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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发表的大卫。鲁诺（David Luhnow）等三人共同署名的文章称：在美国这场关乎全球参与的选举中，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此言有些过分，即大有强行代表中国民间精英分子发言的意味。实际上，更多的民间精英分子希望奥巴马当选，因为他对中国的态度保持了十分明确的原则──既非敌人也非朋友，但是他将力促台海两岸的政权进行理性接触与对话，假如他当选的话。

在另一方面，同为民主党人的希拉里虽然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人权态度”并保持自由贸易，但是民主党内的“克林顿主义”（倾向），更多地是将人权当选举概念玩，而“希拉里”作为政治概念本身就是“克林顿主义”（倾向）的衍生品。所以，她在美国政治社会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威尔逊主义的时候，赢得大选的希望不大。

克林顿对江泽民集团的无原则的妥协，使中国民间遭受了绝不亚于今日苏丹达尔富尔惨状的人道主义灾难。1999年，在中、美最惠国贸易协定生效之后，江泽民集团立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一方面，违背中国宪法，镇压言论自由，将一批优秀的民间学者投入监狱；另一方面，裹胁议会（人大），通过宗教镇压法条，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且恶果至今得不到纠正。

至于他采取的“误炸”大使馆策略也是相当拙劣的，因为这种短见的策略引爆了本来就被中国官方操纵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使江集团产生了虚幻，自以为“民众可恃”在交出权力之前的几年里敢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进一步伤害了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希望。我说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指示镇压秉持言论自由原则的知识分子以及伤害追求信仰自由的底层社会，而更指一般社会民众被伤害的事实，比如天价医疗问题（政府权力更加商业化），再比如黑窑工问题（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美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尽管2000年3月份克林顿在台湾民进党上台问题上，表现出民主国家应有的气度，声称“不论谁当选，美国均可接受”，但是民主党由于克林顿主义（倾向）尽失民心，在所难免。之于当今之选举，新威尔逊主义基调强硬的麦凯恩“合乎潮流”，但是美国社会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社会。在这一点上，麦凯恩的主流价值观念反而不如奥巴马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不仅要检讨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还会对中国对美国大量进口作出重要限制。这样的限制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一，中国放慢出口速度，有利于在长期战略上趋近资源节约型社会；在短期（三～五年）扩大内需，或使国内廉价商品供给最大化扩展，使底层社会少受滞胀压力即更少地分摊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成本。这是一个隐性人权问题。

其二，尽管中国出口速度的放慢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中国底层社会逐步认识到了低工资的害处，并且工资的变动趋向很难“由高而低”。所以说，通过“全民就业压力──工资水平坚挺──财政分配更加理性”这样一个传导机制的生成，将大大促进中国社会基本人权的进步与财政（税收）民主的实现。

其三，美国社会更少地进口中国廉价商品，能够促使美国重建“低利行业”如纺织品、工艺制品、玩具等，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位置。

综合上述，之于个人，若能以“世界选举”的方式参与美国大选，我会投奥巴马一票。这是个理论设想，或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推论，但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选举的参与，不在于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有投票权，而是“重在参与”，参与的方式以言论表达为必选手段──尽管诸多平民还没法如我等“精英分子”使用文字表达，至少他们之间可以口头议论，面对面地交流。哪怕是炒“虾酱”（本地土话“瞎犟”之谐音），也有益于民智的开发。我也相信：中国在不远将来，也会出现如美国那样的全民参与的政治模式；现在我们先以“世界选举”方式来模拟，时机成熟，变为“出口转内销”。

大家也没有理由不感谢美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她让所有愿意为公众、为国家效力的人，必须把私心“揣在兜里”。简单地说，不能把追求权力作为目的。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尽管政治家们一般都很长寿，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追权力的时候患上了“权力癌”。

民主政治是医治混乱社会的良方，其实也是医治个人心理疾病的良方！

（2008年4月7日）

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中共以为，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形象”的最佳机会，尤其展示三十年来，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和崛起的“国际地位”。为此设计了奥运史上最长的圣火接力传递路线。3月底，奥运圣火在雅典点燃，4月初，奥运圣火开始传递。

然而，从点火到传递，奥运火炬沿途受到抗议，从雅典到伦敦，从巴黎到旧金山， 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抗议由人权记录恶劣的中共举办奥运会。激动的抗议者 ，甚至反复抢夺奥运火炬，以至于，传递途中，奥运火炬多次熄灭。这是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观。这是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抗议。

国际奥委会发声，仍不赞同以政治原因抵制北京奥运会，但终于对中国人权状况表达了关注，要求中共当局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警告北京，奥运期间，不得封网， 而必须保证互联网畅通。鉴于沿途抗议声浪的持续不断，国际奥委会同时考虑，缩短奥运火炬的国际传递路线。

抗议奥运火炬传递的，主要是流亡藏民或自由西藏的国际支持者。可见，西藏事件 ，成了北京奥运遭受抗议和抵制的最大导火索。中共自以为当初快刀斩乱麻，手法老到；如今看来，分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

以为反复宣传西藏民众示威是“打砸抢”、是“暴徒袭击平民”，就能混淆视听。实际上，这种宣传，至多只能糊弄国内民众，他们长期遭受中共信息封锁，被迫接受填鸭式的封闭宣传。

国际上，几乎无人相信，拉萨藏民示威，会主动以暴力方式进行；国际舆论普遍认定，是中共制造了所谓“暴乱”，并屠杀西藏民众。中共的宣传，之所以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无人采信，原因就在于，中共的本性，诸如撒谎、欺骗、镇压、屠杀等 ，由来已久，路人皆知。

仅就网路上或国际上流行的相关照片而言，中共选择性地解释了一些照片，诸如，“武警假扮僧侣”，原是为了拍戏；却回避解释另一些照片，诸如，中共武警披上藏袍，扮成藏人，持刀行凶，事后又还原为武警（路经拉萨的泰国华侨揭露）。

有人说，北京奥运，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激发了中国人空前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部分中国人对奥运火炬传递遭受阻截，感到“理所当然”的气愤。

