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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的命运之图上，”2005年，诺曼。马内阿（NormanManea）写道，“绘有我的出生地布科维纳，儿时生活过的特兰斯尼斯特里安集中营，改变了我父亲身份的佩里普拉瓦劳改营，见证过我学生与成年时光的布加勒斯特，我流亡生活的起点柏林，还有流亡生活最后的庇护所纽约。我的经历异常‘混乱’，混杂了各式各样的记忆和地点。”

1936年，诺曼。马内阿生于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省的苏恰瓦，孩提时代便与家人一起，因犹太人身份，被安东尼斯库将军的法西斯政权流放，关入集中营，二战结束后方得以返回。“1945年4月，那个从特兰斯尼斯特里安集中营归来的孩子9岁了。”在其回忆录《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写道，“他开始认识食物、衣服、学校、家具、书本、游戏———欢乐……他活着，他幸存了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议！有树，有天空，有话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充满快乐的天地。”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到放逐，此一经历对他本人的性格及作品影响巨大，他日后不断以各种方式加以重述。关于那段恐怖而黑暗的过去，再多的描述也不如这简洁的一句令人动容：“1945年4月，我是个9岁的老男人。”

沸腾的新生活开始了，“恐惧已经龟缩至过去。我已将他放逐。”1947年，国王退位，又过了两年，“一位党员积极分子，前铁路工人，将神圣的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并仪式性地将一面印有金色字体的红旗交到我的手中。”接下来便是我们熟悉的、荡涤一切旧物的新社会洪流：打击地富反坏，批斗大会，告密和揭发。但真正让他做出人生前途选择的，是统治社会的标准化语言：“单一的政党利用单一的语言，正规，标准，无细微差别，提倡一种非个人的、超然冷漠的风格，缺乏温暖或智慧……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因此，他认为：“应用性工作似乎是避免这种语言白痴行为的惟一安全的避难所。”

这个忧伤的、懒散的、怀疑的犹太青年决定投考工科，做水电工程师。然而，“工程学没有治愈我。”在布加勒斯特求学期间，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文学。1966年，马内阿在日后被禁的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世界故事》（PovesteaVorbii）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并在1974年成为自由作家，1979年的《傻瓜小丑学徒记》（AniideucenicieailuiAugustProstul）、1981年的《十月，八点》（Octombrie，oraopt），以及1986年的《黑信封》（Pliculnegru）等小说，令他声誉日隆。1979年，马内阿获得了布加勒斯特作协文学奖，1984年，又获罗马尼亚全国作协文学奖。

但麻烦接踵而至。1981年，在接受《Familia》杂志采访时，他公开呼吁作家要讲真话，国家亦应实行民主化开放。结果，官方媒体发动了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反犹批斗。三年后他所获的全国作协奖迫于压力又被取消，1986年的小说《黑信封》则在出版前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其波折，从马内阿1992年出版的随笔集《论小丑》所收《审查者报告》中可见一斑。他们不断“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三易其稿后，《黑信封》终于出版了，但作家的痛苦并不能因为这表面上的胜利而减轻。“和暴君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通过文学的方式。”这代价之大，让他愈加愤怒。1986年12月，他终于借出访之机在外滞留不归。这是他的第二次流亡。

“我离开，是因为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文化状况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不久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马内阿说：“我与当权者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就像家里着了火，你跑出房子一样，那时不会去想下一步，睡在哪儿，吃什么。”在西柏林盘桓一年后，马内阿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远赴美国，从此长居纽约，教书为业，一直做到目前的巴德学院弗朗西斯。弗洛诺伊欧洲研究及文化教授。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大动荡，在一片混乱中，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但马内阿强压乡愁，直到1990年代晚期才回到祖国。

与许多改用外语写作的流亡作家不同，马内阿始终坚持以罗马尼亚语写作———尽管他的英文修炼得不错，经常在美国报刊发表英文评论，甚至上电视，纵论罗马尼亚及欧洲局势。1992年、2003年先后以英译本在美国率先出版的《论小丑》和《流氓的归来》，原也以罗马尼亚语写成。

1991年，马内阿在《新共和》杂志刊出了长文，指责享有崇高国际声望的罗马尼亚著名宗教史学家、十六卷《宗教百科全书》的主编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1986），曾和二战期间与纳粹狼狈为奸的铁卫军有染，引发轩然大波。马内阿一度担心自己遭到芝加哥的铁卫军余党暗杀———《流氓的归来》开篇便写到此事。

早在1983年，罗马尼亚国外对马内阿少有与闻之前，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便曾公开呼吁，西方应尽早出版他的作品。而自198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机器人传及其他》在德国出版以来，马内阿的作品已经有了十几种语言的译本。他的名字也渐次广为人知，并得到了更多的荣誉，如麦克阿瑟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以及2006年《流氓的归来》所获之法国美第奇外国文学奖。现在，他被公认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在世作家。（而在罗马尼亚国内，知识界似乎普遍不欢迎他，甚至集体贬低他。）看过他的作品，如果明天一觉醒来，有人告诉我，诺曼。马内阿成了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原题 孤帆远影：郑和的最后远航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地处福建闽江口的小城长乐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两百多只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

这样“人物辏集如市”的热闹场景，于长乐来说并不新鲜。自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命郑和首航以来，船队每次下西洋，都要在此等待东北季风来临。

九个月后，六十岁的郑和，第七次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出海了。其时，他们或许谁也没想到，这“云帆高涨”的壮观景象，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海面。

敕谕和赏赐

船队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叫巫宝赤纳。明宣德六年二月，他作为满刺加国的使者来到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陈诉被邻国所欺，“国王欲躬来朝，但为暹罗国王所阻”，请求明朝政府调解。

类似的请求，是“天朝上国”经常要面对的。而到了明洪武末年，由于采取封闭安民政策，来朝贡的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遣使西洋诸国”，首要之事则是造船。

