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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大选，美国变迁的标记

来到美国，却不太关心美国政治。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国了，从住地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往返，突然发现路旁出现一个新景象：有些人在自己住宅前面插上支持奥巴马或希拉里的竞选标记，留下两个非常突出的印象：

这些标记稀稀疏疏，内容仅是公布竞选人的网站，和台湾选举那种闹哄哄的景象相差太远了。

都说加州支持希拉里的人多，但是光从路边插旗的状况看，声势显示不出来。住地走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50分钟行程中，我只看到9个这样的标记，而其中七个是支持奥巴马的。

个人的印象是片面的，但也有值得思考的因素。与一些年轻人闲聊，好些人往往冲口而出说奥巴马体现变革；而奥巴马自己也是这样自许的。原来预计在预选中会轻松胜出的希拉里出乎意料被这个“新手”打得狼狈不堪！

如果再看看共和党，情形更为有趣。给老政客造成很大威胁的居然是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摩门教的信徒罗姆尼！

“人心思变”！这也许是今年美国大选最大的特点。伊拉克战争害苦了美国人；经济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牛仔布什的政绩太差；美国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情境。

奥巴马是黑人；希拉里是女人；罗姆尼信奉的摩门教在一些人特别是中国人心目中是邪教。不管能否最后当选，他们成了2008年美国政坛重要角色就是一桩重要的历史事件。20世纪，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美国人打算接受女人总统、黑人总统或摩门教总统！

女人当总统在地球村不是什么新闻，连人数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印尼都已有过女总统执政的历史。不过，回顾20世纪世界史，女人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时间不算太长。美国妇女是在1920年获得选举权的。不到90年，她们中的杰出人物要问鼎白宫了。

刚刚过去的一月份，有两个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有关的日子：一月十五日是他的生日；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是纪念他的全国公众假期：马丁路德金日。只有哥伦布、华盛顿和他享有同样的殊荣。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历史性的演说：《我有一个梦》，义正词严地宣告：“我梦见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站立起来，实现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目前不是享受一下清静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该实现民主的许诺了。现在该从种族隔离黑暗荒凉的峡谷走上种族公平的金光大道了。“45年过去，想不到十多年来，黑人相继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卿等军政高职以后，把摘取总统桂冠列为下一个目标了。奥巴马说得好：”种族和性别问题早已是昨日的话题，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这是20世纪美国改革的伟大果实。

与这些问题相比，对中国人说来更为陌生的是宗教状况。

在这次去美国之前，国内报刊灌输给我的观念之一是摩门教是邪教：多妻制，与警察武装对持……留在脑际的是一幅幅暴力和邪恶的图景。所以当新认识的朋友嘉猷和源远提及斯坦福大学有不少学生是摩门教徒的时候，真有点惊异。“邻居中就有摩门教徒，想不想跟他们聊一聊？”我怀着孩子般的好奇毫不犹豫地说：好！

在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小雨还没有停歇，嘉猷和源远两岁多自称“依依”的宝贝女儿抱着一盒礼物冲在前面，她要去找比她略大一点的比比姐姐。我们跟着她穿过草地，走到对面一百米左右的研究生家属宿舍，Nathan（以下简称纳）、 Suzanna（以下简称苏）夫妇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客厅，依依加入他们的三个孩子的游戏后，我们愉快地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摩门教是19世纪初从基督教内新兴的一个派系。创办者是纽约人Joseph Smith，他认为：“每一个教堂都有真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教堂拥有所有的真理。”于是决定创办自己的教堂。“摩门”其实是绰号，它的全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LDS） .《摩门圣经》是一本记录大约公元前600年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人的经历，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先知者 （Prophet）， 其中一位叫摩门。

我对摩门教最大的怀疑是传媒一再渲染的他们实行多妻制。他们的答复令我大吃一惊。纳说：“摩门教不相信多妻制，也没有多妻。早期的新教徒倒有多妻，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甚至提倡多妻，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苏补充说：“摩门圣经里说：”上帝的意愿是一男一女。‘“他们夫妇俩是一夫一妻；斯坦福大学600多信徒也没有实行多妻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留下他们实行多妻的印象呢？纳说：“多妻是人们对摩门教最大的误解。150年前，有一个派系分了出去，称‘基本’教堂 （The Fundamental Church of the Latter Day Saints）。是他们实行多妻制，造成误解。”原来摩门教有多个流派， “基本”教堂是个小流派， 只有有一千多人。还有一个 “重组”教堂 （Reorganized Church of the Latter-Day Saints/RLDS） 大一点，可能有50000多人；不过，这一流派的教徒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最近正和其他的小派系合并。摩门教主流派在全世界有1200多万信徒，其中一半左右在美国。以偏概全，错误的印象便在世界各地传扬了。

那么，摩门教究竟有那些与众不同之处？根据他们的介绍，我留下三点深刻印象：

第一。特别重视家庭。

他们有“永恒家庭”（eternal family） 的理念，相信死后还有生命，一个家庭是永远在一起的。所以摩门教徒通常子女众多。加上在基督教共同的“十诫”之外要求遵行“贞洁律法”，禁止婚外情，结婚前不鼓励有性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观念是非常传统的。此外，摩门教有一些忌讳：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不喝茶咖啡。讲究吃的健康，吃当季的食品。

第二。特别重视教育。

摩门教强调要发问，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力去发问，“探讨的过程中‘真理’会通过神圣的灵魂传递给你。”“不断的求上进直到终点”（press forward to the end），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于是他们对教育特别重视。摩门教办了一所杨伯翰大学（BYU），有33000人，在爱达荷和夏威夷都有分校。BYU的非摩门教徒不多，2000-3000人，大概百分之十。他们成立了一个“永久教育基金”（Perpetual Education Fund），穷人可以借钱上学。因为摩门教重教育，所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不少领导人是摩门教徒。

第三。奉献精神和制度。

纳说：“我们有所谓‘布施原则’（principle of tiding），把10%的收入捐给教堂。积极的教徒都会这么做。你不这么做不会被踢出去，但是我们觉得捐赠是一种福气。我们也有义务要服务。每个人都需要完成一项传教任务，男的2年，女的1年。”为此，纳到加拿大，苏到荷兰。苏的爸妈在非洲的加纳 （Ghana），到一所传教训练中心 （Missionary Training Center/MTC） 服务。“这些任务训练我们为他人服务的精神。教堂派遣的任务你可以拒绝，比如苏最近就拒绝了一些任务，因为实在太忙了。”

我问：“你们收到的钱用在哪些方面？”