爱国主义，甚或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同样强烈，但西方国家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让人感受的意义是：国家的尊严，来自于民族的尊严；而民族的尊严，来自于每一个国民的尊严。因此，自由、平等、公正，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 。很难想象，在这些国家，当个人权利可以被任意践踏和剥夺时，还有什么国家的尊严可言。

同样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在中国，却成了政府的尊严和荣耀，批评和反对政府 ，被归于“不爱国”，支持和拥护政府，被定义为“爱国”。政府代表了一切，况且，这个政府，还未经民众选举和授权。不管民众受到怎样的践踏和欺压，只要国家经济增长、军事扩充，这个国家和民族似乎就有“尊严和荣耀”。

提到北京奥运，有人形容为“百年奥运”，说是联想到“百年国耻”。这“百年国耻”，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说，这“百年”，指的是中共当政前的一百年，姑且不论，把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推诿到外国人头上，是否真实和全面，且说，那一百年间 ，中华民族蒙受的灾难和耻辱，又何及随后中共统治时期的十分之一？如果说，这“百年”，指的是最近一百年，那么，这“百年国耻”，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中共的胡作非为。

中共，连同被中共洗脑的部分中国民众，以为，只要中国强大，就比什么都好。经济，军事，国际支配力，美国不就是如此吗？殊不知，经济，军事，国际支配力，不过是美国的硬实力，那仅仅是美国实力的一半。自由，民主，人权，公民社会，这种软实力，则构成美国实力的另一半。

中国朝野，与其愤慨于国际责难，不如反思本国偏颇的发展路线。正如面对西藏问题，与其盲目谴责“藏民暴乱”、迷惑于谁是西藏暴乱的幕后黑手，不如检讨和反思中共当局在西藏的政策，及其所作所为。深思之下，就不难明白，引发“西藏暴乱”的源头和根子，不在拉萨，不在达兰萨拉，而在中南海。

我一直相信人心是善的。只不过现实的残酷使人的善良被隐藏了起来。人们不敢善良，不敢真实，皆是因为，善良与真实是会动摇专制体制，动摇以谎言起家的政权的。 
 
自然界有春天，法制也有春天，只是在专制下，法制的春天转瞬即逝，匆忙而短暂。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唤醒了公检法人员的良知，他们谨慎的履行自己职责，不想成为历史罪人。 
 
被法警领进法院后（没有使用”押进法院”的确是由于当时的法警颇有怜悯之心，可惜，”领进法院”成为永远的记忆）看到的第一幕被永久的定格在脑海。一位披着军用黑色雨衣的高挑男人在楼梯上回头看了我许久，我感到奇怪，我不认识这位，他为何看我那？答案很快就有了，他叫焦志刚，是提审我的书记员。主审法官叫张笑先，又是一位女性，四十多岁，有慈母般的面容，也有职业的威严，生气的时候，也会职业性的拍桌子，不过，她的几次生气皆是要提醒我：别自己给自己定罪。 
 
法提在现在看来不过是走一个程序，不翻供最多一个小时解决问题。可当年我被提审了六，七次，每次都要不断的重复一些细节问题。我当时真的很不理解，心中暗想，莫非这个主审法官还要弄出些我没有交代的问题？ 
 
张主审问我：”你犯了什么罪？”，我答：”反革命”。我听了预审的真心劝告，相信好的态度会换取从宽。张主审继续问道：”你的思想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我们查阅了你的卷宗，你们全家都是党员，唯独你不是，可我们不理解，你为何要反党那？”我稍稍考虑片刻，就对她讲述了一段当兵时亲眼看到过的穷人的孩子掏猪食的真实故事，讲到动情处，我都流泪了，言语也变的断断续续，这可绝对不是装的，我可不是天生的演员。回味到此刻，猛然间想起刘荻对我的一番评价：感性之人的慷慨之言大都不可信。我却以为：感性之人的慷慨之言在说话时是可信的，是一种真实心境的表露。感性之人大都不会掩饰，如果会掩饰，也就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感性之人了。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份心境，感性之人也会说出完全相反的慷慨之言。 
 
女人喜欢流泪，男人不太喜欢。但是，男人的眼泪要比女人的更有穿透力，尤其在面对女人的情况下，男人的眼泪更珍贵。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否左右了最终结果，但我确定，主审法官对我的好印象，绝不会来源于法律。 
 
主审法官问道：”你为什么哭，为了那群掏猪食的孩子，还是想到了患病的母亲？”这句话问的有些无厘头，我们不是正在谈那些孩子吗，转念一想，我又何必那么高尚，就算是为母亲吧——为了母亲也会流泪。我看了看她，回答道：”我母亲五十多了，又有病，怕见不到了”主审法官安慰道：”怎么会，五十岁，很年轻，人生还长那”。可我却在想：十五年后，她老人家还年轻吗？ 
 
主审官又问：”你为何反马克思？”，我答道：”我没有反，我只是不了解，中国人有多少翻看过马克思的书，连看都没有看过，为什么要他们信？”主审官说道：”不信可以，但不能反呀”，要的就是这句话，我马上答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反马克思呀，我只是说过，我不信，我不了解怎么信呀”主审法官无语。转移话题道：”你反华国锋，邓小平吗？”，我答道：”不反呀”，她又问：”那你反谁？”我答”汪东兴呀”，（感谢看守所提供的唯一一份《人民日报》，从那里我看不到汪东兴的名字，他似乎在一夜之间从政坛上消失了）她不解道”为何？”我答道：”叶剑英说，中国经济现在是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说比三年’自然灾害’还困难，我经历过自然灾害，是要饿死人的，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汪东兴却要大兴土木，在中南海盖副总理楼，他这样做，是为国家，为百姓吗？””你怎么知道的？是道听途说？”，“不是，有确切消息……”，话到此，我马上打住——又走嘴了。正在担心她追究，她却不再问了。其实，那是公开的秘密。一系列与案件无关的问话结束之时，主审法官突然拍桌子大声问道：”那你反什么革命了？”我被惊呆了，惊的大脑一片混乱——对于这么明显的提示，我却误以为她是在告诫老实点，别找出这么多借口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辩解。我私下抱怨，女人怎么这么喜欢莫名其妙的翻脸——刚才还谈的好好的为何突然就要发脾气？ 
 
