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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

《鬼佬》

齐家贞在墨尔本，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重庆人，又矮又慈爱。57年后，父女两代经受牢狱，70年代偷渡香港。走在澳洲最南端的海滩上，不少读者认出她，过来合影，说我读过《自由女神的眼泪》，这眼泪把淡水变成了海水。

我们一行，居于齐大姐和几位朋友家里。他们家都寄宿着父母送来澳洲读书的几个孩子。阿木摇头说，几年下来，只见好成绩变成坏孩子，没见一个争气的。不明白父母们干吗潮水般地，把半大的孩子送出来。我说，当初大姐干吗要偷渡呢。做不成苏武，也做不成摩西。每个人都有自己出埃及的方式。但有何用呢，若非灵魂重生，这世界不是狼窝，就是虎穴。

2007年两部电影，英国的《鬼佬》，是纪念3年前23个拾贝的中国偷渡客，死在莫克姆湾。澳大利亚的《窘境》，是被卖作妓女的打工妹死在墨尔本。这个接连被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每年约有500名被贩卖的女性，在地下妓院成为埃及的奴隶。许多评论说，这是近年澳大利亚最杰出的非主流电影。迪伊穆尔自编自导，他忧伤地说，毒品你只能卖一次，女孩你可以卖500次。你想出去，他想进来。人的欲望狭路相逢，最贪婪的那一种就获胜了。

这次我不愿讲故事。若没有恩典，苦难有什么意义，值得被叙述一遍又一遍。我在想，为什么中国导演不去拍。有个瑞士朋友叫米歇尔，当地周刊的资深记者，他给我讲，当年英国的多佛偷渡案，58名中国人闷死在集装箱里。之后他先到台湾，后过大陆，一个人沿着蛇头的路线，穿越整个亚欧大陆，去了解这些人的死亡之旅。其间无限险峰，令人击节。我就快哭了。为什么一个人住在500年不打仗的地方，却要为一些死在英国的中国人去冒险，只为了留一段记忆？

澳洲的华人越来越多了。在悉尼唐人街的春节游行，国内都没有那么盛大的阵仗。但令我又温暖又扎心的，不是踩高跷，也不是狮头鬼面。是几十个收养中国孩子的澳洲家庭，抱着、牵着、推着，孩子们笑着、跑着、转着，这么一路走来。收养的故事，和贩卖的故事，同时充满那个世界。就如被收养和被贩卖，也充满我们的世界。

小布什的撰稿人麦克格恩，曾是《华尔街日报》的主笔。他有三个漂亮的女儿，都是湖南孤儿院里的中国孩子。而俄勒冈州一个寻常的萨米埃女士，有五个亲生子女。他们成年后，萨米埃收养了第一个中国女孩。几年后为了让小姑娘有和自己一样的姐妹，她收养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直到第五个，她选择了一位残障儿童。

收养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财富和继承权，拿出来与陌生人分享。怎么可能，这样的事会出现在同一个世界呢。希腊哲人勒幸曾说，如果我能问埃及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一个问题，据说他知晓一切奥秘。我要问的是，“这个宇宙到底是否友善的”？

《窘境》中，当初妈妈鼓励女儿出去打工挣钱。后来变卖一切，在墨尔本找到了逃出妓寮的李榕。女儿歇斯底里地叫喊，你来干什么，你不是我妈妈。当晚，李榕呆呆地看着电视，一位牧师在里面说，相信这位神，他永不会放弃你。第二天清晨，妈妈鼓起勇气再来敲门，女儿已跳窗自杀了。

帮妈妈找到女儿的，是一位白人女职员。刚开始她听说李榕可能被卖作妓女，实在不愿介入。随后却越来越深地，委身于她要帮助的人。她父亲也是为帮助移民，死在黑社会手上的。她说，这是个什么世道啊。骂过以后，她的灵魂中，对那些生活在同一个国度的陌生族群，却放不下心中的负担。就像我的朋友米歇尔一样。

《鬼佬》是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布鲁姆菲尔德的作品。拍摄之前，他专程去了福建，一一探访死难移民的家属。29岁的女主角林爱琴，也是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经过8年的偷生隐藏后，她去了教会，成了信徒。导演先找了几位中国女演员，都顾虑这片子有反华之嫌，影响前途。牧师推荐林爱琴去，把非法移民的悲剧演出来。所有人都劝她，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不要让人知道。爱琴在访谈中说，“我就祈祷，希望神能告诉我。如果这是对的，就让我通过试镜，如果是错的，就不要让我通过。因为我拍这个电影，不是为了钱的问题”。

《独立报》说，布鲁姆菲尔德这部作品，表达了一种超越他自我风格的，“前所未见的、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林爱琴的本色表演，也在英国受到媒体追捧，说这世上不可能有人能比林爱琴演得更好。尤其是电话里给母亲唱歌那一段，不是职业演员可以效法的。

导演希望，能促使英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政策更加仁慈。他说，是人就应当有尊严，有权利，有工作的安全和福利。不能因他们是非法移民就被视为二等公民。林爱琴在拍摄期间，等来大赦，终于获得了合法居留权。导演和制片人建立了一个帮助遇难家庭清偿债务的基金，计划筹集50万英镑。但到2008年初，只筹得数千英镑。

正好《随笔》杂志上，读到流沙河先生的《五八劫序》。讲述57年和他有往来的几个女中学生，如何被裹卷在漩涡中的遭遇。老诗人的情怀与笔法，是我一年来读过最沉郁起伏、跌宕伤怀的文章。最后一段说：

“五十年未见一个‘说法’。整我我不怨，我端了公家的饭碗嘛。何况又”改正“了，其后又捞了一些好处。那些中学生娃娃，天真未凿，怎忍得下心收拾他们和她们啊。《圣经》有云：”出来如花，又被割下。“不写了。是为序。”

不知怎么我想起这篇文字。这经文出在《约伯记》，约伯在患难中向神呼告，铺陈自然与人心中的一切奇妙与销磨，最终回到对上帝主权的信靠。若不是这样，大陆海外，高原盆地，无论移民、偷渡、流亡，无论和谐、留守、聚集，无论放火、开枪、鸣炮，无论造谣、记录、书写；眼下仍见鲜活的生命出来如花，大地上的族群怨恨交织。

又想起齐大姐的亲人病重，她来电邮托我去重庆，为他临终祷告。我却在外，两周未收邮件。回来一载，人已离世。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出埃及，也终以自己的方式躺在这个世界面前。但热切愿望的背后，要么是荣耀的盼望，要么是切齿的诅咒。

2008-03-23夜写于复活节

陈方恪（1891—1966），字彦通，斋号屯云阁、浩翠楼、鸾陂草堂。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出生于祖父陈宝箴武昌湖北布政使衙署内。近代诗坛领袖陈三立第四子，在家族中排行第七，故人又称其为“陈家老七”、“彦老七”。受家学影响，从小习诗词文章，传承散原老人文脉。师从陈锐、周大烈、王伯沆等名士，又得梁鼎芬、沈曾植、樊增祥、朱古微、郑文焯、陈衍、郑孝胥等诗词名家点拨，诗名在其兄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之上，故散原老人尝对人曰：“做诗，七娃子尚可。”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与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均点列其名。1910年秋毕业于上海震旦学院，因为三个兄长皆在外谋职或求学，所以留在江苏江宁侍奉父母。

从此陪随散原老人杖履，应酬、游历、雅集，得以结识许多海内外政坛、文坛前辈名士。翩翩优雅公子，玉立于苍颜银髯之鸿儒高士身畔，加之才气横溢，诗词华美，谈吐灵慧，屡得前辈佳誉，遂文名日盛。1912年冬，应狄葆贤之邀，陈方恪到上海任《时报》编辑。开始与狄氏兄弟、叶恭绰、包天笑等人走马章台，游冶于花丛柳下，征歌买笑，一掷千金为美人。其曾在《洪都曲赋》中云：“乃尔临水人家，斜阳巷里，好事王孙，乡曲儇子，佻挞城隅，遨游都市。粉泽妖娃，平康老妓，关门而语，捼带而睨，闲姿冶态，不可胜举。”后散原老人闻此情形，曾抱怨狄氏等人将其老七引坏。一个报馆编辑，家中纵有金山银谷，又怎能承受得起他如此花销？后又经梁启超介绍，进入上海中华书局，任杂志部主任。还在商务印书馆、《民立报》及《时事新报》做过编辑，并参加南社诗人们在上海之雅集。在与名士交游过程中，沾染上阿芙蓉癖，一生为之所累。又曾随报界同仁拜过洪帮老头子，加入帮会，且在洪门中有较高辈份。

薪薄酬低之编辑生涯难以应付十里洋场之纸醉金迷，故北上寻职。在散原老人之文坛名望与人脉关系影响下，曾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财政部、张作霖督军府，亦皆是杯水车薪，勉强度日。1920年秋经时任总统徐世昌等父执推荐，南下江西南昌淘金。据传时任江西督军陈光远曾问其：“老姪，你要出风头，还是缺钱用？”陈方恪拱手直言回道：“我开支太大，求老伯赏碗饭吃。”在此后几年之中，得到赣省多任督军眷顾，先后担任江西图书馆馆长、景德镇税务局局长、田亩丈量局局长、釐金局局长以及地方关口税务局等肥差，职务调动频繁，日进斗金，宦囊充溢，不亦乐乎。其间陈方恪曾多次携金返沪，王谢公子，故地重游。日夜出入于书寓花巷，追莺戏蝶。并结识一位身材窈窕、面容姣好、略通诗文且小他十岁之花国中人孔紫萸（1901—1951），两人一见倾心，交往密切，私定良期。

1924年春，江西境内局势不稳，各路军阀欲起烽燧。时任督军问陈方恪：“老姪，可以了吧？”会意谨答：“谢老伯栽培！”腰缠十余万金，翩然而退，身轻如燕。从九江乘舟东下，直奔上海十里洋场而去。四马路上书寓、长三堂子里，宦游淘金归来之名门公子，日日偎红倚翠，夜夜张灯开宴，挥金如土，豪情冲天。令一班遗老阔少，奸鸨猾仆，避席畏闻，自愧不如。其间又结识名校书花雪南，该女以喜侣文人名士而蜚声欢场。初为叶恭绰先生物色得之，陈、花两人一见钟情，云雨缠绵，遂订齿臂之盟。陈方恪为之洒金脱籍，相携北上，同居津沽，金屋藏娇。未几，黄金散尽，两人情缘亦绝。陈挥手作别，匆匆只身返回上海。偶然再遇孔紫萸，似有前缘，爱火重燃，遂携归南京，同居于散原精舍之内。家人与亲友得知孔氏身世，官宦世家，岂容风尘中人，均极力反对，但陈方恪不为所动，故皆无可奈何。陈孔两人终生未办理婚宴，恐怕即与此有关乎？

后应父执唐文治聘请，重回沪上，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分校，教授古典诗词课程。同时又在暨南大学、持志大学、私立正风学院等校兼课。风度翩翩，行色匆匆，来往于几处课堂之间。虽弱不胜衣，但气度不凡，授课聊天时，偶出冷语俏话颇为有味。各校师生异常感慨： 一个风月场中之王谢公子，蜕变为博雅闲静之解惑授业之师，铅华洗去，本色归来，且无丝毫旧痕陈迹流露，可谓是真正之名士。后来，陈方恪对自己年轻时荒诞之举似有所反思，颇感悔意：“予频年以来，飘萍南北，青眼未逢，黄尘何极！独优伶倡伎之中不少激楚流连之子，渐成倾盖之交，感缔蕴袍之约，纬繣至今，负人者多矣。”有《高阳台。楚青丈属题霓裳艳影》云：檀板金樽，绿杨池馆，相逢身在他乡。怨曲重招，人间未许商量。座中满目新亭客，忍同拈、红豆凄凉。更何如、侧帽簪花、白首欢场。

少年未抵千金诺，听离莺负了，旧日王昌。屈指繁华，娇名罗绮难忘。 多情已分天将老，叹春风、髩影无双。祗销凝、刘郎寐莫，归卧银釭.