纳的答复是：“摩门教从上到下都没有领工资的传教士。修建教堂，救灾项目，要是某支部的成员有困难，教堂也会资助。比如他们有一个朋友，年轻妈妈，四个小孩，快疯掉了，所以教会分支的领导决定出钱给他请一个保姆。另外还有刚才提到的教育基金，传教任务，BYU的补助（学费一年只有2000多美元，比起斯坦福的32000美元低很多。）”

我对这一教派还有一个很大的疑虑是他们对教徒的自由和财产是不是是不是严格控制？我旁敲侧击问了好几个有关问题。

我说：“你们是不是一个闭塞的团体，摩门教徒能和非摩门教徒结婚吗？”

纳毫不犹豫地说：“能，我的妈妈就改嫁给一个犹太人。”

他们解释摩门教“闭塞”的形象是有历史原因的。早期摩门教徒在美国受宗教迫害。密苏里州就曾立法允许杀害摩门教徒。因此摩门教徒必须聚集起来，互相保护。纳强调，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因为罗姆尼是摩门教徒而不愿意投票给他。摩门教徒都很积极参与教堂活动，喜欢和教友在一起，也许会给人一种封闭的印象。

“你们的支部有没有特别组织活动？”

“没有特别组织什么活动，……偶尔有些社交活动。”苏说他们还有摩门庙 （temple），只有积极的教徒才可以进去，也许这样给人们印象他们是封闭的。

在美国，教会不能参与政治。我问他一个私人问题：“会给罗姆尼投票吗？”

纳爽快地回答：“我比较倾向民主派，想给奥巴马投票。我觉得罗姆尼对移民的理念太偏激。我想要选一位会处理国际关系的总统，因为布什让我们美国太丢脸了，还有要关心环保，这两方面奥巴马和McCain都不错。罗姆尼竞选，我很高兴，但是不会因为它是摩门教的就给他投票。”

在交谈中另一令我吃惊的情况是许多摩门教徒身居要职。罗姆尼是商人，做过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爸爸是前密歇根州州长，他们是摩门教徒，都很成功，很正常。摩门教徒大部分是保守的共和党，但也有民主党的。Harry Reid是美国参议院的领导，民主党，摩门教徒。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也是摩门教徒；如此等等。美国公民对公众人物的监督非常严格，不同党派之间互相监督更是不留半点情面。如果这些人是惊世骇俗的邪教徒，不可能出任这些公共职务。

一次愉快的交谈结束了。自由散漫惯了，我不愿受任何宗教约束，加上从小就不信天上地下有神和神迹，虽然敬佩宗教精神，却不信任何宗教。这些“一面之词”给了我许多有益的知识。不论对摩门教或其他宗教，我都有许多盲点有待今后不断学习。

2008年2月2日写于洛杉矶国际机场，3月25日修改于广州。

刊登于《南方周末》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总榜】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沉思录（↑1）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2.明朝那些事儿（伍）（→）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8.00

3.求医不如求己2（→） 中里巴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4.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5.货币战争（→） 宋鸿兵 编著 中信出版社 38.00

6.于丹《论语》感悟（↑2） 于丹 中华书局 22.00

7.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1） 马未都 中华书局 29.00

8.做一个会说话会办事的女人（↑新） 赵晨苓 中国致公出版社 26.80

9.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2)（↑新） 砍柴人 漓江出版社 19.80

10.杜拉拉升职记（→） 李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6.00

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杜拉拉升职记 李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6.00

　　2.大象的眼泪 格鲁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3.踮脚张望的时光 寂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5.00

　　4.巫峡棺山：鬼吹灯II之四(大结局) 天下霸唱 安徽文艺出版社 39.80

　　5.匆匆那年(全二册) 九夜茴 东方出版社 29.00

　　6.天机(第三季)：大空城之夜 蔡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00

　　7.追风筝的人 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8.战局篇：圈子圈套(1) 王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8.00

　　9.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5.00

　　10.德云日记-我给师傅开车 赵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2.00

非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沉思录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2.明朝那些事儿（伍）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8.00

　　3.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4.于丹《论语》感悟 于丹 中华书局 22.00

　　5.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 马未都 中华书局 29.00

　　6.做一个会说话会办事的女人 赵晨苓 中国致公出版社 26.80

　　7.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2) 砍柴人 漓江出版社 19.80

　　8.男人不说.女人不懂 曾子航 南海出版公司 25.00

　　9.身体语言密码 （美）亚伦·皮斯等 中国城市出版社 39.00

　　10.35岁以前要做的100件事 张艳红 游一行 中国商业出版社 38.00

学术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悖论简史：哲学和心灵的迷宫 （英）索伦森 北京大学出版社 32.00

　　2.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中央编译出版社 16.00

　　3.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 （罗）马内阿 吉林出版集团 24.00

　　4.脏话文化史   （澳）韦津利   文汇出版社 19.00

　　5.论扯淡（精） （美）法兰克福 译林出版社 16.00

　　6.权力语录 (美)贝克   江苏人民出版社   28.00

　　7.德拉克洛瓦论美术与美术家 德拉克洛瓦 河北教育出版社 32.00

　　8.博尔赫斯谈话录 博尔赫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8.00

　　9.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 九州图书出版公司 38.00

　　10.匈奴史稿 陈序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80

【榜说】

图书的蝴蝶效应

每次面对静态的排行榜，作为榜评人在技术上不亚于“百家讲坛”，这回说说图书的偶然效应，比如排在榜首的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本来市场流量不过几万，但因为出版方将“温总理天天在读的书”作为图书最好的广益形象的广告，市场效果居然出奇好，直发出去20万册。出版方用中英对照和汉译本双管齐下，以达到最好的销售效果。在中国这样的图书市场的资讯系统里，一种图书的蝴蝶效应多少是存在的，一句话捧红一本书，再如陈丹青对木心的大力推介，也间接推动图书的畅销，但这样的一句话广告是可遇不可求的，它瞬间带动了整个出版资讯的“意外的收获”。

意外畅销的后面是图书环节里多个偶然性的作祟，比如名字，《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先不看图书的内容，或许出版者只是想打造一个《二十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的姐妹篇，不明所以的读者就直接买回家了。这个形象的“对接”恰恰是做了“女版”的顺风车。图书的用纸、装帧和名字都可能产生一个偶然的“印象错觉”，如帕幕克的小说，多少是难读懂的，有人把帕幕克同来辛做对比，两者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者未必比后者好读，但为什么在销量上却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别呢？一个很大的要求是大家对土耳其文化多少还有某种新鲜感，《伊斯坦布尔》会不会让你产生一种绚丽悠远的城市记忆的错觉，这种联想含义是多方面的，大家可以自由地当成一种符号。《货币战争》的畅销多少也和这种联想有关系，除了文本的好读，在名字的印象上也是占据了一个不小的便宜。任何畅销一被分析，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这些因素放大了畅销的惯性，从而使畅销开始自由滑行。

