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拉萨以及其它各地发生藏民打、砸、抢、烧事件，令世界震惊瞩目。据报，现在，骚乱平息，打、砸、抢、烧分子，有的投案，有的被捕，有的在通缉之中，商店在开业，街市恢复太平。拉萨距离我们太远太远，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一面之词，缺少许多中间环节和背景材料，难以连贯，难以比堪，难以判断前因后果，因此，只能就官方媒体报道的事实层面判断。对于打、砸、抢、烧，我们实在反对。
假若真是要“藏独”，靠打、砸、抢、烧商家、居民，那岂不是说明这群藏族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藏独”。傻瓜也知道，依靠这种办法哪里能够实现“藏独”？其实，达赖反复声明，他并没有要求“藏独”，但他要求的“自治”在目前几乎不存在讨论与实现的余地。
西藏问题目前很难解决，可是总不能持续紧张下去吧？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想为此献计一策。
凡事总有前因后果。笔者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中，翻找50几年前毛泽东有关西藏问题的言论，发现他的许多观点，为缓解目前西藏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目前，我们不能期望中央领导人和达赖对话，也难以期望西藏问题按照任何一方的愿望单边解决，但是，在不触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条件下，缓解可以不可以？剑拔弩张、高调指斥、愤怒申讨都不难，严厉惩治暴徒凶手也不难，但是回顾60年来的历史，一件件，一桩桩，这样的政治解决最后没有一件不造成无穷后患。汉藏不和，西藏不安，举国汹汹，举世汹汹，最后没有赢家。
笔者建议：当务之急是任命一位藏族党委书记。
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文中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毛泽东期望各个少数民族，包括西藏，都“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以及各类人才，其中居首位的应该是让藏族人担任党委书记。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念月12日，《文集》第七卷）
中共建国，毛泽东才56岁。西藏和平解放至今快60年了，那时出生的娃娃，现在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西藏至今没有任命过一位藏人党委书记。这是中共干部政策的重大失策失误。难道从藏人中现在还选拔不出一个党委书记？难道只有汉族人才能够信用？
海内、外都在思索西藏骚乱发生的原因。对于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海外舆论指名道姓地予以谴责，说他是这次骚乱的罪魁祸首：“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作为西藏的封疆大吏，对西藏民变的酝酿、形成和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拉萨骚乱之后，对于西藏危机的全面蔓延和国际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个粗暴的、强硬的、不懂民族关系的‘红卫兵’书记，彻底戳穿了中共中央‘和谐社会’的幌子，成为西藏危机的罪魁祸首。”（《万维网》温毕熙文《西藏危机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呢？如果符合实际，是否要问责呢？
海外舆论还谴责张庆黎和中央唱反调，以地方误导中央。《亚洲时报》的文章说：“尽管日前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公开形容要跟‘达赖集团’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但中国总理温家宝30日却呼吁达赖‘运用影响力，停止西藏暴力活动’。这一转折，实在是可圈可点。”不过这样的呼吁，岂不是和西藏骚乱是达赖“策划和煽动”的有罪推定相矛盾？
该文说：“跟温家宝30日讲话形成对比的是，西藏自治区的党报《西藏日报》3月20日曾转述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的话说：”我们目前在同达赖集团进行一场血腥和激烈的搏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西藏日报》20日的报道又指出，张庆黎19日在拉萨市举行的会议上，将骚乱事件单纯地归咎于达赖。据报道，张庆黎当时严词说：“达赖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狼，是人脸兽心的怪物。’很明显，中共领导层对西藏形势的最新研判，跟张庆黎确是有着微妙的不同。”
（《温家宝呼吁达赖喇嘛“运用影响”说明了甚么？》《亚洲时报》──见《华夏论坛》）尽管达赖是“敌人”，但是如此熟练地使用文革语言妖魔化对手，岂不是和中共提倡的文明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吗？
我们由此看到文革文化在张庆黎的头脑中积淀得有多么深厚。这正是海外称张庆黎是红卫兵书记的根本原因。文革给西藏造成的无穷灾难，不正是今天西藏人心中不安的历史根源吗？达赖是西藏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靠妖魔化达赖其效果必定适得其反。
温毕熙的文章道：“2007年10月BBC则报道了张庆黎领导的西藏当局，质疑藏族共产党员的忠诚，并指责他们向达赖喇嘛效忠，并呼吁在西藏共产党内部开展‘修正’运动，以重新评估当地党组织对中共的忠诚与否。”30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布任免名单，其中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丹增朗杰被免职，另外还有高级法院、检察院的副院长以及几位高级人员免职，都是藏族人，这样就更引起外界的联想。这是不是一次干部队伍大清洗的序幕？凡是被认为不“忠诚”的藏族干部都将面临清洗的下场。
