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当选的马英九还敢向中共打民主牌吗?

八年,两次政党轮替,台湾民主再上城楼,祝福台湾!

在凤凰卫视看台湾大选,人群、手势、旗帜,锣鼓、爆竹、歌声、演讲、呐喊……宏大的场面和激情的爆发,在我看来,民主国家的定期大选日,如同最为盛大的公共庆典,不仅是胜利者的群情鼎沸,就连失败者的悲情与眼泪,也是这种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大选揭晓之前,尽管绿营不断制造“奥步”,又有西藏事件的冲击和李登辉挺谢的临门一脚,但我知道马英九赢、谢长廷输,只是我想不到蓝绿选票会如此悬殊,马胜谢221万张选票!

蓝营的盛大庆典与绿营的凄凉结局,并不能证明国民党的出息,而只能证明民进党的没出息。国民党如果有出息,早该在2000年败选后就不再容忍连战的厚脸皮,而让马英九出任党主席并参加2004年大选。四年前,以民进党政府之烂,陈水扁格局之小,如果是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参选,今天的大选就不会是争取政党轮替而是争取连任。

虽然,58.45%的民意支持,可以让马英九在国民党内部的腰杆更硬;国民党在立法院中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让马英九政府少受制肘;连战踏过的人民大会堂红地毯铺路,可以为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提供更灵活的空间。然而,即便马英九真像他竞选时许下的诺言那样,抛弃陈水扁的台独诉求,而走不统不独不武之路,也无法带来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转机,更难突破“台湾孤儿”的国际困境——除非象他在野时那样,1,坚决反对“反分裂法”;2,真的向中共打“民主牌”。

我认为,两岸关系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民族主义作祟,也不是美国作梗,而是两岸之间巨大的制度差异所致。台湾在国际上的悲情处境,正是硬实力大增的中共政权的强力围堵的结果,它见证了独裁强权的霸道。而美国,基于中美关系和当前国际关系现状的考虑,也只能强力维护台海现状。所以,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都将面对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曾经遭遇过的国际困境,马英九当然也不会例外。如果马英九将来也要在出访时过境美国,必然也要遭遇种种麻烦,也休想再得到他2006年3月访美时的高规格接待。

虽然,胡温为了减缓国际社会对《反分裂法》的疑虑,再次使出统战策略,优待在野的国民党,邀请过气政客连战访问大陆。连战访问大陆的十足媚态,让胡锦涛非常受用;胡锦涛自然要恩赐给连战最后的“政治辉煌”。但连战踏过的红地毯,作为台湾总统的马英九未必敢踏,中共也未必邀请他来北京。因为,中共决不会承认马英九是台湾总统,只要马英九拒绝“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称谓,也就不要想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何况,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处在颠狂状态,中共也认为自己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那种独裁化的大国傲慢,连西方大国都要有所求,小小的台湾岛更不再话下。所以,中共对台政策决不会因国民党的重新执政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仍然是经贸收买、统战攻势、国际围堵和武力恫吓的四管齐下。

这四大招数,台湾人喜欢经贸收买,反感武力恫吓和国际围堵。在我看来,从现实效果角度的讲,武力恫吓是“稻草人”,国际围堵才有实效。

武力恫吓之所以无效,首先在于它没有国际合法性,打台湾必将招致国际的孤立和制裁,甚至带来美日联盟的武力干预。所以,在《反分裂法》遭遇强烈国际谴责的情况下,胡温才迫不及待地上演“胡连会”,并放弃“不得干涉内政”的传统论调,第一次公开邀请美国来“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其次在于中共权贵们害怕后院起火,导致现在好日子的丧失。胡温知道,在国际环境基本和平的条件下,当下中国的主要危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稳定第一的既定方针,自然也包括国际环境的稳定,决不允许外部因素变成引发内部爆炸的导火索。而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超强难度和巨大风险,就目前中共的硬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言,至多是试射导弹的恫吓,真刀真枪的武力攻台绝无可能。所以,“反分裂法”和几百枚导弹听上去很吓人,但也就仅止于恫吓而已。中共坚决反台独,主要原因不是对统一大业的坚定,而是害怕台独将把中共逼入死胡同:打与不打,都将是中共现政权承受不起的代价。

国际围堵之所以是中共打压台湾的最具实效的招数,就在于中共政权具有国际合法性。首先,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而且没有一个大国承认台湾拥有独立主权。其次,中国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位置,有能力在联合国阻止任何“台独”的提案。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博弈与普世道义之间的悖论。基于利益,没有道义合法性的专制政权,却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地位;具有充分道义合法性的民选政权,却没有国际上的主权合法地位。人权记录极差的独裁国家,却可以变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也曾被排斥在人权委员会之外。正是在这种冷酷的悖论中,民主台湾被拒之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大门外,而所有的专制国家、乃至少数暴政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

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即便美国把台湾视为战略盟友并明确承诺协防台湾,即便前总统克林顿赞美台湾是“亚洲的一个成功故事”,现总统布什称台湾为大陆提供了民主示范,即便其他自由国家也对台湾的民主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但这一切就是无助于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可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和支持台湾向大陆打民主牌,但反对陈水扁政府企图改变两岸现状的任何动作。何况,现在美国的亚洲战略需要中共政权合作,更不愿意看到过激的台独举动把美国拖进两岸危机中,美国怎么可能支持“台独”!正因为如此,陈水扁的一系列台独举动,不仅是挑战中共,也是挑战美国,布什政府不得不屡屡给陈水扁脸色看。

于是,台湾人看到,台湾的邦交国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大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它们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的金钱外交,一旦中共出更多的钱,这些小国就会转向中共。中共的国际围堵使台湾无法进入任何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性组织,不要说台湾要求加入联合国,就是加入WHO的诉求,也屡屡搁浅。甚至在引发全球性恐慌的SARS危机中,世卫组织也无法堂堂正正地帮助台湾。面对如此醒目的国际现实和普世道义之间的悖论,台湾人的内心悲情肯定无法抑止。