我们讨论这个畅销的偶然与必然，目的是要分析出畅销神话后面的偶然特征，据说当年《狼图腾》的初期评估远远不如现在这般乐观，只有个位数的数量级，谁也不明白一本不像想象那样好读的书怎么能卖掉几百万册，这类畅销可谓是在前段策划的前提的“自由滑行”，用这个标准看排行文化，《身体语言密码》、《做一个会说话会办事的女人》、《论扯淡》、《不生病的智慧》、《饮食定生死：国民健康的饮食真谛》等书的后劲都是不容忽视的，要知道，即使南美的蝴蝶挥动一下翅膀，中国有个叫庄周的人也是天天睡不好觉！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第三极书局、卓越亚马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光合作用书店等提供。

 

（4月10日-4月16日）

　　【小说】

　　书名 作者

　　不习惯的地球（Unaccustomed Earth） 拉希莉

　　小忙（Small Favor） 吉姆·布特瑞

　　冲动（Compulsion） 约翰拿·凯勒曼

　　上诉（the Appeal） 约翰·格里斯汗

　　属于我（Belong to Me） 玛丽萨·桑塔斯

　　心灵之变(Change of Heart) 朱迪·皮库特

　　十九分钟（Nineteen Minutes） 朱迪·皮库特

　　大象的眼泪（Water for Elephants） 萨拉·古闰

　　不存在的女儿 （The Memory Keeper’s Daughter） 金·爱德华兹

　　破晓黎明（Breaking Dawn） 史蒂芬·美雅

　　【非小说】

　　书名 作者

　　错位的身份（Mistaken Identity） 唐、苏斯、瑞恩等

　　最后一课（The Last Lecture） 瑞迪·保士

　　家（Home） 朱迪·安德鲁

　　美丽的男孩（Beautiful Boy） 大卫·萨佛

　　三杯茶（Thee Cups of Tea） 格雷·莫特森

　　吃，祈祷与爱（Eat, Pray,Love） 伊莉莎白·吉尔伯特

　　回首末日战场(Armageddon in Retrospect) 冯内古特

　　伊战真相（Moment of Truth in Iraq） 迈克尔·勇

　　高尚的自然（The Noble Wilds） 清海无上师

　　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 巴拉克·欧巴马

　　【榜说】

　　本周准备把目光放在非小说类图书中吧，亮点都在这儿。

　　《最后一课》突然登上亚马逊排行榜第一名，原因未知，可能读者纷纷被这本重病患者写的生命之书打动了吧。《家》终于登上了榜单。《音乐之声》女主角朱迪·安德鲁的这本自传曾被媒体夸赞了许久，它回顾的是朱迪小时候的生活。

　　冯内古特的小说集《回首末日战场》恐怕是榜单中份量最终的一本新书了，去年下半年冯内古特去世，世界各地都纷纷出版或再出版他的作品，当然这名美国文坛的反文化偶像最受人关注的还是《第五号屠宰场》、《猫的摇篮》等作品，《回首末日战场》是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对于战争与和平思考的12篇文章，这是第一次出版。这些文章充满了冯式黑色幽默，有对二战中德国古城德累斯顿遭破坏的回忆型散文，也有关于儿童暴力的尖锐故事，另外，本书还包括了冯内古特的最后一次演讲，书里甚至还收录了冯的素描画。当然，最引人注意的一部短篇小说是从未发表过的《奶油前的枪》，故事地点同样是冯无所不提的德国古城德累斯顿，故事中三名饥肠辘辘的空军飞行员被囚禁在二战中的德累斯顿的故事无疑让我们想到了冯自己被囚与该城的亲身经历。

没有“大书”，只有“秘密”

2008年忽忽过了三个月又几天，这一百多个日子，温度在最冷的7℃和33℃之间盘旋，出版业则经历了“诚品事件”———由于经营策略的改变，诚品书店与出版业者几番谈判，订立出新的交易规则名曰“寄售制”，人气集中在动漫区的台北“国际书展”，以及让政党重新洗牌的立委与大选，因为这场选战，马英九至少出版了《沉默的魄力》、《原乡精神》、《青春铁马向前行》等五本书，《马英九这个人》、《马经》、《看破马英九》等“批马书”也分庭抗礼，谢长廷的《逆中求胜》还一度成为金石堂书店的畅销书。

一到三月，在选举激情中被扫到边缘的出版业也经历了寒冷的冬天，最普遍的感受是“没有大书”，因为“没有大书”，《秘密》（一本讲述“心想事成”的正面思考的励志书）已持续热卖九个月，突破32万册，接下来则有《秘密》概念书接续登场，如《好事吸引力》，以及宣称是《秘密》的启发书如《失落的致富经典》、《万能金钥》，总而言之，《秘密》的发酵力相当惊人。

但要说“没有大书”亦不尽然，《追风筝的孩子》让胡赛尼成为国际超级作家，他的第二本小说《灿烂千阳》版权费因此翻了十番，说它是这一季书市最受瞩目的“大书”应当没有争议。如果以厚度决胜负，那么一月出版的法国小说“莫扎特四部曲”之《大魔法师》、《光明之子》、《火焰盟约》、《丰饶女神》堪称第一，三月出版的日本小说《不沉的太阳》上中下册也有一千三百多页。

“让畅销书再畅销一次”

1992年出版的《香水》让台湾人见识到德国人在冰冷的重工业之外，还非常之会说故事，但一直到2007年的《德语课》、《丈量世界》和《群》，德国小说才又一次让台湾读者惊艳，从此深深爱上，进入春天的台湾书市如今正燃烧着一股“德国小说热”，包括《群》姐妹作《海———另一个未知的宇宙》的出版，改编成同名电影的爆笑小说《男人都是智障》，以及费策克的《治疗》和《游戏》，没错，都是德国制造。

出版社如今也热衷推出典藏版或纪念版，《GOOD LUCK———当幸运来敲门》的黄金典藏版、《群》的十万册奇迹纪念版，它们都可望从畅销书升级为收藏品。《接近无限透明的蓝》是日本小说家村上龙的作品，它曾经失利，销声匿迹数年，如今重新上市却上了排行榜，面对衰退的书市，“让畅销书再畅销一次”加上“把当年能卖而未卖的小说翻出来重推”，于是成为出版社新的努力方向。