现在的主审法官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吗？还问你的主观动机：为何反党，为何反马克思，为何反政府吗？没有了，不是他们真的认为你就该是个罪人，而是，专制的铁幕下，容不得”吃里扒外”之人——想跟老大混，就要死心塌地。 
 
后来得知，主审法官之所以问这些与案情无关的事和突然之间的拍桌子就是要推翻检察院的结论并告诉我：你傻呀，没有做反革命的事，却偏偏要自己承认。法院认为：刘京生只是一叶障目，（法官说道一叶障目时还问道，知道什么叫一叶障目吗，就是一片叶子挡住你的眼睛使得你看东西片面）属错误认识问题。当然，法院的这个结论张笑先法官是不敢一人做主的。 
 
那是最后一次法提，提审的人也不再是张笑先与焦志刚两个人。正面依旧端坐着主审法官与书记员，两侧加了两排桌子，两排桌子的后面多了五个人，男女都有，目光威严。主审法官严肃的说道：”刘京生，我们今天再重新捋一下你的案子，希望你要实话实说，不要有丝毫隐瞒”。事实部分一蹴而就，到了为何”反党”为何”反马克思”，为何”反政府”时我出言谨慎，生怕再引来法官的怒发冲天。我想弄个好态度，得了，别再为自己找那么多借口了，反就反吧。可是，主审法官却一再引导我，引导我重复那些曾经与她说过的话，引导我说出最初的思想变化来自于当兵时看到的那一幕——孩子掏猪食。我说了，但是，这次我没有流泪。整个过程，多余的五人一言不发，就像是个旁观者，可就是这些旁观者，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驳回检察院起诉，理由是：刘京生没有反革命的主观动机。 
 
不久检察院的吉霞云来到看守所，从监室提出我后，对我说道：”经过法院认真审理，我们（这里的我们使用的有些别扭）决定撤销对你的反革命起诉书，而以盗窃罪起诉你，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这太令我感到意外，我都自己认了，人家却要给我翻过来。也只有在此刻，我才最终理解了，张笑先法官为什么要对我拍桌子——哪有你这么傻的，老实的有些过分。 
 
如果定我反革命罪，要判上十五年，最初他们是想那么判的，杨光也要判上十五年，魏京生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摇摆不定。这个说法是准确的，也得到公安法院一些人士的证实。我真的不敢想像，十五年后，我会怎样，家人会怎样，朋友会怎样，社会会怎样，总之，十五年是个恐惧，是个未知，是个不敢面对的数字。当我在电视银幕上看到对魏京生十五年的判决时，我的腿真的哆嗦了——魏京生怎么选了我这样一个同案，他坦然面对，已经获得自由的我，却在胆怯。幸好，我不是反革命了，检察院的起诉书已改为了盗窃罪，我清楚
的知道，依照此罪，我最多服三年刑。 
 
九二年我又一次面对法官，我不认为我遇到了一个坏法官，可结果却截然不同——我终于被判了十五年。我以为：我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个人，只要有条件，所有的法官都会善良的将爱撒向人间。 
 
2008年2月17日

插 记

正聊到兴头上，笃笃门响。老曾警觉地闪至窗边，贴耳辨听约分把钟，才开门放进一风骚女子。大得离奇的眼睛和奶！可她还刻意将眼圈描成核桃，将奶子化作朝外泼的惊涛骇浪。刹那间，我感到满面湿漉漉的，腰以下随之麻痒起来。老曾哈哈笑道：把持不住了？那就搞一盘嘛。我说没钱。老曾说可以赊账。我随口问利息几何？老曾也随口道：当然是高利贷啰。我哼哼道：赊这种账要倒霉的。女子接茬道：哥哥你一脸福相，倒啥子霉哟。就顺势朝大腿上落屁股。骇得我立马弹起来。记得一本写旧社会上海滩的书里，就有类似场景发生，称之为“仙人跳”。

幸好我非文弱之辈，转眼即从这对狗男女之间杀开条血路，拔了门闩，一股醒脑冷风扑面而来。老曾嘀咕道：这么性感的货都放不翻你，莫非太监？当然不是！我愤愤不平道，主要是缺乏预热啰。女子道：我是简阳乡下来的，好几天没做成生意。哥哥，你还是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嘛，搞一盘嘛，就当捐助希望工程嘛。我被逗得噗嗤一笑，立即就坡下驴：今天肾亏，改天好不好？改天我带一个炮团来捐助希望工程。

成都这地面就这样，言语一旦拿顺，很黄很暴力的镜头也会临时拐弯，转化成和谐社会。于是主客双方重新落座，继续交谈。

正  文

老威：你的黑道名头就这样做大啰？

老曾：人家待我不薄嘛。

老威：你已经发家致富，为啥还替人讨债呢？

老曾：几十万，三、四年就花光。经济要周转才灵光嘛。这个世道，总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扯不清的阎王账，所以我在99年的样子，审时度势，成立了讨债公司。

老威：注册过么？

老曾：工商局不批，答复说没这方面的法律；我就托人走后门，人家连钱都不敢接。我陪了多次笑脸：大人们变通一下不行么？若嫌“讨债”二字太刺眼，就改成“排解经济纠纷”嘛。

可这么一来，人家就叫找司法局，申请成立律师事务所。他妈的，绕来绕去，又成三角债了。于是找几个兄弟伙一商量，就弄了个不挂牌的讨债公司，挂靠在某某柔道馆的门下。

老威：相当于地下黑店嘛。

老曾：放屁，柔道馆是公开、合法的，并且生意很好，我们是柔道馆的发展部。兴旺发达时，职员20多人，都各有讨债怪招。

老威：我晓得，讨债的市场需求很大，因为现在的债务纠纷多如牛毛，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又解决不了。

老曾:根本没人管。你告到法院，立案费、律师费、交通费、执行费一大堆，你花了钱，还得耗时间。债主的招数，一拖二躲三赖四转移财产，相信法律吧，公了吧，几年的过场走下来，就算判你赢，也执行不了。

老威：找你们就简单了。

老曾：当然，几分钟就立案，接着就是如何分成，纸上谈兵全免，我们给出时间表，你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

老威：这么厉害?

