关系去影响白宫制定什么计划。

又扯到国家安全了，毕竟对于美国普通人，国家安全太遥远，普通的美国民众对于利益集团和院外集团影响美国政府决策早就怨声载道。这一现象无法改变，和K街的存在很有关系。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都和K街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家有钱，雇佣重量级的“旋转门”过来的政府官员当说客，最终导致了贪婪不受限制。

而携带巨大人气的奥巴马当选后不久，就释出了一条命令，要求延长从旋转门出来的政府官员受雇于院外集团的期限，以前很多政府官员出来后，很快就受雇于公关公司，奥巴马宣布，必须等待一个相对较长的期限。这件事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一些在K街工作的朋友摇头晃脑，感觉到今后的生意可能要困难一些了。

倒霉的克林顿

美国旋转门中转来转去最耀眼的人物自然是美国总统，他们在几年前还是普通公民，几个激情的演讲后就成了美国总统，然后干几年后，又回归带保镖的平民生活。不当总统了，自然也是要去打工赚钱的。可是，美国总统却不会在一下台就受雇于K街的顾问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可谓生财有道。

克林顿在位八年，美国的经济直线上升，美国人的口袋都满了，然而，克林顿却在当了八年总统后发现自己破产了，他是又一位在卸任总统职位时比上任时个人经济情况要差的美国总统。由于那场“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的官司，克林顿在离开白宫时据说是欠账的。正如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中的一句流行语：“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想想人家克林顿。”

卸任的克林顿又不能被K街雇佣，又不能去华尔街直接找工作，可他又欠钱，怎么办呢？他自然有办法，一下台就开始写书，在白宫干了八年，总知道一些别人不清楚的“内幕”吧？再不成，稍微点几句发生在椭圆办公室桌上的事儿，也能够吸引人吧？于是书商一拥而上而上，虽然最后签了他自传的公司拒绝披露他们出了多少钱买版权，但数字应该在2千多万美金以上。这一下子，克林顿就还清了欠账。

但自传只能写一本，接下来，还要赚钱。美国百万富翁很多，亿万富翁也不少，以克林顿的聪明和努力，如果不当总统，当一个亿万富翁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于是，卸任的克林顿开始走上致富之道。他采用的方法不是新的，以前的美国总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开始到处演讲收钱，先是在美国国内，等到美国国内有点腻味他了，他就跑到国外去，跑到中国，跑到欧洲和科威特去演讲，克林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秘书数钱手都数软了。

这些年他到底赚了多少钱？据不完全统计，估计8500万到9000万美元之间（克林顿毕竟不是总统了，有个人隐私了，收入不能完全曝光的），八年了，克林顿的影响力在走下坡路，所以赚到后来有些吃力了，再说，他好像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更糟糕的是，虽然一度传出希拉里不与他同房，但克林顿一旦被蛇咬，竟然不再传出绯闻，这无疑就失去了很多卖点，甚至让这位不再年轻、头发花白的花花公子总统失去了不少魅力。难怪乎，克林顿赚钱就越来越辛苦。不过，辛苦是辛苦，毕竟还在赚。值得欣慰的是，他的继任者小布什不争气，灰溜溜下台了，弄得克林顿更加牛（各位，据说小布什下台后赚钱很成问题，他的自传远远卖不到克林顿的那么多），据估计，再过两年，克林顿这辈子赚的钱就有可能超过一亿美金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克林顿赚钱赚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那不安分的老婆希拉里跳出来要竞选总统，决心要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坐到被自己老公弄脏过的办公桌前。就在她宣布竞选的同一天，最紧张的一定就是她自己的老公了。他很清楚，今后可能不能到处卖演讲了，他更清楚，当总统赚不了多少钱，当然他也清楚，当总统的老公，就更受限制了。要知道，当总统时传出绯闻，最多是一风流总统，而当总统的老公传出绯闻，嘿嘿，就可能是对“国家”不忠了——可怜的克林顿！

希拉里没有当选总统，克林顿应该松一口气，然而，这一口气还没有松完，他的心就又提起来了。希拉里接受奥巴马的国务卿职位，成为美国政府最高的外交事务掌门人。前总统克林顿一家，也是现任国务卿一家子立马又被置放于国家监督机构、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

由于希拉里出任国务卿，主管美国外交政策，克林顿下台后曾经到多个国家举行演讲，其中大多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关。作为卸任的美国总统，他的演讲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美国民众是接受这一现象的。然而，作为一名国务卿的丈夫，你到国外发表有关外交方面的演讲，而且这演讲是收高额费用的，你就会被立即调查。目前克林顿夫妇已经认同美国政府职业道德办公室对克林顿演讲内容进行审查，因为希拉里已经上岗，所以按照美国法律还挺急切的。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搞清楚克林顿的账目和演讲内容——

倒霉的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他被人家逼到电视上，要他承认是不是和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以及他是否在撒谎，现在不当总统了，只不过是国务卿的老公，结果，又不能到处演讲了，还要交代清楚以前都讲了些什么以及赚了多少外快！这不，倒霉的克林顿又被“双规”了！

比克林顿更倒霉的是生活在不受限制的权力之下的民众

在中美对抗最严厉的1997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是一名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中国愤青的时候，我在华盛顿一度指着美国军人的鼻子怒吼，记得我当时引用了一位中国将军的话：别以为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核武器也可以打到洛杉矶……

当时那位美国军人只是暧昧地笑着说，杨，你们大概确实有几枚导弹能够到达美国西海岸，但谁会下令发射这些导弹呢？你不是不知道，你们中国很多有权发射和操作这些导弹的军人的子女正生活在洛杉矶和旧金山，而且还有很豪华的别墅！（就此打住这个令我一直不愉快的话题，后来大家也知道了，连当时军队中负责情报的最高首长的老婆孩子也在中美对抗最严厉的时候住在美国的豪华别墅里享受资本主义）