自由经济学大师傅利曼的经典之作《选择的自由》则重现江湖，资深出版人苏拾平曾经翻译过该书，那约莫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投资经典《漫步华尔街》全新改版，加入“行为金融”；另有一本经典之作，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的《公共人，再会吧》悄悄上市，对狂热于选举却冷漠于公共事务的台湾，这将是一本启示之书。重量级的出版还有《路西法效应》，作者金巴多为现代心理学代言人，他写的普通心理学是广为大学所采用的教科书，“史丹福监狱实验”则是他著名的实验，情境力量大于个人意志，天使变魔鬼，这就是《路西法效应》所要论述的。

看书为赚钱，有钱有幸福

或许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公共，只有个人的时代了，书市以两种面向反应，一是具有异国情调，诉求“个人小小幸福”的小书如《到英国喝下午茶》、《我不是一本型录》、《我爱呷片》、《荷兰，家居》等等，不断生产出来；一是简直可以用“倾巢而出”来形容的个人理财书。“发财”为人生最大的梦想，甚至是惟一的追求，以理财书为主轴的出版社一家接一家冒出来，书名也取得越来越直接：《简单变有钱》、《我靠基金钱滚钱》、《黄金这样买就对了》，看书为赚钱，有了钱，就有幸福。

书名是个有趣的观察点，咬文嚼字的时代似乎和恐龙一样从地球上灭绝了，如今书名担负的责任是直接传递讯息，或者作为一种保证，一种宣誓，非文学类书尤其如此，近期的代表作有《影印纸的背面不要用》、《字的设计有道理》、《绝不失败的电子锅蛋糕料理》、《不当大学教授的保险小子》、《非写不可，不写会死》、《人生难题的简单答案》、《看看英国人如何教出孩子的竞争力》，完完全全的“一山还有一山高”，接下来将如何演化也就令人特别好奇了。

4月13日是我到达悉尼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一年四季很少下雨的悉尼这一天细雨霏霏，天气宜人。大约有数千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出现在悉尼街头，挥舞五星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爱国留学生向澳洲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以及用标语向路人展示了发生在西藏的真相，抗议外国媒体特别是CNN等歪曲事实、诬蔑中国人，支持北京奥运火炬。澳洲警方统计人数超过一千，但有目击者说，实际人数达到五千人。虽然人数众多一度影响了悉尼的交通，但澳洲警方表示，游行秩序良好，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澳洲警察对这次和平的游行示威表示满意.

我没有去参加这次以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为主的游行，但过后收到了很多现场拍摄的照片，也在新闻上看到了，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我看到，很多学生举的标语牌上用英文写的口号清楚而理智。例如，一位中国学生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Riot is not Democracy （暴乱不等于民主），给已经享受了一百多年民主的澳洲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主课。

如此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让人惊讶的是，澳洲本地（指英文）媒体却低调处理，鲜有报道。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考虑，澳大利亚当地人（这里主要指多数白种人）如何看待这次游行。怀着这些疑问，我找到了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澳洲朋友。我希望他主要说一些负面的看法。他说了一些，我认为有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多数观点却是很偏差的，对于这些带偏见的意见，我一一作了驳斥。后面收录一些，供读者自己判断。

说起这次悉尼中国学子爱国大游行，我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次游行没有针对任何一个族群或者某一个正在表达意见的小规模游行，只是旅居澳洲的中国人（主要是中国留学生）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对奥运火炬的支持，从某种程度说也反映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崛起，让外国所有的人看到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这位澳洲人当即表示，这样的游行是合法的，但在一些澳洲人看来，却并不一定合情合理。说到这次澳洲主流媒体之所以没有大肆报道这次游行事件，他说可能是从澳洲族群团结、中澳两国友谊以及华人利益出发的。

他说，CNN和澳洲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不是澳洲的媒体；法国政府没有保护好奥运火炬，以及法国总统声称要抵制奥运会，好像也扯不到澳洲头上。再说，奥运火炬还根本没有来到澳大利亚，自然也不存在没有保护好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留学生就不能走上街头唱中国国歌和挥舞具大的五星红旗。这是澳大利亚，不是北朝鲜和古巴，这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允许任何人游行示威的国家。

这位澳洲人继续说，可是，你如果认为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走上澳洲街头游行示威就能够在澳洲人心目中提升中国大国崛起的国际形象，那就太小看澳洲人了，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澳洲媒体不就此事炒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激化矛盾以及割裂族群。他强调说，不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澳洲也是，而且有严重的族群问题。澳洲一直存在严重的白人种族主义，他们一直认为，那些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在我们的澳洲国旗面前宣誓效忠后却仍然心怀二意，他们在我们的国家澳洲享受了言论自由和游行的自由，在自己的国家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如果让那些种族主义者跳出来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将不利于澳洲的族群和谐，对于少数族群如亚裔和中国人也是不公的。

我当场批驳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连忙说，这不是他的观点，而是我让他说的澳洲目前有少数人的观点。我很不好意思，错批了他。于是鼓励他继续说。他说，事实上，对于有些澳洲人来说，几千名中国留学生涌上街头高呼热爱中国、保卫奥运，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北京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然而，看到这次游行的澳洲人却无不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更加骄傲。好多澳洲人自豪地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提升的是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全世界都看到，虽然以前澳大利亚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种族歧视的错误，但现在的澳大利亚已经进步了。——这不，澳大利亚不但让自己的公民享受言论和游行示威和结社的自由，而且，还让这些大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年轻人自由自在地走上世界大都市悉尼的街道。而且，澳大利亚白人警察一路为他们维持秩序，他们只管高唱中国国歌，手舞鲜红的五星红旗。

那位澳洲朋友笑着开玩笑说，也许有一部分澳洲人心里可能会嘀咕：怎么这么多中国人跑到我们国家来了？这些学生都来我们国家干什么？应该到中国爱国呀？绝大多数留完学也不肯回到中国，还继续申请绿卡，加入澳洲国籍——为什么呢？

我当然也向他解释了我的立场，指责说这种话的人是抱着狭隘的澳洲民族主义，要不得。说罢，我请他继续告诉我更多的澳洲人的反应。他说，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澳洲人风言风语，说，奇怪，怎么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举行游行示威表达爱国热情，网上说，连到一个法国商店（大概是指家乐福）门口的小型聚会都被人民警察驱散，可他们却不停地在我们的国土上又是游行又是示威？中国人都是这样享受游行和聚会自由的吗？这种民族能够崛起吗？值得尊重吗？