即位当年，他就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

造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朱棣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可是，郑和6年多时间未下西洋，暹罗国故态萌发，满刺加不堪忍受欺凌，便千方百计遣使来中国寻求庇护。恰好郑和将要出使，宣宗便让巫宝赤纳搭乘郑和宝船回国，同时令郑和敕谕暹罗国王。

巫宝赤纳这次来京，并没有呈上贡物。有礼部官员建议，“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而在朱瞻基看来，“远人数万里来，来诉不平”这件事本身，足以表明其对中国的“诚敬”，其意义超过了进贡，所以毫不犹疑地破例给赏。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朱棣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政府给予每百斤20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和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

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前几次下西洋，郑和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

朝贡贸易

十月十日，船队从苏门答剌开拔，途中，派一只小分队前往榜葛剌国。十一月六日，郑和抵达锡兰山别罗里。十八日，郑和一行乘风兼程，赶往忽鲁谟斯，便派副使洪保率部分船队驶往天方国。去天方国的目的，则不是调解或册封，而是交易。

“国家贸易当局的商船队”，这是李约瑟对郑和船队的定性。的确有贸易关系发生，只不过这是一种极特殊的“国际贸易”——朝贡贸易。它遵照的基本原则，是承认与明朝政府的藩属关系之后“厚往薄来”。

明成祖朱棣的如意算盘是，以下西洋的方式到该国开诏册封，或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以朝贡贸易的经济收益支付册封制度的开销，并以宝船垄断海外贸易，三者结合，以“行之久远”。

天方国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教大国，“四时常热如夏”，物产丰富，商业贸易发达。郑和早在永乐年间第四次下西洋时，就对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洪宝这次来，带了大量的麝香、瓷器等物品，换回香料、燕窝以及各色奇珍异宝。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洪保此行，让天方国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与天方国临近的默德那国，也因为郑和来访，派遣使者与天方国一道来中国。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一，天方国国王遣使来京，朝贡长颈鹿、象、马等物，明宣宗亲自到奉天门迎接，高兴地接纳了献礼。

但实际上，这些献礼，与贡使随带的“附进物”比较，实在是少而又少。一般来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贡3610把日本刀，“附进”的刀却多达35000把。由于明朝政府禁止中国商人从事外贸，除了政府自己以朝贡贸易形式经营的外贸之外， 进出口贸易几乎全被贡使及其随从垄断。

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明朝政府对这些所谓的“附进物”全部免征关税。既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又能通过贸易赚钱，前来进贡（实际上是经商）的国王和贡使自然趋之若骛。

全免关税之外，“附进物”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比如，暹罗国所贡的“碗石”，在中国是极普通的东西，政府也不得不给价每斤200贯收购。在日本，一把刀仅值800到1000文，政府却给价5000文。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数量年年增加，总额不下20万把，统一由国库开支收购，却又不能卖出，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天方国使者，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事实上，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

《明史·郑和传》认为，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的确，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

黄仁宇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在此情况下，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反对之声持续不绝。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于是，明仁宗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郑和船队被封，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的局面，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

1477年，明朝御史刘大夏奏请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他的动机颇受争议。但在《明史》中，刘大夏是一个极正直的儒家官员，任何牵累国家苍生的行为他都坚决反对。

档案材料的销毁，导致很多历史事实扑朔迷离，比如郑和之死。

孤帆远影

郑和卒于何时何地，有多种说法。不少学者认为，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后不久，即在1435年去世。而郑一均先生研究证明，1433年4月上旬，郑和在返回中国的途中，死于古里。然后，船队循惯经航线，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爪哇归国。当时已入夏季，船队又航行于热带地区，遗体不能长时间保存，不可能载回中国安葬，便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回南京后，在牛首山建了一座衣冠墓。

争议归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1436年，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

1905年5月18日，《新民丛报》第21期，梁启超以其热情之笔，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赞郑和是与哥伦布、维哥达嘉马（达迦马）“并使而兴”的“海上之巨人”，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巨人”。借此振奋人心，激励民气。

但是，尽管李约瑟据郑和船队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事实却是，中国在15世纪开启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中渐渐沦落。

1405，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十年之后，葡萄牙亨利亲王首航北非休达。达伽马继续亨利亲王的航行活动，最终发现了新航线。梁启超感慨道：“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的确不是郑和之罪。一方面，明朝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不能均衡持久；另一方面，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汤汤，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

“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鄙视商税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他在内的封建帝王，坚守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30多年内七次远航、最远曾抵达非洲东岸的“郑和下西洋”，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年至1433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1498之后，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直到1509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3艘中国帆船，几年之后，葡萄牙便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首先，在中国的教育之下，我没有自己的信仰，我相信大家也基本都没有。但庆幸的是，我有自己的理想。我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从来不觉得爱国精神和一个人作为人类的道德有关。我也不觉得因为自己出生在某个地方，就必须无条件的爱它，否则就是最恶劣的一种道德败坏。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们国家。我甚至都不愿意出国。除了无可避免的比赛以外，我一年要推辞大概十多次出国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我也从里没有主动出国旅游过。更没有动过移民的念头，我喜欢留在这个国家。当然，因为我喜欢我国的姑娘。我离开不了她们。

我对姑娘说，你们可不要去上街游行什么的。你如果真抵制不可，你不去买也行。这话也对我的读者说。你就当自己抵制了几十年的路易威登和标致汽车好了。

再次希望我的读者，不要上街，不要游行，不要集会，不要傻逼呵呵，现在远远不是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让这个国家先安定一些。好好的办奥运吧，别再出什么乱子了。爱国披上身的青年也千万不要搞出什么篓子了。好好听政府的，游行集会永远没有出路，也不是出口。