啰嗦这几句后想说什么呢？我想告诉大家，从我上面说的美国旋转门和院外集团的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很多方面（例如人性方面），中国和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我走过那么多地方后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对中国前途充满希望的重要原因——既然没有区别，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到？

如果美国人有机会，如果美国政府的高官能够钻制度的漏洞，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美国人的贪污腐败一点也不会比中国差。没有文化的差异，更没有人性的不同，那些都是胡扯。问问几千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问问生活在美国并且从政的华人华侨，他们为什么在中国人开办的公司和机构里（哪怕这些机构在美国）就想方设法贪污，而到了美国政府部门（很多华人已经当了高级官员和市长）就老老实实了？

只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权力被制衡的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把总统关进笼子里显然不够，还要把国务卿的老公也关进笼子里，把所有靠纳税人的钱养活的人都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的手里的权力受到限制，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美国人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美国人只不过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却远远没有达到目标，我们只不过起步晚一点，离目标更远一点而已，但没有必要灰心丧气，我们的文化没有问题，我们的人性更没有问题，中国的崛起要靠制度的更新和完善，大家一起努力。

杨恒均 2009-2-2 广州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说法，2009年中国最受瞩目的一件大事，是建国60周年大庆,而其中重中之重则是国庆阅兵。媒体如是报导 “北京正在悄悄酝酿一场新的盛典，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将取代25.8万平方米的”鸟巢”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实力的舞台。3月起，长安街沿线路面将开始加强抗碾压能力，准备在10月1日那天，等待成千上万名中国士兵从上面排山倒海地越过……” 据信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庆盛典，向外展示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将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国庆大阅兵。

在社会多元化已经势不可挡而社会演进已经不是中共所能有效操控的现状下，官方媒体的某些措辞显得浅薄和狂妄，其对近代历史事件所贴的标签，比如”建国” “国庆”等词汇已经日益受到质疑。对中国来说，国庆阅兵也几乎肯定不会是2009年最受瞩目的事件。

对于中共来说，2009年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松之年。经济增长的骤然逆转导致财政压力增加，大规模的失业潮导致社会压力增加，一些公众群体情绪的敏感日子的汇合加强了社会群体心理共振，这些压力的聚集都将对中共统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在经济危机深重，民生日益艰难的2009年，中共的大阅兵举动所图者何？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官方话语体系陈腐和民意独立性凸显的格局下，中共已经很难合理化其阅兵举动。比如对于此次阅兵，官方给出的一些解释大抵是扬国威，振民心，提升凝聚力之类。这类解释即使在五毛党的极力推销下，在网络民意中，也没有多少市场了。网络上的评论很多都是一针见血，比如”国家级的面子工程”，”用纳税人的钱去争虚面子，劳民伤财，劳军伤财，虚张声势，打肿脸充胖子。”而在各大门户网站相关新闻后面被屏蔽的评论比例，就更说明民心向背和当局之心虚了。

大约是为了回避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劳民伤财的指责，官方媒体特意强调”中共高层已经指示要厉行节约”。人们应该还记得对于北京奥运会，中共高层同样强调要厉行节约，结果却办了一个最为奢华的奥运会。据说10年以前的50周年国庆阅兵就已经花费超出千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以及贪污腐败的升级，并且定位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庆盛典，那么此次支出肯定是在数千亿之巨。当然，就象奥运会的官方账单只有几十亿美元一样，中共同样可以制造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阅兵账单—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什么账单。

对于这次计划中的阅兵，除了网络上被屏蔽的民意，国内外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很多严肃的批评意见。12月4号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认为这种” 耗资巨大、徒具形式”的大阅兵是”劳民伤财的冷战产物”，大可不必再行效仿。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担心阅兵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文章担心中国举行展示武力的阅兵会让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再度抬头。而在一份题为《呼吁中国人大行使权力审议并阻止2009阅兵》的公开信中，一些参与签名的学者认为”大阅兵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大阅兵炫耀武力，传达的讯息是傲慢，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诚意的怀疑。因此吁请中国人大立即行使权力审议并阻止09阅兵，以此终结此种”虚骄”的陋习，以此迈开法治中国法大于党的新历程，以此拓展一个中国政治文明的新局面，以此让世界看到中国汇入国际文明主流的诚意和努力。”

当下政治结构的封闭性，使得民意无法对政治进程进行有效输入。吊诡的是，民间各种对阅兵的批评意见往往转化为中共当局坚持阅兵的必要性。因为说到底，阅兵的核心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关键词：权力。批评性的民意使得权力感到威胁，因此必须寻求强化权力的方式。

而从中共本身的政治沿革来看，举行大型阅兵仪式是中共的家传。君不见，在中共治下，连地方市委书记，中学校长都搞过阅兵（河南新密市，安徽亳州市等等），那么政治领袖适逢盛世，检阅下军队那几乎是必然的权力冲动。权力来源既然无法通过选战和选票来正名，那么通过枪炮和坦克为权力遮羞，那是符合权力逻辑的。因此，在中共的权力游戏中，阅兵就变成了政治领导人权威必不可少的形式背书。1949年的阅兵喊出了毛主席万岁，1984年的阅兵凸显了邓小平的”高大形象”，1999年的大阅兵则确立了三点水时代。现在到了第四代，如果没有这次阅兵，胡锦涛的权威地位岂非大打折扣？