这位澳洲朋友还想说下去，但被我严厉地打断了，我大声地驳斥了他，我说：你说的这些澳洲人不再是民族主义者，而本质上可能是种族主义者了，——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澳洲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按照澳洲的宪法，和平的游行示威和聚会不但是每一个澳洲公民，而且是每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不分种族和性别的人的基本权利。你最好让这些澳洲佬（Aussie）好好读读澳洲的《宪法》。别一辈子生活在澳大利亚，却还没有我们这些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中国学生更加懂得这块土地赋予所有人的权利：在这里游行示威和到郊外野餐以及在大街上放一个屁差不多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需要勇气，只不过是人的基本人权而已。

那位澳洲朋友听了我义正词严的驳斥，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又来劲了，你自己说要听听不同意见，怎么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按捺不住了？我只好对他道歉，然后 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可这位澳洲朋友来劲了，他说，我不说了，除非你保证不要再驳斥我，因为这根本不是我的观点，我只是陈述一些澳洲人对想法和事实。除非你向我保证你不会发火，我才会讲下去。我真怕你像几十年前澳洲的那些愤青，还没有听完人家要讲什么，就骂爹骂娘的。

我只好干笑着向他保证。——对了，各位读者，你也得向我保证，别没有看完人家写什么，或者根本没有看懂人家写什么，就开骂了。我最怕那些以爱国的名义开骂的。否则，你最好不要继续看下去。

得到我保证的澳洲朋友继续说，对了，这次中国留学生在悉尼举行大规模的和平游行示威给了澳洲人一些启示。有几个澳洲人说，今年是中国的奥运年，澳洲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侨民很可能在近期找机会在中国最大的城市聚会，举行支持奥运会的和平游行，同时向中国人展示澳洲人如何爱国——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接着他的话说，按照中国的《宪法》，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在中国举行和平的游行示威，当然要要先申请有关部门的同意。如果申请不被批准，你自然就不能游行，否则，就是非法，结果你们大概也早就知道了。

他问，那我们澳洲人申请举行悉尼中国留学生这样的游行是否被批准？我说，我不清楚，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比我清楚，很多人都申请过，例如反日保钓大游行。

那位澳洲朋友点点头，很满意。我总结道，这次游行示威是和平的，是符合澳大利亚法律的，我认为很成功。澳洲的那位朋友说，是的，大多澳洲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和平游行是抱了平常心的，只是你问我，我才告诉了一些少数人的意见，不足为据。再说，澳洲也经常有类似的游行示威，例如反抗伊拉克战争等。我说，这倒是，心中也就感到安慰和放松。

然而，以宪法赋予的民主、自由权利搞定澳洲人容易，要说服另外一批人就不那么容易了。

游行结束后第二天，我的信箱就收到了一些中国网友发来的信件，有两封来自大陆东莞的网友的信，我从中看到了一些让我很不安的东西。这里把这封信抽出来，删除一些多余的语言，省掉姓名登出。在信件后，我也提出自己的回应，不是为了驳斥这位朋友，而是与大家商榷。这封信内容如下：

“杨先生，你到悉尼的第二天就爆发了悉尼留学生大游行，千万不要告诉我不是你暗中操纵和发动的，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你弄这样的游行示威没有什么不对，可能会流芳千古，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吧。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后来我们知道你为什么宁肯当无名英雄了。

“杨先生，当我们从网络上看到那个国家仅仅一个城市一下子有五千多个中国留学生涌上街头的时候，我们一起围在一部电脑前的打工仔打工妹都愣住了。啊，怎么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不是说到悉尼留学至少得一百多万人民币吗？这些人都是谁呀，他们看上去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可我们打工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块，有的才不到八百，要死要活，估计到死的时候就是把自己遗体先卖出去做科学实验，也永远看不到那么多钱。当我们放大那一个一个充满激情的年轻学子的照片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这是不是一个又一个贪官污吏的子女，是不是一个又一个赚取我们血汗钱的先富起来的纨绔子弟？也许我们偏激了，但你们那些留学生中绝对没有一个是从八亿农民以及两个亿工人家庭走出去的吧？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了，这样想，我们就开始失落，随即就感觉到气愤。

“杨先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你组织了这样的游行，是一种罪恶，因为它差一点熄灭了我们心中的爱国热情。要知道，我们从看到那次游行后就一直忍不住地想，那些和我们一样年纪不用工作却可以用一百万以上的钱去留学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青年们，他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我们爱的这个国家吗？杨先生，我们恨你，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那些青年学子的照片一一贴到网上，让我们使用人肉搜索引擎，找出他们在澳洲花费的那一百万的来路，看看他们的父母是不是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祖祖辈辈依靠辛勤的劳动养家活口。或者，杨先生，如果你能够任意选择那其中十个留学生的照片，只要能够证明其中五个的父母没有贪污腐败行为，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这样一封看上去义正词严的信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我想我就不私下回复了，我就在这里公开回答这位朋友如下：

不错，澳洲留学的学费暴涨，四年大学如果再加上高中一两年的话，费用早就超过一百多万人民币了，而且据我手头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在澳打工维生的比例极其低，大多是靠国内父母汇款完成学业。这些从中国大陆源源流入的钱成为澳洲大学和高中的主要收入之一。

但是，你信中指责这些来自中国的学子是什么贪官污吏的子女等，那是极其无聊，也是毫无证据的。我自己就认识一个留学生，他来澳留学的一百多万费用就是靠父母在南方打工一分一毫积累起来的。

再说，爱国不分身份，不管出身，更不能有贫富差别吧。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地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移民，外国人也非常惊奇，怎么都不相信这些富人和富家子弟是来自人均收入只有两千美金的中国，——因为他们的生活比平均收入超过三万美金的美国人子女要好很多。这一切只能说明我们中国迅速地不为人知地崛起了，这次游行也正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当然，你看到的只是一些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至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真正的华人华侨，他们根本和你们说的贪污腐败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大多靠自己的辛苦和智慧在异国他乡立足并发展。

另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别有用心，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地属于那个至今很少发出声音的八亿农民和两亿工人的群体，但我要严正地向你指出，在凛然的民族大义之下，在燃烧的爱国激情面前，你最好不要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和绝对权力等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

杨恒均 2008-4-16 悉尼

有一位冥顽不化的”搜狐网友”给我公开留言，透着是一位假装的或真实但愚蠢的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将旧作（《IT经理世界》应当已发表）贴在下面，这一次，我允许自由发言。反正，我知道批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要触犯很多愚蠢神经的。没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打算说服那些无用神经元。至于宣传部门嘛，只要搜狐博客不怕，我是不会怕的。

 

