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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陷入逃税门。据称，宗庆后去年8月被实名举报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涉女眷偷逃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宗本人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人品描黑术是怎么回事。这种道德泼粪战术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战形式。

达宗大战伊始，首先是宗庆后动用民族主义大旗将达能逼入墙角，而后又向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递交《关于请求对达能公司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审查》的申诉报告，将达宗之争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而现在轮到了活学活用的达能，宗庆后妻女国籍、离岸公司一直到偷逃巨额税收的隐私被一一挖掘。每到博弈的关键时刻，就会有爆料人士向外界公开宗氏隐私。

人们有理由提出如下质疑：一个妻女都在国外，为了利益才脱离美国籍的人，会真正为国家经济安全着想吗？一个将财富转移到离岸公司的人，会是民族企业的标志人物吗？一个连遵章纳税都做不到的人，会是现代公民的代表和合格的人大代表吗？

达能这一招不可谓不狠，从道德上搞臭高举正义大旗的人，可谓釜底抽薪。这就相当于以前从男女关系方面搞臭政治对手一样，动机可疑。如果有关人士真想为净化中国法律环境出力，为什么在宗氏偷逃税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公布相关材料。不要告诉我是现在才知道事实，有人相信才是弱智。两个高举道德旗帜的对手，道德上都禁不起推敲。说白了，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

达宗之战越来越像一部三流的娱乐小说，双方对于利益纷争主要不是诉诸法律与仲裁机构，而是诉诸情绪、隐私、政治，媒体、公关、中法两国的高层、民众，全都介入其中。这种征兆从商战开始就有显示，宗庆后曾因为被跟踪报过警。

但宗庆后并不让人同情。笔者曾经说过，在商战中高举道德之旗会遭到道德的反噬，宗本人必将自食其果。果然，宗庆后的妻女绿卡与国籍事件，因此脱离个人隐私范畴，转而成为公共论题中的一大话题。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也成为商战的锐利武器。

还原事实，达宗之争就是一桩单纯的商业事件。宗庆后对于与达能的合作产生不满。强人宗庆后自始至终掌握了生产与营销命脉，并且通过狂风骤雨般的产权改革基本厘清产权关系，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由此对初始合同产生强烈不满，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撕毁原初协议。达能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倚仗资金大规模并购营销手段拙劣，无法与中国市场很好融合。强人宗庆后在其丛林法则的逻辑上披了一件民族的外衣，开始设法驱逐合作出资方。

我国的市场仲裁机制、法律条款存在很多漏洞，这给了双方以可乘之机。比如反垄断法的具体执行机构与程序迟迟不能出台，比如对企业收税过高，等等。但宗庆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达能作为知名外企，前者可以行使相应的政治权利，提出相关议案，而不是利用特殊关系在私下使政治绊马索，将对方绊下民粹深渊；后者可以行使“院外游说权”，争取国民待遇。实际上，宗庆后不是跟达能过不去，而是在给政府出难题。相关部门如果被拉入民粹大旗之下，就会受到各国政界与商界的指责；如果对民企呼吁无动于衷，就会伤了国内企业家的心。

可怕的是，目前的商战泛政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第二，全球市场化的核心是金融战争，国人在这方面是弱项，出口几亿件衬衫只能换回一架飞机，好不容易积累的外汇资产名义价格两三年间就因为美元贬值下降30%——多数国人对于金融战以及金融战中的失利痛心疾首，对于老实做工者被金融鲨鱼盘剥怒不可遏。达能经营能力如此低下却能通过并购控制中国乳品市场，这刺激了金融战中的失败情绪，引发了对于外资掠夺财富的警惕。

一件完全可以按照法律、商业规则行事的商业案件，被硬生生搞成了一桩政治案件，并经过社会情绪酵缸持续发酵。不管如何艰难，宗庆后与达能之争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都应该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依法处理。只有主事部门的公平与理性，才能将事件从政治轨道拉回到商业轨道，才能让中国的信用市场不付出太高成本。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13日上午，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南方都市报》4月14日）。

显然，秦晖教授的观点基于一个积极的出发点：改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贫民的居住条件，以政府投入的方式创造贫民福利，但建设贫民区，必将在制度安排和城市规划中人为圈定贫民与社会其他群体（主要是富人）的界限，将隐形的贫富居住分割公开化和合法化——在笔者看来，以贫富割裂为代价保障穷人权利，得不偿失。

城市的一切，属于全体城市居住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外来者。城市贫困人群也有权利分享城市繁荣。然而，建设贫民区，短期来看，虽然能惠及城市贫民；但从长远来看，将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和谐，我以为，作为城市管理者，政府需要做的，不应该是考虑穷人与富人怎样分离开来，而是进行合理规划把城市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大众。

在现实的语境下，保障穷人权利与城市化进程，其实并不矛盾，只要在各种政策、制度和城市规划上，逐渐消除现行的制度不公引发的现实歧视，就能保证穷人在城市中的安居。如果制度和政策性的问题不解决，穷人权利的保障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贫民区或许能为一些穷人解决一块在城市中的安身立锥之地，但教育、医疗、公共保障等基本生存需求又将如何？

当前，很多西方国家正在统筹规划，试图打破这种人群区域的分割界限，以解决城市功能单一、交通拥挤的问题。譬如英国伦敦正在检讨当年按功能分区规划城市所犯的错误，现在正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补救这种错误。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修一条地铁，贯穿泰晤士河，把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区：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通过地铁更好地融合起来。穷人与富人的分割对立这种有前车之鉴的错误老路，我们为什么还要走下去？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而其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当属地质学家翁文灏，他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字咏霓，早年留学比利时，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等职。1918年代理所长。1922年起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曾先后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国际地质会议等，首次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意义。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职务。1932年被国民政府委为教育部长，辞未就。1935年初，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7年4月，以中国特使团秘书长身份，随孔祥熙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同年6月，访问德国，旋赴苏联考察。1938年1月，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负责军需生产。1943年9月，主持同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森及赫尔利关于中美两国军事经济合作计划会谈。同年11月，工矿调整处改称战时生产局，兼任局长。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离职后，于1950年由香港去法国讲学，次年从法国经香港回北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197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椎指集》等。“[1]从这个辞条可以看出，翁文灏的人生在1935年判然两途。作为学者的翁文灏，曾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手头有一本《翁文灏选集》，书后附有《翁文灏在我国名列第一的贡献》，计有十一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2]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