通过阅兵展现权力，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普通公众。在2009年特殊的经济社会形势下，中共明白普遍性的公众不满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骚乱，从而威胁其统治。因此希望通过炫耀武力，强调国家机器的力量，震慑可能的反对力量，振民心其实是震民心。这是一个感受到威胁的威权体制的本能反应。不过这种进程也暗含很多风险。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下，民意虽然没有有效的输入机制，但是民意却可以不断发酵，积聚力量，从而冲垮既有结构。在政治上，蔑视民意从来都是下下策。

阅兵权力秀的另外一个重要指向，则是政治对手们。就象孔雀开屏一样，通过炫耀枪杆子的力量，逼迫对手们臣服。当下中南海的政治权力结构，大多数观察家都有雾里看花的迷惑，比如三点水时代是否过去？胡锦涛时代是否已经确立？也许通过阅兵巩固权力，凸显胡锦涛先生的政治光环，是阅兵秀的一个重要目的。
不过中共内部权力结构的脆弱平衡若被打破的话，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胡锦涛先生的控股权增加了，必然意味着其他人权力股份的下降，政治对手之间如何博弈存在很多变数。另外，在2009年特殊的危机情境下，权力斗争是否会有溢出效益，制造出更多的社会冲突，从而颠覆中南海既定的经济社会进程，这些都是巨大的问号。再说，中共这些年政治交接逐步规则化，某种意义上，公众已经把胡温当成一种跛脚鸭体制，而习李体制则渐渐显山露水。通过阅兵形式强化胡个人权威，继续幕后主导中共第五代政治格局，这个政治动作的难度越来越高了。

不过胡锦涛先生辛辛苦苦等待10年终于接班，肯定不愿碌碌无为10年之后离开权力舞台。因此设法增持更多的权力股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胡氏印记，几乎是他无法摆脱的政治宿命。问题是社会在演变，极权主义不断衰败，胡锦涛无论如何折腾，已经不可能再重塑毛或者邓时代的政治权威—内部权斗规则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再次获得控股权。因此，如果继续指望通过搞阅兵盛典，炫耀武力，来确立一个历史地位，那未免有些不识时务，不知其凶险也。

当然，如前所述，中共已经不是社会进程的唯一主导者，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中国已经呈现出一幅新的社会景象，普通民众已经不再恐惧，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在发育，各种各样的组织在形成，新的政治舞台处在胎动之中，而《零八宪章》作为未来社会的信使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 ….中共领导层是苦心经营中共残局，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碌碌而不得其所，还是接轨民意，倡导政治变革，从而引导新局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选择，这才是2009年最让人期待的大事件。

六四大屠杀5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又被当局抓了起来，并关了45天–1994年5月27日晚，丁子霖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是我要的书给我买到了，要我明天上午8点去拿。我心里明白，我要去拿的，并不是什么书，而是六四难属给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写的公开信。

5月28日上午8点，我在单元门外的监视人员未及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迅速进入人大静园1号楼43号丁老师家。丁老师和蒋老师交给我打印好了的公开信，要我通过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快递”送达乔石，同时视情况交给海外媒体全文发表。

为什么要我找西城分局”上递”呢？原因是，因为有人举报了两起我在西城区给六四伤残者和六四难属送款的事，西城分局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并明确提出希望以后”多沟通”，及愿意代为上送公开信一类东西。

说穿了，5月28日我去丁老师家，就是为了传送及发表一封六四难属的公开信，仅此而已。然而，在门口监视者的眼里，在当局的心里，可不是这么看，这么想的：六四5周年很快就到了，我们对丁蒋的监控也从28号起刚提高了级别，而你一大早专门赶来”闯关”，这里头的名堂肯定不会少！

接下去发生的事，正好由一封我14年前写的信给出了第一手的、真实的描述。那是我于1994年7月5日在西城区拘留所里写的信，信写在象棋棋盘纸上，是第二天托人私下带出的。信的全文如下：

章虹：

5．28上午8：30走出丁家，身后便有4、5人盯上，我在校园中转了半小时，不能摆脱，就向大门走去。9：00，正要打的去西城分局，安全局便衣一拥而上，将我劫入奔驰，送双榆树派出所。好在我身边只带有一份”公开信”，又是准备通过西城分局上递，于是不能直接就此事整我。

下午将我移到西城分局对面的二龙路派出所，填了”传唤”票。说我的事惊动了”上头”，要好好问明。29号下午又换一张”传唤票”，到29号午夜，将我送到清河西城区拘留所。30号晚上，填了所谓”收审”票。5月30、31号，6月1号，2号，4号，6号，算是”询问”结束（问了六次）。

问来问去三件事：1、给牛、徐送款事（徐已将收款收条上联丁之信交出）2、5月25日夜陪尼克去丁家事（由电话窃听所知，当然详情他们不知）3、5月27日上午与司秉诚谈起丁”寻访实录”事（由窃听装置所知，但当然未知是谁将”寻访实录”送到司手上的）。

三件事既非违法，更非犯罪，有何理由将我收审、关押？这纯粹是对敢于行使公民权的人进行政治迫害，并竟然无视天理人情，迫害送人道救助款的人！6月6日至今，整整一个月，未再与我接触。

这次被关，似乎可以避免。但专制政权终究什么都干得出来，再次坐牢又不可免。这次坐牢可做三件事：1、与刑事押犯共居斗室，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的一个好机会（他们对我都很尊敬，事事照顾，且愿把心里话对我说；我则积极搞歌咏会、生日晚会，传播百科知识，分析收审、劳动教养的任意性和将其取消的合理性、迫切性。此外，还读了”邱吉尔传”等书[由”劳动号”带入]）2、坦对良心，不说半句违心话。预审员说：”几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不是想着摘清自己，而是想着不能对不起别人”。3、豁出去让世界知道，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局施加压力。亲属、朋友均可知道实情。我一直想默默地做点事，写点文章，但当局偏不让，那就成全它吧！