更令台湾人不爽的是,代表台湾的形象和尊严的民选总统,无法以官方身份正式出访绝大多数国家,而只能巧立名目地搞灵活外交。前总统李登辉去美国要在飞机上过夜,就要下台的总统陈水扁去美国只能玩“过境外交”,副总统吕秀莲只能以“休假外交”出访印尼,甚至,已经是平民的李登辉去日本也要经历诸种曲折。

此种被孤立被矮化被边缘化的悲情处境,既是台湾政府的困境,也台湾在野党和全体台湾人的困境。2006年3月,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访美,尽管他受到美国政府的高规格礼遇,但他并没有陶醉在“高规格”的氛围中,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台湾的国际困境,仍然想以“台湾悲情”打动美国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2006年3月24日,马英九应邀在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其主题就是台湾从未摆脱过的悲情。他提到台湾一百多年来的三大悲情事件:近代,台湾被割让;现代,二二八血案;1979年以来,台湾变成国际孤儿。马英九指出,百年前的“马关悲情”已被光复化解,半个世纪前的“228悲情”也被民主进程吸收,剩下的只有“孤儿悲情”延续至今。他表示,如果中共连一点国际空间都不给台湾,那就等于逼反台湾人,不要说台独,“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人都会反。”马英九呼吁中共给予台湾更多的国际空间,否则“后果要自负”。由此可见,马英九决不会用矮化台湾的主权地位来讨好中共,在野时不会,上了台更不会。

如果中共仍然不改变围堵策略,台湾人的“孤儿悲情”只能愈演愈烈,其民意也就会离大陆越来越远。所以,在野时期以及竞选中的马英九谈到两岸关系时,反复强调五点:1,从促进台湾经济复苏的角度出发,主张“三通”和“自由行”,以扩大两岸经贸关系。2,在台湾的定位上,他主张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国家不需要独立两次。台湾未来地位要有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决定。3,在国际关系上,他致力于突破中共对台湾的国际围堵,不断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4,对中共的武力恫吓,他坚决反对《反分裂法》,要求中共政权撤除导弹,然后就建立军事互信和签署和平协议展开谈判。5,他毫不隐讳自己的“反共不反华”的立场,是唯一每年出席纪念六四的台湾政要,他把大陆的民主化作为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前提。

马英九的这种立场,大致符合台湾的民意。由于两岸在经济水平上差别悬殊,在制度文明上更是天壤之别,在社情民意上也越来越隔膜,特别是面对制造过六四大屠杀的中共政权,除了与大陆做生意赚钱之外,台湾人不想与大陆发生其他关系。台湾人希望离独裁大陆越来越好,似乎愈远愈安全,即便是大陆人争自由要人权的事业,也与绝大多数台湾人无关。但在现实层面上,历史形成的两岸关系,使台湾又无法远离大陆。于是,台湾人太想远离大陆却又无法远离,只是在这种现实约束下,台湾的主流民意才倾向于维持现状。这才是最大的台湾悲情。

马英九当选后,许多人乐观地预测两岸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我看来,只要中国的独裁制度不变,只要中共仍然把台湾看作地方政权,两岸关系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即便假定马英九想与中共套关系,台湾主流民意也让马英九不敢。即便假定中共也想善待马英九政府,马英九也必须表现出与连战迥然不同的立场和风格。

在我看来,2005年访问大陆的连站,决不是民主台湾的政治人物,而是威权体制培养出的小政客。所以,他才能以令人目眩的媚态朝拜大独裁者。进了人民大会堂,连站没有抗议几百枚导弹和《反分裂法》,也没有向大陆民众介绍台湾悲情;他非但白白放过了向中共打民主牌的机会,反而盛赞中共改革的成就;他用独裁者的表面礼遇来凸现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最后辉煌,那首大陆少先队献给“连爷爷”的迎宾曲,已经变成了海内外华人的笑谈。所以,连战让国共两党时隔五十多年的首次握手变成了中共通吃的零和游戏。

我以为,具有优势国际地位的中共政权,把台湾被逼入“国际孤儿”困境,向外界展示的仅仅是独裁政权的蛮横,却没有台湾悲情的动人力量,丝毫无助于争取台湾的民意认同。非但不能为缓解两岸紧张关系带来任何实效,只能在无奈的窘境中用毫无实效的反分裂法和熊猫秀来硬撑。

只要大陆的一党独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便拥有再广袤的领土、再庞大的人口、再优势的武力、再高速的经济、再有利的国际地位,也争取不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也无法让美国改变其台海政策。所以,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从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到政治上的“终统”和“修宪”,中共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台湾朝野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却苦于无计可施。除了无效的文攻武吓之外,再也拿不出柔性的吸引或强硬的征服的办法,就连“熊猫秀”人家也拒绝配合。

事实上,这么多年的经验证明,无论两岸的未来关系如何定位,但人间正道只有一途:从大陆的角度讲,中共政权首先要进行内部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这不仅是说服台湾民意的最好方式,也是在国际上赢得道义优势的惟一方式。中共政权只有让台湾看到大陆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和行动,两岸的真正谈判才有可能的开始。从台湾的角度讲,再也没有比台湾对大陆打民主牌更光明正大的了。只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才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一种真正的安全感,也才会平息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大陆一天不自由、不民主,两岸关系就一天没有这种安全感,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担心就一天不会消失。

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马英九的反共立场最清晰、也最始终如一。他具有强烈的“六四情结”,数年来一直坚持出席台湾纪念六四集会,也多次公开表示:六四问题不解决,两岸不可能有政治谈判。2006年访美时,他还表示,假如中共开党禁,国民党将去大陆发展。他在2006年3月27日接受自由亚洲台采访时说:关心民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

陈水扁的大陆政策是单一的,即用不停顿的小步走“台独”来测试中共的底线,同时还要争取美国对台独策略的谅解,但是,随着中国的实力大增,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北京高调反台独可谓“名正言顺”。

