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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8日结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肩负人民赋予的重任，一定要响应时代号召，顺应民意。为此，胡锦涛提出了民主法制、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和清正廉洁四方面要求。尤其强调，为官者要兢兢业业、干干净净地为国家和民众做事。两会之后，政府新任期即告开始，国家最高领导人择诤言训导中央和地方官员，警戒暴横骄奢，专于政事民意，既为政府立下纲领，也为整肃吏治定准则。

创设政府的本意，在于接受民众的授权，从事集中治理的职责。但碍于国情及至官员的德性，民众对政府的评价指数起伏不定。政府给予国人的印象，无论是清廉奉公，还是贪污腐败，实在由大小官吏的举动所构成。因而，吏治清明即为政府之喜，吏治污浊即为政府之患。当胡锦涛加诸官员四大守则，实际上描画了一种政府的理想，涵盖民主，着重民生，杜绝虚浮，建设官德。国家主席的理想与温家宝总理的心声合拍，一为宏观图治，一为微观施政。社情民意则为共同的中心，所畏者民心，所惧者民意。这是国家和政府修德治和的立场与基准。

为官者寄身政府机构，掌握筹划大权，关系民众的家国设想。诸司官吏当以尊重民意为急务，存救患之心，而不能为生民之患。精勤政务，殚精竭虑，是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最起码的底线。应当说，兢兢业业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可官员勤政与否并不是一个可以孤立考察的方面，也不能轻率地给出定论。它必然要与官员的言行、绩效紧密相关。换言之，勤政并不一定廉政。光辅国家的应有之义是勤政与廉政并举，考量民意要重于上意，不僭越民情，不弄权谋私。由诸如此类的官员组成政府，才能实现“不言而信，不令而从”的治理状态。否则，官德乖张而民心离散，天下不安，则是必然的事。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想与政府产生联系，但民众对政府仍怀有希望。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官场的政治气候与实际作为破坏着民众预期，令其不振也是事实。这一特殊小环境的生成与演进自有规律，民众很难详查，它向民众封闭，只能从某些毁坏的缺口揣测端倪。官员败德，经由大量已公布的事例证实，或恃强凌弱，或荒淫骄奢，或溺于贪婪，最核心的祸害则在于醉心于权谋术数。胡锦涛主席要求干干净净为官，举措并非匮乏，抑或可辅助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可能借助党纪政纪提供色戒，甚至许以法律准绳击打贪欲。然而，这些绝非上策，只有治标之效而无治本之功。

道德仁义虽有千般用途，但用来订正政府恐难奏实绩；官员陷污泥而尽染，也并非是不能辨别义理使然。国家艰难得之，而不晓得艰难守之。官员恣情任私，轻率为官，轻易辜负众生。若教诲官员迷途知返，伸张国家兴治，切要在于制衡权力，健全制度，使权力与民意相结合，民众可以赋权，民也能够有监督权。如此，怀奸若忠者决不得任命，作奸犯科者则以司法劾退，民意在，且民意难违。驯服权力，与民权遥相呼应，民情幽隐而不愁毕达，同德协治而无患遮蔽。权力使用有度，用权者谦卑谨慎，兼听广览，道德仁义不再借助外力强压，而由一个正常的官僚系统内生并内在强大。

总之，让民众不再与权力生疏，也不再受制于权力滥用。此番景象也是逐渐铺陈、逐渐实现的政治理想。中共开国至今，对吏治始终有心、用心，法治与民主亦在生长之中，于更密实的吏治布下更坚硬的防守。然而，现代的政府治理毕竟迥异于古代，所谓得一贤者即可大治于县郡。当代的治国之道无外乎民意、民权，戒轻视用尊重。民情通达有力，则邪妄不会丛生，弄权恃傲者也必定不能得逞。从政者若要干净为官、全身而退，必要令其畏惧法宪、忌惮民意；否则，官员即便浸染污秽，却能如狡兔般脱退，主席纵然苦口婆心，最终也是枉然。治天下必依赖群民，官德巍峨，离不开民权彰显。以民权养官德，以政府促国家，其中道理缘由，先有主席告诫在前，次有总理阐释在后，莫不是然。

将阎连科的《受活》与《丁庄梦》对比阅读，是理解作家乡村关怀的可取路径。与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阎连科这两次写作将反思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极限，也延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极限，更延伸到中国式权力的极限特征和运作的深层逻辑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这两个文本视为作家批判中国现状和未来命运的精神展示。离开广阔的视野，可能也就抛弃了作品本身内含的多重解读价值。

一  如此这般的现代化

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外生力量。而对地处边缘的乡土社会来说，由城市的权力中心主导的现代化狂潮同样也是外生性的。阎连科在《受活》中特地假设了一个长期以来逃避了各种政权侵扰的世外桃源，这个村庄里的人虽然大都是残疾，却能过着自足而宁静的生活。但茅枝婆作为现代叙事——革命的一个产物偶然之间来到了这个陌生的村庄，村庄很自然地接纳了她。但又因为一次偶然外出的机会，她发现了邻近村庄风风火火的互助化运动，便回头将此事告知村里的人，并倡导合作化，由此将村庄从自足自主的发展状态中强力拉扯出来，绑上国家政权这个大机器。也因此，村庄的命运开始不由自主了：如果不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村庄能够保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和秩序。这似乎在表明现代化从最初意义上讲是一个偶然事件，只不过这种局部的偶然敌不过最终大势上的必然。

在《丁庄梦》中，作者的情节设计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在村民没有卖血之前，他们依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可过的。但在上面的官员带领着他们到邻近卖血致富的村庄游览之后，村民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卖血致富”看作一个急功近利、自我毁灭式的恶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本来不是村民们长期以来的内在需要，但一旦进入村庄就很快所向披靡，这显示出一个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我国乡村并没有遇到阻拦。村民们投入到狂热的卖血队伍中，一方面是因为彼此之间的攀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部世界的强烈刺激——他们再也按耐不住了，他们要过上别人能过上的“好生活”。整个村庄一旦陷入丧失平静的氛围，村落的自主性也就无所依凭。可见，对一个生存资源极其贫乏的村庄来说，其自主性的保持需要相当苛刻的条件。因此，这种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不得已的因素，天生地具有脆弱性。