至于一些网友说，你看，我们这一抵制，法国人就向我们道歉了，法国总统就向我们屈服了，这说明爱国主义行动是有效的，中国人的腰杆又挺了一次。好吧，你们有面子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没面子了。不管你站在个人的角度或者国家的角度，无论是不实报道也好，阻碍火炬传递也好，支持藏独台独也好，侮辱我名族也好，归根结底的动机就是，没面子，伤自尊了。

我们把这堆火看的很重，在传递过程中，我们希望得到天朝般的礼遇，但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反对者啊。而且他们原来和CCTV一样说话不靠谱啊。其实他们一直存在，在平时我们看不到，CCTV和新华社告诉我们，世界人民都对我们很友好。这次实在是藏不住了，所以让大家很吃惊。其实这是个好事，是推动政府进步的一个契机。在处理新闻上，国家在慢慢进步。提前个十年，你都不知道西藏出事了，火炬被灭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藏不住了，就放开吧，其实大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承受力了。如果大家非要抵制所有，以后中国做事，人家国外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了，也不鸟你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国内的言论氛围。

不管是以前的印尼排华，使馆被炸等实打实我们遭受了生命的尊严损失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爱国愤青们都没能发出比这次更加大的能量，而这次我们只是受到了言语上的一些委屈而已。一方面，我们真的比以前有钱了，傻逼呵呵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强大了，傻大款和假大款肯定不喜欢别人说他们。另外一方面，使馆被炸是国家的事情，国人被杀是人家是事情，但这次他们说的话干的事，泛指向每个中国人，所以，你他妈的骂到老子了。老子就要和你追究到底。火炬灭了，你就是毁我尊严，你遥远的欺负到我了，所以我要遥远的让你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假设CNN主持人有手雷，沉默的在我国拉弦炸死了几个人，相比起CNN主持说一句骂中国人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后者引起的愤怒和抵制更加大，要求道歉的声音更加坚定。我们可以对国内的很多同胞的遭遇漠然，但对人家国外的反对这么神经质，还是因为面子。国内死的死伤的伤贪的贪黑的黑，不关我的面子，而国外的刺激则丢了我大国国民的面子和威风。和平年代的爱国就是爱面子。

一些爱国者不要把这次的事情和八国联军入侵，英法联军入侵或者当年的抗日战争相提并论，这是一回事吗？你们真是草木皆兵被欺负怕了啊。你觉得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你去争面子吧。就是小心丢更多面子。我不觉得丢面子。我觉得我们国家无论私人或者官方也经常这样说人家，大家说来说去的没什么问题，这不是武装入侵，这只是突然一方玩不起了而已。我觉得其他任何国家如果现在举行火炬传递，除了在我们国家一帆风顺以外，一样碰到很多阻力，可能还有更多阻力。在火炬传递中，无论这些声音属实不属际，侮辱不侮辱，这些只是言论，我们要能接受不同的声音，哪怕是歪曲事实或者不怀好意的声音。我们不能表现的像那些没见过异己的人那样反应过度，要不挺丢人的。

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开放，我们会见到或者知道更多更狠的东西，国内的，国外的。回头看看当年自己不觉得羞愧。如果你觉得人类的骨子里必须爱国，那么好，你要做一个爱国者，不要做一枚爱国者导弹。我们不能在国内呼吁要多元化的声音，转身难听的话来了，只是涉及到自己了，又自动倒退几十年。要不然，小心到了最后，嘿嘿，唉……

4月23日

李慎之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对人的纪念，莫过于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有幸读到他自己保存的部分卷宗，主要是他在1957年及其后若干年间的“检查”“交代”草稿或副本。如闻其声——虽是在特殊年代语境中的文字，我仍然从中听到了他的真声音。

我历来遇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员”，绝少问他们的“案情”，对于他们的书面检讨，我也无意寓目。因为我知道，就是“那么回事”，在同样机制下的产出，几乎是千篇一律：实情与伪证杂糅，真心与违心交用，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迫于利害的考虑，检讨就是一种程度不同的妥协。我自己重复过不止一次的伎俩，过来人谁不熟悉？

这回读李慎之的材料，我却又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写的材料当中，保存了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设身处地，发现他所做的这些陈述，以他一贯维护个人尊严的自觉看来，不像是仅仅为了迎合权力者的指供诱供，以求“过关”而已。他一方面确也是出于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一切如实地提供组织审查，情愿接受这“审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更深远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历史的公论。正如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牺牲前的《多余的话》，他们心目中的真正读者并不是收卷的人；也正如布哈林的遗嘱标明是《写给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李慎之应该是希望他的真实的思想得到有朝一日的人们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从容的，并不是气急败坏地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以求尽快获得“宽大处理”。

1957年反右派时，李慎之是新华通讯社总社国际部负责人之一。对他的揭发和批判开始得较晚。从他9月10、11两天在国际部大会上的检讨报告看，他检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除对整风、反右等运动的看法外，其他具体问题，只要看看各节的小标题就可以略知大概：

1.两党制如何起制约作用；

2.党管哪些，应该领导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

3.党群关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

4.歧路兴悲；

5.中国（共产）党有无犯错误的危险；

6.（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苏联制度的关系。

再看他一篇“向党、向人民请罪”的未定稿（刊于新华总社机关内部《前进报》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划他右派所据的“右派言行”，如：

运动初期在国际部壁报上，提出“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解决问题”；

推荐《人民日报》上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署名杂文《废弃“庸人政治”》（按：邓文是从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引申立论的），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试揭一个矛盾》，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攻击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曾经觉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彻底”的证明；

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此外，历次运动中不积极，怕过头，怕伤人；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云云。

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对上述这些条条，应该不难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从而判断其是非。

历次政治运动是按照中国特色运作的。尽管世界法治国家通例是一罪不二罚，但在我们这里则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所谓有“前科”，当然要翻老账，何况还有出身、教育背景之类的“原罪”！于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八年之后的1965年，还要写《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早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就已经开始对原已打倒的对象进行新一轮的打击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个多思又健谈的人，难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阵营中的话说，是让人抓住小辫子。

其实，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认罪，已经达到他这个人所能承认的“罪行”的极致。总不能让他像侯宝林文革中在干校认罪时说的“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李慎之这样儒雅地表达了他对当年所犯错误的认识：“我在1956-57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就是说，他承认他是就国家政治的根本制度进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仅就干部作风、干群关系的一般负面表现，做一些枝枝节节的批评。他的认罪也不是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都有具体的内容，他说：“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自远于以党代政’，’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要求’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我要求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希望开发（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出气洞等等，还要求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我把这称之为’两条线通天’.”