在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汪丁丁

这标题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喜欢它的丰富涵义，就用它做了标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克里希那穆提《最初和最终的自由》，于自强、吴毅译，史芳梅校，第147页，我读到了这句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争斗，一起消失。”接着，在同一页，我读到了这句话：”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中译本第146页）。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 “。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 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 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 “，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现在常有“愤青”、“愤中”反对中国的开放政策。但是，偶尔有机会面对面，我发现没人可以站在“愤青”的立场，跟我理性、平静地辩论超过三、五分钟。“看你身上穿的衣服、你所用的东西，然后再回家看看你家里所有的家具、电器，你工作场所的一切设备，你能讲出哪几样东西是160年以前中国原来就有的？”通常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就不回答了。

中国必须开放，不开放怎么办？

回顾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变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物质层面。但是若对物质方面的变化冷静分析，我们会发现背后很多是观念的、态度的、价值取向的、甚至是生活哲学等等方面的变化导致的差异。

只要承认自己落后，下面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所以，不承认人家先进，还不可怕；而不知道人家先进，才是最可怕的。

另外一件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发生在1998年的北朝鲜。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朝鲜。我们一帮外国学者参观完新义州后，当地政府特地安排小学生给我们表演。这应该是当地最高的艺术水平了，无论唱歌、跳舞都非常优秀，但一看孩子们穿的衣服，我就感到很悲哀。这支表演队应该是北朝鲜的面子工程了，可小演员们身上穿的却是中国贫穷地方开会时用的那种最廉价的化纤布。因为颜色不好看，透光、容易散线，在中国比较富裕的农村都不会用这玩意了。

表演的压轴节目是一首歌，整个表演队伍全部上场，用朝语、英文和中文三种语言轮换着唱，题目是“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我对这里的其他宣传，觉得还能忍受，但这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却让我震撼！写歌的人肯定不是孩子，而且可能是发自内心地创作了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题目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东方要学他，西方要学他；大国要学他，小国也要学他。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顶级的黑色幽默，但对那些孩子来说，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蒙昧的真诚。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一个国家若无开放，则绝无好的改革。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现代化，形式多样。但不管是鼓励外贸趋向，还是发展IT产业，或来料加工，最简单的区分，是以“现代经济技术水平”为标尺，是先来者还是后来者？对于后来者，或者后发展者，要想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什么最重要？当然，你需要钱、需要技术、需要人，什么都需要。但是，没有什么比需要真实的、尽可能完整或准确的资讯来源更重要了。信息（information），观念（ideas），别人给你的启发或者灵感（inspirations），学习的样板（models，），别人给你的教训（lessons）等等，所有这些，异常关键。

因此，尽可能准确和真实的信息的自由畅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进步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条件，其他方面的正确与错误，都无法扭转趋势。资讯是前提条件（pre-condition）。我们现在争论中国的这三十年做得好做得坏，预测下一个三十年会怎样，前提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哪些做法具备可持续性。社会政策方面，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环境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下一个三十年是否保持这样高速增长，目前尚难预测。但我们至少可以预测未来十五年中，过去的哪些做法还能继续产生正面的作用？哪些做法过去也许产生了好的作用，但是现在越来越产生负面的作用。下一个十五年应否继续下去？能继续下去的，会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跳板。对不能持续者，去改是必然。但怎么改？中国不仅要总结过去三十年，眼光还得对准世界，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总结这三十年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刺激中国下一步发展更为先进的想法（ideas）和启发（inspirations），以及更好的创新之源（sources of innovation）。创新源自何方？眼光要瞄准外面的世界，但这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拷贝。我不赞成国内的一种流行说法，“我们国情决定了”——就好像全球只有中国才有国情一样。其实，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向别人学习。中国必须要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哪些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能产生可持续的好效果。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与社会事务编辑高嵩根据访谈整理）

最近西藏出了很大的事情，有人要独立，要脱离中国。于是有人问：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是连达赖喇嘛也同意的事实，也是世界主要大国一致认可的；但西藏是不是永远’不可分割的领土’？却是值得我们忧虑的。外蒙古不曾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但是由于满清政府的不思进取，和一时振奋人心的’驱除靼虏’的错误口号，沙俄、苏俄势力的乘虚离间，外蒙古脱离中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

事实上，今天不仅有’藏独’、’疆独’、’蒙独’，还有’汉独’。李登辉、陈水扁不都是汉族吗？即便是那个台湾新出选的蓝色总统马英九，也声称独立是台湾人民的’选项’，而且还预设了大陆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说马英九是一个’准台独分子’，或者是一只’比达赖喇嘛更阴险的披着羊皮的狼’呢？

既然，台独不是民族问题，藏独也不可能完全是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用’领土归属’的讨论来解决的，即如’西伯利亚是三百年前俄国强占去的’，亦如’阿拉斯加是一百年前美国用钱买去的’，于今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天安门广场是祖国的心脏’，难道有主权的政府就可以在广场上为所欲为了？当前’诸独’气焰嚣张，主要还在于中国的政治有问题，而这是有根据的。

例如，四月二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张庆黎讲了一席《同达赖斗争，否则”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话。他说这场’平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赴藏工作组精心指导、参战部队英勇善战、广大干部顽强战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只要西藏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把达赖集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西藏一定会在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

发表在官方的《西藏新闻网》上的这篇言必称’胡锦涛同志……坚强领导、英明决策’讲话的对敌斗争语境，与温家宝希望达赖喇嘛发挥影响安定西藏的温和措词适成反照。这位山东基层知识青年出身的’驻藏大臣’的治藏方针是什么呢？是恐吓西藏人民惟’一心一意跟党走’，否则不仅’幸福生活付诸东流’，而且’就要……人头搬家’。这些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启用的’红旗、人头’，或曰’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之类的狠毒词语，就是文革暴力和武斗恶果的源头，就是中国走到’崩溃的边缘’的起步。读了张庆黎说的这些久违了的隔世话，更有藏汉对立愈演愈烈的不良预感。

说来，汉藏文化反差非常之大，吐蕃民族在公元六、七世纪兴起以后，一度四方征伐，而一旦皈依佛教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内敛虔诚、顶礼膜拜，笃信轮回转世的，而且与外界无争民族。我们这个几千年世俗无神中原汉族，则是’宗教鸦片’和’成王败寇’肤浅教条的天然信徒。藏民族在雪域中物质匮乏却内在宁静，产生了许多思辨卓越的智者，因此蒙古人历来是服藏族而不甚服汉族的，自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良师益友后，元朝十四位帝师 统统都是藏族；而今世达赖在西方讲经，动辄听众千数、万数、十万数，乃至成为与教皇保罗齐名的世界级精神导师，西方人和蒙古人实在是同样地识货。