家中及外边一切，均只能由你相机处置。可以合理合法地去二龙路西城分局政保科要人！副科长叫蒋建中，我的预审员叫王会章。点他们的名要人。王会章于6月6日对我说：”尽早把你放出去。”他们亦深知关不久，但为了惩戒我这种胆敢藐视当局非法监视丁、蒋的人，又要多关我几天。不过，我吃得下，睡得着，身心均好。我愿丁、蒋老师不要太牵挂我，只管照常做事；愿枫枫考初中获得较好成绩。

我的通讯地址是：海淀区清河镇龙岗路3号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西211室。（邮编：100085）。可以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地址，可以写信来（只管写）。

爱自由、争人权、搞民主，总会有人付出代价。坐牢是题中应有之义。将我之事告诉要好朋友，请他们放心。转告小司，我出来后继续给他上课。珍梅工作事，是否已解决？

你一定要多保重！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很快团聚！（如拿我的六四5周年感言治罪，我亦坦对之。目前未提及。）

棋生
1994．7．5晚

现在看来，信中有一句话是打了些马虎眼的。那句话是：”我在校园中转了半小时，不能摆脱，就向大门走去。”事实是，当我觉得我有可能被抓、被搜身后，我临时去了人大林园一位老师家，在客厅聊了一会后，提出上洗手间，把写有海外媒体记者名字和联系电话的小纸条给冲走了，还把一份公开信塞到了他家的煤球堆里。这样，身边只留下一份准备送到西城分局的公开信。

尽管作了上述技术处理，当局在连续”传唤”我两天之后，还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将我投入了位于清河镇龙岗路3号的西城区拘留所。5月29号深夜，西城分局政保科的警察将我带出二龙路派出所，驱车往北。到了西城拘留所，经裸检后，我被关入西211室。说起来我已是二进宫了，但踏进监号，眼前情景却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已是午夜时分，但还有4人分四处站立着；一挪脚，发现底下难有插足之处，铺板上和水泥地上，躺满了人！睡眼惺忪的”号头”见我进号后，吩咐铺板上的两人向两边挪，留出一条能躺一人的空位，对我说：你就睡这儿。位置空出来了，但没有枕头，没有盖的。这时，站立着的一人悄悄对我说，这是管教下午过来，特别关照”号头”给你留的。号里根本睡不下，只能分上、下半夜，各安排4人站着”值班”。我躺下后，很快被充斥屋中的热气、汗味给裹起来了，的确也用不着盖什么。班房如此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这和我在秦城监狱时经历的情景大不一样。

第二天起床后，大伙放茅、洗漱完毕，开始”坐板”–这也是秦城里没有的新鲜活计。除正、副号头不限姿势外，其余囚徒分排坐在铺板上，挺胸抬头，直视前方。如果号头发话，坐板的人可以回话，但互相之间不能说话。坐板不久，号头憋不住了，问我：你找了谁当你的”托”啊？我说：我没找谁当”托”啊。他说：那就奇了怪了，昨天下午管教要我给你预留铺位，还说决不能碰你，甚至连话都不能问你。这凭什么呀？听完他的话，我乐了，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原来是人大的博士生，现在是政治犯，因为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做了点事而被抓来的。西211室的正、副号头都是北京人，都知道5年前北京发生的事，因此我话音刚落，他们就对全号说：这位大哥，不，这位人大老师，值得大伙尊敬。大家要懂规矩，以后就叫他”江老师”。随即，他要我到前面他的铺板上，和我细细聊起了89年的事。

西城拘留所是一天给两顿饭，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4点，由各号派人出去将饭、菜打回来。饭是每人每顿两个窝头，菜是有少许油星的煮蔬菜。然而，分菜时，我又见到了秦城时没有见过的一幕：菜不是公平地均分，最后五、六个碗中，几乎只有汤水，没有菜叶。在这几个”贱民”中，有的甚至窝头都只能拿到一个。

当天晚饭后，我就看得很清楚了。原来号内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特权社会。号头、副号头可称为奴隶主，下来是他们的打手，剩下就是准奴隶和可以被任意欺压、毫无权利可言的奴隶。奴隶中最惨的，既吃得少而稀，又要干清洁活，还要挨号头、副号头的打和骂，有时则被喝令互相打斗以取乐号头，活跃”文明监室”的气氛，最后临睡时，还要恭敬地为号头做按摩；号头睡着后，为他赶蚊子。此外，准奴隶和奴隶家中送来或汇来了钱，在拘留所里买了方便面、榨菜等，一律由号头代为”保管”，只有在苦苦哀告或刻意自我作贱博得号头一笑后，才能吃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我对此感到震惊：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竟能被人如此开涮，而这种开涮又是活生生地、零距离地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性格和我所服膺的理念决定了我不可能明哲保身，”莫管他人瓦上霜”。然而，在这一切已被视若当然的小天地中，一个被称作”江老师”的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在坐板时可以做点什么。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傻坐着，不能说话，脸上不能有表情。我于是提出，让我来介绍一些百科知识，使大家有点收获，也使时间过得快一点。号头、副号头没有反对，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侃起来；我还特别提出，允许任何人随便提问，我尽力作答。在号头、打手们提问之后，我再三鼓励准奴隶、奴隶们提。终于，他们之中有人怯生生地开口了，提了一些知识方面的问题；后来，又提一些生活上的事，要我出出主意。我耐心地、有礼貌地和他们沟通，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过几天，我又提出请人在坐板时教大家唱歌，理由首先是我不会唱通俗歌曲，特别想学；其次号内的确有人唱得不错。号头说，歌声引来了警察怎么办？我说，把事情都推到我头上，我自有话回他们。这样，一位常受欺侮的贵州人就开始教唱”把根留住”、”冬天里的一把火”、”涛声依旧”等歌曲，大家都跟着学唱。由于西211室离警察值班室最远，我又让大家注意压低嗓音，因此也就未发生什么意外。