1937年9月14日散原老人在北平谢世，享年八十五岁。因时局动荡，交通不畅，暂将灵柩厝存于北平长椿寺内。陈方恪原任教之上海正风学院校舍被日本飞机炸毁，加之日军肆虐，治安环境险恶，遂告停学，师生遣散，经济失去来源，生活异常拮据。

1938年3 月梁鸿志等人在日本人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字仲毅，后更字众异，福建长乐人。祖父梁章钜官至广西、江苏巡抚，为嘉庆年间著名文学家、收藏家。其父梁佟年，为福州大收藏家林寿图长婿。梁富书画收藏，又长于诗，得宋人韵致，有《爰居阁诗》传世。陈方恪与梁为诗文知己，梁亦经常接济陈家，故交谊颇深。同年十一月，陈方恪确因家室开支所累，被梁鸿志、陈群等昔日友人拉拢至南京，后被聘为教育部编审。

陈方恪在年底将家属、仆人接到南京，租居于城南长乐路。小客厅内挂有谭延闿所题“屯云阁”、吴湖帆题“浩翠楼”二斋额。壁间还有汤定之、姚茫父、陈半丁、吴湖帆等人所赠之书画，还有一幅陈衡恪与齐白石于民国初年在北京合影照片。时陈方恪友人之中，被梁鸿志拉入维新政府者颇多。今人较为熟悉者有：冒孝鲁、蔡哲夫、谈月色、龙榆生、张次溪、陈巨来、钱仲联、刘淑度等人，或为一时生活所迫，或为蝇头小利所惑，令人有落花坠泥与之俱黑之感。虽门外虎啸狼嚎，警笛不绝。而室内诗友重逢，感慨难禁，每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陈方恪又先后被聘为汪伪政府考试院“考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伪“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伪“中国文艺协会”理事等职，皆因夫妇两人鸦片烟瘾过大，加之应酬较多，人不敷出之故。期间曾有弟子因生活所迫来托其谋个官差为生，长吁短叹劝道：“我在此只是为了混碗饭吃，解决全家十余口人生活。否则我怎能干呢？”命弟子回家做些正经生意，千万不要卷入此中。某年春节，与友人登中华门远眺，倚长干桥栏望秦淮河流水，凭吊雨花台边方孝儒墓，独立斜阳，内心为之感慨不已。

1941年8 月，金陵刻经处因深受日伪人员侵扰，著名“深柳堂”亦在日军攻城时被毁，杨仁山居士葬身之塔院亦受损，一时无人愿意出面经营。杨家后人欲借陈方恪在汪伪政府中之影响，郑重邀请其出任经理与董事会代表。次年年底，陈方恪开始与抗日地下组织人员来往，经常有人在夜晚来金陵刻经处。南京洪帮正义堂堂主朱亚雄、洪帮前辈莫老太、理教金陵山主尚武、失意少将顾震以及安徽芜湖、当涂一带帮会头面人物等与其往来密切。

1943年春天，早年在上海结识之洪帮同门兄弟、时为重庆军统局重要骨干徐亮秘密派遣特工马杰潜入南京，并与陈方恪取得联系，邀其加入地下抗日组织，陈态度积极。后报经重庆方面同意，正式成为军统运用人员，并确定了化名与职务。分配其主要任务是掩护在南京之军统潜伏组，搜集汪伪政府情报，并尽可能对汪伪高官中之陈公博、缪斌等人进行联络与策反。不久，潜伏组将电台藏入金陵刻经处，报务员则以远房亲戚身份长住刻经处，因当时敌后特工人员经费时断时续，故陈方恪常常为之借债筹款以解日常开支之急。与此同时，还与中共情报人员徐光楚等人有过秘密接触。公子、名士一变为国共两家之谍报人员，真是令避难后方之兄弟、亲友们连做梦都未曾想到之事。由于潜伏电台经常在深夜工作，电波信号被日军宪兵司令部情报人员具体测出方位。后侦知其中有涉及汪伪政府高官，故未轻易采取行动，秘密监视，以静制动，试图一网打尽。同年七月，汪精卫签发“第伍壹叁号国民政府令”：任命陈方恪为国民政府秘书。

1945年3 月某日，军统特工金志涛在上海开往南京之火车上伏击一名日本军官，从其随身皮包内获得一份重要情报，随即用电报发往重庆。金托陈方恪销毁情报资料，但其中有一份图表因价值较高，陈方恪未忍销毁，携归后藏于一本线装诗集封套里。此时日军宪兵队已派遣便衣从多方面监视金陵刻经处，随时准备闯入抓人。而入住刻经处之军统特工与电台已无法再转移出去，只得将密码本烧毁，将电台藏于刻经工人房内。但一种在劫难逃之预感，已弥漫于众人心头。

8月5 日下午，一队日军宪兵冲进金陵刻经处，直奔后院，将两名军统特工捕获，电台也被搜出，另有三名工人亦被捕。陈方恪恰巧正遇朋友在门外谈话，见事不妙，乘乱混出大门之后，立即电话通知缪斌及隐藏在某医院内之金志涛，随即躲入密友家中，缪斌闻讯即逃往上海。日军宪兵开始搜查其房间，甚至将室内地板一一撬起。孔紫萸乘宪兵不备，将藏有日军图表之线装诗集扔进在燃火之灶膛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陈方恪本想逃往安徽皖南或重庆，一怕日军盘查，无法出城，而怕连累家人亲友，故未敢贸然行动。遂托人向汪伪政府高官陈公博、陈群、梅思平等人求救。次日早晨，其回家探听风声时，被守候之日军宪兵抓获，随即押往宪兵队，关在地下室里。在审问时，对刻经处所藏军统电台推说毫不知情，仅是借房屋给不认识人居住。又逼问此事与汪伪高官缪斌等人是否有关联，亦坚不吐露实情，遭受严刑逼供。后经汪伪高官与日军将领疏通，三天后，刻经处三位工人被释放，但陈方恪因案情严重，又不予“配合”，继续羁押。

8月9日，陈方恪被宪兵押往上海，在驻沪日军协助下，包围缪斌位于绍兴路上之寓所。一欲捕获缪斌与陈对质，另欲捕获其他军统特工。此日电台中已经广播苏联对日宣战消息，日军闻之皆神情沮丧，已无心再深入追查，遂将陈方恪押回南京。又倍受酷刑折磨，险些丧命。8月14日，电台中播放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消息，日军已经自顾不暇，无人再过问陈方恪案件。次日，经过汪伪官员居间调停，日军允许担保假释，但须随传随到。仅短短十天时间，陈方恪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体重仅四十余斤，令人惨不忍睹。

9月下旬，军统局要员飞抵南京、上海等地，视察接受敌伪资产和布置肃奸事宜。同时召见一些在抗日期间有功之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予以慰问和嘉奖，传陈方恪亦在其中。1946年年底，军统局改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编制缩小，大量裁员，遂解除与陈方恪关系。然对其当年曾借款资助军统潜伏人员开支，却未予以应有之经济补偿。据传后来身居军情系统要职之洪门兄弟徐亮，也仅用几块烟土以私人名义予以象征性补偿而已。

（ 2008，4，4—6初稿于上海）

2004年7月出版的《收获》，以大量篇幅刊载余秋雨的“回忆文学”《借我一生》；同月，《南方周末》连续两期以超过两个版的篇幅谈余秋雨。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的分量与引起的普遍社会关注，于兹可见。

以我的有限阅读，对余秋雨的批评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表现，为什么不忏悔；帮助深圳唱赞歌，得了好处；文章中的知识错误。三处性质各不相同，可以引起读者关注的内涵也大有差别：“忏悔”话题涉及的实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深圳话题涉及文人的现实态度和行为，文章错误则是纯学术问题。

一

对余秋雨“文革”表现的追索，很多当事人的举证，其实都抵不过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状态更能说明问题。“文革”结束之际，“清查”、“清理”十分严格，余秋雨很快能够当上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政治上，是要“过筛子”的。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引用两句杜牧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就是说，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全部不能重用。余秋雨在“文革”结束之后得到重用，就可以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说明问题。

“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极端主义运动模式的典型，在其结束之后也还有惯性发展，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层宣布再不搞运动才得以止歇。“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正逢余秋雨走向社会的年龄，作为一个早熟的才子，余秋雨不可能不写东西，而当时所有发表的作品都不能不接受文化专制的严格审查。余秋雨的文才被当时的掌权者看中，是他之幸，也是他的不幸。如果晚生二十年，就不会遭遇这番尴尬。当时也有极少数人对“文革”某些话题持质疑反叛之态度，若张志新、遇罗克，他们为自己的精神表达献出了青春生命，但是，他们当时所作文字，也并未能超越时代局囿。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具体经历各不相同，但大局的笼罩无人能够脱出。以余秋雨为“个案”，因为他有才，必然要“致用”，但他已经培植的文人清高，显然对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看不上眼。他并没有主动向他们攀附，即在当时大流之下，也可以自况“清流”。

作为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作家，余秋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文革”回忆书写这段历史。越是以前经历了万口一词的语言专政，作家就越应该警惕新的标准话语。虽然“文革”过去快三十年了，对其研究还很不够。对于“文革”及其前后发生的诸多大事件，记忆多见分歧，文本并不统一，未知因素依然存在，已有话语常被盖覆。“文革”的发生，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失去改良契机之后在极端道路上冲突而行的必然。要厘清这样一段历史，现在的“语境”还远未充分。“一言以蔽之”的简单说法，其实本身还是“文革”话语。对历史情境距离越远，观察角度会越宽阔，当事人留下各自不同的文本，比“忏悔”更加重要。“忏悔”与“反思”不同，与“懊悔”、“后悔”也不同，它是灵魂在自我拷问之下的彻悟，没有什么外在力量可以达致。中国社会缺乏宗教意识，古来文人以圣贤言说为皈依，但在精神失迷之际，便若辛弃疾词云“至今始觉圣贤书，信着全无是处”。“文革”中“灵魂”一词颇见张扬，有口号“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结果是闹得儿子斗老子，家家户户摆战场，造成无数堪为笑料的闹剧和不堪回首的悲剧。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谈到他父亲当时被关押，他可以通过疏通关系让父亲少受些苦而未做，现在回想很痛苦，其实这就是忏悔。余秋雨的昧心之痛只达于“文革”。将时间再往前伸延，有位老革命的传记写道：他父亲仅仅因为是“地主”，在土改运动中被农民活活打死。以他当时的地位，本来可以说几句话，起码可以保父亲不死，但是，他怕“划不清界限”，未置一词，到晚年十分痛苦。这样的心理发展过程，都是人的良知的逐渐醒悟，是勉强不得的。倒是在“文革”中造成大祸的林彪，在“土改”时保护了自己的父亲，让林四爹不受皮肉之苦。林彪已死于非命，倘若人有灵魂，他可忏悔处太多，惟此节可以不悔。历史的发展变幻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人死戏尚不完，何况世上之戏还在进行。余秋雨被人强求“忏悔”，他不肯就范，这是性情表现。如果舆论风行什么，就表演什么，那实际上还是“文革”遗风。

余秋雨说：“不到延安去，你就是要和国民党住在一起。和国民党住在一起你每天就是干坏事。这样的有罪推理逻辑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为你在‘文革’中有写作发表权，而那时的文章都是为‘四人帮’服务的，所以你是‘四人帮’余孽。”[1]这逻辑的形成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早在延安整风运动里就表现过。百年社会思想发展脉络确实还清理得不够，没有什么人获得了天然审判者的资格。余秋雨的不断辩解，起码说明：今天的社会，是可以有辩解的社会，而非以审判为主导的社会。当然，在他的辩解里，读者可以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神维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余秋雨至今为止的主要精神导因：“人生烦恼读书始”的苦痛多被他自我消解。他的家庭在“文革”中有深创巨痛，但他对社会现实的妥协能力，使得他的痛苦被隐蔽和化解了，为“用”而“适应”成为他的主要行为趋向。这样的趋向也延续着他以后的写作状态。凡是对余秋雨严厉批评者，都具有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某种“不适应”。今天的“不适应”者，其精神宣泄已经有可能成为文化生产，达成新的“适应”。这在余秋雨出道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对余秋雨的“过去”提出超过政治审查标准的要求，不免苛刻。谈“忏悔”，必须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价值观的微细差异，可能生发为具体判断的巨大不同。所以，这样的要求和拒绝，恰成为发生在余秋雨身上的“精神错位”，冲撞越激烈也就越无结果，发难的一方不可能成为胜利者，余秋雨也不可能因为这样的批判而感激或者改变。你认为他是“‘文革’余孽”，“不忏悔是更大的罪恶”，他认为你是“文化破坏分子”，“毫无建设性”。这其实还是极端化的社会文化发展的惯性蔓延。如果有更加开阔的文化平台，即如西方社会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各种流派，对任何历史文化现象都可以不加前提地予以充分讨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话语权争执和“驴头不对马嘴”。这样的平心之论，并非消解对余秋雨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作家的行为要求。可以发现，正是余秋雨的最初文化际遇，影响着他的精神生长，也影响着他以后的文化行为。