外生的现代化在中国的乡村为何带来的是厄运和灾难？在《受活》中，村庄因为国家的大跃进而受到冲击，多人饿死；在恢复常态秩序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现代化同样把这些残疾的人带到灾难中。他们将自己的缺陷展示出来，以满足城里人彻头彻尾的猎奇心，被当作那个政绩狂县长的赚钱机器。就是这样，他们最终换来的还是被抢劫一空，国家在他们濒临困境的时刻依然不知踪影。在疯狂的逐利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也只知道赚钱了。在这样的“美丽新世界”中，一切由权力和金钱说了算。没有人考虑过这些残疾人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内心需要，而这些从村庄走出来的原本淳朴的人们最开始也是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病态现代化的怀抱。在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大潮中，因为一切由权力推动，权力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时刻牵连着每一位残疾人的命运，他们就好像在大浪及颈的海中难民，随便一阵微风就可以将他们推向深渊，却没有人来倾听他们求救的呼喊。而在原来村庄的那种可以预期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了。

《丁庄梦》也是如此。丁庄人作为政府GDP增长的劳工，以血的低廉价格和健康的高昂代价换来了短暂的富裕。但随之而来的死亡幽灵威胁着每一个村民。政府在这个时候同样选择了抛弃他们，远离他们，至多象征性地发放给他们一些粮食和棺材。可就是这些有限的资源也被中间人——血头盘剥，血头成了不折不扣的盈利性经纪人。农民在这样的“发展”大潮中为何总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作品以让人难以平静的种种事实折射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现代命运。这只能说明，或者现代化本身就是残酷无情的，或者是我们的后发现代化因为充满着赶超的焦虑而成为一种恶劣的现代化，而这种恶劣的现代化又进展得过于急切，乡土社会并没有真正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更没有能力去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可见，现代化虽然是外生的背景，但一旦当它与村庄发生关联，它就不仅仅是外生的，相反，它具有强大的内化能力，从而成为村庄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村庄原来的自生力量却变得支离破碎而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就像茅枝婆和“我爷”单靠个人之力已难以将这些迷失的人群唤回。宁静的村庄消失了，淳朴的村民消失了，贫乏而自足的生活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到经历了疯狂，遭遇到真正的打击，他们或许还能依稀念起旧时村庄的好来，就像《受活》中的一群残疾人被抢劫得一无所有时，他们才重新发现到茅枝婆的价值；而在《丁庄梦》中，只有当那些染上爱滋病的人行将就木时，才最终理解了“我爷”的苦衷。

二  乡村精英在哪里？

传统中国社会的村庄，或曰尚未被现代化大规模改造的原生态村庄里，主要是依靠精英的责任感和担当来维持秩序的。就算《受活》中的茅枝婆，虽是现代革命的副产品，但当这个村庄还未被现代国家政权触及到的时候，这样一个外来者马上被内部化，被村庄的自足生活消化，也因其才能而被村民们推向领头人的位置。这样的领头人面对一直生活在一起的熟人，自然容易产生责任感。她就像父母一样总是想着为他们好。但这样的精英只能是少数人。茅枝婆作为有历史感，受过社会捉弄而明白了发展真相的的一个经验主义者，在一个迅疾被现代化裹胁的村庄中，很快就失去了领导权威，成为众人竞相抛弃的对象。由此可见，村庄的权威系统也是一个脆弱的均衡，只能在近于真空的环境中延续，而在一个相对纯静的生态中，村庄内生的精英才能发挥作用。一旦潘多拉魔盒打开，在只剩下金钱和权力主导一切的时候，人再也不是自己的主人，精英再也不是众人尊重的精英。现代化让每一个人都自认为是主人，精英多少就显得多余。

《丁庄梦》中的“我爷”作为年龄大和辈分高的人，本来享有精英的天然位置。但在他于上面的压迫下号召大家卖血以后，他的地位很快就下降了。因为整个村庄的权力已经转移到血头那里，而最大的血头却是他的儿子。“我爷”对权力体系来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在这里，精英的代际更替并非是一个自然地或沿袭传统的过程，相反，它变成外力强行介入的结果。爷爷因为怀有最初号召村里人卖血的愧疚感，就像茅枝婆一直愧疚于让村里人“入社”一样。“我爷”觉得作为村里的领头人，未能阻挡住大家卖血的劲头，以致大家最后得了爱滋病，自己对此难逃责任。这种责任感既是一个良知犹存的农民的自然反应，更是村庄精英的基本品质。但有这种责任感的精英好像到他为止了。他儿子并未表现出真正的罪恶感，反而觉得他是为那些爱滋病患者造了福。除了在对金钱的攫取上高人一等之外，“我爷”之后的精英已没有多少道义担当，至多是运用新一轮的榨取来弥补最开始的那一点点愧疚，但很快他们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想不到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没有正当性。由此，村庄再也没有真正的精英，直到村里的人全部消失——或死亡或逃离。“我爷”最终回到这个无人的村庄，一个人，孤零零地。没有其他村民的精英，就好像从另一个时空走来的遗老，在一片空茫中似乎向我们拷问：“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了？”

茅枝婆和“我爷爷”都是老人，都走过了历史的曲折，是有记忆的人，有责任感的人。但这样的村庄一直需要的精英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的舞台。舞台被县长那样的政绩迷和权力狂占据（最开始他是以金钱为手段从茅枝婆那里将舞台争夺过来的），舞台被“爸”那沾满人血的双手把握着幕布。

精英没有了，我们的村庄会怎样？当人们不再有一个共同认同的领头人和权威中心以后，权力和金钱这些赤裸裸的利益链条又真的带给他们自由和幸福了吗？特别是，当权力是一个非理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时，村民们的命运又完全依赖于这种权力，他们的命运就真的快速实现“现代化”了吗？当金钱是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来的时候，无休止地对金钱的追求又带给了村民什么样的命运？