吃完晚饭到睡觉前，是号头和打手施展淫威的最好时段。我的办法是，主动和他们下棋或打牌，使他们分不出身，有时则和他们讨论案情，提供法律帮助，主要目的也是转移他们的兴奋点。我更重要的招法是，和他们一起展开对”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大批判。号里的人，大多是”收审”或”劳教”的受害者，真正走司法程序被刑拘、逮捕的，都关在院里的东筒，即西城区看守所。号头被收审很长时间了，就是关着不放；副号头的事根本不够判刑，却面临劳教的惩处，他们肚里都有苦水，心中都窝着火。

我对他们说，收审和劳教都是侵犯人权的东西，应当尽早废除它们。他们听了，很是兴奋，但又担心实现不了。我于是和副号头打赌，说：10年内，如果收审和劳教被废除了，你在北京一家最好的饭店请我吃饭，否则就是我请你。他说，一言为定，就和你赌一把。当然，他心中更希望是他赌输了。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会时不时点他们一下：既然你们对”政府”侵犯人权很不满，是不是你们也应该尊重号里其他人的人权呢？后来，我还在晚上组织了几场联欢会和一场生日晚会，几乎每个人都出了节目，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当然，要使共产党的监号里文明到没有打骂现象，凭我一已之力是做不到的。但我的努力或多或少见了成效。那些奴隶们挨打次数少了，落到身上的拳头也没有以前重了，他们也不像先前那样总是目光呆滞、戚容满面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号头、副号头都挺尊重我，而我却反过来对他们很尊重时，他们的脸上会浮现感激和宽慰的笑容。而他们对我的友好，也使我乐极生悲–他们非要在临睡前给我做按摩，而亲密接触的结果是，我于7月11日带着一身疥疮走出了西城区拘留所。

2004年夏，我和副号头见面了。10年之内，收审被拱掉了，劳教却阴魂不散，垂而不死。副号头说，我还是要请你吃饭，但不会去王府饭店了，就在阜城门外找一家不错的，咱哥俩好好喝两盅，醉一回。我说：好！

2008年9月9日   动笔
2008年9月24日  完稿 于北京家中

一

这个消息已经好几天了，今天看到了录像，终于证实了，那是几位外国登山者偶然的记录–第三者的目击。雪山，矮小成串的人影，枪声，打头的人倒下，另一山脊中国士兵在射击，之后他们在雪地上拖拽尸体……。中国政府说，越境的藏人攻击边防军，军人是自卫。但是藏人并没有武器，而且士兵是在一公里外开枪。显然，受难的藏民是无辜的。

这一事件让人痛楚，而在此之外我还有愧疚。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属于射击者的一边。我为我的民族愧疚；为高山雪域间那一弱小、忍耐、趋于消失的民族而悲哀，为他们的不幸而沉痛。那些越境的藏民手无寸铁，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尊严和民族古远的文化而逃离家乡。是的，他们是去投奔达赖，达赖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古 老的历史、文明，他们的希望和寄托。但这有什么错吗？ 当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不再是主人，他们不能逃亡吗？他们不是抵抗，而仅仅是逃亡啊。逃亡也是罪吗？他们也是人，也是一个民族。他们有他们的神祗、言语、生活、传说和荣誉。他们的逃亡是悲惨的事，不幸的事，却也是悲壮、让人敬意的事。

我知道，每年都有上千藏民逃离家园，穿越绵绵雪山，投奔达赖，男人、女人、老人、僧侣、孩子。他们中有的被抓捕，有的冻死病死，有的致残，那是朝圣之路、殉道之路。一位友人曾经访问达兰萨拉，那里有许多孩子是在逃亡中被冻掉了手脚，她都没敢去看望他们，因为不忍目睹。这些孩子们千辛万苦舍生忘死，为了什么？ 为了读书–他们的语言和教育。四十多年前，我还是小学生，看过一部电影”五彩路”，是讲几个藏族孩子穿越雪山寻找解放军的故事。我至今记得那雪山上绚丽的彩虹。现在我们清楚，这些贫苦的藏族儿童，穿越茫茫雪域是走向哪里，哪里有彩虹。

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却没有看到眼下我们身边的事。当整个世界扑向权力、军火、财富、欲望的时候，那一队”愚昧”的”土”人，缺衣少食，顶冒风雪、饥寒、生死，背向家园，寻找他们的精神、信仰、尊严、古远的文明和神。想想吧，他们在穿越什么，走向哪里？到底什么是文明？

 二

我教过几十个藏族学生，的确，他们没我们”精明”、有”知识”，远不如我们”先进”；但是他们的质朴善良，一直感动着我。我几次去西藏，反复地想，到底谁更文明？我们，还是”落后”的藏民？中国也曾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半个世纪以来，一切”人”的东西都破坏了，看看我们的身边，简单的礼貌也成了陌生的 事，而那些人类须臾不可缺的重要词语”道德”、”善良”、”诚实”、”高尚”、 “信义”、”信仰”等，也无不反意地使用。一个民族、社会需要格守的文明的常识被颠覆了。汉人已成为牛二民族，牛二精神是我们今天的民族精神。

在拉萨、日喀则、那曲、萨迦，藏民安祥谦和的目光让我羞愧，他们有信奉，有持守，有礼仪，善恶对他们像昼夜一样重要而分明。那些比邻的寺庙，冉冉香火，朝奉的藏民络绎不绝，他们的虔诚和谦卑感动世人；联想大跃进，万众狂呼和漫布全国的暴力，以及今日肆虐的腐败，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呢？谁又属于文明？ 居藏多年的朋友告诉我，藏民纯朴老实，当地坑蒙拐骗的坏事多是汉人干的，我不怀疑。

