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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鼠目寸光的中南海领袖最近肯定在暗自佩服自己那将坏事变好事的神奇能力。只要举起“爱国主义”这面有如抹布的旗帜轻轻一扬，不仅将奥运火炬传递中频遭抗议这一政府的耻辱成功地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耻辱，还成功地将愤青的发泄解释成“全体中国人民”对西方的愤怒，“被西方反华势力试图弄熄的奥运圣火点燃了全球华人心中的爱国圣火，再次彰显了党的凝聚力”。

当合肥愤青在享受了打砸抢的快意，全国各地愤青正欲跟进之时，风向却又变了。中南海从“民心可用”的沾沾自喜中转变为担忧：如果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混入“爱国学生”队伍，导致事态失控怎么办？于是围剿“义和团民”的警察大军再次出动，表演“打砸抢”最出色的安徽，大学生们已被禁止走出校门──摩拳擦掌的愤青们脑门上吃了一记重重的闷棍，如同当年愤青前辈们举行反日游行时的遭遇一样。

各国共产党、德国纳粹以及今天的恐怖主义一向就有鼓动利用青少年为自己火中取栗的传统。1998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与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时，本人还在媒体工作，亲历了按旨意在媒体上导演“爱国主义国家游戏”的整个过程，也领教了中国当局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乐此不疲、永不厌倦的劲头（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但一代又一代愤青乐于参演“爱国主义国家游戏”，重复“被利用──被抛弃”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却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愤青们的“精神兄弟”到底是谁？

从体会政治权威的意旨与对政治权威的敬畏来说，中国愤青是中共培养的“积极分子”群体以及“文革”红卫兵的精神兄弟，最高政治权威“指到哪打到哪”仍然是他们的行动原则。当“党的喉舌”透露了倾向性的煽动资讯后，愤青们就开始主动积极表现，除了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发表各种帖子代替当局“受辱”之外，还柿子拣软的捏，向家乐福这种国际资本中的相对弱势者发动进攻。至于家乐福资助藏独之类的罪名，与当年积极分子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红卫兵在“文革”中栽给“阶级敌人”各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属于同类，均是无须求证的莫须有之罪。但当局脸色一变，愤青们立刻就趴在地上不敢稍动，最多只弱弱地在喉咙里咕哝着“我们这是爱国呀……”，甚至连质问当局那张脸为何变得这么快的勇气都没有。

从仇恨西方文明的劲头来说，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有两个：昔日的义和团与今天的新左派。从其盲动与愚昧来看，与义和团相仿佛。区别在于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时，参加的拳民大多数不识字。今天中国愤青们高举21世纪版的“扶清灭洋”大旗时，却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这类愤青，只能说这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对专制统治甘之如饴，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恨之入骨。

从犬儒式的政治态度来看，中国愤青更多得自中国新左派的真传。中国的新左派与西方的新左派之间除了名号相同之外，只继承了欧洲新左派“头脑向左看齐，生活上向右看齐”这种生活态度与一些理论概念。西方新左派以本国政治制度与权势阶层为批判对象的精神，到中国却蜕变成对本国政治制度的赞美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所谓“批判”不仅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还迎合了中国当局的需要。他们在话语上永远泛泛地同情社会底层，但却回避任何具体的行动与付出。这一点政治机巧被愤青们学得非常到家。只是洋字型大小的新左们嫌愤青们的行为太“暴民”了，不愿与其列为同门。

剖析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一族，可以明白愤青只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病变产物，他们的行为可以成为衡量中国病变程度的尺规之一。在国际社会的民主力量为中国人争取人权之时，中国愤青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表明：做奴隶是我们自己愿意。谁要是代我们向奴隶主提出解放奴隶的要求，那我们将为保护自己的奴隶地位而战。

今日愤青就是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贾桂有句著名的自白，即“奴才跪成习惯了，站着反而不自在”──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中国人没有全变成贾桂。

民族主义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权力欲望。每个民族主义者都擅长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欺骗，但他同样坚定不移的确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他有一种清楚的服务于比自身更为重大的事物。

——乔治·奥威尔

跟我们的时代相比，还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能使人去认识这种强烈的欲望——整整一个时期和整整一代人的忘却和乐于忘却的欲望——有这么迫切。

——斯蒂芬·茨威格

我从客厅里走来走去，在书架上抽起一本又一本书，读上一段又一段的开头，在电脑前写下一个又一个句子，然后一次又一次删掉它。

已经有很长时间，我没有为写一篇文章陷入这样的窘迫。是我脑子空空如也，还是想得太多；是因为没有情绪要表达，还是有太多的情绪想发泄，我在这两个极端间摇摆。我想保持那一贯的旁观者的姿态——冷静而疏离——却做不到。

大约一个月前，我心生了写一本书的欲望。当然，这种欲望经常出现，我的电脑里已经储存不下十本书的提纲，但它们却似乎注定要被遗忘在那浩瀚的、冷冰冰的数字空间里了。在我的专注意志和朝秦暮楚的好奇心进行一场场战斗中，前者总是落败。

这本呢？它的名字让我一度的兴奋难安——《进步，及其不满》。我总是被这种空洞的题目所激动——它足够空洞，以至于适用于任何时代。

那时，我正在意大利旅行，从罗马辉煌的残垣到阳光灿烂、却被垃圾与衰败裹携的那不勒斯，再穿过红托斯卡纳的红土，来到北部的米兰……在各个城市报摊上，大昭寺的年轻喇嘛和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的头像四处可见，还有“北京”与“奥运会”的标题。在国际事务中，人们之前对奥巴马与希拉里的竞选的热忱，转移到中国遥远的西部高原了。

最初，我相信这是一场很快会过去的纷争。在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意义的2008年，中国表明自己正要回到舞台中央时，聚光灯能照耀的不仅是她的辉煌，那些被遮蔽的混乱、不安、躁动也将更鲜明的跳跃出来。

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看到了几个意外的插曲。一位女主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私人生活与奥运会卷在了一起，并宣称“在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之前，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一些运动员对于北京空气质量的忧心忡忡，并可能退出比赛；还有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了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头衔，以表明他对中国政府在达富尔问题上态度的抗议……

对于任何一场盛大的活动，这些插曲都再正常不过了，任何主办者都没有能力控制一切。我甚至期望多一些类似的插曲，来冷却一下过分热烈的奥运气氛。在奥运会的名义下，政府不受控制的权力继续膨胀，天文数字的支出可以不受任何检讨；它的任何举动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干扰明显增强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带来一股强烈的自我麻痹的情绪，这个国家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除去骄傲与欢呼，你不该有别的感受……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孩子，它的政府执着要求举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并习惯性的将“最好的”理解成“最大的，最全的，最昂贵的”，为此，它可以做出各种不计成本的努力。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多年的愚蠢教育与宣传之后，经常难以区分国家、政府与党派是不同的概念，而他们的个人生活被高度的原子化了，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为中才能找到个人的意义……我期待一些意外，将能迫使政府与人民更冷静的思考。

尽管如此，我从未担心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命运。它必将是圆满成功的，必将对于整个国家的自信心与凝集力再次注入强心剂。“倾国之力”的体制，曾经制造出原子弹，将火箭送上太空，建成三峡大坝，一次体育活动并不困难。

所以，我相信西藏的骚乱只是另一个插曲。我甚至对于西方媒体的热衷，产生了某种反感。每当他们谈论起西藏问题时，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公正、客观、独立、深入调查的新闻伦理似乎自然消失了。他们变得抒情与滥情，西藏代表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与美丽的自然风景，都使它变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躲避了由消费与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侵扰。这种印象因为达赖喇嘛的超凡个人魅力，而更加显著。自1959年流放以来，他日益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与罗马教皇的混合体，他既代表着对抗强权与不公的政治领袖——况且他的对手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他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力量，但与其说这种精神力量与佛教相关，不如说它吻合了 1970年代末兴起的New Age运动的要求，达赖教导人们在忙碌与压力重重的世界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于是，西藏与达赖，就像从前的古巴与格瓦拉一样，被纳入了一套消费体系，人们谈论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关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象这种情绪对于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影响。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无法想象其复杂性，但都会兴致勃勃的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这种滑稽的感觉，就像有个人一见面就和你说起全球变暖和非洲问题，不是他说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谈论它不过是抓住一种时髦。随着法国轻浮的总统萨科奇等领导人迫不及待、投机性的表明立场，我对他们的反感甚至增强了。我也从未怀疑过北京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中国太大了，市场太诱人了，而且她的实力正在迅速提升，人们也太容易忘却了，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所有西方此刻的“道德高地”都将自然土崩瓦解，不到20年前，中国与西方曾面临着更紧张的关系。我记得汉学家Simon Leys在1989年7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上刻薄却富有洞察力的写道的：“商人、政治家、学者都已在收拾旅行箱准备下一次北京之行，这并非嘲讽——尽管他们中的一些声称访问是为了前往天安门广场哀悼烈士！而且他们可能再次坐到谋杀者的宴会上，并再一次坚持，他们正在增强中国的改革派的力量，我只希望他们有个坏胃口。”在结尾，Simon Leys感叹说“Ah humanity!—the pity of us all!”