对这些问题，两部小说通过叙述作出了回答，乡土中国的现实更早已作出了回答。

三  迷失的村民与官员

不管有意还是无心，阎连科描写的普通农民大部分是病人，至多是不同类型的病人。耙楼山脉的残疾人，他们的病是天生的。丁庄本来健康的人后来大都成为爱滋病人，是人为的结果。这里“人为”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他人，也包括农民自己。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动员农民卖血以推动“经济增长”而农民又“积极配合”的结果。虽然，我们可以说，如果卫生条件严格把关，卖血者不会那么普遍地感染上爱滋病，但长时间地卖血本身就是对身体的摧残，对生命的透支，对健康的漠视，在本质上与患上爱滋病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一个混乱不堪的赶超型现代化中，生存的焦虑让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对自身最基本价值的守护耐心，而选择用一种统一的外部标准去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每个人都可能迷失而成为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染上爱滋病只不过是这种不幸的一个集中体现罢了。虽然在染不染病的问题上，人与人有幸与不幸的区别，但就总体而论，染病是一个人为的结果，而迷失的大众在其中也逃避不了一定的责任。虽然主要的责任在政府在血头，政府不能作好健康环节的监管是极大的失职，血头因为对金钱的贪婪根本不记他人的健康与死活更是罪不可赎，但是，政府和血头毕竟没有强制村民们去卖血，村民因为缺乏独立和自主的能力而遭遇灾难，这里自然有悲剧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无语的压抑和沉重。在小说中，政府没有受到惩罚，血头也没有，一切“发展”的代价都由我们这些无助而愚昧的农民承担。农民们似乎并没有去追问政府的对与错，他们至多知道去报复血头。

耙楼山脉的残疾人虽是残疾，但在生活于自足的村庄时，这种残疾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大病，也没有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他们被裹挟到都市的消费链条时，好像以自己的劳动赚钱而与非残疾人平等时，实际上却同时成为了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而且身体健全的城里人什么时候又真正地将他们作为正常人看待？反而是，在一个健全人居主导的外部社会里，残疾人的病状更显突出，而正是这种“突出”成为他们的卖点——他们因为有被看客猎奇的价值而获得金钱，但不能获得的却是彼此的尊重和爱。观众因为被制造出来的假象和谎言而如痴如醉，每个人都参与了狂热和谎言的建构，并在其中各取所需。这就是村民们生活的社会氛围。

残疾人和卖血的人一样，自己在“吃”自己。尽管最开始是有些被动，但最终都成为主动。这时的他们，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

而丁庄的农民最开始尚是健康的，以自己与大自然的亲近耕作。但当他们感到生活正在变富裕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病人，而且是真正不可救药的病人。这个村庄一下子成为病人居主导的村庄，清醒的“我爷”已无能为力。耙楼的残疾人在外面的世界闯荡，最终因为受挫而回到原来的村庄，实现“退社”。而丁庄的农民一直在村庄生活，结果却变成病人，到最后逃离这个村庄。《受活》中的村庄似乎还是一个可以回来的家园，但《丁庄梦》里的村庄却已经不知“魂归何处”。耙楼的村子好像没有变，人却变了。丁桩的人变了，村子也变了，到最后变没了。但是，《受活》毕竟是虚构的政治寓言，作者对村庄的结局安排大概也只能是乌托邦；而《丁庄梦》的写作素材却来自于活生生的河南爱滋病村，作者的结局安排却可能是残酷而现实的。

在村民们变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好像有一支更为强大的力量支配着农民的行为，他们的迷失是自己意识不到的彻底的迷失。耙楼人的“入社”如此，交粮如此，外出表演也如此。他们只要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好像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他们大都也倾向于跟着走。丁庄人卖血从一开始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一点不同的选择，除了茅枝婆和“我爷”？莫非阎连科对我们的农民兄弟作为一个群体彻底失望了？我们自然可以说，农民因为自身生活的局限和思维的局限，会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让人惊异的无知和愚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的行为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那就是急切致富成为个体生命的头等大事，生活于乡村的场景，他们别无选择。只是，这样的需要并非是村庄天然的特征，它仍然是由外部的主流力量拉动的——正是现代化让社会的所有方面都陷入了狂热和追赶。难道在主流面前，村民的盲目只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又不能过于苛责村民的迷失了？

然而迷失的何尝只是普通百姓？毋宁说，最大的迷失却来自那些掌权者。那就是耙楼县长一心要作出政绩而升迁并彪炳史册的狂热。他的迷失在于他完全被权力欲主宰并陶醉其中不可自拔，在现有的权力体制中，迷失得不再爱自己的老婆，迷失得可以发挥超级想象力去购买列宁的遗体并将其安放到魂魄山，更迷失到在生前就亲手将自己的铜像放到水晶棺中。只有当他也残疾了，他才恢复了作为常人的正常需要。这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收留他，那就是受活庄。虽然在《受活》的结尾处，阎连科将受活庄作为一个避难所来处理，但“退社”（意味着退出现代国家管辖）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想象却同时意味着对这种美好愿望的否定。

还有不再让人迷失的家园吗？若有，那也只能是在想象中了。

这或许就是阎连科的回答。

四  合法性追问

阎连科这两部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式权力合法性的刻画和追问上。对村庄来说，外来的力量一般是与自己无关的，因为“天高皇帝远”。农民群体大概也是考虑到“胳膊拗不过大腿”，对上面的政权向来是听之任之。他们很少思考过“他们凭什么要求我们”、“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的问题，却在政府有一点点小恩小惠时对政府感恩戴德直至磕头下跪。因此，“合法性”在乡村是一个飘飘渺渺的概念，农民生活在一个“我是民，他是官，民归官管”的天然逻辑中。由此思维习惯支撑的政府，其行为方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只看表现不问程序，只看结果不问源头。因为，政府没有来自针对其权力源头和程序的真正压力。所以，当县长能够为县里增加GDP并承诺美好的发展远景时，县里的老百姓可以向他下跪，让他体验君王般的爽快；而当他的计划破产时，所有的人都毫不留情地离他而去。一个只问政绩也只知道追求政绩的政府，于其中工作的官员大概只能是这个结果，世态炎凉的荒诞感只能从权力合法性的缺失上得到解释。

没有人真正关心政府的权力从哪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可能的解释是：从上面来。官员的权力来自上面，与老百姓无关。所以，他有权支配我们。如果他能作出成绩，他就是好官，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幸运了。对丁庄的人来说，一个县教育局的官员下来动员他们卖血，他们没有想到这其中是否合法——教育局的官员有资格动员公众买血吗？只因为他是县里的官员，是从上面来的，农民就对他的话言听即从。当上面在爱滋病人快死的时候下发一些粮食和棺材时，他们没有想过这里有多少自己的血汗，却对政府的行为感激有加。