二

翁文灏命运的转折缘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说到翁、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1931年。鉴于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蒋介石在钱昌照的建议下，决定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成立一个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按照钱的设想此处的“国防设计”是广义的不仅有军事、外交，还包括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各种专业人才等各个方面，钱按照蒋的意思拟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这一名单和以往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有极大的不同，名单中人大多未曾在南京政府中任职，有些甚至是对南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份名单使一大批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翁文灏也列名其中。1932年春，蒋介石授意钱昌照分批安排名单中人与自己会见或讲学。翁文灏遂于该年夏天应钱昌照之邀上了庐山牯岭，与蒋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蒋、翁二人不仅都是浙江人，而且蒋的老家奉化与翁的老家鄞县过去同属宁波府，这种地缘关系可能淡化了初次相交时的距离感。两人在会谈中有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日本迫在眉睫的威胁，翁文灏说，如果以蒋为首的政府能够负起抗日保国的重责，必能取得全国拥护，而且因了确定的中心目标，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也易推进。谈到自己。翁文灏说他对政府工作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因并告以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情况”[3].蒋顺着翁文灏的话头，托出了自己和钱昌照准备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设想，并趁热打铁请其担任委员会中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一职（蒋自任委员长）。蒋的这一要求使毫无从政准备的翁文灏措手不及，他表示自己可以担任委员，但秘书长一职实难允诺，蒋却坚持己见，几经反复，最后以双方妥协达成一致：翁文灏接受秘书长的职务，但并不到职任事，仍居北平继续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由钱昌照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4].时隔不久，南京政府再次改组，10月28日任命公布，教育部长竟然是事先毫不知情的翁文灏。翁以继母病故要送其灵柩返乡为理由，上书南京政府紧辞未就。

蒋介石在考虑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人选时，为什么独独相中翁文灏？主因大概有二，一是作为学界名流的翁未加入任何党派和团体，无政治背景和派系色彩，既有利于和各界精英联系与合作，也便于蒋介石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控制；二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针对性很强，但当时中日表面上还未正式全面决裂，翁文灏虽是名人但毕竟尚未在政坛上露过头角，由他任秘书长可以减少外界注意。当然，蒋、翁二人小同乡的关系也是个可以适当注意的因素。

回顾蒋、翁的关系，二人有一个逐步接近的过程。不论真假，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中慨然以巩固国防为己任，这给崇尚科学救国的翁文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选择，翁文灏晚年回忆说：“那时我误认蒋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即此误解，便成了我走错道路的开始。”因了这种印象，一个是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一个是学界清流，两种人物之间本容易产生的隔膜感就此消散，翁文灏虽然拒绝了蒋的征召，但在其内心里，对最高当权者的这种“知遇之恩”是否一定就无动于衷呢？大概是很难的。而等到一场车祸突来，等到最高当权者再施救命之恩时，像翁文灏这样受过传统熏染的淳厚君子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三

19355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遇刺受伤，行政院长一职为蒋介石接任，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班底。行政院的办事机关是秘书处与政务处，各设秘书长和政务处长主管行政院内日常事务，等于行政院长的幕僚领袖。蒋介石决定秘书长一职由翁文灏担任，而且不容翁文灏推辞。随后，翁文灏又向蒋推荐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和翁、蒋同期在蒋介石内阁中任职的还有主长教育的法学家王世杰等知识界、实业界精英，一时被称为“人才内阁”。

进入政界的翁文灏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他在国民政府中先后主管过多个部门，且多系肥缺，而他自己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贪不占，所负责的工作从来都是井井有条。在当时政要中，他的家风、门风也有着良好的口碑，子女全无豪门习气。翁文灏的次子，国民党空军上尉翁心翰更是拒绝了上级让他不上前线的好意，新婚刚满半年便壮烈地牺牲在了对日空战中。一向对国民政府官员持批评态度的《大公报》为此专派记者前去采访翁文灏，那位记者写道：“（翁文灏）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全没有半点不自然……‘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地笑笑。”[5]表面的淡然更透出了内在的创痛之深，这种痛苦在给老友陈布雷的私函中表露无遗：“弟勉力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创痛，非可言喻。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

翁文灏在国民政府中是少有的清廉正直之士，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不知变通和从权的迂人，应该说其自有特具的处世和应变的手法。在一个像国民政府这样暮气沉沉的衙门中浸淫已久的人，当然知道要想做成某项哪怕正当的事业，就难免要有一些妥协的。根据时人的记述，有两件事颇值留意，一件是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在这次机构改革的小小冲突中，翁文灏并未给蒋廷黻足够的支持，蒋说：“最后，连翁文灏都劝我不可操之过急”[6].揆诸情理，以蒋廷黻、翁文灏二人相似的知识结构，翁当然理解蒋的改革方案必会有利于衰朽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更何况蒋的“入幕”还缘于翁的荐举呢？可是翁文灏此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现实的后果，一个看似很好的方案如果注定执行不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后来接替蒋廷黻改革中央政府工作的正是翁文灏，看来在蒋介石眼里，翁文灏是个较能为各类官僚接受的人。在国民政府这样前现代色彩浓厚的政府里，过于锋锐未必有益。翁文灏在官场中的圆通在玉门油矿的开发上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当时负责勘探的孙越崎等人经和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研究上报了开发计划，约需开采资金五百万美元，这份计划在行政院的会议中遭到了反对，出席会议的翁文灏见会场上反对的意见一面倒，多说无益，因而一言不发，但在会后，他却对失望至极的孙越崎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我同你去见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向他说明这份计划是你做的，你多向他说几句好话，大约就可以成功了”。孙越崎依计行事果然得到了孔的批准。出了孔府以后，孙还在为低头去求当时口碑甚差的孔祥熙而耿耿于怀，翁却说：“我们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大事成功了，还有什么难受？”[7]可以说没有翁文灏的圆通就不会有后来玉门油矿的成功。翁文灏的从政之路极为顺畅，最高当权者对他的“宠眷”始终不衰，其故安在？除了他的才干，和向来超然于复杂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以外，他处世圆通、较有人缘也应该是一重要因素。从翁文灏的从政生涯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人情和世务都极为练达的能吏，另一方面也可窥见所谓“潜规则”在一个前现代政府里的无处不在。这对像翁文灏这样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说翁文灏是能吏，是指他擅长处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政事务。他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精细来做行政工作的，可是行政毕竟与政治不是全同，一个精细入微者可以是一个好的行政人才，却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且不说翁文灏在政治生涯中的选择问题，仅从翁文灏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体察上，他就明显缺乏睿见。对蒋介石，翁文灏一直执著于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入幕”之后蒋对他也优渥有加（他六十岁生日那天，本人未声张，照常上班，而晚上蒋氏夫妇突然亲临翁府祝寿），他大概以为蒋是真正信任他的，似乎从未回头细想一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究竟参与过多少党国机要？那个前现代政府里的各种最重要、最核心的决定，从来都是三五要人筹划于密室最后由最高当权者拍板定案的，即使翁文灏做到最高行政首脑的位置，又怎样呢？他要做的只是将别人已决定好的东西用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包装一下而已。究其实质，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高位的翁文灏和负责他办公室洒扫之责的人并无区别，都不过是这个政府需要的从事具体事务的公职人员。所以，那个同属“学者从政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失望之余说了句透彻的话：“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8]