二

但是，旅行结束，我回到北京时，意识到事件远比预料的更严重。它的严重性，不在于奥运火炬传递与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国际舆论界所造成的愈演愈烈的风波。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被表面化、姿态化的年代，但人们经常忘记了，最终的决定力量并非表象的力量。

让我真正忧虑的，而是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做出的反应。官方舆论一如既往。我记得在罗马阅读《泰晤士报》时，我一连几个小时试着寻找出“wolf with a human face and the heart of a beast”确切的中文翻译，它是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用来形容达赖喇嘛的。当我回到北京时，终于发现它的原文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时，不禁哑然失笑，像是看到一个老古董突然摆在一个直角的玻璃茶几上。一心要标榜在全球化的21世纪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似乎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或是19世纪中叶的清代——当一个人与我们的意见不同时，他甚至不是和我们平等的同类，而是动物或是野人。

在中央电视台，门户网站上，官方报纸上，一场宣传站仍在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舆论时或许手足无措，但可以轻而易举的支配所有国内的声音。我上一次领教这种宣传的威力是1999年对法轮功的批判。这场批判帮助这场愚蠢、荒诞的伪宗教运动迅速提升了影响力，接着，还将其领导人推向了他从未梦想过的世界性人物的地位，成为某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

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并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信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self-right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

中国政府与社会在这场西藏冲突中的表现，深刻的反应出长期宣传与麻痹所带来的病症。官方的宣传秉承着一贯原则，即使它自身都不相信，却仍旧按照惯性继续向前。而中国公众，占据着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族，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但是他们对西藏实在是太一无所知，所以那种被长期宣传所塑造出的单一思维，很容易被电视画面上的藏人对于汉人的暴行所触动。

这又进入了中国权力机构熟悉的语境中。长期以来，公众情绪就像政府的道具。当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紧张时，民族主义情绪就变成了北京的一张牌，平时不可能获准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出现了。但街头上的人群，与其说被一种真实的民族意识所吸引，不如说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的释放—— 他们渴望公共生活，却没有表达手段，此刻的游行，则是得到授权的。

我吃惊的发现，这一套手法仍是如此的有效。当一位年轻姑娘金晶成为了全国性的抒情对象，当抵制家乐福超市的情绪与行动蔓延到更多城市时，当年轻一代的MSN上挂满了红星，当大学宿舍插满了国旗，当这些年轻孩子们义正词严的宣称 “我很爱国”时，当我的四周充满了辱骂CNN 的声音时……

我开始真的担心了。我担心的不是外来者的指责（我也从不期待这些外来者的压力会真的让中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漫长的历史表明，这些指责总是被消化于无形；不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因为它一贯如此，这个政府的本质，也从未因为经济增长或进入信息时代而改变，它首要的兴趣不是这个国家与人民的未来，而是自身权力顶稳定，为此它愿意做出各种牺牲；我担心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她的年轻人，尽管可能已自认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再为匮乏的物质与信息所困，但他们却可能仍有一颗颗被禁锢的头脑。他们混淆了各种概念，错用了自己的热情。他们不知道真实世界，也没兴趣的了解，他们被一种突然到来的强烈情绪所裹携，却缺乏检讨的能力，并信以为真。这使得他们的谩骂都不够精彩，在那么多人表示了对杰克·卡弗蒂的愤慨之后，有多少人提到了这位CNN的主持人在美国国内，也是以其粗鲁的口无遮拦著称，当美国进攻伊拉克之后，他公然称国防费拉姆斯菲尔德是“战争罪犯”，当政府关于卡特林娜飓风的报告发表后，他则说“美国公众不会信任任何来自华盛顿的东西”，他在自传里毫不隐晦的说自己父母“是两个酒鬼”，“父亲结了八次婚”……

一些时刻，此情此景的确令我想起了历史中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时期，人民的情绪高涨，却被利用，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3月14日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吗？它们难道不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问题与情感吗？而这些问题与情感，则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深沉。这个国家的内心藏有各种解不开的“结”，长期以来，我们通过主动遗忘、或是被迫遗忘，来假装它们的不存在。但每到关键时刻，它们又总以更猛烈的方式报复我们。

西藏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中国的政治特性是什么？历史记忆与现实的关系？经济增长能长期的替代意识形态的缺乏吗……我发现，这种探索将是个没有穷尽的无底洞。不了解1959年的西藏骚乱、不理解达赖的精神特质，全球性的信仰危机，你难以理解此刻的西藏问题；不理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你又难以探究为何奥运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不去探究毛泽东时代，你则根本无法体会人们的思维与语言方式；不了解20世纪初中国精英唤醒民族主义的努力，你也很难了解此刻年轻人情绪……

这些探讨或许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是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提供表达情绪的水准。在很多时刻，让我觉得不安甚至不是这些指责、攻击、反驳的语言与行动所选择的立场，而是它们的水准太低了。

我希望这本可能完成的书，能够有助于这些尚待展开、需要很多人参与的深入讨论中。

（作者的邮件[email protected]，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国纪事》）

一、“爱国者”应当抵制所有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来，因为奥运圣火在欧美诸国传递时收到骚扰，国内外的爱国者们奋起捍卫祖国的尊严，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洋货”的优秀传统重新被激活。第一个遭到抵制的对象便是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还有网民起草了抵制沃尔玛、麦当劳、肯德鸡、星巴克等西洋企业的倡仪书，一时应者云集，中国人堪称全球最爱国的国民。

西方世界企图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羞辱中国，这是近代以来他们惯用的伎俩。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已非昔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王朝。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十三亿人所拥有的消费能力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十三亿人都齐心协力抵制某西方品牌，该品牌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西方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他们利益，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如何开始庞大的抵制计划呢？仅仅抵制以上几家超市、快餐、咖啡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而言，只能伤其体肤，而不能动其筋骨，而不能痛其心肺。电影《投名状》中的土匪头子被招安之前说：“当匪，就要当大的。”那么，中国对西方“舶来品”的抵制，也要挑最大的来抵制，所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是“大”的呢？

首先，我们要抵制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奇技淫巧”，其目的是腐蚀我大中华之人心。故而，要爱国便戒网，要“爱国”便不能继续当“网民”，“网民”的身份与爱国的诚心不可兼容，“网民”本身就是卖国的表现。

其次，我们要抵制飞机、高速火车和所有标注有西方品牌的汽车。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呼之欲出，据说二十年之后便能生产出与波音、空客相媲美的大飞机。那么，在此之前，只要是爱国者，就应当宣布拒绝乘坐西方生产的飞机。中国生产的大飞机，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按照爱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建议，爱国者们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当实验品，如果飞机掉下来，还能够被宣布为烈士，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别的资源不多，偏偏人多，每次死几百人，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总有一天中国的飞机会超过波音、空客！火车，汽车亦如是也。

再次，我们要像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组织红卫兵，上街当纠察。一旦发现有人穿戴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名牌时装，立即从其身上剥下，用剪刀当场予以绞毁。虽然有钱消费这些奢侈商品的，大都是党国官员及亦商亦官者，但他们也不能逃避爱国之义务，也要接受爱国主义的再教育。

最后，我们还要抵制奥运会。什么？抵制奥运会，那不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卖国贼才干的事情吗？爱国者不是应当以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荣吗？不是应当用生命来保卫圣火吗？错了，奥运会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就是小小岛国希腊人发明的洋玩意。中国人有更好玩的游戏，何必步其后尘，接受其制定之规则？所以，中国应当主动宣布取消奥运会，并惩办当年那些给党国出主意申办奥运会的汉奸们。如此，中国人方能扬眉吐气，让西方帝国主义不战而退。

广大的爱国者们，有这样的气魄和眼界吗？

二、为什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在山西黑窑奴隶童工事件激起的震惊和愤怒中，我忽然听到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