李慎之这些思想固然是在国际部小范围的同志间讲过，“启发”他们想“大问题”，有的并写成短文、墙报，但最全面的一次则是在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前来征求意见时表述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几位中共党员干部所说的“大民主”作了批驳。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批判斗争对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时，总是指责他们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党，然而大半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在李慎之这里，他的政治思想带有纲领性，他所发挥的那些条条，互相贯通，“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中，他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并且以第三人称批判了他自己的这些纲领性政见。

他说，第一，这些条条决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探讨如何“改良”的意见，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纲领。它的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这些条条的作者决不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话，他的理想也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这些意见的动机决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国家千秋万世。他充其量有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而决没有不断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这样概括他的罪行说：“提出这样一系列主张的人，曾经自称对这些主张苦苦’思索’的人决不是在鸣放期间偶然失足的，也决不是认为自己的意见还不肯定，只是在’探讨”研究’的人，因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应当否定，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讨”研究’的只是实行这种民主的具体方法、步骤与时间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笔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阐发他曾有的主张时，都是用的自己的语言，而在对之进行检讨批判时，用的则是流行的政治语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资产阶级”这一类定语，或用了当时揭批“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时的习惯用语。

李慎之承认的罪行，就是他认为至少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来履行义务。

李慎之服从了共产党给予的处分，但从党组织要求他检查“服罪”问题来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诸言表的。他在运动中只是“从阶级分析上去领会批判的正确性”，就是说从“阶级分析”看，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说，“我所要求的是要党承认我——根本是一个好人。”这并不意味着李慎之持道德史观，只是说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现实，是他被视为“敌我矛盾”之属，自视为“好人”更进而要求党视之为“好人”，这就叫作“闹翻案”。

而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李慎之说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于他“诬蔑党在反右斗争以及以后犯了左的错误”，“感到’反右扩大化’与’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纠偏’，’甄别平反’”，同时也是因为对“改造生活”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没有精神准备，要求恢复精神尊严的情绪与日俱增。

看来，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只有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体系，才能顺理成章地入“己”以罪；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头脑，能够让别人牵着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与“不服罪”之间，他只能打着思想的秋千，荡来荡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论和他的尴尬。人们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运动中的老例检讨“个人主义”以外，还从思想上反省了两点：

一是“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阶级斗争的厌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实现共产主义，在我的灵魂深处也是因为我渴望阶级斗争快快过去。我以为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不要经过阶级斗争而完成的，而到那时候我的问题也就自动解决了。”

二是所谓“形而上学”。他说，“我当年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还把它当作好东西，是因为我脑袋里有许多被我认为是万古不变的’真善美’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受到了破坏，因此就使我感到许多东西都不对头，不惜挺身而出，做一个保卫这些东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后，虽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毁灭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之类的思想，我对文化艺术的标准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八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诉了我，所有一切我过去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无一不与三千年的私有制有联系，一概都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从社会生活的改变中体会到，这些东西在新社会已无存在的根据。”李慎之在不无悲伤地面对这一切时，他已经感应到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山雨欲来。

在新的更具毁灭性的灾难之前，一个右派分子的“服罪”与“不服罪”，似乎已经无关紧要；李慎之在这份《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上自注：“未通过”。他也未必还在乎它的通过还是不通过了吧。

这一份我在这里着重用来举例的老材料，连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献性的史料，应该加以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思想的荒原上，曾经游荡过怎样的思想者的背影！？

2008年4月10日

在中国有钱人很多，基本上都是龟孙子类型的。

在中国有权人尽管不多，但基本上也都是有钱人，这里美其名“龟老爷”。在中国，如果你龟孙子不接受龟老爷领导，他就敢不让你当龟孙子──龟孙子比龟奴隶有地位，有好处。若你看到一些有钱人是怎么破产和家破人亡的，找原因，多半是他们丢了政府这个保护伞。

有权人可以闯红灯，以国家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得自己的好处，却从来不以自己的名义，就连受贿也都是以别人的名义。而且他们不顾什么前车之鉴，只能说那些龟老爷、龟孙子运气不佳。

有权人可以卖官，可以弄权，可以伤天害理，就是不愿意让人民得好处，就是不愿意自己的权力从何而来，自己的花费从何而来。

有权人天天上电视、上报纸当演员，当明星，本来就是假事一桩，他却演得比真的还象，说假话不打草稿，张口就来，做假事还有电视台录像，而且从来没有人揭穿他满嘴谎言。因为媒体就是为他服务的，叫做官员的喉舌。

我们看《人民日报》，这个人民的报纸，从来没有客观报道人民真实生活的，而是时刻灌输人民相信社会主义的，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至上”，假话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不对，因为你骗人十年，是有人信，但到100年、200年就不会有人相信了，因为你可以骗人一时，却不能永远骗人。

有权人勾结有钱人，有钱人利用有权人，当他们把互相利用和勾结转化为互相欺骗和互相仇恨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个个都成了杀人犯和恶棍。本来他们就是。