马英九在野时,我曾高度评价他对中共打民主牌的政治远见。在我眼中,马英九已见雏形的两岸政策是:一方面,维持现状、加强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拓展台湾国际空间;另一方面,用制度之争来定位两岸关系和争取国际支持,把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作为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让台湾的大陆政策与美国的人权外交相配合,从而使台湾问题变成大陆政治改革的催化剂。如果北京高调反对作为台湾总统的马英九祭奠六四亡灵,那就将陷于三重困境:有违于美国对两岸互动的期待,有违于大陆的民心所向,也只能把台湾的主流民意推得更远。

就中共政权的本质而言,与其说它怕陈水扁的“台独牌”,毋宁说它更怕马英九的“民主牌”。就台湾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二者相比,民主牌显然比台独牌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台独牌不具有国际合法性,因而也缺少现实可行性,其操作空间也越来越狭窄。民主牌既是台湾对大陆的绝对优势所在,又具有充分的普世合法性,因而也就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既然台独牌和民主牌都要得罪中共,那么,与其打台独牌得罪,不如打民主牌得罪。前者的得罪是三重的,中共政权,大陆民意,美国政府。后者的得罪是单向的,仅仅是中共独裁者。民主牌却能赢得大陆民意和美国支持。只要台湾问题能够推动大陆的民主进程,就会出现最理想的三赢局面:台湾、大陆和美国,三方同时获益。所以,马英九打民主牌的政治选择是富于远见的,最应该成为台湾朝野的共识——以一个声音促进大陆民主化。

就在大选临近的3月18日,绿营抓住“西藏事件”抹红蓝营。为了消除“恐共”嫌疑,针对温家宝的答记者问,马英九痛斥温家宝“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他甚至放话说,如果中共继续用暴力镇压西藏人民,他当选总统后不排除停止派团参加北京奥运。

但政客善变,在野与在朝,不可同日而语。民主牌,仅仅是马英九在野时的招牌;痛斥温家宝和放话可能抵制北京奥运,也是大选竞争最激烈时段的选举策略。现在,马英九已经如愿当选,两个月后入主总统府的马英九,还能如此痛斥中共寡头吗?还能坚持“反共不反华”的立场?还能把民主化作为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吗?

选举结束后,马英九在当选感言中说:“民主自由是台湾人共享最珍贵的资产,也是台湾价值最核心的部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它、坚决的捍卫它。”

马英九捍卫台湾民主的决心,如果不能被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王牌,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独裁政权,台湾的民主就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5.20就职后的半个月,就是“六?四”十九年祭日,作为总统的马英九还能一如既往地出席周年祭吗?

这才是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最大考验!

2008年3月24日于北京家中

鲍彤回忆胡乔木惊人之语

胡乔木是秉承邓小平旨意,最早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邓小平讲话稿的中共理论权威,他本人究竟是怎么看“四项基本原则”的?这是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多事的1989年年初,胡乔木忙于准备他的访问美国之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为胡乔木提供了一些材料,包括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口径等等。有一天,胡乔木打电话邀我去他家,让我对这些材料提提意见。我们讨论了这个和那个问题,谈了约一个小时。

在谈话中间,胡乔木对我讲了一句重要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又说“胡绳也是这个观点。”胡乔木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

胡乔木的这句话对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因为,在此之前,胡乔木曾经向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讲过这个看法。赵紫阳向我讲过:胡乔木来过,讲过“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来总要从宪法中拿掉!”只是,没有提到胡绳。

因为我已经从赵紫阳处知道了胡乔木讲过“‘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这个话,所以 ,我听了胡乔木向我再讲一遍后,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我离开南长街南口胡乔木家时,他送我到门口。我已上了车,车已发动,他招招手,要车停下来,郑重地叮嘱我:“刚才我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你不要跟别人说。”

在胡乔木生前,我确实尊重他的意愿,没有把他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的观点讲给别人听。

最近听说胡乔木在去世前有所忏悔,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道他对这个观点的反思是否留下了文字材料。

“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词组的出现,是通过胡乔木这个笔杆子,形成了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总结讲话的正式文件中的政治概念。东西都不是新东西,但是胡乔木把这四个东西合起来,就成为“四项基本原则”了,正是通过他的手弄出来的,一直奉行到现在。

在胡乔木去世时,不知他对“四项基本原则”最后的想法是什么?是为他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接生婆而骄傲自豪呢?还是为他是始作俑者而惭愧内疚呢?……

我真不知道胡乔木最后是怎么想的。但愿,我讲出胡乔木说过的惊人之语,使他在天之灵和良心能平静一点。

当然,我们更不知道,邓小平最后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怎么想的。他会不会也象胡乔木那样也作过反思?他会感到惭愧吗?“不可一日无君”的胡乔木,是不是也曾向邓小平谈过他认为应从宪法上删去“四项基本原则”的看法呢?……

1989年前后胡乔木反反复复找人谈“‘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来总要从宪法里删去”的动机、目的、心态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胡乔木当时认为改革形势不可逆转了。又为了表现自己有先见之明,表明自己同意进一步改革的立场。但是,又胆小怕事,后来又叮嘱要我不告诉别人。

姚监复兄告诉我,于光远老先生对他说:“中共党史有四个人值得认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胡乔木。”胡乔木何以能够忝列其中呢?我认为,胡乔木这个人的灵魂和所作所为,以及对共产党长期的的负面影响,使他成为了中共党内不多的有研究价值的人物。在真理与导师出现矛盾时,胡乔木选择的总是导师。

(姚监复注:胡乔木在真理与假理面前,选择有权力的导师创造的假理,又以他的权力共同损害、压制真理,扼杀自由思想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者。)

(2008年3月24日 姚监复整理)

陈奎德:2008,“文化冷战”滥觞?