歌词是这样写的，歌可以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来听听：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活活烧死的惨剧，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此后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李思怡的母亲告知警察，家中有无人照料的三岁小女，请求警察帮助，警察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这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生活的“常态”了。

山西洪洞县的童奴事件，绝对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我们整日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早已忘记了自己其实生活在奴隶社会。只有这些孩子脆弱无助的生命，才唤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其实不是人间！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领导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乃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乃是一个黑帮化的政府的集体犯罪。

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离开了。我们的孩子就在其中。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这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差不多同时，胡锦涛访问回归十年的香港特区。香港的一群孩子，花团锦簇地围绕在党国元首的周围，与那些黑窑里的同龄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也许就是“一国两制”的区别吧。

然而，我又发现，这些香港的孩子，也像内地的孩一样，在媒体面前，学会了自如装出成人的笑容，脱口而出说出忠党爱国的套话。那一刻，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该先拯救孩子，还是先拯救我们自己。

三、奴才的尊严与奉旨爱国

在近日的“爱国大潮”中，某些港人也不甘落后。一个不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部分香港人也闻所未闻的政党——“港人民权民生党”也粉墨登场了。该党的主席萧思江向香港区域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控告CNN主持人发表“侮辱中国的言论”，要求其道歉及承诺不再犯。他还将向法院提出申请，将传票送到美国。萧主席的赤胆忠心天地可鉴，然而我立即就在报道最后一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尾巴：萧主席也强调，已经致函中国外交部知会中国政府，假如北京方面认为有关诉讼不宜，他会暂时搁置案件。

狗尾续貂，真相洞见：原来被美国佬“侮辱”的，乃是奴才的尊严。对于奴才来说，爱国必须首先奉旨，如果没有北大人的旨意，便是爱国爱到骨髓里，也不能私自表达。奴才的尊严取决于主人的好恶：如果北大人认为“民气可用”，那么拳民便有机会披挂上阵了；如果北大人认为洋人是不能得罪的，那么奴才们便只能忍辱负重了。因此，所谓捍卫尊严，不过是一个向北大人效忠的信号罢了。

CNN主持人卡佛所评论的对象，是那些原本为秘密警察的“护火队员”。说这些人是暴徒和流氓，我并不觉得是“辱华”之言，而是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中共的本质。这些当代盖世太保，虽然穿上了鲜艳的蓝衣，仍然无法掩饰其暴虐的本相。他们按照国内的习惯，一见到不同意见者，便用拳头来解决之，文明的西方能不感到震惊吗？中共的军警宪特，耗费的是全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干的却是助纣为虐的暴行，从十九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的滥杀无辜，到今日西藏的武力镇压，不是暴徒和流氓又是什么呢？看到卡佛的评论，我的尊严并没有受到损害，我还无比赞赏他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勇气。

说出中共就是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的事实，不是辱华，而是为中国人伸冤。“华”与“共”不能划上等号，正如慈禧太后和义和团不能“代表”中国，崇尚“阴谋论”的胡锦涛和爱国爱到脑瘫的愤青也不能代表中国。更何况，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CNN的地方，惟有四星级以上的高级酒店，老百姓根本没有“知情权”。与其敦促美国佬道歉，不如首先争取能够自由地收看CNN的权利。

别人骂中共，生气的该是中共党员才是。别人骂中共，你萧主席又不是中共党员，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呢？还是鲁迅说得好，富豪家的哈巴狗比主人还凶。既然你是“民权民生”党，占了“三民主义”的三分之二，就当为港人的普选、低收入阶层在物价猛涨之下的疾苦而鼓与呼。然而，萧主席在这些领域保持沉默，偏偏对洋人的一句话而火冒三丈。看来，萧主席很懂得察言观色，以其谄媚之术，日后将“港人民权民生党”拓展为香港的“第二民建联”，甚至全国性的“第九个民主党派”，亦非痴心妄想。

四、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近期在香港最热闹的电影，不是李安的《色戒》，而是声讨“汉奸”李柱铭的大戏。《色戒》中真正的汪伪汉奸、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的床上戏，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而李柱铭不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希望奥运会促进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文章，便成为比易先生还要为人不齿的大汉奸。如今的香港社会，真个是：遍地“爱国贼”，满街北方姑，如此可以一雪百年殖民地的耻辱了。

香港的“爱国贼”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政客，在香港当官不是靠民众的选举，而得看北大人的脸色，因此“爱国秀”便成为讨好北大人的惯用伎俩。一种是富商，他们大笔的投资都在祖国内地，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工都得由共产党的军警宪特帮助管制，自然要感恩图报，谁敢与共产党过不去，便跳出来咬谁。一种是愤青，其智商和情商都有严重缺陷，既没有仔细看过李柱铭的原文，也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爱国乃是爱土地与同胞，而非政权、政党、党魁及其情妇。

有人指责李柱铭竟然公开挑战胡锦涛，简直就是吴三桂、汪精卫。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胡锦涛一个人便能“代表”中国吗？昔日自称“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转瞬之间便被革命党送上了断头台，谁能说革命党不爱国呢？我们是中国公民，不是中共的臣民和奴隶。我们有权批评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领导人，我们的批评恰恰说明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对于那些政客和富商，我无话可说。在昔日港英治下，他们可从来不敢标榜“我有一颗中国心”，他们可是天天都梦见威严的女皇。如今，他们才是“忽然爱国”的典型。而对于那些知识不足、思维混乱的愤青，我觉得还有几分挽救的余地，可以免费给他们上几堂历史课。不知历史，何以爱国？

最近，《大地杂志》和《凤凰周刊》先后报道了一段被长期隐蔽的历史：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在东北招兵买马，收纳三万日军。共产党利用这些手上还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官兵，在内战中继续杀戮国军和百姓。中共最早的空军部队便是由这群日军训练出来的，中共第一任空军司令王海便日本名师的高徒。所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才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看来，毛泽东、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好好与曾特首一起学习一下中国历史，香港的左派愤青们才不至于胡乱派发“卖国贼”的高帽。

五、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曾特首的“文革论”遭到香港各界非议之后，被迫作出公开道歉。其实，曾特首的看法并非全然错误，香港社会并没有远离文革，大陆的文革文化确实在日益侵蚀着香港。沉浸在文革思维、文革文化之中的，不是追求民主的香港民众，倒是那些惟北京马首是瞻的政客。近期一群亲北京的香港政客围剿李柱铭的方式，便如同一场小规模的香港文革。

李柱铭在美国的演讲，我曾经前去聆听。我并不认为这位绅士有任何“卖国”的嫌疑。相反，我认为他的表达“欲说还休”，过于审慎。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抵制奥运会，他认为奥运会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好机会，也是香港争取民主的好机会。人权是普世价值，奥运会是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同时香港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奥运会和香港的民主发表意见，是中国公民、香港市民的权利与责任，更何况李柱铭还是一名民选的议员。

退一万步说，李柱铭即便有“卖国”的野心，他也没有能力卖国。他连大陆都不能进去，甚至也不是香港政府的官员，如何卖国呢？那些对他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只能显示出攻击者本人浸淫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既缺乏常识，也毫无礼貌，不懂得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如工联合立法会议员王国兴骂李为“吴三桂”，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骂李为“汪精卫”，自由党主席田北俊骂李“搞破坏”，工联会会长郑耀棠骂李为“汉奸”，个个都像红卫兵一样张牙舞爪。他们的辱骂损害不了李柱铭的声誉，而只能伤害香港的言论自由。

那些真正的卖国行为才是应当责骂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在敌后搞破坏，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亲口对来访的日本政客说，你们不必道歉，我们要感谢皇军，没有皇军，我们夺取不了政权。毛当年奉行“一边倒”政策，向苏联“老大哥”割让大片土地，像五代十国时候的石敬塘那样以做“儿皇帝”为荣。江泽民与俄国签订边境协定，再度出让面积为香港百倍以上的国土。毛泽东和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卖国贼，香港的这群似乎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们为何一句话都不说呢？

作为“今上”的胡锦涛，更是主动乞求美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在澳洲的APEC会议期间，胡锦涛与布什面见记者。布什始终未对台湾问题表态，胡锦涛干脆主动转述“布什的话”，说布什总统再度重申“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既然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关美国人什么事情呢？胡锦涛何必去讨要美国人的谕旨呢？以“卖国”而论，胡锦涛的档次不知比李柱铭高到哪里去了，王国兴、王敏刚、田北俊、郑耀棠等爱国者为何不敢批判胡锦涛这个最大的卖国贼呢？