我不奢求，文明像人性一样有限，人性的边界就是它的边界。人有黑暗，文明亦然。每种文明都有它的暗影，就像昼夜相依。就是基督教也有它的火刑、异端审判和战争。布达拉宫下的野狗、乞丐、牢狱、污臭的泥泞，不是五十年代后才有的；神权并非不专制，农奴也并非幸福；有关西藏的酷刑也不全是虚构。西藏不是乐园，我 们不必神话它。但是应该看到，西藏是一支文明，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民族、传统、文化，它是完整的，古老的，也是现今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原态古老文明。它罕有而珍贵。对文明，我们需要谨慎，不夸张，但更不能随意否定，我们不能用今天衡量过去，也不能用此文明要求彼文明，如此是危险的。

文明不怕它有黑暗，而在它的另一面–挺立的躯干，迎向阳光的塔顶，还有那纷纷扬扬的花叶，那些无数年代所积累的：向善、肯定、道义、信仰、礼仪、勇气、宽容、尊重等等。如果我们把一种文明的正值全都颠覆了，那文明也就不再是文明，人也就会沦落到比动物更糟糕的地步。想一想，砸碎了仁义道德，中国还有什么？ 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还相信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格守和信念？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一部文明被摧毁了，脚下是泥水和瓦砾，它昨天的狂乱杀戮和今天的糜烂是必然的。与之相比，”愚昧””落后”的藏族倒是在文明中，他们幸运地保有着他们的宗教、文化、礼仪、传统，甚至是服装。他们有达赖，达赖是西藏文 明的象征，不能仅仅把他当为政治。

三

国家、种族的冲突，长久以往，贯穿人类全部历史，即使是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其后也还是国家和种族之争。东欧解体，中国也在变革，而潜伏的各种族、国家、宗教矛盾又烽烟突起，911是个象征。我对之哑口，明白那不会有好结局。

西藏，辽阔的疆域，那一支小小的民族，”落后”而微弱，艰困而渺茫，古老而遥远。印第安消失了，仅仅几个世纪前，他们还漫布美洲；澳洲、非洲的土著也无时不在消失；就是中国，一个多世纪来，也是受害者。文明犹如物种，有它自身的生命和特质。文明彼此交融，却也彼此侵蚀和吞噬。我的一个藏族学生，曾向我表示对 汉族的恐慌，”唉，挨着那么一个大家伙！”的确，没有什么能阻止那十几亿人的移动和渗透，汉人进藏像水漫向低地。

如果没有公路、汽车，茫茫戈壁和雪域是西藏天然的保护屏障，但如果有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就像近代航海和火兵器对于印第安人；而没这两样，中国也不会有鸦片战争。科技推动人类的进步，但也不全是益处。在这个星球，它在这一方面是好，在另一方面却是坏；它对某些物种是福音，对某些则是灾难。在人类的聪智创造之 后，是大自然神秘的平衡法则。近代人类飞跃发展，而其脚下正是由海洋到森林，由昆虫到飞鸟的毁坏。科技进步是好事，关键是如何用？人是否走出黑暗，自觉地不将之用于侵犯和破坏，而用于文明的维护和建设？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我需要提及，西藏五十年代的那场灾难本是不该发生的；即使种族冲突是自然的神秘法则，但是那场灾难还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中国军队的进入，弱小的藏族屈从忍耐地接受了，甚至同意了”自动改革”，他们毕竟太弱小了。虽然如此，但毛还是背信弃义。那场所谓的民主改革，是内地土改在西藏的翻版，它是残酷的，是对西藏 社会、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暴力摧毁。藏人的反抗是正义的，中国的镇压造成十万藏民丧生、十万藏民和达赖一起出逃。对此，汉族欠下藏族一笔永久的债务，其需要怀有歉意和忏悔。

该提醒，发生在西藏的暴行也同样发生于内地。毛以同样的方式，甚至更残酷，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这里我不必例举那些运动了。总之他们相信，他们是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新世界。在此，汉藏两族又是同样的受害者，汉人的命运绝不比藏人更好。这个权力本不属于中国，他们到底来与哪里？他们的虚妄与残暴远远超 过了种族间惯常的冲突。我们看到，当权力解脱了传统的制约，借助于”进步”–科技与武器，会多么地虚妄和疯狂，会怎样地毁坏和残酷。

 四

在今天，世界每种保留下来的文明都是珍贵的。现代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命运都赌在科技与经济，而漠视”人”，那我们就是在重复上个世纪那些可怕的事情。在人类技能增长的同时，”人”的精神需要更多的重视，与物性达致平衡。由此人类以往所积蓄的人文文化，也就更加宝贵了。在人类突飞猛进的发明创造 中，我们更加需要看看什么正趋于消失。达赖悲哀地看到了西藏未来的命运，他没有奢求，只是想保存西藏民族和文化。保护西藏不仅是藏族的责任，也是汉族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责任。一部文明需要上千年时间的孕育成长，消失就不会复原，犹如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此，那一小队逃亡的藏人是我们的榜样，在强权、争夺、利益、武器、艰困之下，他们指出另一文明的向度。