老曾：比如去年底，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通过关系找到我们，说地产老板拖欠10来万工钱，他没法向手下的几十号民工交代，也许连春节都过不安逸。于是我们就直接绑架了老板在郊区别墅里包养的二奶，同时让他带钱到指定地点赎人，否则就抹硫酸破相，还要网上公布他的床上色情照。

老威：看不出来，你居然会利用网络。

老曾：打死不如吓死嘛。眨眼他就下软蛋了，因为我们同情民工，就只抽取了两万元，算个意思。

老威：两万元不少了。况且你料准他不敢报警，事儿办得轻松。

老曾：前几年，有家国营汽车修理厂被债主拖垮了，都是些工地上的大车，长期、批量的修，随后就签单、签单。如此滚雪球一般累积，结果是材料买不起，工人工资发不起。法院无法解决，找到我们，也只帮助讨回两笔，大约60万吧。杯水车薪而已。

老威：为啥不救人救到底呢？

老曾：我们绑架了一个娃娃，一个老头。娃娃8岁，读小学2年级，我们在家长接人之前，进学校代劳，理由是病重的奶奶想马上看到孙子。而后打电话，自称是汽修厂几百号下岗工人的代表，已经狗急跳墙了，如果你不还钱，还要报警，我们在撕票同时，放火烧死你们全家。我背诵了一句革命先烈的诗句：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骇得对方屁滚尿流，仿佛虚空中，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向他席卷而去。绑架老头是在街道老年活动中心，派人上去，朝屁股蛋猛锥一针，等老头“哎哟”倒地，立即扑过去学雷锋，嚷着送医院急救。这一去就是几十里，锁在黑屋中，再给老头的儿子打电话，台词和绑架娃娃差不多。嘿嘿，很顺利，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问为啥不救人到底？这个厂还有十几家类似的债主，我们能这么勇往直前地搞下去么？那不成了震惊中外的连环绑架案？中间难保不出纰漏，难保不遇上个耍横的，案子弄大了，找人顶缸都摆不平。

老威：你讨了近10年的债，没出过意外么？

老曾：风险过大、估计要伤人的案子，就雇人做。生意场嘛，经常层层发包，转手三四次，最后接包的都不晓得最初发包的是谁。

老威：比如剁人的手，断人的腿，毁人的容，绝人的男根之类？你发包几十万，或许落到最后接包的杀手门下，就只剩几万。

老曾：或许几千元就搞定，如果撞上个穷途末路、又求财心切的打工仔。黑道也有三十六业七十二行嘛，你说的是另外一行，据点原来在永丰立交桥旁边的老茶馆，人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明码实价，手脚太大了，耳朵、鼻子、手指头、脚趾头都有价。要报仇雪恨的，就天色擦黑时，去那儿要杯茶，慢慢地候着。我干不了这个，因为迈不过是非曲直、正邪忠奸。

老威：老江湖嘛。

老曾：老江湖也有翻船时候。有一次，我们乘债主父亲80大寿，纠集了20多人，敲锣打鼓去庆贺。混进宴会大堂，见那拖欠人家40多万的孝子，正把满面红光的老爷子搀上太师椅，然后趴下，屁颠屁颠磕头。我们立马偃旗息鼓，团团围过去，使个眼色，大家就一起脱下外衣，露出清一色的汗背心，斗大的字写着：借债还钱！
借债还钱！借债还钱！！我们像学生游行那样，狂喊了几十遍口号。寿宴被搅得一塌糊涂，我们与孝子贤孙们扭打，血肉横飞，锅碗瓢盆满天飞。老爷子当场叫活活气死了。债没讨着，还进了派出所。哎呀，都怪我没掌控好，差点让人把底抖落出来。

老威：挺搞笑的。

老曾：终身难忘的一次搞笑，就是我们曾绑架过老年痴呆症患者。事情比较简单：某个身家数千万的地产老板，突然想挣名了，就出价50万，雇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当枪手，为其树碑立传，耀祖光宗。可等到人家按合同条款，完成书稿，老板又再三挑刺，终于耍赖反悔。秀才遇到兵，有啥子办法呢？只有我们这种江湖中人晓得了，才会拍案而起，主动上门，为秀才排忧解难。

老威：副教授为地产商做枪手，也够掉价的。

老曾：掉价？真他妈文人相轻。卖字、卖画、卖官、卖身、卖地、卖血、卖国，这世道，啥子不能卖？只要摸得着、看得见的，都能卖。风和空气也能卖，压缩成罐头，打个广告，还能卖得很火。只有你这种臭清高卖不起价。

老威：教训得对。我道歉。下文呢？

老曾：秀才正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听说有人可以讨回欠款，当然喜出望外。于是立了字据，五五分成。

老威：他没查问你们的来历？

老曾：问了，瞎编嘛，知识分子好骗。

老威：他没觉得这样干不合法？

老曾：人家已经几天几夜睡不着，差点熬成精神病了！

老威：你们成良医啰？

老曾：可以这么说。随后，我们制定计划，伪造了《工作证》，就摇身变成某某老年福利院的职工。我们挨家挨户散发宣传单，把雷声弄大，最后才勾兑好保安，将面包车大模大样地开进那个高尚社区。当我们敲开目标家门，申明来意时，那五短身材的老板让座、泡茶，特别客气。更没料到，不过三言两语，他就答应我们带他的老妈下楼做免费体检！

接下来就轻车熟路。在车上，我们用麻药毛巾将母子俩捂晕过去。然后寻个旮旯，丢下老板，再继续狂奔百把公里，钻进早就租好的农家小院，将老太太抬进屋内。

接着我们给老板家打电话，替秀才愤怒声讨，尽量不骂粗话，还咬文嚼字，啥子为富不仁啦，良心何在啦。可对方回了一句：龟儿子绑架嗦？找错对象了。就啪地把电话挂断。再拨，就是嘟嘟的忙音。我们急出一头汗，接着打通手机，才开腔说：龟儿子不管你老妈……对方嘿嘿两声，又回一句：我妈就是你妈，你暂时替我孝敬嘛。又断了。

老威：打不通了?