日前，中国的民间保钓人士再次试图登岛，却被日本军方驱逐。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帮助，当他们回到福建的时候，却立即被国安部门拘押和虐待，并责骂他们“给国家添乱”。香港的爱国者们，与其振振有词地去辱骂李柱铭，不如为这些英雄们好好呼吁，甚至到大陆去陪同他们一起坐牢，那才能够说明你们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信主之前的文字，虽不乏个人的洞见，但字里行间的讥诮尖刻，也流露出内心的苦毒怨恨，并多多多少有一种在独裁者面前自以为义的骄傲感。感谢读者和朋友们的关爱。如果我的文字除了思想性的尖刻外，也曾经在一种尖刻的心理上影响了你，我为此向天父忏悔，并向你致歉。过去，我希望民间的美、民间的财产、民间的思想可以惊动中央，颠覆中央。今日，我更加盼望民间的爱、民间的信仰、民间的怜悯，民间的一个关乎制度更关乎灵魂的理想，可以惊动中央。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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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近代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撰挽词赞曰：“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王国维生于1877年，字静安，晚年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其生平大体简略，一如本人自云：“自来哲学家，其一生行事大抵寥寥无可特记者。”在五十余年中，主要可以分为在报馆供职、留学日本、讲学研究、再度赴日、应召回国几个阶段。

王国维丰富的思想根植于其文理双修、中西兼顾的学术根底上。1900年，他受罗振玉资助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开阔了视野，回国讲学期间又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时所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创之作，意义十分深远。后来所写《人间词话》也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从1911到1916年，王国维为避武昌起义之战火，在日本度过了将近五个年头。这段时光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丙辰日记》中他曾经对自己寓居东京的生活作过一个总结：“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他走出了早年对西方哲学的沉溺，从而走向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学和史学研究。这几年间他耽于精读传统的经史典籍，并且创作上也有丰富的收获，自云“成书之多，为一生之冠”（参见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年谱》）。代表性的《秦汉郡考》、《中国戏曲史》即为此期体现其学术转型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中，有两条互相交织的线索一直影响着他。一条是一种较前人更为宽广的学术视域。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这里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一种中西方融通的视野，二是一种学术独立的精神，而其所关注的，始终是中国学术的昌明。在纯粹的学术追求之外，还有一条与之辅衬的线索，就是学者对民族的责任感。他再次回国后为重建中国上古信史所作的《殷周制度考》，其背后动因就是回击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这部著作也使王国维在世界学术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声誉。

1923年，王国维受逊帝溥仪征召，任南书房行走，1925年到清华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两年后辞世，留下的一封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但是最有影响的还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在这里扫清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种种恩怨荣辱的流俗猜测，将其死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尽的理念。观王国维的一生与其遗言，即使其死因有些具体的原因，但其精神深处的失落和疲惫的确是导致自杀的深层因素。也正是陈寅恪这位知交以超凡的眼光将其解读出来了。

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但是此时其身尚在德国，归国后又忙于家事，直到次年秋才到清华任教。不久陈、王二位成为邻居，因为见识趣味相契，常常一起谈论古今，遂成为知交好友。陈寅恪的挽词正文中说“回思寒夜话昌明，相对南冠泣数行”，正是对这段交情的回顾。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都怀念不已，两年后有学生为其立碑以寄托心意，请陈寅恪撰写碑铭，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于其在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和划时代贡献，陈寅恪在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评价可谓慧眼独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尽管王国维学术思想如此渊深，但是对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陈寅恪还是概括出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陈寅恪当时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远出王国维所开创的堂庑。从这七十年的学术史看，陈氏此语绝非虚美之词。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的这三篇悼念文章，不仅深刻地阐释了王国维之死的精神原因、解读了王国维身上所体现的学术意志、整理了王国维学术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同时也是对处在近代向现代转型期间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属的学术氛围的一种总结，其中所蕴含的陈寅恪先生自身的学术精神恰也正是引导其一生的核心所在。

时间不一定能把所有的劣质作家都淘汰掉，因为很多劣质作家都是（非常讽刺地）颇有名气的，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劣质读者，他们使那些劣质作家得以维持下去——要么冲着他们的名气，要么就冲着他们的劣质。但时间肯定能够把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凸现出来，理由却很简单，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读者，那怕他们的数量非常少，也足以把那些优秀作家重新发掘出来。仅就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界而言，沈从文和张爱玲的重新获得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一度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也重新焕发她的魅力。也是在最近，据说有人重新评价中国作家，把穆旦列为最杰出的诗人，再次显示出优秀作家是埋没不了的。

我手头珍藏着一本香港波文书局翻印的一九四七年版《穆旦诗集》，还有他较早的两本诗集《旗》和《探险队》。每当我手捧甚或仅仅想起这本发黄的、错字百出并且模糊得几乎要拿放大镜来辨认的诗集，脑中便会浮出这个场面：一位在西南联大毕业的诗人参加抗日战争，在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时参加自杀性的殿后战。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目睹无数战友死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在热带雨林里挣扎。致命的痢疾和可怕的大蚊折磨着他还有那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试过一次断粮八天之久。在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死里逃生，到达印度。在印度的三个月里，他又几乎因过饱而死去。

我心中同时会响起他的名作《赞美》中的诗句，“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他写到一个农民，“多少朝代在他身上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绝望压在他身上”，然而他“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参加抗日，一去不返，留下了期待着他归来的母亲和孩子。诗人写道：“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这只是穆旦博大恢宏的一面，在同一个时期，他写下了更内在的一面：“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战后他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五十年代初怀着满腔热忱回国，然而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命运。

每当我翻阅穆旦的诗集，总会惊叹于他技巧的尖锐，心智的成熟。在艺术创作中，感情可能会变得陈腐，然而技巧却常新在四十年代那种内忧外患的岁月里，还有人信仰技巧，已经难能可贵了，然而穆旦不仅非常爆炸性地使用，而且把它揉合、陶铸到苦难的抒唱他语言的常新性往往见诸于音乐的自然流动中，“我有太多的话说，太悠久的感情”，节奏是舒缓的，但是用“太悠久”来形容感情却是突兀而又深刻的。“为了他我要拥抱一切为了他我失去拥抱的安慰”，这是当时英美最现代的“反论”技巧是他在大学时代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英国诗人W.H.奥登和T.S.艾略特等人正在运用的。诚如王佐良所言，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但是如果说奥登和艾略特的技巧运用起来还有明显的技巧性的话，穆旦却是把这种技巧浓缩到他的感情里去，甚至可以说变成感情了。“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个句子有何感想，但我每次读到它，灵魂深处都会骚动尽管我对它已经熟悉得可以倒过来背了。

穆旦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这不但见诸于他的激情型写作，也见诸于他后来翻译的大批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就像他在苦难的岁月里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一样，他在同样需要挣扎求存的现代诗写作中也保持了写作的良心，也即技巧的良心。他正是把他的激情牢牢控制在技巧的威力下，“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这紧闭的肉体恰似他的激情，而那个谜又恰似技巧（技巧就是探险），尽管这并不是他这两行诗的原意。当时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如王佐良指出的，是“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也熄灭了技巧的明灯。而穆旦是少数能够保留住技巧的香火的诗人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王佐良目光如炬，看出了穆旦的谜：“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何等的透彻！

中国原是有几位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并有资格得到中国人耿耿于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可是他们都因为政治社会局势的干扰而未能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巨大潜能。第一个是鲁迅，如果不是当时社会环境的迫切性，逼得他放弃纯文学创作改写更宜于直接针砭时弊的杂文，如果《鲁迅全集》能有哪怕是一半的纯文学作品，那么，且不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现代文学书库不知要比现在丰富多少。第二个是沈从文，如果不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逼得他躲进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国服装史，这位极其多产的天才作家不知要写出甚么样的巨著来与任何一位重要的西方作家比高低。第三位是穆旦，如果不是同样受那些可咒的政治运动的压迫，这位在二十八岁就已经出版第三本诗集的充满爆炸性的诗人，又不知道要把多少西方响当当的同行比下去。

然而，尽管我们因此失去很多，天才的能源却是遏止不了的就像鲁迅的杂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给后来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社会批判的动力和榜样；就像沈从文写出《中国服装史》这部巨著，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穆旦也把他的全副身心倾注在诗歌翻译上，以查良铮的本名译出了一部部重要的外国诗人的诗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仿佛是有了预感，也仿佛是上天为了给他将来的坎坷命运提供一些慰藉，穆旦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他轻易能打发的专业上，而是孜孜不倦学习俄语。当他回国并受到打击的时候，俄语，还有他早就驾轻就熟的英语，便成了他唯一的寄托。他翻译了普希金的数百首抒情诗和几本主要长诗、丘特切夫诗选、拜伦诗选、雪莱诗选、济慈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等等，晚年还完成了拜伦的巨著《瑭璜》——一部被王佐良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他不但在创作上表现出大气派，在翻译上也是如此。他是一整本一整本地、有系统地翻译，使得那些东拉西扯、蜻蜓点水式的诗歌翻译者们形同小巫。