文章千古，得失寸心，还当砥砺切磋。今天的中国文人，都是从泥水里跌打而出，考诠是非，套用一句“文革”语言，应该“重在表现”。不论余秋雨还是他的批评者，都还在表现的过程中。

二

余秋雨写《文化苦旅》的成功，首先在于对题材的选择。在那样一个时期，旧的价值观毁灭（实际上是极端主义的理想），新的尚未建设起来，余秋雨意欲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发现民族精神重构的线索，因应了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潜在和显在的多重需要，也建树了一代文名。作为一个具体的作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局限和特色是如影随形的东西。余秋雨对于历史的喜好与所谓高雅结缡。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格调是“士大夫气”，在西方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变衍为所谓“绅士气”（在上海滩，此“气”早成为百年标榜）。在社会文化发展进一步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之际，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间离与亲近作用于余秋雨，就出现关于“为深圳唱赞歌”的责难。深圳话题的实质是文人和权力的媾和与互相利用。余秋雨的“士大夫气”、“绅士气”，在今天这个社会，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适应性”。不过，余秋雨在“深圳话题”演变为法律诉讼当中，明白宣布并未得“政府给的房子”。这可以证明他没有进行文化与权力的直接交换，比较一些贪得无厌的名人，余秋雨还有些洁身自好。但是，读者对余秋雨的期望未止于此。当社会文化的需求从广义的“宏扬传统”往具体的价值分判发展时，普通读者的要求即与余秋雨的文化取向发生隔膜。余秋雨其实从来没有表示过希望做草根阶层的代言人，他的社会文化定位在“高层”，他不愿意容受做官的麻烦，却不能够拒绝“幕僚”的请托。这与现在某些“奏折派”经济学家异曲同工。这样的文化姿态也同样不能苛求。既然多元化不可避免，就没有理由要求文化和文化行为的整齐划一。献言捧场而得厚帑，已经成为普遍，余秋雨未得，可以视为例外，而普遍现象的存在已经使得眼睛向上的文人阶层与草根阶层显出云泥之判。

抱有“草根心态”的批评家，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却不能要求社会文化形态的一致，不能因为自己基于社会正义，便无视具体批评中的事实公正。社会正义是发展中的状态，没有什么人、甚至也没有什么阶级持有“专利”。“文革”时期，同样的草根阶级，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施行“红色恐怖”，就全无“正义”可言；今天的某些资本家，拖欠工资，藐视人权，再盖起多少高楼也掩饰不了其具体事实上的“非正义”。讲“正义”的无产阶级中人当年就可能因为看不惯“打砸抢”而“丧失革命意志”；今天和资本家觥筹交错的文人也可能看不惯“为富不仁”拂袖而去。“深圳话题”发展而成诉讼，余秋雨的“幕僚”姿态虽然受到责难，但也证明余秋雨非苟取之人，未失“绅士风度”。只是苛责进一步刺激了他居高临下的心态，也造成他进一步的自苦自扰自误。

追溯余秋雨的文化成长，不难发现在他刚刚接触到世界名著之时，便被强迫认为世界文化传统是“反动”的，别无选择地进入对崭新的文化话语的“建设”；对于已经存在的文化传统，当然是颠覆。但文化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在于其融会浸润性质，即使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其“文采”部分也还是来自传统。汪曾祺的写作简历，必列《沙家浜》；魏明伦回忆写作生涯，说“文革”期间写的“反走资派”戏剧《炮火连天》最下功夫。余秋雨比魏明伦小几岁，参与“石一歌”，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四人帮”的文化核心，但他的用心在文学而不在政治，只能是“文笔”而不可能成“文胆”。这实际上是余秋雨在当时环境下惟一正确的选择。惟其如此，他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文革”的滔天巨浪中保持了自己的人性和文化本真。知情者回忆：当时余秋雨写的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完全是一篇学术论文，当时不能用，而放到现在，某些字句加以改动还可以发表[2].这就可以概括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基本文化状态。至于《胡适传》里对胡适的诸多诋毁，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由老作家们开始了。一个强迫性的文化氛围，在长期的运作里，可以改变文化人的自然追求，在变态里形成新的适应和满足。当时的余秋雨，如果继续写那些不能适应上面需要的“学术论文”，迟早要被清除出局。所幸，这样的考验还未到来，噩梦便结束。而他先前的文人，则几乎都难逃一场长久噩梦。像杨荣国，对时代文化变异早有判断，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以政治代替学术，到“文化大革命”终于因缘际会，扶摇直上，与他同事的前辈学人杨树达对此人早有洞察并早有揭露，却只能承认自己不能“与时俱进”[3]；又像冯友兰，改变自己的学问良知以媚当时，到暮年老泪难洗满面羞；最明白莫若钱锺书，“默存”得意，在文艺思想方面也知道自己已经落得“两间不架”[4].

余秋雨初期的写作，还在“试笔”阶段，可以被他不计在自己的创作之内，这也造成余秋雨的人生没有断裂撕折的明显伤痕。一个可以为各种层面的不同文化心理包容接纳的文化形象的完成，正是余秋雨的追求。余秋雨的文化“建设性”是以其人生态度的“适应性”为基础的。他的人生技巧，可以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以文才享名，而又不堕入政治恶秽；今天的社会，他可以不要“院长”的官位而周游世界，可以不要“作协会员”的虚名而驰骋文场。这样的“左右逢源”，在一个发生过巨大民生颠簸和文化困惑的社会，当然不免引起诘问。对余秋雨的批评，多被余秋雨认为是“嫉妒”，余秋雨还指出骂他的许多人都是对他特别推崇而得不到回应[5].可能这些成分都存在，但是，要求余秋雨忏悔者，虽然态度近苛，语言不恭，其实还是出于巨大的文化期冀，出于希望这个社会的文人有道德承担，只是自我担当了审判者角色而难得精神沟通。作家阶层在这二十几年里大都改变了个人命运，但是，对民族精神的建设究竟尽到责任没有？这样的要求加诸余秋雨个人，当然会让他感到不公。社会影响越大，承负的社会要求也越大，正是余秋雨自己撩起了这样的要求。当今所谓名家，混迹欲海，金钱盈囊，多自作“丑扮”，余秋雨则一贯“俊扮”。“丑扮”者已自丑之，无人与其较真：“俊扮”者适落“君子可欺以其方”。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惯态。中外文学史反复证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化代表，必须承载社会和时代的精神重负，而非享受社会和时代的物质成果。谁如果因为才华、因为“建设”的欲望和成就而建树了大名，谁就必须承担这样的重负。

俄国的托尔斯泰成大名之后久久被精神痛苦缠绕，没有人要他“忏悔”，但他总是在自我“忏悔”之中。契诃夫性情修养高贵至极，在声誉如日中天，完全可以享受醇酒美人之际，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自己奔波几万里，跑遍了库页岛的每一座矿山。中国缺乏这样的作家。有人以玩世自得，有人以不吃亏自慰，有人宽容一切。因为余秋雨标帜“文化苦旅”，引起某些批评者希望他面对现实苦难。可是，你希望他做的他本来就不想做，他没有做的你却以为他做了。这样的精神错位对话于一片天空之下，便成各说各话，永远也难分端倪。

余秋雨对现实的“适应性”，与他的“不适应性”是同步随形的。当他的巨大声名引发出不断诘难时，“不适应性”便显现了，表现为容易展示才华而难于进入深刻，容易接受推崇而难于接受挑剔，可以成为“绅士”而难于成为“斗士”，容易就事论理而难于举一反三，容易顾影自怜而难于反躬自问。

三

在不平衡的心理之下，余秋雨的“不适应性”漫漶开来，他对批评者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是非都退居其次，而以“偏激”情绪作用于普遍的文化状态：“国内的‘公众知识分子’就是骂人的那帮人，他们的批判性远高于建设性，而且影响极大。”[6]这就不免一竿子打了一船人。实际上，余秋雨自己就是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只是他的“公众”意识多经过“适应”的淘漉，可得利益最大化而全无精神风险。他说到自己随香港凤凰卫视的国际旅行采访时慨叹：“有哪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肯去冒这样的风险？”此论不免诛心。问一问国内大小文人，可能更多的人不是怕这样的艰苦，而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机遇不同，把握机遇的能力不同，余秋雨的很多成功是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这也是他可以“骄人”的资本。当年同事在图书馆工作，他是瞧不起的。批评他的很多人，他认为是远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他甚至提出“批评家”的资格问题。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是公开争论好还是“内部解决”好？是各自为言好还是“一锤定音”好？这样的问题，就超越了余秋雨和其批评者的“个案”意义，而涉及广大人群的话语自由。

余秋雨说：“五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中东，走遍了中亚和南亚，从欧洲到北极，考察活动在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走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只为考察文明而拼命，如果人们有一点善良，至少应该同情吧？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回来看见国内的报纸，都是大批判。而且这么一个人，没有求助过任何官方的力量，制止这场大批判。面对那么多的人身攻击的文章我没有向任何人求助。这可以证实我是个善良的人吧。”[7]余秋雨承认有官方力量可以“制止”“大批判”，只是因为他的善良而未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其实，批评文章一概以“大批判”言之，也就是把对方都归入“‘文革’余孽”，子矛子盾之击，固然解瘾，却将自己对历史记忆的某些个性也湮没了。回应与否，本与是否“善良”无关，事实上余秋雨也并非不回应。人的善恶，并非一汪静水永无波澜，心态过于失衡，可以“恶向胆边生”。看余秋雨对对手一口一个“大批判”，早已经“怒从心头起”了。会不会终于有一天“求助官方力量”加以“制止”呢？余秋雨的名人情结，已经驱动他走向失言甚至失检。在这样的情绪下，即使有朋友想帮助余秋雨排解，以他的自尊，也可能反成误会。余秋雨要他的助手做了一个统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8]但是，他没有统计：帮他说话的文章也不会小于这个数。即以对余秋雨文章中知识性错误的批评的反驳而论，“已有不少教授学者对这个人进行逐条驳斥”。并且还有章培恒这样学者的“斥责”[9].显然，在论争之中，在对传媒的使用方面，余秋雨并非无助。他期望的并非众说纷纭，而是要对方俯首称臣。在今天的社会，有批评之风而少“检讨”之制，官方力量也不会轻易理会这些文坛口水。按照梁实秋的吵架逻辑，小人物已经骂得大人物还口，而大人物没有骂得小人物不还口，大人物吃了亏。

居高临下的姿态使得余秋雨说：“我为什么从学术界出走？因为我觉得从书本到书本不是真学问。所以我必须要从现实的考察过程当中来校正错误。而现在哪儿也没走过的人，就在这儿，抱着书本，对发展变化中的世界说，这里错了，那里也错了……是的，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就学术问题发表观点，有个学术等级的问题呀。在这点上，文科很吃亏的，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评论，其实不是这样。比如，人家一个戏，可能筹备了三年，或者是拍了一年，花多少精力，你写那么一篇文章，就全部失败了。传媒往往分不清，这不是有资格的批评家，只是一个偏激的观众。”[10]学术方向转移并非“出走”，纠正文字知识的错误与实地勘察也不搭界。并非很多人都能够像余秋雨那样到处行走，也有些学者就是不爱行走，像钱锺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杨绛同往青岛休养了两周，以后便再不旅游，为什么？出门不能带很多书。“咬文嚼字”一样是学问，而且还要经得起“咬嚼”才是真学问。钱锺书出版《管锥编》，为当代学术翘楚，但也有多位读者指出错误，其中有位比钱锺书小四十八岁的年轻人范旭仑，竟找出来一百多处错误（可惜范旭仑这样好的学问，却“找工作”也困难，只好到图书馆去坐冷板凳）。钱锺书将这些意见收进《管锥编》的再版本中，并且在“再版识语”里一一具名感谢为他“是正”之人。钱锺书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在性情不好的时候，还可能对人挥动老拳。但是，学术之事一同世上之事，无非“实事求是”而已。为余秋雨“咬文嚼字”的人，实际上是余氏功臣，倘若操此业真能“一夜暴富”，则秋雨早已富可敌国了。文字和知识的瑕疵，并未使《文化苦旅》失去价值。余秋雨以己之学屏人之学，起码是门户之见，进而有勃谿之形。盛名之下，分不清“高贵”与“高傲”的区别；盛怒之中，辨不来批评与诋毁的分寸。