以翁文灏的性格，他即使对自己作为“政治装饰品”的角色有所体察，可能也不会在意的。许纪霖对此分析得甚好，“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9].所以，像何廉犹能早早觉醒，而翁文灏尽管多次想从政治中抽身，却欲罢不能，反倒越陷越深，在众人皆知国民党政府势将倾覆之际，居然还会成全了别人的“拉郎配”，坐到了行政院长的火炉上。

四

翁文灏是事务之才，不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似乎都无异辞。但一到决策——仅仅是在经济事务的决策上，他的思路和选择便让人们的感受复杂起来了。1935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1938年又改隶经济部，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这时的翁文灏已成为战时“总绾后方经济”的重要角色。而翁文灏的经济理论是什么呢？资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吴兆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很清楚：“翁文灏笃信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理论，他多次告诫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许自己搞民营企业，也不得参加民营企业股份。……翁文灏和钱昌照的国营企业理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10]……翁文灏等人这种过度依赖政府之力发展经济的思路后来受到了胡适的批评，1954年，接触了哈耶克思想的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借“一位朋友”的话说：“（翁文灏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11]胡适曾经推许翁文灏为“一国之瑰宝”，而此处的批评却似犁庭扫穴，颇为严厉，几近于思想清算。许多年后，当代学者谢泳又写了篇《胡适为什么要批评资源委员会》申胡适之说。面对这段公案，第一个问题是：翁氏后来的选择是否决定于他的经济思想？窃以为二者之间只有或然性关系的，因为有不少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并没有走翁氏后来的路这样的反例。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国弱民困外有强敌入侵的中国而言，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建设究竟应否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抗敌保国战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亲眼目睹苏、德集权式经济模式巨大成就之后，翁文灏的选择就有了不得不然的合理性。如果资源委员会不按翁文灏的路子走会不会成效更大呢？这种假设并无实际意义，对前人也是不公平的，而有一点现在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在翁文灏等人的苦心经营下，资源委员会至少维持了经济的命脉，中国的工业没有因战争轰然倒下，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哪怕是尽举国之力代价甚大。更何况立足中国的国情，翁文灏坚决反对公职人员参与私人资本运营也充满了道德的光辉。

五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位居国民政府院长之高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2月28日，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乘飞机离开法国，途经香港、澳门、广州，于3月7日抵达北京。

“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大。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吴兆洪谈话中提及翁文灏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12]陈毅“书生”一词经吴兆洪之口辗转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

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抛在一边[13].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还有知遇和救命之恩？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在他回国之初的一段日子里，怎样做好这篇悔罪的大文章是他最重要也是最让他头痛的工作。毛泽东的著作学习领会了不少，文章几易其稿，自觉升华了再升华，又到处征求友好意见，却总觉“自己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他没想到一篇文章竟如此难作，大出意外，“实感悲苦”[14].大概也只有翁文灏似的呆子才会为这种文章悲苦了，中国历史上本来多的是做这样一类文章的高手，作文要诀其实也简单得很，“今是昨非”四字足矣尽矣，有何难哉？悔罪书完稿后，翁文灏写了两首七律，首句曰：“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但结末还是充满了犹疑，吟道：“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15]在悔罪书上达等待官方结论的幽居岁月里，他曾用“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的诗句概其遭境，“余孽”二字下得极重。

1952年，经过一番波折，在连续发表了两篇抗议美帝侵略台湾的文章后，翁文灏被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到各地参观视察成为政协委员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内容。忙日子当闲时过，这期间翁文灏瞻顾平生，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这当是揣摩其晚年心境的最佳材料。“文革”中他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受大的冲击，但其长子，石油专家翁心源却于1970年在潜江“五七”干校不明不白地落水而死。长子之死对暮年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一连作了以“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一字一泪，另如“深知余日无多少，勉以残龄答盛时”等句犹堪咀嚼，也是谶语，就在次年元月，这个饱经风霜和炎凉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除报道了民革中央为翁文灏举行的告别仪式外，主要转载了他的遗嘱，遗嘱中追述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再次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宽大待遇，对“新中国日益强盛”表示“万分兴奋”，特别“念念不忘神圣领土台湾”还未统一[16].

注释：
    〔1〕《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2〕潘云编：《翁文灏选集》，黄波清选，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3〕翁文灏：《回顾往事》，载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第1页。
    〔4〕〔5〕〔14〕〔16〕李学通：《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202、289、317页。
    〔6〕《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8页。
    〔7〕宋红岗：《孙越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8〕《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9〕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页。
    〔10〕〔12〕〔13〕《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38、141页。
    〔11〕《胡适之年谱长编》，转引自谢泳著《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15〕《翁文灏诗集》，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诞生于动荡的二十世纪之交的新知识分子，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由得不关心时事，不断地谈论政见，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权力靠拢，步入政府。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使知识分子深感震惊，普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以挽救时局，此时知识分子的参政理念是“新式独裁论”与“专家治国论”。这既反映了欲参政的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官僚的区别，也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

胡适与丁文江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对“天下事”广发议论。丁文江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傅斯年呼吁“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1]，为知识分子参政摇旗呐喊。但这些意见或主张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文人们只能另辟蹊径。

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了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在论争中，“新式独裁”论渐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

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若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

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他还从知识者集团的特定利益出发，说：“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

以陈之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专家治国”论。近代中国“专家治国”主张的始作俑者是丁文江，他所说“专家”主要以主政者的“智囊”、“谋士”、“幕僚”身份介入政治，希望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陈之迈的“专家政治”主张，则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现代文官制度有紧密的联系。他所说的“专家”，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知识素养同时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职业官僚。南京政府十年间知识分子参政其实是这两种形式“专家治国”的混合体。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的时期，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做了局部开放，将其限制在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其基本特点是，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

1932年11月，蒋介石设立国防计划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除了秘书长翁文灏外，副秘书长钱昌照是一位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整个五十人的班子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

1935年底，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数为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所网罗，如吴鼎昌做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及行政院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新内政部长。随之而从政的还有大批大大小小的留洋博士和硕士。据统计，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一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一千三百一十五名，超过了十分之一。