老曾：打几十遍，不通，永远不通。后来才晓得，老板把座机、手机号码全换了。

老威：连老妈也不要？

老曾：不要。

老威：也没报案？

老曾：没有。据说，他在小区门口贴了张《寻母启示》。

老威：这还叫人么？

老曾：我讨债多年，也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与儿子断了联系，还得回头照料他老妈。开头，我们认为老太太正常，就琢磨从她身上找缺口。她刚刚醒来，我就示意助手，晃着光膀子，把杀猪刀拍得哐哐响。那曾想，老太太不仅不怕，还哈哈笑，问是不是要杀年猪？还怂恿多杀几条，免得人多不够吃。我听得头皮发麻，可仍不甘心，就亲自凑拢去，问老太太我是谁？她回答得很干脆：爷爷。这下心凉透底，我一屁股落地上，辟辟叭叭抽自己耳刮子。老太太也学我，抽自己耳刮子，还说：爷爷，好痛哦，为啥子不打猪呐？打死好吃肉嘛。我们自己吃，不给打工仔吃。

老威：老太太多大年纪？

老曾：快80啰。

老威：值得绑架么？

老曾：老板50多岁，当过知青，吃过苦，我原先认为，至少该有起码的传统道德吧？古话不是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么？

老威：可是古话也说“笑贫不笑娼”。

老曾：我与老太太朝夕相处了3天，人都快疯掉啰。她吃喝拉撒全没感觉，甚至边吃边拉，出太阳时，还在院子中央跳文革的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他妈的咋个搞？历史三两下就倒退好几十年，现在是“敬爱的人民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助手才30来岁，哪受得了？气得拿杀猪刀猛砍泥巴，把老太太骇得站起流尿，跟着，扑通一下跪倒，作揖磕头，求观音菩萨慈悲，多收些坏蛋回去。还念了一首不晓得从哪儿捡来的民谣：50年代嫁贫农；60年代嫁雷锋；70年代嫁票证；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贪官；新世纪来了傍大款。

老威：老年痴呆症还晓得念这个？

老曾：一旦开了头，就几百遍地念，直到口喷白沫。老太太还四处藏东西，饿得还特别快，饿了就一会儿爷一会儿爸地乱叫，跟着问妈到哪儿去了？偶尔记起她那坏得流脓的老板儿子，可半天说不出名字。

老威：完了完了。

老曾：是完了。只好认栽，把狗日他妈还回狗日住的小区，转身开溜。这场打击，搞得我感冒半个多月，食欲不振半个多月，在江湖上一时传为笑话。

北京最新一期出版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刊载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李树桥长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忆述了赵紫阳沿海发展战略决策过程，说“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意见都要充分尊重，尽量吸取，这是保证中央正确决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文章盛赞赵紫阳“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决策的精神”。

李树桥，曾任赵紫阳秘书。1944年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曾在冶金部华北冶金矿山建设公司(河北邯郸)、《红旗》杂志社、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内贸易部、国家行政学院供职。现已退休，仍为中国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重点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文化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李树桥文章说：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酝酿和提出，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在这一决策酝酿过程中，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当时我在赵紫阳同志办公室任秘书，相关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环节我都在旁边仔细观察了。在当年，领导同志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决策的精神让我深深感动；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钦佩。

李树桥回忆：我坐在车上，回到住处，反复地想：为什么赵紫阳在十三大后的答记者问能够那样深入人心？他的哪些话能够让老百姓记住、感动？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那样几句话。联邦德国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脱口而出：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文章披露：对于学界的意见，赵紫阳曾经说，老、中、青学者的意见都要听。他们中有不少人具有世界眼光，思维敏捷，多听他们的意见可以开阔思路。他们的不足是对于实际操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不甚了了。

文章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界研究成果最受领导重视、知识分子为社会发展贡献很大的一个时期，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中央政策比较顺畅、实际效果甚佳的一个时期，是老百姓普遍受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良性互动，共同为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做贡献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很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

以下为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全文：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

李树桥

 

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里，在重大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和政府部门、地方、基层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学界老、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创造性意见可以通过各种管道迅速传递到最高决策层；最高决策层很快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批示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学界与部门的意见亲自深入到省、地（市）、县以及基层厂矿和农村，详细地与地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讨论在实践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发现基层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批转部门与地方领导机关调查研究，交给学界论证。当时的领导人对上述各方面的长处与短处心里有底，对其意见取舍时缜密过滤、慎重筛选，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智慧、经验和判断，综合起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政策方案。征询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见以后，经过中央领导机构的正式讨论，依靠集体决策，形成决议颁布实行。实际上，当时所采取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和行政措施，都不是照单全收哪一个或几个专家学者、某个地方或部门所提出建议，都是吸取各方面很多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全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很少遇到可操作性方面的困难，一般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实际效果。纪念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这一条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邓小平同志率先垂范 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推动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就是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部门、地方、基层、学界互动、互促、互补、共创奇迹的典范。大家知道，“经济特区”的设置，就是由习仲勋主持的广东省委首先提出要求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按照《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两下深圳、珠海，十一次去上海，还多次到福建和其他沿海地区视察，面对面地与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亲手为我国绘制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沿海地带对外开放的绚丽蓝图。改革开放的酝酿期，我国曾经派出几个由副总理或中央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队的政府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回国以后直接向中央汇报，对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和高级干部达成对外开放的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中，理论、思想、学术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活跃。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当代世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新趋势的宏观环境，论证利用两种资源、开辟两个市场的必要性，介绍外国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提供国外设立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港的成功范例，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改革开放意识起到了启蒙和促进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饱含着全国从上到下，各方面、各界别人士共同的心血和汗水。

沿海发展战略的实证 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酝酿和提出，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在这一决策酝酿过程中，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当时我在赵紫阳同志办公室任秘书，相关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环节我都在旁边仔细观察了。在当年，领导同志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决策的精神让我深深感动；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钦佩。