藏族本分’卫藏’、’康巴’、’安多’三系，四川康巴藏族和甘青安多藏族的祖先是唐代以后’蕃化’了的西羌部落，他们自认与北方民族有血缘联系，故尔康巴与蒙古、突厥在藏语中同谓’霍尔’，实质就是中原之谓北方民族的’胡儿’。而元蒙、满清两代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康巴历来有亲中央政府的心态。民国以后设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归四川军阀刘文辉管治，也与康巴相安无事；而当初组建’西藏共产党’的要员也多出自康巴。

然而，唐宋元明、满清民国都能’因俗而治’善处西藏，为什么独独毛泽东的共产党与它搞得水火不容呢？原因还并不在于’共了富人的产’，而在于共产党处处喜欢干预别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又偏偏特别仇视各种宗教；而藏族是一个精神高于物质，来世重于现世的人类群体，因此就与共产党特别格格不入了。

五十年前，共产党首先在康巴地区推行’民主改革’，而相当重要的改革矛头是针对寺院，因此激起一九五七、五八年间康巴暴乱。后来，一些起事失败的康巴聚集到拉萨，他们就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全面叛乱的主力。从此，在原本最亲汉亲中央的康巴藏族中，产生出了一批最激烈的藏独分子，这是共产党不可挽回的错误，也是撕裂藏汉两族的一个起头悲剧。

近三十年前，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明智派对治藏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而今天的共产党吸取教训了没有呢？请看张庆黎四月二日还说：’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把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作为前提，把统一党内和干部队伍思想作为关键，把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作为基础，把强化青少年教育作为根本，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主题，把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点，把加强社会管理作为保障，把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作为核心，不断夯实反分裂斗争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筑牢反分裂斗争的钢铁长城，努力夺取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

这些’前提—关键—基础—根本—主题—重点—保障—核心’，都是笔杆子们的修辞，内容则大都不离枯燥的’教育’二字，实质则是’强化—促进—夯实—筑牢’毫无效能却又是胡锦涛最爱的’意识形态管理’。其中’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是要以经济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尽快把藏族纳入世俗汉化的生活；而’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则体现了胡锦涛处理宗教问题的左倾蛮干路线。

本作者行笔至此，网上又传来四月二日四川甘孜出事，原由是政府强制推行新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但东谷寺的喇嘛们拒绝奉命谴责达赖喇嘛，于是军警逮捕了两名持有达赖喇嘛象的僧人；结果东谷寺近四百名喇嘛去当地政府示威，另有约四百位民众响应参加，官员同意晚间八时释放被捕者，僧民才散去；结果政府没有按时放人，僧民又重新聚集，军警则开火，据说有多人死亡，还说死者都是有名有姓的。

笔者没有眼见为实的证据，但以张庆黎说的’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甘孜东谷寺发生反抗教育，乃至发生’参战部队’开枪滥杀事件，则是有线索可循的了，中国的边疆政治的确出了问题。之于北京的那些毫无创意的党首们，西藏是他们手中捏着的麻雀，台湾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树上的麻雀。我看他们是要雷厉风行地把手中的麻雀捏死，然后把树上的麻雀吓飞，做了真正的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才心安理得。

二○○八年四月四日

附【西藏新闻网记者高玉洁、旦增】张庆黎：同达赖斗争否则”红旗落地人头搬家”

四月二日上午，在平息拉萨市”三·一四”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西藏社会局势不断好转的重要时刻，自治区党委、政府再次召开全面深入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全面深入扎实地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夺取这场反分裂斗争的彻底胜利，确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确保全面建设小康西藏各项事业顺利进行。

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主持会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武警总部副司令员霍毅、成都军区参谋长艾虎生、武警总部副参谋长牛志忠、全国妇联副主席巴桑及自治区领导张裔炯、郝鹏、董贵山、王增钵、巴桑顿珠、吴英杰、王宾宜、崔玉英、洛桑江村、白玛赤林、金书波、尹德明、公保扎西等出席会议。

张庆黎在讲话中说，三月十四日，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的策划煽动下，拉萨市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损失严重。这充分表明，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尖锐复杂时期。达赖集团终于撕下了”和平”、”非暴力”的面具，同我们面对面地展开激烈较量，成为影响西藏发展稳定的最大障碍和最现实的威胁。

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面对严峻斗争形势，坚决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统一思想认识，形成统一高效的指挥系统；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事态；加强协同作战，形成强大战斗合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打牢斗争基础；强化舆论引导，积极打好宣传主动仗，取得了这场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目前，拉萨局势趋于平稳，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赴藏工作组精心指导、参战部队英勇善战、广大干部顽强战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特别是西藏广大离退休老干部，和我们党长期风雨同舟、合作共事的党外领导干部以及宗教界爱国爱教人士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充分说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有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险，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西藏的历史不容篡改，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只要西藏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把达赖集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西藏一定会在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张庆黎指出，面对开始好转的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西藏的稳定基础还不够牢靠，一些事关稳定的关键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西藏上下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关于西藏稳定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思想上毫不放松，行动上绝不松懈，切实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要深刻认识到这起事件是达赖集团蓄谋已久、长期准备、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分裂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要深刻认识到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没有一点改变，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中国；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时加强戒备，处处严加防范，决不能让达赖集团的阴谋得逞；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下决心做好强基固本的各项工作。这次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同达赖集团进行的渗透和反渗透、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这场斗争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社会稳定，关系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能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有力地开展这场斗争，是对各级党政组织和党政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张庆黎说，拉萨乃至西藏当前的局势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乘势而上，彻底平息事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西藏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讲政治、顾大局，站在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全面深入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在巩固西藏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尽快把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确保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之前以开放的形象、良好的环境迎接国内外游客。

在工作要求上，要全面、深入、扎实，把各项工作往细里做、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前面推。一要保民生，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二要保服务，尽快让群众方便无忧；三要保旅游，尽快让国内外游客进藏观光。

张庆黎指出，西藏上下要集中开展党员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集中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确保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抓大头，下功夫抓好农牧区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的集中教育活动；抓重点，在机关、学校、企业、城市社区等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中教育；

抓班子，全面整顿和建设基层党组织；抓关键，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加强”三个离不开”的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加强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用事实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擦亮眼睛，看清楚达赖想干什么，看明白达赖都做了些什么，真正让群众懂得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道理，不断打牢反对分裂的群众基础。

张庆黎指出，发展和稳定始终是西藏的两件大事，没有稳定难以发展，没有发展难以有长久的稳定。我们必须坚持稳定和发展两手抓，做到两促进、两不误，绝不能让这次事件迟滞西藏发展进步的步伐。当前要突出抓好春季农牧业生产，迅速掀起春季农牧业生产高潮，为实现全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开好局；要狠抓项目落实，确保近期再有一批新的项目开工建设；要下大力气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特别是要做好各种物资的供需协调；要全面抓好改革开放，努力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总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管达赖集团如何变换手法，怎样破坏渗透，我们都能始终稳如泰山、坚如磐石。