余秋雨还把现在受到的批评与“文革”“大批判”相提并论：“把明史典故的争论放到亿万民众眼前，其实亿万民众没有分辨这种专业问题的能力，他们让没有分辨能力的人民当审判官。现在他们拿着一些民众无法辨别的文史细节对我进行全国性声讨，我如果向他们妥协，就对不起我爸爸和惨死的叔叔，我不想跟他们怎么样，那我不予理睬总可以吧。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不理会街上向我们大骂的这个人那个人。”[11]这更是不伦之比。当年吴晗落入政治圈套，哪有分辨半句的理由？紧接着的是杀身之祸，九族之累。今天的余秋雨，难道不比他的对手具有更大的传媒优势？激愤至此，秋雨先生已经乱了方寸。关于电影的批评，近年焦点莫过《英雄》。其实，对《英雄》的批评，连张艺谋自己都承认：“《英雄》曾经的遗憾，在于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把故事安到秦始皇头上了，被所有人引到政治上去讨论，这是我犯的一个低级错误。”[12]倘若没有对《英雄》的大量不留情面的批评，而只有《英雄》上映前后的宣传吹嘘，又哪会有张艺谋如今的认识？古来圣贤凡犯错误多在“低级”。“玉阶空伫立”的名人心态使得理论家出身的余秋雨出现逻辑乖谬而不自知。长久的“适应性”，使得余秋雨在某一时期变化为集中的“不适应”。中国当代作家，多年以“听命”、“工具”为生存之道，被时代笼罩，也被时代牺牲；余秋雨能够超越时代写作，是他的“适应性”所致。在人格上和政治行为上的苛求，并不构成对余秋雨的真正威胁，而在心态上表现的过分自尊甚至自蔽的弱点，却可以造成自误。余秋雨多次谈到过自己和大众传媒的结合，有时就自称是一个电视工作者。如今，一方面还是传媒焦点，同时又抱怨传媒；遭遇苛求，反过来又苛求泛泛之群，甚至提出批评者的资格问题。这个资格由谁来鉴定？思想自由之邦，不必专门规定自由，倒是有立法规定不得限制思想自由。兹事体大，秋雨先生不该因为一己之累便在价值取向上“向后转”。其实，就是近于“苛求”的批评，对余秋雨并未造成实际伤害，反而刺激着他的写作。与余秋雨同龄的作家，多还未进入“记忆写作”，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则又成畅销书，他完全有资格说：“这都是被‘大批判’逼出来的。”当此之际，他却宣布要永远告别文坛。虽然说作家有写与不写的完全自由，但一个作家的“罢工”表示，总是会引起读者和批评者（包括正面批评即表扬者，或者两者俱有者）的反应：这个社会是不是太对不起余秋雨，让他老人家如此伤心？在感觉余秋雨的一腔积郁、满腹哀怨之际，我们也看见他颇有些小孩子气，一边埋怨，还一边撒娇，说什么“上海也不住，深圳也不住。”那么，住哪儿呢？余秋雨并不是“夜奔”里的林冲，“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别人只是一句美妙的形容，他已经跑过多少来回了。秋雨先生，你已经得到了天下多份美妙，你不该为天下美妙不能集于一身而诅咒。倒是虔诚的读者，在期望和失望里可能集体上演“拉娜之出走”。
国当代作家，多年以“听命”、“工具”为生存之道，被时代笼罩，也被时代牺牲；余秋雨能够超越时代写作，是他的“适应性”所致。在人格上和政治行为上的苛求，并不构成对余秋雨的真正威胁，而在心态上表现的过分自尊甚至自蔽的弱点，却可以造成自误。余秋雨多次谈到过自己和大众传媒的结合，有时就自称是一个电视工作者。如今，一方面还是传媒焦点，同时又抱怨传媒；遭遇苛求，反过来又苛求泛泛之群，甚至提出批评者的资格问题。这个资格由谁来鉴定？思想自由之邦，不必专门规定自由，倒是有立法规定不得限制思想自由。兹事体大，秋雨先生不该因为一己之累便在价值取向上“向后转”。其实，就是近于“苛求”的批评，对余秋雨并未造成实际伤害，反而刺激着他的写作。与余秋雨同龄的作家，多还未进入“记忆写作”，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则又成畅销书，他完全有资格说：“这都是被‘大批判’逼出来的。”当此之际，他却宣布要永远告别文坛。虽然说作家有写与不写的完全自由，但一个作家的“罢工”表示，总是会引起读者和批评者（包括正面批评即表扬者，或者两者俱有者）的反应：这个社会是不是太对不起余秋雨，让他老人家如此伤心？在感觉余秋雨的一腔积郁、满腹哀怨之际，我们也看见他颇有些小孩子气，一边埋怨，还一边撒娇，说什么“上海也不住，深圳也不住。”那么，住哪儿呢？余秋雨并不是“夜奔”里的林冲，“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别人只是一句美妙的形容，他已经跑过多少来回了。秋雨先生，你已经得到了天下多份美妙，你不该为天下美妙不能集于一身而诅咒。倒是虔诚的读者，在期望和失望里可能集体上演“拉娜之出走”。

注释：

    〔1〕〔2〕〔5〕〔6〕〔7〕〔8〕〔9〕〔10〕〔11〕记者访谈：《余秋雨有话说》，《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

    〔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4〕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三秦都市报》，2004年7月11日。

一个呼吁探查出来的漏洞

《广州出现禽流感疫情》消息经《南方都市报》3月17日报道后，深圳政府发布的“流感警报”更加引人注意，有人因此呼吁，在人流感和禽流感的双重压力下，深圳一些新漏洞尚未得到迅速有效的关注。比如，公交车大幅度超载造成车内空气污染加剧蔓延流感——以龙华至市区的302公交大巴为例，一辆车设计载人只是45人左右，但自从去年公交车票价降价后，每辆车一般都载人在80至100人左右，超载一倍。原因是公交公司为了在降价之后保利润增利润，采取了减少发车量降低成本的对策，原来乘客五分钟可等到一趟车，现在要等十来分钟才来一趟车，自然，每辆车上乘客比以往多了一倍，常常挤得车门也难开关。以至于近日有新闻报道：“龙岗一女乘客在乘886大巴时匆忙下车，司机匆忙关门致使女乘客小腿被压断”， 其原因与车辆严重超载致使乘客下车难有关。呼吁最后要求，尽快开通深圳“地铁四号线”等地铁轨道线路，以缓解深圳公交压力。

然而，该呼吁投到一家以改革开放着称的报纸后，编辑却私下劝告作者：稿子本来很好，但闯了禁区——“地铁四号线”是批评禁区！今后写稿不要提深圳“地铁四号线”的问题，须知现在媒体发批评稿，先要征求内部的广告部门意见，而广告部门一般都坚决维护广告大客户的利益——许多大公司现在做广告，往往主要目的是为了招安媒体，防止媒体批评曝光，因此在投放巨资广告时，都要求广告部门承诺帮助消除对本公司的批评稿和不利消息。所以，今日中国媒体面临的言论管制，不仅来自政府，也来自大企业，在权力与资本的联袂控制下，中国最改革开放的媒体，其言论自由度也极可怜兮兮。

这让人好生奇怪，深圳“地铁四号线”等地铁建设，全系政府的民生工程，以民为本的公共交通工程怎么会如此霸道，禁止公民批评监督？

权力与资本联手专制的腐败

网上显示，深圳地铁规划于1999年，“四号线”紧跟“一号线”，于2002年开工， 2004年12月28日开通运营了“一期工程”，原定2008年完成“二期工程”全线竣工，在2008年过去一个季度竟然还止步于一“试验工段”——全长20.4公里的深圳“地铁四号线”，本应从皇岗至龙华，重点解决香港到深圳“后花园”龙华二线扩展区的交通堵塞顽症，然而，只修了4.5公里，通到深圳市政府办公大楼前后的“市民中心”和“少年宫”站，就停工观望不前了。四年来，市政府大楼的几千名公务员充分享受了“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的福利，而千万市民和港人呢，则苦于“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龙华至市区皇岗的交通一直因梅林关狭窄拥挤而天天“肠梗阻”，虽然政府采取了减少梅林关停车站、加设高架桥分流等多种剐肉补疮权宜之计，始终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以致往来龙华观澜的许多人因害怕天天抢挤暴满的公交车传染流感等疾病，不得不自购小车，结果加重交通压力和污染，更添梅林关“肠梗阻”。

“四号线”何以只修建四分之一就停工四年不动呢？“四号线”何以可以享受特殊的免监督权避免批评呢？

研究网上有关资料，真相水落石出——因为深圳政府将为民生服务的公共交通“地铁四号线”，变为了让香港老板发财的摇钱树，所以本来可以在2008年完成全线通车的“四号线”，至今还有四分之三没动工。

“四号线”由主旨发展公共交通变为香港老板发财的摇钱树，其转换奥妙在于，深圳政府将“四号线”分为“一期工程”与“二期工程”，只占工程总量四分之一的“一期工程”，由深圳政府投资105.85亿元人民币建设（深圳市地铁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而占工程总量四分之三的“二期工程”，则以30年后才收回运营权的方式卖给香港地铁公司施工运营。这一改革似乎让深圳政府占了大便宜：全世界地铁皆因属于公共交通难有盈利，皆由政府投资和补偿，而深圳政府则将亏本的“地铁四号线”转给了香港地铁公司背包袱，不花一分钱就可建成“四号线” 二期工程，空手套白狼，深圳政府可谓世界第一聪明的政府。

可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免费午餐，香港地铁公司老板不是傻子，绝不会做赔本买卖。200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地铁公司就深圳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草签《特许经营协议》时，香港地铁公司以承诺投资60亿港元的小小代价，不仅获得深圳地铁4号线（包括已建成运营的“一期工程”）30年运营权，而且获取4号线沿线29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物业开发权，在整个建设和经营期内，项目公司由香港地铁公司绝对控股。

“不党不卖”已在大陆荡然无存

这就意味着，香港地铁公司投资60亿元接手建设“四号线” 二期工程，并非是来当雷锋，帮助深圳人尽快解决尽快公共交通问题，而是眼盯着“四号线“沿线29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物业开发权所换取的多倍于投资的巨额回报。于是乎，“四号线” 二期工程何时开工，如何开工，绝不会考虑深圳人如何焦急地等待“四号线” 二期工程缓解梅林关日益严重的“肠梗阻”，而要以“四号线“沿线29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物业开发何时利益最大化为准。当傻子都知道越往后房价越高时，“四号线” 二期工程自然迟迟以种种理由推迟开工。

而当深圳人纷纷质疑批评深圳地铁建设速度极慢，特别是“四号线二期工程”多年处于“试验工段”，香港地铁公司和深圳政府自然暗暗以种种方式对媒体施压设禁，让“地铁四号线”成为一个老虎屁股，谁也不能摸。

可见权力与资本联手专制的腐败，在深圳地铁“四号线”的延误中，得到了经典的艺术表现。尽管人们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深圳政府官员在卖“地铁四号线”中，个人到底得了多少好处和“期货”，但仅仅以深圳媒体不敢发表任何批评“四号线”的意见为证，足以证明“地铁四号线”是一个贻误深圳公共交通建设，剥夺公民民主权利的政治腐败工程！

至于经济腐败，有两个数字的对比可以看出蛛丝马迹——深圳政府建设4.5公里的“四号线一期工程”花费105.85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里耗费23.52亿元人民币，而15.9公里的“四号线二期工程”由香港地铁公司建设只需投资60亿元，平均每公里只耗费3.77亿元港币（今日人民币与港元兑换率基本相当），可见，同建“四号线”，深圳政府每公里造价比香港地铁公司多19.75亿元人民币，高出5.24倍。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胜悬殊的差价，仅仅是浪费、渎职？其中难道没有隐藏惊天腐败？

而这一事件中暴露的资本对中国媒体言论自由度的钳制，更让人深深悲哀，七十年前大公报就树立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舆论监督独立精神，至今已在大陆荡然无存！