在七十年代末期，当迫害性的政治风云尘埃落定的时候，穆旦再次拿起他的诗笔，并再次显示出他超群的才能和技艺。他的新作不但是同代诗人中最好的，而且一点也不逊色于当时崭露头角的朦胧诗并暗藏某种契合——朦胧诗恰恰也是非中国化的。

我一直期待着《穆旦诗全集》的出版，因为我手头的几本穆旦诗集都是四十年代原版的翻印，错漏特别多，并且印得模糊不清，看得非常吃力，强烈地感到眼睛为了看那些诗而付出的“代价”我知道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穆旦诗选》但我一直没见过。我期待《全集》出版，除了上述理由外，就是很想比较完整地看看穆旦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以前我对穆旦的了解仅仅基于那些四十年代诗集和八十年代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叶集》中所收的穆旦几首晚年诗，这些晚年诗在我看来，仍然写得很好，尤其是相对于很多在文革后恢复写作的诗人而言。

但是，看罢《全集》所收的穆旦后期诗，我是颇为失望的也可以说，这些诗作，使我产生了重估穆旦作品的念头：穆旦的后期诗（包括一些晚年诗），与青年时代相比，跟大部分在解放前成名的中国诗人后来的创作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国诗人从五十年代开始，创作质量就呈下降，跟风、写口号诗、教条诗、搞大跃进。我一直以为穆旦是少数的例外，因为从《八叶集》那几首晚年诗的质量看，确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现在我才发现，穆旦也不能免俗。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穆旦共写了三十八首诗，其中五十年代的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不看内容，单看这些标题吧：《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去学习会》、《三门峡工程有感》、《九十九家争鸣记》。再随便挑出几句诗看看：

　　　　感谢上帝——贪婪的美国商人；
　　　　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
　　　　……
　　　　感谢上帝？你们愚蠢的东西！
　　　　感谢上帝？原来是恶毒的诡计。

一个杰出的诗人竟沦落至此！上面的引诗写于一九五一年当时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沉浸于一片乐观主义，歌功颂德，但政治压力似乎还没有——我是说，还没有到了要求或强迫诗人写上面这种引诗的时候。诗人迫于时势，写不愿写的东西，并不奇怪，例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诗后遭迫害，后来又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阿赫玛托娃也因儿子入狱而被迫写了迎合政治形势的诗；南非诗人汴庭博坐牢时也写了讨好狱卒的诗。但是，他们都是在可怕的压力下写的。而穆旦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至于很恶劣——他至少还有不写的自由呀！

有时不能不惊异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一九四九年就像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大失水准一九八九年是另一个分水岭，很多作家和诗人跨过去之后，都变了样：就我这一代而言，很多诗人都不再写诗，去搞别的领域现在看来，事业上也都很成功——这是个不坏的选择；另一些作家心态都变了并相应把写作变成一门投机生意。更令我惊异的是连穆旦这样一位在一九四八年仍写得很好的诗人，其想像力到一九五一年竟好像突然萎缩和瘫痪了似的（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停写，就像很多中国诗人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停写）。这是他一九四八年八月也即一九四九年前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三句：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
　　　　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
　　　　面包和自由正在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仍是有力度的诗句！

《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写的都是美国经验。这些诗，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人民文学》发表从完成到发表，有六年的间距。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诗作，而不是匆匆发表然后后悔莫及。他怎么连一点判断力也没有呢？

对很多诗人来说，有些题材是不可写的，一写就坏。所谓社会批判之类的题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类题材，一写就立即跌入俗套的陷阱。理由很简单，它们本身就不值得去写！比如说，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有杰出的想像力，随便说出来都能妙语如珠。可是，一旦他们谈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通胀楼价、股票，他们能谈出些甚么来——他们只能像一般人那样谈而“像一般人那样”想、谈、写，正是诗歌和诗人的大忌。这些题材是不能写的！除非诗人把它们当成对自己的题材的挑战来写，那还有可能带来突破，事实上一些外国诗人写社会和政治和战争，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的，例如奥登等人；还有一些诗人一生都与政治挂钓，写这类材题压根儿不会对他们构成障碍或损害例如聂鲁达（曾经竞选总统），例如桑戈尔（塞内加尔总统）。

但是，不擅长这类题材的诗人，如果也把这些题材当成平常的题材来处理，那就完了。他对教条、俗套的免疫力立即消失想像力立即崩溃。更可怕的是，诗人自己竟然都好像没觉察，像穆旦那样，写了几年之后仍然敢拿出来发表。

在《全集》所附的年谱中，提到诗人写于一九五七年的另一首教条诗。年谱中说，诗人晚年谈及此诗，仍执着地认为：“那时的人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番话同样令我吃惊。怎么可以口口声声以“那时”，以“为祖国服务”来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开脱。为甚么不承认自己怯懦？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为甚么不承认自己缺乏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

诗人的社会责任是甚么？我很同意布罗茨基的一句回答：写好诗。难道写好诗，为人类（或收窄一点，为民族、为同胞）提供养育心灵的精品，不也是可以“为祖国服务”吗？每一个人都专心致志于自己所从事所献身的事业，发挥所长，弥补他人所短如此相辅相成，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人文环境，难道不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吗？

诗歌是独立的，它是诗人的声带，而不是诗人用以发表通俗的公共讯息的传声筒或标语口号的扬声器。诗人当然可以写社会政治题材，但是，写作的前提应是：诗人为了写好诗、为了扩大诗歌的疆域和增强诗歌的爆炸力而把社会、政治纳入诗学论述中而不是相反，把诗歌语言变成社会、政治论述的工具。当他尝试发掘自身的潜能而又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种料的时候，他就应该立即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并撕毁已经写好了的。穆旦后期诗，以及他与此有关的种种想法，恰恰是把诗歌当成工具。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他首要考虑的显然不是诗歌的肌理、质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当时的政治走势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个人观点。他失去了一个杰出诗人应有的清醒：他没有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更加没有撕毁已经写好了的。

我以前一直坚信，如果不是为五十年代以降的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穆旦将继续他四十年代将作的势头，创作更多更好的杰出诗篇，使他不仅可以成为杰出诗人，而且可以成为伟大诗人但从穆旦后期诗看，他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杰出的穆旦仍然是四十年代的穆旦，青年的穆旦。五十年代以后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良铮或梁真，一个杰出的翻译家。

因此我想，一本完美的《全集》，应是《穆旦全集》而不是《穆旦诗全集》，它应包括他五十年代以降的译作，并删掉他五十年代以降的创作。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让编者来做这件事，而是穆旦自己来做——从五十年代开始，删掉诗人穆旦这一半，补上翻译家查良铮那一半。事实上，在看到《穆旦诗全集》之前，穆旦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位作品丰富且形象完美的中国现代诗人∶四十年代三本充满爆炸力的诗集，五十年代以后（受压制时期）众多一流的翻译作品，七十年代（压制解除之后）几首再度焕发诗歌光芒的晚年诗。而《穆旦诗全集》使我感到幻灭，这又得怪时间∶它也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出来。

席卷全球的爱国运动即将告一段落，中央的同志发话了：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是当前最大的爱国。而我当前的事就是继续写我的间谍小说，我的小说写作已经被多次打断，特别是近日的西藏和奥运火炬事件，更是把我推到浪尖风头上。不过，谢天谢地，多亏我悠着点，总算没有被愤青当成汉奸钉在他们搞的现实耻辱柱上，也算是全身而退吧。

我总算是对得起我博客的读者了。对于近日发生的大事，我哪怕在日理万机之中，也总是写一两篇文章，虽然大多有些含含糊糊，不那么旗帜鲜明，但司马昭之心，你知我知。我已经给儿子讲了西藏问题（《我对儿子讲西藏》），又对火炬传递发表了高见（《让圣火照亮一条简朴、自然与和谐的路》），也试图和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朋友进行了沟通（《给海外留学生的一封信：请你们继续爱国》），当然也没有忘记把自己知道的那点CNN秘密抖落给读者（《CNN驻北京首席记者透露他们为什么不怕中国爱美国》）……而且，为了和谐，我忍辱负重，硬是眼巴巴看着好几万愤怒的青年浩浩荡荡来到我的博客，对我的思想进行轮奸后，丢下了两千个极尽辱骂的帖子扬长而去。而我，躲在电脑前瑟瑟发抖，仍然坚持一言不发，一条不删，我容易吗？这样的人你不佩服，你佩服谁？至少，我把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佩服之余猛然想起，我不但不再年轻，而且也不再愤怒了。毕竟，我曾经也像他们一样那么年轻过，也像他们一样——不，比他们更加愤怒过！（《我为什么批评中国》）