一个不追问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人群，在自己的社会群体生活中也复制了同样的逻辑。那就是围绕村委会的公章所展开的斗争。谁也没有关心村委会的领导人凭什么当选，却只关心那枚公章在哪里，只要有了那枚公章就可以发号施令，只要有了盖了那个公章的批文，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村里的树木砍作棺材。合法性只剩下一个形式性的外壳，农民倒果为因地显示了他们对领导权的认知和态度，还有心底那种对权力的极度渴望——权力可能是贫乏社会中最为稀缺的物品了。就是在大家患病等待死亡的最后时刻，争夺公章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这不仅因为公章可以带来好处，还因为公章所带来的权力感，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合法性不知在那里的公章，这些村民从发现自己有病一直争斗到离开这个世界。而“我爷”最后刻了一枚假公章放在那个死者的棺材里，也隐喻了埋葬的只能是一个更为虚假的外壳。

一向貌似顺从的村民们将精力放在了内斗上，放到了如何不让自己吃一丁点亏的计较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自始至终却没有人问问是谁带给他们这一切？村民们只会选择将所有的怨恨撒向最近的仇人——血头，并将血头的儿子毒死，却没有追问过官员和政府当初的责任，也没有主动要求过政府在他们患病时政府应该担负的责任，相反，他们只是等待和乞求来自上面的雨露。这样的局面无疑是让人沮丧的。

原来，村庄自己为自己负责，也为国家上缴一定的税收。后来，国家的种种政策带来了村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农民兄弟还是没有想到这究竟是谁的责任。他们并没有起来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胳膊拗不过大腿”，他们也没有去害别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农民才使放任的政府更加肆无忌惮了。这充分证明了官方经常标榜的“我们的老百姓是好老百姓”，更让脱离村庄生活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习惯于走向尖刻的批判。但出路在哪里，面对这样的人群，乐观而简单的思维只能是不合时宜。阎连科似乎对此也没有作出回答。

五  乡土社会何去何从？

乡土社会是中国的母体。现在，这个母体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裂变当中，其惨烈程度足以让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感到焦虑，整个国家已经为这种焦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个总的判断，却也是一个让作家感到无能为力的社会大势。问题是，乡土社会真的要走向终结了吗？难道阎连科患上了与贾平凹同样的乡土悲情？贾平凹以《秦腔》为他的故乡也为中国的乡村“刻了一座碑”，唱了一首让人惆怅的挽歌，那么，阎连科也是在为中原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在现代化挤压下的快速破碎而唱出了两首让人悲抑的长调？

当乡土社会的积极价值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乡土社会的消极价值却顽强地存活并疯长时，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是不是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毕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在一个乡土积极价值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保留的社会生态中，现代化这驾马车又会驶向何方，又能走多远？

从小说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阎连科对乡土深沉的情感——这一点与我们这些有过乡土生活经历的人是相同的，他热爱土地和树木，他珍视那种简朴自足的乡村生活，由此可以推断他在价值立场上偏向了乡村这一方，尤其是在一个由急功近利的政府主导现代化的时代，他毫不吝啬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地方政府本身。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巨变，阎连科从对这种巨变的深入反思中已经揭示了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疯狂、残酷、野蛮与不人道，更揭示出中国乡村自身（包括农民）的劣根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他的这两部作品充分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更使这一糟糕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糟糕得让人难以忍受，近于窒息。

但阎连科似乎又怀揣着某种莫须有的期待。在这方面，他好像永远那么理性，那么乐观，他觉得他的村庄还会再生……但时代变了，今夕何夕？这样的村庄真的能在原来的土地上生长出来吗？人没有了，生活方式也早已经历了比照后的不自信，有吸引力和内聚力的村庄还会一如往昔吗？

看来，阎连科的长调仍然是挽歌，是两首在歌唱中批判中国现代化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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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针对陈水扁总统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离总统选举还有3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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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一个幼儿，站在路口，我发现，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忍，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

那牵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实践一件事﹕

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村子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06年百万台湾人穿上红衫到凯达格兰大道去抗议时，我曾经在午夜时穿越广场。疲惫的人们彼此交谈，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穿越整个广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起起落落在广场的夜空里，就是﹕

你教我们怎么教孩子？

08年3月16日，身为教育部官员的庄国荣面对群众，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说出口的秽语侮辱马英九过世的父亲。他当晚就被迫辞职，并且道歉。我可以想象，当时在现场的「绿营」父母们，错愕之余，心里想的，多半也是这么一句话﹕

你叫我们怎么教孩子？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住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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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6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总统。

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味，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18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国家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总统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6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6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6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

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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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竿，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作总统﹕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够﹕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总统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

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总统不能口出恶言，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

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就是为人温润，心地善良，对人谦恭，勤俭度日，礼让弱者。所以总统懂得「温良恭俭让」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

选择这样的总统，我不必担心6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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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愿意再让6岁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纪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馆的？，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坐在历史课堂里听老师说，教科书又改了，她不知怎么教。我更不愿让孩子在拆和？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归位，或者看见教科书以同样的粗暴方式又改写回来。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风气中成长。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论是荷兰城堡、大清炮台、抗清遗址、日本神社、蒋公行馆，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团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纾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变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6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

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几乎看不见国际新闻，翻开报纸几乎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他的学校里，很少外国同学，他的生活圈里，没有人谈国际的事情。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国家的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激情的手势，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6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总统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达（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总统会要求他的教育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辩论，懂得如何进行组织、串连，学会和国际社会协商、合作以及订定游戏规则的所有技术和手段；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爱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弱者。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社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

有这样的总统，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6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7

第四他有悲悯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湾6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尼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佣人？

如果6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作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总统，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能够将心比心体会弱者的痛苦，因为体会弱者的痛苦，他会把保护弱者看作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真正有悲悯心的总统，才可能是个人权总统。

整个社会是关切人权的，我们6岁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8

台湾人总共才经历过几个总统？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强人总统，第二代是从强人艰辛过渡到民主的总统，要「破」许多东西，也要「立」许多东西，但「破」与「立」之间，很多的犬牙交错。第三代，就是陈水扁，政权彻底转换后第一个民主实验。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个人的不及格并不等于台湾人的不及格。事实上，陈水扁的8年对台湾民主特别有贡献﹕他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样的总统，切肤的教训，无比分明。以后什么人当选，大概都不会再重蹈覆辙；台湾人，是更成熟了。