最新消息：张庆黎的最新讲话说：“对违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博讯》转载《明报》孙嘉业《胡总北京遥控指挥西藏平乱，红旗落地，人头会搬家》）上述免职新闻，证明“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的工作已经启动。
两篇文章都揭露了张庆黎在西藏推行的极左路线，激化汉藏矛盾、激化宗教矛盾。“自张庆黎在2006年上任西藏自治区书记一职后，下令厉行一条过去一直存在，但没有严格实施的法令，不许学生，干部及其家属从事一切宗教活动。”毛泽东在和西藏人士谈话的时候，多次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他说：“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
这件事不可以随便对待。“（《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文集》第七卷）张庆黎作为自治区党委书记，竟然连这样的宗教政策都不能执行，肆意伤害藏人的宗教感情，遑论其它？因此对于西藏引发骚乱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魁祸首责任。
就西藏事件，前赵紫阳的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著文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这次西藏骚乱，许多人都联想到中共历史上这些因“谎报”、“误判”而造成最后难以收拾局面的两次天安门事件。一墙之隔，都能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失误，何况中南海与布达拉宫远隔万里。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温家宝应该有过切身的就近的观察体验，记忆犹新。
对于温家宝30日发出的新呼吁，《亚洲时报》的文章说：“中共高层这次能修正对西藏的策略，也许是出于看到近日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因此在手法上不得不作出修正。从公共行政的角度看，这一次中央可能基于不完全资料，过快作出政治定性，实在不符‘科学决策’的原则。面对重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其实可先从‘谴责暴力’这种不会违反普世价值的大原则出发，再进行调查也不迟。中国一再发生中央急于作出‘政治定调’的做法，实在不符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有足够事实证明，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是一种中共惯有的习惯思维，凡有群体问题，总是先政治定性，先把对手砸死，先确定后台，不给自己留一点转圜的余地，毛泽东肇其端，相沿成习。海内海外，人们还在翘首等待中央公布证据呢！
中国古代最为少数民族交口称赞的故事是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表现了汉族文化的宽容、大度、怀柔、以文德感召的民族政策，因而成了促进民族团结的佳话。在云南，七擒孟获的“遗迹”到处都有，其实是后人附会的，说明当地的少数民族是多么欣赏追怀这种政策和风度。汉藏关系，则有远嫁文成公主的和亲故事，正是汉藏两个民族能够联合的起点。现在到承德避暑山庄旅游的人，没有不去参观外八庙的。那里，最大的普陀宗乘之庙是仿布达拉宫的建筑，其次是仿日格则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都是恢宏雄奇的庙宇。这是乾隆皇帝就是为了在这里接见西藏的政教首领而建筑的。这是汉满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也是乾隆采取怀柔政策的生动实物。乾隆说：一座喇嘛庙，胜过十万兵。
从宗教渊源和古代交通联看，西藏更有理由和印度联合，但是却选择了元明清。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于达赖，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一点古人的遗风？为什么非要一棍子打死不可呢？
达赖出走之后，毛泽东甚至于还期望有朝一日他会回来。他说：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文集》第八卷）毛泽东非常强调，对待达赖的态度方针政策，要“留有余地”。（《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文集》第八卷）达赖出走时24岁，现在73岁，在他有生之年就不能对话吗？当初，是极左路线造成了后来的恶果，为什么不能留点修好的余地呢？达赖在西方的形象是一位精神领袖，一位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是诺贝尔和平奖章获得者，是受到西方大国总统总理等政要尊敬接待的贵宾。他绝对不是主张并且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家或暴民领袖。中国使劲妖魔化达赖，其结果就是加深汉藏民族之间的鸿沟，激发西方对达赖的同情与支持。
达赖在海外有一、二十万人，把所有在海外的西藏人的活动都装到一个“达赖集团”的大筐里，其实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中共习惯采用的“分化瓦解”手法也抛弃了，把可能解决问题的出路统统堵死了。这种不留余地“断子绝孙”的办法害党，害国，害民。
西藏要善后。笔者认为，首要的任务是任命一位藏族党委书记取代张庆黎，以缓解西藏的局势，至于免职或调离张庆黎是不是“挥泪斩马谡”以谢藏人，那就无所谓了。
（2008-04-06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