好在愤怒即将平息，余波缭绕的是抵制家乐福事件，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便表态了，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引用网友的一句话：抵不抵制家乐福是个人自由，你有权抵制法国货，我同样有权抵制蠢货。

好在即便是蠢货也知道什么地方爱国只能在网络上爱，什么地方的爱国就可以冲到大街上；而且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爱国，以及什么时候不能爱国！

一旦愤青们不再激情燃烧地到处爱国了，我也就可以安静下来，一头扎进间谍小说里去。要知道，我的读者群中绝大部分读者更喜欢看我的小说。所以，看到今天火炬在澳洲堪培拉传递圆满收场后，我就告诫自己，暂时忘记现实，回到我的虚拟世界吧。

于是下午就坐在电脑前了，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打出几行字。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才逐渐与我间谍世界里那些看似很黄很暴力实际却很傻很天真的各色间谍特务取得了联系。就在这时，一个电话铃声，把我拉回到我好不容易逃离的现实世界——

老杨，躲在澳洲干呢？看了你最近好几篇文章，过瘾、过瘾，实在过瘾……不过，发现你忘记了最大的一个事件，这件事在西方影响很大，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朋友并不知道打断了我构思小说的思路，在电话中叽叽喳喳地嚷了一通。

我诚惶诚恐地问，啥事？他却不怕浪费国际电话费，不慌不忙地卖起关子来，你猜猜？

我硬是把自己的大脑从小说中拉回到杂文里，搜索了一遍，发现我文章中基本上覆盖了近日所有重大的问题和事件，特别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我说，猜不到，你提个醒？朋友嘿嘿笑着说，我提供一个线索吧——西藏。

扯！这算啥线索？这不是废话吗？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哪一件不和西藏有关？说是这样说，不过，我同时又使劲想了起来。想着、想着，我心中突然一亮，我说，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这件事你要是不提醒，我还真忘记了，就是和西藏有关，没错，没错，而且，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有深远影响……

朋友没有等我说完就打断我，急切地催促道，快说，快说，你有什么内幕？有什么看法？我可不可以把你说的写出来？

这次轮到我不慌不忙起来，我说，你知道，任何一件事发生，我们都要看到长远的影响。有些事，当时发生时轰轰烈烈，过一段时间就被遗忘了。有时我们自己认为创造了历史，可转眼之间，我们自己就被历史忘记了。例如，每次开会，总有会议主持人在那里告诉大家，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真是好笑，对不对？这样说来，我们对于现在发生的任何事，都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例如抵制CNN和家乐福，是否对中国和世界有影响，以及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实在是言之过早。我就坚决反对有人把现在的愤青和历史上著名的义和团相提并论。人家义和团虽然爱国爱得走火入魔，但最后那脑袋是一个一个“咔嚓、咔嚓”被砍掉的，那种爱国是真枪实刀的，是需要勇气的。你现在胡乱写两个牌子，举到家乐福门前，喊两声“抵制，抵制”，就爱国了？那也太容易了。历史是公平的，对于不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爱国，从来都不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你得留点血，历史才会记住你。可是，我们现在这些愤青？别提了……

朋友不耐烦地打断我，你真啰嗦，怎么写评论说话都像你写小说，绕来绕去？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互联网时代，是快餐文化的时代。干什么爽快点，就好像愤青，能够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都凝聚在简单几句辱骂中，你以为堕落到这样，不需要一点勇气？你快点好不好？

我笑着打断朋友的抱怨，说，好，好，我说吧。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也许你们都没有注意到，但却会让西方的普通老百姓永远记住这次事件，所以我敢断言，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当世界早就忘记这次“古代”的愤青的所作所为的时候，西方的孩子仍然记得这次历史事件。当然，他们是通过一个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学会的……

哎呀，老杨，你饶了我吧。我还要到互联网上看其他的文章，你就快点吧，求你了！朋友的声音都带哀求了。

我说，放心，听完我讲的，最近的互联网文章你就不用去看了。好吧，我继续讲。好像你也在国外呆过，那么我不妨先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和西方普通老百姓交往问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时，西方普通老百姓会告诉你什么？当然会说长城，五千年的历史等等。但很多外国人特别是没有来过中国大陆的会第一时间想起一些他们在小学和中学就学到过的那些来自中国的英语单词或者成语——也就是英语中的外来语。其中最著名的有shuijiao （水饺），mahjong （麻将）和kowtow （磕头），这些源自于中国的英语单词早就被英语国家大人和孩子所熟知。这些词语之所以借助谐音或者字面意思翻译，就是因为在英语中找不到意思相近的词语。

怕朋友打断我，我很快换了口气，紧接着说，你别小看这些发音别扭的外来英语，它们不但起了沟通东西方的作用，而且承担着把中华文化中最神秘和古老的一部分推向世界的重任。例如，水饺——这东西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就我认识的外国人，几乎没有不惊叹我们饮食文化的——你看，把一小坨菜、肉或者菜夹肉用薄薄的面皮包起来，一捏，丢到滚水锅里，十分钟后就变成美味可口的东东，干脆利落，一口一个。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小的水饺，其实包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费尽心机的饮食文化，你说，英语中有哪一个词可以涵盖它的意思？没有，所以就直接引进了这么一个英语单词：shuijiao.这个简单的单词就这样让每一个西方的小学生知道了中国，知道了美味的水饺的故乡，而且也自然把我们饮食文化推向了世界。同时，有美国人告诉我，中国就像这水饺，光看不行，你要咬下去，才知道里面是什么馅的。

电话那边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于是我继续说，再如，英语词汇mahjong （麻将） 这个词也很不简单，就从和英语截然不同的发音方式来看，也足以把中华文化和娱乐的神秘性介绍给西方人。当然迄今为止，我认识的西方朋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享受到麻将的乐趣。有一次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到中国转了一圈回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米斯特杨，中国人太神秘了，我现在相信，普世价值并不一定适合他们，你们中国人是和我们不一样的。而他告诉我的理由就是，外国人始终不理解也没有兴趣的麻将，现在却席卷神州大地，到处是麻将声。

另外一个单词——kowtow（磕头）也值得一提。这个词让我想起了刚刚被枪炮打破大门的大清帝国，那时，清廷想让西方来使给皇帝下跪，可人家就是不肯，觉得是侮辱。于是我们清朝的官员就只好自圆其说：西方人的膝盖不能弯曲。我在想，西方人第一次看到我们七老八十的大臣翘起屁股跪在儿皇帝面前时，心里想啥？由于西方的词语里没有能够准确表达这个意思的，于是kowtow这个广东话拼音就成为我们贡献给英语的另外一项成绩。不过现在好了，中国人除了在先人的灵柩前磕头之外，不用在看到皇帝和官员时磕头如捣蒜——至少，从外表看是这样滴。

我换了三口气讲了这么多，电话那边的朋友不知道是心疼电话费还是听腻了，终于发出了一声叹息，幽幽地说，老杨，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整天这么啰七八嗦，我真想不通怎么还会有人喜欢看你的文章。你到底在和我讲电话，还是在写小说？

我嘿嘿一笑，说，好吧，我就直捣黄龙。几天前，一个外国朋友拿了一张英文报纸来问我，米斯特杨，你们共和国西藏的高级官员说达赖是“human being in appearance， animal inside ”（直译：外表是人类，里面是动物），又说他是“a wolf in kasaya”（一个穿袈裟的狼）， 我的几位朋友和我争了起来，最后连我也不能确定了，你能够解释一下吗？

我大吃一惊，马上拿过报纸看了一遍。原来达赖集团干出那个事后，西藏自治区书记很愤怒，在记者会上痛斥达赖“人面兽心的恶魔”，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英文报纸在应用这段话时，找不到相对应的英语单词，于是就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结果就出现了“外表是人类，心里面是动物”的句子。可是，这个翻译却把一大批外国人逗乐了。