这些从政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某些作风显然和旧官僚以及许多国民党党棍有别。蒋廷黻与翁文灏、吴景超等著名学者弃学从政，进入官场后，胡适曾用杨万里“在山作得许多声”的诗句，劝他们回来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蒋廷黻说：我个人的去留无关宏旨，这也未必就是理想的“出山”机会；但我认为，如果非要等到理想的时候再“出山”，“恐怕大势已去矣”。他还对胡适说，近来政府没有明显进步，也与我自己无才有关，如果你和丁文江能够入阁，局势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变。曾养甫是美国留学生，1935年任铁道部政务次长兼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茅以升回忆说，幸亏有曾养甫的“赶”和“逼”，钱塘江大桥“才能真正于二年半内完工，没有耽误大桥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则二年半还是不够的”。王正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任辽宁本溪湖煤铁公司总工程师兼制铁部长，东北矿务局总办，河南六河沟煤矿总办等，曾管理东北全境十三个矿山，创办、扩建、改进了阜新、八道壕、西安、复州湾等煤矿。创办本溪湖林场、大石桥滑石矿、北京门头沟平兴煤矿等，勘察世界上储量最大的大石桥菱镁矿。德国柏林大学矿冶系博士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时，则提出了“用新人，行新政”的口号，推行村里制，清查户口，普及卫生，禁溺女婴，整饬吏治，等等。

当时知识分子涉及的从政领域甚为广泛。工业方面：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动员，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笃信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认定这是使中国脱离贫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惟一途径。他们拟定了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计划总投资为二亿七千一百二十万元，从1936年4月起，陆续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三十余家厂矿，预期五年后可使国防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得以自给。它选择的“发达国家资本”之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外交方面：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资深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继续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及英美使节。1934年蒋介石征用了主张集权改革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关系的具体工作，继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定工作。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由四十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明令公布。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是较有成效的，其《宪法草案》、《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1928年11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研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关，由蔡元培任院长。在朱家骅1931年任教育部长时，主持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及小学法、中学法等，创办中央图书馆、博物院、编译馆。1935年5月28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向行政院会议提交《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的提案》，同日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二十四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十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

知识分子富于浪漫主义气质与乌托邦理想，其从政颇具理想色彩，而其中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政治精英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和行政能力。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这是翁文灏与丁文江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对处理问题时所应遵循的一套改良行政程序和行政院应负的职责等，我都一窍不通。”[2]

实际也是如此。进入政界后，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援引李石曾的话说，蒋“与苏联当局打交道时，缺乏实际外交经验”[3].制定农村政策的高层人员往往脱离实际，不善于在政治游戏规则中将理论主张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方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最高层制定土地政策的共有萧铮等十人，其中五人在大学任教，六人有留洋经历。这些人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实际了解太少，最起码对农村的感性知识不够。由南京政府经济顾问杨格设想出来的长江下游各省建立模范区的计划，表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际操作者的现实主义态度。因此，国民党农村政策的失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并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的政权。军阀和军阀集团以武力为后盾操纵和控制国家政权，其最突出的表征，就在于军权高于一切，暴力和战争不时笼罩着全社会，并成为解决国内一切政治问题的经常性和最为有效的手段。蒋氏政权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允许知识分子学术上、教育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独立发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调、搞反对派，则坚决镇压。其镇压手段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许多从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对专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吸收技术专家参加政府并不表示国民党对民主政治的诚意，因为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正副院长和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人选，无一不是国民党籍。蒋介石引入少数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过程，参与管理经济、教育等，只是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他们帮助制定了无数有关社会、经济重建的计划；尽心竭力地草拟了法律和宪法草案，但与政治现实无甚相干，无钱资助项目，无权实施决议。他们是南京政府实行控制的工具，而不能独立表达意见与首创精神。与蒋介石最接近的陈布雷最觉个中隐痛，曾感慨叹曰：“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乎？”[4]

这些就是1928至1937年十年间知识分子参政无所作为的时代与自身局限。

（《独立评论》，1932年创刊，1937年停刊，共出243期。）

注释：
    〔1〕转引自袁伟时：《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傅斯年故事之三》，《新闻周刊》2004年3月，总第172期。
    〔2〕《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3〕《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页。
    〔4〕王泰栋：《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树之声:北京的古树名木》,(日)阿南史代著,曹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66.00元。

由于我自己写的一本环保报告文学“没有大树的国家”即将出版，因此我就到处对人说中国“没有大树”。说得多了，就经常有人对我发出质疑：你这个说法不对，中国到处都有大树，别说自然保护区里面了，只说我老家的村口，就还有一棵老槐树。

《树之声》其实也验证了许多人的这种想法。一个叫阿南史代的美国人———其实是日本人的后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因为热爱中国的文化，因为想研究北京的寺庙变迁，不小心研究起了寺庙里的大树，也不小心研究起了北京残存的大树。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用相机和笔，用心灵和脚步，写成了这样的一本精美的大书，把北京范围内的所有大树，把这些大树的典故和传说，现实与历史，都钩沉了出来。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动物死了，化成化石，化成黄泥黑土；人死了，化成灰，化成墓，化成虫沙，化成纪念的照片和文章，化为黑暗中的沉默者；宫殿、寺庙拆毁了，化成平地，化成灰尘和烟雾，化成普通的民居，化成文人的伤感和史家的冰凉。只有大树似乎是不死的，几乎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古树。古代的皇帝们喜欢栽松种柏，除了喜欢它的常青，大概更多的是痴迷于它的长寿。因此，阿南史代说，某个村庄的某棵大树，不仅是村里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而且是这个村庄历史久远的一个最形象的指代。某个地方有棵大树，那么这大树的周围，一定飘荡过无数的历史风云，上演过无数的人间悲欢；如石头般坚硬的树体上，如被雕刻过的树皮上，如果你细心地进行分离，一定会提纯出许多世界的哲理。

也许，这本书还是患了最常见的“人类过度症”———如果没有人类，这些树可能就不会那么受重视；表面上讲的是树的故事，实质上仍旧痴迷于人的历史。自然在这里面，似乎仍旧是人的附庸。好像没有了人类，自然的价值就贬低了、削弱了。即使这些树在没有人类的地方存活着，也未必真的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树之声》的树已经不是一个物种，它身上的自然之叶、时间之花，都成了人类活动的重要注脚，都成了人类活动的信托、记忆和阐释器。

这让我多多少少有些悲伤。

当然我清楚，其实这是“人类自私”的一种本能表现，人只爱关注与自己有足够亲近的众相。有许多人心目中的自然，往往就是这样；有许多人认识自然的脚步，走到这种大树面前就已经很知足、欣慰了。阿南史代记录了北京的古树，她也认识这些古树，她赞叹它们的美，欣赏它们的厚重，是因为这些树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间烟火长时间熏陶、熔铸出来的“文化沉淀”。在这些树身上，你最容易涌起史家的伤感，生起诗人的幻灭无常之心。在这样的树前接受佛与禅的灌通，想来会让许多人受用不尽。