有权人为什么非要在公开场合摆出一副公正廉洁的模样呢？你贪了一点，占了便宜一点，利己不损人不好一点吗？你少做点坏事，也可以原谅，但你怎么又贪又恶呢？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拿公权当私权，拿国家利益为私人利益，拿人民当随时践踏的草芥，你这样的中国特权社会主义，难道真的是可以多维持几年吗？

老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话多有道理啊，不要以为有包公的时候就有好皇帝，有魏忠贤的时候皇帝就成了坏皇帝。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啊，中国特权社会主义就是皇帝国舅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主义。

再从网上看100年前的对话，中央电视台先“意外”播出后来被禁的电视片《走向共和》中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对话，就知道中国和中国有钱人有权人奴役无权人无钱人的病症在哪里了：

孙中山：大清国人人有病。

康有为：什么病？

孙中山：愚昧之病。

康有为：愚在何处啊？

孙中山：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也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康有为：病根何在？

孙中山：这就多了，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专制之病。

康有为：开个方子试试。

孙中山：行民主政治，走向共和！

康有为：这方子，有几味药啊？

孙中山：思想之药三味，自由、平等、博爱。制度之药三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至今中国五千年了也没有出向共和，还是继续“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当今更是这样，假如把晚清时期的徐锡麟询问恩铭的对话换个名字，换成李鹏、朱镕基、江泽民、温家宝、胡锦涛等名字，就可以知道历史的真相，其实不过是中国特权社会主义的真相，意思还是老一句“抓权才是真的……”，只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请看《走向共和》中的另两段经典对白：

经典对白一：

恩　铭：“老佛爷今年73啦。再过12年，老佛爷自己也估摸着活不到那日子。到那时，管它洪水滔天！可在12年预备期内，你要搞三权分立，却是绝无可能。你说这立宪是真是假？”

徐锡麟：那什么才是真的？

恩　铭：抓权才是真的……那帮记者，懂得什么朝政，懂得什么官场，懂得什么政治。

徐锡麟：朝廷的权力之争，为什么要利用康先生和梁先生。

恩　铭：利用？官场就是战场，政治就是屠杀。打仗用什么？用剑，用刀，用长矛，用枪，用子弹；官场用什么，用智慧、用阴谋、用权力，从来不招面，背后捅刀子。你要是胆小，就别在官场上混！

经典对白二：

“大参案”失败后，瞿鸿机与吴毓昌有一场关于“天意”的对白：

瞿鸿机：错了！夜太黑了，道德操守不过一丝烛光，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顶多再拉上一个你！可是毓昌啊，咱们那点道德的烛光，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啊！咱出的那张牌叫做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其实迂腐呀！我昨天才想明白：咱们的太后不看重这个。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在中国，历史就是“利”史，有利才是历史，比如这句“抓权才是真的……”现在也没有过时，不能简单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失败了，而是五千年来的“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就没有正确过，所以任何进步也就不可能从中产生了，就只有中国特权社会主义当道了──至于行民主政治、走向共和的几味药，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比如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若不补上，中国特权社会主义基本就是洪水滔天，中国人在劫难逃。

4月中旬，“博鳌亚洲论坛”再度在海南岛举行。该次论坛最大的看点，是台湾当选副总统萧万长的出席，以及期间举行的“萧胡会”。

萧万长的“融冰之旅”，定位于经贸。萧胡会中，萧万长向胡锦涛提出四项具体要求：尽速启动周末包机、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尽早恢复两岸的协商机制。均得到胡锦涛的积极呼应。

看上去，国民党在台湾胜选之后，两岸关系很快呈现缓和迹象。最具意味的一个细节是，当萧胡会结束、萧万长即将返台时，大陆商务部发布新闻稿，出现“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尽快建立起沟通协商平台”

等字眼。台方惊愕，中方则迅速澄清，由国台办出面，声明商务部的新闻稿是“错误”，并立即“纠错”，在所有新闻稿中不提“一中”。这个被称为“三个半小时危机处理”的细节，被解读为中共对台湾展现的“善意”。

中共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大方”？中共主动邀请萧万长到博鳌，并给予“元首级”待遇，甚至放弃中共一贯念兹在兹的底线──“一中”

原则，令外界感到，中共急于拉近与台湾的关系。实际上，此时此刻，中共有求于台湾、有求于国民党。

原来，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中国突发西藏抗议事件，中共情急之下，以其习惯思维，用旧手段，应付新局面：被疑以便衣特务挑起暴力，又以“平暴”为由，血腥镇压藏人示威。中共原以为，事件就此了结，就象从前许多次类似事件一样。

但中共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回，它在西藏的镇压，却在国际上激起巨大反应。对北京奥运的抵制声浪，空前高涨，以至于，奥运火炬传递，沿途受到抗议，为奥运史上所仅见。在国际上，西藏话题持续发酵，忙于筹备奥运的中共，为西藏危机所套牢。

中共急于从其他方面打开缺口，转移视线。善待台湾，就是中共目前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实际上，中共主动邀请萧万长赴会，正是基于为中共西藏困境解套的策略考虑。在西藏事件上暴露凶恶面目的中共，急于拿台湾做挡箭牌，向国际社会展示它“和平”、“讲理”、“善意”的假面具，图谋短期内改善其“国际形象”。

萧万长的“融冰之旅”，虽说是着重经贸而回避政治，实际上，政治意味浓厚，萧万长的16字箴言“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绝非只是经贸宣言，更是政治宣示。针对两岸政治，也针对台湾政治。在台湾，绿营应该看到，蓝营上台，未必就会“卖台”。毕竟，台湾民主日趋成熟和稳定，没有投马萧票的544万台湾选民，构成制衡与监督，马萧不敢忽视。