感谢印度，给予十万流亡的藏人一片小小的领地，使他们能以生存。这一队逃亡的人，有幸免除了六十年代那一场更大的灾难。在达兰萨拉，而不是在拉萨和日喀则，藏民完整地保存了他们的宗教和传统，达赖是象征。这是文明的一点幸运。请我们的同胞不要把逃亡的藏民视为偷渡者，这是对他们的亵渎。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可 是在法律之上的是我们心中的善恶，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尊重，是对勇气、道义、文明之光的敬慕。无论是谁，如果你遇到逃亡的藏人，请给他们以帮助，把他们作为兄弟，如果你无力帮助，那么请给他们以祝愿。我恳请我们的士兵，敬重逃亡的藏人，同情他们，如果你遇到他们，请转身，不要对他们举枪，如果你受令必须开 枪，那么请将枪口举向空中。我也恳请中国政府，善待流亡与逃亡的藏人，

他们是受难者，是无辜的，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心中的神祗，就算有政治、种族之对抗，那么也请给他们以人道。

我祝愿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终能回到故乡，回到他们梦魂牵绕的西藏。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我祝愿。西藏，是这个星球最后一支遗留的原态古老文明，保护西藏是全人类的责任。

拿起笑蜀所著的《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我本不在意，自以为对“米丘林生物学的旗手”、苏联科学界的政治打手李森科倚仗两代强权蹂躏苏联遗传学界三十年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打算翻一翻算了，可是一开卷就放不下。此书这么有吸引力，大概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小说的结构手法。第一章“神秘的关注”，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大清洗的红色信号弹在苏联升空写起，恐怖与悲哀的气氛笼罩了全书。而“苏联遗传学劫难”的代表人物，“背十字架”的主人公，苏联首席生物学家、首席农学家和首席遗传学家尼。瓦维洛夫院士与李森科正邪两位主人公交织互动的命运，则构成了全书的主线，是一个大悬念，让我不能不一口气读完。

掩卷回味，整理思绪，我首先想弄清楚：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两代强人为什么要力捧、力保那样不得人心的李森科，而不惜让享誉世界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在死牢里饿病丧命，不惜悍然解散反对李森科帮派的苏联科学院？尼。瓦维洛夫的导师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狠狠地说：“他们想剥夺农村，迫使农民贫困化来积累资金。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就不存在了。”这不过是老人在绝望之中说的气话。斯大林固然想通过农民的“奉献”来加速工业化，但他也不会存心想让农民饿得造反；再说，农业欠收，城市的物资供应随之匮乏，也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时，恶作剧般地反对李森科推广“春化法”，坚持在乌克兰种冬小麦，粮食丰收了，斯大林同志不是也容忍了吗？

本书作者试图从多个侧面对此给出解释。比如，李森科这样的小人在业务上不可能出人头地，必欲攀附强权才能战胜学术对手，因此他们对权势者忠心耿耿；重用这样的奴才可以“保证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以李森科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党叫干啥就干啥。

另外，二十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苏联农业产量连年下降，李森科看准了这一点，拍胸脯许诺他的那一套可以成倍地提高农作物产量。在不肯承认制度上的改造失败，而渴望运用技术手段摆脱困窘的当局眼里，他自然是“国宝”了。这个解释也许可以用之于斯大林时期，却不能说明到五六十年代，李森科的牛皮早已吹破，为什么赫鲁晓夫还要在他声名狼藉之后重新起用他，把他推上苏联科学院长的宝座。

独裁者的傲慢

第三种解释是从政治哲学角度讲，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为他的新的政治哲学体系、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为他定向改造社会的试验（主要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推行计划经济两样）提供合法性说明。李森科在米丘林死后建立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正好从“自然科学”领域提供这种支持。

这种解释，我觉得也很勉强。如果它对斯大林来说是中肯的，对赫鲁晓夫来说就讲不通了，因为1948年赫鲁晓夫与李森科作对时，他就认定自己反对的只是一种具体的耕作技术，他也不敢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哲学。

第四种解释是独裁者的傲慢以及反智心理倾向———比沙皇更沙皇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容不得别人非议他们树立的科学“排头兵”。本书引用了赫鲁晓夫辱骂艺术家的名言：“当我还是一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艺术）。当我是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时候，我不懂。但今天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党的领袖。因此，今天我非常了解艺术，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段话对权力意志的狂妄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得到充分的学术训练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对知识分子尤其是经院派大知识分子抱着深重的疑忌，对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怀着强烈的恐惧，所以他们宁肯重用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的农艺技师李森科，而对在沙皇时代就是教授的遗传学生物学界泰斗尼。瓦维洛夫及其门生与同事百般猜忌，极力打压。“教授作风”、“大学风度”作为贬义词出现在一度倾向于支持遗传学家们的小日丹诺夫（苏共中央宣传部科技处长）向斯大林的请罪书中。

这种现象对于经历过“文革”的我们来说很好理解。问题是，到了斯大林亲自出面“拯救”米丘林学说的1948年，到赫鲁晓夫力挺李森科而与全苏科学界作对之时，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米丘林生物学”败局已定呀。独裁者可以在国内指鹿为马，“国际影响”他们也能毫不顾忌吗？

以上这些解释加在一起，仍然不能消除我的疑惑。我只能说：我非独裁者，焉知独裁者之心？可惜本书是纪实而不是小说，对李森科、斯大林这些人的行为动机，既缺乏一手的史料来展现（他们防范后人识破真相的心思缜密得很），又不能想当然地进行心理描摹，因此总觉得反派人物的刻画是“扁平化”的，读起来还不够过瘾。