我那外国朋友说，这个用来形容达赖的句子已经风靡英语世界，大家都在抢着用，如果西藏问题继续在全球发酵，这个句子有可能成为英语常用语而进入英语大辞典。不过，他忧愁地告诉我，每一个使用这个句子的年轻人好像都有自己的解释。他最后期望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够统一思想，明确词意。

我好奇地问，你们那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都有什么不同的解释？我的外国朋友说，我了解中国，自然知道这话是痛斥达赖的，不是什么好词儿，可我有些朋友就不这样认为。有些崇拜达赖的竟然说，啊，你看，连达赖的敌人都说他不是一般的人类，而是半人半兽的神仙。还有的说，达赖真好，原来有一颗兽类的心——你知道我们西方有很多人认为人类的心最邪恶最肮脏，远远比不上动物心灵美。你想，虽然动物和人一样自相残杀，但你什么时候看到动物使用恶毒的语言侮辱自己的同类？对了，我还有一个朋友来自印第安，他一听说达赖是“一只穿着袈裟的豺狼”，眼睛立马就泛光了，说自己要立即改变信仰，去拜伏在达赖的脚下，皈依藏传佛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先一直崇拜豺狼，他们甚至把自己宗族的衰弱归结到豺狼的渐渐灭绝。啊，还有一个女孩子说，啊，原来外表才是人类，我说每一次看他的眼睛怎么都炯炯有神，现在才知道，那敢情是那只狼心通向世界的窗口呀……

可想而知，这时的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根本听不见他后面在说什么了，哈哈……外国朋友一脸无辜地看着我，等我足足笑了三几分钟后，才严肃地说，米斯特杨，你笑什么？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认为你有责任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个词语解释清楚，什么叫“外表是人类，内心却是动物的”，我们西方人只知道你们的水饺外表是面皮，里面包的是肉。不知道你们中国人中也有用人皮包动物心的。你最好帮帮我们，我可以把你的解释贴到维基大百科词典上。这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是不是，米斯特杨？你不是一直告诉我，这些年，你们中国的年轻人总是从西方引进一些半生不熟的英文词汇，把中文弄得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中国人说出了一句名言，也是最有可能收进英语常用语的名言，我认为你应该认真对待，米斯特杨……

讲到这里，我也说不下去了，因为朋友的笑声从电话里传过来，让我担心他可能会笑得闭过去。我等了足足有五分钟，等他喘气的当口，我说，无论是西藏暴乱还是奥运火炬传递，都会过去的，但这个成语有可能永远留在英语世界里，你说，这个影响是不是很深远？！

朋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是，不过，老杨，你说的事挺重要，但我说的可不是这件事。

那你说的是啥事？我诧异地问。朋友叹了口气，老杨，我说的是王千源事件——这件事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可是在你好几篇长篇大论的文章中，我竟然没有看到你的任何评价，你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位女子，老杨，不会是你故意回避吧？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说，我要写小说，没有时间了。朋友马上激动地打断我，写小说？写小说为的是什么？你躲藏在虚拟的世界里？老杨，不应该吧，这个时候你要去写小说？你看看中国人都被现实折腾成什么德性了，谁还看小说？（《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我真是看错了你——你对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从来不放过，而王千源事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对中国形象等影响有多大，还用我提醒你吗？

我沉默了一会，说，可我现在脑袋已经钻进间谍小说里了，要退出来可能不那么容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朋友就不依不饶地说，不矛盾，不矛盾，就用你那写小说的脑袋分析一下王千源事件吧。

我停了一下，看起来是很难推托了，于是勉勉强强地说，那好吧，我就告诉你实话：王千源事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破坏中国形象……

天啊——朋友吃惊的惊呼即便是从大洋那一边传过来的，也差一点刺破了我的耳膜，老杨，我就知道你知道真相，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那可怎么办？

我小声地制止他，嘘！声音小一点，虽然木已成舟，大局已定，但我也不会坐以待毙，让我们国家蒙受这不白之冤，其实，我已经想到了办法，可以一举粉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夹杂兴奋、舒服和狂喜的叫声，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我知道，朋友激动得晕了过去。

我冷静地坐了下来，准备把我知道的真相披露出来。那么，中央情报局如何介入王千源事件？为什么介入？如何操作的？以及我想到了什么计策？是否有效？——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都知道，最近我的文章越写越长，我好多读者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们说晚上看我又臭又长的文章搞得自己无法安睡，有些看得眼睛都湿了，部分读者强烈要求我简短一些。所以，我决定对长文章实行文分两路。请大家持续严重关注间谍小说作家杨恒均为你继续揭秘中央情报局内幕之《王千源事件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阴谋》（下）】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韩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6.00元。

韩东是当代重要的诗人、小说家。1961年5月生于南京，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著有小说集、诗集多种，凭《扎根》获得当年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3年度小说家奖。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是韩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三位少年及周围伙伴的成长历程。“英特迈往”其实是一个生僻的成语，意思是“才智超群、举步向前”，是形容英雄状态的一个词。韩东不是阅读门槛很高的作家，曾号称“只要认识2000个汉字就可以读韩东”了，但这次他坚持要用这个阳春白雪的词作为书名。“本来的书名《小城好汉》总觉得差点力道，直到想到‘英特迈往’才觉得表现充分了。”

低调的韩东以前从未参加任何图书签售活动，这是第一次做巡回签售活动。在媒体见面会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清贫的生活，十余年如一日朴素的坚持上，但他似乎对此并不以为意，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他的写作。日前，记者在广州博尔赫斯艺术中心采访了韩东，谈起他的这本新书。

人只要活到一定的年龄，都是英雄

南方都市报：我开始以为“英特迈往”是指“英特纳雄耐尔”，因为这个词与小说的时代比较接近。我感觉你是故意用这个词来表达对时代的反讽。

韩东：对，这种误解也能成立。大家对题目理解的歧义非常多，包括英特网啊、英特纳雄耐尔啊，都挺有意思的。的确，英特纳雄耐尔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很熟悉。

南方都市报：你这个书的主要人物是朱红军、丁小海和“我”。朱是一个血性的少年，丁是坚忍不拔的平凡小人物，“我”则是一个正直但挺平庸的小人物。这三个人物的塑造和你想表达的那种“英特迈往”、那种英武挺拔的形象有什么关联？

韩东：实际上我对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英雄没有兴趣。说得通俗一点，我的小说就是为小人物作传。我觉得，普通人的生活如果有机会展开的话，也一样地让人惊心动魄。正式的传记基本上就只写一些英雄豪杰，不可能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作传，但小说这种载体就能做到。仅凭这一点，我就热爱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的主人公好像缺乏自省能力。他们对生活是无能为力的，只是顺应生活。这还能称之为“英雄”吗？

韩东：我觉得是英雄，但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雄。英雄我们一般都是用来形容主动出击的、然后成功的人士。“英特迈往”是一个形容词，我用它来形容普通人或者所有人。我在颠覆“英雄”、“好汉”这些概念，这个“英雄”，是指为生存而战的人们：谁都是英雄，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人这种存在，只要你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回顾一生，没有人是平庸的，都是英雄；这种英雄既有外部生活的起伏跌宕，也有内心的百感交集。

对生活无能为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艰苦卓绝。随便从大街上叫一个人过来，如果有可能让他敞开心扉，他又有表述能力的话，你听他说一下他的一生，那么很可能是很惊心动魄的。有更多在时代中被动的、消极的生存者，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生活给他们造成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

我们只对结果感兴趣，只对成功的人感兴趣。但是普通人的悲惨、普通人的重压却不为人知。他付出了血和汗、付出了眼泪和艰辛，却没有成功。更大的一个重压就是，付出了这么多，却毫无意义，不为人知：不仅别人不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说他是英雄，他还不敢相信。

南方都市报：你对这种看似懦弱的性格会不会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悲哀呢？

韩东：没有。可能我年轻的时候会这么想，会对一些积极的、主动的、行动的东西充满热情，但现在我不认为了。现在我觉得消极、被动、静止，都是“善”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精神的价值。

我越来越怀疑，什么是善的？我们一直要改造世界、要与丑恶作斗争、改变自己的命运、积极地向上，认为这才是好的，现在所有的当权者带着人们在这种动力的召唤下主动积极地行动，但这个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看到了，它造成很大的恶果。消极、被动、静止，比积极、主动、行动更让我觉得它有美感，它更是善的东西。