经过这三代，台湾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劳动合同法》生效伊始,不少中小企业即面临倒闭,这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不能完全归因于《劳动合同法》,但如果说《劳动合同法》完全与此无关,也未免流于武断。有一种观点特别值得辨析,即认为附加值太低的加工企业本来就该淘汰,所以它们的倒闭不是坏事,反倒有助于产业升级。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其实未必成立。民营中小企业固然主要属于低端的加工企业,中国经济固然应转向自主知识产权支撑的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但这个话题尽管已经说了很多年,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区,自主知识产权支撑的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很难发展起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对高端产业可以乐观其成,但不能对产业升级的进度估计过高,不能指望它们近期就取代民营中小企业,而晋身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这就是说,中国产业升级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征程。在产业升级实现之前,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并不多余,而是支撑过渡期经济增长的必要元素。否则,要么民营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导致产业空心化;要么,中小企业倒闭腾出的空间,基本上被诸如汽车、石化等项目所填补,所谓产业升级就不过是中国经济的重型化,不过是新形式的国进民退。而重化工业的就业容量远远不及中小企业,而且环境风险更高,利益结构趋于国富民穷,其综合社会效益未必比中小企业更优。产业空心化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但中国经济的重型化则已无可回避,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愈趋激化,这显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福音。如果说民营中小企业都是土枪土炮,那么中国经济还离不开这样的土枪土炮,中国经济还高雅不起来。但很多论者被GDP总量所迷惑,似乎穿上GDP高增长的新装,自己就真的成了王子,就只顾追求白雪公主,而不屑与灰姑娘共舞。于是,以政策导向人为驱赶民营中小企业就成了一种新时尚。不切实际,好高骛远,把应然状态当作已然状态,把产业升级的前景当作现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正是因为这样的富贵病,中小企业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的大面积倒闭并没有引起足够警惕,反而普遍视为必然和正当。

居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不构成淘汰中小企业的理由,民营中小企业还需要大发展,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也确实是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的短板。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更多着眼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排除黑心工厂主的可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负担过重,过高的税费和政府寻租所需的其他隐性成本,最大限度地压低了企业的赢利空间,使企业不得不靠劳工的低权利红利维持生存。如果政府能给企业让利,只保留公开的税种,把政府的非税收入和其他寻租隐性成本砍掉,从而加大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主本无须靠劳工的低权利红利讨饭吃,那么劳工权益自然不难提升。

政府让利还有一个具体内容,就是主要由政府承担社会公平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主要转嫁给企业。比如《劳动合同法》规定,“老弱病残”员工必须由企业自己承担,不能随意推向社会。其实企业不承担并不等于必然推向社会,企业承担不了还有政府。企业的社会分工是负责效率,政府的社会分工是负责公平,从这个角度看,“老弱病残”当然该由政府包起来,而没有理由都推给企业。

与此同样逻辑的,是无限期合同的规定。如果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是可靠的,一旦失业,国家提供的失业救济金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那么劳动者就可以比较从容地面对失业,只把它当做一个人生中转站而已,失业痛苦指数就可以减至最轻,而不会发展到危及社会稳定的程度,也就无须牺牲企业的用人自主权。总之,让政府遏制自利的冲动,进而,社会公平主要让政府来埋单,那么民营中小企业纵然属于低附加值产业,也不难拥有正常的赢利空间,而无须跟自己的员工争食。这才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出路。但就目前来看,这个思路并没有成为主流。经济发展不能靠劳动者的低权利红利来支撑,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个社会共识,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就此而言,《劳动合同法》具有积极意义。但政府如何为企业让利,为劳动者让利,主动承担社会公平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企业,这个问题却更突出,更亟待解决。这点上,《劳动合同法》有明显瑕疵,中小企业主要求修订《劳动合同法》,并不完全是无病呻吟。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论述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文章，现在仍感有旧话重提的必要。尤其是巴列维国王宣扬的以“皇家调查委员会”这种自我监督机构作为重要反腐机制能否真正反腐，他宣扬的“帝国民主”究竟误在何处，现在更有细述的必要。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 “白色革命”已整整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由于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和石油价格的飞涨，古老落后的伊朗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就。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其出人意料地被 “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在这15年里，伊朗民众的人心向背发生了从支持改革到反对改革的根本性变化，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七世纪时，伊斯兰教成伊朗“国教”，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941年，年仅22岁的巴列维继位。经过20余年的历练后，他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藉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列反对。双方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冲突以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动用军队对教会力量的镇压而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1／4分给3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

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贪污盛行，官场腐败，甚至一些王室成员也同样贪污。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民众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结果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却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出使伊朗》，中译本第47页）

通常认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认同此点，甚至在流亡国外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仍不承认此点。他一再强调，对权力的制衡、宪政是西方的标准，在伊朗行不通，因为伊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而且还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更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就更加强烈了。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它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第19、20、21、183页。）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自己的经验”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比下层的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总是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 “逐步”改革的机会。

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于1976年成立了 “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对历史的回答》，第126、151、131、182页）不过，在巴列维时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则认为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中译本第53、55页）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巴列维却不从自身找原因，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对历史的回答》，第115、116页）同时，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腐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这样，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从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从而也反对他。当面临这两方面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由于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终于在1978年秋公开爆发。胡韦达记述说，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始末记》，第145页）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也不得不逃往国外。虽然也有人几年前就看出了巴列维垮台的某些征兆，但多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 “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巴列维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写完《老贾跳楼》，茫然无绪。就在这时，萧功秦也发来他追记一位亡友的文章，情深意切。这篇文章提醒我，趁我们都活着，赶紧写写活着的朋友，而不能像徐复观那样在殷海光死后，再来写“痛悼吾敌，痛悼吾友”。 　　

我认识萧功秦应该是1982年以后，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那时他的窗外正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垃圾箱。萧说，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可以准时被这个垃圾箱的臭气“臭”醒，他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我每次去，就在这个垃圾箱外把自行车停稳，然后大吼一声“萧功秦”，窗内就会响起他喜悦的应答声。那时他是卧室兼书房，小叶把茶泡上，掩门而去，我们就在垃圾臭味和满壁书香的混合气味中纵论“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我那时仅是讲师，他已经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的副教授。上海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必须是高级职称以上才能拥有，我回沪后阅读的最早一批外文书，就是借用他的借书证借出的。那张借书证令我羡慕之深，以致我很长时间都以能评上一个“副教授”为最高志业，只要有那张借书证，此生足矣。　　