在权力与资本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大陆媒体今天仍整体沦陷于虚伪与专制之中！

2008年 3月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据BBC等境外媒体报导，最近几天，中共开始让境外记者进入拉萨采访，还邀请了多国使领馆官员视察西藏。中共官方这些合符文明规范的举动，马上得到世界舆论的正面肯定。美国政府发言人麦科马克面对全世界媒体公开称：”我们将此举视为中方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连一向被中共视为寇仇的达赖喇嘛，也发出称赞之声。

尽管3月27日境外记者在拉萨采访时，亲眼目睹了有喇嘛在坚持抗议，但抗议本来就是事实存在，这些记者看到或不看到，都改变不了存在抗议的事实。让不让人看，却有天壤之别。不让记者去看，就是心虚，使自己即使有理，也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使自己成为举世谴责的对象。如果事实果真如同中共媒体单方面所说有”藏独”人员制造严重暴力事件，政府出面管制就是有理由的，如果军警们面对暴力果真是节制和温和的，根本没有杀人，那有什么怕让记者们看到的？政府的所作所为如果真正如同”喉舌”们所宣传的，驱逐境外记者就是一大败笔。此举把本来有理有利的事情，引向了对自己完全不利的一面，使得世界舆论因怀疑中共单方面宣传的真实性，从而把来自”藏独”的另一个单方面的信息信以为真。

允许记者看到抗议，是大聪明。这与中共此前一向玩的小聪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长期以来，中共对付抗议和媒体的经验，一向是喜欢耍小聪明，以为只要把事情捂住，是非曲直全凭自己一张嘴，就能让全世界相信自己。殊不知这样一来，却只会让全世界的人怀疑你想掩盖什么，怀疑你在把人们都当傻瓜，转而认定你一定是把坏事做绝了，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不然为什么怕人家看到真相？

自毛泽东以来，中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似乎一有抗议，就丢了脸。其实，有抗议并没什么丢脸的，没有抗议倒是丢脸的。不准抗议，镇压抗议，都是世界级丑闻，是永生永世再也洗不干净的污点。

公民抗议政府是一项举世公认的人权。在当代，是否容忍和平抗议的存在，是衡量政府好与坏的一项重要标准。布什上台，就有人抗议，有什么了不得的吗？人家怎么不认为这是给自己脸上抹黑因此必须把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哪里能由你一个党什么都代表了的？有人反对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抗议才正常，没有抗议反而不正常。有抗议没什么丑的，用武力压制不让抗议才是丑。

退一步说，让公民抗议，又会如何呢？像现在这样，让外国记者看到喇嘛们的抗议，政权就会垮台吗？国家就会分裂吗？就是给自己执政的历史抹黑吗？民主国家里几乎天天有人在抗议，怎么就没见着国家分裂了？既然许诺要保障人权，就该说话算数，说话不算数，才是丑，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政权这次到底是不是像八九年那样向民众开枪，有待独立媒体自由采访来作结论。如果开了枪，胡温就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文明政府对待抗议者应该采取的对策理当遵循举世公认的规则，这就是，允许抗议，但不许用暴力的手段抗议。文明政府保障公民的抗议权，但绝对不允许用暴力的手段抗议。当然，文明政府对待暴力抗议者的工具，也是高压水枪、盾牌和公开审判，而非机枪坦克与秘密逮捕。暴力是文明的敌人。这个法则对抗议者适用，对政府同样适用。政府如果采取武力镇压来对付暴力抗议者，同样也把自己送到了文明的审判台上，必将成为世界公敌，为举世所唾弃。中共如果真做到了只把暴力排斥在抗议之外，舆论自会给予理解和尊重。当然，我对中共到底是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理智，目前还持怀疑态度。我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共的历史太血腥了。二战后，美国一位非常着名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在评价前苏联共产党政权时，曾有句名言，说前苏联政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照抄照搬前苏联的制度时，把这个特点也搬进了中国。中共执政的五十余年来，在”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方面，与前苏联如出一辙。似乎一有人抗议，天就会塌下来似的，除非来狠的，否则就会江山美人丢个一干二净，就会留下个软弱无能的名声。其实狠的是最蠢的，只能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统治者，实际上才是最无能的。不来狠的，才是真有能耐。现任中共负责人，一定要从前任的愚蠢野蛮阴影中走出来，要学会用智慧，讨好人民，而不是用暴力来维系统治，如此，也只有如此，胡温才有可能能得到世界和国人发自内心的认同，才有可能避免自己在史册上留下骂名。

时间：2008年1月18日上午

地点：上海瑞金医院第九病舍

林毓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李欧梵等要我代他们问候您。

王元化（著名学者）：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林毓生：我在香港见到了他们。

王元化：你已经上了有一个礼拜的课了？

林毓生：上了两堂课了，两个礼拜了。到了以后，还没有恢复就去讲了第一堂课。

您给我写的手卷，我非常感谢，非常感动。字写得很好，裱得也很好，很快寄到了。我下次到东方来，就把它带在身边，看有什么人要在卷首题字的。

《沉思与反思》的序言很有份量，假如您的读者里面年轻人能好好看的话，那应该对他们有点震动。印得也很好。希望在国内能引起注意。

（蓝云：我们来的路上，车子开不动，街上停的都是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小学考试，考完了就放假了。）

王元化：现在上海的小学生上学都是坐汽车的，这跟我们小时候上学背着书包走好多里路不同。在北京都是那样的。

林毓生：现在，我与李欧梵都在香港，我们把您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的计划，今年一定可以完成，年底之前可以出版。论卢梭的那一篇，林同奇已经翻好了。他用了不少力气。我还要好好看一遍。李欧梵翻您讲“五四”的那一篇，也翻得差不多了。TedHuters担任翻译您论杜亚泉的那一篇，也翻得差不多。我们已经联系好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他们也出英文书。他们已经来信说，鉴于您和我们译者在学术界的地位，所以决定不必经过审查合格不合格那一道手续，收到定稿后就可安排印刷了。当然，在交稿之前，我还要写一篇导言。今年年底应该可以出版。

王元化：好好。

林毓生：我来之前，跟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孙晓林女士说：我要去看王元化先生（她正在编辑我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校增补本）。她说：那太好了。我说：王先生在南方，影响很大；因为王先生的关系，大家不能随便乱讲话。她说：不只是在南方，在北方也是一样。

林毓生：六月份，许纪霖要办一个“高级思想史研讨班”。要找我来，做一个讲座什么的。

王元化：是在华东师大吗？

林毓生：是。他说要请国内年轻教师和研究生来。我说：很好，刚好在东方，旅行也不是多难。我说：这次要讲一个很难的题目，是一个方法论理论性的题目。实际上我已经讲过两次，一次在（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还有一次在北大。前年五六月份我不是在北大讲了一个半月吗，在那边的史学系讲过这个题目。在北大，整个屋子，看来很少人听懂。在台湾，大家反应倒是很热烈。

王元化：用中文还是英文？

林毓生：用中文。北大听众，从他们提的问题来看，大部分可能并没有听懂（也许有少数听懂了，但他们并没有提出问题、没有参加讨论）。我其它的讲演，他们反应却很热烈，问题也很多。不过，都是要你表态的问题（“你认为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很少思想性、分析性的问题。面对未来，他们希望知道你喜欢什么？希望中国得到什么？这只是对于某些目标的态度，谈不上概念、论旨的分析。因为如要形成概念，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之内将其内蕴的涵义，系统地思考清楚。我跟许纪霖讲，北大讲得不成功，台湾是否有听懂的人不敢确定。虽然听众反应很热烈，但是精微的地方可能也不甚了了。因为这两次经验，使得我思考用中文怎么讲这个题目。不能硬讲，要稍微缓冲一下。要把韦伯有关论述的重要部分，译成中文，然后印成材料发给大家，一句一句念，再详加解释，这样也许比较容易了解。不是一定不成功，还是可以成功的。

王元化：我想也是。硬讲恐怕也不行的。

林毓生：我想讲的题目是韦伯所谓ideal-typicalanalysis。Ideal-type一般译成“理想型”。这是根据1904年他发表的一篇有关方法论论文中的意思译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两篇论文组成。第一篇（亦即该书的前半部）完成以后，韦伯和他的夫人应邀到美国去，回德以后，他在撰述第二篇（亦即该书的后半部）期间，完成了一篇有关方法论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ideal-type”的观念，指的是形成对于历史探索性的理解所建构的“本身具有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的思想图像”。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图像具有概念上的纯粹性。因此是不可能在实在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所要指称的东西，所以韦伯说它是一个“乌托邦”。建构理想型的目的，主要是要提供我们认识历史实在的工具，让我们得以在个别的事例中确定：实在与该理想图像相距多远（或多近）。

王元化：他认为这种分析不可能完全反映现实？

林毓生：对。然而，事实上，关于ideal-type的理解，在韦伯的一生中是一进展的过程。他前后形成两个观念，虽然都用同一名称来代表。这两个观念彼此之间是矛盾的，互不相容的。西方学者关于韦伯的研究虽然很多；但，甚少注意及此。所以，他们的著作，大部分在这方面也就无法讲清楚了。距离韦伯故世不到五年之前，他在1915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他说“ideal-type”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在真实中出现，而且它们已经以历史地重要方式出现过”。“因为思想·理论或实践·伦理中的理性推理力命令（逼使）这种思想非──首尾一贯地──根据其自身的逻辑与自身蕴涵的目的发展出来不可。”所以，韦伯在这里所使用的“ideal-type”，如按他当初的意思，译成“理想型”那就错了，应该译成“理念型”。“Ideal-typicalanalysis”应译成“理念型分析”。

在纪霖筹办的“高级思想史研讨班”上，我想就韦伯后期关于“理念型”分析及其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意义，作些交代与分析。反思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虽然我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并没有自觉地要应用韦伯后期关于“理念型分析”所蕴涵的方法；但，于无形中却反映了那样的方法。这可能是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接受严格教育的潜移默化的结果。例如，我的著作中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包括这样的分析：经由“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主导的全盘性或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由于其自身的逻辑死结，注定使得思想革命讲不下去，指向着由政治、军事革命取代思想革命的未来历史轨迹。过去史家对于中共领导的军事、政治革命的历史成因，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入手。事实上，这个历史现象也有极强的内在原因。

我所说的逻辑死结是指：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式用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论式蕴涵了自我否定的逻辑。一个思想与精神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够认清病症的基本原因是思想与精神呢？既然连认清病症的原因都不易办到，又如何奢言要铲除致病的原因呢？几个知识分子也许已经觉醒：不过，像《狂人日记》中“狂人”那样，他们的语言只能被其他人当作是疯话。根本无法沟通，遑论思想革命！鲁迅带有一元式思想决定论倾向的论式，无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的死结。他自己也变得绝望。这样的逻辑死结命令（逼使）鲁迅及其追随者非自我否定思想革命不可──因此非另找出路不可。这种自我否定的逻辑，从韦伯“理念型分析”的观点来看，已经蕴涵在“思想革命”的逻辑之内了，用韦伯自己的话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思想革命”的逻辑是“非根据自身的逻辑与自身的目的发展出来不可”。鲁迅自己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而他所主张的个性解放、精神独立的文学，现在也自言要变成为革命服务的“遵命文学”，成了元化先生所说的“历史的讽刺”。

说到最后，任何一元式的决定论都蕴涵了自我否定。如果思想只是经济上、生产方式上“上层建筑”，它是经济真实的反映或副产品而已，无所谓思想了。Anyway，这是很抽象的东西，不晓得成功不成功，我想试试看。

王元化：你讲的这些问题里，有一个也是困惑我很多很多年的。我没读过韦伯，康德也没怎么读，我就是读了一点点黑格尔。那个时候，就是人对自我以外的，到底能够认识到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可以全部认识，有的是认为只能近似的类似的，大体上模仿式的认识。我是到了后来才认识到，就是你讲的，韦伯的理想型的，它只能是近似的、模拟式的、大体上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我外面的东西。当然这近似不近似（的说法），我是完全从中国一套的哲学里面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毛泽东就曾经讲过了。黑格尔讲过啦，所谓“抽象的普遍性”和“总念（或具体）的普遍性”，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韦伯的“理想型”。“抽象的普遍性”，你只是把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有机的东西，拆散下来，认识它的××有什么什么在里边。黑格尔批评“普遍性的理念”，就运用了歌德的一些诗。他说歌德好像把什么东西握在手里，加以分析，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实际上不是。大体上那个意思，我背不下来。这是黑格尔的。但是黑格尔到了后期，他也谈到了“具体的普遍性”。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三个环节组成：普遍的、特殊的和个体的。“抽象的普遍性”，把个体包括得很少，是把很抽象的很简陋的情况反映在里面。他后来认为，“具体的普遍性”，具体的可以涵盖特殊的和个体的在内。虽然说是“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又把个体的本身，作为与普遍性不同的、与特殊性也不同的那些个特点，能够也涵盖在自身之内。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东西。