当历史成为特征和概念，很多东西就被挤压掉了

南方都市报：八十年代初有一个“严打”的历史阶段，但很少人谈到这段历史。是不是朱红军这个人物的塑造，很能表达处于那种癫狂时代的一种不可预知的命运？

韩东：我的书里谈到“严打”，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一场运动，它的对象是刑事犯罪分子。其深度和广度是很可怕的，要逮多少人、杀多少人，是有指标的。现代中国那么多场运动，如果针对的对象是知识分子的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总有一天会回归社会，总有一天会成为国家栋梁，总有一天他们会给自己翻案，他们是有话语权的人。但是这些底层的人，这些流氓、无赖、犯罪分子或者一些无辜的人，跳了个贴面舞就被判了死刑，却没人给他们翻案。

很多知识分子都在研究“文革”，研究一九五七年，研究相关的政治运动，但“严打”呢？谁在翻这个案？估计随着时光的流逝就消失了，受害人也不可能得到赔偿。

南方都市报：你并非想单纯地记录历史吧？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

韩东：对。我觉得任何历史，哪怕再远古，它都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可以复活的东西，所以里面具有复杂性，苦难的日子里有欢笑，重大的历史里有日常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我对历史的理解也就是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讲八年抗战，我们的概念好像它就是枪炮，就是和日本人厮杀；实际上不是，在这八年里面，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一天天中还是有老人死去，有孩子出生，有小孩长大，小孩学走路，小孩会说话……在这八年抗战里，每一天都有日常生活。在严酷的条件下，这样的日程生活是怎么展开的？历史当中人生存的智慧、欢乐是怎么样的？

就像今天，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大家只剩下一个概念的外壳，这是一个飞速发展时期，只剩飞快的计算机啊变幻的证券市场啊这些东西。在这个概念里已经把日常生活挤压掉了，我们每天体会的事情，比如聊天、走路、树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当历史成为一个特征、一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被挤压掉了。

南方都市报：你想做的是把这些挤压掉的东西重新还原，重新放在他们原来的位置吗？

韩东：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除了教科书中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离不开欢笑，离不开幽默。

经过了这个时代，就要写出相称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说你在这本书中想写一部平民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一部平民史诗？

韩东：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如果我写大人物，肯定也是这样写的，怎么吃饭，怎么便秘，怎么放屁，就是写这些东西，与他的风光荣耀结合在一起。我不可能只写他在大的历史背景中指挥若定。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写这个小说的起因和动机是什么？

韩东：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关。我活了这么多年，在我的经验当中有很多印象很深的东西，它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起因，我要把这些东西给写出来，一次写不出来要多次写。真正写出来以后，就会发现，写出来的东西大于我的经验。到了这个份上，我觉得就对了。

南方都市报：书有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在写七十年代末期。近来一些很重要的作家都开始回顾六七十年代，他们也都是就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个人史来介入。为什么你们都开始关注这个年代呢？

韩东：这实际上是因为作家年龄的缘故，他们基本的经验与历程是跟这个时间段相吻合的。如果想写一点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我觉得是很自然的。而且，每一个时代的人，你经过了这个时代，你要有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二战以后，德国人就不断地反省二战；苏联时期，有一大批写斯大林时代的作品。中国人的历史特别地波澜壮阔，但是文学与历史相比很不相称，说来说去，咱们就一部《红楼梦》。到了近代中国，有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和这个时代相称？有没有一部或者两部作品能和时代深刻的历史内涵匹配？没有。我觉得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失职。

所以，每位作家都有这样的野心，我觉得这个野心是很本能的：我经历了那个时代，我要把那个时代写出来，要写出相匹配的作品。实际上这一代人的责任跟野心完全吻合在一起了。可惜光有这种想法没有用，作品出不来。

南方都市报：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呢？

韩东：这跟个人的关系比较大，我觉得需要有天才的存在，要坚忍不拔地努力，要有一种很纯净的心态。要说聪明，中国人实际上是最聪明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的应对，那种见风使舵，那种趋利避害，那种深沉的智慧是非常了得的。缺少一种笨，这是妨碍中国成就伟大文学的一个很要命的东西。挺可悲的。

我能把我自己写出来，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你写作《英特迈往》时对它有什么期待？你希望它能清楚地阐释什么、表达什么吗？

韩东：我讲我写作的动力吧。年轻时代写作的动力可能是目标性的，蓝图性的，来自于前面的拉力。但我现在比较依靠的是一种身后的推力。如果问我有什么意图，可以说是没有意图，就是我在向自己靠近，我能把我自己写出来，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写什么样的东西，你不要有非分之想。这与一个人的思考、视野，还有整个人的状态都有关。

目前我并没有把自己写出来，我的余地还很大，还是憋得慌。我觉得，我的思考还没有流露到作品上，压抑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释放状态可能只是十分之一。如果我能够很顺畅地把自己的这种存在释放出来，那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比如说伟大的小说、为时代见证等等。这一切都包含在我个人这里。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写作生涯里，有没有一直都想表达的东西？

韩东：有，其实我对关系比较感兴趣，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理关系和心理关系，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特别擅长的一个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会不会在写作中警惕什么东西？

韩东：我最警惕的就是过于熟练和习惯。写得很顺畅实际上是刺激性的丧失，这是特别可怕的。我后来不怎么写诗了，就是因为没有挑战，没有刺激。有一种东西，它把你的能量全部唤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看重的是能量怎样发挥。目前长篇小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一想下一部长篇小说，就很兴奋，我想用全新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最早是以写诗成名的，写诗对你语言的训练对你写小说有没有帮助呢？

韩东：我可能对语言比较敏感，因为诗歌对语言的要求比较高，对语言的敏感也会延续到小说里。这可能是一个优势，但也可能是一个障碍，因为太注重小节了。所以我觉得更要松紧适度。

《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的代表作，是一篇相当怪异的短篇小说。它表面上讲述一个间谍故事，实质上则讨论了一个哲理问题。小说主角是中国人俞琛，他谋杀了一位精通中国学问的英国人阿尔贝，由这个奇特的情节，引出了作为隐喻符号的花园———而那个花园，并非实有其地，仅仅存在于纸上，指一部迷宫式小说。而所谓“交叉小径的花园”，就是指迷宫式的花园，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印象。

还有，法国米尔博写于1899年的变态小说《秘密花园》，细致刻画了一个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场，而这个刑场，就建在广州一座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里。“中国人是多么出色的艺术家，他们又是如此聪慧地将自然与他们精致的残酷相统一！”不过，作者的真正用意并非针对中国人，他实际上是以“秘密花园”为寓言，将批判引向欧洲人自身，引向人类社会自身，“秘密花园！激情、野心、贪婪、仇恨和谎言，法律、社会机构、公正、爱情、光荣、英雄气概和宗教：这些就是这个花园里给人类带来无穷痛苦的魔鬼般的花朵和阴森恐怖的刑具。今日之所见，同样存在于花园之外的世界；今日之所闻，同样响彻在花园之外的世界———花园只不过是这整个世界的写照。”

在米尔博和博尔赫斯心目中，中式园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而他们所以要将最美丽的花园作为邪恶故事的背景，除了出于小说技巧之外，恐怕更有着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吧。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西欧曾流行“中国热”，那是西方人最景仰中国的时代；而变化多端的江南园林，就是中国文明给予西方人的最直观最深刻的景象之一，对当时的欧洲园林风格也有普遍影响。但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勃兴，中华帝国却走向败落，此长彼消，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逐渐沉沦，由哲人王统治的开明帝国，变成专制主义的邪恶帝国；而园林作为十八世纪“中国热”的遗迹，作为中国情调的核心意象，竟沦落为罪恶的布景，不正与西方人对中国的妖魔化想像相呼应吗？中国是邪恶的，中国式的华美，不正适宜作为邪恶的衬托吗？

无论是“秘密花园”，还是“交叉小径的花园”，都不妨视为西方对中国的他者想像：既美丽，又邪恶，既梦幻，又暴力。这种矛盾的双重形象，是西方人不同时代的文化想像的层累积淀，是不同时代的中国幻象的叠加：美丽和梦幻的一面，代表了他们十八世纪的中国观；邪恶和暴力的一面，代表了他们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观。

顺带一提，法国片《爱我多深》里，在秃顶小职员的客厅，也就是莫妮卡。贝鲁奇饰演的妓女达涅拉肉弹横陈、春光旑旎之处，居然挂着一幅中国书法，写着“松石平泉”四字。“平泉”典出唐代李德裕的平泉庄，可谓中国古典园林的象征符号，代表一种隐逸园林的理想。到底是法国，到底是当年“中国热”最风行、汉学传统最深厚的地方啊，一纸“松石平泉”，毕竟保存了十八世纪中国园林审美的一点遗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