围绕奥运之火传递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重新燃起了“东西方冷战”之火。不过,作为冷战一方的共产意识形态,已然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显赫的标签:“国家崛起”——既占有道德正确的高地,又赋有玫瑰色梦幻的图景。

问题是,什么国家?如何崛起?——“党-国”还是“民主国”?“专制崛起”还是“自由崛起”?——这才是问题。

有人会嗤之以鼻:直指“这是冷战思维,而现在已是冷战终结的时代了。”我们注意到,一段时期以来,指斥对方为“冷战思维”,已成为残存共产国家豁免国际批评的挡箭牌。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最近在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问题上,红色营垒里居然又主动响起了鼓噪冷战的喧哗。有一位署名刘伯松的“同志”,大笔一挥,创作了《一场新的文化冷战︰NED、人权、西藏与媒体操纵》(原载《华枫论坛》网站),深文周纳,把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说成是当代的中央情报局(CIA)。作者并宣称,在当前,“文化冷战,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繁多,越来越精明。” 妙哉斯言!看来,“冷战思维”这顶高帽,他们终究还是舍不得奉送西方的。羞羞答答放在手里把玩半天之后,终于还是盖上了自己的秃顶。

该作者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成立,标志着“一场新的冷战文化时代开始了”。赋予NED如此高的地位,在该机构供职的人们恐怕会受宠若惊的。“无知者无畏”的作者,居然放胆声称“今天的NED就是往日的CIA,”然后又自掴其面,反驳自己道:NED的好处是以公开方式传播美国以往暗地里推行的活动,如里根总统所说的,NED是公开“在全球促进民主的基础结构——自由言论、工会、政党、大学等系统。”天知道作者想说什么,是反对“民主、自由言论、工会、政党、大学”赞成独裁、赞成钳制言论,还是相反?事实上, NED的资助项目及其目标,公布在其网站上(www.ned.org),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任何人随时均可查阅。该基金会旨在加强其它国家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力量,堂堂正正,植根于普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中国等国的宪法里载明了的。在这里,“公开”还是“秘密”,“透明”还是“黑箱”?这是区分二者的关键词。故意混同具有如此关键区别的二者,作者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于西藏事件,作者总结说,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招致某些基于无知和成见的报道、分析和评论,如这次把暴动说成和平示威,把治安说成镇压。不过,这一次也许做得太过分了,惊醒了不少人:啊,西方媒体的公平、客观、中立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这一觉悟,也就是文化冷战真正的开始了”。

这里,作者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得意不是没有原因的。据说,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有数以千计的华裔、愤青集会游行,支持中共,抗议藏独,谴责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其声势浩大,只要有人不同的话立即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围攻,….云云。.

此处令笔者颇为不解者有三:

其一,既然藏人都是暴动而非和平示威,既然中共是治安而非镇压,北京去封锁现场赶走记者,不是太蠢?倘若让你们说的“事实”暴露于太阳之下,岂不最好,一了百了?

其二,这些反藏独“抗议者”不正是在西方国家吗?他们公开支持一个共产党政府,抗议本国政府,浩浩荡荡,无拘无束,春风得意…..,能如此自由公开地表达意见,这一事实本身,不正是自掌嘴巴,反驳了他们自己对该社会的指控吗?让他们回中国去表达表达试试看。我想,他们不仅不能抗议中共及其媒体,即使是顺了北京的意,要大规模上街去抗议西方政府,也会无疾而终的。事实上,他们跑到西方来支持中共,本身是一个反讽,与其“用脚投票”的逻辑是背反的。

其三,谁是“西方媒体”?西方存在的,是竞争激烈的左中右多元混杂的音响。其实,在加拿大出版的亲北京《侨报》(刘伯松同志常撰文于此)也是“西方媒体”中的一元。不像北京的一元独霸,只有一家老板笼罩全国。在西方,媒体有错,通过市场通过各媒体间竞争制衡儿纠正之,淘汰之。所以,所谓“西方媒体”不公平不客观云云,这种笼统指控,是不知所云,主语误置。当然,那全国只此一家的“喉舌”,在自己的地盘上批起西方来,真可谓振振有词,余音绕梁,无人敢纠正,只有洗耳恭听之命。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

当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所遭遇的“反右”、“大饥荒”、“文革”…… 一系列旷古之灾,正是在这片无声的中国降临的。

余  杰: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李柱铭,日前宣布不再参加下一届立法会的选举,以便让民主党完成世代交替,让年轻一代俊杰接过民主的火炬。激流勇退,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既是勇气,亦是无奈。

没有李柱铭的民主党,由于党内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成熟的民主机制,魅力型领袖的去留,已无关党的兴衰存亡。所以,李柱铭虽然隐退,但民主党仍然有希望逆流而上,以更加坚定而踏实的政纲,获得广大香港市民的倾心支持。

但是,民主党可以没有李柱铭,香港却不能没有李柱铭。没有李柱铭的香港,没有“人权高于主权”的远象的香港,不禁让人忧心忡忡——其“自由港”的辉煌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作为久负盛名的香港大律师,在中共“六四”屠城之后,李柱铭与司徒华一起毅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这是仁者之怒,从此他便走上了“骨头化成灰都要争取民主”的道路,由香港民主同盟到香港民主党,一直站在香港政治的风头浪尖上。

“六四”之后十九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而过。当时诞生的婴孩,如今已经成长为青年人。而“六四”之正名、死者之抚恤、凶手之审判,仍然遥遥无期。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畸形繁荣,若干察言观色的香港名流巨贾,纷纷北上谋利赚钱,并以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红顶戴为荣,中国大陆的恶劣的人权状况,普罗大众的疾苦与哀号,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些惟利是图的“香港同胞”,却口口声声地以“爱国者”自居和自诩,并将李柱铭钉上了“卖国贼”的“耻辱柱”。

人如其名,李柱铭背起的,是“耻辱柱”,也是十字架。为了民主的梦想,他不惜触犯民族主义的魔咒。近年来,中共操作民族主义,煽动民间的反美、反日、反台湾的情绪,以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此种操作,在内地日渐娴熟,便移植到香港来,李柱铭遂被抹黑为“当代吴三桂”。当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毒剂深入香港的骨髓之际,香港离真正的民主自由亦渐行渐远。

李柱铭是一个追梦的人,为了民主之梦,他失去了回乡证,成为亲中势力集中讨伐的对象。可以设想,只要他放弃梦想,稍稍向北大人抛去几个媚眼,未尝不能混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当,甚至可能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办律师行,财源滚滚而来。但是,他却坚守昔日的梦想,中联办副主任邹哲开指出:“叫他继续做梦,他有的梦还未醒,继续做!”邹主任不愧为李柱铭的知音:是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做梦的人,有一批永不放弃、无法收买的理想主义者。香港这个金元世界,因为有了李柱铭而有了梦想。如果失去了李柱铭这样的爱做梦的人,香港不知要寂寞多少!