林毓生：嗯。这个当然有共同点。

王元化：那么我看了这个……。那个时候，我在隔离反省，为什么我不赞成用太概括性的来谈很多问题。（当然，）没有概括性的，是无法谈问题的，就是你讲的，乱七八糟一大堆，毫无关系的材料，杂七杂八的。所以一定要找出（概括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有一句话，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矛盾有一个主要矛盾和其它次要矛盾，你抓住了主要的矛盾，事物很复杂，就抓住了事物的主要方面。主要的矛盾里面还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他这么一讲，这个理论在“文革”时期是极其流行的。那时，1955年吧，我读《黑格尔》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我很仔细地考虑到毛泽东的这个观念。我认为，这个所谓“具体的普遍性”，也还是不能够反映整体的。我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看法。我的文章里，大概也没讲清楚。我在我的“三次反思”里面讲到。第二阶段我觉得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那个时候，都把毛泽东当作神，他的话句句都是真理。这个问题后来呢，更进一步地启发我。那个时候，列宁有一个反映论。列宁的哲学是反映论，他跟普列汉诺夫不同的。到后来，我写过文章讲，我宁可取普列汉诺夫的，是近似的摹写的，不是完全的照相版本的、很刻板的。这是我的一个思路。你讲的那方面，我没有考虑。你是从西方的哲学的基础上面，很多其它问题，理念啊理性啊，这些个问题来考虑的。我也不能多讲，只能简单地说。我不知道你发现过我，谈到过这问题吗？

林毓生：您谈这些问题（的文章），我都看。我都大致看过。

王元化：当然那很浅薄的，但是我从自己头脑里，在中国的环境里面所理解的。

林毓生：讲点轻松的，不总讲这些。

（蓝云：林先生很高兴很兴奋的一桩事情，让王伯伯分享他的兴奋。）

王元化：我是常常能够，倒也不是完全瞎吹，我可以经常地来分享你思想的享受。

我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的人。成长在动乱当中，抗战，就不读书了，抗日了，参加地下党了。到后来嘛，就在政治运动当中了。到了1955年反胡风后，我回到学术里来。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平反了，又让我去做官。我虽然很不愿意去做官。做了两年官，害得我六年的思维处于停滞的状态。所以我就没有真正地好好读过书。与你们不同。

林毓生：海外，您也清楚得很，也有很多不一样的。

王元化：那当然啦。

林毓生：不光学问不一样，人格上也很多不一样。外国人本身也有很多不一样。海外那些小政客，坏蛋，多得很。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海外环境，下流，不能下流得过分。因为那个环境，是相互牵制的。我前几天和祖锦（编者按：林毓生夫人）聊天，我说不同文化的思路很不一样，影响太大。我们中国人一讲政治，就讲到“我的抱负”。儒家的政治基本上是要完成道德理想。坏的就是李斯韩非子那一套，勾心斗角，早晨起来以后就想怎样利用你，怎样使自己得利。中国的法家政治，元化先生写得很多，而且很深入。实际上，从亚理士多德的观点来说，那不是政治，是私性活动。好比说，一个人不搞政治，只想用不道德的行为来赚钱，就想法设法怎样骗人，赚钱后跑掉了，把钱存到瑞士银行，这也是一种生活。但他没搞政治，就是赚钱，做生意。这不是政治，这是经济行为里面的坏行为、不道德行为。政治人物呢，坏蛋，一早上起来，就想怎样利用你，怎样拍马屁，该拍的拍，该欺负的欺负，觉得这样对他有利。这也不是政治，这是私性活动。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来讲，政治是公的。一切行为只是为了自己，还算是什么政治？公的就很复杂，有它的秩序，有它的哲学，有它的道理，有它的背景。政治牵涉到权力，权力是中性的，能够做好事也能做坏事。儒家思想虽然也看到权力在政治上的作用，却尽量把它压低，基本上认为政治是道德的行为。所以对权力腐化的问题没有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敏感。西方宪政民主思想，认为权力必须加以制衡，不是教育或道德劝说，就能对它制衡，只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所以，权力需要分立，相互制衡。因此，一开始就和中国不一样。这是西方思想比中国思想较为深刻的一面。所以史华慈先生说：“西方问题很多，坏东西太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对人类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有世界性的意义。”那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思想。宪政民主思想一开始就觉得政治权力很危险，所以，一牵涉到权力，就想到对付权力。中国是另外一套。中国是：你是这么好的人，又是考第一，又是状元，孟子读得很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怎么好意思说，你有了权力，就怕你不一定好了呢？你到底怀疑我还是不怀疑我啊，你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啊。这是另外一个逻辑。

王元化：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林毓生：圣经上有一个说法，当耶稣复活时，他将是人间的王，带领人类享受一千年的幸福。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不过，当耶稣复活时，同时有一个假耶稣出现，长得、说得和真耶稣完全一样，一真一假。所以，从宪政民主的思路来说，即使你是上帝，你现在以人的形象出现，你到底是真是假，还不知道。所以你的权力必须加以限制，权力本身就是不能化约为道德。就是孔子来了，他也是人，凡是人，都可能堕落。中国的道德想象，以为人的力量可以达到至善。王先生说他早年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大。不过那是基督教好的影响，基督教还有坏的一面。

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可能异化为文化帝国主义。上帝在我这一边；所以，我比你较为神圣。

不同教派的争执，可能导致宗教战争。我信的是上帝，那你信的当然是魔鬼了。西方宗教战争非常残忍。宗教战争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真的上帝，但是你是我的敌人的话，你的上帝当然就是魔鬼的化身了。代表上帝杀人是理直气壮的。中国“文革”时期，政治变成了宗教，所以很残忍。只有真的好学生，假的好学生，真的信徒，假的信徒。

罗马受基督教影响很大的，那是后期。早期是杀基督徒的。早期的基督徒是底层的劳苦大众，贵族不是基督徒。后来，罗马皇帝，有一次打战，突然看见一个十字架的形象出现，就信了。皇帝信了，底下就信了。力量大得很。西方宗教里面起伏很多，这个故事讲不完的。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根据宪政民主制订的宪法，一开始第一原则第一原理，就是如何对付政治的权力。当然，中古以来演变出来的契约观念对于法治的建立发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的观念，也是法治思想的背景因素之一。西方有识之士的共识之一是：没有欧洲中古的历史背景，很难想象近代宪政民主所依靠的法治思想能够出现。你是政治人物，我请你做领导，总统也好，首相也好，议员也好，都是经由直接或间接选举。先给你权力。第二件事情，就是怎么限制你的权力。怎么限制呢？不能用道德限制，因为道德本身只能劝说你、感动你，如果你不听或无动于衷的话，道德就没办法了。权力只能用权力限制。权力限制权力，是在法治条件之下才能办到。这里所谓的法治是指ruleoflaw之下的法律，不是rulebylaw之下的法律。法治是另外一条路演变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林毓生：晓明来看你了？

王元化：来过。

林毓生：你把晓明说了一顿，说他到巴黎，看了卢浮宫，就自以为了解艺术了。他接受了吗？

王元化：不太接受。他也不好反对。

他觉得他那种趣味啊……。晓明是聪明人，懂的东西比较多，接收东西也很快。他能吸收好的思想、东西。但是他也吸收什么像台湾的董桥啦，美国的什么夏志清啊。这些人的东西，他也吸收。这就一塌糊涂。

林毓生：国外的人里肤浅的也很多。夏先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讲传统中国小说、讲《红楼梦》，我觉得很有道理，尤其他后来对于用英文发表的关于《红楼梦》分析的修正意见，很有深度。但早年他用英文发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根据他作研究生时代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的理论，把鲁迅压低，把张爱玲提的那么高，虽然国内外许多学文学的人，多表赞赏，我却不能同意。

林毓生：您现在接受国内最好的治疗。他们都尽心尽力，可以看得出来，都是诚心的，对您很敬佩。他们是专业医师；但是，他们是知道您的。

王元化：你儿子是医生？

林毓生：我儿子是心脏科。有时在家里闲聊，他说他脑子里记着的经常要用的药，有二三百种，但是心脏科里用的药有五六百种，其它的他要从电脑上查出来。现在医生用药都这样，不是什么都知道。医生用药，很有意思。从我儿子的经验就可以看出来。医生啊，有好的医生，有坏的医生。有的学问好，考试得第一，但是做医生不行，治病不一定好；有的考得好，治病也好；也有考得不太好，治病很好。因为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医生最后做判断时要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用什么药最适当，用什么份量，对这个病人最为合适。这实际上是一种感觉、一种艺术。可能性太多了，尤其是不常看医生的病人。只在生病时来找医生，这时候要从好几十种可能性简化，有人一下子就看出眉目了，有的人就是弄半天还没找到真正的病因。所以，医术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体。有人画画，用的颜色，就是对劲。你看印象派的大师，比如莫奈的画，他画中的采光，特别恰当。没有天分的人，怎么努力怎么弄，就是不对劲。穷努力，也没有用。这就是艺术，就和作家一样。

王元化：感觉啦。光、颜色。这些个感觉。里面的分的层次，和别人不大同。

林毓生：这就是闪的一下灵感。医生也是这样，好医生一下子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然后做化验来证明。

王元化：许纪霖和你见面了吗？

林毓生：明天他就要这里来，跟您谈谈。前年纪念史华慈的会，我有一篇论文。去年十月我右手忽患急性腕管综合症，无法写字，结果论文没法改写。将来写好后，可能在学报上发表，不能在论文集中发表了。他说很遗憾，我也很遗憾，但是没办法。他来信倒是很大方说：最重要是身体，论文倒不是那么重要。所以，纪念《史华慈论文集》里面没有我的论文。我来香港之前的三个礼拜，由手外科专家做了手术，很成功。他用高科技的办法，伤口一点点，现在在香港正在做物理治疗。在手术之前，朋友建议作针灸，可能不必做手术。我过去没有做过针灸，可是做了六次，并无效果。余（英时）先生和祖锦都比较西化。他们都不赞成我做针灸。您不晓得，余先生生活方面很中国化，但是脑筋很西化。余先生来电话好几次，说：啊呀，什么中医，中医就是理论，要治病还是西医，赶快动手术。

（蓝云：余先生是不是余英时先生？先生想跟他……）

王元化：这个事情不要谈，还不晓得弄不弄呢，不要谈。他们要弄点纪念：一个学术研究馆。

林毓生：这个我知道了。已经成功了。

王元化：但是中国的事，里面很复杂，谁晓得它将来怎么样。

林毓生：已经决定了。纪霖来信说，已经在筹备了。很好很好。细节我不知道。

王元化：他们那个党委书记和校长来了两趟。

林毓生：张济顺是吧？我跟她有一点来往。她也研究妇女史。

王元化：是。

林毓生：已经决定了。一切在筹划中。这个当然应该做，而且没问题。

林毓生：我听蓝云说，您有的时候吃点燕窝，所以我们从香港带了点官燕。

祖锦没吃过燕窝。我小时候吃过。祖锦一生就吃过一回。有个故事我讲给你们听。史华慈先生到台湾讲学，我回来当翻译；第一届殷海光先生纪念讲座，请史华慈先生担任。史先生很高兴，就来了，夫人也来了。台湾有个立法委员，是台湾有钱人的孩子。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没上过史先生的课。他有个好朋友，上过史华慈的课。就这么个关系，他出面请客。史华慈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说就是怎样怎样。他说也好，就去吃了。到了台湾一家豪华的、他家产业里的一个饭店。东家请客，做的酒席当然是山珍海味了。有一道菜是燕窝汤，很多燕窝。但是，史华慈先生信仰的是犹太教，他在犹太教里不是最保守的基本教义派，也不是最开放的解放派，是中间的所谓保守派，有很多戒律。鱼只能吃有刺跟有鳞的。美国很多大鱼，很好吃，但是没有鳞，皮是光的就不能吃。夫人，我的师母，也是犹太教。就上来了燕窝。