80年代末我们的分歧日益加剧。某天下午，永福路文化沙龙聚会，欢迎英国学者施拉姆。一位朋友兴冲冲拿来一份巴金领衔的呼吁书，在座所有人都签了名，唯萧功秦未动。我当然有看法，但也敬重他能在群情激昂中独守一己的定力。5月底，我和另一个朋友在他家附近海宁路的一个小咖啡馆夜谈，争论到最后，甚至说出这样绝情的话：“如果外面出事，你还坚持目前的立场，那我们只好绝交，再不来往！”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还是继续了下来。也就在那时我们相约，将来某一天谁先死，后死者就以“痛悼吾敌吾友”为篇名，追悼对方。　　

我出事后，他多次来我住处探望，并无一点“咎由自取”的幸灾乐祸，按“前因”他是可以这样说的，多少没有这个“前因”的人也这样说了，他却在多种场合为我鸣不平。按“国情”，他还可以飞黄腾达，确也出现过这样的机会，其实不然，他后来的发展一直不顺。这里有个微妙的“吊诡”：那一年之后，萧的观点在高层很受赞赏，但在知识界却受到抵制，每到评职称时候，同行评议对他很不利，复旦某教授对他的学术评议甚至出现一路打叉，一叉到底的过分做法。知识界的情绪可以理解，但这样对待不同观点是另一种不公正，一旦掌权，和自己反对的专横霸道有什么两样？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离我们的知识界还很远。萧的观点我至今都不认同，但他是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书生，并不是出于政治投机。 “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有过所谓“南萧北何”的说法，北面那个“何”当上了某某委员，南面这个“萧”则是一介书生，未得到任何好处。到如今，大学文科科研经费突然“暴发”，“发”到天文数字，先是人抢钱，后是钱抢人，萧功秦还是“一文不名”，书桌上没有一项官家订单。　　

萧的性格在于“透明”，朋友戏称其“一‘俊’遮百丑”。长相也有孩子气，他自己对我说过一件逸闻，他曾到弄堂口纸烟店买烟，被人一句话呛了回来：“要买烟叫你家长来买！”说到“家长”，萧的生父乃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六期生，官至胡宗南麾下第三军参谋长，他从军前在上海交通大学读预科，由于马日事变，家中遭难，失去读书经济来源，投笔从戎。科学救国一直是他的梦想，从军后，始终接济湖南家乡萧族中考取工科的贫寒子弟，从不间断，以至自己家里却相当清贫，没有什么积蓄。战火纷飞中，这个国军高级将领的皮箱里，居然装的是一些化学试剂与化学笔记本，他还在长年的军旅生活中保持着用各种三角杯做化学实验的嗜好！　　

萧还告诉我一件事，1947年11月国民党第三军在石家庄被围，萧在母亲怀抱里坐最后一架飞机撤离。起飞前，其父乘一辆吉普车赶到机场，家人以为他是来送行的，没想到他也上了这架飞机与家人同行。因为他突然接到上面命令，令他立刻乘飞机去北平，说是有紧急军务相商。后来才知道，这个命令是胡宗南有意安排的，胡看到第三军已经无望，最后只能救出这个他赏识的参谋长。其父后来起义，成了志愿军十二军中的一员，他父亲那个军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刘伯承手下南京军事学院教官。他父亲在部队里写自传时，曾有如此段落：“请原谅，下面我要写到胡宗南时，我还是要称他为‘胡先生’，因为习惯了，改不过来了。”　　

这已经是民国逸闻。却由于这一“军事”背景，80年代我穿军装的时候，每次见萧功秦就戏称他也是“军干子弟”。虽然，此“军干”不是彼“军干”，我是宁可与这样的 “军干子弟”作诤友，也不和其他“军干子弟”高声唱和了。

说起贺卫方，估计话题有几大箩筐。

有人说，要说贺卫方，那是相当地有话题。可以说，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更有意思的是，即使你不认识贺卫方，你也能说上个大概。因为，在我国法学界，围绕贺卫方，常常有新闻，时时有话题。

实际上，贺卫方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一个法律人、一个大多数人喜欢、一个少数人不喜欢的普通的人。尽管他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是我国法学界著名的教授、是深受大多数法律人和法科学生喜爱的教授。

不认识贺卫方教授也没关系，只要读过他的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你就会立即喜欢并敬仰他；认识贺卫方教授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也不会因为你认识他而提拔重用你或者让你成为亿万富翁。不管你是否认识他，他永远是一个让人关心与关注的话题、一种责任和勇气的象征、一块学问与人品的品牌。

我是一个认识他并对他多少有所了解的人。

在我看来，他的名气首先来源于他的大气、勇气和学究气，而围绕他的话题多半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你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都不影响他的话题的影响力、思想力。更为可敬的是，他以自己的学问与研究、观察与思考提出的问题，表达了他对国家、对社会、对法治的责任。于是，在读过他的思维缜密的文章、在听过他的行云流水的演讲之后，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乃至法律学人就更加喜爱它、更加敬仰他、更加崇拜他。

我在下面转载的文章即为律师对贺卫方教授的热情表达。在文中，宋振江律师提出的“对贺卫方教授再认识”的文章，尽管原本出自于我的跟帖，但的确值得我们共同认识与思考。

附：

宋振江：对贺卫方先生的再认识

你们好幸福啊！为了你们，现在贺老师已经启动“搜宝”行动。有一天在餐桌上，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卫方兄向在座的陈兴良教授、陈卫东教授索要宝贝，并明确告诉他们要献给“浩博法律人家”。你们知道吗？其中，陈兴良教授的手稿很值钱哟！据我所知，因为兴良教授是我国法学界目前惟一还在手写书稿的学者。——刘桂明

前日，看到桂明先生在小李飞刀博文后面的上述跟帖，竟一时语塞。虽然此前也听贺先生说起此事，但是，目击此帖的生动描述，还是感到一种震撼——幸福、感动之余，忽然感到一丝丝不安。如果把贺先生的“乞宝”、赠宝行为仅仅理解为是对我们浩博人的厚爱，而不把这种行为升华到应有的精神境界来看，那对先生的这一义举意义的理解就显狭隘些。

贺先生身为名满天下的学者，衣食无忧，却为我们的“法律人家”向业内“大家”们“乞宝”。我的第一联想是想到了武训。虽然贺先生的乞宝行为要比武训先生体面优雅，但在“义”字上，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一个对社会进步有益，而与个人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事业的追求。这不是每一个学者都能做到的。它需要有高尚的境界、坚定的信仰和超凡的品位。