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批评她的意思。我只是想借助她的成就，发挥一下自己的理念。我赞赏的是她“贴近大树”的那种实地调查、亲自去看的方法。不管你是个热爱自然的人还是个热爱历史的人，你都应该到树木更丰富的自然界中去看看。因为天然林里的那些大树，其实有它们自己的烟火，有它们自己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和平，有它们自己的信念。它们既是自然基因的最大承载体，也是自然界文化基因的最重要呈现力。

如果自然与人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那么自然受忽视的程度就会上升；如果一个自然元素与人类的活动瞬间有了高强度的关联，那么这个细节受到凝视的频率就会高得多。如果你仔细地观察自然，你持久的目光慢慢地就给融化人与自然间那种与生俱来的阻离隔膜；如果你总是匆忙地对自然瞥上一眼，那么你永远只能成为自然的陌生人。

有一段时间，我带着这本书上路。在火车上看，在旅馆里看。读完这本书时，我正好来到河南郑州，与当地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中原”的负责人崔晟交流。他谈到他的一个理想：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挨个查访河南大地上的古树名木。

听完他的想法，我准备送一本《树之声》给他；同时也强化了我推动“自然大学”的决心。从2006年开始，我就觉得应当在中国创办一所相异于传统办学模式的“大学”，以亲自去看的精神，由各地环保把当地愿意向大自然学习的人们，带到自然界中，看风看雨，看树看草，看鸟看昆虫，看水看石，看炸雷看闪电，看星星看云彩。只要时间足够长，只要毅力足够坚韧，“自然”就会成为一所最好的大学，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他选择了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

他办体育画报，杂志虽小，格局却大。体育画报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於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凡是拥有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体育画报的这种建设性的努力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

接手体育画报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制作成本的中文体育画报。

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

人物周刊：一年多前，你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界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你所愿？在何种情况下，你会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於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而是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

人物周刊：对你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这个平台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到你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你在媒体领域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你是天生的带队者吗？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是个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是个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於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

人物周刊：你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理想的下一站？我也不知道，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边拍边播，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但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你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你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都是我耕耘收穫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於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乾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和力量因何而来？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说过“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你对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知吗？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双重作用於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对你来说，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穫是对中国的瞭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和户籍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於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碰到过自由的天花板的人，和没有碰到自由的天花板的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有本质区别的。没有碰到的人，以为自己在牢笼之外，碰到的人才明白，自己其实早就在牢笼中。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十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队伍，现在你因言获罪一切归零，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还有新的规划。

问这些问题的人不明白，一个知道了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的人，并不会在意自己坐在多大的地盘里，坐一个小矮凳并不会自由更少，坐一张皮沙发也不会自由更多。

有一句诗说过，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这种状态并不是消沉，而是达观，因为洞察现实的悲剧而明白了自己所处何地所为何来的达观。这种达观来源于挫折，因而显得尤为珍贵。对程益中来说，挫折并不是什么羞辱，挫折唯一能够羞辱你的，便是你在挫折面前自动放弃有尊严的生活，还美其名曰“圆滑世故”。

应该庆幸，经过了那场起因于孙志刚事件的巨大变故，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这位最有格局也最有制度意识的传媒人，这位优秀的媒体文化制造者，在面临被体制边缘化时，尽管也有内心挣扎，但所幸顺利度过了。现在，他选择在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对中国传媒业来说，是一种幸运。

程益中现在办体育画报中文版，媒体虽小，格局却大。要建立标准的事情，不管是一张日均80版的日报，还是一份112p的双周刊，都同等重要，也同等困难。体育新闻尤其困难。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重寻梦想与光荣，这种难度几乎等同于建设一个新体育界。但是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这种建设性的努力又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并且功德无量。看过体育画报中文版的人，如果感受到了这种努力，就是感受到了他的脉搏，是一个有心的读者。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组织契约精神和个体竞争意识。凡是拥有最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是体育大国，体育媒体大国。体育画报在美国几乎是每个家庭必读的杂志，它的中文版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民读本。

在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的制作成本的杂志。单从投资上看，程益中被授予了异乎寻常的信任。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财讯传媒的胸襟。一个出品了具有顶级品格的财经杂志的传媒集团，在进军体育传媒上也同样大手笔。这个集团显然比其他杂志集团进行着更广泛的杂志精品化运动。

尽管体育画报中文版已经开始显露超常规的发展态势，程益中至今仍然谨慎“使用”着投资信任。他的推广预算总是低于投资人的预期，对他来说，基于品质的影响力是有价值的影响力，对待宣传，他态度谨慎、克制。他不是一个到杂志界掘金的人。

这位出生于陈独秀、海子故乡的人，对于传媒人的光荣依然有无法停息的追求，体育画报中文版也只是他在另一个向度上的第一个尝试。试想中文系出身的他，加入传媒也只是一种偶然吧，种种偶然促成必然，传媒成为他获得生命价值的途径。在创办南方都市报之初，他喜欢向他周围的人推荐一部讲述制度困境与精神救赎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现在，当他从肖申克的宿命中走出，站在这个新的向度上，他对大众的权利和福祉的关切并没有停息。在众声喧哗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想起《日瓦格医生》，“空无一人的乡下，大时代寂静的白夜，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橘黄色灯下，惊魂未定的日瓦格在阅读诗歌，床上酣睡着女人，远方传来阵阵狼嚎”。他无法选择一种避世的生活，一种看似自由的逃亡；在大时代下，他感受更多的是日瓦戈式的悲伤与不息的热望。

《北洋之始》,(美)汤姆森著,朱艳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版,29.00元。

在清朝灭亡前夕，美国籍传教士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他有着非凡的敏锐和洞察力，刚一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就出版了《中国人》一书，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基本感受。而这本《北洋之始》，英文原名ChinaRevolutionized，本意为“革命化的中国”。译者或许认为，全书基本上是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全景式扫描，这一时期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崛起的初始，故取意译“北洋之始”。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本书“看书名仿佛是政治史，读起来却像是社会史”。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三年的生活经历似乎过于短暂，过眼诸事几如白驹过隙，并不能在脑海中存留下多少印记。但作为一个外籍传教士，汤姆森以一种近乎新奇而又精细的眼光，注视着时局巨变前夕的中国的每一处角落。他深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并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