萧胡会中，如此轻易地，中共就放下“一中”原则，正好让大陆民众见证，中共长年所唱的“统一”高调、“一中”高调，何其虚伪！

“统一”与“一中”，不过是中共用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进而巩固自身政权的幌子。在中共心底，其自身政权的安稳，才是重中之重，才是首要之首要。所谓“一中”、“统一”、“反台独”等，不过是伪命题，不过是假话题。在中南海诸公心里，没有什么话题，比中共自身的既得利益更重要。

对西藏与台湾的不同态度，也可以让外界看透中共的真实心态：吃得掉就吃，来硬的；吃不掉就忍，来软的。欺软怕硬，一副小人做派。

如果说，大陆的优势，主要是庞大市场，可以对台湾打经济牌；那么，台湾的优势，则是民主成就，可以对大陆打政治牌。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台湾对大陆打政治牌，只看到中共对台湾打经济牌。如此下去，台湾难免不陷入被动。为台湾计，为中国计，台湾朝野，当以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普世价值为武器，促进中国的改变；将台湾的民主成就，推广到中国大陆。如此，有利于两岸民众，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一、

我关注时势，但主要关注的是时代大势，对于一时的潮起潮落，对于“新闻屁”，对于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具体新闻人物，是没什么兴趣的。所以，王千源、金晶之类流星的光迹，虽偶尔一瞥，懒得说什么。

但是，据说她们巳成为著名汉奸，并被来势汹汹的爱国者们下了“江湖诛杀令”了。王千源的家庭信息被到处示众，王千源父母家被贴标语、砸玻璃、泼粪；特别是金晶，刚刚还是爱国者们眼里的民族英雄呢（这民族英雄的标签太廉价了），只不过对“抵制法货”说了几句理性的话，一转眼成了大汉奸，非诛九族而不快。

这倒让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了──抵不抵制法货的无聊事我不关心，但那些打着爱国旗帜的蠢货、下流货，倒是必须坚决抵制的。

二、

尊敬的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们，请问，当老枭向中共扔下挑出的白手套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当反共志士前仆后继地被囚禁被驱逐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当维权人士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民众维权益、争自由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当无数人祸在神州大地此伏彼起疯狂夺命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有人疯狂违规卖地，几十万亿亩强行收来，你们不抗议；房价暴涨，多少人穷其一生收入都买不起一个容身之所，你们不抗议；墓地20万，骨灰盒八千，都快死不起了，你们不抗议；非典当前，掷百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隐瞒疫情，你们不抗议；彩票造假，多少彩民的血汗钱被人私分，你们不抗议；深更半夜调印花税，你们不抗议；多少孩子被人卖入黑窑当奴隶，你们不抗议；矿难层出不穷，几十上百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被埋入地下，你们不抗议；大火当前，有人高呼“让领导先走！”你们不抗议；毒大米、毒食用油、毒奶粉、独火腿肠、毒鱼、毒水……快到了无物可食的地步，你们不抗议；为了糊口摆个摊，被人追着满街逃，你们不抗议；夜总会、娱乐城前，很多车都挂着某种特殊牌照，你们不抗议；神州大地上，无数顶着国徽的豪华大楼拔地而起，而对面的小学却没有一间象样的教室，你们不抗议；年薪十万的抄表工，年薪六千万的国企老总，你们不抗议……

（本段化用网文《我为什么看不起那些“爱国青年”》）。

现在倒好，王千源、金晶两个女孩说了两句合情合理的话，你们抗议了；不仅抗议，而且还辱骂不休、追杀不止，一付大义凛然、不共戴天的样子！

三、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民族主义者，其实多属于无权无势、受欺受辱的弱势群体，本来是值得深深同情的。但是，挨刀之后成了缩头乌龟，贪官不敢骂（关起门来躲在床头桌头骂）、恶霸不敢打、罪犯不敢抓、特权不敢批、专制不敢反、社会不平不敢管、政治黑暗不敢碰；一有机会，却来挥刀杀向与自己一样或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柿子专找软的捏，同时还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这实在太狗娘养的了！什么爱国行为、民族主义，狗屁，纯粹是一群比流氓更下流、比恶棍又更怯弱、自卑而虚伪的粪粪们的颠痫症大发作！

这种类型的爱国行动，其实是借爱国的名义殃人祸国，同时发泄因平时受尽强权欺辱、饱尝社会不公所积郁的怨愤。有怨愤可以理解，但怨有头灾有主，不是这么发泄法。有人说，此辈毕竟是热血青年、是愤青，思想非理性，行为过激，但也别一棍子打倒。我说，不是热血是冷血、不是愤青是粪青。有诗咏之曰：

愤青何少粪青多，喷粪成山尿满河。

平日嘴尖颜色恶，临危那个敢挥戈？

爱国而不爱人、爱国而不爱民的，就是爱国贼；以爱国为名行发泄、仇恨、害人之实的，更是贼中之贼，比义和团更不是东西。劝君爱国休成贼呀。

四、

林云海在《黑社会又多一新职业──充当爱国打手！》一文中将此辈列入黑社会，名为爱国打手，可谓一针见血。文章列举各种黑社会行为如下：

“驯化”黑奴“，对”黑奴“实施”人变鬼“的改造工程；修理”钉子户“，对”钉子户“实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超限战；扫荡城市”乱象“，对”乱象“制造者实施打、砸、抢；慑服”闹事者“，对”闹事者“实施”宁杀错，勿放错“的恐怖统治；扼杀”上访者“，对”上访者“实施围追堵截、强制遣返、打击报复；和谐”唯恐天下不乱“的”麻烦人物“，对”麻烦人物“实施恫吓、软禁、检举；监控”恶意维权“的”危险人物“，对”危险人物“实施跟踪、绑架、灭迹；建设”网络舆论阵地“，用厥词、狂言、兽语为正确舆论导向添枝加叶，繁荣正确舆论导向的网络文化……”