几天来桂明先生的这段跟帖反复在我脑海里浮现，感慨不时地在我胸中涌动。思来想去，不得不吐：这让我又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了贺先生——他不仅是法律的信仰者，而且是这个信仰的无私奉献者——不了解贺先生的这一个层面，不算真正认识贺先生。做不到这一点，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信仰者！在当今这个充满了利益驱动的社会中，贺先生的义举尤为可贵！

我们大家都应该为中国有这样的法学家而感到幸福！

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进入民国，从胡适、蔡元培等16个著名知识分子1922年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一次次的联署声明、宣言，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开信。1980年代末，这一公开信传统复活，包括施雅风、许良英、刘辽等先生代表的科学界，包括吴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艺界都曾发表表达政见和良心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运动中达到高潮，大量的公开信令人应接不暇，包括钱钟书、巴金等人都参与过此类签名。1989年以来将近19年的时光中，中国社会自主表达内心意见的行为几乎只能以公开信的方式，或单独一人，或多人联名，产生较大影响的如1995年许良英先生发起的宽容呼吁，如2004年蒋彦永医生给“两会”要求重评89的公开信，如“冰点”整顿风波中的那些公开信，如天安门难属群体年复一年给“两会”的公开信，如最近半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上的几封公开信……这些公开信昭示着，在一个没有言论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监督程序的国度，生活其间的人们说出真实心声的艰难，也显示了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开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所有写进宪法的堂皇说辞依然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张期票。公开信的大量存在，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个古老民族并没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异样的声音，公开信的存在同时证明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里，我们的权利受到剥夺，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受到伤害时，缺少保护我们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过程序安排以外的公开信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开信说得简单点，就是单向的，一方面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多数时候都是置之不理，当作没有听见，强势总是不习惯于倾听弱势的和平声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时才会醒悟。从康梁变法以来，甚至从更早的洋务运动以来，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追求现代化，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之梦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蹒跚地在现代的门槛之外犹豫、踯躅。从“公开信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已经不容忽视，不容耽搁。现在，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博弈”这个说法，今日之国中，如果有所谓的“博弈”，也不过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开、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间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对话的博弈。

在我看来，“博弈”一词和讨价还价、相对公开、公平的规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对峙，也有妥协，有得寸进寸，也有让步后退，如果一方独大，处于绝对强势的利益群体和完全弱势的利益群体之间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强势单方面的恩赐。尤其是在强势利益群体几乎彻底主导了规则制定权，没有制定也没有迹象表明愿意制定出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公平博弈的规则时，我们不能不谨慎地谈论“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规则可依的对话机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无序的“博弈”。特别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或者出现了这种契机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则，连真正的博弈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对话”一词，20年前曾写进了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一度是个热门新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词毕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以“对话”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曾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过几次新的机会。从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实力派代表和孙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以“南北和谈”为名的对话，最后双方联手达成了把满清朝廷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决议。1919年前后，在一片纷乱的军阀扰攘声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会议室里坐下来，试图以对话方式解决中国的南北分裂、军阀割据问题，尽管没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本民族再次带来一次空前的契机，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毛、蒋会谈，就是一次政治对话，为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对话铺平了道路。1946年初拉开帷幕的重庆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坐下来对话的代表不仅仅来自对峙的双方，还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间的观点、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与青年党代表就有不同，无党派社会贤达之间也各有自己的立场，38个代表在山城的对话、博弈曾经牵动着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心。要说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价值，桌子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谁也没有想一口把对方吃下去，最后不能不达成妥协、平衡。对话的魅力、妥协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来之前，尽展无遗。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学养深厚的罗隆基、王若飞、王世杰等人，在那一刻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他们的才情，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言论都进入了历史。

对话一次被暴力打断、被暴力取代是20世纪中国的伤痛，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纪里，中国人曾选择对话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解决利益纷争，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对话”这个说法在官方文献出现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协商对话”。将近19年前，我们这一代人怀抱的全部梦想，就是希望以“对话”方式，以公民身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话”的观念，当时已深入许多关心民族命运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心中。最终没能进入实质性的对话，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方当然负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责任。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处于弱势的民间一方就没有任何可圈可议、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对话的大门没有完全关死之后，在非实质性的对话机会还存在的情况下，弱势一方在对话现场的表现，今天看来就有许多值得反省、需要检讨之处。当时，民间某些代表的激愤、夸张情绪，显示出来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恰好预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离通往一个“对话的时代”还有相当距离，中国注定还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一晃19年，“对话”这个词早已退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国仍处在一个“公开信时代”，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我相信，“公开信时代”终将被“对话时代”取代。

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将要在台湾出版，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我认为，那个时代的北大教授，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政学两界的一个缩影。

张耀杰多年来关于政学两界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要厘清20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政学两界的知识精英的路径选择，进而发扬光大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

这件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清理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作派、腔调，自由派应当与之划清界限。有些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界前辈，其实他们由于受历史传统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上还带着专制的倾向，张耀杰查阅梳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从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了提倡“民主”、“科学”的那一代知识精英，几乎是难以自我克服的专制思维和专制习性。

清理门户是往外面清除糟粕，实际上还有一个任务是往里面积聚精粹，集腋成裘。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看成纯而又纯的东西，只剩下胡适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削弱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我们应当注意挖掘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一个壮观的力量，才能增强我们搞民主化的信心。有些人从整体上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些时段或一些侧面包含了自由民主宪政的东西，就应当把它总结出来，加入我们的本土资源中。比如说胡耀邦的思想中确实有一些其它领导人所没有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作风，就应当加以肯定。有的人做过不少坏事，临死前做了一件好事，就不应当埋没，譬如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最终放弃了专制独裁的蒋经国。一方面把假自由主义的唬人的东西摘出来，一方面把真自由主义的点滴经验和闪光点加进去，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五四的文章，当时我还是比较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一直主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比较浓厚的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他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一位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中国在这六十年里走了一条弯路。

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不仅要质疑五四运动，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线对错。对于胡适所维护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看？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也持批判态度，但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给中国文化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鼓吹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合理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方面也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及其《新青年》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开始走偏，也就是跟着当时国际思想界最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而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60年代也是有过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胡适当年讲自由主义，仅仅局限于文化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的各种公民团体，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等组织，他几乎没有谈到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义”后来分为两支。一支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独裁”，一支是胡适等人完全不具备操作性的“无党政治”。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结束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其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胡适从来不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但是，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观点与他却有很多契合点。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之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劢、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有过中国思想史上的这种曲折反复，所以李慎之才说顾准是五十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把顾准说得这么高，很多人不理解。自然，如果与世界上的大思想家比，顾准确实没有太多的原创性思想。但是，作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他是最明确地肯定了代议政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也肯定了顾准的这一贡献。