倔强的科学

令人欣慰的是，倔强的科学是不可战胜的，它永远不会与强权“合作”。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它可以被压制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久，但就像乌云遮不住太阳，利剑斩不断长江，尽管李森科之流给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扣上了什么“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的”等一大堆污七八糟的帽子，到1955年苏联却不得不用大量外汇从美国人那里购买杂交玉米的种子，而这种杂交玉米的研究正是尼。瓦维洛夫1938年白费气力再三恳请当局高度关注的科研项目。被李森科及其后台视为苏维埃大敌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学”、染色体理论，在国际上经过几十年发展，历经细胞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两个阶段，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如今生物工程更是成了最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学科。维生素、病毒、基因这些被李森科之流刻意封杀的遗传学新词语，现在进入了全人类共同的日常用语。独裁者及其奴才期望的千年帝国早已灰飞烟灭，成了后人的笑柄。

这个局面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科学无国界，独裁者能压制权力范围内的科学家与科学实验，却不能压制共时的他国科研者。二，事实胜于雄辩，强权改变不了自然规律，科学的真理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阅读本书，最令我感动的是科学精神的“载体”、那些不屈不挠的苏联科学家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高尚人格力量。苏联遗传学界、生物学界、农学界乃至全苏科学界，在血雨腥风中总有不肯俯首称臣的勇士。

到了六十年代赫鲁晓夫时期，遗传学研究在世界上取得突飞猛进发展，苏联遗传学家反对李森科主义的底气更足了。在另一方面，全苏联科学界也为祖国的科研事业着急，他们更加不顾政治强权的高压，直接向赫鲁晓夫庇护的李森科之流叫板。1962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设立了“分子生物学科学委员会”，试图在这个领域追赶国际同行。分子生物学科委员会成立后提出对李森科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谴责案；此举惹恼了赫鲁晓夫，下令解散该委员会。1963年，列宁奖金评选委员会居然淘汰了两部李森科喽罗的作品，最后不得不由苏共中央执委会派人主持“评选”，无视评委们抗议，确定那两部作品当选。到了1964年，苏联科学院选举院士，李森科的两个马前卒赖米斯洛与努日金在候选名单，结果院士们就是不买账，当局两次命令重选，赖米斯洛三次落选，在生物学部获通过的努日金在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却破天荒地不予通过。气得赫鲁晓夫下令解散苏联科学院———适逢他被政变赶下台，此事才不了了之。

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中国的“反右”与“文革”中，我们能指望有一两场上演吗？说到底，“科学”并非纯自然规律的代称，它也是一个人文的概念，它是要人去承载，去为它的实现和胜利而奋斗的。

牛年春节，胡锦涛作了两件事，一是重上井冈山，二是到南昌火车站“问票”。有人想从胡的江西之行挖出一点深意，而我的解释是，对爆发一场新革命的恐惧，正笼罩著不知所措的胡锦涛。

中国会不会发生一场新的革命？这个问题已进入越来越多人的心头。不过，对这个问题想的最多，时间最长的应是胡锦涛。二十年前的六四，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元老们之所以对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作出了那么非理性的反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恐惧，他们害怕一场突然爆发的革命夺去自己的权力。

现在看来，因六四而成为“接班人”的胡锦涛，在毫无建树与学识增进的十年“王储”中，早已把自己失去“王位”的恐惧与共产党失去江山的恐惧融为一体，渗透到全部血液中。眼见贫富分化加剧，官员腐败失控，胡锦涛对革命的恐惧也不断增长。有人告诉我，胡在视察中看到地方政府奢华无度，就学毛泽东的口气说，“要上山的”，意思是这样下去老百姓会上山造共产党的反。

问题是，一个完全被恐惧支配的人不可能有作为，这正是解读胡锦涛执政轨迹的线索。六年来，胡锦涛上台前就看到的所有问题：经济失衡，官员腐败，农民被伤害，环境遭污染，一个也没解决，反而越发严重。现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又夺去几千万农民工的饭碗，可以想象，胡锦涛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他重上井冈山，就是在恐惧革命的下意识支配下莫名其妙的选择。井冈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象征，胡锦涛此时重上井冈山，究竟想传递什么政治信息？对此行的种种猜测恰恰证明，他事实上什么信息也没传递成功。

到南昌火车站“问票”，也是并不高明的“亲民秀”，而这个选择，也与胡锦涛对爆发革命的恐惧有关。谁都知道，中国若爆发新的革命，几亿农民工将是主力军。目前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困境，确有可能成为引发革命的爆炸性因素。胡锦涛对失业农民工大量滞留沿海和大城市的关切，并非没有理由，但问题是，改善发售火车票能解决什么问题？何况一年一度的“民工潮”对任何国家的正常运力都是难以承受的冲击负荷。

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失业的内地农民工滞留在沿海和大城市？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才回不了家？最近一期《财经》杂志的封面文章“农民工失业调查”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财经》记者历时三个月、跨越六省市采访完成的这篇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国政府自己搞不清楚，也不想让外界知道的农民工生存图景。

这篇报告说，因失业而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超过1000万，但最让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数倍于这个数字的失业农民工并没有返乡。报告说“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这就是说，有几千万失业农民工并不想回乡，或者已经不能回乡了，而中国的各级政府对此并没有准备，因为十几年来，他们一直相信，世界对中国工厂的需求只会增，不会减，即使农民工失业，家乡也有一块土地在等待他们，因此无需顾虑大量失业农民工滞留城市带来的社会问题。

胡锦涛南昌“问票”，说明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而更愿意相信大量失业农民工滞留沿海和城市是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当权者没有勇气和能力面对真实的挑战，就一定会把他们最恐惧的可能性转化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今日中国发生革命的最大危险，其实就来自于领导人的无能导致的恐惧。

六四后，邓小平和中共元老在恐惧中作出的最愚蠢的决定，就是把空前集中的权力交给空前无能的接班人。中共新一代接班人如果不能把中国从胡锦涛的无能和恐惧带来的巨大危险中解脱出来，下一场革命就真的离中国不远了。不过，这一次的革命者绝不会上山打游击，而是会“首先占领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