在这个洋人看来，辛亥革命前夕的大清朝廷早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巅峰，所以“1911年10月的伟大革命，并非万里晴空中突然而至的电闪雷鸣”。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庙堂大吏还是乡野草根，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嗅得到空气中的那种紧张。汤姆森教士以一个“洋鬼子”的视角，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风云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品评。

他把孙、伍、袁、康、梁五人视为变革中国社会的弄潮者，追根溯源，用相当长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整个“革命的起源和历史”，使这起革命事件显得格外波澜壮阔。他并非一个历史学家，但书中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是我们当下的教科书乃至某些史学著述未曾涉及的。

此外，书中还提供了很多十分有趣却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细节。所有的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些叱咤风云的近代中国“大哥大”。

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社会在西化的道路上虽然步履蹒跚，时处显露出对于西洋事物在接纳与拒斥之间的尴尬。但逐渐散发出来的近代气息，仍使在这片土地上浪迹三年的汤姆森教士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全书还对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甚至列出了当时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的市场价格。作者还专门用了两章的篇幅对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在华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主要城市的。所有的这些，都从微观的角度为北洋政府的生存环境做了注解。

作者还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别样的描述。颇具幽默味道的中国人的对白和行为上的互动，有些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以讹传讹的流散在街头巷尾的故事，也同样使他这个“洋鬼子”感到莫名的好奇和亢奋。他不厌其详地把这些记载下来，使我们对民国初年的草根世界有了另面的了解，尽管汤姆森的目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向能够读懂他所写文字的外人展示中国的“智慧”一面。

虽然在中国生活，汤姆森似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他在注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同时，还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观察着西方势力在中国的生活景况和生活状态，独到地分析着列强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汤姆森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分析更是投入不少精力。

或许正是因为汤姆森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之深，使他对近代中国所遭遇到的来自西方的屈辱，不时显露出道义上的同情。例如，在讲述中国的疾病和卫生方面时，作者表达了对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的谴责，并对中国能够迅速根除鸦片吸食和罂粟种植大加赞赏。他在本书中还严厉批判了日本、沙俄等国企图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表达了作者认为英美等国对此应坚决予以制止的强烈愿望。我们由此也不难看出作者身心中持守着的那份正义感。

作为传教士，汤姆森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各国传教士和教会在推动中国新式教育和医学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教会学校和医院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有些内容有对教士歌功颂德之嫌，但也并非全无依据。今天的读者，在摆脱所谓教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的论断之后，同时也应对近代在华教会所起的客观社会作用有所认知。

 《拿破仑日记：一代王者的心灵史》萧世忠、许永健译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4月，28元

关于拿破仑，很早曾买过商务出版的《拿破仑文选》（1982），但因为全书都是一些有关战争的论述，自己读起来没有多大收益。不久前在书店又看到这本《拿破仑日记》，英译者和编辑者是美国人R. M. Johnston，英文版由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出版于1910年。近百年后，中文译本（萧世忠、许永健译）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2007年7月1版）。本来很希望能够在其中读到有关制定民法典的内容，不过，读下来，居然还不如一些法律史或比较法著作给出的信息多。由于生命的不少时光都在戎马征战中度过，大部分情况下，拿破仑的日记都属于流水账那种；中文版加的那个副标题“一代王者的心灵史”多少有些言过其实。这里我也用“记账”的方式把自己读到的一些跟宪法和法治有关的内容做些梳理。

一、政教关系

整体而言，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中，罗马教廷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教廷的地位却是处在持续的衰落之中。拿破仑军功显赫，霸气盖世，不可避免地会与教皇的权威发生冲突。日记里保存了不少对于教廷的不友好的议论。1802年4月12日的日记就谴责教士的“无礼”：“在划分他们在这个世界（与天堂世界相对而言）的权力的时候，他们要自己保留控制人心（灵魂或精神）的[权]力，人心本来是人类最可宝贵的部分，而将控制体魄的权力，假意让给我。他们要的是灵魂，却把躯壳摔给我。”显示了他对于传统的政教之间划分标准的不满。

1807年，三年前已经加冕为皇帝的拿破仑写信给教皇，再次申述他的政教关系准则，并且发出了咄咄逼人的威胁：“现在的教皇权力太大了。教士们原不是治国的，请他学圣彼得、圣保罗和神圣的使徒们的榜样吧，他们是很值得任何一位教皇学习的。耶稣曾说过他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国。教皇们为什么不把恺撒的还给恺撒呢？试问宗教的利益与罗马教廷的权力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难道说宗教是以无政府、内乱、叛乱作基础的吗？这是在演讲耶稣道理吗？教皇拿请断于民众来恐吓我。我说句老实话，罗马的教廷使我忍受许多犬子的把戏，我开始脸上发烧，感到蒙羞。如果他们一定要在我的几个国家内制造扰乱，我不久就将不承认教皇，只承认他是罗马主教，与我的几个国家内的主教相等，处于同列地位。我当然会毫不迟疑地召集巴尔干、意大利、日耳曼、波兰诸民族的教会召开会议，不要教皇而议定诸事，以便保护我的人民以抵抗罗马妄自尊大的伪命。我的皇帝之位，是得自上帝的，得自民意的。我只对于上帝、对人民负责。”

因为一心要以查理大帝为榜样，到了1810年，拿破仑居然要求今后的教皇要向他宣誓效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不过，那样的想法要付诸实施却不容易。民族国家可以排斥教廷的权威，但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又必然相互征战，拿破仑本人终其一生战事不断，正是这种新秩序形成前战乱不断的写照。这种状态又会给教廷发挥其影响留下空间。另外，相对于作为国民的天主教徒而言，民族国家以及拿破仑这样的君王仍然无法完全垄断他们的忠诚，教皇提出“请断于民众”的主张也不是缘木求鱼。这给政教关系的格局带来了很多变数。

二、文官政府

虽然战功显赫，但是拿破仑却明确表达了对于军人执掌政权的明确反对。1800年12月1日，他跟狄威米说起死后的安排，狄回答说应该推选一位将军担任第一执政，拿破仑回答道：“你不应该推举一位将军当第一执政。你所要的是一位文官。军队听从文官的命令，易过听从军人的命令。如果三四年之后，我得了热病，即将死在床上，而此时我要立遗嘱，我当然要警告国人，要国人反对军人政府；我当然要告诉，请他们推举一位文官当元首。”