1933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梁启超时代，“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然而，到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专一的信仰崇拜”不存在了，用“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

应该说，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

在今天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只肯定了两个半条：“爱自由的个人主义”只肯定了低俗的那一半即追求享乐的那一半，高尚的那一半即追求真理的那一半则受到压抑，因为还在反对“自由化”。“私人资本主义”也只肯定了一半，因为还要“以公有制为基础”。“代议政治”则继续受到否定。

尽管回归文明主流的步伐十分缓慢，毕竟大方向已经开始扭转了，这一点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主张宪政改革的人，对于片面的经济改革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我们和那些否邓捧毛的“老左”在大方向上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嫌车子走得慢，他们却要开倒车。开倒车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否调整，成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

2008年2月28日，路途社等国际媒体都报道中国将废止独生子女政策，但随后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生委”）官员辟谣否定了外电的这一说法。（金羊网3月2日）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第一次会议新闻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不清楚吴发言人是从何渠道得到相关说法，政协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政府部门”。（南方都市报3月6日）

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同一天，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发言说，“由于上世纪70年代生人和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进入生育高峰期，预计在今后10年，我国生育水平将逐年回升，呈现出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小高峰。因此，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进行调整。”（新华网3月5日）国家计生委官员更称，“中国不会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也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南方都市报3月6日）

自去年全国政协“叶廷芳提案”被报道以后，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声非常强烈，无论哪个网站的民意测验都表明绝大部分网民赞成“废独”。在没有进行全民公决或更科学的民调以前，假定废独得到多数人民赞成，显然比相反的观点更有依据。一个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的问题，一个涉及到千千万万胎儿生命的问题，国家计生委居然“没有研究”就做出了维护与民意背离、与生命为敌的、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政策的决定，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竟然吸纳了计生委这种“没有研究”的政策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这种建立在“没有研究”基础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更可怕的是，计生委官员称“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作出调整”的时候毫无羞愧之心，反而气壮如牛，可见权力在中国有多么霸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显然比计生委官员要“有研究”的主张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者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充分肯定计划生育“计划”掉了三、四亿潜在生命的丰功伟绩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提出显然是经过自我阉割的、明显与其“研究”不相称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刚刚向全国政协递交一份提案。提案指出，“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准确地说应该是总合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在全世界已经处于最低行列，2006年为0.81（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海市和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都不足0.7），低于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此外，上海已经连续15年处于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的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忻伟明的建议却只是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其生育第二个孩子。”（东方早报3月8日）

只是为支持党国政策的顺民所生的单独子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平等生育权和独生子女的婚姻自由（想生二胎就只能跟其他独生子女结婚）立言，还自我设限在北京、上海等狭小的范围内。这哪里是政治协商？明明是诚惶诚恐的进谏。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北京团讨论时建议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从现行政策逐步过渡到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普遍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杜绝三个及以上多子女的生育政策。（新京报3月7日）

纪宝成的建议在互连网上广为传播获得了舆论的几乎一致好评。不过纪宝成建议真正的价值，仅仅在于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重申了强制计划生育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几个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危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行将到来的极端老龄化、国防危机、家庭风险、教育难题、强制计划生育高昂的行政成本。而强制计划生育的另外一些众所周知却讳莫如深的危害，如漠视生命、破坏法治、践踏人权，他连提都没提。

一个“逐步过度”就足以使纪宝成的建议跟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谐共处，一个“杜绝”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三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是无法杜绝三孩的。不知道纪宝成先生打算怎样“杜绝”三孩？二孩后一律强制对夫妻双方实施绝育手术？对性生活进行全程监控，一旦发现未使用避孕套的立即强制灌服紧急避孕药？把第三胎全部强制堕掉？把生下来的第三孩仍进垃圾堆？

纪宝成校长甚至还建议“对于不生的家庭给予奖励”。奖励不是救助，含有鼓励他人效仿的意思，难道纪校长希望中国人都不生孩子？虽然这种断子绝孙奖已经早有地方实行过了（如上海），但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教授公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么讲，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建议把这个断子绝孙奖命名为“纪宝成奖”。这是纪校长应得的，无论他认为这是荣耀还是耻辱。

一项古今中外所未有的特色政策的出台不需要有研究，反对它的人有研究还不够，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是不依靠国家权力根本无法获得研究资料的。一项显然跟民意背道而驰的政策的坚持不需要有研究，反对它的人有研究还不够，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依据证明它与民意背道而驰，而从事真正的民调在中国是极有可能被当作非法组织惩治的。一项显然危及千千万万胎儿生命并且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的继续不需要有研究，反对它的人有研究还不够，要求你拿出证据证明它危害胎儿生命、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你拿出这样的证据可能要遭牢狱之灾，你也不能让时间提前让二十年后人口老化的危害在今天展现。这就是号称“以人为本”的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

请问计生委，你们要维持的低生育率到底是2000年人口普查1.22的总合生育率，是1.382的政策总合生育率，还是你们自称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1.8的总和生育率？如果事实上总和生育率真的像你们估计的那样在1.8左右，考虑到有大量的人不婚或不育，那就意味着1/3甚至更多的出生人口是超生的。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实现率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根本就是谎言，国家统计局也应该更名为“国家估计局”。即使假设事实总和生育率为1.8，也没有理由维持1.382的政策总合生育率，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竟然相当程度上是靠超生来实现的！超生的人竟然成了甘冒严厉处罚成就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英雄，超生的孩子将成为保障未来中国老人的养老金不变成废纸的纳税人。即使不考虑这一道德悖论，以公民大量超生作为维持现行政策生育率的依据，维持目前低生育率的做法也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是互相冲突的。如果超生的孩子真的那么多，那就意味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孩子在孕育过程中他（她）妈被捉得到处流窜，还有大量身为流动人口的孕妇怀第一胎时必须拖着大肚子回户籍所在地办准生证，难道怀孕期间颠沛流离、怕上医院、生活于恐怖中有利于提高胎儿质量？如果需要强制的人很少，超生的不那么多，那么强制计划生育还有必要吗？民工荒已经出现，快速老龄化时代已经悄悄来临，计生委官员一点都不担心吗？是不是自己已经从超生罚款和社会抚养费中捞够了，已经在国外存了许多外汇，到中国的退休金变成废纸的时候可以一走了之？