张庆黎强调，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各地市、各部门党政一把手一定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切实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忠于职守，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经受住这场血与火的考验。对违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最后，张庆黎说，经历了这场浩劫的西藏人民，倍加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更加体会到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我们坚信，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无限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有无比温暖的祖国大家庭，有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和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公安民警，有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同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我们一定能够粉碎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搞乱西藏的阴谋，彻底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迎来西藏更加美好的明天！

最近一段时间，对我们高等学校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教育部布置的所谓“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为了应付检查和评估，许多大学都是从上而下大规模造假，形成“造假风潮”。几年前的试卷，重新挖出来加工润色；历史上的缺项，干脆“仿古创造”。本来，因为评估专家多也是在别的大学里面工作的人，很难看不出造假的痕迹，可是因为“和谐第一”，“稳定压倒一切”，加上“红包”滋润，结果你好我好，造假的和看假的双方都心照不宣，默契到预定的“结论”上来，活脱脱一出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现代版。这种系统性的造假活动，首先是进一步亵渎大学精神，让学术殿堂斯文扫地，其次是把广大教师累得个半死，好长一段时间干不了正事，再就是硬生生创造一个很大的腐败空间。

这种检查和评估技术挂帅的色彩很浓，讲究详细的提纲甚至讲稿，讲究教学内容“三年早知道”，讲究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鼓励幻灯片教学，讲究“课件”建设。结果，有些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变得一直盯着计算机屏幕念课件，完全“无视”讲台下面的同学，大学教学的风采荡然无存。如果西南联大闻一多、王竹溪这些大师当初需要面对这种违背大学精神的“教学检查”，一定难以通过。事实上，要是他们需要面对这样的评估，也就不成其为大师了。特立独行的陈寅恪教授一再标榜“书上写过的不讲，以前讲过的不讲”，并且他的这一陈述，从理论上说一直到现在还是广受称颂。可是如果现在再出现一个陈寅恪教授，你叫他怎么通过这种要求教学内容“三年早知道”并且提纲和“课件”必须上网或者存档的“教学检查”？

事实上，抗战八年期间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以及其他一些大学，之所以能够成就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和丰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允许大师们和校长坚持大学精神，婉拒教育部统一全国教材之类的外来行政干预。

难怪我们的大学现在流传着一则谐音格谜语，谜面是“本科教学评估”，谜底是“洲际导弹（周济捣蛋）”。按照我的观察，在听到上面这则谜语的时候，几乎所有教师都会发出会心的苦笑，多数院校领导也会发出无奈的苦笑，没有什么人愿意为教育部部长周济鸣不平。可见这种“本科教学评估”在我们的大学如何不得人心。可是在一竿子垂直捅到底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之下，不管它多么不科学，不管它多么不符合大学精神，不管它多么不得人心，下面却不得不照着做。善良的朋友呼唤当代的大师。可是现在，只要你在我们的大学教书，原则上就要接受这种亵渎大学精神的检查和评估。哪里容得了什么大师？

好心人会说，本科教学评估虽然劳民伤财，但对于规范高等教育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确，这一评估如果做得好，对于一些教学工作因为扩招和升级而迅速滑坡的学校，有一定的震慑和促进作用。但即使这一评估做好了，它规范教学的积极意义和亵渎大学精神的负面影响究竟孰轻孰重，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何况，尽管场面上总是皆大欢喜，尽管结论差不多总是九个A一个B那样漂亮，这些评估已经催生出许多扭曲人文精神和侵蚀核心价值的现象。六位大学校长分列两旁，众星捧月地与评估组一位小秘书合影，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MR扫描切片而已。

有一种意见说，对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抱怨比较多的是教师，而学生却多半叫好，没有多少抱怨。是不是这样，实在可以商榷。但退一步说，至少我们都知道，许多学校为了迎接评估而不得不大面积地造假，发动了许多学生参与。如果我们的学生牺牲了读书、锻炼、游乐甚或只是遐想的宝贵时间，却在某种扭曲核心价值的使命感之下参与造假，内心竟然没有迷茫，竟然没有怨恨，那不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什么时候我国高等教育行政主导的格局不再，则青年幸甚，国家幸甚。我就不相信没有这种教学评估，一所好的自己作主的大学，就会自甘滑坡。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罗素先生曾说，在追求真知时，宁愿要聪明尖刻的敌人，也不要糊涂和气的朋友，只有前者才能让你完善自己，而后者的作用是麻醉你。作为社会整体，何尝不是如此？牛虻式的叮咬有助机体保持活力。学者贺卫方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只牛虻，常读他文章的人可能早已体会到他对中国法制进步的影响力，他表达意见的方式在我看来，现在其实已经相当温和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一些人把他看成“出格”的批评者。

不少图省事、讲效率的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总是想到让他闭嘴。还好贺卫方继续在发言，不然的话，下面这段对中国的形象极为正面的评价就不存在了。

贺卫方几天前赴德参加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年大型系列活动“相遇中国”，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谈到中国的言论自由时，他说：“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批评家的这种赞美才有意义，我想，许多德国人听到贺卫方这样说，对中国的印象会更好。当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比如，消音所有的批评，像贺卫方这样的批评者，不让他上课、媒体不许用他的文章、屏蔽其博客，然后对德国人说，你看，全是赞美与同意的声音，证明人民很满意，所以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说实话，这种活你干得汗流浃背，别人也不信。接下来的日子里，千万别丢了贺卫方的面子，不要他的话音未落，博客又开始删了。

正因为贺卫方先生认为自己有了批评的自由，所以他的赞美才更加可信。到了中国人普遍接受且实践这句话时，那时候的中国更会让全世界发自内心地尊重。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批评家，但是我们在私下谈话时，处境与批评家是一样的，你总是要批评或被批评，总是会碰到与你观点完全不同的人，这时候，你得充分尊重对方，而不是扣帽子、脱离事实与逻辑喊口号。比如近来声势惊人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不少人认为这种抵制合理性欠缺，受害的只是自己的同胞。激情中的这种理性思维是很重要的，可是有被淹没的趋势，在我的博客上，支持抵制的人甚至留下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安静地抵制，家乐福也许无辜，但必须有一个突破口，通过这些企业，进而给法国政府压力，不是更合适吗？”这是激情即将失控的危险信号，似乎只要是表达“爱国情绪”，牺牲无辜也是绝对正确的选项。这种“爱国情绪”若无批评的制衡，不能带来一丝一毫的赞美。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