（宋祖锦：燕窝里面有小的银鱼，银鱼是没有鳞的，所以……）

王元化：燕窝没杀生的。

林毓生：银鱼没有鳞。没有鳞不能吃。有鳞才能吃。每人一碗，放到桌子上了，大大的。夫人问我：“毓生，这是什么”。我说：“这是燕窝。”她说：“燕窝是什么东西做的？”我说：“这是燕子叼着小鱼在海中小岛的山崖上……。”她问：“这鱼有没有鳞？”我说：“我不太知道，鱼很小，大概没有鳞，这么小的鱼怎么有鳞呢。”史华慈先生很幽默的，他有戒律，但不是基本教义派的那种。说“尝尝总可以吧”。史先生要喝了，夫人正色地说:“Ben!”（史华慈先生的名字叫Benjamin，所以夫人叫他Ben。）史先生说:“嗯？”我说：“这个很贵的。”夫人说：“贵就贵，和我们没有关系。”一碗大概美金四五十块。夫人说：“美金四五十块也和我们没有关系。”就让服务员撤下去了。服务员很奇怪，主客两位的两碗就拿下去了。这时候祖锦开始喝了。祖锦坐在我另一边，正在和她旁边同席的人讲话，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

（宋祖锦：他问我那是什么东西，我说：粉丝！）

林毓生：祖锦没吃过燕窝，我告诉她，这是燕窝。

王元化：甜的燕窝。

林毓生：她说：“哦，燕窝。”她生平就吃过那么一次。

西藏问题在上个月以特殊方式浮上表面，震动了中国和世界。此后，西藏问题在划分民众立场、划分记者和媒体的表述、划分国际间国家政府的政治表态，大多划得黑白两分。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存在几十年，这次只是因为中国政府公布了汉族平民在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庞大的中国民众第一次集体介入西藏问题的讨论，才使得它显得特别轰动。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1989年的西藏事件，中国当时就几乎没人注意到。

社会文明到今天，都倾向于对区域冲突问题，依靠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是依靠暴力抑或武力。中国境外存在着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流亡群体，达赖又是中国境内外藏民共同的宗教领袖，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西藏问题，最终必须通过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和平谈判来解决。非常幸运的是，这个观点可以说也是当事双方的共识。以前双方代表有过多次商谈，只是这样的接触中断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次进入具体操作。

落实到具体，中方有个谈判前提。1970年，邓小平针对西藏问题提出，”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温家宝总理在这次事件发生后宣布，这一点原则从来没有被改变。在达赖一方，他曾长期持有西藏独立主张，可是达赖宣称，他改变立场已久，现在坚持”不采用暴力、不放弃谈判、不独立、只要充分自治的中间路线”.两头立场放在一起推论，似乎”不独立”前提已经满足，步入谈判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大家仍然没有看到重开谈判的曙光。

再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方要求的谈判前提，并不是”口头立场”，而是一个”真诚立场”.那么，达赖的”不独立”态度是否真诚？支持中方的认为，达赖表态是不真诚的，证据是达赖过去主张独立，转变诉求后，他周围仍有人公开表示，自治只是步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一些主张甚至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人，和达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支持达赖一方，依据达赖无数次表态、也依据他们对达赖的了解、信任甚至信仰，认为达赖有诚实的佛教精神，人格高尚，劝说甚至指责对方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达赖今日宣言之真诚。其实，不必细究就可以看出，这一类争论假如被引入政治领域，是非常荒唐的，不仅永远都不可能相互说服，更不会引向任何具有政治可操作性的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内心”真诚”与否，常常无法检测。在疑虑重重、互不信任的政治对立双方之间，讨论这样不可证伪的命题，尤其没有意义。那么，是不是没有互信基础就不能谈判解决问题？

首先，要解决问题，最忌讳情绪化地纠缠历史旧账、绝对站在自己立场上看待对方。站在中间，可以看到，作为政治诉求来说，今天双方诉求都有其合理一面，关键是如何通过商谈、妥协、协调，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达赖曾把独立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站在他的立场，并没有什么奇怪，问题是，在对方拒不接受的情况下，几十年下来，他无法得到他要求的结果。作为政治人物，他转而宣布不再寻求独立，而是希望通过谈判寻求自治，实质是他的政治诉求退了一步。论证达赖退一步的表态是否”真诚”，是没有意义的，也无法精确论证。很简单，在一个不稳定地区，作为有号召力的精神领袖，他哪怕只是表面的和平宣言，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情，总比他冲出去宣布号召暴力为好；对方有个宣称愿意和平谈判的首领，总比面对一群恐怖组织好，这是常识。同时，也至少说明谈判一方的台面起点在落低，于谈判本身当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同样，面对今天，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已经半个世纪也是一个事实。由于民族、宗教的差异和历史、现在的种种问题，形成这个地区不稳定。既然今天”不独立”是双方认可的前提、是中方守护的底线，那么，捧着一个看上去好象跃跃欲试的鸽子，担心一松手就飞掉，中方会感到紧张、越紧张越可能处理不当，也不是什么非常奇怪的事情。问题是每走一步，假如出现双输局面，双方是否都有反省能力，争取下一步走得更好些。对中方来说，如何理解宗教、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政治对手恰是民众宗教领袖等等问题；对达赖来说，如何进一步预防自己一方失控走向暴力等等，双方都应该还有检讨的空间。

民族地区不稳定、冲突的情况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各有各的复杂和难处。一开始不谈判的都是由于相互敌对、绝对没有互信；不谈判的后果都是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最后走向谈判桌，都不是因为某方开始信任对方有”宣言真诚”，只是双方都厌倦了太多流血，终于看到暴力不是出路，最没有希望的谈判最后也达到双赢。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

北爱尔兰本是爱尔兰领土。12世纪中英国入侵爱尔兰。1801年据《英爱同盟条约》爱尔兰正式进入英国版图，分属不同宗教的两个民族不断暴力对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存在了700年。1949年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拒绝归还北方6郡。北爱尔兰问题由此产生。虽然英国对北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北爱1921年就有自治政府、议会、内阁总理，可选举12名议员参加英国下院。但国防、外交、财政、邮电和部分税收由英国政府管理。爱尔兰族人一致反对英国分割爱尔兰。爱尔兰政府始终对北爱有领土要求，爱尔兰共和军一直使用武力。1968年开始，北爱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流血增加仇恨，国外有爱尔兰的国家支持，共和军一度出名的暴力与不肯妥协。国际间曾无人看好北爱问题的和平解决。可是，事实证明暴力打不开出路，虽然对立双方没有互信只有仇恨，却还是坐到谈判桌前，使得和平解决之路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

1985年11月，经谈判英爱两国达成协议：爱尔兰政府有权就北爱事务提建议。1992年，同意定期会晤。1993年，新芬党和天主教温和派宣布和平计划。两国”联合宣言”：北爱各派永远放弃暴力，实现和平为第一步目标；所有政党只要停止暴力均可参加谈判；以协议合作方式结束爱尔兰南北分裂局面。1994年，在25年暴力活动后，爱尔兰共和军声明”无条件无限期”停火。

1995年，英爱两国政府协议：建立有限权力的北爱议会，两国政府授权建立跨边界机构。英国从北爱撤出驻军八百人。1997年，爱尔兰共和军正式停火。9月新芬党宣言放弃暴力，党魁自1921年来首次同英国直接会谈。北爱多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新芬党领袖70年来第一次受英国首相接见。1998年，北爱各方终于达成结束长达30年流血冲突的和平协议：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将与爱尔兰建立更加紧密关系，英国北爱地区和爱尔兰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高票通过北爱和平协议。

1999年，北爱自治政府开始运作，英国对北爱长达27年的直接统治正式结束；当日，爱尔兰议会修宪，正式放弃对北爱尔兰长达几十年的领土要求。第二年，北爱地方议会新芬党成员办公室发生”间谍案”，此后近5年中英国政府将北爱地方政府自治权收归中央政府。2007年，北爱尔兰正式恢复自治政府。

谈判的对立双方能够互信固然是好事，可是不论谈判前，还是今后谈判中，”是否确信对方真诚”都不应成为一个必要考量。这对双方都是一样，中方不必信任达赖，同样也不必期待和要求达赖一方”信任”对方今天和未来的宣言。在相互不信任的前提下，靠得住的是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做法，第一，要谈，谈判中重视看得见摸得着放在台面上的声明、宣言、条约，不追究对方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活动。第二，要能够妥协，走的步子要小，第三，取得的结果要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第四，结果透明，具有可监督性。

在互信尚未建立时，对每一步条约执行的监督，以及协调的中间平衡力量就极其重要。英爱两国政府曾共同組成独立监督委员会，观察监督共和军活动，定期提出报告。假如双方自身没有建立独立监督机构能力，国际社会就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而任何想要在西藏和平上有所作为的国际力量，最起码要做到的就是建立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公正维护双方的合理利益。拉偏架的结果必定是失去裁判位置，也必定会反过来伤害自己所要帮助的对象。任何道义目标必定要通过双方协调的漫长程序来完成，假如伤害程序与公正，道义目标也无法达到。这也是一个简单常识。

惟有谈判、形成协议、条约逐步履行，互信才可能慢慢建立起来。真诚、互信只是一个可期待的结果，而不应是进入谈判的要求。而谈判能取得怎样的结果，不是取决于聪明计谋而是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人往往会要求在个人有生之年取得历史成果，因此焦虑冒进欲速则不达，明白个人生命长度乃是历史长河之一瞬，可能是第一需要修到的智慧。

 

一：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zaojiazazhi/Index.html

我早说过，一旦西方或者国内批评政府的政策，笼统反华辱华的提法，可以休矣。批评中国政府与反华辱华根本就是两码事。批评政府政策不仅西方人得而行之，更是国人的一项权利。“华”早在现今政府存在之前，存在了许久，党不是政府，政府不是国家。切实地说，政府不论民选还是非民选，都是拿来批评的，何况不民选的政府更是拿来批评、质疑，有时也不妨是拿来“辱”的，只要我们不违宪，何况言论应是我们的天然权利。四九年后政府在紧急问题的处理上已经非常僵化：封锁消息、恶意定性、秋后算账、愚弄民众，然后在几十年信息不对称的“爱国主义教育”愚弄下的民族主义者便“配合”官方的治理模式，跳将出来，混淆是非与事实，拿“反华”的大棒一举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泯灭其间的是非曲直。使得许多该政府反省的恶性治理方式，没能得到有效的清算，最终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利益。长平兄关于西藏的时评是理性务实的，而这些说他“辱华”、“反华”倒是不着五六，逻辑混乱，可是这样泛滥的情绪，指责他为“汉奸”似乎不乏土壤。不过，这样的言论诞生一个愚民教育几十年的国家，并不让人奇怪，因为许多人的脑袋已经成了官方信息的大垃圾桶。大家有空，去看看这个叫“乌有之乡”网站的言论吧，做了不少反对《南方都市报》的言论，也算尽量了解诸种信息之一助。

 

二：温家宝提出民生四句话 强调教育排在第一位 。http://www.stnn.cc/china/200804/t20080402_756570.html

说漂亮话，不停呼喊口号，是官方几十年来最擅长的，温家宝当然也不例外。话说得漂亮，而行动做得很不地道，说漂亮话就变成了对民众实际利益的忽悠。越是高层漂亮话越是说得响亮，而民众接触到的实际行动却大相径庭，倒头来形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高层是忽悠民众利益的总舵手，下民的官员虽也忽悠，但也要替上层背黑锅。温家宝说“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保障是民生之安”，这几句话都不错，但我没看到他从制度建设上如何来保证这几件事的实施。没有良好之制度，我对温家宝不抱什么奢望，尽望看上去他很亲民。我宁愿他看上去不够亲民，而有制度制约他真正能为民做事。真正有制度之制约，那么前不久传出温家宝太太手戴戒指两百万（与台湾珠宝商有瓜葛），为何不出面澄清？给民众一个解释。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制度的制约，官员所说的越好的话，其实际的效果，最终忽悠起民众利益来更有麻醉效果。教育排在第一位，但我们的教育投入却不如每年中国贪官的浪费与消耗，占GDP的比例依旧少得可怜。

 