一年多之后的1802年5月4日，拿破仑又对于这个问题作出阐发：“无论在哪个国家，武力都应该对文治美德鞠躬。见到教士，要以宗教的名义说话；见到科学家，刺刀也要表示服从。我有言在先，除非法国遭受50年的无知无识的退化，不然是决不能接受军人政府的。士兵们无论如何尝试，必定是不能成功的。为首的人，必定首先牺牲。我现在治理法国，并不因为我是一位将军，而是因为国人相信我有文治的才略，适宜于治国，不然的话，这个政府是不能维持其地位的。在我当将军的时候，我用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是很有用意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能拿中古的黑暗时代来比。我们现在是3000万人为文明、财产和商业利益团结为一体的。在这许多人中，30万－40万军人算不了什么，士兵们本来是公民们的子弟，军队即是国家。

“军人与文人有个很大的区别，军人的标志是他所有的欲望都是专制的，文人的标志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讨论过，要跟随真理、理性走的。”

三、司法责任

在法律领域，拿破仑作为伟大的立法者已经名垂青史。有关他主持民法典编纂的史事或故事是不少法律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奇怪的是，在日记里基本上没有关于民法典的议论，只有1800年8月12日任命编纂委员会的寥寥数语。事实上，在那之后，立法委员会举行过102次会议讨论草案，拿破仑本人亲自主持57次，除了1801年3月20日日记谈及他对于家庭关系的看法外（其中他很自负地说：“我是一位法学博士！”），很少见对于民法典的议论。也许只能在民法典立法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寻找拿破仑的民事立法思想了。

日记里保留的一封信（1800年5月3日）显示了拿破仑的司法理念，这是给“塞纳省法庭诸长官”的：“法国一面被党派分裂，同时又不很好地执行法律，这原本是在所难免的事。这样的情形，已经有10年之久了。诸位要停止这种情形。你们不必问打官司的人是属于某党某派，你们只要极其严谨地衡量双方的权利，务求其公正。与外国维持和平，是军队的责任；与国内的公民维持和平，是司法的责任。你们都是一任终身的官员，任何人没有权力撤销你们的职务。你们只有凭着你们的良心，负你们的审判的责任。你们要如同法律一样，是没有感觉的，不动情的。”

他又说：“刑律要读出来如同刻在石头上的，无可更改又要言简意赅，如同‘十诫’一样。凡一条法律，必须将一种大旨大概说明；若尝试预定所有一切案情，是绝对做不到的。”

这里拿破仑表达的关于立法的见解跟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相当一致，哲学家伏尔泰曾说：“一切法律应该是明了、统一和准确的。对法律的解释几乎必然会把法律搞坏。”但是，4年后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却也无法摆脱必须依赖法官解释的命运。无论如何，拿破仑对于军队与司法之间分工的说法还是发人深省的：“与外国维持和平，是军队的责任；与国内的公民维持和平，是司法的责任。”

刚到澳大利亚就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和电话，原来是华人社区有组织号召悉尼华人于这个月24日前往首都堪培拉保护圣火的。朋友在电话里说，圣火把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激发了出来，报名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我虽然刚刚从大陆过来，但这里很多华人华侨知道我，所以希望也加入，开车带上几个没有报上名的华人一起过去。报上名的有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号召人在信中说，这个月24日，一些信仰组织、藏独和疆独将会组织阻扰火炬的抗议人群前往堪培拉。由于堪培拉华人人口较少，他们号召悉尼的华人华侨组织起来，前往支援。

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给我很深的印象，然而，作为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我却感到深深的忧虑。虽然知道在这个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写出来，会招致攻击甚至辱骂，但如果不写出来，我会良心不安的。

首先我谈一下对于阻扰奥运圣火传递的看法。利用奥运圣火显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诉求，不管作为中国人的我是否能够接受，在西方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如果使用暴力等方式，例如冲击运动员，抢夺火炬，也许就触犯了当地的法律，那样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对于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和三藩市受到的阻拦情况，我也都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了。作为一个现在身处自由国度的中国人，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有权力在奥运圣火下表达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渴望与追求。

然而，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不安的画面：

第一，一些藏独和疆独打出了诸如“China free Tibet”的标语，要知道这句话里的China（中国）看在华人华侨眼里是有不同的意义的。也许那些打标语的藏人所指的是某个政权、某种制度，甚至某几个统治者，但你既然使用了“中国”这个词，也就让所有的华人华侨对号入座到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

而在这些华人华侨的心目中，“中国”往往不仅仅指某个政权，也具有模糊的象征意义，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华人华侨心中都有一个“中国”——过去的中国、当今的政权，甚至是心中想象出的未来的中国。在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是不可能侵略西藏的，那个中国是不能在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面前丢人现眼的。

第二，既然藏独分子连他们精神领袖达赖的话（不追求独立，只要求自治）也可以不听，而是公然要求独立的西藏，那么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对于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华人华侨，保护北京的奥运火炬不受外族侵犯与侮辱，好像也是天经地义和义正词严的。

上面两个分析可以说为什么对奥运圣火的阻拦激起了绝大部分海外华人华侨心中的不满，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也把上面的分析送给这几次阻扰奥运火炬的团体和个人。

下面我想对组织起来，即将在本月24日进军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悉尼华人华侨说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无论在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者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想必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华人华侨都看到了，也能够理解。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反战和反对反战的游行等，但对于一个要表达意见的游行示威，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们都知道：没有必要用煽情的语言去组织更大规模的对抗性质的游行和示威！

举个例子，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民主国家里，每一年都有好多起反政府或反对最高领导人（总统或者总理）的游行抗议活动，但大家也知道，这些国家领导人毕竟是多数人选举产生的，按说，任何时候都能够聚起更多的人群把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压下去。但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却绝少出现过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2000年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时，得到了绝大多数澳洲人包括当地华人华侨的支持，然而，在整个奥运会举办期间和前后，澳洲各地不断有一小部分人组织起来的针对奥运会的抗议示威活动，当时的情形华人华侨应该都看到了，那就是：支持奥运会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既没有组织对抗性质的游行，也没有使用过激的言辞，他们都以宽容和大度的态度静静地看着这些反对奥运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成熟的民主，每一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绝不是多数人对少人的暴政。

第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北京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递的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群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心和高昂的民族情绪，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任由某种被激励起来的民族情绪膨胀的话，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国大陆网友一边倒地谴责西方国家保护圣火不力以及把破坏奥运圣火的行为上纲上线已经引起我的忧虑，作为国际问题和国际情势分析学者，我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一小部分阻扰圣火的藏独和疆独的行为激起广大的华人华侨的愤怒，引起无论从人数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藏独和疆独的华人华侨走上街头保卫圣火。但如果我们这些华人华侨的反抗议游行中出现了违背西方民主游戏规则的行为，则会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大家必须记住：华人华侨在西方只不过是非常小部分的族群，西方绝大多数人的反弹随时会发生，那将不是华人华侨和北京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以我最新的调研显示，中国的这种高涨的民族情绪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弹。据一些美国研究机构的民调显示，圣火传递至今，西方主流社会的民意已经越来越倾向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一项调查更显示：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人数近日有大幅攀升的趋势。而让人最感惊奇的是，很多西方人的不满并非完全是因为那些阻挡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引起，更多是针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反弹——其中包括大规模组织华人华侨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游行示威，对人数明显处于弱势的疆独的一些过激行为等。