今天才知道自己原来不算中国人

在一片质疑声中,教育部的“拍脑袋”主意——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最终还是硬性推行了。不少家长担心“京剧进校园”最终会演变成“名不副实”的官样文章,增加学生负担。就广东来说,有的家长称京剧在广州没有文化土壤,语言差异过大,还不如推广粤剧。广州市教育局一负责人则声称,如果连几千年的国粹都不要就不算中国人。

教育部试点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的消息才出来,笔者就是此举坚定的反对者之一。笔者的反对理由有三,其中第一点就指出此举缺乏可操作性——推行的过程中将遇到的第一个“瓶颈”就是师资力量配备的问题。果然,由于时间太短,对于演员们要苦练数年才敢拉出去“秀”的京剧,老师们才学了四天就要拿出来在学生面前“秀”了,也难怪广州市京剧试点学校第一批去沈阳接受京剧“速成”培训的音乐老师普遍觉得难以胜任京剧教学工作。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作为广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艺术科的负责人,朱则平专家大约感到底气不足了罢,便一不做,二不休,祭起了“国粹”与“还算是中国人吗”这两大威力无比的法宝向公众压过来——于是,所有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在这两顶大帽子的重压之下不得不噤声了,京剧这一“中国几千年的国粹”从此也就可以轰轰烈烈地开进全国中小学的校园了。

京剧是“国粹”么?既然教育部门艺术科的专家说它是“国粹”,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恕笔者孤陋寡闻,京剧是中国“几千年的国粹”倒是头一回听说。据笔者所知,第一代京剧演员的成熟和被承认,大约是在1840年左右——也就是说,京剧不过才一百来年的历史。可艺术科的朱则平专家却能将京剧的历史上溯到几千年以前,光凭这一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也足以使朱专家彪炳史册,永垂不朽了。如果将这一伟大发现传诸“正处在一个可以和戏曲音乐建立感情的年龄段”的中小学生们,则更是功莫大焉。何况,既然是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宝贝,又有谁敢说京剧不是“国粹”呢?既然大家都承认京剧是“国粹”,对于“国粹”,自然就该让它进课堂,否则对不起老祖宗呀!同理,也应该不但年年学、月月学、日日学,而且人人学——谁若是不喜欢京剧或不学京剧,莫说“不算是中国人”,还能算是“人”么?

笔者今年三十有六,已过而立,尚未“不惑”。按照我国另一种“国粹”的说法,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在我是一个不吉利的“槛儿年”。 民谣云,“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果然,朱专家的“还算是中国人吗”理论对我如当头棒喝,又如醍醐灌顶——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本人就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而且也自认为是中国人,可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原来不算中国人——这一发现不能不令我胆战心惊,大汗淋漓。

为了躲避被朱专家开除国籍之祸,看来我“必须跨过这道坎”——不但应该马上进超市买一叠红背心、红裤衩来穿,而且从今天起,要把自己当成中小学生,跟着吃过四天的“京剧压缩饼干”的老师们“在课外兴趣小组里”深造京剧。或许,是笔者神经过敏罢——自打听到朱专家的宏论以来,笔者就一直寻思着,在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国粹叠国粹,国粹何其多哉?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算智者,恐怕穷其一生也学不了那么多“国粹”,若依照朱专家的理论,最后只怕还是难逃被开除国籍的命运,更何况我辈“愚者”呢?

毕竟还是“国粹”灵验——看来,笔者终于还是跨不过那道“坎“,只好认命了。

朱健国:“共生主义”第一试验场

1、

昨晚忽然想,共生是对自由民主的扩充与护航,“共生主义”的第一试验场在哪里?许久找到答案:在家庭。

记得四十年前当“知青”,大多数农民对本村的“地富反坏右”也亲热地称呼为“某某哥”,并不视为异己。我等“知青”惊异于这种与书上报上不同的“敌我不分”。农民们常常告诫,“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都在一个村里生活,缘分呀!何必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原来农民们心里并不认可阶级斗争。

中国农民能最大限度地忍受各种困境,也许与这种“同船过渡”的朦胧“共生道德”不无关系。“工作组”那样残酷,“老支书”如此无情,农民们也还是忍让了。偶然“同船过渡”一次,尚且认为是一种该珍视的缘分,那么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可称“同屋生活,千年所修”, “同床共枕,万年所修”,不论是什么原因走到一起,又有什么理由坚决排斥而对立?

“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也许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封建迷信,但正是这一“封建迷信”,让许多人暗暗抵制了“阶级斗争”的暴力专制,大大减轻了“阶级斗争”革命理论对人性的破坏。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我的共生观:任何思想都有存在的必要,哪怕是“封建迷信”,只要调节在一个度内,也会有益于人类。过去有许多人行善积德,拒恶改邪,往往与担心“下地狱”的佛教思想有关,但现在许多杀人犯,已不担心死后会因恶受苦。如若保持这种“迷信”的威慑,让人有犯法可能使来生也不得安宁的担心,显然会比法治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法治毕竟只能限制今生此岸。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社会的思想共生度大不如前,终于让一些“封建迷信”和宗教思想一落千丈,几乎灭绝。中国人已生存在一个既无宗教理想,也无迷信神鬼的信仰真空之中。