我看，上述黑社会行为固然是政府行为，其中也必活跃着“爱国打手”的身影。凭此辈的品格特点逻辑地推断，平时充当帮闲帮凶、为虎作伥也是顺理成章的──不会平时深藏外露、仅仅在关键时刻向王千源、金晶露一手吧？

如果所料不错，确有上述行径者，不论打着什么牌子，不论牌子多么响亮，不过是一些不仁不义无赖无耻的粪粪──这才是真正的汉奸，是最奸诈邪恶的奸民与最怯懦下流的暴民的集成体！

雪山狮子旗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象征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被明言放弃，但即便是在共产党内，也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的信徒。面对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共把民族主义作为填充物，希望起到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凝聚国民精神的作用。

政权对言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垄断，以国家机器所制造的宣传，使得这种填充非常见效。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遇到的摩擦也成为培育民族情绪的养料。在遇到对外矛盾时，中国国民大都会站到和政权一致的立场上，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和政权并不一致。

中国当权者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既能让民族主义可以为己所用，又能避免让国内少数民族也产生民族主义。这无疑是个难题，甚至是悖论。他们找到的方法是制造出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要把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统一在一个民族名下。如果这些民族都能认同”中华民族”，被”中华民族”整合在一起，政权就可以放心地用民族主义调动整个中国一致对外，而不必担心出现内部的民族分裂。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民族是立足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之上的，不可能是人造的。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得不到其他民族认同，被当局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局限于政权的鸟笼，单纯地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会自然而然地为每个民族自己所用，起到凝聚本民族人民、调动本民族意志的作用，甚至成为追求本民族独立的动力。

这次发生在藏区的广泛对抗，清楚地表现了藏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不认同。在平息藏人反抗的过程中，当局唯一可以调动的意识形态仍然只有民族主义，虽然以此的确调动了国内外汉人以极端的姿态为中国政府抵挡国际批评，然而正是这同一个民族主义，当体现在中国社会内部时，却变成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对立。中国政府所一直精心营造的中华民族招牌，被这次事件轻易打碎，暴露出毫无根基的本质。

这是此次事件最让人担心的地方。虽然在历史上西藏问题长期存在，但是以往大部分停留于政治、历史或文化层面，双方被卷进纠葛的主要是官方、民族的上层、知识界或国际社会。汉藏民族的普通百姓之间，关系一直是比较和睦、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亲近的。但是在这次西藏事件中，作为当局民族政策的恶果，藏人闹事中出现了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而随后官方没有努力去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反而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将事件中的民族性质无限放大，形成煽动民族仇恨的效果，激发汉族民众对藏人群体的仇视，反过来更刺激藏人的远离，从而导致两个民族之间整体的对立，把双方的普通百姓都卷入其中。

这种以种族划分对立阵营的状况，对一个国家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不仅蕴含着更大规模民族冲突的可能，而且在一定的历史关头，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一直高调反分裂的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对于防止国家领土分裂，首先最应该防止的，就是民族之间的分裂。一旦民族之间分裂了，即使领土没有分裂，国家也已经是分裂的。

民粹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关注，绝非偶然。健康的学术思想之于社会，如同白细胞之于人体，对任何入侵的病毒总是很敏感。就像感冒病毒借助气温的突然变化广泛流行一样，古已有之、但盛行于近代以来世界的民粹主义思潮，则借助社会急剧转型而大量繁殖。

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作用越大。一个世纪以前，它携带着无政府主义和西伯利亚寒流抵达中国，后来又寄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变形为极左思潮，不仅造成了两次大革命的失败，还造成了建设时期的急躁冒进，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比俄国民粹派想要做的跨越动作还要大，结果自然是鼻青脸肿、骨折筋断。

一，变形金刚与政治调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历史欺骗了自己：以为民粹主义就等同于价值上的平等、思想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极左。从秦晖刚刚完成的《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有感》一文来看，他好像有被蒙骗的嫌疑，这不仅从标题上可以看出来，从下面这段引文可以看得更清楚：“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虽然有“非寡头主义的右派”和“非民粹主义的左派”存在，但在秦晖看来，寡头主义是极右，民粹主义是极左，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民粹主义是变形金刚，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权，一会儿是民主主义者手里的讲稿，一会儿又是独裁者，比如庇隆脚下的阳台，这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加税，那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减税，甚至拒绝缴税，比如法国的鲍杰德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就不仅在“新左派”政党（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领口和袖口上喷了自己品牌的香水，还为极右翼政党，特别是 “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制作了灰色制服，穿着这套制服的有法国的让—玛利。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虽然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尚绿，但那是外套，里面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新民粹主义”，因为它和法国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一样，都患上了“恐外症”，前两者反新移民，后者反老移民，共同特点是本土民族主义，将其发展到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这种主义的极端表现。

这说明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价值既不是平等，也不是自由，还不是公正，它只是反对对它的主张者的不公正，并不反对、甚至制造被他们妖魔化的集团和族群的不公正，比如排外的民粹主义不担心对被排斥者的不公正。因此，有人（保罗。塔格特）把民粹主义称为价值“空心化”的政治工具。它像适用于各种菜肴的调料一样，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它像要附体的孤鬼游魂一样，到处找其他意识形态的替死鬼。它是政治调料，自己成不了一道菜；它是政治幽灵，自己成不了行动者。它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种比较温和、无论左右的政治思潮和立场推向极端。

极端，是所有民粹主义思潮共同分享的特点：左是极左，右是极右，保守是极端的保守，激进是极端的激进，民主是极端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或陈水扁式的“全民公投”，独裁是极端的独裁——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暴力是极端的暴力——美国三K党、俄国民粹主义暗杀派，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暴力……