现在说到当年赵紫阳提出的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有的同志以为是由当时国家计委一位年轻同志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引出的。其实，这中间有一些误会。赵紫阳是在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看到王建同志写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当天就做了批示：“印发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同志一阅，并发杜润生、郑拓彬、李岚清同志。”王建同志文章的作用，一是使赵紫阳同志更加坚信他长时间研究的问题具有理论依据与符合民意；二是通过对王建文章的批示推动有关部门和更多的同志研究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在收到王建同志文章以前，赵紫阳同志已经决定集中一段时间搞一次专题调查研究。对于随行参加调查的人员、调查的主题、调查时间和地点都已有了初步设想，并与身边工作人员议过两次。那次调查的题目，就是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在这之前，早在1984年12月20日，赵紫阳就向中央提出过《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济特区还提出过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党的十三大前夕，赵紫阳就指示我们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关于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材料，供他阅读、研究。这是酝酿已久的事情了。

1987年１１月２０日，赵紫阳以及随同他外出调查的两位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从北京出发。这两位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我是随行服务的工作人员。赵紫阳一行先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又到井冈山看望那里的老红军和干部群众，１１月２３日到达那次调查的第一站浙江省嘉兴市。参加调查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已经先期从北京直接到达。第二天就在嘉兴市委招待所开始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北京来的同志以外，还有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省长沈祖伦、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省长顾秀莲、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座谈会紧紧张张讨论了两天半。赵紫阳首先讲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有利机遇，提出要尽快确定一个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然后就让大家畅开思想，发表意见。在讨论中他还多次插话，阐述自己所做的思考。在讲到外国制定区域政策大多是优先考虑问题地区即落后地区，为什么我们首先研究发达地区的发展时，赵紫阳说，我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很大，要把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同时搞得很快、搞得很富，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比较有利，沿海地区又有很多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和优势尽快把比较容易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是很可惜的。沿海的发展最终会带动内地和全国的发展。在讲到为什么要强调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赵紫阳说，沿海地区的加工工业，如果只靠国内的原材料，它的发展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沿海地区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之后，再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在议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时，参加讨论的同志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国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座谈会还就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问题、沿海工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问题、加快外贸体制改革问题、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和加强管理问题、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加快沿海发展与稳定全国经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讨论中有几位同志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在谈到沿海发展首先要搞活企业时说，有的同志把大中型企业比作老虎、狮子，把小企业比作猴子，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就是要让老虎上山、给狮子松绑、放猴子上树，使大中小企业都能全盘活起来。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说，苏州乡镇企业的出口创汇在整个地区创汇总额中已经占到百分之十五，它们经营机制很活，应该能够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说，一些外商告诉他，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我们的设备是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赵紫阳当场表扬了他们的看法很有见地，以后又将其中一些精辟的话写进了自己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沈祖伦同志很幽默，当时他讲，论经商的才干，一个宁波人可以顶三个上海人，一个上海人可以顶三个杭州人。回到北京整理材料，很想把这个话整理进去，再加一句，一个杭州人可以顶几个内地人，以说明沿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后来再三斟酌，不好把这些话写进正式报告，才很不情愿地舍弃。

11月26日，在嘉兴市安排了半天参观。参观了五个工厂，赵紫阳边看边与工厂领导人讨论的还是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到南湖公园参观了中共一大“红船”和其他景点。从公园出来，街上聚集了许多热烈欢迎的群众。赵紫阳走在群众中间，我紧随其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大约五十多岁工人模样的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跳起来高喊：和十三大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个赵紫阳一个样！一个样！我坐在车上，回到住处，反复地想：为什么赵紫阳在十三大后的答记者问能够那样深入人心？他的哪些话能够让老百姓记住、感动？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那样几句话。联邦德国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脱口而出：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时候我与那位兴奋得跳起来的工人擦肩而过，来不及攀谈。我感觉到最使他兴奋和鼓舞的可能就是上面的那一段话。

11月27日从嘉兴去苏州。赵紫阳突然向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提出：一路上既不要警车开道，更不要警车随护，大家就坐一辆面包车，夹在群众的车流中间，老百姓的车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赵紫阳这么一说，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那不行！一是这样安全没有保障；二是路上堵车耽误的时间过长。赵紫阳坚持说，路上越张扬，目标越大，越不安全。今天我们的时间就花在路上，到达苏州的时间晚一点没有关系。在赵的一再坚持下，只好按照他说的办法，没有警车，没有车队，就那么一辆面包车，和普通老百姓车子一个样。谁也不知道车里边坐着赵紫阳和那么多领导干部，沿途还在江苏省吴江县的盛泽镇看了三个乡镇企业，其中一个纺织厂，一个成衣厂，一个制鞋厂，三个厂都有产品出口。赵紫阳边看边问它们的厂长：产品出口有什么困难？如果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行不行？因为时间已久，三位厂长当时所说的具体话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概意思是，关键在于加快外贸体制改革。晚上八点顺利地抵达苏州。到达后赵紫阳对随行的同志说：这不是很好嘛！我悄悄地对他说：今天，您胜利了！赵紫阳不说话，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11月28日至29日，在苏州继续召开座谈会。参加讨论的除了嘉兴会议的人员外，又新增了三位同志：在上海调研闻讯赶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海市的两位主要领导同志芮杏文和江泽民。会上，赵紫阳对于在嘉兴讨论的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然后反复提问：这样的思路行不行？沿海地区实行新的发展战略可能遇到什么大的障碍？怎么解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参加会议的同志踊跃发言，有的同志还讲过多次，使得沿海发展战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透彻，拟议采取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充实。在苏州，参加座谈的同志还参观了刚刚筹建的昆山开发区，考察了一个流通企业苏州物资集团。