2、

值此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不免想到鲁迅的婚姻。曾经对鲁迅将朱安“不弃不同”的处置颇有微辞,现在想来,这或许体现了鲁迅一种潜在的“家庭共生观”——虽然不喜欢朱安,但也并不一定要彻底排斥她,可以在同居许广平于上海时,仍然保留朱安的鲁大夫人身份于北京。鲁迅如此人杰,却因母命而被迫承担一个弱者朱安的生存负担,表面看来是封建孝道和鲁迅母亲的糊涂所致,但深层次一想,莫非正是一种宇宙之道——大自然的共生原则也会以无形之手强迫人类有所效法,有意让强者与弱者结合共生?强强联合固然好,却并不符合宇宙的共生大道。若地球上只是强强组合,该会减少多少物种啊。有人曾说鲁迅处理朱安夫人的方式是让其守活寡,有点残酷,但试想,鲁迅若正式与朱安离婚,以朱安那样的缺少女人味,不仅绝难另组幸福家庭,很可能会成为“路有冻死骨”。鲁迅对朱安的“不弃不同”,既遵循了现代感情规则,又遵守了宇宙的共生大道,是一种“不是最好,也非最坏”,虽有遗憾,但也只能如此的上策。由此揣度,中国古代的纳妾制度,固然有碍于男女平等,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共生智慧,若是借鉴其精华改造用于现代社会,也许可补于现代离婚自由的负面悲剧?当然,理性的离婚和友好的离婚也是一种低级共生关系,只有那种恶意和残酷的离婚才是彻底违反共生道德的。人类的性爱共生制度和家庭共生规则,一如社会制度,仍然处于继续探索之中,永无止境。

说到鲁迅不能不想到胡适。胡夫人江冬秀亦乃文盲村姑,而胡适却终于排除众多才女之追求,终生与乡下文盲女白头偕老,虽有过短暂的婚外恋,基本上是“从一而终”——这种胡适式的“家庭共生态”,有人纯粹归功于胡适的“追新学不弃旧礼教”的高尚道德,认为其中可见胡适道德高于鲁迅。在我看来实情却并非如此。以现存的照片和文史资料来看,江冬秀虽无文化,但却生得丰腴性感,女人味实足,且做得一手地道徽菜,可满足胡适增进身体健康的物质需求;而朱安呢,全然一幅瘦骨阴冷男人模样,谁见谁烦,又不曾听说有什么特长,不但不能在精神在帮助鲁迅,就是物质生活上也无补于些微。两相比较,胡夫人江冬秀与男人的共生基础显然高于鲁大夫人朱安。

可见,鲁迅胡适对低文化夫人的不同处理方式,是依据不同的共生对象采取的因人制宜的共生方式,无所谓道德高下之分。

鲁迅胡适对“村姑夫人”的不同处理方式,更让人明白,一个人应该首先从家庭开始修炼“共生主义”。许多伟人传记都说明,“仆人眼里无伟人”。家庭是一个人最坦率最真情最肆无忌惮的表演舞台。现在都说人人向往自由民主共生,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有两种需求,人在追求自由之外,还有一种天性是喜欢专制霸道。共生与专制,是人性的两面;面对强者,人多流露出向往自由民主共生的美妙人性,而一旦自己成为了强者,则不免对弱者“一阔脸就变”,兽性大发。而男人们在家庭多是强者,所以许多在公共空间表现得非常令人尊敬的自由思想者,一回到家庭,却常常有压制或虐待妻子的阴暗人格,甚至兽性大发对妻子实行“男人专政”或“名人专政”。

明此,便可懂得,何以卢梭那样的民主伟人,对待情人孩子却是毫不留情;何以建国初期许多南下干部一面解放穷人,一面残酷地逼自己的糟糠之妻离婚;何以有“自由女神”杰作的郭沫若会残忍地与让他产生“自由女神”灵感的安娜夫人离婚;何以许多博士虽然深明自由平等大义,却依然会如农夫一样对妻子施行家庭暴力。

综观形形色色的家庭悲剧,学历的高低,文化的高下,宗教的差别、金钱的多少,权力的大小,都不是主要影响力,关键只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面人性。

3、

如若当年毛泽东不是那么无情地喜新厌旧,将前妻贺子珍远放苏联,而是设身处地与性情直率的贺子珍共生于家,那么,毛泽东后来在发动一系列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时,就可能多一点宽容,少一点专制。毛泽东的专制作风之形成与发展,其第一训练基地是家庭——少年时是爱打孩子的父亲无形之中将暴力性格传染给毛润之,而成年后,则是在与妻子的不平等交往中,进一步发展了内心的暴君虎性。

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非只是儒家伦理,其中也有着共生哲学的萌芽。人类的一切进步,首先要从家庭或两性关系开始。今日我们考察一个人,往往多看其公共事务中的表现,其实这是一个大谬误:选贤任能,当首先从考核其家庭表现,甚至要首先从其隐私事件中观察——这也就是西方人认为的“公共人物无隐私”!你既要当我们的领袖、总统,对不起,我们得掀开你的隐私,非如此不能彻底看清你的真相。在西方先进国家,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人难以在选举中胜出。这说明,家庭是观察一个人是否有公正处理公共关系的重要试管。

你是否真正有民主自由共生的品德,必然在家务事中尽情表现出来,必然在家庭这个共生主义第一试验场中原形毕露。

2008年 4月 8日于深圳“早叫庐”

光荣属于80后的爱国愤青

因为工作需要,经历过藏民的抗议集会,也观摩过愤青的抗议集会,对于这样发生在异国土地上相互对抗的两个集团活动,感慨颇深,有失望也有希望。

国内藏人被剥夺了集会抗议的权利,同种同族的同情包括西方世界的同情,使海外藏民抗议中国官方时愤怒异常,这是一种被镇压的反抗,这是发自于内心的咆哮,他们的眼泪和表情都是愤怒的真诚的。

国内愤青被剥夺了集会支持的权利,爱国爱党的激情包括对西方世界的愤恨,使他们出了国门跟放飞的雏鸟一样,先捡着“不怕得罪”的西方国家,历练一下集会游行抗议示威的滋味,青年学生们那种参加游行像出席Party一样的笑容,相当娱乐,相当真实。至于他们所抗议的西方国家、媒体和藏独,从他们嘻嘻哈哈的表情也能看出,免费的party还是很好玩的,这个允许他们抗议的西方还是让他们信赖的,国外还是可以继续混下去的,有机会的话,哪怕用嫁给老外、申请难民的方式,也还是要想办法混个国外身份的。