我们大家都清楚：参加游行示威的华人华侨绝大部分已经拥有当地国家的国籍和永久居民身份（或绿卡），他们能够一呼百应，自由地结社、聚会，到这些所在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包括24日澳大利亚最神圣的国会山门前）挥舞五星红旗，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最落后之列的所谓崛起的大国侨民，而是因为你是所居国家的居民，在这里，任何人都充分享受自由和人权。

这种针对一小部分游行示威人群而组织的大规模族群游行不可能不引起更大族群的关注，所以再次强调，请在任何游行中，保持和平姿态，绝对避免肢体冲突。藏独和疆独如果抢夺火炬，那是他们违犯当地法律，应该由警察处理。如果前往支援的华人华侨看不过去，以人多势众为支持，出现过激行为，一旦电视上出现以多凌弱的画面，那将有可能使得西方（澳洲）主流舆论以及主流民意急速转向，甚至不排除影响北京奥运会。这样就真正亲痛仇快了，请大家三思。

第三，2008年奥运圣火虽然将在今年的8月8日点燃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认识到，奥运圣火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代表的是全世界的热爱和平的精神和为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接受的一些普世价值，奥运圣火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更不会被打上某个国家特色的奥运圣火，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宣示实力的工具！在圣火抵达北京前，已经在世界各地燃烧了一百年，中国人不必过于紧张这团早就照亮了世界大多数角落的火炬。当然，中国既然已经接下举办奥运会的火炬，既然要让圣火进入无论在经济技术还是社会发展都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就应该以敞亮的胸怀接受它，办好奥运，把圣火传递下去。

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北京以及北京住澳大利亚领事馆提个醒，按照国际法，海外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得以任何方式卷入当地侨民针对所在国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目前以保卫圣火名义发起的活动不可能不引起所在国情报机关的监控，希望那些免费提供的车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都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否则，不但损害当地华人华侨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不偿失。

第四，特别提醒怀揣澳洲护照和拥有永久居留身份的澳洲华人华侨，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在澳洲的政权的中心广场飘扬，当我们看到人山人海的华人华侨欢聚在圣火周围，当我们在那里高呼热爱中国的口号的时候，请你用那么一小会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站在哪一片国土上？这一切怎么都是怎么发生的？

不错，是澳大利亚这个伟大国家让这些成为现实的，这是一块被圣火照亮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不分族群，不分资产、地位，你可以去游行示威，可以自由表达反对或者支持奥运火炬，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巨大红旗插在他们国会山的门前，这一切在你看来，是不是比奥运火炬——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体育游戏的火炬——要珍贵得多？！

奥运火炬在传递中熄灭没有关系，可以重新点燃，但火炬代表的圣火精神则绝对不能被遗忘，在圣火照亮的土地上，公平、平等、自由和民主开花结果。在十三亿炎黄子孙中，上千万的华人华侨（包括澳洲悉尼的华人华侨）能够很幸运地率先生活在奥运圣火照耀过的大地上——

我们享受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也会以宽容的心让其他族群与个体与我们一样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不但是奥运圣火精神的一部分，也是大多华人华侨所在国家的立国之本和核心价值。

杨恒均 2008-4-14 悉尼

昔日，我们看到的只是同一种声音，同一个腔调，连报纸版式都是同一样的，我的大脑有好感吗？

说实话，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现在好了，自从有了互联网，言论自由得到了多多少少的释放。

起码，我看到了对与反对的声音，我看到了另一种声音，另一个腔调，另一个报纸版式，于是我的大脑开始有好感了。
真理越辩越明，真话也是越说越清——同时谎言也会越来越少。

我看到，南都长平一直以来以尖锐言论著称，他的时评自然很受欢迎，一般以法治、平等、自由为基本判断，他对西藏事件的看法也是期待更多的真相，而不是政治化。可事实上，我听到的官方对西藏问题的说辞却是政治化的，比如西藏日报居然称达赖喇嘛为”人面兽心的豺狼”，据说张庆黎这个经常嘴边动粗的老武夫还动辄骂达赖如何如何，有这个必要吗？

没有达赖，西藏会更好吗？政治化对谁有好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4月12日，长平就网友要求对于藏独问题表态：”第一，我反对强制表态；第二，我自愿表态如下：单就统独而言，我也赞同统一；就暴力恐怖活动而言，我更是坚决反对，无论任何理由、任何时间及任何形式。但是就新闻报道怎样做得更好、各民族如何相处得更好等等问题，我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此而已。”这也是他对于北京晚报文峰评论的回应。
我回头再看4月11日北京晚报作者”文峰”公开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该文标题直点其主题”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看文章却是一副漫骂的腔调，比如他说原来此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南方报系中以《××周末》（笔者注：为南方周末报）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还称长平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尽管文峰的文风如此，我也不奇怪，我看到任何矛盾的两面都不能只看一面，我倒很欣赏长平先生遭到批判的言论核心”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当然我也欣赏文峰先生能够公开在报纸上讨论或辩论这个事情，我认为先去敏感化再说，程序上符合正义标准。至于强调言论自由权和普世价值是否就是西化，或者是否符合以往老话中的和平演变，只要可以讨论就是好事，你有你的平台，他有他的版面，既然大家平等，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可以说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是出版自由，什么是谣言，什么又是天赋人权，什么又是真话，什么又是谎言，如果讨论最后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或者一个近似的尺度、标准，达成一致，问题不就解决了。当然，不解决，还可以没完没了的在报纸上论战，但决不能侮辱人格，不能使用下流语言，不能违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良知，我想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看到言论自由是否可以防止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发生，是否可以纠正被肆意歪曲的历史，是否可以避免言论暴力。

我想，依我的经验看，曾在南方周末和上海等地媒体工作过的作者长平，他未必是文峰所片面理解的所谓要求普世价值就是”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更不是”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多元化思维是反对观念一致和反对”一刀切”的。至于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说法，我也不认同，因为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每百年都有相互残杀和自相残杀，能说东方或西方就是祸首吗？当然，这里面可以说个没完没了，我再回到主题来，我为”北晚文峰”公开在报上与”南都长平”论战叫好，我期待你们能否找一个平台，在一起公开论战，论说什么是普世价值、又以何标准岂不更好？

我期待着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