11月30日，赵紫阳一行顺利地结束了这次为期一周的专题调研，回到北京。12月末到1988年1月初，赵紫阳又赴福建省调查，主题仍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问题。赵到外地调查，当地一般也会把全体领导班子成员集中起来，向他汇报，请他讲话。多数的情况是，地方领导同志的汇报讲不了几句，他就会说，请您把准备好的稿子交给我的秘书，我回去再好好看。然后就按照他本次调查的主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请他们回答，与他们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结束时也很少长篇大论的讲话。他下去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与地方或基层的同志讨论研究问题。

1988年1月赵紫阳向邓小平呈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1月23日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3月15-1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其后，对外经贸部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经贸厅局长参加会议，讨论研究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即逐步赋予部分内贸和工业企业外贸经营权，实行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等问题。我随同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国办秘书局赵光华到会上听取李岚清的报告和部分地方同志的意见。海关总署讨论制定沿海地区设立保税库和保税区的有关政策问题。交通部研究加强海港建设和发展远洋运输的问题。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环境、保驾护航。赵紫阳同志主持制定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启动和加力的作用，对于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和加快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助推的作用。在沿海发展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地方、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对于学界的意见，赵紫阳曾经说，老、中、青学者的意见都要听。他们中有不少人具有世界眼光，思维敏捷，多听他们的意见可以开阔思路。他们的不足是对于实际操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不甚了了。

关于部门和地方的特点，1981年9月4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六五”汇报时说：“现在总的说，中央机关特别是综合部门，对困难这一面，基本上是看到了。但对存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省市区的同志对潜力看得比较多，但对宏观制约看得不够。综合部门也有两点。一个最后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确实他们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另外，因为他们也处在改革中间，有些问题有些框框，要研究新情况，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跳出原来的框框不行。”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意见都要充分尊重，尽量吸取，这是保证中央正确决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界研究成果最受领导重视、知识分子为社会发展贡献很大的一个时期，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中央政策比较顺畅、实际效果甚佳的一个时期，是老百姓普遍受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良性互动，共同为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做贡献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很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

清明过了，祭扫的、踏青的都已归来。一般常规节日，做过应景文章，立即尘埃落定；今次清明，也许因为刚刚成为法定节日，有些话题仍然没有完全收起。

我在清明前后一片喧哗声中，略感欣慰的，是从《中国青年报。冰点》看到了纪念李红霞的文字，还有这个17岁小姑娘的照片和签名。

李红霞是谁？不是牺牲了的烈士，也不是仍健在的英雄，她就是在今年春运中被踩踏而死的那个打工妹。时为2月1日，地在广州火车站。

湖北省监利县薛桥村田间草丛里起了一座新坟，是李红霞永远安息之所。短文报道有一位网友在博客上写道：“草长莺飞的季节，李红霞坟上的青草也该冒芽了。”难得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想起了这个没有光环、没有“身份”、没有“学历”也没有地种，刚刚靠打工糊口不到一年就被无妄之灾夺去生命的死者。

更难得的，是新来广东不久的省委书记汪洋，也在一个全省性的会议上说：“此时此刻，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在广州火车站倒下的那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对这个沉重的代价，我们至今仍感到深深的歉疚和自责！大家记住这件事，这个人！”

从《拯救大兵瑞恩》到《集结号》，我们看到了战争时期和战后人们在对普通士兵的态度上所体现的价值观。

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应有的珍视和敬畏，而不是践踏和窒息。

我从今天人们观念中对“这个人”，对“这一个人”的铭记和怀念，想到了近五十年前大饥荒中的几千万死者。在某些灾难严重的省份和县区，有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以致一个公社（相当于一个乡镇）全部死绝的（河南信阳一个专区竟死了一百多万人）！他们默默地以卑微如草芥的生命承受了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承受了违反法律违反人情违反常识行为的灾难性后果！

而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册历史被尘封到阴山背后。我们，死难者的同代人和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对几千万的死者采取了不可原谅的漠然的态度。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然而，我们在四五十个清明节，有多少人想到为这些饿死的冤魂烧一炷香呢，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我们不祭奠他们，谁去祭奠他们？

清明节后的报刊文章中，看到有人建议，应由国家对革命烈士举行公祭。这些牵扯到立法，需要郑重其事。但既说到了，我想借此补充一句：如果将来全国人大开会时有此议题，希望有关人士转达：在国家公祭革命烈士的同时，勿忘公祭在相当历史时期中，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大饥荒而死难的普通人！

我们要以一定的仪式，向人们昭示并让后代记住，要把中国建成现代法治国家，我们要尊重并捍卫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尊重并捍卫与生俱来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践踏，对任何公民权利的侵犯，都是必须谴责和抗拒的犯罪！

（作者系杂文家）

几个月来中国股市大跌，有关是否救市的争论此起彼伏。许多股民、专家以及各路媒体都卷入其中。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插曲莫过于网民为央视的《经济半小时》“寄托哀思”。

由于清明节休假期间未看到《经济半小时》这档节目，而此前，该节目播出了《股指回到一年前》，措辞严厉地呼吁政府救市。个中观点，网络论坛引用最多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的一段话：“你那么高的税收，显而易见是在严格控制这个市场的发展，如果说我还用这么高的税收，我还说我在鼓励这个市场发展，我认为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如你所知，今日中国，尽管政府部门偶尔也会处于社会批评的风口浪尖，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些批评多是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式的劝诫。或者说，舆论监督更像是一种技艺高深的劝说术，在射击（批评）之前，媒体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好“掩体”（作正确的政治表态），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友军状”。

虽说“弥天大谎”这一措辞对于许多人来说并非泄露了“国家机密”——中国资本市场之发育不良、之怪谬更是有目共睹，然而，吴教授的尖锐表态能从具有宣传部门“御林军”之称的央视这个平台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其给社会带来“石破天惊”、“吓人一跳”的影响可想而知。难怪有人甚至会一厢情愿地抒情，“股指回到一年前”里隐隐夹杂的愤怒与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更意味着央视担起了“舆论起义”的角色。只不过，鉴于在转型时期习得的种种经验，人们很快意识到权力部门的神枪手会“枪打出头鸟”。面对如此光景，那些忧郁的人儿转而不得不满怀悲情地猜测这个节目将因触及监管层的神经，在“为民请命半小时”之后旋即“光荣”了。