三：国际奥委会促请北京保障“互联网自由”。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362&pos=PAST_NEWS&pa1=0&pa2=3&loc=HOMEPAGE

官方常说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其实首先他们不能自解的便是，中国的体育机制本来就是个政治性的体育机制，而非商业体育机制。一块金牌所费七亿背后，便是纳税人无尽的血汗。中国把体育搞成政治的做法尤来已久，从四九年到现在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何况奥运会这样的体育比赛在中国举行，怎么会不弄成政治牌、民族牌等盛行的形象工程呢？其次，限制各种各样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打压各种批评奥运会的声音，本身就是把奥运会政治化的具体举措，当然互联网的自由受限也在他奥运会政治化的版图之内。除了柏林奥运会、莫斯科奥运在国内不准批评外，像中国这届奥运如此打压对奥运的异议与批评，在百年奥运史上恐怕并不多见。举办奥运会真能能民众带来福利，我当然欢迎，但恐怕这里面主要符合官方借用虚幻的民族情绪治国模式，同时也肥了不少的贪官污吏，很多百姓倒是看个热闹，热闹过后的财政赤字等着你买单。杯盘狼藉之后，残羹冷炙都轮不到你，但打扫无穷无尽的垃圾却是你不得不做的义务。

 

四：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外相比差距仍很大。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04/165215292436.shtml

纳税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些人拿到了好处，便感谢党而不知感谢纳税人（比如人们常说我拿了共产党钱的，好像共产党能创造钱似的，满脑子浆糊想法流行）；纳税人好处没有，只知被忽悠的“光荣”；财政收入不公开，使用不公开，贪污公行等。这样一来，败政支出事关民生的比例与国外差距非常大，就是意料中的事。财政开支必须受到各方的制约与有效监督，才会使民众的税款所构成才财政收入，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门，都比纳税人要歪，都是吃屎把屙屎的估吃霸占的主儿，在政府没有真正有效监督之前，我们休想民生财政支出能够与国外看齐。前不久，上海一个人大代表提议，还利于民，给每人发一千元钱。财政增长百分之三百，收入达五万亿，国家非常富有，而不少民众贫穷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我们的税负过高，近于抢劫，抢劫去了，又不能在民众福利诸方面有所保障，这便是中国财政收入多而支出与民众关联甚少的实际情形。

 

五：上海教委要求小学一年级安排廉洁教育课程。http://news.qq.com/a/20080403/001480.htm

神仙打战，凡人遭殃；官员害怕，百姓（学生）吃药，这便是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与强盗逻辑。中国无穷无尽地出这么多贪官，难道是小学没开廉洁课的结果么？西方民主国家贪官较少，难道是他们在胎教中都搞廉洁教育么？近来上海贪污腐败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公行，难道陈良宇是小学没学廉洁教育的原因么？这样本末倒置的课程设置，除了从小愚民，让学生厌学，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几十年来中共树立的所谓道德楷模还少吗？但为什么制止不住官员公然贪污呢？原因何在？不在制度建设上努力，所有在学生中开设的廉洁教育都是对学生的奴役，浪费其大好青春而已。官方几十年来的反腐模式，几十年来的学校教育模式，都僵化到了空前可笑的地步，却没有丝毫实质性的改进。现在利益急剧分化的社会，各方面留给官方改良的时间，还有多少，真是个大问号，他们却依旧在那里搞着无穷无尽的比傻表演，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六：2008年“两会”部分精彩言论摘录。

http://technorati.com/posts/lfKDSzyu%2BtYNnViJfuj9bsStnspIIYL8Zt9FF5DfoBY%3D

每年这些非民选出来的“两会”代表与委员，他们不过脑子的言论有多少，恐怕没有一个真正的统计。我的一位朋友传给我的大约二十条之多，但用百度一查，却没有找到一条原始出处，只好用现在只有八条的网址，以后得便我会单独就每一条做一个简评。但就是单看这八条，你就会感觉这些代表是什么素质，自从互联网兴起以来，这些不过脑子的两会代表与委员的言论，如果汇集起来，出一个民间版本的话，一定会令人笑掉大牙，同时也让人觉得没有真正有效的选举与监督，是多么有害。这些代表与委员，只是表扬官方、赞美垄断、推脱责任、死不认错、拒不道歉。总之，对民众没有什么到位的善意表达，没有真正的还利于民的良好举措，而这样的议案几近于无。

 

七：中国每县赤字约一亿 县级财政等于吃饭财政。http://www.stnn.cc/china/200804/t20080404_757665.html

作为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纳税人的税款，收得蹊跷，去向不明，沿途劫留与腐败，终端变各种冗员的收入，县级成为地地道道的吃饭财政。目前庞大的财政收入，真正用在民众身上的少得可怜，而养许多冗员，官方却不惜血本。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何况县以下诸种财政耗费呢？中国历代的皇权不下县，在四九年后被打破，连乡级政府都有四大班子乃至村官都要民脂民膏豢养，可见民众的税负重到何等程度。为何四九年后政府要破坏皇权下县的老例呢？那是因为官方痛感到以前中国历代民间社会过于发达（其实不算发达，但他们过于忌惮，故过高估计），祠堂、学田、义塾等家族、民间力量，可以在国家鞭长莫及的时候，对民众施以救助。四九年后他们将这些破坏殆尽，是为了进行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化管制（村与街道都有官方的眼线，到处都是党员与团员），从而对民众实行全面的管制，弱化民众自救力量，从而完全听命于极权统治，使得所有剥夺变得冠冕堂皇，而民众没有私毫的反抗能力。可以说，这样的吃饭财政，耗尽民脂民膏，是极权政府不可更易、不可修正的毒瘤。2008年4月7日9：15于成都

当今中国教育不堪之处甚伙，我曾在拙着《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1999，南方出版社）里痛加批判。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教育的彻底绑架，党派意识主宰教育让教育不能中立外，与法西斯一样的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把国家看得高于个人的权利倒置教育，也是中国教育的沉疴。本来中国教育可以在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上作些改革，以便可以在技术层面缓解目前以考试为中心的指挥棒似的填鸭教育，可惜的是，连这一点官方也不想动。他们像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一样，似乎在试探社会民众的承受底线，拖一天算一天，这样烂混下去的心态，于己于人于社会非常有害。在社会各方面还有承受力，还没有到警戒线边缘时，做出真正符合民众利益的政治制度改革，才是中国必须渐进走的路，否则大家不愿看到的鱼死网破的结局，指不定哪天就会出现，这实在是令人心痛的大灾难。

众所周知，大学是衡量一个国家开放自由的标尺。一个国家，连素以创造力、青春活力著称的大学都是死水一潭，大学毫无自治与民主可言，把大学当作小学生甚至当作牲口一样来看管，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允许发表有别官方主流的思想，那么这样的国家，还说什么正在崛起，实在是痴人说梦。中国正是这样痴人说梦的专制国家。

因为学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拿手好戏，四九年得鼎后，官方对大学的管制从来没有放松过，从五二年开始大规模分割各综合大学，向苏联的教育模式投降，使得学科支离破碎，从而为愚民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因为不是通才教育而是死板的奴才教育，所以对官方的愚民宣传毫无分辨力的大学生，也像其它没有经受任何教育的普通民众一样，被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这种状况，在如今还在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形下，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从小到大，中国学生所受的愚民教育耗时之多，浪费青春，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中国学生大规模的厌学情绪，除了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外，政治课的假大空是难辞其咎的罪魁祸首。

从洗脑教育到日常管制，无不透出对大学学生管理的严苛。九十年代以前，用思想说教来管理，九十年代以降用给封口费的办法，让大学里老师不再发出批判的声音，在讲台上不再讲真话，加上扩招带来的师资不足，整体上看，大学生虽还有些活力，但学习的热情与创造力，却未必如九十年代以前。再者从五年前开始，教育部开始搞害人不浅的高校评估，其实就是把已经没有多少活力的高校再套上一层紧箍咒，藉此钳制思想自由和师生的创造力。高校评估的办法既未经教育专家的讨论，其评估之科学合理否，根本不得与闻。端赖没有制约之教育部行业利益的膨胀，以及打压师生思想和创造力的官方要求，来整肃高校的活力与自由思想，从而为打压别人自由与利益，而实现官方小集团的和谐稳定做贡献。

由于高校评估本身就是黑暗的权力对高校自由的打压，所以各高校为了高校评估合格，不惜全校师生一起上阵造假，这也是整个社会公开的秘密。这次北京大学为了配合教育部的高校评估，在加强网络管制的同时，清洗那些无学生证来听课的人员——大家想一想民国时有多少北大旁听者，可见彼时北大之自由，哪是今日所能梦见——同时拆除毁弃北大学生各种信息与思想的一块象征之地“三角地”，使得北大在四九年后屡遭阉割之后，连一点自由的象征物最终亦遭清洗干净。清洗干净后，三角地会安一块电子信息牌，由洗脑之校团委统一发布信息，使得北大学生仅有的一点自由发表欲望都遭扼杀于摇篮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吃饭睡觉住房子要严加管理，内心思想则更要死守严防，官方的虚弱，色厉内荏，由此暴露无遗。

像北大这样稍有自由精神的大学，都遭如此斩草除根式的清洗，那些本来深陷愚民深渊的大学则更无论矣。官方以为如此一来，便不惧违逆世界文明政治的潮流，就可以长期保持其血腥统治，在我看来，必是白日做梦。

作者：刘洪波 资深媒体人，知名杂文家

《民主与法制时报》4月6日报道了一个贪官故事，主角合肥市瑶海区区长王广玉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刑14年。王广玉受贿的事迹很多，但一个也不必在这里讲，大家都想象得到。

王广玉为何成了贪官，报道给出的线索是出身农家的王广玉最初是好的，随着职务升迁，思想就发生了变化，跟老板接触多了，心理开始失衡，就开始贪婪，最后被捉。王广玉上了法庭，也少不得一番痛悔：没抵御住金钱的诱惑，愧对党和人民的信任。

读这样的贪官故事，其实味同嚼蜡，一点意思都没有。前些时开两会，哪方面议案提案都不少，但遏制腐败方面的，我几乎就没看到，大概也是因为实在没什么新意可说。不过这一回，我弘扬了一下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精神，果然就从老套故事中看到了点新东西。

“出身农家”，常常在贪官故事中出现。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是贪婪的官员更多地出身于农家，还是出身于农家的官员贪婪了以后更加容易被捉住，我不知道。现在我有了这个疑问，也不知道谁可以解答，我只知道人们今后大概还是会看到很多贪官出身农家。

又一个问题是王广玉怎么贪起来的。报道说，王广玉是随着职务升迁贪起来的，常被老板拉去娱乐、休闲，看老板出手阔绰，心理开始失衡，就开始贪起来了，期望自己也成为千万富翁。

我很怀疑这个线索的可信性。虽然现在梳理贪官的人生线索总是这样说，好像官员贪婪，完全是被老板拉下了水的结果，老板是贪腐的源头。我想，这是站在官员角度思考问题，如果要由老板来写贪官堕落记，一定不会说老板就是腐败的引子。

看老板出手阔绰，官员心理失衡。我以前一直没有对这个说法往深处想，现在我要问一下，老板出手阔绰，官员为什么会心理失衡？老板就是老板，官员就是官员，你要出手阔绰，就做老板去啊，但你既不想冒破产跳楼的险，尝向衙门点头哈腰的味，岂不是好事占全？何况做官的手面也阔绰得很，公款吃，公款喝，公款配车，公款出国；何况老板出手再阔绰，还得给你装孙子，你一分钱不掏仍然气势如虹。

一个官员，立下了“也要成为千万富翁”的壮志，当然要心理失衡。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现在是不行了，现在说的是提高“养廉银”，似乎也不无道理，但离千万富翁的心理价位还是差得远，再高的薪水你还是要失衡，还是不会撒手。有权在手，心理就是这么容易失衡，说这是发疯着魔，没什么不妥吧。

“由于自己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成了一名可耻的贪官”。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鬼话。在街上见过悍马车，没几个人会心理失衡，栽倒在地；见过银行林立，没几个人觉得那是需要抵御的诱惑，上前打抢。官一当上，心理就要失衡，金钱就成了犯罪的诱惑，岂不是太怪了吗？这并不奇怪，权力总是令人发疯着魔，而奇怪的是，直至今天，贪官报道仍然是诱惑和失败的抵抗的解释模式，而不是讲述擅权机制怎样生产出疯魔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