刚刚从书本中走向社会的80后90后,正是凭着幼稚的爱国主义、民族感情,凭着“爱国不挨中国整,抗议不挨西方整”的狡猾,才敢走上街头,学习体验“游行示威”这个西方国家令人羡慕不已的政治权利;1989年的大学生,也不过是靠着“爱国反腐”,激起了最初的热情。而台湾当选总统马英九,专制时代的国民党高干子弟,也曾经是“保卫钓鱼岛”的爱国愤青,不也最终成为推动台湾民主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海外这批呼吸过、品味过、享受过集会抗议权利的留学生、爱国愤青,以后有机会回到国内,必然也会是这项权利的最有力扞卫者之一。

这也当然是中国各个驻外使领馆,在发动海外学生学者出面集会抗议“藏独”或者保护奥运圣火的决策过程中,患得患失、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官方其实很清楚,“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往往就跟亚当、夏娃所吃的那个苹果一样(性权利),一旦品尝过了,就难以忘却,难以抑制,当他们回到国内还想享用这项权利时,就会给中国政府制造难以预计的麻烦。

而且,海外留学的绝大多数爱国愤青,都有较为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权力背景,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借助于家庭的帮助,往往有机会成为国内各个行业的实力人物,深藏心间“游行示威权利”的苹果滋味,有可能令他们在中国政治的拐点时刻,成为政治开明、社会改良的推动者,或者成为颠覆中共的内部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

当共产主义宗教破产之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了丧失一切信仰的极权国家,赖以维持统治凝聚人心的唯一力量,然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也是一杯慢性毒酒,它既能帮助统治者,又能颠覆统治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历史屁股是干净的、纯洁无瑕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因为曾经的亲俄历史,疑似出卖了中国巨大的领土。因此,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走向极端之际,这把双刃剑也就会砍向中国共产党。

2005年4月,由中国官方暗中挑起、发动、纵容的大陆“反日”游行示威,几乎出现火烧中国政府的结局,中国官方对日外交一无所获,却又不得不被迫突然终结抗日游行示威活动,其后,上海官方实行“秋前算账”,把上海抗日游行的爱国青年抓捕多人,并把散播信息者判刑5年,成为这场抗议游行最丑陋的一幕,这样的结局,也最终导致大批爱国愤青,看透了中国官方的险恶用心,而把仇恨埋在心底。

自西藏危机以来,在单方面官方媒体洗脑之下,中国大陆愤青的爱国情绪终于重新抬头,在轰轰烈烈的海外华人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藏独和西方媒体的新闻熏陶下,国内青年模仿海外集会抗议示威的愿望,却始终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制;因为,中国官方汲取了2005年反日大潮的经验教训,根本不敢再开游行示威的闸门。

然而,爱国的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终将在某个时期爆发,就像19年前西藏骚乱之后,爆发的“六四”事件一样。中国因恶政、镇压、贫富分化而制造的革命能量,已经在跃跃欲试了,也许终有一天,地火将沿着愤青们的血脉喷发而出,革命将绽放在爱国主义的旌旗之上。

香港五七学社成立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和平的方式向中国共產党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建议;这既是响应中国共產党的号召,并得到“言者无罪”的许诺;也是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令人悲愤的是,这个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超过五十五万的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其他人士被打成“资產阶级右派分子”,并且不经法律程序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送去劳教、关押,达二十多年之久;在备受精神迫害的同时,还要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超极限的劳役,以致大量的被饿死、被累死、被打死、被折磨死,病死、自杀死,部份更被判刑甚至枪决。数以千万计的亲属好友师生受株连,沦为政治贱民,而出现许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人受罪、几代遭殃的人间惨剧。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这个运动进一步把中国拖进专制独裁的深渊,为日后的三年人祸、十年浩动、六四惨案、迫害宗教信仰者,贪官污吏横行、腐败丛生,準备了充足的条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歷史证明,当年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都是正确的,中共当局也因此对近乎全体的右派分子作了“纠正”。执政者本应进一步对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公开道歉,给予合理赔偿或抚恤。可是当局不此之图,反而半途而废地把反右运动列为禁区,不许讨论、不许研究,甚至继续打击和迫害敢於起来争取彻底平反的倖存者及其后代。

随著半个世纪的过去、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经离世,加上当局处心积虑的封锁和销毁,大部分资料已经湮灭。为了抢救史料,保存歷史,为后世鑑,部分侨居香港的当年右派分子及其同情者、五七史料收集者、五七学研究者决定成立“香港五七学社”,并经政府注册,获香港警务署颁发《香港五七学社社团註册证明书》后,於2008年4月13日召开社员大会,正式开始运作。

五七学社的宗旨是:致力於收集、抢救和研究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包括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并将之整理或出版。筹备开设《五七学社》网站。

五七学社的口号是:抢救记忆,保存史料。

我们希望得到健在的右派分子、一切右派分子的亲属朋友师生同事及知情人士的支持、帮助:提供你们掌握的,听到、看到的有关反右运动的綫索和资料,共同为保存中华民族这份珍贵而惨痛的史实,为后代留下一份刻骨铭心的的遗產,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尽绵薄的力量。

学社地处香港,也希望能在中国和海外研究者之间起到资料共享、信息互通的纽带作用。

恳请有心人土鼎力支持、帮助,并欢迎批评、指导。

让五七学之树茁壮成长!