二，“颠簸稻谷”与剩余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价值为什么是“空心”的？因为它是一种崇拜“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人民”的思想派别，而“人民”这个概念却是“空洞”的。价值的“空心化”来源于核心概念意义的“空洞化”。从下面这个对话，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是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你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 （彻底语塞）（该案例引自刘军宁相关文章，引用时作了文字上的修饰）。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的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慢待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烦、脸色难看的 “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在具体生活情景里，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但你绝对找不到“人民”，为人民服务，结果就变成了为无人服务。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运用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意义诊断法（图像诊断法和语境诊断法），以及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诊断法，对“人民”这个词进行了诊断，发现“人民”这个词，是一枚面目不清、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棋子，一个与现实不发生摩擦力、自我空转的词，一张无法兑现其承诺价值，从而也花不出去的大额钞票。

那么，民粹主义又为什么那么忽左忽右地善变呢？

由于“人民”概念的空洞，不可能事先被定义或被识别，因此，民粹主义者一般不是先识别“人民”，而是先识别敌人，把敌人排除出去后，剩下的才是它所谓的 “人民”。这种工作，就很像过去农民用簸箕颠簸稻谷的工作，在开始颠簸之前，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该留下的好稻（道德饱满的人民和平民），哪些是该扬弃的瘪稻（道德堕落的腐败分子，反动精英，主流经济学家，汉奸，殖民主义，自由化分子，外国掠夺者等等），每颠簸一次，好稻就退后一点，瘪稻就推前一些。越在后面的稻粒越饱满，道德越高尚，也就是说越是“人民”的核心部分，这部分“人民”被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称为民粹主义者想象的“心脏地带” （heartland）。处于心脏地带的“人民”，道德高尚而又团结一致。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剩余主义者，从整个簸箕的居民中颠簸掉少数集团，剩下来的就是它要代表的“人民”。

不幸被颠簸到最前面并且要被颠簸到垃圾堆里去的瘪稻，就是那些被民粹主义者妖魔化的集团或族群。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面对的社会危机不同，同一时期同一国家持不同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对要颠簸掉何种妖怪的认识也不一样，结果，敌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和多变性。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者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来自北方的腐化官僚，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铁路当局，剩下来的“人民”，当然是南方农民；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纳粹分子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自然是犹太民族，剩下来的“人民”主要是血统优越的雅利安人；以20世纪末期及21世纪初期的北欧新民粹主义者之见，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那些靠高税收维持生活的贫民，和沾本国高福利便宜的移民，剩下来的“人民”，则是那些本土有产阶级。如果说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要求的是平等的话，德国纳粹和西欧新民粹主义要求的则是特权，它们唯一没有要求的东西，是自由。因此，说民粹主义是反自由的整体主义，也并没有错。

三，左手，右手与后手

因此，如果把民粹主义思潮当作一个人，他应该有三只手，左手，右手和后手。左右手好理解，什么是后手呢？所谓后手，就是把社会拉向倒退的手。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实质上都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怀念过去，就像簸箕里的稻谷一样，饱满的稻谷都向后退，堆积在簸箕后部和底部，只有瘪稻才浮在上面，跳到前面。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有道德的人在底层，理想的社会在过去。俄国民粹派是这样，美国人民党民粹义和欧洲当代新民粹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大体相同。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往后看的远近不同。往后看得比较近的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者，一般是党内传统左派及其情绪的继承者和将其表述现代化的“新左派”，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一切都不对劲，毛泽东时代才是黄金时代，没有腐败，没有卖淫，没有毒品，没有卖国的金融资本，也没有不平等，道德也不这样堕落，中国在世界上也不像现在这样被老美牵着鼻子走，那时，只有别人怕咱，咱怕谁了？往后看得比较远的中国当代思想家，把目光一直投射到帝制时代，甚至先秦，他们推崇的是所谓“政治儒学”，是《春秋公羊传》里宣扬的“大一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对先秦文献里提到的以天朝为中心的所谓“天下体制”十分着迷。

但是，民粹主义者不像螃蟹和蜈蚣那样，同时用所有的腿，他们一般一次至多用两只手，比如新老左派，用的是左手和后手；政治儒学派用的是右手和后手，三只手同时并用的还没有见到。显而易见的是，新老左派是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左翼，因为它不反对民主，它反对的只是当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体——代议制民主，他们想要的是直接的民主和彻底的民主，所谓直接的民主就是经过打磨的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崔之元博士对此有充分论述；所谓彻底的民主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还要有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产权的平等，这是对财产公有制的另一种说法，汪晖先生有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儒学派”和“天下主义派”则是中国新民粹主义的右翼，这一翼的代表人物崇尚的是“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反对现代西方民主。在一篇题为《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源》的长篇文章里，蒋庆先生写道：“当代儒学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

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但它知道别人是民粹主义。想从中国传统里寻找“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资源的盛洪，这样写道，“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精英全被打没了。虽然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那样混乱，但是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能不如台湾。因为中国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它是彻底打垮中国精英的运动。那是民粹主义，中国现在的危险也是这个”。

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儒学派确实很像民粹主义的对立面——精英主义，实际上，它和新旧左派共用着一个身体——向后看，反西方、反现代化。所不同的是，要求平等和文革式大民主的“平民”，被左翼民粹主义当作“人民”；而赞成“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所有人”（蒋庆的用语），被右翼民粹主义当作它的“心脏地带”。

这就是说，中国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议制民主；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由。不幸的是，这两种民粹主义不会互相抵消，只会相互加强，一个存在是另一个存在的理由，一派走向极端是另一派走向极端的催化剂。

但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都无法回答各自的问题。对于右翼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做到“天下为公”，你如何能做到？对于左翼的问题是，假如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都搞不好大民主和公有制，你如何能搞好？谁能保证我们跟随你们回到过去，不是重蹈覆辙？

200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