对于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悼念”活动，几日后央视内部人士向京城媒体辟谣：节目停播只是正常的清明放假而已，并不存在整改之说。更细致的理由是，“节目播出前都是经过审看的，有问题的话根本不会播出。那样的话，那些把证监会骂得狗血淋头的报纸，岂不是早就关门回家种白薯了？”

事已至此，看来是观众过于“敏感”，终于落了个林黛玉般“侬今葬花人笑痴”的下场。在我看来，此一风波最值得回味者当属这个社会的心理预期。当《经济半小时》因为档期在清明期间“消失”时，为什么许多人会不约而同想到该节目被整改？不难发现，长久以来权力对媒体的“规训与惩罚”已经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有媒体放松“自律”做“出格”之举，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媒体的对错与否，而是倾向于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该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后果，对惩罚进行预演。应该说，社会心理的这个推理过程更是权力追加不正当惩罚合法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心理预期为不正当惩罚的实施提供了潜在的“民意”，为不正当惩罚按部就班的实施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表面上看，这种心理预期表现了公众对“进步媒体”或者“出格节目”的担忧，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自我规训，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学乖”。事实上，正是这种“学乖”使转型期各自为战的“媒体马铃薯”在社会担当方面大打折扣。

英伦作家狄更斯曾经描绘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今日中国人来说，这更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由于权力与媒体的边界尚未厘清，当人们揣测权力将有所行动之时，便难免会踏上鲁迅式的心路——“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显然，这种似有还无的揣测所透露的是公众与公共媒体对自己境遇的不安，是中国社会在一次次失守底线后筑底至今未成。

应该说，正是因为筑底未成，“一切皆有可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才变成了一种“熊市不言底”的单边下跌——“一切的坏皆有可能”。当人们找不到共同的底线凭依之时，对恶的揣测使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造谣者”。我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谣言显然更应止于底线。就好像如果我们知道现在大街上没有鬼，当有人高喊闹鬼时，大家大可以一笑置之，全当是恶作剧。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东航发生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后，公司声明出尔反尔。前日，东航首度承认其云南分公司21个航班集体返航乃“人为所致”，而非此前解释的“天气原因”。更多的背景证明，机师与航空公司间表面上的劳资纠纷，暗含更隐蔽的利益诉求，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解决。私利的博弈方表现得同样强悍，都想着对方主动撤退，而受此损害的公共利益却始终在流失，其威胁无解，竟然沦落到一再被漠视的境地。

毋庸讳言，飞行员与公司间的所谓劳资矛盾有加重的趋势。东航机师群体罢飞不是涉事的第一桩，却是迄今最为恶劣的“逼宫”事件。在飞行员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的前提下，利益纷争以不加掩饰的形式凸现。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个人自然的冲动，无需讳言。问题是，航空公司为豪门，飞行机师亦为强势。双方都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博弈。鏖战无休，而罔顾民用航空业最高也是最低的安全原则。

在“罢飞”事件中，道德谴责一度被当作最轻浮的举动。可事实上，道德恰恰是此一类利益博弈的底线，若突破了它，追求私利的正当性随即被取消。飞行员把乘客安全当作筹码，对雇用方施加压力，以求得让步，实现报酬更丰的流动机会。动机或可理解，手段不可原谅。有论者以体制之困为飞行员辩护。更有言者认为，只有飞行员能够顺畅地争取利益，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益。此两种见解难免谬误。

仅就飞行员的私利而言，对它的追求没有止境。今天为年薪300万元的“罢飞”，明天也能为年薪500万元“罢飞”。终点在哪里？当下的航空市场失衡严重，国有大、中型航空公司拥有绝大部分市场，民营公司为求生存“不择手段”。在这样一种偏狭的航空市场上，如果不以公益为最忌惮的准则，动辄威胁乃至抛弃它，将其推上谈判桌，诸如机师对私利的谋取也就相应变质。无论航空业积弊如何，无视公共安全、甚至挟持公益的飞行员都是疯狂的，至少在职业道德上已失去了自辩的凭据。

而例如东航等航空公司也表露出傲慢。体制给予它们庇护，但它们并没有在与“稀缺资源”的对阵中完胜。东航飞行员“罢飞”，劳资矛盾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双方的冲突还有不在场的第三方。这第三方即为不惜代价、急切搜集体制内飞行员的民营航空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飞行员所提出的利益调整计划基于市场的丛林法则：民营航空公司必须要从国有公司“虎口夺食”，飞行员事关它们的生死存亡。航空业大佬面临的是要不要放人的选择，而摆在民营公司面前的，则是生死问题。

如此，围绕飞行员的争夺战只会升级，而不可能速决。在拉锯式的较量中，输家或赢家难以确定，公共利益在各方面遭受侵害却是恒定。只因它是隐性的，无法用私下或公开的价码标注。长此以往，除了公众浓重的焦虑感，伴随着利益博弈方沉浮的，则是无所牢固依附的民航公益。利益方都呐喊着要求得到，航空安全在悄然中损耗，被当作谈判僵持局下的消费品一样出卖。如此，与部分飞行员和个别航空公司信誉一起下降的，则是中国民航业的安全系数和道德水准。

从现有实例看，既有的法律框架无法提供利益博弈的出路，对变动了的市场情势少有效力。飞行机师与航空公司间的纠葛需要更高层面的仲裁，大交通部对此负有职责。既然航空业目前的乱象由原先的民航总局而生，归并后的交通部必须要承担起历史任务。怎样惩戒“罢飞”飞行员只是很微小的举动，航空业主管部门的使命是全局性的，亦即：为公共利益的立足及其稳固建立新的根基。

“罢飞”的飞行员深知自己价值所在，牺牲公益在所不辞。在这些失德的背后，民营航空公司冀望于市场换空间，国有航空公司则利用时间博胜算。飞行员看似在争取合法权益，实则上是受驱动的棋子。棋子盲动，致使公益陷于动荡。他们各有各的盘算，比如要计算金钱，要权衡市场。总之，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那真正核心的安全命脉又当寄托何处？或者，它在利益搏击中还有容身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