香港五七学社干事
武宜三敬启
2008年4月14日

香港五七学社通信处:香港元朗派递局170号邮箱
电邮:[email protected]

徐友渔:“掌权者主动让权”的历史美谈

由于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主动倡议和大力推动,不丹正在由君主制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国家,曾经必须经过暴力、流血、内战,至少也要经破坏和动荡才能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竟能在理性、和平、有序的情况下实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掌权者主动让权的事例在历史上不多见,因此一旦出现,就传为美谈,这样的统治者会获得极高的声望和历史地位,不但为本国人民,而且被世界各国人民视为大贤大德之人,被引为楷模,被世代歌颂。最典型的事例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现在,就有人把不丹国王与华盛顿相提并论。

财、色、权这三种东西构成了人类贪欲的三大要素,而能够克制对于权力的迷恋和欲望,得到的赞誉会超过对于财与色的弃绝,这不仅是因为权力比财和色更令人留恋,对人的腐蚀更大,而且还因为权力具有财和色不具有的公共性,能克服权力的诱惑往往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在历史上树立光辉范例。当然,克制权欲比克制财欲和色欲更困难,因为抱住权力不放似乎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政治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历史的需要,等等,还可以拿民意、文化、传统等作为口实。

对于不丹国王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动变革,有人称赞其英明,有人认为不过是形势使然。其实,就算是顺应形势,也属不易,也值得称赞。现在,认为不丹应该保留君主制,实行民主制条件尚不成熟的意见还是很强烈;当初,主张华盛顿把总统长久当下去,甚至上劝进书,要他当国王的人也不少。其实,从来没有一边倒的形势,昭示唯一的选择道路,最终能作出明智选择,不能不说与德行有关。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作出正确选择,可能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但显然是内因超过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某些关键时刻,要专制还是要民主,可能就是最高掌权者的一念之差,看他的见识、历史感、公心和德行如何。

不丹老国王在2002年提议修改宪法时说:“根据血统而不是能力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明智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要打算付诸实行却不容易,因为血缘关系是最自然、最本能、最难以割舍的,比如,古往今来,人类承认按血亲关系继承财产的合法性。如果说依照血统继承财产有合理性,那么依照血统继承权力却是不合理的,因为财产是私人的,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处置,而权力则是公共的,只有在以“家天下”为特色的王权时代,政治权力才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家族法则传递。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在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等方面的进步十分迅速,而在道德、政治等方面则进展缓慢。一方面,权力的血统继承原则已经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比血统的天然合法性不如的其他权力继承方式却依然在实行。“子承父业”已经是过时的概念,同党、同派、同志、同业、同乡等自然不应成其为继承权力的考虑因素。其实,“一代自有一代福”,一定要按照某一种血脉关系来传递权力,看起来像是强力意志,实则一相情愿,煞费苦心,到头来历史并不会按人的意志发展。“天下为公”,这才是历史的正道。

不丹的政治体制转型,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何兵:没有民主化的司法是没有前途的司法

最近参加了几次庭审。总体感觉是,司法乱象惊人。我的亲身经历使我确信,司法改革成效甚微,法院系统亟须整顿。

我国司法的乱象屡现报道。“行贿十五次,照样当院长”的法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司法系统,亟须一次全面深入的清理和整顿。整顿不应由法院主导而应由全国人大主导。这些年来,我国在立法上工作颇有建树,但一切法律最终要由法院来执行。法院管道不畅,法律止于法院。

反思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我的判断是:形式大于内容,虚功重在实功。司法改革应当向民主化方向努力。没有司法民主化涵养的法官职业化,只会造就独裁的法官而不是独立的法官。最高法院新任院长最近关于法院是否适用死刑,应当考虑人民群众感受的言论,在网上受到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人民群众的感受无法确定,最终导致法官借口“人民群众的感受”来摧毁法律。这些批评自有其道理。但个人以为,新任院长所强调的司法群众路线值得赞赏。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新时期如何恢复这一优良传统,使人民司法贴近人民大众,就成了司法改革的重大议题。笔者提供以下建言,供各界批评:一、打破司法神秘主义。司法神秘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到批判,但在前些年司法改革过程中,司法神秘主义再次抬头,形成一股司法造神运动。法官被形容为“法律帝国的帝王”!法律界将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行过度夸张,为司法塑造神秘的形象。其大意是:司法是如此专业和复杂,老百姓不懂,只能让专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来操作。司法神秘主义成为司法远离人民的理论渊薮。司法当然有其专业性,但不应对其过度夸张。司法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以人民群众理解的方式,将法律适合于具体纠纷,而不是相反。否则不仅会形成司法神秘主义,还会在专业化借口下,形成立法神秘主义和行政神秘主义。

二、司法走近人民。司法只有走向人民,才能被人民认可,而前提是法院应当提供各种方式,方便人民接近司法,了解司法。具体而言,就是让人民自由听审,让媒体自由报道,而不是设置条条框框,限制甚至剥夺人民接近司法权。记者们报道无需经法院同意,人民听审可以自由进行。近年来,法院打着司法不受干涉的旗帜,为记者报道和人民听审设置了诸多不当条件,如未经法庭许可不得录音,未经法院同意不得报道。既然人民可以听审,为什么不能记录听到的内容?记者不能自由报道司法,人民如何了解和接近司法?法院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方便人民感受司法,观察司法,而不是相反。我在香港和瑞典考察庭审时,可以自由出入,未见有任何限制。

三、实行人民陪审。王胜俊院长希望法院在判案时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网民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分成各种群体,谁的感受算作人民?个人以为,人民陪审制是司法走向人民的最重要方式,是将人民群众的感受融入司法判决的最佳方式,对此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有26万余人的陪审队伍。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都在完善他们的陪审制。只有让人民大众有效地陪审而不是陪坐,人民群众的感受才可能真切地体现在判决中。

四、人民参与法官遴选和考评。有一种说法需要批判,这就是法官判案总有输赢,让人民投票,法官永远只能得50%的票。这是对人民公正性的根本否定。这种说辞不堪一击。这种说辞无法解释为何美国法官群体在所有的公职人员中,社会公信度最高?莫非美国法官总是判决双方胜诉?只有让人民有秩序地参与法官遴选和考评,将法官命运掌握在人民而不是其他官员手中,法官才可能是为人民的法官。法官任前公示,法官民意测评,法官职业同行测评,乃至法官民选都是可以选择的制度。

我的总体观点是:司法改革应在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两个方向同时推进。没有民主化的司法是没有前途的司法。我的观点能否成立,请大家心平气和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